爱华网2012-10-29 16:28:05 来源：《学海》2012年3期
内容提要：《十月宣言》颁布后，俄国面临着如何实现自上而下向现代政治制度和平转型的难题，而在新体制下形成的不同政治力量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各不相同，引发了一场涉及沙皇、大贵族、政府与杜马权力斗争的“内阁危机”，以致“强力人物”斯托雷平濒临被解职的困境。这次危机展现出在改革问题上俄国的两派政治力量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结果使俄国以君主立宪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
关 键 词：俄国/内阁危机/杜马/斯托雷平改革
作者简介：吴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助理研究员。
以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为标志，俄国迎来了它“大变革”的时代。从此，俄国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就从未停止过，他们最终以1905年革命的鲜血换来了《十月宣言》所指向的君主立宪制的发展道路，并使得强力人物斯托雷平成为了这个转型时代的主导者。①然而，如何在新的体制下有效展开政府工作，如何维护革命成果、保全代议制度，对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课题。
新体制下政治力量的重新聚集
面对俄国社会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俄国保守的王公大臣内部开始出现分裂，以维特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官僚主张向人民让步，主动通过改革向立宪制度过渡，而另一部分以杜尔诺沃为代表的极端保守势力则支持继续维护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沙皇尼古拉二世最终选择遵从维特以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十月宣言》。在这份简明文件中，沙皇保证给予俄国公民自由，宣布国家杜马具有批准或者否决法律议案的真正立法职能，并承诺将在俄国进一步扩展新秩序。紧接着，沙皇修改了布里根杜马选举条例，扩大了选民范围，确立了普选原则。1906年4月，政府公布《根本法》，规定了新的政治体制运作框架，杜马获得了重要的立法权以及行政监督和财政预算权。而大地主和大贵族占据多数席位的国务会议则成为了立法“上院”，享有与杜马同等的权力和特权，成为杜马的制衡机构。这一切标志着俄国将准备通过改革向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发展。
与此同时，沙皇仍为自己保留了巨大的权力，比如任何法律没有获得国务会议和杜马的赞同都不能成立，但不经沙皇的批准不能生效。在杜马休会期间，如特殊需要，在不改变《根本法》、国务会议及杜马章程、杜马选举条例的前提下，内阁会议可将法案直接提交给沙皇批准生效(但如果该项法律在杜马复会后两个月内未向杜马提交或者被国务会议、杜马任一方否决，则停止生效)。《根本法》的动议权也只属于沙皇。外交、军事领域更是沙皇专属权限的“禁区”。此外，沙皇还具有赦免权、最高行政管理权、对不超过半数的国务会议委员的任命权等大权。可见，皇权仍是俄国权力的重心。
虽然杜马的立法权必须依靠国务会议以及沙皇共同实现，其他权力也被诸多限制，但它和国务会议的存在毕竟历史性地打开了俄国沙皇“无限”权力的一个突破口，而且它和国务会议都能够凭借自身的监督与预算权对政府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如此一来，沙皇、国务会议、杜马以及政府各部就相互产生了一定的制衡性。
《十月宣言》的颁布成功地分化了革命队伍，更多的人倾向于进入杜马从事合法斗争。通过选举，杜马迅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有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十月党、进步党、“黑帮”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这些革命政党属于杜马的左派，主张都比较激进，是彻底的反对派，基本上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但只有劳动派在前两届杜马中获得过较多的席位，取得过较大影响。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和进步党都是自由主义政党，大多属于杜马的中派。在前两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的影响最大，其核心力量是社会著名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拥护理想化的欧洲发展模式，要求成立制宪会议，希望俄国走上更为民主化的道路。立宪民主党与左派一致，也反对《根本法》。因此，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的立场较为偏左，到第三届杜马时已经成为杜马的左派政党。自由派的右翼政党十月党是从立宪民主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党派，他们与后来成立的进步党主要代表的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十月党支持《十月宣言》所指向的宪政原则，也拥护强有力的君主权力，这种亲政府的态度使得十月党最终在第三届杜马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极右分子、温和右翼分子以及民族主义者(后两者最终合并)构成了杜马的右翼，他们主要由极端君主主义者构成，俗称“黑帮”，比如俄罗斯人民联盟等组织，基本上代表了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利益。右翼自第三届杜马开始也取得了较多的席位和较大影响力。
立宪民主党领导刚刚建立起来的杜马迫不及待地表达出了反对《根本法》的立场，如修改选举法、废除国务会议、建立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的责任内阁等，并且提出了强制征用私人土地以满足农民要求的法案。这些要求遭到了政府的全盘否定。事实上，政府根本没有做好与杜马合作的准备。于是杜马通过决议，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府，并要求政府辞职，组建杜马信任的内阁。杜马的强硬姿态曾一度令保守势力企图寻求妥协，甚至有一段时间在政府中主张建立杜马内阁的一派占上风。为此，在沙皇的授权下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以及内务大臣斯托雷平都曾与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秘密交涉，试图建立由立宪民主党、自由派右翼政党十月党和官僚组成的联合内阁。然而立宪民主党人拒绝妥协，坚决要求建立清一色的立宪民主党内阁。②最终协议无法达成，第一届杜马被解散，戈雷米金内阁也随之解体，唯一留任的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则代替戈雷米金成为内阁总理。
斯托雷平虽然是君主主义者，但却是务实的改革派。他上台后，先发制人，说服沙皇利用特权于两院休会期间颁布施行政府的土地改革方案，否定了第一届杜马提出的土地分配原则。此外，他还准备好了一整套详细的改革计划。斯托雷平意图对第二届杜马采取两手政策。一边寻求与杜马的合作，一上任就会见李沃夫和希波夫等著名社会活动家，邀请他们进入政府；一边对杜马施加压力，在杜马开幕前曾对美国记者声称“不进行工作我们就把它解散”。③斯托雷平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他曾劝阻沙皇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修改选举法，并向沙皇承诺以其他手段影响选举结果。④但出乎政府预料的是，由于革命派政党改变抵制杜马的策略，参与选举，第二届杜马的左派力量和右派力量都得到了加强，这令杜马常常自己人就打得不可开交。即使立宪民主党改变激进策略提出“保全杜马”的口号，并试图令自己与十月党的政策靠近以重新获得杜马权力中心的地位，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杜马各党派仍无法形成多数意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中心问题上，杜马既不认可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方案，也拿不出自己商定的解决办法。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争论，杜马还是没能通过任何土地纲领。有了上次解散杜马的经验，正准备出台新选举法的沙皇连带整个俄国上层社会都对这届杜马失去了耐心。1907年4月16日的“祖拉波夫事件”让沙皇及其保守势力找到了公开对付杜马的口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祖拉波夫谴责俄国军队只适合对内讨伐，而在“东方始终都是失败”。⑤这一践入禁区的“侮辱性”言论令杜马彻底陷入被动局面，遭到了保守势力凶狠的报复。尽管斯托雷平本人并不情愿，但还是迫于压力，以国家罪逮捕37名人民代表并解散杜马，而早已开始酝酿的新的选举法也于6月3日被沙皇颁布实行。
前两次杜马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为俄国杜马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民心，但杜马的强硬立场并非建立在对自身实力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失去了为自己赢得更多筹码的有利时机，暴露了自身政治经验和实力不足等弱点。而相对于这些杜马党派领袖，斯托雷平则显得更加精明强干。这一切令改革的主动权最终完全转移到沙皇政府的手中。斯托雷平依靠修改选举法，令亲政府的十月党成功占据了杜马的主导地位，右派“黑帮”的席位也大大增加，而立宪民主党和其他左派政党的席位则明显减少。尽管如此，俄国终于获得了一个能够与政府合作的杜马，这一合作奠定了斯托雷平改革的自由主义基调，新体制的正常运作也得以维系。
新体制下潜藏的危机
杜马与政府的合作刚刚建立，俄国面临的形势仍十分复杂。沙皇、总理斯托雷平、杜马、各派政治力量对彼此、对俄国社会改革程度的期许正随着俄国社会的稳定及局势的发展而变得愈加不同，他们之间以《十月宣言》为基础暂时达成的妥协日益难以维持，这对俄国将要进行的改革而言是极大的考验。
斯托雷平对政府与杜马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他发出了强大俄国、最终建立“法制国家”⑥的号召，希望借助于杜马大力整顿国家的官僚制度，抵制反改革的力量。斯托雷平兼任内务大臣，这使他不仅能够赢得十月党这个盟友，同时也能够争取到沙皇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更顺利地保证改革的施行。然而不得不说，这些支持的力量并不稳固。首先沙皇极容易受到反改革势力的影响。这些以大贵族为首的极右翼势力遍布国务会议、政府内阁甚至是杜马，与沙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原本就蔑视杜马，难以容忍它的存在，后来对斯托雷平及其改革也逐渐产生了敌意。因为斯托雷平一直致力于地方行政管理的改革，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这些政策严重威胁到了占据地方要职的大贵族的利益。同时，斯托雷平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也打击了一些极右翼分子，其实他并不想与极右势力公然为敌。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尽可能地阻止改革的步伐过快，“前进，但轻踩刹车”是他的座右铭。
沙皇虽然非常欣赏斯托雷平稳定局势的能力，还授予了他传召沙皇口谕的权力(这项权力在俄帝国仅有20人拥有)，但这并不表示沙皇也绝对支持他改革的立场。沙皇曾通过各种途径安抚极右势力，表明自己并未受到这位总理大臣改革激情的感染，斯托雷平不得将他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1908年4月沙皇特赦内务大臣前任助理古尔科事件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在此之前沙皇，也曾多次特赦扰乱社会治安的极右翼分子。据当时的新闻报纸报道，这一事件其实是极右翼势力策划的一场阴谋。他们计划在斯托雷平五周的休假期间内将因贪污腐败而被轻判剥夺三年公职的古尔科弄回政府，从而迫使斯托雷平辞职。⑦这一阴谋虽然落空，但沙皇对极右势力的纵容和偏袒却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在俄国的局势逐渐稳定后，沙皇日益为他在1905-1906年放弃的权力而感到后悔，这从他后来的信件和谈话中都明显表露出来。因此，沙皇在随后的几年中总是想取消那些迫不得已的让步。在沙皇看来，杜马不过是缓解社会不满情绪的“挡箭牌”，在必要的时候为他提供一些建议或支持就足够了。
而第三届杜马虽有“老爷式杜马”、“走狗式杜马”之称，但也并非完全在斯托雷平的掌控之中，它也承袭了前两届杜马的斗争性。杜马的主导政党十月党作为中派力量实际上拥有自己的策略主张，他们渴望成为俄国改革的主导者，明确杜马的立宪使命；同时，立宪民主党等反对党派在杜马中也依然发挥着作用。总之，杜马的大多数代表都希望通过杜马的有效活动扩大杜马的实际权力，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落实《十月宣言》对民众的期许。虽然这并不符合沙皇及内阁保守势力对杜马的预期，但杜马并未放弃斗争。
第三届杜马一开始活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就试图扩大杜马的预算权，以争取向现行体制施加更多的影响，但这些努力却最终引发了杜马与政府保守势力间的冲突。起初，杜马提议适当解除1906年3月8日法案对杜马预算权的一些限制，但这项提议遭到了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的坚决反对。后来为了解决铁路建设贷款等问题，杜马提出创立自己的“调查委员会”，监察国营铁路运营。这次杜马从立宪民主党一直到杜马右翼都达成了共识，而这一提议又遭到科科夫佐夫的反对，科科夫佐夫还鲁莽地说：“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议会。”⑧这句话召来了杜马代表对科科夫佐夫的尖锐批评，就连一向温和的杜马主席霍米亚科夫也对科科夫佐夫表示了不满。科科夫佐夫在言语上确实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俄国当时已经拥有议会了，他的意思是在俄国“议会制度”还未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杜马不能掌控政府的决策。但一贯轻视杜马的科科夫佐夫并未理会当时台下的嘈杂之声，继续发表他的讲话，也没有费心去解释。杜马尖刻批评财政大臣的气焰也许真的惹恼了作为内阁总理的斯托雷平，也有人认为是科科夫佐夫向斯托雷平提出了辞职，⑨最终斯托雷平向十月党人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杜马主席公开道歉，收回对财政大臣的批评，要么他——内阁总理辞职。最终，霍米亚科夫同意道歉。为此，霍米亚科夫还得到了沙皇的接见。
斯托雷平这次的强硬态度是对杜马的一次严重警告，即杜马不要试图挑战内阁，更不要试图挑衅皇室的权威。要知道科科夫佐夫所属的内阁右翼势力与皇室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此外，十月党近期的活跃大概也引起了斯托雷平的警惕。他们不仅拒绝了斯托雷平在沙皇支持下所拟定的庞大的海军舰队重建计划，提出了先对海军部门进行改组的条件，而且还利用杜马多数代表在日俄战争后对军事部门的不满与右翼展开“联合爱国行动”对海军部两次提出质询，并向政府施压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此后，杜马又拒绝了海军部一项数目并不大的用于启动造舰计划的拨款。其实，军事领域是俄国体制改革中最迫切而又最敏感的一个领域，斯托雷平、杜马都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然而，这其中不单单牵涉占据军事部门要职的皇室贵族，而且涉及沙皇在军队管理上的专属特权，行事需要非常谨慎。而仅靠杜马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上层极右势力对抗，这种对抗对根基未稳的杜马而言也毫无益处。但斯托雷平采取辞职的极端方式“惩戒”杜马，将杜马尤其是他的盟友十月党人置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毕竟是右派先粗心大意地踩到了杜马尚脆弱的生存尊严这一“底线”。这表明斯托雷平这个改革支持者对杜马也不十分尊重，但从另一方面更说明杜马应当给自己更多时间，去巩固自己在现行体制中的位置。然而从后来发生的事件看，斯托雷平的警告起到的却是反效果。事实上，这次杜马向斯托雷平妥协只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杜马所敌视的科科夫佐夫将会是总理职务的继任者。
因此，斯托雷平尽管表面上拥有沙皇、杜马以及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但想要全面施行他的改革计划绝非易事。如果支持改革的力量与极端保守势力之间能够形成“默契”，互不挑战各自的底线，那么改革尚有一线生机。但斯托雷平在双方愈演愈烈的斗争下越来越难以左右逢源，独善其身，而其立场的矛盾性也终于招致了双方的不满，引发了一场更为严重、更为复杂的“内阁危机”。这场“内阁危机”将各主要政治力量在俄国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及实力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撕破了彼此之间尚存顾虑的“面纱”。
“内阁危机”的爆发
十月党领导杜马对抗军事部门的“爱国行动”得到了许多支持的声音，党派威信大大提升。在古契科夫看来，十月党与右翼达成的“军事爱国主义同盟”已经相当稳固，就连沙皇也有求于他们支持重建海军舰队的预算，于是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1908年5月27日，古契科夫作为杜马委员会有关军部预算的报告人，发表了他那场无异于重磅炸弹的演讲。他对那些令俄国卷入1904年战争并最终输掉战争的相关责任人提出控诉，同时批评了军事部门改革不力的现象。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号召那些占据军事巡查员要职的大公自动退休，并且点名批评了国防委员会主席，皇室贵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指出他根本不称职，应当被解除职务。⑩古契科夫的演讲在杜马和媒体中引发了轰动性效果。民众对十月党刮目相看，就连作战大臣列吉戈尔将军对古契科夫的发言都深表赞同，甘愿违背沙皇旨意，拒绝站在大贵族的立场上对古契科夫给予猛烈回击。
这一事件标志着古契科夫决心向俄国极端保守势力的代表——大贵族宣战。古契科夫事先没有与斯托雷平商量，因为他不想再对斯托雷平妥协，而事实上斯托雷平也无法抽身阻止：当时他正陪同沙皇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与爱德华七世进行会见。古契科夫明白，斯托雷平心里是愿意看到那些渎职守旧的大贵族让出重要职位的。古契科夫在演讲中曾提出，如果重新改组国防委员会，则应由斯托雷平来替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担任主席职务。这就把斯托雷平也牵扯了进来。据说斯托雷平与古契科夫曾经有个私下协议，即十月党人不反对斯托雷平继续以军事法庭镇压革命分子的“把戏”，而斯托雷平也不干涉他们在海军部的“游戏”。(11)大概正是这一点让古契科夫放心大胆地“先斩后奏”，企图凭借十月党近期在杜马的崇高威望，掌握主动权，迫使斯托雷平胁从就范，改变他对极右势力妥协的立场。
令古契科夫失望的是，杜马右翼第一个背叛了古契科夫。在古契科夫报告完毕后，右翼几乎是立即就发表了声明，他们绝对不允许讨论沙皇特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们“有职责坚决反对那些将杜马引向毫无希望且十分危险道路的野心家”。(12)斯托雷平也在返回圣彼得堡后立即找到古契科夫，批评他彰显出太过强硬的立场。他的行为不但挑明了杜马与极右势力的矛盾，而且还惹恼了沙皇。这意味着斯托雷平也不能再公开站在杜马这一边。
极右势力则借机展开了一系列反击动作。6月13日，国务会议恢复了被杜马否决的用于海军部启动造舰计划的拨款。斯托雷平也试图与杜马划清界限，他在国务会议上指出，依照法律杜马没有权力拒绝拨款，杜马讨论的职责仅限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舰队是否需要，二是有否用于建设的钱。如果两个问题都是肯定的答案，那么杜马就有责任无条件地准予要求数额的拨款。然而，极右势力并未就此放过斯托雷平，他们不失时机地联合所有保守力量掀起了表面上针对杜马实际上是针对斯托雷平的攻势，挑起了俄国版本的“内阁危机”。7月3日，国务会议驳回了1908年5月24日杜马审议通过的一项由海军部提交的关于海军总参谋部编制的小法案，并指控杜马确定编制违反了《根本法》。国务会议右派领袖杜尔诺沃在国务会议委员对该法案的一片声讨之中指出，杜马有权确定的只是数额，不是编制本身，杜马的行为侵犯了沙皇的特权。而这项法案是内阁会议通过的，即得到了斯托雷平的认可，国务会议右派的攻击让企图与杜马划清界限的斯托雷平再也无法撇清干系。这是国务会议第一次公开反对杜马和斯托雷平，这种公开指控一直伴随着右派出版物一片“篡权”、“觊觎特权”的叫嚣声。
杜马并没有屈服的打算。10月19日，杜马再次向国务会议提交了法案，并拒绝向国务会议妥协，否认任何违法行为。而国务会议的财政委员会在通告杜马下不为例的条件下，通过了这项法案。显然是斯托雷平为了获得法案的通过再次“出卖”杜马，承认了杜马“越界”。因为他务实地认为，海军部门的编制问题需要尽快落实。在此斯托雷平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并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承认“越界”就是明知故犯，僭越沙皇的特权，极右势力绝不会放弃这个扳倒斯托雷平和杜马的机会。1909年3月到4月，法案被财政委员会呈交给国务会议后，国务会议右派在杜尔诺沃、维特和特列波夫的领导下，高调谴责政府的法案是意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永久破坏国家军队建设。杜尔诺沃更是警告说，如此先例一开，国务会议和杜马将完全控制军队建设，这不仅将违反《根本法》，还将动摇国家力量的基础——沙皇的权威。而这一权威是缔造俄国的关键因素，至今仍体现着国家的强大与力量。(13)为了应对这一严重指控，政府召开了两次内阁会议，他们提出了一些妥协的办法，并决定如果一切努力不可行，将不再妥协，继续支持杜马最初的法案。在巨大的压力下，斯托雷平病倒了，而且情况很严重，沙皇等人都接到了病危通知。最后，科科夫佐夫同意接受斯托雷平的委托，站在斯托雷平的立场上说服国务会议通过法案。在政府施压下，这次法案终于被国务会议以赞同票的微弱优势给予通过。现在决定权转移到了沙皇手中。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沙皇的最终决定不仅影响着斯托雷平的仕途，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俄国立宪道路的命运。斯托雷平不得不抗争到底。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内阁紧急会议，取得了各部长的一致支持。部长们决定，如果沙皇拒绝该项立法，他们将全体辞职。(14)而支持右派的报刊媒体则继续在煽风点火，英国记者也搅了进来，指责斯托雷平及十月党人开创了一系列先例，即试图消除沙皇在军事管理及外交政策上的特权，令政府和杜马分享这些权力，而斯托雷平和古契科夫的最终目的就是自己掌握大权。(15)政府和杜马的处境日渐不利。很多人包括十月党都认为斯托雷平将会离职，以致《政府通讯》的印刷厂“每个小时都在等待正式消息的发送”。(16)右翼势力甚至为斯托雷平找到了“合适”的接替者——杜尔诺沃。而所有自由主义者则在担心，“内阁危机”将导致国家发生转变：斯托雷平辞职，杜马被解散，《十月宣言》被废除，《根本法》被修改，杜马的结局则是要么被终止存在，要么转变成一个咨议性机构。总之，“立宪体制”将不复存在。
不过，沙皇并不想让态势发展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他既需要斯托雷平，又不想让俄国在立宪道路上走得那么远。1909年4月25日沙皇写信告知斯托雷平，他将否决海军总参谋部编制法案。而沙皇也清楚，法案的驳回对斯托雷平将意味着什么，而沙皇的说辞非常耐人寻味：“这里没有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就是我的意愿。记着这是俄国，不是国外或者芬兰……我不允许任何人想去辞职。”(17)27日，沙皇正式发布了否决关于海军总参谋部编制法案的诏令，同时给斯托雷平、陆军部大臣和海军部大臣一个月的时间研究国家根本法律法规，划清沙皇与立法机关在军事管理事务上的权限范围。(18)而为了安抚斯托雷平，沙皇决定让斯托雷平而不是属于右翼的国务会议主席来向他提交任命国务会议委员的名单。(19)这一切沙皇都是在释放一个讯息，即他仍拥有着俄国最高的权力，“游戏规则”依然要由他来制定。在这次事件中，唯一被解职的只有未能回击古契科夫的批评、维护军部声誉的作战大臣列吉戈尔(1909年3月10日被解职)。这进一步说明了沙皇的本质立场。问题看似已经被解决了，斯托雷平和杜马都在继续工作，但实际上，俄国的发展道路正再次面临着转向，斯托雷平及杜马主要党派都面临着新的抉择。
“内阁危机”对俄国改革进程的影响
进步党人的报纸称此次事件为“内阁危机”(20)，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场危机严重打击了俄国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者。法案被驳回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反改革的阴谋，目的不仅是要打击斯托雷平的自由主义苗头，更重要的是打击他与十月党人的联盟关系，破坏改革的施行。而实际对抗的结果还要糟糕，这次的危机令沙皇下决心表明了不再支持俄国走向立宪体制的立场。列宁曾对这次内阁事件评价道：“黑帮”地主和他们的头子，最有钱最反动的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把一个局部性的小问题变成了原则问题，即关于沙皇权利的问题，关于专制制度的权利的问题，并且指责资产阶级(甚至指责十月党人资产阶级)蓄谋削减沙皇权利，限制沙皇权力，“把军队首领和军队分隔开来”等等。这一事件说明，沙皇反对任何限制他权力的尝试，(21)意味着沙皇开始背弃《十月宣言》所做出的让步和许诺。
其实，《十月宣言》和《根本法》都只是个框架，斯托雷平和杜马的一些举动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踏入沙皇特权的禁区，在确立规则的过渡时期都是难免的，而沙皇原来对此也没有一概地排斥。比如，1908年2月27日杜马在批准驻东京大使馆的预算和编制时，经沙皇允许，对俄国远东政策进行了一次辩论。在波斯尼亚危机时，伊兹沃利斯基又向尼古拉二世提出在杜马中阐述政府对1908年秋巴尔干发生事件的看法。尽管内阁会议提出将这一事件提交杜马讨论是“对立法院已有立法权的令人不愉快的扩大”，但沙皇还是认为伊兹沃利斯基在杜马中演说是“有益”的。此外，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为了使自己的外交行动获得杜马的支持，也曾不断地在杜马中发言阐释，并邀请一些杜马党团的领袖“喝茶”。(22)斯托雷平更是时常以“保证国内秩序的稳定”为由对沙皇制定外交和军事政策施加影响，并且往往能够达到目的。然而，古契科夫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上述这些活动都在不同形式上得到了沙皇的许可。在古契科夫向大贵族“宣战”后，斯托雷平曾告诉古契科夫，他完全同意古契科夫的观点，其实沙皇已经倾向于把大贵族从那些军事机关的职位上调走，沙皇对他们也不是很满意。但是，他恐怕尼古拉二世会由于古契科夫这次的鲁莽行事而改变主意，沙皇自然不想日后自己的行为被解读成是对古契科夫的妥协。不管沙皇是否曾考虑过调走那些大贵族，古契科夫都难避急躁冒进之嫌。就当时俄国革命逐渐转入低潮的情况而言，从恐惧当中逐渐恢复过来的极右势力让步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古契科夫重蹈前两届杜马的覆辙，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其实，国务会议本身并非是极右势力的大本营，它是愿意配合杜马的工作的，霍米亚科夫就曾证明过这一点：“中间派的国务会议成员大多数反对使用立法提案权，他们的考虑是，尽管法律给了国务会议这种权力……但国务会议使用这种权力仍会是对杜马权力的侵犯。”“只要杜马开始向国务会议提出法律草案，国务会议就开始紧张工作，并且竭力努力不使事情发展到同杜马冲突的地步。”(23)但是，领导国务会议右派指控杜马的维特以及被古契科夫批评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都曾是促使《十月宣言》颁布的积极推动者。古契科夫妄图一步到位，却打破了权力再分配逐步渐进的过程，大大刺激了右派的“危机意识”，令本已分裂的保守势力又团结起来反抗改革。
同时，十月党人与斯托雷平的联盟关系也如极右派所愿受到致命打击。当斯托雷平在国务会议中澄清立场后，十月党人的半官方刊物发表了几近绝望的言论：“一系列的让步和自我限制就是为了争取法制的可能……但斯托雷平明显是在某种新的压力下在自己最后的讲话里急剧调转了方针政策。”重要的不是他与杜马分道扬镳，“而是他在国务会议上完全走出了立宪的立场，开始否认本属于杜马的否决权，即拒绝给予政府建造战舰拨款的权力。他的理由比结论更令人感到悲哀。”(24)危机事件后，十月党的实力受到重创，内部面临分裂的危机，其他自由主义党派对俄国的立宪道路也都表现出了绝望情绪。
事实上，受到最沉重打击的还是斯托雷平。这次事件不仅削弱了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威，而且令他昔日的盟友十月党人决意与他疏离，从此他在杜马失去了可以信赖的稳固支持，这使得他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不得不发生调整，以寻找新的盟友。而在经历了危机事件后斯托雷平要想继续主持改革，也只能是趋向更加保守。斯托雷平最终选择了与杜马温和的右翼，1909年10月新成立的俄罗斯民族党结成新的盟友。与民族主义者结盟意味着斯托雷平的改革政策、优先安排都会在迎合民族主义者支持方面有所调整，因为务实的斯托雷平与民族主义者所支持的改革政策还是有显著区别的。民族主义者更关注诸如普及教育、老年人问题、重组法院、完善法律程序等无关痛痒的改革，他们既倡导维护代表机构以监督政府行为，又主张维持沙皇的最高权威。民族主义者还提倡在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建立“纯正俄罗斯民族”的优势地位，并且坚决维护帝国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这意味着他们将反对许多少数民族提出的自治要求。民族主义者的许多政策主张都在斯托雷平后期的改革中有所体现，以致斯托雷平也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
这场危机展现出有着长期专制历史的俄国在实现自上而下向现代政治社会转型时所遭遇的困境。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所有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比较顺利的国家和民族，都经历了一段平淡而没有高潮的构筑民主政治基础的阶段，没有这段“心平气和”的过渡期，就难以形成现代民主政治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25)俄国内阁危机的局面正是支持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坚持互不退让，无法达成妥协所导致的。这预示着他们之间的矛盾将会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令国家走上更为危险的激进变革的道路，从而埋下了俄国现代化改革命运多舛的伏笔。
注释：
①关于1908-1909年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期间爆发的第一次内阁危机，国内外相关史学著述尚很少专门提及。据资料显示，只有苏联史家阿弗列赫及美国学者阿瑟曾对此次危机事件有所描述(如：A. Я. Aвpex, Цаpиэм и тpeтьeиюньская систeма, M.: Издатeльство Hаyка,1966;A. Я. Aвpex,П. A. Cтoлыпин и сyдьбы peфopм в Poссии, M.: Издатeльствo Подитичeской литepатуpы,1991;Ascher Abraham, P. A. Stolypin: the searсh for stabil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这些著作为该题目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在这一事件对斯托雷平改革影响的分析上似乎还不够，这将难以做到真正了解斯托雷平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笔者认为这次危机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深刻影响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进程，乃至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本文在梳理相关史实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考察了这场危机，提出了一些尚未被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俄国第三届杜马的斗争性，杜马急促冒进对俄国改革的危害，斯托雷平政治倾向的转变等。
②参见П. H. Mилюков, Boспоминaния, M.: Пoдитиздaт, 1991(http://az.lib.ru/m/miljukow_p_n/text_0050.shtml)。
③⑤(22)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4、172、199页。
④A. П. Бopoдин, Peфоpмы вo имя Poссии, M.: Bечe 2000, 2004, C. 76.
⑥需要说明的是，斯托雷平理想中的法制国家概念源自德国，与英美的法制国家概念尚有所区别，其中“国家”将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⑦⑨(13)(19)Asсher Abraham, P. A. Stolypin: the searсh for stabil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62, p. 275, p. 283, p. 289.
⑧Γосyдаpствeнная дyма, Tpeтий сoзыв: Cтeнoгpафичeскиe oтчeты, Ceссия 1,Ч.2,Cтб.1995.
⑩(15)(16)(20)(24)A. Я. Aвpex, П. A. Cтолыпин и сyдьбы peфоpм в Poсcии, M.: Издатeльство пoлитичeскoй литepатypы,1991, C.59,62,63,64,60.
(11)C. Ю. Bиттe. Boспоминания, т.3,M.,1960,C.498.
(12)Γoсyдаpствeнная дума, Tpeтий сoзыв: Cтeнoгpафичeскиe отчeты, Ceссия 1,ч.3,Cтб.1632.
(14)A. A. Пoливанoв, Из днeвников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и пo должности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pа и eгo помoщника(1907-1916),M.: Bысш. Bоeн. peд. совeт,1924,C.69.
(17)Кpасный аpxив,T.5,M.,1924,C.120.
(18)Б. Γ. Фeдopoв, Пeтp Cтодыпин: "Я вepю в Poссию", T.1,CПб.: Лимбyс Пpeсс, 2002,C.585.
(21)《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4页。
(2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32页。
(25)陈晓律：《从古典民主到大众民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