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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天是中国大陆的记者节。节前不久发生的“陈永洲案”再次展现了记者群体面临的权力、资本双重侵蚀。尽管陈永洲案尚有待司法机关做出最终的判决，但媒体与资本之间大量存在的灰色乃至黑色交易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央视在此案中再次扮演了“悔罪平台”的角色，也体现出权力控制下媒体的畸形功能。
陈永洲案发后，媒体人内部围绕“自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自省呼吁是其中的代表，她指出：媒体不能以任何借口，回避整个新闻行业的积弊。“和转型期的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除了从传统新闻业操守的角度自省，方可成的文章指出了更现实的一点：在信息高度丰富和流通的今天，行业内幕不再鲜为人知，媒体在道义上的制高点岌岌可危。
不过，也有一些媒体人认为：现在谈自律、谈反省，有些“为时过早”。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同样是基于对当下具体形势的分析。魏海田回顾了新闻寻租的顽疾二十年来如何形成，质疑以此次事件为典型，在此刻检讨新闻寻租。周海燕则联系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舆论相关事件，认为国家对意见治理开始采用新的策略，将其称之为“污点寻租”。通过“分层治理、各个击破”，“寻找当事人的道德或法律污点，以减少舆论同情与支持，同时对其它发言人形成寒蝉效应”，“通过手中掌握的丑闻形成某种类似权力的威慑力，对新闻活动形成干预和限制”。她强调，必须意识到这种手段的危险性。
除了对当下现实的判断，探讨新闻界的自律问题，还可以从历史和其他地区的例子寻找参照。刘昌德的论文分析了不同国家如何建立起自律机制。例如，瑞典因应社会对于犯罪新闻报导的忧虑、同时为避免国会立法直接管制内容，进一步引入“公众代表”、并建立“外部监察人室”，开世界风气之先。既独立于政府之外，又被具有一定的强制力。美国的新闻自律则另辟蹊径：不设立行业联合组织，由媒体企业个别聘用新闻外部监察人。但由于外部监察人不独立，所以功效被质疑。媒体不断面对自律机制失灵，政府要求介入管制的挑战。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新闻自律”的定义也不同。在台湾，新闻学术界也一度为呼应当权者控制媒体的需求，建构出“媒体应受政府节制才能负起社会责任”这样的自律准则。解严后，一直缺乏有效的行业规范。他认为，一个健全的业界自律架构，再进一步结合公民团体的加入，而非官方指定或资本家代表独裁，建立一个“民主参与式的共管自律”，是当前台湾思考新闻自律的可行方向。罗世宏的文章，更详细的回顾了台湾新闻伦理危机的案例。陈力丹通过对“窃听门”的分析，认为丑闻可以成为行业自净的一种契机。如果新闻传播界和社会的诉求，都是修复新闻职业道德体系，而不是否定它，自律机制将被更有效的建立。
实际上，向内的自律与向外的争权从来都不是互相矛盾的。在媒体和权力、资本的长期博弈中，自律并不是被动的低头认罪，而是要主动争取更多的行动空间。在追求程序正义、公民社会、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自律与争权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还能够互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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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省】
10-1 胡舒立：新闻寻租不可恕
10-2 方可成：为什么新闻界的信誉危机值得忧虑
【辩】
10-3 魏海田：陈永洲事件与新闻寻租
10-4 周海燕：“污点寻租”与国家对意见表达的分层治理
10-5 笑蜀：恶恶相磨，索多玛之城的法治之路
【鉴】
10-6 刘昌德：新闻自律机制之回顾与再思考
10-7 罗世宏：台湾的新闻伦理危机
10-8 陈力丹, 武洋：论西方新闻职业道德的自我修复——以《纽约时报》《卫报》报道“窃听门”为例
【荐书】
10-9 何荣幸：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
10-10 陈力丹，王辰瑶，季为民 ：艰难的新闻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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