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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西方文化的矛盾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做为一个现代的管理者对于世界古今中外，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黄石公说：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路者颠。为了帮助读者有一个明了的整体概念，如果先把西方文化的内涵，提纲挈领地陈列出来；并把它慎加分析，理出一个头绪。再把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做一次检讨，也把它分门别类地条列以陈，作为知人、自知、胜人、自胜的蓝图，应该是有深远意义的。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夫唯道，善贷且成。

兹将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分四节叙述讨论于后。

一

西方的文化始于纪元前五世纪左右，再往前索则不是无文字可考，就是众说纷坛。众说之中则以埃及来源说为最强。该世纪中叶是雅典政治的黄金时代，在柏拉固（Plato）以前的希腊社会情形，由于缺乏史籍，知之不详。但因当时城邦（City-state）制盛行，商业相当发达，同时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推断当时的政治、宗教、社会、思潮和辩论都相当蓬勃和生动。例如：正义、自由、立宪、权利……等等现代人挂在口头上的名词都已具备。

在这里有一个极重要的观念上的问题是必须一提的，就是这些正义、自由的实际意义并不是见文生义的。中国人讲忠孝节义，其内容五千年来，望文生义，几乎没有变动。而西方的正义、自由等等只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名词而已，到底它真正的内容（定义）是什么?则有待不同之人赋于其不同的意义而定。所以历来各因时、地、人、事之不同而其义各异。两千年来，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人就为了这些名词的内含，各持己见，闹得不亦乐乎．至今还是各说各话，得不出统一的结论来。譬如以"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来说吧。就是要为"自由"死的意思。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谁的?……都得要弄清楚，否则就白死了。再如"我给你自由"，你心里想从此你便可以自由自在，做个逍遥的神仙了；其实我所给的是：你有自杀的自由。你说我骗你，我说是你自己骗自己。现在我们来谈西方的文物制度，要是没把这点先弄清楚，便是缘木求鱼了。

当时，希络多特斯（Herodotus）于其《历史》一书中曾有这段记载："七个波斯人聚在一起讨论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制度的优劣，君主垒好，但易沦为专制，而民主制虽较平等，但可流为暴民统治。只是由好人组成的政府最为理想。"元前四二五年，曾有一位失意贵族写了一本书叫《雅典宪法》。又有亚里司多芬斯（Aristo Phanes）写了一幕喜剧，以妇女权利与废除婚姻制为主题表现了激进民主制乌托邦（Utopia）的理念。凡此可见当时思想的一斑。．在国家观念中，当时的"正义"是以"和谐"为内容，如梭伦（Solon）主张：立法可使贫富和谐均衡。在宇宙观念中，阿那可西蔓德（Anaximander）认为：自然是相对物质（如冷和热）系统的和谐或对称（正义）。关于正义价值判断尺度的问题，客观主义者的代表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他主张：凡物成之于"数"，归之于"数"。故宇宙万有都具数理的定形，亦受数理的支配。正义是一个自乘数。如"四"是严密自乘数的基本形态，代表均分、平等、公正。几何学上正方形的图形就表明了这种属性。其真理乃是本身自明的，故其存在是客观的。正义既然不以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人若违反了正义，根据数理的必然性，必须受到报应。如伤人者抵罪，损害者赔偿。都是天经地义之法，决非仅是人为的制度，故为"永恒的"。到了黑拉科里特斯（HeraclitMs），在讨论"永恒"之时，又加入了"变化"的概念。黑氏认为：宇宙一切在生成，即在运动变化之中。此理论就是著名的"万物流转说"（Attthings flow）。然而，万物在生成的过程中，决非无秩序的变化，因此，生灭变化的法则（Logos）本身永远不变。一切物质由其互相对抗的力量而产生更强大的物质。故"斗争为一切物质之父。"人类能对此"法则"有正确的认识，并与其相合，方有幸福。人类最高道德就是言行合乎宇宙法则。可是不久就有人出来驳斥这种客观主义或客观相对主义，而提出主观主义或主观相对主义。就是辩士派（Sophists）。其首脑人物，普罗大哥拉斯（Protagoras）采取纯粹感觉论的立场，认为个人"心"的内容和客观事物本身完全不同，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依靠个人感觉构造所提供的暂时的状况。实际上没有人能对任何东西作任何普遍妥当存在的主张和证明。"真"是个人的真，"恶"也是个人的恶。他说："人才是存在事物和非存在事物一切的衡量。"真理的尺度不在事物而在人，天下决无万人共通之真理存在。他的后辈哥吉亚斯（Gorgias）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主张宇宙中什么都是"无"，即使有，人也不能认识它，即使人能认识它，也决无法把它表现出来或言传他人。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法律则是强权的表现。这就开了实践哲学之实力主义的先河。人生在世，若不能谋取强权，则应以享乐为最高目的。所谓享乐，也就是纵欲。而有强权的人亦无非比别人更能自由享乐而已。正当人们陶醉在欲望中的此时，苏格拉底（Socrate）挺身而出，大肆坪击辩士派的个人主观主义之不当，从而建立其"超个人客观的主观主义"。他认为决定善恶不能光凭个人心意，而是凭全体心意的判断。他变"个人为万物之衡量"为"以人类来看人类，才是万物的尺度。"道德以相同程度深藏于万人心中，他自封为"精神的助产士"，如助产士周密地照顾胎儿出生一样，努力唤醒人们心中的道德观念。他称此为"助产术"（Maieutike，Maieutic）。他强调：道德即知识，是可以学习的，也是可以言传讲授的，人由认识达到真知，则德行也必随而实现。人在彷徨时必能听到良心的指教。因此，他指斥辩士派的怀疑主义实力说必陷于主观独断论。他从先天主观原理之分析，进而确立普遍客观道德的根据。遂成后世康德批判哲学的先驱。苏氏相貌奇丑，常自醉于沉思之中，平生不著文字，专以言行教诲弟子。由于希腊引为自豪的城邦制因纵欲腐败而致政治经济全盘崩溃。屡受蛮族入侵，朝不保夕。他匡救时弊的方策是一面要改造人，改人则须先革心；另一面是救国，救国则必须先使内部秩序安定，安内则须先对国家效忠，效忠则先须守法。因此他创"恶法亦法"说：良民服从恶法，恶民违反良法。最后，他以身作则，虽为无罪，仍然以愉快从容的心情受死刑的宣告与执行。这时是纪元前三九九年了。

继苏格拉底之后，挺而出者就是柏拉图。柏氏常说："感谢上天使我生在希腊而非异邦，赋我自由之身而非奴隶，使我生为男子而非女人。尤为最者是我能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苏氏曾提出"道德"这个筏念，到底什么是道德?（定义）并无满意的答案。同样，到底什么是"正义"?甚至到底什么是他所谓的"人"本身?都未有满意的内容。柏拉图本"父作子述"的大义。要为它们立答案。于是写了三部书。最早期的是《共和国》（The Republic），其次是《政治家》（The Stateman），《法律》（The Law）是三十年后期的作品，迄其死时，尚未完成。首先，他提出一个东西叫"观念"（Idea），凡人能认识的对象都是物质的，道德不属于物质的范畴。故道德之所以为道德，乃是道德的本身，也就是观念。观念是许多同类的概念之统一，亦是各概念的本质，且其自己具有客观的实在性和存在性（Objective reality and existence）。譬如；某个事物的概念，（一）是它所属种类的"一般观念"（张三或李四的"观念"是"人"）。（二）是事物所依以作用的法则（张三的"观念"是约束他所有行动的"法则"）。（三）是事物发展的目标和理想（张三的"观念"就是乌托邦中的张三）。观念就是以上三者的总和。观念的最高乘是"善"（Good）。那么"人"是怎样一回事呢?人有一个构成部份叫做感觉活动（包括情感与欲望），另一个构成部份叫做理性活动（观念）。"心灵"站在两者之间，助人脱离低级感觉活动的束缚，恢复观念里神圣的活动。因此，"心灵"分为二部：一是不连接到肉体的纯粹观念部份，二是连接于肉体的部份。这第二个部份再细分为二部：即冲动（情欲）部份和气概部份。从此心灵三分之说，乃导出道德的内容。理性之德是智慧，气概之德是勇敢，情欲之德是节制。此三种道德发挥配合适当时，心灵乃得其"正"（Just），是谓个人的"正义"。但仅有个人的正义而想实现真正的正义是不可能的，必须超越个人进于社会全体方向。由是他下了一个定义：正义者，乃人人各尽其责，各得其分。国家则为实现正义的机关。他把"国家"也分成三部：第一是领导阶段，相当于个人的理性部份，由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所构成。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深切了解观念，知悉万事万物，可达到最善之统治。第二个是武士阶级，相当于个人的气概部份，由优秀军人构成。因为这样的人其勇敢之德已经锻炼，上可襄助国王执政，下可却敌保护人民。第三是庶民阶级，相当于个人情欲部份，由工农商等人所构成。因为这等人一面从事一己之保养生息，一面负担上两阶级的基本经济需要。国家为正义之实现，对所有国民，自其出生时起，即施以最严格的教育，然后鉴别其良贱，编入适当阶级，务使其阶级德性尽量发挥，是谓"各尽其责"。除了庶民阶级以外，不准有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婚姻也由国家管制。总之，柏拉图的正义是社会整体的有效调和，国家是大规模的心灵训练机关。他说："把我们的理想愿望绘成图画是有价值的。"在天上有一个这样理想社会的模型，只要你希望看见它，你就能看见它，你也就会按照着它去行动。"他也曾在一个岛上树建他这个理想的天国，结果是断羽而归。他承认：他描写了一个难以达成的理想。

亚里斯多德著书《政治》（The Politic），立即驳斥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甚至不承认他的理想国之可被称为理想。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即使是由哲学家国王来行开明的专制，也是极不可靠的，因为圣人也有他的弱点。只有法律才配做国家的最高主权者，它的优越性正因其为法而非人，因它没有七情六欲。同时法律具备"超然性"，虽圣人也不能企及，何况即使圣人行政也不能不凭藉法律。因此，亚氏的理想国即使不是完全的民主国，也必具有极重的民主成分。柏拉图所主张的国家是人治的，至少也意味着人治与法治可以互相替用。亚氏直称它为"错误"。亚里斯多德把法律分成两类：一为自然法，是宇宙最高原理，与神同在，既不能以强力迫其显露，且更无能拒抗。如：不可杀人，不可窃盗，不可贪婪等等。这个理论成为中世纪自然法哲学理论的根据。二为制定法，是经立法而具有一定内容的法律。他认为宪法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才为合法（自然法）。在制定法律时，人民集体的智慧优于最明智的立法者。同时他也相当推祟习惯法：习惯法优于明智统治者的知识。然而，制定法既是人为的，就不会是完全无缺的。为了补救立法上的缺陷，则司法者必须具"衡平"（Epikie）的理念，对具体的情事作合理的措施。当他正在大谈"民主法治"之时突然一个大转弯说：法律只是相对地保证着，它也可能很不善。这样就必须回头先把"人"弄清楚不可了。于是在他大发挥了他的"物质与形式的对立"的哲学理论后，得出两点结论：一为"人"是最高层次身体（物质）和心灵（形式）的结合体。除具动植物的机能外，更有作思维活动之理性，而理性则是纯粹形式部份。人类最高的善是幸福（Happiness），幸福之获得乃以理性为指导而作规律的生活，尽量节制肉体性能--冲动和意志。人的最高幸福是达到无全自由--完全理性与智慧相结合的快乐，超越感官和身体缺点的束缚．而获得神本性的认识。二为"人"是政治的动物（Zoon Polikno，Political animal），故国家乃为保证人民幸福获得不可或缺的要件。最低文化阶级的人民最好由一个"有能者"来统治，是为君主政体，但若君主易"有能"而为"暴戾"时，则沦为专制政体。次高文化阶级的人民如从专制解放，则为贵族所统治，是为贵族政体。但此时如为权阀所把持，就必沦为寡头政体。文化阶级最高之人民推翻寡头权阀而建立民主政体，但如为愚妄之人所操纵。则必沦为愚民政体。如果这时一有能者出而整顿乱局。则又回到君主政体。如此轮回，暴乱相循，人民有何幸福可言?终于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如要面面俱到，则最好由多数贵族来统治。这是他的"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r Moderate Democracy）、"中庸民主"。上面也曾提过，就是法律极可能有的成为极不善，如何保证公平?便是一个亟持讨论的题目。由此导出亚氏的"正义论"来。他把正义一分为三：一为"一般的正义"（General Justice）或"广义的正义"，二为"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三为"平均的正义"（Rectificatory Justice）。合二与三通称"狭义的正义"。广义的正义也叫"法律的正义"（Legal Justice），乃指适合人类心情和行动共同生活的一般原则而言。与之相对的就是狭义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是认为生活于团体中的人人，价值各有差等，其荣誉财产及其他利益应按几何级数的比例来分配。平均的正义则认为人人等价平等，其间给付必须均平，各人之间权利义务应为算术比例分摊，方称公平。以上两种正义交相为用，相辅相成，社会生活之真正公平才能实现。此为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一大特色。亚氏的得意门生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元前三二三年。越年，亚里斯多德死。

自此时起至罗马帝国兴起的两世纪间，希腊学术渐趋冷落。虽然，也还有三个人是必须一提的。第一是伊匹克鲁斯（Epicurus）。他是德默克利特斯（Democritus）原子唯物论的发扬人。主张：除快乐（Pleasure）外，别无实质的道德和价值可言。他所谓"快乐"，并非懒惰、愚笨、伴有痛苦恶果的感官上的快乐，而是一种明智的安静（Ataraxia）。他除了教诲弟子以外，长期为病痛所缠，过着隐居的生活。后世人们断章取义，硬把它变成了只顾肉体享受的廉价快乐论。伊氏认为：人天性是自私的。所寻求的乃是个人的"善"，从而"我"很可能被他人同样的自私行为所侵害。于是人类各为其本身利益，相约成立一种协议--不侵害，也不受侵害。因此，法律、正义、政府、国家等等也都不过是为这一个目的而存在。法律的制裁固可使非正行为得不偿失，但因时势不同，原是正当之法可能变成不当，故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法律无非是徒有其表，纯粹是一种"权宜"。把亚里斯多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法律超然论"一下子都推翻了。他还是认为君主制的人治才是最强有能，及最安定的政府形式。此论遂成后世国家契约说的先躯。第二是司多阿学派（Stoicism），因创始人西诺（Zeno）在司多阿堂（Stoa Hall）讲学而得名。由于此学派后来演变经过好些人物才正式成为一家之言，故只称学派之名。它参合了犬儒学派（The Cynics）--代表当时异邦人、逃亡者或奴隶们的思想，是一种明哲保身的逃避主义。称"幸福"为排除一切违反自然的东西，使此"心"不被任何外物所搅扰，完全达于平静（不动心）的境界。一般人们以为善，而毕生追求的：键康、名誉、财富、生命都无任何道德的价值，而疾病、贫穷、屈辱、死亡也并无什么不好。能尽义务与有克己工夫的就是道德。内在人格应受尊重，人人（包括奴隶）在神和法律前均为平等。当时，由于亚历山大建立了横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接着就是罗马帝国，都是超城邦制的，是包含许多阶级、种族的，若有人在此时提倡狭义的民族主义，就不合罗马模式了。这司多阿学派的思想直接帮助了她的征服与统治。因此它是当时大受鼓舞和欢迎的学说。第三是希思罗。他的全名是：Cicero MarcMs Tullius。很有口才、文才，在罗马做官，因处决渎职的总督维利斯而名声大噪。是罗马首席法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希腊哲学拉丁化。后世有世界著名的罗马法学，即使在其全盛期--第三世纪，所有法学巨著无不是抄袭希思罗的。质言之，希思罗翻译了所有希腊的哲学思想成果，占为已（罗马）有。把一个野蛮的罗马妆饰成为文化大国，加强了罗马的政治强权，更狠的一面是：从而绝了希腊文化的种。由是，称为世界四大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尼罗河流域（埃及）文化--进而发扬为希腊文化，自此一斩而绝，不复跻身于世界舞台之上了。

论者或谓：希腊既然有如此发达的学术思想，诸大学者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可能富强以及救亡图存的理论来，不旋踵竞亡于罗马。甚至眼睁睁让此光荣文化绝了种。真是令人难解。其实，答案也不难致。兹就三方面分析于后：（一）所谓希腊文化，渊源于埃及。而埃及文化中虽有天文数学等许多光辉，考其社会政治，特别是经济，实质上是建筑在"掳抢"二字的原则上。这也是地理条件使然。大片沙漠，不便农牧。要过好日子，只有把那渔猎的老办法行使出来。只是此番所渔猎的对象非仅鱼虾禽兽，而及于同类。所谓：得其金帛可以享用，得其子女可以奴役（奴隶也被视为财富）。这就是最原始而直接的致富之术。试看她奴役犹太人四百年之事，足以证明。在其金帛子女来源不绝之时，荣华富贵自不难随手可得，可是到了来源不断的时候，先必捉襟见肘，作一番挣扎。由于久惯养尊处优，靡费淫逸，所作挣扎，也不过多是些口头上的高谈阔论。即使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早已不是人家的对手了。经济垮台，其他都可不言而喻了。再考诸希腊历史，所谓城邦，更是不农不牧，当时虽有奴隶的廉价劳工，然工业幼稚，生产不丰，贸易虽有，同等不能作为经济的支柱。一个城邦要富，先必须要强。强者，不仅为防卫，实质是为了掳。历以有斯巴达（Sparta）的强种制。至今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还是希腊遗风。富了一段时期，子弟渐习逸乐，放纵淫欲。至今同性恋爱犹称希腊恋爱（Greek love），可见当时南风之甚。虽然也有人出来忧民忧国，倡出各种理论，救亡图存。究竟是空言无补，世风难回。远水不救近火。只是官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总而言之，土匪遇见了江洋大盗，其亡于罗马，乃势所必然。此其一。（二）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一条定律：盛世创业之主，很有自信心，故爱才，寻才，且能用才。一旦听到了好意见，马上就实行。也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才能刨业，才有盛世。衰世破败之主，自卑感强，故忌才，怕才，以至于害才。也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才会破败，才成衰世。这条定律可以被作成一个代数学的方程式，只要把现实情形往里一放，自然得出结论来。今试看苏格拉底的情形，当局不让他留名做个"贤臣"，却逼他做"忠臣"。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他不要紧，自古谁无死?可是对整个大局来说，这个损失简直无法估计，以至于灭亡。乃势所必然。此其二。（三）有了好主意，若不能即时成为政策，则必沦为理论学说。但凡理论学说，一般人民并不感兴趣。便只对少数感兴趣的人论说。因此，这个理论若能经得时间考验，千百年后；或能成为一时的金科玉律。兹就纯粹理论而言理化，天下要是有一个理论成立，就必定又有一个理论出来反它。反人者又被人反。枝里生枝，节外生节。小则聚讼纷纭，大则抛头洒血。试看古希腊的那些理论，如今的小学生亦耳熟能详。试问现代二十世纪比以前好了多少?不但乱亡仍然相继，不久连这个地球都没法住了。现今精密进步的理论尚且未能救得了世，那么当初粗糙幼稚的理论又焉能救得了亡?调过来说，当初理论祖宗既救不了亡，如今理论子孙更救不了世。正如老子所说："唯有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几何?"希腊人徒尚理论之争，其亡于罗马，更乃势所必然。此其三。

正是：巧密网，拦不了。大江东去；倩疏林，挂不住，夕阳斜晖。且把这埃及希腊的辛酸了过一边。

二

据说；从前有几个闲汉，一天聚在一处闲谈。其中一人说：想我们这些人到处遭人白眼，将来也毫无着落。何不趁今身强力壮，找一块无人的地方，自己造些房屋，寻些生计，岂不比到处打流强得多吗?众人都说：这个主意很好。那人说；正巧前些时我经过一个地方，象是不错，离此也不过一天两路强，诸位不知可愿去看看?众人都说：说去就去。于是大家翻山越岭，来到一处。果然是一处好所在。众人大喜，约好时日，再来相聚动工。到期大家都带了工具，还约了许多朋友弟兄一起都来，垒石的垒石，铝木的锯本，不多日，果然造得好些房屋，大家住下。每天渔猎度日。倒也自在。不久，众人又聚议，决定分头到各处抢劫些妇女财物。自此各成了家业。这就是罗马城的开始。百十年后，她逐渐强大，到处蚕食，不想竟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了。

在约旦河流域有一族希伯来人，通称犹太人，希伯来文化也是史家所列世界人类文化四大发源之一。古时也曾沦为埃及奴隶四百年，后有摩西领导他们逐出埃及，回到约旦河畔。这时犹太地又为罗马所占，犹太人又做了马罗人的奴隶，人民受尽诸般苦楚。而在柏利恒的马槽中却有一人诞生，名叫耶稣。此名并不见于罗马正史，直到第五世纪，罗马天主教控制了欧洲列国．遂公奉耶稣生年为"正朔"（Anno Domini-in the year of the Lord），以其生年为元年，至今凡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其实，当初历法家偏算错了年头，把耶稣生年弄晚了五年，如今大家也就将错就错。若说起这"将错就错"四个字来，西方人在这一千多年来绝不仅光是奉错了正朔，其整个信仰生活都在这错中锗里头打转。要把这错中错挑出来，是既须功夫又要勇气，绝非一件易事！

"福音"是耶稣的传记，写在耶稣身后六十至一百五十年之间。基督教圣经只采纳了四部（于三九三年基督教会开始编辑圣经，编辑委员伊连那斯（Irenaeus）说福音之所以有四部，犹如天之有四风。盖因当时对耶稣传记之编辑为最困难的工作）。其他还有好几部如尼哥底母福音，汤马斯福音，第一福音，詹姆士福音（耶稣的兄弟所写），彼得福音……都没被当时教会采纳（1979年，谢普斯（Sotomon J．Schepps）等人收集出版，称为"失经"（The Lost Books of The Bible）。现在编入新约圣经的四部福音，以马可福音为最早，其次为路加，约翰福音为最晚。现本的马可福音曾被删改过好多次．原本尚存梵蒂冈。路加福音是针对外邦人（非犹太人）所写，故一开头就特别神化他的出生故事。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所写，故一开头就强调耶稣的假父，约瑟的家谱，称他是王孙公子--大卫王的廿七代孙。同时说耶稣之母马利亚是先从圣灵怀孕，后嫁约瑟为妻。其他故事多照沙马可。而马可和约翰福音却完全没有记载耶稣出生之事。其他那些福音（失经）对他的出生与长成也还叙述得比较平实。综合来说，大致是这样的：马利亚与不可考的人怀了孕，正赶上罗马政府在奥古士特斯皇帝（Emp．Augustus）严旨逼缴税款下，而严格调查户口。为情势所驱，马利亚非得有丈夫不可。她之所以嫁于约瑟，是因其既穷又老而且呆，更是一个鳏夫，但却保有一个破落户王孙公子的身份。故此由庙祝（祭司）做主，使两人成婚，老夫少妻，极不相当。约瑟当木匠，两年都做不起一张椅子来，匡论养家活口?而马利亚却卖婴儿耶稣的洗澡水，说是能"治病"。马氏泼辣不羁，行迹多类女光棍，小时曾被父母舍在庙宇里厮混长大，满口神言鬼语。自耶稣出生之前，她就编造出许多神灵附体等等神话（她的怀孕很可能是从庙祝而来，当时她约十四岁），这卖洗澡水赚钱之事，自非不可想象。

耶稣小时就极不驯，约瑟送他去上学，老师要管教他，他就设法将老师弄死。如此儿次，便再无人敢教他了。但他聪明天授，做木匠却很灵利，活做得又快又好。于是家道渐渐好起来，他兄弟们（可能是同父异母兄弟）也做木匠。他就得到机会向外发展。他的脾气火暴，一日正走着路，对面来了一人，匆匆忙忙，碰了他一下。他便雷霆大发，立即将那人治死。以后耶稣聚了好些恶少，霸住街头，当街设下座位，他高坐位上，恶少们站立两厢，来往行人必须向他行礼纳贡，不然就打。最后打出不少人命，事发。逃走在江湖上。诸如此类，在现本圣经中是一个字都见不到的。从别的史料查出，耶稣在外流浪了十年，到过许多地方。最东到过印度，也有说他到过西藏。留印时，他接触到印度教（是从中国传去的道教，和当时宗教迷信神秘主义的结合体），也学了些医术。现本新约四福音书中，自他十二岁到他三十岁的一段时间完全缺如，并无丝毫交代。他三十岁时回国"传道"，说些什么："长生不老"，"道在身中"，"我就是道（理、真理）、道（路）、（生）命"、"信的人可以不死（灭亡），反得永生（长生）"等等，犹太人都说是从没听过的名词概念，凡此均非犹太教所固有。十年教训，他三十岁了。他付予自己一个崭新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也是他的传记被称为"福音"的由来。

耶稣首次在犹太的会堂里正式宣告他的使命时，就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二节作为依据。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有详细记载。只是要注意的是：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授权），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被掳的人得释放……，报告主的禧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在他念这段书时，把"谦卑"改成了"贫穷"，同时，他只念到"禧年"就停住了。"禧年"的意义在旧约里相当复杂，用现代最简明的话来说，就是"穷人大翻身的时候"。路加四章没有包括"报仇"的话，也许当日他觉得：他开的这服药分量已经够重了，话到嘴边留半句，这可能正显明了他三十年中到底磨练出了一些含蓄来了。在他首次对群众公开讲话的时候。亦即基督教谂称的所谓"登山宝训"。第一句话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见路加六：廿）后来基督教向富人投降了，为了讨好富人，便把"贫穷的人"改为"心灵贫穷的人"。或竞改成"虚心的人"了。（见马太五：三）。在此。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出，耶稣提出了好几个概念："穷人"、"奴隶"（被掳的人）、"解放"（释放）、"大翻身"（禧年）、"政权"（天国）。所谓"福音"，简单地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穷人阶级的政权。"而斗争的对象是当时当地的"富人"、也就是当时犹太的绅士阶级--祭司（庙祝）、法利赛人、税吏和文士门。他指他门是"粉饰的坟墓"、"保冒伪善"、"大罪人"……他们的结局是；斧头把大树砍下来，丢在火里烧掉。他公开地指着鼻子臭骂、也还带着门徒到圣殿（庙宇）去赶打。他小时虽然对祭司们深恶病绝，但小小年纪不知道怎样作合适的表现，于是倒把自己的形相弄成了"恶少"。现在他找到了更高的形式和意义：他是在鼓吹和进行一场阶级斗争!

再从当时客观的条件来看，罗马帝国是犹太的征服和统治者。根据罗马立国原理和制度，罗马的人民（公民）虽然穷困，而他们却尚有选举和当兵，以及分享极少部份战利品的权利。诸侯贵族对他们多少要另眼相看，而实际做工劳动的是只尽义务、毫无权利的奴隶（被掳的人）。罗马和希腊一样，要"富"，就一定先得"强"。要"强"，就要不停地征伐掳抢。自罗马帝国正式奠定了这种规模和制度，这就成了西方经济制度的基本理念。也是帝国主义的原理原则和来源。然而在当时被征服之国的土地，则还有另一种情形，就是在罗马压迫剥削者与劳动奴隶之间，加了一层当地的"半压迫剥削者"。他们对罗马则斜肩馅笑，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则狐假虎威，加劲压榨。平时装饰得道貌岸然，其实是既无骨气、又自私，再加诡诈与阴险。所以耶稣站在被奴役者的立场，罗马人虽可恨。而这批"半压迫剥削者"则更可恨。当时耶稣应该有两个可能的决择：一是团结所有的犹太人。对罗马作民族主义爱国保族的反抗斗争；一是根本不提罗马而进行阶级斗争。显然地。他回答说："属于恺撒的该归给恺撒。"从头到尾，找不到丝毫反罗马的言论（须提醒的是：福音都是在罗马全盛期所写，见不到冒犯罗马的字句，显然情有可原）。然而，痛斥绅士阶级的言行则所在皆是。直到现在，耶稣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从未被看成为民族英雄过。既然革命的对象是绅士阶级，那么反革命的绅士阶级自然也万般痛恨耶解和他的党羽。他们花三十两银子，收买了门徒犹大，替他们通风报信。捉拿耶稣的是他们。非要处他死刑不可也是他们。所以代表罗马的巡抚彼拉多便当众命人打水洗手，表示：流犹太人的血之事与罗马无关。

有人问耶稣，"天国"何时来临?他很肯定地回答说：在你们这一代就见到天国了。换言之，他的确认为：他的政权能在极短期内建立起来的。这可能跟他生来火暴般的急性子有关。那么，他到底用什么方法能在短时期干那么大的事业呢?综合资料显示：（一）他和一个女人叫做马利亚的结了婚。马家很有钱，马氏的姐姐马大和弟弟拉撒路都热爱耶稣，又是忠实信徒。马家为了革命，散尽了家财。（二）他到处去替群众医病，因而接近群众。所用医术是从东方学来的气功、推拿之类的方法。既简便又速效。于是大得穷苦无告之人的欢心。因而名声大噪。（三）他利用宗教团结群众。犹太教里现成有所谓"弥赛亚"要来拯救苦难犹太人的预言。他本来就通晓以赛亚书，于是说些类似的话，做些类似的事，与那书中所描写的"弥赛亚"似乎相像，引得大家对他仰望如饥渴，争相不舍。动则有数万人相随，甚至彼此践踏（见路加十二：一）。（四）他从乡村开始招聚群众，向他们传福音。人数多了，便开始成立了组织。其组织方式是：核心十二人，外圈七十人，再外圈则不详。也可能同时有许多个七十人圈存在。这些人出门办事，必须二人同行。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规定，都为后世讲究组织者奉为圭果。（五）在他认为时机成熟，便向耶路撤冷包围进军。他选了过"逾越节"（纪念摩西带领犹太奴隶出埃节的节日）的日子进城是很有打算的。因为凡是犹太人无不能意识到这节日的意义，而作被拯救的联想，又有谁愿放弃这样的机会呢?至少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情。同时，正因过大节，绅士们讲礼，都忙着庆贺，可能比较防范松弛，而更容易得手。（六）在耶路撒冷首府掀起大规模的人民暴动，里应外合，一举得国。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偏偏不如所料。那反革命的方面早作好了准备，来者不善，正好请君入瓮。当他初进城的时候，倒也来了不少欢迎的群众，慢慢地却淡了下去。于是他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亲自带领门徒打进了圣殿，希望引发暴动。谁知还是没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他知道这下子全完了。这才带了核心十二门徒，躲进了一个富人朋友（亚利马太的约瑟）家的花园，十三人共进晚餐，说了一些伤心惜别的话。后来专管钱囊的犹大，溜了出去，以三十两银子的代价，引领了大祭司的兵将来捉拿耶稣。当夜送审，次早就钉十字架（罗马处非罗马公民的极刑）。门徒俱都各自逃散，唯有犹大以三十两银子在城外买了一块地，置产去了。多亏那位朋友约瑟在罗马官府，上下打点，诈称耶稣已死，起着日暮，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一般钉十字架者要流血三天，才血水流尽而死），用了许多药材，里灌外敷，好不容易救了转来。假作出丧埋葬，连夜逃奔法国去了（根据现本新约圣经，并无潜逃的记载。只是照例尸首要在十字架上至少三日，不许取尸埋葬，任鸟兽食尽肉脏）。而耶稣在星期五中午被钉，黄昏已经埋葬，于法末合。其中定有缘故。由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白金特（Mtchdel Baigent，Richard Leigh and Henry Linoln）等人作了许多调查研究，找出许多证明。得到上述结论。著书《圣血与圣杯》（Ho1y Blood，Holy Grail）于一九八一年出版。挨到星期日一早，马利亚从坟前大呼跑来，说是耶稣复活了。大家自然将信将疑，拥到坟前一看，只见空坟一座，并无尸首。后来，等到耶稣将息好了，化妆潜返，再度招聚门徒会众。大家见他果然复活，于是胆气大壮，革命事业再度如火如荼地展开。此番就不仅在犹太的地面了。

由于耶稣还活着，"复活"之说不啻得到了"证实"。从前临阵脱逃的人（连最大门徒彼得--星期五天亮鸡呜前三次否认耶稣--在内）不禁内疚。加以"罪魁祸首"的耶稣，连十字架都奈何不了他，于是热心与勇气油然回生。首次聚会凡一百廿人（见使徒行传，一：十五）。会中首先由被得报告犹大的后况与下场，其死状为："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了出来。"显然这是大家再度起事的先声。由而大众信心巨增，士气十足，互相壮胆，勇敢百倍，竞创下了一桩旷古未有过的大事业来。就是"大行公社制，彻底实行共产主义"，凡物绝对公有，但有私下藏匿者，即时处死。要做到"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至五章十节有着详细记载。如此大张旗鼓，势如奔马，在极短期间，组织遍布中东及中南欧。

在开始的时候，组织内发生路线之争，即是："成员仅限于犹太人乎?抑或容纳一切非犹太人乎?"的种族路线之争。彼得代表"唯内主义"，主张连饭都不可以和外邦人（Gentik）同吃，因外邦人都是污秽不洁净的；而坚持融合主义的则以保罗为代表。他们争执激烈，虽暂时以耶稣的一句话："儿女吃剩的饼，'可以'丢给狗吃"结束，保罗派获胜，最后保罗曾受他们许多羞辱，以至被斩首，冤屈送命（按：犹太人自视为神的儿女，其他民族为猪狗）。由于保罗派的胸怀与远见，致使星星之火，才能迅速燎原！

正因燎原之势太骤太烈，敌人的范围认犹太的富人扩张到罗马的富人。对头乃从犹太的当局转移到了罗马的当局。因而罗马当局大为震惊，于是下令在帝国同时大举逮捕屠杀。刑罚至惨，特以成群信徒喂狮子，聚众观赏欢呼一事，至今令人发指。最初是信徒们溺于"复活"之说，俱都不怕极刑，视死如归，更不逃避。以致牺牲惨重，连彼得都上了十字架，并未见有一人从死里复活。后来遂至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了。先是耶稣化妆易容潜返，重新招集党徒时，就连最亲近的门徒也是"见其人则素不相识，闻其声则果是耶稣无疑"（见马可十六：十二）。但因"复活"之说盛传，当局颁令画影图形，要捉拿耶稣归案。故此耶稣昼伏夜现，行踪极为隐蔽。熬到四十天上，正巧那日天气阴暗，云层甚低。他远远站在山头，一会儿被云遮去。假称乘云升天，再度潜去法国。大本营则由其妻马利亚主持。这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法国亦屈罗马，自然存身不住。好在东方原是他旧游之地，于是迤逦逃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处。最后在开希米亚住下。波斯王对他颇为礼遇，他遂收下王赐的女佣为妻，生了子息，老死于此地。如今耶稣后裔在开希米亚当教员，作者也曾见过他们的照片

论者或谓：耶稣从事革命之说，虽然有理，但在各福音书中，散见耶锈满口宗教神秘之词，人多只见宗教，而少见政治。岂非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智者何必出此?再者，耶稣反对富人固属事实，何以在最危险时反投庇于富家?而富人竟然包庇他，令人难以理解。其实，关于耶稣在犹太各地传"福音"三年有余，除了讲"贫穷人的天国"以外，还谈了许多做人处世的规矩以及犹太特殊历史习俗的问题，其用语方面少不得许多宗教的词语。这是古人说话的通例。因为人去古未远，对于自然现象雷霆雨露、山崩地震的理解都归诸于神灵。希腊人把神灵塑造为多数--诸神（gods），而犹太人则将其归于一尊--独神（God）。无论独神诸神，既非人能手触目见，则人乃凭其想象，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神。因此，神的思想言行都酷似人类，只是其做神行事没有形迹，既无形迹则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故而其能力似乎超越人类。考诸西方历史，为了诸神独神的意识之争，兵戎相见，抛头洒血，至今未绝。在西方世界，令人说话尚且三句不离神灵，匡责古人?譬如普通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等候。"这句话，其实就是说："让时间来说明一切吧。"要解决这个问题不难，只须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行，把那"宗教迷信神秘的外衣"脱去，事实就会赤裸裸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马克思在神学院研究过十二年，对于这一点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的了。然而，例如耶稣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我是何等的迫切哩！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们互相斗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斗，两个人和三个人争。父亲和儿子斗，儿子和父亲斗。母亲和女儿斗，女儿和母亲斗。婆婆和媳妇斗，媳妇和婆婆斗。"（见路加十二：四九至五三）耶稣说这些话，多么直接了当，根本连外衣都懒得披了呢。

论到富人约瑟救命之事，絮果兰因，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了。虽然，却也可分三点分析于后：（一）约瑟的确是非常富有的。试想他在首府耶路撒冷内拥有一个大宅子，并有一座有名的私人花园--客西马尼园。这决非一般人的光景。他不仅富而且贵，他身任"议员"之职，就是帮助罗马统治的头号大犹奸之一。因此，他在巡抚彼拉多面前可以有资格说得上话（彼拉多是个出名的凶暴之官）。大凡天下耍小聪明的人，眼光只顾小局，一切以个人名利为前提；讲大智慧的人，眼光专看大局，一切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纵观约瑟的做人行事却极有智慧，他表面上身为"犹奸"，但却有一颗极其热爱祖国的赤心。是谓：国士国贼只在一念之差！今设身处地为约瑟想，举目来看，犹太全地，下面则是浑浑噩噩、嗷嗷待救的芸芸众生；上面则是虎视眈眈，馋食无厌的罗马强盗；中间则是蝇营狗苟，獐头鼠目的狼子犹奸。正在清夜流涕，孤掌难鸣，无语号天之际，忽然平地一声雷，出了一个耶稣。既年轻，有血性，又好正义，能行动。不但带动了群众，更唤醒了国魂。试问不跟这样的人联系同志还有谁人?福音书中称约瑟为耶缉的秘密门徒。兹不论这门徒的部份，只就这"秘密"二字来说，约瑟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普通的外人永远难以明了的。他们的联系不但密。而且秘。更必定有相当长久的时间，经过考验，是可靠的。耶稣的整个计划与行动，很可能都有这位老朋友秘密的参与和建议。作战的原则之一是：未计划成功先考虑失败。耶稣进城之后，成功了，自无什么可说的，万一失败了，如何善后补救?这是必要事先计划好的。否则便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怨了。只看耶稣在失败后，马上就退进了客西马尼园，分明是事先早就计划联系好了的。（二）彼拉多对耶酥的法外施恩，如：特准在耶稣被钉的几个钟头后，即取下"尸体"。更特别的是：在他问口供时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的回答很直接，他回说："你说的是。"彼拉多却转过脸去，对大家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于是大祭司和他们的人大声呼喊：钉他十字架。他却叫人打水洗手，表示不愿杀耶稣。当大祭司等一再向他施压力时，他却临时又说，过你犹太人的逾越节，照例要放一名重犯（经考证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法例）。而犹太人非要耶稣死不可，这才发出去钉十字架的。彼拉多是个有名的凶神，审问时不但对耶稣和颜悦色，处处维护在先，又特准收"尸"在后。到底是什么原故?后世学者多主张：因他受了重贿。其实，受贿虽在意中，但对这样的罪判大辟、十恶不赦的钦犯，竞公然买放，难道他就不想想自己的脑袋?其中必有缘故。质言之，就是他必定还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其理由为：大凡做官的，特别是做地方官的，只要在任期间，地方上乎安无事，就是好官。地方上若出了乱于，官再好也要担干系。小则罚俸，大则丢宫。弄不好可能还要掉脑袋。万一例霉出了事，最上策是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彼拉多尽量的要把这事化成没事。然而既未能化成没事，至少也要把它化成小事。就是尽量把它地方化和犹太化，绝不可把罗马扯进去。事仅限于犹太人的互讼。他不杀耶酥是为更长远一点的打算，免得因为要报复，将来引起更大的乱子来。献此策而救耶稣的，非这它谋探算的约瑟还能有谁来?故此，耶稣被捕是在客西马尼园，埋葬的坟墓也在客西马尼园，马利亚大呼复活还是在客西马尼园。这岂不是明明地显示一切的一切都是约瑟和彼拉多联手的杰作?需要问的是：这样的计瞒得过普通的人，如何瞒得了大祭司?如何他们就不闹到底，斩草除根呢?要回答这点也不难，约瑟既能说服被拉多来救耶稣，难道不能以彼拉多来暂时压住那犹奸?等到他们回想过来，再开始起闹时，耶稣早已安全地在法国疗养了。（三）后来革命事业东山再起，是因为耶稣复活的原故。叫死人复活决非人力可以办得到的事，只有神才能办到。耶酥"复活"既是"神意"，罗马的皇帝也无可奈何，自然别人都可以脱去干系了。凡此种种，都是此老一手包办，细细想来，虽然惊险万分，但是计中套计，步步行来，有条有理，面面俱到，真是既高明又爽俐。即使姜子牙复生，张子房再世，恐怕也要鼓掌称善罢！或有人要问：约瑟做这事不但劳命伤财，还担了血海干系，如何并不让人知晓，写在福音书中，也好留名后世呢?其实，约瑟若是这等好务虚名的人，他就绝不是约瑟了。他打开始就没抱着这种想法来做这样的大事。有大人物胸襟才做得成大事。正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善其事，不计其功。何况是为国为族这样无比的大事，怎能以之沽名钓誉?否则那就是无耻的小人，与其他犹奸无异了，料老成约瑟必不出此。岂非正如老子所谓；"善行无辙迹，善言无暇谪"吗?

三

自从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残余的组织难免要作失败的检讨。痛定思痛，少不了互相责难，互相诿过。于是大起分争，以至于分裂。耶酥之妻马利亚（又名马格达兰）首当其冲，受到最严厉批斗，并受到恶毒的人身攻击，被指为娼妓。现在的约翰福音还有："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的字句。她弟弟拉撒路一向被称为："最爱的门徒"，说是引诱耶稣与其成就同性爱的关系（原本马可福音记载）等等。于是马利亚率领其亲属，连同耶稣的子侄们，以法兰西为根据地，成立秘密机构，推动地下工作，继续争夺政权。由于其组织结构极端秘密，故称为密教，或马利亚密教。

根据《圣血与圣杯》一书的作者们所作调查及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密教把耶稣的主义作了很大的修正，其特色为：第一，她彻底放弃了阶级斗争。第二，他们聚会的仪式里，经常有一项是：先做一个十字架，然后大家吐痰在上面，并且轮流咒骂。第三，其陈列品是一个酒杯，即耶稣在被捕前和门徒用最后晚餐时，举杯话别的酒杯。由亚利马太的约瑟保存着，后来交与密教组织。杯内放一颗骷髅头，就是马利亚死后的头颅。这便是密教的标记。同时也用一个骷髅头，下面两根交叉的骨头作标记旗号。第四，后来把大本营迁到耶路撒冷圣殿，其重要会员称武士，即中世纪有名的圣殿武士。首领称祖师（Grand Master）。第五，他们极善聚敛，极有财力。第六，把建立自己的政权，换为：随机因应，背后控制垄断国际的太上政权。第七，她是反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也是反她的，虽然有时暂时呈合作状态。

密教的总目的是世界政权或垄断权（Domination），其总手段或方法（Methodology）是阴谋--凡人类可能使出来的一切方法（不择手段），以在暗中进行为原则。揆诸一干九百年来，他们所用过的手段，而成绩卓著者，其主要的有下列几点：（一）散布血统。以耶稣与马利亚的血统为主，透过各种可能的管道，进行与当地可能有影响力的家族通婚。至少也不放过密教其他成员与各种人通婚的机会。其特色为：散布犹太血统，并非以父系为主，反而以母系为主。女人比较容易渗入，而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比父亲密切深刻。因此，只要是由犹太女人所生，就算有犹太血统，被归于"圣血"的系统中。随时准备着，自然而然为犹太政权的利益服务。（二）垄断文化。积极投资文化事业，囊括哲学、科学、文学、文艺、政治、经济、新闻、出版……各行各道，莫不要由其密教成员或有圣血统之人为主干。连莎士比亚、牛顿……皆是密教成员，否则，再有本事也难出头。过去的且不说它，现今美国各主要大学之主要科系，以及新闻广播和出版事业，俱都掌握在此辈手中。因此，他要你怎么学，你就只好那样学；他要你怎么想，你就只好那样想；他要你怎么说，你就只好那样说；他要你怎么做，你就只好那样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连美国好几个总统都是密教会员。（三）策动政变。在世界各地制造、支援暴动、反叛和武装战乱。连近代希特勒都是密教支援出来的。因此，哪一国不愿听其操纵，就得先行防范。否则，就非疲于奔命不可了。（四）控制经融。成立银行，专搞信用、贷款、投资、融资等业务，表面上是"援助"，实质上是"吸血"。够资格受其"援助"的，起初只有贵族阶级。"银行"向贵族贷放巨款，贵族们把借来的钱用于兴建城堡宫殿，并奢侈、淫逸的生活享受，以及军事战争，却以领地和税收作为抵押担保。利率不太高，但须定期偿付。当贵族们吞下这颗糖衣麻药之后，逐渐上瘾，越借越多。为了维持颜面与信用，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遂加紧剥削人民。最后弄到贵族、人民两败俱伤。所谓国家都是虚有其表，其实部是"银行"的奴隶。其行政制度都操纵在"银行"的手里，而"银行"却在密教的手里。在一三零七年，法王菲立比因实在受不了密教无穷的经济压榨剥削，暗与罗马教廷联手，突然发难，准备在一夜之间逮捕杀害所有的密教份子。由于有人泄密，杀戮虽惨，究未能把它全部铲除。后来德国为了报复经济压榨，由纳粹党发难，前后杀害有犹太血统的达六百万。近世资本主义盛行，银行更成薪中翘楚，其技术巧便，一日千里。譬如最著名的拉克菲勒财团，触角及于全球，连当年苏联的赫鲁晓夫都看他眼色行事，而且奉命唯谨。试看今日所谓第三世界，但凡接受人家"好意援助，贷款投资"的，没有不被刮得一穷二白，万劫不复的。总之，马利亚密教至今无处不在，譬如连现代世界著名的社交团体，狮子会扶轮社都是它的外围。

回头再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与马格达兰的马利亚分道扬镳的，就是留在罗马及犹太地耶稣的门徒们。其中翘楚，就是保罗。保罗原不是属于十二核心大门徒之列的后生小辈。然而，他与耶稣之间的关系，真如"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的关系。马利亚一走了之，留下来收拾残局，进而发扬光大，创造了弥漫世界的基督教的，就是他。他善长于学问，既优于口才，又富有文采。他把整个组织教义从头到田颠倒了过来。（一）他解散了公社，大家各归各家。从此，基督教的基点乃为家庭。（二）绝口再不提共产。至于奴隶的问题，他也再不提释放的话。反说："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你们作奴仆的，要用惧怕战兢和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讨他的喜欢，甘心事奉他。""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他，不可抗拒，凡抗拒的，就是抗拒神，必自取刑罚"（见罗马书十二：一至七）。（三）把原来耶稣的主要点--贫富的斗争，改成了善恶的斗争，神与魔的斗争，以至于信教的与不信的斗争。（四）把"天国"的意义从"夺取政权"改成了"在天上的国"，把对专门压榨剥削人者的"审判"改成了"世界末日大审判"，全都推到了无限期的将来。（五）强调："人人皆是罪人"，因为世上人人都犯了罪（见罗马书三：廿三）。并且把人类常犯的罪都列举了出来（见罗马书第一章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人除了日常由思想行为所犯的罪外，还有与生俱备，继承来的罪，此罪可向上追溯到人类始祖，受那古蛇或龙的诱惑，违反神命的罪，是为"原罪"。由于罪的工价乃是死，则"报应"乃是神治理宇宙的公义、不可或缺的法则。因此，凡人必死。而"死"且包括两重的意义：即肉体的死与灵魂的死。但是，灵魂非物，本无可能死。引而伸之，则为"永远的痛苦"。亦即：受惩罚而被贬入硫磺火湖，被不灭火与不死虫永远折磨，是谓"地狱"。反之，则是"天堂"或"天国"。乃是"无罪之人"永远享受福乐之所。既然凡人皆有罪，那么，地狱有人满之患，而天堂则门可罗雀。要之，不可没有补救的良法。由而导出保罗基督教的中心点--救赎理论--来。（六）在旧约里，犹太人盛行一种仪式，乃由摩西创出的一种赎罪的祭祀。又称燔祭。就是用一头无瑕疵的公羊羔，焚烧于祭坛的上面。亦即是以羔羊替罪之意。保罗用了许多篇幅，把耶稣理论化，成为那头"无瑕疵的公羊羔"，而十字架则被化作了"祭坛"。因此，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一变而为"神圣的燔祭"了。又因他究竞是人，而不是羊，故其功效自不相同。所谓；一次献祭，永久有效。耶稣之"死"，使神"爱人救世"的伟大使命得以完成。所谓"爱人救世"者，就是"克里斯督"（Christ拉丁发音）。前人翻成中文为"基督"。自是，基督教的初步教义全部完成。基督教也因而诞生。

然而，如要"十字架之死是替人赎罪"这个命题成立，则耶稣其人先必须是"完全无罪之身"方可。否则其自身尚且死有余辜，怎能有余力替代他人?如果把耶稣变成完人，则必须先为他作传。于是"福音"纷纷出笼，把他写成从未起过贪心、淫念，从来沾过女色，也未碰过男色（而马可原著则直书其有，故不行于世）。耶稣由是一跃而成"圣人"了。但是圣人本身固可能非常完善，却并不等于无罪。因他既是从父母精血而生，就成父母遗体，生来便有原罪。耶稣的本罪易去，而原罪难免。于是马太便把他"母亲婚前怀孕的事写出，趁机将它美化，指为"马利亚乃从圣灵怀孕"。你若不信，试问你如何能证明她不是从圣灵怀的孕?今假设：耶稣之生，果从圣灵得孕，神当然是无罪的，则耶稣不仅是圣人，而且是"神人"了。以耶稣这样的神人是否可称为无罪呢?否否。何以故?因其母马利亚仍是彻头彻尾的人类故。耶稣身内流的是母血，怎能完全无罪?因此，两千年来，基督教神学要替"圣母"除罪，聚讼纷坛，争辩无休，至今得不出满意的答案来。最著名的学说为：上帝神圣，绝不肯把自己的神圣灵精，种进人体内，故必须先扫除马女原、本各罪，然后才使其受孕。上帝万能，临御万方，难道不能凭圣旨一道，赦去马女一切罪孽?从而使耶稣生来无罪，完全合乎上十字架替死代罪的资格。此说最大缺点是：如神竟可行使其超越法律之外的权力，任凭己意，随便赦人的罪，可见此神（一）并非完全公义正直，由此已丧失当上帝的资格。（二）神既能自行赦罪，何必再玩"十字架赎罪"的把戏，实觉烦赘而多余，画蛇添足。可是，一般入哪里管它这笔细帐，通与不通?错与不错?任凭保罗把十字架的旗帜高举，"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罪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见加拉太书五：甘四）。"犹太人要神迹，希里尼人求智慧，我们却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见哥林多书一：甘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见加拉太书六：十四）。故至今基督教都以十字架作标记。

自从保罗高举十字架的旗帜以来，信徒日众。因为只要一信，不费吹灰之力，立地即成为无罪的圣人（基督徒亦称圣徒），死了"保证"与主一同复活，还能肉体升天：在天堂中水享福乐。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人多有之，有此便宜好事，岂容错过，故而渐渐趋之若太鹜。这就是宗教能迷惑人的一种特性。不久之后，罗马的达富贵人、富商巨贾也信起教来。因此辈作恶多端，清夜扪心，常怕鬼神。如今听到耶稣不但不是对手，而且对己大有益处，也不暇细考。但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都逐渐成为"圣徒"了。有钱好办事，一时教堂盖得雕梁画栋，金壁辉煌。基督教至此就一帆风顺了。

关于"赎罪"理论的自我矛盾，暂且搁过一边。今假设赎罪论成立，那么怎样才能把许多前耶稣上十字架的事和如今的"我"联系起来，使生效果呢?这更引出保罗的形而上学的"核心"论来。他主张："信心"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当"我"的"信心"发生之一刹那，立即和"赎罪"联成一体，一切原、本各罪都一骨脑儿全消，登时成圣。今再假设，"信心"果真有此效果，则吾人在对基督的信心发生一刹那后，立即死去，无罪一身轻，魂灵儿飘然直奔天堂，自无疑虑。问题在于信心发生后，其人并未即死，仍活在这红尘世界中，数年或数十年，少不了还有邪情私欲，又犯了罪过，此罪应由耶稣继续担当呢?抑或须由本人自负其责?保罗的答案尚称严谨，他主张：论理，人在信了基督之后，就不再犯罪了。但事实上，人再犯罪。十字架的赎罪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其罪责应由该人自负。否则就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了。谁若把基督重钉一次十字架，谁的罪就大到"永远不得赦免"的地步（见希伯来书六：六）。请问活在红尘世界中的圣徒们，有谁完全再未犯过罪来?由此，天堂有路还是进不去，地狱无门偏要挤进来。所谓"赎罪"毕竞是画饼充饥，完全白费。虽然若此，并无人敢主张：只要你信耶稣，犯多少罪都不算。因如此说可行，明知故犯，基督教会内必成为犯罪的渊薮了。后代教士为了补救此理论上的缺陷，发明了"到教士面前认罪，而由教士代神颁发赦免令"的办法。至今天主堂都没有"认罪亭"。中世纪时，教会发售"赎罪券"，小罪买小券，大罪买大券。连教士的面都免见，罪部得赦免。教士们不必耳听烦恼，却又财源广进，皆大欢喜。教士既获得了"赦免权"，眼见十字架赎罪的事更是水瓢上写的字，还能当用么?奇怪的是，人们不但不因这样的连三岁孩童都骗不过去的教义而鄙视它、唾弃它，反而对之加劲讨好。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惟恐得罪教会，不得善果，因使教会权力大为提升。世上君王权势虽大，不过能折磨人的身体若干年，而教士不高兴起来，则能折磨人的灵魂万万年。甚且连贵为君王者的灵魂也还都捏在教士们的手中，何况平常人等?讨好教会的手段，无非是出力出钱。于是教会财势高于列国。耶稣也从羔羊畜生的地位，再一跃而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当代教会称"教廷"，其首领则称"皇"，世上君王不得教皇之加冕赐封，在地犹不合法，何况在天?教廷不仅是一个太上皇，而且自立朝廷，俨然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并利用其特殊权势在各地设银行，作各种企业。更加奇怪的是：即使现今是原子太空时代，原苏联倡无神论七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居然去拜教皇于梵蒂冈，而尚未闻教里御驾将下幸莫斯科哩！何以故?教会至今尚能假天父子兄之名，钳制无知愚人之心理思想故！基督教虽不说要地上的政权，而实际作国际太上皇者已千有余年了。此点与马利亚密教则殊途而同归。两家一明一暗，各有千秋。

今姑不论天堂地狱果在何处?仅就所谓福乐与痛苦而官，两者本是相对而产生的，有痛苦方知有福乐，无福乐焉能体会什么是痛苦?如果天堂只有福乐，千万年间，一成不变，久而久之，还有什么福乐可言?同理，地狱之中永远是虫与火，久之则疲，还有什么痛苦可说?既然人都不觉苦之为苦，说不定由于地狱里人品众，有着诸般热闹，人还以它为乐呢？反之，天堂冷落单调，人或以其为苦了。总之，整体基督教的高楼广厦只不过建造在无根谎言的沙滩之上啊！

保罗基督教进一步的理论，就是教会。前面"赎罪"之说只是"得救上天"的二分之一，另一半的条件则是教徒必须营为教会集体的生活。得救是要等到整个教会被赎之时才算敲定。神是"道"，创造万有（见约翰福音一：一）。是看不见，摸不着，完全抽象的。以"父"为代表，象征公义。道，有一天成了肉身，就是在个人身上显现。耶稣是道的具体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以"子"为代表，象征慈爱。耶稣升天，返回"父"家，差遣圣灵下降。圣灵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好像空气一样，只要一吸就进入人心灵之内，随时教导信徒。而圣灵的运行，与其说是指教个人，不如说是教会的护法。因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身体与头的关系。基督是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教徒是肢体，是身体中的构成都份（以弗所书四：十六）。诸肢百节必须互相配搭联络得合适。换言之，教会是教徒进步成熟的训练所。圣灵是随时常在的导师。基督又好比新郎，教会则是待嫁的新娘，要等到新娘妆饰整齐，与新朗合卺，便是天国的来临。也就是"独子"（基督）带领"众子"（教会）与"父神"（道）合一之时，便是新天新地的乌托邦。教徒如不在教会里，则不在基督的身体里，便和基督无关。又，如不在基督里，就在亚当里。亚当是人类犯罪的"始祖"，是魔鬼的奴隶．教徒是基督用血的代价从魔鬼手下买回来的，依法成为基督的奴隶。因此，要过好教会的生活，必须有四个德性，就是：绝对服从（顺从圣灵的引导），甘心情愿，专心事奉（服务）和完全忍耐（等侯主的再来，完全的救赎）。整个理论可以用以下的概念来归纳："圣父"、"圣子"、"圣灵"（道的三度），"教会"、"顺服"、"甘心"、"服事"、"忍田"、"天国"。

质言之，在进一步基督教义中，所谓天国，即在教会"成熟"时，基督与教会汇合，一同"做王"统治世界列国。盖因基督早已是万王之王，惟实际政权却仍旧攀握在世界国家诸王的手中。故此所谓教会的成熟期，即是训政期．到训政结束时，即教会正式亲政时。史家把自纪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基督教的发展分为教父哲学期与经院哲学期。前者是教父们从编辑经典到诠释经典，以及奠定正统教义的时期，其实也就是保罗主义正统化的时期。后者是把正统教义教条化与组织化的时期，也就是保罗主义的完全实现期。奥古斯丁（St．Augustine）是教父中的泰斗，于其《神的城》（City of God）一书中说：神起初造天地，这地本是神的国。由于人类误用其自由意志，从神国堕落出来，而接受撒且（魔鬼）的统治。基督的合作乃是为恢复神的合法政权。其手段则是在地上成立一个机构，作为神国的代表，就是教会。暂时在神预先订下的时间里，教会与撒旦的政权保持共存，这就是他著名的"两刃论"（The Two Swords）。教会的使命是征服人类"不稳定的意志"，到了一定时期，就一下子把全部政权收回。换言之，世界上目前的政府、法制，教会对之作一定程度的容忍，让它逐渐退休消灭。目前的国家乃是向"天国"过渡的暂时形式。目前的正义分两种：一为绝对的正义，就是神的本身，其中包含公正与慈爱，现都在圣灵里。二为相对的正义，就是世上国家里的法律，是神所允许的暂时利用的工具，目的在告诉世人神的绝对正义和主权。因没有法律，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法律在那里，罪就在那里。法律专为定罪而设，并不能叫人不犯罪。只有圣灵才是解决问题的力量。在第五世纪，就教会与国家权力的暂时分界，教皇葛拉秀一世（Pope Gelasius I）作了正式的宣布。至于教徒个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优良教徒的最高奖赏是"与基督一起做王"，那么先必须"结果子"。所谓结果子，有两个实质的意义：一是传教，二是捐钱。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得传。甘心也罢，不甘心也罢，责任已经交给你了，倒不如欢天喜地的做去。跟什么人在一起，就要像什么人，为的是得人。得的人越多，也就是结的果子多。那么，捐钱呢?每个教徒每月必须缴纳总收入的十分之一，更多的便依各人心意与现实能力而定。捐得越多，就是结的果子多。在现本的新约保罗的书信里，他一再关照各地教会把收来的款项准备好，等他来取。后来他倒像是个收款专家，一大笔一大笔的亲自解送耶路撒冷总部（那时总部还没搬到罗马）。但是，如果教徒没"结果子"或"结不好"怎么办?那么不结果子的枝子，便要从树上砍掉，丢到火里烧掉！第四世纪初，罗马皇太后（康士丹丁一世之母）大媚教会。捐献无数。到康士丹丁（Emp．Constantine I）即位后，基督教在罗马大兴，遂为国教。以后罗马虽亡，而罗马教则不亡，实际统治欧洲一千年。直到十五世纪后，教会分裂，才又逐渐退回宗教的地位。这并不意味教会从此衰亡，而教会却因分裂更变成多采多姿，更能因应世势的变化，进而更积极参与。譬如在中国有过许多教案，累得大清王朝，精疲力竭。便是教会权势结合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权势，积极扩张的例证。总而言之，犹太文化掺挟希腊、罗马的一切思想学术、典章制度，而巍然壮大，再掺合十九、二十世纪的科学技术、社会潮流，俨然不可一世。其随机变化，无孔不入的进取扩张热能与磁性，还是方兴未艾。凡此，可通称为：西方文化。也就是；西风。

论者或谓：自古以来，人类即有宗教，教义讲解虽各不相同，而其宗旨无非是劝人为善。因此对国家社会也有益处，何必如此吹毛索斑?再说现代科学昌明，人类对宗教迷信自然会渐渐谈忘，花费许多精力去研究它，岂非庸人自扰?其实，自古以来，宗教种类虽多，宗旨也有入世、出世的不同。然而，口中虽说出世，到头来还是人世。说过了小乘，再讲大乘，把否定了半天的东西，一下子又肯定了回来。所以，不管它是宗些什么，教些什么，一言以蔽之，就套一句保罗的话吧：为的是得人。得人做什么?就是要人家思想行动、做事为人都要听他的。而且有人就有财。特别是现代美国的好些宗教，千里来龙，此处结穴。画龙点睛，就只一个"财"字。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然的现象，不足为奇。如果得了人，却不只为财，问题就更不简单了。查自耶稣以来，其组织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无论其出现的姿态是宗教的、抑是政治的，和平的、武装的，公开的、秘密的，科学的；文艺的，经济的、还是感情的，其总目的就是"政权"二字。这就是他们的阴阳两面手法。譬如，从前在欧洲，社会里只有贵族和人民（农奴）两个阶级，耶稣的明密两教为了政权，其"银行"便向贵族贷放巨款。前面已经提过。当贵族和人民两败俱伤之后，却便宜了两头取巧、坐收渔人之利的商人中间阶级。此辈凭其经济上的实力，向破落贵族要求对其本身私有财产的保障，也就是参政权。甚至教唆利用农民暴动以达成目的。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民主革命。也就是资本主义民主时代的开始。由是教会投资的对象从贵族转移到商人的头上。同时，由于中产阶级当权，知识发达，科学萌芽（前面也曾提过：马利亚密教对此曾作长期投资）。机器发明后的商人变成了资本家。他们考虑：资金、原料、工厂（包括工人、机械）、销售、利润等。以贪婪为动机，利润为目的，其他都是手段。利润越高就越可夸耀成功，视为荣誉，因之社会地位可以上升。那么，要利润高则必须成本低，要成本低则必须压低原料和工资的价格。在大规模的生产需求下，欧洲地区的油水有限，于是非向外发展不可。如何可得廉价或免费的原料和劳改力呢?除掉去强抢掳夺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在教会"恕你无罪"的祝福下，罗马帝国被现代化了。同时教会还替资本家作先锋，这就是十九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传教通商与坚船利炮，相互表里，相互为用。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一下子烧遍了大半个地球。由此，大资本家发了大财，小资本家发了小财，殖民地的走狗买办也发了些国难财．殖民者过的是富裕、豪华、进步的生活；而被殖民者可怜，被刮得一穷二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抬头，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见风转舵，把"硬战"变为"软战"，是谓软战时代。要彻底实行"基督的博爱主义"。就是把坚船利炮往后挪了一步，易以贷款投资、经援协助为先，把传教通商变为民主自由。在此"自由"的定义和内容是："我有使用；占有你的廉价原料、劳动力与土地的自由。""你有买--以你的资源、原料和劳力做出来的--我的产品的自由。""你若无钱。来生产或购买我的产品时，你有出利息向我借贷的自由。"--是为：自由市场经济。此制度必须力求"稳定"．"如有破坏我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情，我有使用坚船利炮，确保其稳定的权利。""你有亲我，反你本国的自由与权利，如你此项权利受到伤害时，我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干涉，包括使用坚船利炮的特权。"--是为：人权。"为确保人权，你必须成立多党选举制，而被选举者必须具备亲我的条件为资格。但在你当选后，如发生不亲我的情事时，我有策动把你选掉的权利。"--是为：民主。故你的政局必须力求"不稳定"。"为了表达我的爱心，我可将我的过时的、腐朽的、有毒的、无用的产品奉送，或低价售与，或高价折抵我对你的贷款投资，作为经援协助。你有欢迎的自由与权利。""我为确保你永远在进步中，我有为你设计、承包或参与你一切最新的建设与开发的权利。你必须修改你的法律规章保障我的权利，即为保障你能进步的权利。""我有派遣教士、学者、专家去教导体下一代的自由和权利。确保你落后、我先进的意识形态，你有永远羡慕和追随我的自由与权利。"……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英国名哲学家罗素（Russell，Bernard 1872一1970）就说过：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历史。凡此，怎能大而化之，称其为"劝人为善"呢?吾人即使承认"劝人为善"这个命题，但必须先弄清楚，什么人劝什么人？怎么个劝法?劝的是什么善?善于谁的善?譬如，我劝你把家当都给我，你听了劝，我当然夸你善，因你从善如流而善于我。你若不听劝，我就骂你坏。因你不可救药而不善于我。如果人家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光劝劝，不听就算，也还罢了。只是人家却有个"劝善三部曲"；第一，劝你为善于我。第二，帮助为善于我。第三，逼你为善于我。不听不行，跟你没完，好歹弄到你全听了为止。如还有一部边曲，就是颁奖鼓励。如戈尔巴乔夫因败坏马列主义，使东欧与苏联内部分崩析离，一味向西方摇尾乞怜，故以诺贝尔奖金赏之。再如达赖，以分裂祖国国土，主张西藏独立，是西方梦寐以求的"善事"，故亦赏以诺贝尔。如果人家说，它只不过是宗教，你就完全接受了；人家说，只不过是劝你为善，你就信了。你就是生来太善，是不用再劝的了。至于宗教对国家社会的益处么，且看罗马帝国吧。自康士丹丁一世大兴基督教后，不旋踵而帝国分裂，以致于灭亡。再引唐朝韩退之的一段话，就再也明白不过的了。韩愈说：从前黄帝在位百一十年……周穆王在位百年（他们都在位久，享国长）当其时佛法末至中国，非佛法使其然。到汉明帝，引进佛教，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更谨，而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只食菜果，后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寝灭。事佛求福，乃更是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他下面继续说：人民老幼奔波，弃其生业，断臂脔身，伤风败俗，传笑四方。总之，宗教对国家社会有何益处?

论到科学时代，宗教迷信自然消退一点，科学自科学，迷信自述信。二者的消长似并没有绝对的关系。从事实来看，科学是"已知"，已知与未知相对。譬如在纸上画一个圈子，圈内是已知的范围。那么，圈子画得越大，则其与未知的接触线就越长。换言之，人类对其已知的领域不断扩增，则其未知的领域亦必自动地相对扩增。再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于其"未知"的处理，向来是用宗教迷信的方法。除非，导之以政，齐之以礼，有好的教育和领导，否则，要破除迷信，谈何容易?而宗教迷信之被人利用，又何能避免?回想中国咸、同年间，允许西人传教。有一个穷秀才听了教后，一点就通。他也泡制了一台"复活"的好戏，传聚得好些教友。每人以五两银子入教，不久，教徒就聚了累千盈万。上帝耶稣被尊为天父天兄，自己位列第三，自称天王。手下好些弟兄也统统"做王"。其国称"天国"，只是多加了太平两字。这人就是在中国纵横十五年太平天国的洪天王，洪秀全。以致后来称为虔诚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小时，听父老谈洪杨故事，怵然心动，勾起了他革命的心思。罗素之言，岂仅限于西方。虽然是，所谓：此一时也，被一时也。居安思危，至少这未雨绸缪总胜过亡羊补牢吧。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正可令人三思。

四

纪元一千二百年中，元太祖西征，给予欧洲社会一个很大的冲击。到一干三百年，马可波罗的著作给欧洲带来一个美梦。而欧洲当时在教会极端专制的统治下，在上面的人们过着极端腐败奢侈的生活。从西方历史中看到，罗马的贵人们穿绸裹缎，非丝绸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富贵身份。上行下效，一时蔚为风气。丝绸的来源则远在中国，故大唐以来，丝路上贸易频繁。以黄金易丝绸，罗马的黄金外流量相当大，史家诟病其事，认为帝国经济崩溃，以致分裂败亡，与中国贸易是其中因素之一。一千四百年开始。欧洲人试图挣脱教会的枷锁，要向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唤回春梦，是为"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从意大利而至全欧洲，酝酿了一百年，到一五一七年十月卅一日，马了路德登高一呼，竟将那执政一千年，手握圣俗两项大权的罗马基督教会，拖下了马。这中间马利亚密教为了自卫，同时报复一三零七年教廷与法王联手屠杀之恨，出了很大的力气。马丁攻击教廷大罪九十四款，其中尤大者是教廷把持"解经权"。他不管教廷怎么说，就开始自己诠释圣经，越诠释则越发现教廷之所作所为，不仅是错之又错，更且是背道而驰。因之，他直呼教会为魔鬼。由于他背后，上有费多利克公爵（Duke Frederick）庇护，下有越聚越众的教徒撑腰，教廷干方百计，杀他不到，始终没奈他何。于是教会从此分裂了。然而，他却作法自毙。既然马丁可凭己意解释圣经，谁人不可?由是，解经者各执一说，纷来杏至，并木奉马丁一家之说为圭臬。他受两面夹攻，气急攻心而死。马丁虽死，而解经之风未息，至今基督新教大者亦至少分六干余派，互相攻讦不已。论者或问，既然基督教的理论教义，根本建在不通的谎言之上，罗马教廷封闭圣经时，人们难以发现，后来。大家自由读经解经，难道就没有人能发现它的错来，不然基督教何以尚能风行?其实，并非人们不能发现错误，否则现在我们有什么根据说它不对?只因其中有个缘故，不信的人哪里去管什么圣经不圣经，多是信了教的人才去看它。那么厚的一本书，天下有几个人能念完一遍?就算念完了，又有几个人能念通了它的?但有人发现它错了，早已不信教抽身而去，就不会再在教会里，跟着打官司。这些打官司的多是由一个人念了一段，自命受神灵启示，发现了一个"真理"是人家从未发现的或认为以前人家会错了意的。譬如，一人说：我发现信徒入教要被浸在水里才能得救上天，你们那些只在头上点几点水的洗礼不算，绝不能上天。于是有好多怕不能上天的，就都来跟着他受浸，于是浸信会成立。此派专骂那些未跟来受浸的教徒不对，根本不能得救。别人也回骂，大家越骂越气，就叫对方魔鬼。六千多派大致都是这般勾当。至于基督教根本不能成立的事，大家是只见秋毫之末，不见舆薪。或竟是不能面对事实，只好存而不论罢了。就因为这样争辩之风越吹越盛，带动了哲学的争辩，一下于学说林立，如雨后春笋。他们大多是把那希腊前哲讲过的理论名词，加些见解，编些新鲜的话头，用些什么主义作题目，看起来琳琅满目，到底有拾人牙慧之嫌。兹择几个极具影响的大学派，分述于后，此于西风，聊可一窥完豹。

在一六四六年，德国翰诺垡（Hanover）出了一位智冠群贤的学者，名叫莱布尼兹（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Von），他曾为翰诺垡公爵（后为英里乔治一世）的上宾。一日，有人拿了一些图案给他，他不看犹可，一看之后，忽然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捉笔疾书，写道：希望他能做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太伟大了，几千年前就有了这个无上的学问……他认为此生他能见到这个，乃上帝特别恩赐。到底那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简单的太极、阴阳八封的图案。他未识中文，自然不懂说明。只就这图案，已被他慧眼瞧透。因为其中不仅包含了代数学的原理，而且包含着宇宙中一个极奥秘的公理，就是正、反、合的辩证法的公式。也就是矛盾统一的标记。从数学来说，就是否定，再否定。负×负＝正。他是个数学的泰斗，又是大哲学家，自然这个奥秘丝毫瞒不过他的法眼了。后来，这衣钵传了康德，康德哲学至今笼罩美国。康德传了黑格尔，黑格尔哲学替德意志民族打足了气，得了金刚不坏之术。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建立了辩证法的唯物论，为世界贫苦受压迫的大众谋求幸福。莱氏著述等身，如今都被保存在翰诺垡图书馆。他于一七一七年逝世。后七年而康德生。

当十七世纪中，欧洲资本主义民主萌芽，各地显得一片混乱，实际支配人心的思想，就是不信不义，唯利是图。于是有荷兰人格老秀斯（Grotius，Hugo 1583-1645）出而主张：人的理性乃为天赋，其中的正义有如数学中2×2＝4，神与人都无法改变。故对任何人（人民和统治者）都是同等的拘束力。秩序是正义的目的，而法律则为其手段。人必遵守其国内法，否则就没有社会安宁，亦无幸福可言。同理，国际间也应有"国际法"维持国际秩序。此为国际法之名词在世上首次出现。与其同时有英伦人霍布斯（Hobbes，Thomas 1588-1675）出而力反其说：霍氏认为：人天性好斗（war of everyman against everyman），但当其觉得和平合作较暴力斗争对自己有更大利益时，亦乐意放弃个人完整的权利，允许他人对自己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这就是他的"契约论"。但人若违反契约而无一更有效的力量予以处罚时，则是必无人愿遵守契约．因此，立法、司法与强有力的君主三者都是人所必须，惟对君主的制约则为人民本身，因它是君主必须面对之事实。格、霍两派的争论实为法兰西革命与北美独立的导火线。其间又有荷兰学者斯宾诺沙（Spinosa，Baruch l632-77）出而更正霍布斯的绝对主义，主张国家存在的目的是训练人民生活行动的安全与自由和摆脱仇恨与奸猾。故此，民主才是政府最合理的形式，因为人民不会长久遵守他们不能批评的法律。然而全体人民的想法无法一致，故大多数人民的声音该具有法律的力量。此创多数决主义的先声。同时又有英伦学者洛克（Loche，John 1632-1704）主张财产权天赋说。其说认为：凡物在自然之中，原是公有的，个人有权各取所需。但物体经过个人加工后，则成为个人的一部份，其功用与价值乃从其劳动力而定。此说为后世"劳工价值说"的前躯。洛克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即为保障个人的财产（包括：生命、身体、名誉、自由与产业）。政府的权力为"公权力"，乃由人民"同意"而生。人本有各自保护其财产的本能，至此，各人将其天赋权力交了出来，成为公权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诸权力）。盖如此保护个人权利远较各自采取行动为妥善。此为洛克的"契约说"。进一步，为了此公权力不被滥用，主张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应该分开，是为其"分权说"。后世盂德斯鸠（Montesquieu l689-1755）和卢梭（Rousseau，Jean Jacques l712-1778）承其衣钵，更发扬而光大之，为世界所奉行。卢梭于一七六三年写了一书，叫《爱弥儿》（Emile）。康德在读此书时，竞为之废寝忘食，连每天必修的一课--菩提树下散步--都停了下来，对之大为赞赏。十八世纪以来，哲学的方法多为独断主义。同时，各派（称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神秘主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康德出而以批判的方法，检讨诸家得失，是为批判主义哲学。

康德（Kant，Immanuel l724-1804）生于德国的肯尼斯堡（Konigsberg），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没离开过此地。他之所以名满天下，可能是因他读的多，写的多，是个当时的集大成者。他读了当时英国名人休漠（Hume，David l711-1776）--宗法洛克学说，为极端经验主义的批判怀疑论者--的文章时，亦曾废卷长叹，说：一言惊醒了梦中人。因他当时正沉醉在传统的教条独断主义之中。盖当时欧洲人总分两派，非在传统教条中，即在经验怀疑内，各趋极端。于是康德把太极图搬了出来，从莱布尼兹的解释法，将他的全部哲学分成两部，前部是纯粹批判的，是经验的，怀疑的，是科学的，也是否定的，因为对传统的形上学来说，他的态度是消极的。他讨论了：神、灵魂、自由意志、人的理性、知识……等等，没有一样是能证实的。论者说他：破坏了天真的天地，也杀死了上帝。可是他在后部的著作里，再否定了他在前部所否定的，于是上帝也活了，灵魂也不死了……一切被否定的即时都又肯定了回来。这就是他辩证的手法，使他成了哲学的不倒翁。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他独到的一些论点：（一）道德并不是从什么天赋神授的理性里发生的普遍价值，而是各个人为实现其更满意的生活，各自根据其意志定出来的主观的或经验的规则。由于各个人的规则大致相同，故产生客观的妥当性。换言之，道德是人类要过好群体生活不得不然的行为方式，你要是不这样做，你就过不下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只要你要继续生活在人群中，就非那么样不可。法律是从道德的原则产生，不过它是可以被强制执行的。道德是比较自律的，并不可能强制。譬如人若违反了法律的要求，政府是必要出来勉强他照法律所规定的行，他若还不听，就要受到处罚。人若违反了道德，除了劝导以外，并没有任何人能从事勉强。只可能再不能得到社会给予他应有的合作而已。由此得出他的"道德法律分别论"。但从拘束人们营为成功的社会生活（善）的观点来看，道德是不可强制的法律；法律则是可强制的道德。归根究底，它们是一体的。（二）履行义务是由约束力（法律）而来，约束之所以为力，是因其能排除人们的自由受到侵害。因此约束力即与自由相结合。换言之，人若不能互相尊重，就没有自由可言。再换言之，自由乃是履行义务的意志，也就是道德的自身。这成为他的"自由论"。（三）各个人意趣非同，利害往往相反。故在个人意志之上，互相承认一规律的、统制的总体意志存在。其一面对各人的权利施以应得的保护，另一面促使各人履行其应尽的义务。这一特定多数人结合而成的法律关系体，就是国家。这是他的"国家契约论"。（四）正义就是国家能达成其保障人民和平生活的目的。从此套出他国际水久和平的论点．他认为超越于多数国家之上，应有一世界国家存在，因为达成和平乃是政治上的最高"善"。在事实上的世界国家未达成前，至少世界现有国家应永保现状：一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兼并他国。一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他国内政。各国裁军。各国应各基于"国家契约"观念制订共和国体的宪法，以资保障其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各国应共组"国际联盟"以解决国际间的各种纠纷。这是他的"世界永久和平论"。综上所述，康德的每一个论点，现代没有一点不在世界上实行着。总而言之，康德哲学的第一个部门是尽量否定当时唯心论的形上学，故其态度是科学的。科学的为学是实事求是，先以怀疑，继而批判，然后举证。拿不出充分证据的事就不承认它为真实。所以这部门的学问是求"真"的。但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物"，自然不致错误。若为纯粹知识而求知，或以纯粹科学而科学，则其结局不一定是善，可能是恶，而且可能非常恶；也可能发展到人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是他在"预见"中所作的假定，为此他觉得非再否定一次不可，他说：宁可牺牲知识，不可丧失理念。持即是对待"人"或"人际"，科学的真知，根本微乎其微，当不了用场。所以哲学究竟是有他的答案的。因为对人来说，哲学的目的是导人为善。所以，康德哲学第二个部门的学问是求"善"。另外，康德在他讨论各大问题的同时，也常涉及艺术与审美。因此也可以把他这部份的讨论，称为他求"美"的部门。纵论康德哲学，可以用"真"、"善"、"美"三个字来概括，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了。

黑格尔（Hegel，George Wilhelm Frederich l770-1831）虽然受过很好的大学教育，熬到一八零一年才在大学里得到一个小差事。他既有一安身之所，便开始写作。那知一本书还未写完，一八零六年，拿破仓打了来，打破了他的祖国和他的梦。这个打击影响他思想至巨且深，因而形成他哲学的特殊部份，同时也给后世极大的影响。一八一六年他时来运转，在极短期内变成了德国青年人的偶像。因为他的哲学是有史以来最有逻辑，最讲系统，又极有生气，使青年人重建自信。同时给予德国的青年一个合理的信念--热爱国家和民族，让他们理解：不为国家民族奋斗，就根本不会有生路和前途。可是，正待民族复兴之际，他竞感染霍乱。仅一天之内就哲人其萎了。论到黑格尔的哲学何以如此动人?盖因他所讨论的每一个命题，无不绝对依照莱布尼兹所传下的太极形式，即正、反、合三段式的辩证逻辑程式。他把他的哲学总分三部。每部论三大命题，每命题分成三个论点，每论点又为三个步骤来解明。他也就是世界上能把老于"三生万有"的"三段式"发挥得那么彻底的唯一的一个人。可是，他也曾被人骂为"疯子"，史家咸认是由嫉妒而生，因为与他同时的另外两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彻（J. G．Fichte）和谢林（F．w．J. VonSchelling）统被骂了一样的话。而骂人者是一位长久坎坷不遇的哲学家叔本华（Autllur Scllopenhauer）。关于黑格尔哲学最具影响力的几个特点，兹分述于后：（一）对事物的认识，不能只看该一事物的本身，必须先认清与该一事物有关系的周围一切其他事物，才能对该事物具备真的认识。譬如我伤如要知道脑于是什么，必须先明了身体与其他脏腑跟脑子起些什么作用，才能把脑子作一正确的说明。如此类推，如要认识人是什么，先得把社会弄清楚，要认识社会，就得把历史弄清楚。一粒石子丢在平静的湖水中，它所激起的浪圈，一圈比一圈大地向外扩展。这就是他的"认识论"，又从中套出人类的社会任务和历史任务，导出后世的社会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哲学。（二）人，或人格，本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但由于人凭其自由活动的机能，与物发生了关系，而产生财产（所有）。无论自然人或法人，如无财产则根本无法实现和确定他自己。财产的所有权又因财产自由转让而被确立。财产的转让之所以能发生效力，乃因自由本身愿意接受限制，这便是他的"契约论"。所谓契约，就是一个人愿意将自己自由的一部份让与，并用以保证他人相对的自由，也就是法律。法律是裁抑个人之力的客观精神的形式。从而导出他的"国家论"。法律虽是公共意志，仍然只不过是个空洞的概念，直到个人的反复意志与合法意志发生矛盾时，即表面上法律被战败--个人的违法犯罪，在刑罚的形式下，法律才为法律--彰显其十足的权威来。因此法律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报复。正义与公道都由法律给予其一定的光彩。然而、法律的正义仅能判断人外在的行为，无法判断人内心的真动机，最精明的裁判官有时也会事后发觉受骗，故不得不有道德。道德是人内心的法律，即法律与个人意志完全吻合一致的状态。法律以约束身体物质生活为最高目标，道德则使一切有用事物，职从于善良之下。（三）道德最基本的实现就是婚姻，因人本是杂交的，婚姻的契约，故为神圣的义务。婚姻（家庭）是社会、国家的基础形式。国家是家庭与社会的统一，也是最高理念的代表。自我主义和自利主义在国家内受到抵销与纠正，使真正自由得以实现。（四）国家的形态以基督教会与英国宪法国会制为最佳，因它是君主专制（完全埋没个人）与民主共和（个人激烈政争）的统一。个人与国家是对立的两体，此矛盾的统一在于两者的互助与合作，也即是彼此制衡。他以罗马为例，罗马共和国本呈制衡状态，但因罗马帝国执政者的自私自利造成政治的反动，国家的总体利益于是消灭，代之以恺撤的专制独裁。以后凡被罗马征服过的世界都被丢到同一个模子里，塑铸成"硬硬的、无力的一块"。国家的内在组织（宪法）应三权分立，即君主、立法、行政（包括司法、警察权）三权分立。君主代表国家，使完全抽象的国家被人格化，"朕即国家"。但每一权力自身又表现其宪法的整体性，而君主权统一立法、行政二权。对外来说，国家等于民族。民族是同一语言、宗教、风俗和同一理念的人们。最果敢的民族--代表着最活跃的理念--常居于统治与胜利的地位。国际间的条约不可能与个人间的契约有相同性质，因在国家之上并无更高的主权来保证条约的约束性。．故国际间出现利益和意见相违时，其最后解决之道，就是战争与胜利。战胜之国所代表的原理是：更真实、更优越和更接近理想；而战败之国却代表受了谴责的原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里，总有一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具优越性，此时此民族乃成为世界文明的先锋。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进化，民族是有限，通过战争．统一于无限之世界史中。总而言之，黑格尔不像康德，他批评康德的国际组织与永久和平论，顶多是个有名无实的东西，所代表的不过是"应当如此"而已。事实是在历史的殿堂四周，兴衰更迭，无有已时。对此若无真知卓见，则必如痴人说梦。故他有两句名言，可做结论：合理即实在；实在即合理。

马克思（Marx，Karl l818一1883）是德国犹太人，在他受教育的期间，正是黑格尔思想弥漫德国最高潮的时期。一八四二年他得哲学博士学位时，正值黑格尔逝世十周年祭。尽管他一心追随黑格尔，但在黑格尔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他是过不了关的。于是他不得不去法国另辟前途。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的盛行，从而弊病丛生，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人们要求平等与经济上的公平分配的呼声，高遏云霄。他就在巴黎加入了激进的团体，开始批评黑格尔把辩证法错用于唯心论上，结局只能把人们导向虚幻的梦境，事实上根本解决不了大多数人类的倒悬之苦。因此，必须正确运用辩证法，就是把它从云端里扳转来，以科学的观点来运用它，才能生出正确的力量来。于是辩证法就变成了实证论的，而一般的唯物论就变成了辩证法的唯物论了。马克思在他一八六七年出版的名著《资本论》里，对当时欧洲的社会实况和经济制度作了详尽的分析，同时对所有权与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也作了极周密的讨论。他所作的结论是：劳工以自己劳动生产了产品，获得其价值的一部分以维持生活所必需。但除去这部分之外，则必有一些剩余价值，资本家就把剩余价值取去作为资本的积累或再投资。资本家为想要榨取多得一点剩余价值，就尽一切可能使劳工多干，苦干，而少得所需。于是劳工的一切条件就越来越坏。劳工仍被压迫到最后，只有起来反抗，直到取得政权为止。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律的科学的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就有了科学的充分证明。同时，资本主义在其工业化后，生产便有了划时代的改变，由于生产量的继续增加，资本主义的本身就限制了自己作合理的分配，通过工人阶级革命成功，公平的分配才能实现。因此，他批评当时一大堆的社会主义者，高言阔论，都是理论上的梦幻。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分配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后，政府（法律）--为压迫者服务的工具--便退化而消灭。质言之，马克思的思想也是一个集大成的哲学。综合了柏拉图、耶稣、基督教，黑格尔，当时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诸家，而各取其长，融汇而贯通之。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凭其两百年生聚搜刮的实力，国力强大。各国在订成了废墟之时，从旧衣、奶粉到汽车、飞机，没有一样不要向美国买。美国成为唯一的大出超国，进自以为不可一世，自封为世界盟主。继续以软战方式向第三世界搜刮。为围堵中国，第七舰队封锁中国沿海，在朝鲜打了一仗。落个平手，在越南又打一仗，反落个大败亏糟。从不落日的大英帝国建立起来的白种人优越至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为所欲为的主人翁心态，遭到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挫折。由于这两次的战争，美国是拿钱出去花，于是国库为之空虚．同时各国渐渐恢复元气，不但可以不买美国货，反而以价谦物美与之竞争，甚至进销美国本土。美国人久因富足，奢侈淫逸，不能耐劳。但凡当初罗马亡国时的症状，无不齐备。好几年前就有人作书，详为比较解说，用为警告。美国人不但不悔，反而更夜郎自大，国债居然高达四兆亿余。各大银行朝不保夕，一九九一年就倒闭二百五十多家。美国的失业、吸毒、性病、萧条、贫因……问题言不胜言，正是方兴未艾。论者或谓：资本主义虽并非完善，但究竞也是繁荣过的。现在偶尔不景气，过些时说不定又恢复景气，如何能肯定说它崩溃呢?其实，若要明白此点，必须先弄清楚现代资本主义依靠什么而兴?资本主义者，开宗明义第一，就是资本。有本才能求利。那些占人口百分之一的资本家阶级都是由来有自的，他们手里握住的就是资本。他们当然不能把资本放着睡觉，最上算的办法是放债，坐收利息。现代的新名词，美其称谓：融资。社会里有一批人拥有知识、技术和技能，却没有资本来发展，于是就向资本家陈情，要示借贷（条件各不相同）。这些借到了钱的就立地成了准资本家。如果在他们的经营之下，可以还得出利息来，就叫做成功的经营。有了这个信用，就可以不断地接着借更多的钱。为了满足资本家对之有不停止借贷予他的信心，在外表上一定要搞得气派，不断开辟市场；在内部就要加紧刻苦员工。因为只要融资上一出问题，什么都要垮台。

从另一面来说，现代经济学把这一套制度化了以后，发展到虽非企业，也可融资。小自穿衣吃饭，中至求学结婚，大至购屋置产，无事不可融资。人一生下地，就已经向"银行"负了债。负债过日子，寅吃卯粮，以前是无赖行径。现代经济学称为：创造性的财务管理。因为原来上不起学的，只要有银行肯借钱，就马上可有学上。买不起车子的，马上就可有车子开。买不起房子的，马上就可做房主。这样的无中生有，发展起来，就是一日千里。可是，这些债务人在后半辈子里，无日不在为偿债而劳苦重担。本上加利，利上滚利，有大半人列死都没能还完。如果一旦失业、疾病，塌了一个月，缴不出应付的月息。房子、车子、家具……立刻被债主收去，落得一无所有，只好一家老小夜睡街头之上，从经济学来说，这是唯一能达到"快"、"大"、"多"的手段，而在人生的意义上来说，无论偿债的情况如何，一辈子做百分之一人的奴隶，永远不得翻身，到底所为何来?

现代，还有一种集资的办法，就是股票。一个企业一面从资本家手里借，一面还可以发行股票。一个公司只要能跻身于股票市场之中，资本便能不断源源而来。人民省吃减用，一点一滴地去购买股票。一面在心理上，他也变成准资本家；一面也学资本家，将本求（红）利。公司如何能吸引人民来向它"投资"呢?必须外有高楼大厦，内有"创造性"的收益。在公司的财务报告书中的利润里，别出心裁，多加上凡个零。人们买卖股票，就是赌博。十赌九输，最后跳楼自杀者，比比皆是。最可悲的是：这种制度固然能为准资本家和资本家快速筹措资本财富，而对社会的教育是，不必脚踏实地，不要劳动生产，只要玩弄投机，买空卖空，唯利是固，向钱看齐。

总而言之，现代西方经济学里的创造资本论，虽然勉强支持了四十年，这种挖肉补疮，拆东补西的办法，迟早会要遇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到此诸种马到悬崖难回头、船到江心难补漏的现象毕出，绝难自我安慰，视为暂时的不景气。辩证法是不会错的，就在这否定与再否定之际，必定要有一个负有历史新任务的、优越的、更接近理想的、合理的理念，出而解决这个矛盾，开创人类历史新的一页。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在旧约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一节，记载了一个故事，把它当作寓言来看，也还有意思。故事说：巴比仑（今伊拉克）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人，头是金的，胸膛膀臂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腿是铁的，两脚是半铁半泥的。忽有一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打在脚上，把脚砸得粉碎，于是全身体都倒下来，也都砸得粉碎，像糠批被风吹散。那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王召了但以理来，他就为王讲解这梦。他大致说：金头代表现今巴比仑的尼布迦尼撤王朝，其次每一段都代表一个大王朝，石头却代表不属于同一体系另一王朝，最后取代了原先的体系。如果巴比仑王朝为金头所代表，那么，其次银子就应代表波斯帝国，铜就应代表亚历山大帝国，铁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像铁一般统治，但腿却有两条，性质同是铁的，便像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双重统治。半泥半铁的脚也是两个，就像美国苏联一松一紧。这些都属于同一个体系。都是西方文化体系。最后被一个不同体系的文化把它砸得粉碎。取而代之者是…个崇尚自然的思想体系，非同于崇尚人工的金属体系。如果这个寓言作为这样讲解的话，现在不正是"石头"出现的时候了吗?1老子所谓：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是否正合此义呢?

第十一章中国历史的病根

世界四大人类文化发源地的另外两个：一是恒河流域；一是黄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文化就是印度文化，其基本形态是极端神秘主义的。由于中国道学思想的传入，形成了印度教。这就是印度文化的主体。另外由净饭王子释迦牟尼创始一种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因它与中国原本的思想，方柄圆凿，格格不入，受到极大的排斥。后来经过长时期的熔化改变，佛教逐渐中国化，一度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而它在印度反一蹶不振，消声灭迹了。西风东渐，印度亡于大英帝国。后来回名虽然恢复，但也象埃及、希腊一样，灵魂却早彼人摄走，万劫不复了。

论到这灿烂五千年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它有一个特殊的根基，就是"家"。没有这个"家"字，就没有中华文化。《说文》谓：家，从"宀"，从"豕"。家，居也。段玉裁解释说："猪之居也，引申假借以为人之居。"《易经》家人卦彖载："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家的成员是父、母、兄、弟、夫、妇、子、女，正是孟子所谓的"八口之家"。人的生存基础是人和物，人之所以为人，因其与人生活在一起。可是，人要生活就非得有生活资料（物）不可。人类在渔猎时代，为了食物，整天与禽兽追逐拼斗，生命既无保障，人与人并无固定关系，人与物（财产）亦没有多少固定的关系。到了畜牧时代，人有了驯服的禽兽作为工作对象和食物来源。生活既有了屏依，对人和物都有了固定关系，只是未能长期占有固定的空间而已。猪在这个时代里是比较易豢养、善繁殖的代表，故有猪的地方才有人。家庭虽以人为成员，但若无猪则不能生存。这就是中国人当时造字的客观条件，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绝不是唯心论的。同时，也是非常实在的，以经济决定一切的观点更是由来有自。到了农业时代，人与土地发生了固定的关系。土地对人来说是静的，于是人因地区而聚集。但猪在经济上并未减损其价值。所以家字至今也未改变其意义。又序卦传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样一来，家与国就联系起来了。

上古之人，如庄子在盗跖篇所描写：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何以人只知有母呢?因上古的人对于受孕的知识未精，多以偶然发生的特别事物来解释它。例如，《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修已）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论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大禹的母亲吃了薏米，就生了大禹。这简直是神话。但从社会学来看，它的意义并不重要，而有意义的部分是他们这个家把薏米当作了他们的标记（图腾），因而得到了代表薏米的"姒"为姓。姓的意义就是"德"，德就是性质的意思。那么大禹这家人姓姒，同时具备了薏米的性质。于是，风姓是凤图腾，姜姓是羊图腾，姬姓是（白）芷图腾，董姓是龙图腾，秃姓是禾图腾……不胜枚举。姓团逐渐繁荣与迁移，于是姓与土地发生了关系，产生了次级的姓，就是氏。也可说是姓的支团离开了总团，以现居地为氏。例如，姜尚本姓姜，他的氏是吕，所以人又都称他吕尚。姓氏在中国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同姓同德，一则以维团结；二则同德者之间，禁止通婚。《左传》（僖公）：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昭公）：其生不殖，则相生疾。这似乎是基于生理学上的理由了。《礼记·曲礼》规定：娶妻不娶同姓。《汉书·食货志》："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回索到《孟子》（梁惠王）："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从此可见，家的人数，五至八口，是采小家庭一家数口主义的。治田百亩，可见他们都是劳动人民。一夫挟五口，是采男性中心主义的。到了东汉以后，记载里经常看到，世家大族，每称百口。著名的陶潜戒子书："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范幼者，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唐代的张公艺九世同堂，常被标榜称道。《唐律》："同籍及期亲为一家。"《清律》："一家，同居之本宗，五服至亲皆是。"这显然可见，中国的家自周至清，小自数口，大至数百口，都以"同居共财"为标榜。不但社会如此风尚，政府如此提倡，法律如此规定，违反了它还科以重刑。《礼记》："子妇无私财，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唐律疏义》："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然而做人父母的总是要死去的，因而产生了继承的问题。原则上。在父亲去世后，父亲的身份、人格和财产，一切都由儿子继承。如儿子不止一个，则由长子继承。这继承的长子叫做"大宗"，其他儿子叫做"小宗"。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乃迁。这是说。如果大宗以后没有儿子，就得在小宗的儿子们里头选择一个过继到大宗来。如果这个小宗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小宗就得绝后，但决不可让大宗绝后。如果这家子孙繁盛，那么小宗就可成立独立宗，他自己以后再分大宗小宗。大宗也是一样，再分自己的大宗小宗。历世越久，分析越密。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宗法社会。例如，文王创立周室，武王是长子，继承了文王。周公是次子，是小宗。后来在鲁自成一系。武王的长子成王又继承武王，成王的长子康王又继承成王。这文、武、成、康……都是大宗。这个宗法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在此只能从简。不过从此看到，中国周朝这一个国，实质上就是一个家。家长即是国君。《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又有所谓："君之，宗之。""作之父，作之君，作之师。"换言之，君主就是家长（族长），家长是要尽一切可能为家族谋幸福的，同时，他通常是德高望重，是家人的榜样，平常也对家人爱深责切地循循善诱。所以他又是老师。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国和家是分不开的，所以国家二字经常联用。进而国家和民族也是分不开的，故国家民族四字经常联用。称国又必称祖，于是祖国二字又经常联用。语言文字如此，其正是思维如此的确切说明。而中国人所信仰的天、地、君、亲、师，往往都把他具体化在国家领袖的身上，把感恩，敬畏，爱戴和希望也都集中在他身上。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许多特点。兹从正面加以分析，'演绎于下：

（一）中国人把家塑造成家族制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智慧。纵观《旧约》，犹太人相当自傲他们的十二支派，如何把他们统合起来，其总纲见于摩西的十条诫命。而十诫之中，前四条都是如何对待神的（唯独一神、不可拜偶像、不可亵渎神、守安息日），第五条是"敬父母"，剩下五条是如何对弟兄（不可杀、不可淫、不可偷、不可假证、不可贪婪）。虽然他们也讲亲戚关系，但"兄弟阋墙"，其中掺含竞争斗狠的极大成分。以上五诫可说是维持和平的最低要求：不可互杀，不可互淫，不可互偷，不可互相作假见证攻击对方，不可互相窥伺彼此的钱财。一旦连起码的这些点都做不到，只要违反一点，就连最基本的和平都维持不了，还谈什么互助互爱?至于对父母虽然讲敬，但敬之一义是附条件的。就是你要有可敬之处，方值得敬，否则不过勉强敷衍，敬而远之。出发点究竟不是骨肉情深，自动自发的。所以几千年来，犹太人到处钻孔打洞搞人家，图些小名小利，犹有余刃，但对自己一个小小的国土都保持不住。可见其"合理性"是不高的。可是，中国人对家族的描述，不是立足点的，而是齐头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节。这完全是基于骨肉深情，自然而然的流露。父子之间，舐犊情深，性命都可以为对方牺牲，如果还谈些表面上的敬与不敬，岂非小巫大巫，语无伦次了吗?兄能友，弟能恭，互助互爱，相依为命，在这种情意之下，根本对彼此阋墙的那些没出息、见不得人的败家羞耻，连提一下都还嫌污了嘴呢。如此扩展到国，则君正，臣忠。凡此，都是互相对待的，并非片面的要求。是在至情中的自由意志，绝不可能是一种道德或法律的硬性规定。也不能把它当权利来主张。同时，父子，兄弟，夫妇，以至于君臣，都是由情爱而产生的自然定位，绝不能用人为的方法造成，也不能用人为方法打破。总之，中国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是"情"，是"自然而然"。这就是东风与西风最基本的不同点。

（二）若是一定要用西方的术语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的话，那么，中国的家族主义，第一是集体聚居的，第二是每一个个人都是家族的一分子，受到家族完全的保护，从养生到送死，家族负一切的责任。从精神荣誉到生活方式都是整体的。个人对家族也是尽其所能为整体服务。只尽义务，不主张权利。连权利二字联用，这个名词都没有。也是根本不须要有。直到近代，欧风东渐，权利二字才朗朗上口，成一专有名词。从经济方面来说，对于生活资料以及其他财产的分配，都以"均"为标的。任何不均的现象，都被视为不公正，非正义的，也是不道德，非法的。中国在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是高度的土地国有制。家单位授田，男耕女织。至今牛郎织女仍是中国劳动人民乐道的故事，他们勤奋勇敢，为国为家，终年辛苦，连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生活都牺牲不顾。北魏推行均田制，唐代仿北魏有所谓口分田、永业田。后世授田均田虽不复见，但家单位在农业生产合作上是从未松懈过的。经济生产如此，对国家社会服役也是如此。从各朝律例中可以清楚看到，纳赋、当差都是以家为单位，如有违背，罪及家长。如大清律例：凡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凡豪民令子孙弟侄跟随官员隐蔽差役得，家长杖一百。从法律的规定来研究制度是最简便直接的办法。中国自周到清，实行家族主义，三千多年没有间断过。前面已经引过《礼记》和《唐律》，不必再赘，且看《清律》：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总而言之，中国人自然而然五千年来就过着家族主义的生活，也可称之为素养，也可称之为本质，是中国人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近代，欧风东渐，为了要与列国并驾齐驱，热心吸收西洋学术潮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者大有其人，可是转瞬即亡。何以故?其未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本性故！例如目前的台湾，在美国豢养利用下，是推行个人资本主义的大好天地。试看今日台湾，除了有些人赚了一点人家剩下的辛苦、昧心钱外（已大半又送回外国去了），可怜一省弄成男盗女娼，强凌弱，众暴寡，尔欺我虞的黑暗地狱。因此那里的仁人志士们每日呼天号地，痛哭流涕，但已在贼船上，有何效益?。故人家多称台湾是个没有明天的地方。

（三）中国的学术思想共分九个流派，即：道、儒、法、墨、农、兵、名、纵横、阴阳，史称"九流"。这九家哲学没有一家是站在反对家族主义的立场来立论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各树己见，如何促成家族主义下的道德、正义更能完美实现。譬如：道家主张是直透本性的看法，认为：既是家族非能以人工塑造，完全自然生成，父慈子孝完全本诸天性，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让其自由发挥，最忌加入人工，拔苗助长，弄巧反拙，反而堵塞了。因而间接地去培养使其发生的客观条件，使其顺利生长，才是聪明实惠的好办法。如果有人觉得这父慈子孝的现象是极好的，于是悬赏鼓励，或用道德的手法来推动。这样以人工推选的东西，很可能多是教人作伪，大家装模作样。这就变成了吃人不吐骨的虚伪礼教，这只能削弱国家的实力。因为表面上伪装的互助互爱，到了紧要关头，这样的人比谁都更自私自利一点，根本派不上用场，恐怕还要误事。这就是道家和儒家的基本分野点。在孔子问"礼"于者子的时候，老子劈头就给他一盆冷水。孔子千里迢迢跑去请教老子，这正说明了他何等热心于礼教的推行。在老子来说，他正在埋怨拔苗助长的人把一天好事都弄坏，孔子再来火上加油，当然对他没好气了。所以立刻当面指出几点孔子的毛病：虚荣心，个人野心，太热中，虚伪做作，太偏激。后来到了法家，居然用武力与恐怖，硬拼恶霸的办法来强制执行，所以转眼就垮。从中国历史来细心品味，两次历史上的顶峰时期，就是史称汉、唐盛世，都是在听了老子的话下出现的。

（四）中国家族主义里，由于家长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易经》家人卦彖谓："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从而导出中国特殊的统御学或管理学来。用最简明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身作则。作人父母的对待子女，要用受心，切实地关怀体贴，既要养，又要育。自己行事为人要正派，所谓：言教不如身教。带头劳动。带头学习。这样子女是绝对不会坏的。精言之，就是：有为--无为--无不为的辩证三联式。自己若干，带头干（有为）。但绝对不可一个人包了，要让人家有机会干。并带头干（无为）。最后大家一起干（无不为）。君之宗之，一乡的领袖就是一乡的父母，县的领袖是一县的父母。省是如此，国更是如此。证诸历史，这个公式绝未产生例外。凡是旰食宵劳，励精图治的明主，没有不是国泰民安的。凡是思倾国、不早朝的昏君，没有不天下大乱的。自己豪华享受，叫人家忠心苦干，乱亡相继，无不如立竿见影。所以，在中国绝不可能立了几条法律就能天下大治的。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就是古今中外，也还查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徒法可以自行的。有人以为：中国一定要"法治"才好。实可谓一知半解，强不知以为知。既未明了西洋历史，更未深究中国人的本性与背景。根本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法，怎么样来治，这岂不正是似是而非。徒乱人意吗！犹太人有个名叫耶和华的神，这个神不但具有人格，而且完全完美，又有全能，更且随叫随到，要钱就给钱，有病就医病，要报仇就雪恨，要打仗就胜利。总之。凡投靠耶和华的必安稳。阿拉伯人除了有阿拉（与耶和华异名同体）外，神话中还有个吉尼，住在灯或瓶子里，也是随叫随到，服一切务。这都完全是唯心论的痴心妄想。中国人是讲实证的，"道"是宇宙的规律，合道则存，违道则亡。是唯物论的，同时也是极严肃的。于是，把领袖（家长或君主）在观念里当成是个德高望重，比一般人都更有知识和智慧，甚至在体力方面也都比别人强壮，更能吃苦耐劳。是为有"龙马精神"。这个具体的人代表了天、地、君、亲、师的全部。所以，自然地把感恩，爱戴，敬畏和希望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历史里，只要出了一个与他比较近似的人，所谓君正臣贤，只要君能正那么一点，马上忠臣贤士都也跟着出来了，奸佞都销声区迹了，马上就出现国泰民安的盛世。否则马上就乱亡相继。中国的历史几千年就在反复的证明这一点。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着把它制度化，以图长治久安呢?在汉、唐盛世时的宰相制里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没有不做这样打算。汉唐宰相制是这样的。由于君主是个具体的人，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完美而又全能。但是人民对他却充满了希望，如果这位君主差强人意，人民打了个及格的分数，自然皆大欢喜。如果分数太低，人民就要失望。这一失望就要不得了。可是谁也无法保证君主的做为一直都是及格的。为了保持长治久安，最好是把君主虚位化，就是叫他无为。他无为，所以他就不犯错误。不负行政上过失的责任，人民就不能怪他。他就永远是人民心目中的希望。可是谁来办事呢?真正办事的是宰相。因为只要是负行政责任的，就难免要犯错，宰相犯错，立刻可以撤换，并不影响全国政局的稳定，不比君主。要撤换君主，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就是革命。那么怎样保证宰相尽做对的事，不做错的事呢?就有一个御史大夫在他后面作监督，就是专弹劾，专挑毛病。怎样保证御史不和宰相串通勾结来做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呢?一方面一定要选好人去当御史，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规定，御史是宰相的天然候补人。同时，宰相的薪俸是二千担米，而御史是六百担。只要你把当朝宰相劾倒了，你马上就贵为宰相，富有两千担。反之，宰相若不愿失去荣誉和富贵，就得拼命地做好事。因此，宰相是"正"，御史是"反"，二者统一在无为的君主里，是"合"。同时，这也是：宰相是"有为"，御史是"无为"，君主是"无不为"，简称无为而治。也可以这样说，政府（宰相和御史的行政机能）是"有为"，君主（有权而不具行政机能）是"无为"，二者统一在国家里，国家是"无不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又有人好好地维护它，所以就产生了汉唐盛世，是中国人永远引以为荣的。大英帝国师法此制，遂造成不落日的强盛，所以，黑格尔大加赞赏，称其为理想的制度。话可是又说了回来，光有好制度不行，还得有好人去行才行。列子说了一则寓言：纪省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天后，宣王问："鸡可以斗了?"他回说："还不行，因为这个鸡还有虚骄和气性。"再十天后，王又问，他说："还不行，因为它的情绪老受外界的影响。"这样又过了十天。他回说："还是不行，因为它对别的鸡还怒目相视，还要强好胜。"再十天以后，他告诉王说："行了，别的鸡对它吼，它都不变色了，它看上去，象个木鸡一样，可是它真成为能斗之鸡了。"别的鸡不用说跟它斗，只要看它几眼，就败阵而逃了。做个斗鸡，尚且如此，何况做人的领袖呢?

（五）辩证法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中的产物。伏羲氏发明它的时候，就将它的产生经过作了说明。他说由于他上观察天体气候，下观察地理环境，远观察事务的变化，近观察身体的机能，得到了一种规律，就把它记下来。他完全没有说过那是由什么神灵启示，在什么山里火里，神灵向他显现而赐给他的（摩西十诫的来源）。或者说这辩证法有什么神力，可以用来呼风唤雨。这完全是从他调查研究，实验证明所得来，所以其性质完全是科学的，也是唯物论的。正和反，他称为阳和阴。阴阳在最基本的形态下统一的情况，叫做太极。阴和阳之间的种种关系是完全依数学的原理变化。阴和阳乘二，就是四象，再乘二，就是八卦。八卦也是阴阳的三次方。现代数学里还非常重视这个二进制。伏羲时代只发展到八种现象。也就是正反的八种形式。他马上就用它来说明一家八口。同时把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基因"都作了初步说明。到了姬昌（后来的周文王）手里，又花了七年的时间，再二进到六十四卦。就是矛盾共有六十四种形态。这就是中国的现象学，也是方法论。因此，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是六十四种形态中的一种。当初莱布尼兹只见其一，不见其他六十三。所以，连黑格尔也不知有他，只会按着最基本的一个形态作文章。就只一个形式已经把莱布尼兹惊得目瞪口呆，口口声声说这是极大的宇宙奥秘。就此已经在欧洲和世界上掀起了巨波狂澜，要是他们知道了其他六十三个形式，那还了得吗?论者或问，中国人自己的宝贝，中国人为什么就不知道它是宝贝呢?反而让它冷落到做了江湖术士的代表，难道中国人真是比人家次一点吗?其实，中国人怎会不知道它的价值，不然周文王怎能创下八百年的江山?箕子逃命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带，只手捧着八卦奔了朝鲜，可见八卦比什么都宝贝些。至今韩国为纪念此事，还把它作为国旗。陈抟是把它作成有系统的图形的人，并且写了论文。

宋太祖赵匡胤请教过他，但并不深入。太宗赵光义却把他请到京城不止一次。每次都促膝密谈，外人都不知道他们谈什么。当然是谈国家大计无疑。这位希夷先生（太宗对他的称呼）就是一位"山中宰相"，而表面上陈先生和大家不过说些极普通的道教的话。粱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情形也差不多。中国人不是不知道它是宝贝，也不是不会用它，只是有个更高的智慧，故意的淡化它。因为既是宝贝，就不能乱拿来炫耀，所谓：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因为好人得了固是很好，万一被坏人得了岂非要天下大乱了吗?譬如，《三略六韬》这部书相传是姜太公的，黄石公费了好些事，才传了张良。张子房用来创下了大汉四百年的江山，死时分付把书一起同葬。可见，这书是姜子牙写的，黄石公传的，张于房用的，结果是大汉朝，各人有各人的贡献，各人有各人的时候，哪里勉强得来?几千年来，中国哪朝哪代不是有好些了不起的人都在用它?只是不挂在嘴边乱说罢了。这一点又是中国人更高一层的智慧了。再就外国人来说罢，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在亿万人之中，也不过出了这四个人，能懂，能用。所以，这也不是勉强得来的。如果中国是这个时候要复兴了，就会有人注意它，研究它，发扬它，运用它，是属于中国的宝贝。就不会永远被埋没的。

论者或谓：中国固然有其本身优良的文化，再加地大物博，论理应该是个世界的天堂才对，何以就如《三国演义》开头所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好象成了个定律一般。外国来侵略还有话好说，自己老是打自己，难道也是高度文明所致?其实，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分分合合，打打闹闹，未始不是一种进步的过程。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同时，也可看为对文化的一种考验，所谓：真金不怕火，百炼铁成钢。中华文化在这五千年里。经过多少狂风巨浪，至今可见，更是弥坚益壮，准备战胜更险恶的艰困。孟子早就说过：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所谓多难可以兴邦。事实上，中国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信心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坚持的，只要有这个信心就什么都无所惧怕的了。然而，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这就是说：人能知道自己的无知，就是高明了。若强不知以为知，那就是病患。人唯有把病患除去，才能健康不病。圣人是健康没病的，因为他不断除去自己的病患，所以他健康没病。揆诸历史，中国有几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再三的把中国不知不觉地拖到动乱中去。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病患。如果不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然后想好办法把它们除掉，中华民族难免还要带病延年，不得健康。兹从过去历史，归纳出中国四个大病根，分四节讨论于后，以全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之意。

一

中国在宗法制度下，政族合一，君之宗之，中国就是一家。一种在自然关系中产生的组织，对政策的推行和沟通有双重的便利与效果。由于家农的合一，兵农的合一，使得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军事自然地俱有充分自卫、自治、自足的能力，形成一个极其稳固，无法摧毁的根基。在正常发展的情形下，中国人无论在对心理或是生理上的照护都是比较完善的。为了好日子能过得更长久更完美，于是在健康长寿方面就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把享受与预防结合起来，把运动与治疗结合起来。所以无论在中国的哪一个角落里，第一件事就是吃。吃便升华而成为艺术。中国人见面的寒喧，先问吃了没有。这代表了中国人的关切和实际性。但有得吃是由于有好天气。其次就是问寒暖，以致于谈天。发展到哲学思想。也是从爱惜生命为出发点，以"长生久视"为标的。长生就是长寿，是生命的"量"。久视就是健康，是生命的"质"。其他都是方法论。中国人最讲实际，为什么重视生命的质和量，就是因为很有活头。活得高兴，所以才舍不得死，才要想出各种方法来活长一点。这和世界其他国人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主张苦行，是因为其生活已经是苦恼得不得了，既然无法改善，不如干脆接受它，将苦就苦。但心中到底有些不干，于是幻想来生或极乐世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是风景秀美，山川妩媚，气候适宜，人情温暖，物资丰富。所以，只有长生久视的要求，没有苦行来世的幻想。从整体来讲，只要是情况正常，中国人的生活是舒适的。虽然每个人生来体力智能有差异，但由家族主义的补救，中也养不中，才也育不才，老吾老以及人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社会成了丰沃的，也是胶着的一团。想到今天的舒适，就不能不想到这是祖宗好处。由是慎终追远之情油然而生。为了还报祖宗的恩惠，一方面对之崇敬礼拜；另方面要保证有后代来继承这些好处，绝不可自我而斩。我要对祖宗表达我的祟礼之意，就要让虽然死了的人还像活的一样，有东西吃。于是就办齐丰盛的冷猪头肉请他们吃，是为祭祀。又自私地怕将来自已死后，没人请吃饭，作了"敖氏之鬼，不享血食"，所以，生养后代比祭把祖先更具现实的重要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时，为了预防绝后。后代生得越多越可靠。后代是老婆生的，所以老婆也越多越好。由于老婆多，子女多，原来一个温暖亲密的家，就变成了勾心斗角，阴陷残害的屠宰场。人们不愿去根本改正错误，反而引进了礼教，强制敷衍出一种表面的安宁。在这样环境里混出来的中国人，就具备了表面彬彬有礼，暗中诡诈阴谋的双重人格。而原来家族主义的优点却还保存在劳动人民和没有妻妾满堂的家庭里。所以中国的家族主义一直在培养着两批不同的人，一批是老实本分，国家民族意识深厚的人；另一批是自私滑头，无所谓国家民族的人。举一个例来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打进了东京。百官易素服纱帽，伏路例请罪。而人民则惊呼而走。《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描绘了一幅对照图。契丹主以诏书赐诸藩镇，藩镇争上表称臣，有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可是农民则保聚山谷。契丹得到了中国土地和官吏，却得不到人民。契丹主说："犹雏飞之后，徒有空巢。……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于是放弃建国中原之意，急急北归。这幅图画绘下中国的两类人，每到紧急关头，就真相毕露，丝毫不爽的。

中国人由于贪心作祟，奉行三多主义--多寿、多福、多男子。只要是大环境稍微安定一点，人口就立刻大为繁殖。不到二三十年，就能形成庞然大族。族大口众，越要三多，则经济上的压力越多，于是就必须再加两大--财大、势大--才行。中国以农立国，生产的工具是土地。土地多则财大可保。如何土地可多，必须依政治的手段取得。因土地原则上应是公有的，必须依势占取，势力大则土地可多。在春秋时代已有"子驷为四洫，氏、褚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到了商鞅变法："除井田，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这样大族又成了豪族。西汉初期，刺史六条问事，其中的一条："强宗豪右，田宅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宣帝时，有所谓"宁负二千担，勿负豪大家"。到了东汉，"豪人之家，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各群，徒附万计"。三国时，"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豪族势利倾于邦君，储蓄富乎公室"，唐代永徽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宋代"势官富姓占田无算，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强宗巨室吁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破产"。这都是历史上的实情，一直继续到民国。豪族并不自己耕作，佣人耕种，按时收租。平时则遨游都市，上结官府，下交游士。一旦天下有变，域据堡自固，或图霸一方。幸而还有田可耕的农家，他们的情形怎么样呢?根据西汉晁错的话："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无日休息。勤苦如此，倘复被水旱之灾，又赋敛不时，当具有者，半贾半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宋司马光说："农民值丰岁，贱其所收之粟以输官，比常岁之价或三分减二，于斗斛之数或十加一，以求售于人。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赋不已，欲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无田可售，则不免伐桑枣，撤屋材，卖其薪。或杀牛卖肉，得钱以输官。一年如此，明年将何以为生乎?"再看田地的生产量，汉时"亩收三斛"，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唐代"一顷出米五个余斛"，宋时"亩产四五斗"。后世大约都是如此光景。生产力如此低，加上以上所说的苦困，人口的增加又突飞猛进，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废田流徙为闲民"，也就是成为没有户籍的流民。在王莽的时代，先是"以饥寒穷愁，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转掠求食，自哄而已。"后来就"众有数万，攻略城邑。"到最后则是"死期交急，剽掠延生。"这种情形从汉到民国，规模虽有大小，名义虽有不同，代代皆然，层出不穷。

这些流民是过剩人口，历史形容他们的行动用"剽掠"二字。因为他们飘乎不定，到处流串，所以又被统治者叫做"流寇"。她们的破坏性极大，他们绝对不生产，他们把剩余一点的生产户，不是裹胁而去，就是杀死了之。最后到了无可剽掠的时候，也是他们本身灭亡的日子。留下的结果是千（万）里内无人烟。就这样的大杀劫过后，如果有位够格的领袖出来，收拾善后，与民休息。十年一过，又出现户口充实，仓储丰足的局面。于是又生战乱。小乱平后，再生大乱。就这样阂而复始，无极无终。这批过剩人口，本质上，他们并不是劳动人民，他们不事生产，游手好闲。是寄生在社会里讨生活的。他们全然没有丝毫贡献，譬如帮助开发新的生产手段，改进旧有的生产手段，以增进家庭实际生活条件．倘若遇见不平受压的情事，想办法如何组织大家来对抗或制止，以及怎样能在制度上去作防止的打算。即使一时无法付诸行动，至少也应该有个理想，说出一套理论。他们这批惯娇的年轻人，就会在家使性子，利嘴滑舌，打爹骂娘，见事只会怪别人，自己一点拿不出正面的办法来。可是一碰到外头人就完全傻瞪眼了。流民并无意去替被压迫的打抱不平，反而最先总是向已经疲惫不堪的农村下手，弄到他们连余喘都不能保。他们抱着打翻了狗饭盆，大家没得吃的消极性的心理。所以就只有破坏，完全不值建设。总之，这种可大可小的过剩人口的流民问题是中国向来的致命伤。

流民虽然也是掳掠抢夺，可是跟罗马相比是很不相同的。罗马是去抢外国的，抢了之后是：得其金帛可以致富，得其子女可以奴役，得其学术可以自壮。因而西罗马富强繁荣，有四百年的天下，东迁之后，又延四百年。至今西洋诸邦虽无罗马称号，其典章程秩莫不由罗马一脉相承。而中国的流民是专抢本国的，为什么他们不把聪明才智用在发明建设，强种富国上，而专门走毁国害民的路子呢?从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不是没有缘故的。但凡娇惯坏的儿女，一方面养成一种颐指气使的少爷小姐的性子，父母越疼爱，就越孝子。越孝其子，则子就耍其父母。因此造成目中无人心态。另方面，这样的儿女心中明白，外头决不会如此事事顺着他的，由于怕碰壁，则生畏惧之感。由畏生敬，就产生浓厚的自卑感。为了掩藏其自卑，就越在好欺负的家人面前扬威。专欺负好人，内心未免不自疚，但决不愿对家人道歉而失面子，却将深藏内心的兼疚感发泄在外人身上，故对外则特别装得善良。有钱的人家，则把财物挥霍，也是一部分的发泄。质言之，就是败家子心理。韩非子就说过这种故事，用来支持他的法治思想。他说："今有不才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劝，师长教之弗为变。夫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者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州郡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中国人的流民心理并不是只能从流民的身上才能发现的，如果稍加研讨，可以说是无所不在，防不胜防。因此，这决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放过的病根。先就文学上的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每一个中国人从小都知道一个"孙梧空"，这是西游记这部书的主角。从表面上看，《西游记》只不过是一部写得很流畅动人的小说，而且是一部神怪小说，七十有二洞，洞洞有妖精。满天神佛，热闹异常。也可说是一部宗教小说，上天下地，谈神说鬼。几百年来，脍炙人口。可是骨子里却在教唆中国人反固有制度权威，反固有学术文化，并且极力主张：中国无能邪恶，必须彻底全盘"西"化。现分四点来作进一步的说明：（一）孙悟空的知识（本事＝跟斗、拳法、变化、神通等等）基础并不是泊来品，是跟一位"道人"学的（道=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他虽然学得还差老师一大节，可是他的本事实在已经到达很了不起的地步了。然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绝口不肯说出谁是他的老师来。这还情有可原。，他不断夸张自己的本事，当上了齐天大圣，但决不提起他本事的来源，也从未回山去探望过师父。当他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东拜西求，就从来没回去求过师父。这必然是他认为：师父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宁可去求外人（菩萨）。这充分说明了一批中国人的心态：他的成功都是出于他自己，或是外国人的赏识，决不归功于，甚至根本不承认本国文化的价值，虽然人根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教育一手栽培出来的。数典忘祖，过河拆桥，一心要远走高飞。（二）初出茅庐的孙悟空自以为本事有了，于是雄心大发，使出混身解数，要做官。任何小说故事虽然时常是推测臆造，但无不是现实情景的反射。作者没有上过天，如何知晓天上政府是怎样运行的?所以，说的是天上的事，无非还是地上的光景。孙梧空一要做官，就要做中央政府的大官。野心越过越大，欲望越难满足。越闹越糟，最后闹到要推翻政府。孙大圣说："玉皇，你有什么本事?""玉皇，你下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倒好象是新发明的一种"民主轮流制"。玉皇代表中国的政制和威信，天宫代表中国的行政体系和组织，孙悟空代表的势力，并不是什么改进理念和方案，而十足十地表现的，只不过是个人的野心与私欲，心里根本没有丝毫国家民族的大义，于是，他就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动乱。太上老君，虽然暂时把他关进了八卦炉。可是不久，八卦炉不但被蹬翻了，而且连老君都被他拖摔了一跟头。老君代表中国的学术文化。作者假借孙悟空，一鼓脑儿把中国的一切通统推翻了。他极力地把中国固有的文化都描绘成是老大、臃肿、腐朽、无能的，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玉皇要想生存下去，单靠自己的力量，简直是无可救药。非得到西天去求佛，才能保命。外国的佛来到中国，一下子就把孙悟空镇压了。佛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把手一翻，干净俐落，孙悟空连大气都没法透了。其实，佛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本领，只是会骗。一骗，老孙就上了当。等到明白过来，一失足成千古根，倒真是无可救药了。（三）唐太宗的时期是中国史称的盛世，《西游记》偏把它说成"苦难悲惨"的世界。西方的佛早就安着心要来"救"东土的众生，只是"未得其便"。刚好中国出了个陈江流（玄奘），一心要成全佛的意愿，他要把人家的"经"（办法）全盘搬来。如果从留学的观点来看，留学生到国外学人家的长处，拿回家来充实自己，这有什么不对?如果"留学生"去勾结外敌，甘心做人走狗，来推翻祖国，虽然名为留学，其实是卖国亡国。唐僧九死一生，千辛万苦才把"经"取来，打开一看，却是无字之书。这是说：外国人并不一定会把有内容的"经"给你。更进一步说：即使把"经"取了来，也不一定能真派用场。有问题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既然如此，为何老早就不放聪明些，抱定自立更生的宗旨，发奋自强呢?至于"苦难悲惨"的世界到底在哪里，也应该先弄弄清楚，弄不好一心想上天堂的反进了地狱，岂不冤哉?根据正史，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见尸罗逸多王。玄奘对王大夸太宗神武，中国强盛的情形。王说："据汝所说，我当东去朝见汝主。"遂大大优待玄奘，任他在印度国内到处自由旅游。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初回国，王遣特使与他同来；并献上表文，玄奘做翻译。太宗命梁怀做持节往抚。印王亲自出郊，恭迎唐使，膜拜受诏，顶在头上。又复遣使，并贡上入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物。贞观廿二年，太宗派王玄策使印度，蒋师仁为副。他们一入印境，就有兵来袭。原来，尸罗逸多去世，阿罗那顺自立为王，不敬唐朝。王玄策从人有限，不能对敌，脱身逃走西藏，从骑战死。西藏闻讯，即派兵一千来援，后又招集邻郡，尼泊尔亦出七千兵来会。王玄策、蒋师仁身先士卒，血战三月有余，大败阿罗那顺，将他满门擒住。并攻下五百八十余城。王玄策献俘长安，由太宗特赦阿王，后发送回印。只把他身边的一位老人留下。老人二百余岁，名叫阿罗尔莎婆寐，素修中国道教。太宗特留下他，请教一番，然后遣返。玄奘去印度，取经固然有其事，显然在取经之外，还另有任务。而且任务还极成功。绝对不能是真象《西游记》笔下的那么一个窝囊和尚。恐怕玄奘之在印度十六年与王玄策后来能以少胜众，如入无人之境，杀将擒王，大有关系罢。《西游记》说唐僧于贞观十三年去，二十七年回。而太宗于二十三年五月驾崩，八月奉安昭陵，岂能在二十七年还接见唐僧?诸如此类，可见《西游记》的作者是别有居心的。（四）孙悟空在天宫的时候，玉皇叫他管御马，他嫌官小，不肯熬。叫他管桃园，他就怠工，并且为非作歹。可是，他第一次被佛骗，就在山下苦熬五百年。第二次骗他说：将来可以得"正果"，她就甘心作了和尚，一路坚苦卓绝，作个窝囊凡人的徒弟。第三次被骗，他戴上了紧箍咒的头箍，便只好死心塌地为取经的洋使命服务到底。《西游记》在示范：中国人为中国做事，就可以胡乱来；倒是在国外或是在洋机关里做事，就得忠勤谨慎，死心塌地地做。即使明知到头来一场空，也是死而无怨。总之，《西游记》这本书的意识形态，可疑之点甚多，以上四点不过是较为明显一点的例子而已。作者是个有学问的人，只可惜心理的方向错了。由于他一个人又不知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造成多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人如果敬信三有主义（有寿，有福，有子孙），应该没有什么不对。但非要三多的话，问题就要出在这个"多"字上了。然而，人口过剩虽然是问题，不过以中国幅员之广阔，未开发的地方，待开发的事业，比比皆是。人口多也未必没有一点好处。但是，流民心理却是中国一个极严重的病根。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但能在心理上下一番功夫，中国人到底是聪明的，如果人口多，又能同心团结，因势而利导之，所谓众志成城，自然就胜人一筹了。

二

自东汉明帝以后，中国文化起了基本的变化。要研讨这个变化，就不能不谈佛教。要是没有佛教，恐怕就不会有道教（以前，中国有道统，就是自始祖黄帝以来，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和道家哲学，正派而不具宗教性的），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儒教，后来中国的历史就恐怕也要全部改写了。

始作俑者的汉孝明帝刘庄，一夜梦见一个大人，头上放光。绕着殿庭直跑，正要上前诘问，那人突然飞去，吓了一跳，因而惊醒。次朝和群臣谈起此梦，群臣也无可否。偏偏有个多事的人，名叫傅毅。说："臣闻西方有神，传名为佛。有教有经。从前霍去病讨匈奴时，休屠王贡一金人，置诸甘泉宫。现乱后早已不存。今陛下所梦，想必为拂。"试想梦幻之事，何足以凭?这傅毅无端竞把佛瞎扯了进来，引发了刘庄的好奇心。于是便命蔡音、秦景去印度取经。用一白马驮经，回洛阳复命。皇帝打开佛经一看，根本不懂梵文，简直是其妙莫名。再看那绘来的释迦画像，也与梦中之人不符。于是不求甚解，遂令在洛城雍门旁造寺藏经，就叫从印度跟来的两个沙门（和尚）住持，赐名白马寺。既然皇帝有兴头，自然公卿们也就没有不热心的。特别是楚王刘英，他虽是天潢介弟，因是个先帝无宠的小老婆许美人所生，封国最为贫小，故暗怀怨望之心。听到佛教的消息，立刻派人到白马寺学习，学会了一套烧香拜佛。斋戒顶礼的印度形式。就在楚宫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朝晚膜拜，祈福禳灾。印度佛教专门教人"出家"，用中国当时的活来讲。就是叫人反固有的家族主义，也就是反孝梯忠信的伦理。简言之，就是无父无君。楚王越拜佛，则孝梯忠信之心越少，无父无君之心越多。于是，不自量力，居然要造起反来。谁知反未造成，事机已泄。楚王虽畏罪自杀，可是案子却牵连了成千上万的人，乱了好几年，才算平静下来。把个刚才中兴起来的帝国，无妄地丧失许多元气。因此史家评论汉明帝，当时国家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要做，放着中国修齐治平多少大道不去研究发挥，也不先作调查研究，就胡里胡涂，劳民伤财到印度去引进佛教。立即见效--导致楚王之乱，死一个弟弟对他或许并无所谓，可是把半个国家都牵扯进去，闹得鸡犬不宁。事后也不检讨，也不改过。明帝之"明"何在?所以，韩愈用他的例子来劝唐宪宗："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说；"佛之不足信，亦可知矣！"

到此一定会产生至少三个问题，即佛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它?它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兹分三节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佛教总分三部，即：佛＝明了并体验到世上一切困苦，因而修成真空寂灭（涅槃）者，佛学＝成佛的理论，佛法＝实行佛学的方法。创法的人是释迦牟尼，幼名悉达，生于中国周灵王时，父净饭王是北印度迦毗罗城主，母摩耶夫人是拘利城主之女。他十六岁时，娶耶输多罗，生子罗候罗。常感人生无常，抱有出家之志。净饭王每用美女、醇洒、音乐以为羁縻。终于廿九岁出家。净饭王有孙为嗣，便也不十分勉强他还俗。但他虽得偿素志，苦行六年，身体衰败不堪，仍是无法解脱。一天要到河中洗澡，竟晕倒在河滩上。幸有一女子经过，饮以羊奶，才得复生。因此在迦耶山的菩提树下，昼夜彻思。自觉有悟，就四出说法。年八十岁，病疮，而死于巴陀河的遮罗双树间。遗体被放在拘尸那边罗城天冠寺供养。后付荼毗（火葬），遗骨后分配于八个佛教国。自释迦死后，无人觉得自己的修为能超过释迦，因此他被尊为佛祖。

释迦说教，以苦、集、灭、道四谛为依归。"苦"是教世人认识世界无一不苦，诸受皆苦。生、老、病、死、不如意，是为苦的苦。快乐不长苦、习惯无乐苦、不苦不乐苦，是为乐的苦。"集"是苦的原因。就是由无明（惑）而生的一切执着和欲望，是一切苦的由来。"灭"是解脱一切苦因苦果，执着欲望，而进入涅槃（无一物）之境。涅槃是吹熄的意思，即消灭欲的存在。大乘般若经把它叫做空、空空、大空、毕竟空。"道"是达到"空境"的方法。有八正道：正见（见解）、正思维（志）、正语、正业（行为）、正命（生活）、正精进（勤）、正念、正定（思想集中），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努力）、禅定（打坐念佛等方法使达到无思想地步）、智慧（悟）。

再进一步来看，佛教的理论是：1．不立自在天。就是不承认字宙第一因的创造主。因此没有上帝。而宇宙的存在是在"我的认识"下的产物，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就是宇宙。故称"唯识论"。识的原动力是我的欲，宇宙是由欲而有的，因此三界是由我所创造。除了即今（短暂的现在），过去、未来都不过是推理的概念。我心在，故宇宙在。我心空，则宇宙空。2．一切世间法都是因缘生灭。往时造何因，今生现何果。现时造何因，来生现何果。是为三世因果。因此，人虽努力行善，只不过希望来生可能好。它既不承认一切现象是实际的存在，故因、果毕竟不外是一种"心相"。3．人非实我，故灵魂与身体没有固定的关系。人在惑、业、苦中，由烦恼而产生善、恶的行为。再由行为而产生相当的果报。现在的身体形式（有情），一面寻味苦乐，一面决定未来的命运，不断反复下去，是为无穷轮回。也就是地狱、饿鬼、畜生上至人间、天上的五道或六道轮回。然而，人即使修到托生天界，但是由于过去某些因缘所限，在天也不能长久，有一天必然要被打回人间。再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打成畜生。因此，灵魂是一个，而身体形式或为人，或为狗，或为饿鬼……没有任何人能给予任何肯定的答案。所以，如果一定要终止这无止境的轮回之苦，就非要能变成"无有"（空）才行。4．怎样才能跳出三界以外呢?程序上一是"见"，二是"修"。能了解四谛的人就有了"初果"（预流）。再继续打破情和意，就可修得第二果（一来），继续持修，就可进入第三果（不还）、第四果（阿罗汉）。阿罗汉果就是断尽一切烦恼，达到自觉的地位，可以不再堕轮回中。可是，到底这个阿罗汉是个什么光景，实际上无人了解。假设人修到第二果时死去，只须再经一次轮回，就可得阿罗汉果，所以叫做一来。假设人修到第三果时死去，就能生于天界，在天上继续修，也可能完成涅槃，不必再回欲界，所以叫做不还。总之，般若佛教主张彻底的空。大般若经六百卷，究竟不出一个空字。就是否定一切。佛也空，众生也空，世界也空，迷也空，悟也空，一切都是空。然而，就在否定了一切的时候，突然来个急转弯，把一切否定了的东西又肯定回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就正觉得一切都具眉目的时候，一转眼之间，什么又都不见了。

佛教的理论是个无法完全捉摸的东西，就连释迦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国人说它无父无君，这是一点都不冤枉它的。按照六道轮回的说法，父子之间并无实质的真关系，所以《儒林外史》里才会有牛见了跪在它面前的和尚流眼泪的故事。和尚解释这种现象是：牛是他前生的父亲，父亲今生变了牛，但是还认识儿子，嘴里不会说话，故只能落泪。和尚也抱着牛哭。旁边看的人受了感动，就都纷纷解囊布施。原来和尚在光头上涂了盐，让牛来舔，牛吃了盐，就像人剥了葱，眼泪鼻涕，源源而下。和尚靠此到处骗钱。轮回之说是根本无法证实的。但你若逼他拿证据出来，他就会说连宇宙都是虚无的。如果你说：好，根本没那么一回事。他又回头拿变畜生及饿鬼或十八层地狱来吓你。如果你承认欲望是罪孽，所以才堕畜生道。试问想成佛，做菩萨是不是欲望呢?那么他就说：佛也是空，法也是空。如果你说；好，佛根本不必信。他就说：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肚子饿了要想吃饭也是欲望，为什么和尚都不自动饿死呢?如果你要结婚，他就说你应该做和尚，否则因这欲念一动，马上即堕轮回。如果你说：好，我断尽七情六欲。他又参起欢喜禅来，寺院里无限春光。人生在世，父子君臣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实在的了，可是他说这些都是假的，到了盖庙，塑金身，收布施就都是真而又真的了，否则你就下地狱。诸如此类，都好像猫咬着尾巴打转转，实质上根本不合逻辑，不合理，永远也无法弄得清楚，所以大家便走形式的路子，就把佛当成神，香烛礼拜他的像，念他的名字，替他盖住宅（寺庙），捐献钱财给和尚；请他们在佛前说好话，希望佛祖有灵，保佑福利平安。死后升天。至于怎么"见"。怎么"修"，就各凭己见，各凭各的方便解释修为。中国人至少将其分八种见解（八个宗派）。哪些方法有效?谁真修成了佛?也是各随已便，永远无法证明的。

（二）在中国人的实证性格，唯物论的背景下，对于这样的模棱两可完全唯心论的虚无主义的佛教，应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事实上不但接受，而且让它支配了中国各层社会。这不是偶然的事件。其原因：1．当时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在正常的家族主义下，宗教是不须要的。中国虽然有所谓"方士"，也曾有仙人的假想，实际上仙人就是长寿的人，为了长生久视，他们不是住在山上，就是住在海上，或是海中的仙上。方士们的操作，多是以长生键康为目的。他们努力的成果就是后世医学的滥觞。因此，不论他们口中用的是什么名词，他们的本质是实证的，而且是工作非常艰苦的。汉武帝时，董仲舒倡"天道主义"，颇有宗教气味，但实质是政治哲学，也是中国的自然法学。这时，突然出现了一种新奇的宗教，对之很感兴趣，这是相当自然的事。2．中国人所接受的佛教，最初只是形式的部分，根本不可能是佛学的部分。不要说是在汉朝，即使是现在，自称为佛教徒的中国人中，有几个是照释迦牟尼的办法修行的?请打开佛经来看看，保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莫名其妙。就凭翻译的那样艰涩古怪的文字，就已经头大万分，那里还能了解它的意义?可是等你千辛万苦把意义弄清楚了之后，正如上节所述，必然又掉在那空空妙有的五里雾中。在专讲实际的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的人只能接受佛教的形式部分，就是东汉楚王刘英干的事，拜佛求福。依照释迦自己的说法，学佛者的祸福乃是依其自身因缘造业所生，与佛无关。祈佛求福，不仅无益，更且有害。质言之，中国一般所谓的佛教，根本就是非佛所教。3．中国本来也讲因果律，如《易经》直接了当地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要有"庆"，就要去"积善"。这是行为的，实践的。拜佛则只要"求"，就"得"福。这就容易得太多了。这也就是搭便车心理，爱讨巧的人自然趋之若鹜了。4．西汉末年，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米卖到"黄金一斤易粟二斛"。于是，天下大乱，盗贼蜂起。"百姓饥饿，流离道路"。光武中兴，疮痍未平。所谓：一次遭蛇咬，三年怕草绳。忽然有一个泊来品外国神，能保佑福利平安，又那么容易拜，为什么不试试?既时髦洋派，又站在时代的尖端。再说，如果因此能往生在黄金铺地、到处都是金银宝石的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经），那该有多好。虽然只不过是姑且言之，听说而已的地方（注意：阿弥陀佛经开头第一句就是：如是我闻。根本不能考验，是不负责任的）。5．统治者对佛教有一种错觉：佛祖对政治不感兴趣，是教人出世的，是不会造反的。唐太宗临死时，安排了武媚娘去当尼姑，自以为得计。自己喃喃的说：天下哪有尼姑做皇帝的。这就充分说明了统治者保江山的心理。虽然历史立刻就证明了他们的错误，但却至死不悟。统治者予佛教以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特别的优待和鼓励。佛教哪能不兴盛呢?6．人做了许多昧心的事，佛教应许他们可以出钱买福消灾，所以至今庙里的生意不衰。

（三）佛教既然一鸣惊人，就有人仿佛教的形式，刨出一个比较具中国风味的教来，就是道教。后来的儒学也混合了佛学。这且不言。中国由皇帝带头提倡，政策上给予佛教经济特权。东汉明帝建了白马寺，到了桓帝时，就于宫中立浮屠之祀（《后汉书》卷六十）。三国初年，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为重阁楼道，可容三千余人，礼佛诵经。各地来听拂受道的人，一概免役。并且布席于路，多设酒饭，民人来观及就食，动且万人，用费上亿（《吴志》卷四）。北魏民众信佛，以避输课（《魏书》卷百十四）。北朝如此，南朝也是。佛法讹替，沙门混杂，而专成逋菇（《宋书》卷九十七）。于是，就开始制造谣言，要造反了。"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魏书》卷百十四）隋文帝统一中国，励精图治，一切渐上轨道。但在他死后不久，就有几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建国门。守门卫士都向其礼拜。他仍一拥上前，抢了武器，造起反来。后来又有个海明和尚自称弥勒佛降世，好几万人跟着他。于是自称皇帝，改元白乌。以后，唐、宋、元、明，弥勒佛不断下降，不可胜述。到明天启年间，徐鸿儒以白莲教名义作乱，其教徒有二百万。其后断断续续，到了清嘉庆年间，又大闹一场。唐宋以来，沙门有免税、免役、免刑的权利。在北朝，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二十年中，洛中土地三分之一属于佛寺。同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镇，僧寺也广占民田。南朝更有奇怪的事，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大臣捐资寺庙一亿奉犊。所以，佛教富甲天下，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就向佛寺借贷（《齐书》卷八十二）。到唐代德宗时，杨炎曾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僧，以免赋役。贫人无入所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者，百不四五。"敬宗时，李德裕说："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摇，影庇资产。"唐宋政府有时穷极无聊，以贩卖度牒来筹款救急。李峤说："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寺庙又成为观光敛钱的所在，于是中国凡是风景生色之处，决不会没有佛像寺庙。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总之，因为优待佛教，结果变成既没有当兵的，也没有限役的，也没税可收。政府成为贫穷软弱无聊的怨府。佛寺却操纵了一切。逼到最后，政府只好起来反抗，就有三武灭佛的事件（周武帝，魏武帝，唐武宗）。可是唐武宗大杀佛徒，毁佛寺，一到宣宗，"修复废寺，度僧几及其旧"，根本不解决问题。问题是统治者一面迷信赎罪与天堂地狱的教义；一面迷信佛教能帮助稳定他们的统治。例如，英明如唐太宗，派玄奘取经，并亲自为佛经作序，叫做"圣教序"。序中一再称佛教为"圣教"、"正教"、"真教"，"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还有什么"日月无穷、乾坤永大"等等的肉麻话。唐朝开国，宣布以道为因教，并认老子作祖宗。一再说，三教并尊，以道为先。可是竟称佛教是圣、正、真，但不知其置其他二教于何地?这种两面作风，报应就在眼前，尼姑马上就杀他的子孙，夺他的江山。取什么经，做什么序，都是打嘴现世。他也不想想，佛教要是真那么好，王玄策怎么能一下子把印度王都捉了来?中国历史再三证实："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纵观中国历史，每逢溺佛的时期，就是乱亡相继的时代。佛教给予中国的是动乱、无知、败坏、愚昧、软弱、自私、欺诈、浪费……的总和，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到了近代，所有佛教国家，在西风之前，如同摧枯拉朽。中国若是没有固有的道统和正气，恐伯早已被瓜分。可是两千年来，由佛致病，病了又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

三

中国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前一百年）以来，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官方思想。一三六八年以降，政府用八股方式取士，四书便成了只需的书。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钳在一个极小的框子里，坐井观天，卒为井底之蛙。本来只习儒家学术，至少还明白儒家的学术，但在八股的形式限制下，连四书都不必念通，只要背熟了前人考中者的几篇卷子，但能名字上了榜，踏上做官的阶梯，就算儒门弟子。至于升宫发射，靠的是个人的人事与手段。是否真须照着孔子的话去做，其间并没有一定的关系。笼统地说，儒家思想笼罩了中国两千年。但严格地看，则所谓儒家思想实可分为儒学和儒术两个部门。儒学是孔子发明的那套大道理，是冠冕堂皇的理论部门。儒术就是"仕"，包括怎样才能做到官，如何能保住官位，如何能升官，如何能发财等等，是心照不宣的技术部门。总称为孔孟学术。当它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差点没把中华民族给扼死。由于它在中国运行两千年，决非短暂，所以病根也极深。现分儒学与儒术两部，论述于后。

儒学

儒学的集大成者，当推孔子。孔于是鲁昌平人，生而头上圩顶，因此名丘，字仲尼。六岁时与儿童游戏，常扮演祭祀时的礼节情状。十五岁时，开始好学。十九岁结婚。廿二岁时，入太庙、每事问。这表示他对宗法社会的种种形式，从来就具有浓厚的兴趣与关切。他并且以笃行孝道而闻名。由于个人主义的抬头，浅近的自私自利行为充斥各处。从家族主义里培养出来的美德＝忠、孝的情节，重复地被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的邪恶所淹盖。他急切于纠正弊病，正好又生长在鲁国（周室在外族的压迫下东迁，籍册失散，鲁国在东方，保存了旧时的典献文物，因有周礼在鲁之称），这可能是他走上形式主义（复礼）路子的重要因素。孔子常在贵族家当差，作过乘田（管理牛羊），委吏（会计），也做过中都宰，都很有成绩。季孙斯（季、孟、叔三家分霸鲁国）召孔子，与语终日。竟叹说：仲尼的学识渊博似江海，莫能窥其边际。孔于年四十以后，不但有不少学生跟他学习：同时也逐步的进入政坛。鲁定公先任他为司空，后以相助定公与齐景公会谈，得回齐国从前占去的汶阳三块田。这田原属季家，季孙斯很感激孔子，在定公前保举孔子为大司寇。于是，孔子得到机会开始推行他的"复礼"大业了。正好季孙斯的一个家臣公山不狃造反，季孙斯向孔子商问对策。孔子趁机劝他：你要人家不造你的反，你就先不要造人家的反。你们三家对鲁君不臣，已经很久了。现在如果你肯作个榜样，把自己的城墙拆低一点，把自己家的武备也撤销一点，表示效忠鲁君，这才是使鲁国长治久安的办法。季孙斯把这个意见与孟、叔二家商量，孟孙无忌马上就同意，后来叔孙州仇也同意。公山事败出亡吴国。孔子做了代理宰相。有一个鲁国名人叫少正卯的，时常与孔子在暗中较劲。这时孔子以"辩言乱政"的罪名，不由分说，突然把他杀丁。因此鲁国上下没有一个不怕孔子。相传三个月后，鲁国大治。所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齐景公认为鲁国大治对齐国是个大威胁，于是对鲁国使用美人计。鲁侯与三家都得了美女，渐渐不关心国事。孔子是个见不得"无礼"的人。于是援琴作歌："被妇之口，可以出走。被女之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就这样带着弟子离开鲁国。离开祖国的时候，心中万分难舍，一步一回头，越走越慢，希望鲁国君臣还能来追他回去。可是他最后的希望也终于破灭了。绝望之余，又燃起新的希望。他周游列国，希望有人能用他。受过许多委曲，经过十四年的努力，新希望再度完全破灭。他就毅然返鲁，专心从事写作（删诗定礼＝修改历史）和教育的工作，直到他七十三岁逝世。

孔子虽然不是宗教家，但他一再的提出"天"这个具有神格的概念。在古籍《诗经》和《书经》里："天"、"昊天"、"上帝"、"皇天"、"皇天上帝"，称呼虽有时不同，所指的对象都是一个，最简捷的称呼就是"天"。这是他的哲学的基本部分。他说，"惟天为大"（《论语》）＝天的至高无上性。"天行健"（《易经》乾卦）＝天的长存、运行不已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天的沉默性，创造性。同时天具有可信赖性，天过问人的祸福。他路过宋国，司马桓推要杀他，情况非常紧张，他说："天生德于予，司马其如予何?"在匡遇险时，他也说："天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记》世家）"天既祸之，而自福之，不亦难乎?"（《左传》昭公二七年）他认为天具不可抗拒的能力，颜渊死了，他说："天丧予。"子路死了，他说："天祝予。"（《论语》）他认为天是威严的，如："畏天命。"天是全知的，如："知我者，天乎。"（《史记》世家）天是能审判人的，如："天厌之。"（《论语》）天是具可知性的，如："夫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五十而知天命。"（《论语》）孔子的"天"和犹太人《旧约》里的耶和华完全没有不同。只是耶和华很好说话，整天耶和华说东说西的。孔子的天最不好说话，所以是"天何言哉"。孔子为什么非要如此强调天呢?至少有两个最基本的理由：（一）从慎终追远的角度来看，祖宗的祖宗的祖宗，必定要到达一个始祖。追到穷极，便是宇宙第一因的天。如果不立一个"自在天"，逻辑上必陷入一切皆空（没有）的唯心虚无主义。（二）如果承认天的创造性，人就是他手里的工艺品，我们人对他就不可能产生抗拒力。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只好逆来顺受。这样才能顺理成章的建立他的"复礼主义"。

人要做人做得象样，才能称为"仁"。要成为"仁"，就非复礼不可。怎样叫做复礼呢?他的答案就是克己。所以他说："克己复礼之谓仁。"克已是对自己单方面的要求，而且是压制性的要求。因为天既然是不可抗拒的，人就对自己的任何遭遇既无选择，更无法抗辩。最聪明的方法就是逆来顺受，发挥羊性（仁性），"不怨天，不尤人"，"五十而知天命"。他磨到了五十岁才明白了这个大道理。换言之，越倔强越吃亏，这是他五十年的实际生活体验。他在四十六岁的时候，还满腔不服气，千里迢迢，跑到周，去问难于老子。老子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离去时，对弟子说："老子犹龙耶！"（《史记》）孔子的弟子们描写孔子的神情："吠吠如丧家之犬。"

天的延伸或具体化，就是君父。本来父要慈，子要孝，君要正，臣要忠，是彼此对等，互尽义务的。现在变成父不慈。子也要孝，君不正，臣也得忠的片面的义务。子与臣原来已经处于较为弱小的不利地位，现在再把手脚都自动地捆起来，万一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感动残酷的君父时，便只好束手待毙了。孔子没有提出一个善后或补救的办法来，牺牲者将来得到何种奖赏?残酷虐待人的有何惩罚?因此，佛教的天堂地狱一出现，便大受欢迎。实际上是孔子在为苁驱雀。世界上任何一个好牧人必须保护他的羊群，想好办法去限制狼性，以期羊性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损失的保证。决不能采绝对不设防主义，何况反绑起羊的手脚，任狼性自由发挥呢?从生物学来看，虽然世界充满了弱肉强食的事实，但弱者却也具备种种防御的本能，如防护色、毒刺毒液等，至少也有天生长腿，跑得飞快。从因果律来看，唯心的方面设有天堂地狱之说，虽非能之，而心向往焉。唯物的方面也有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的现世现报。孔子的儒学到此就已经很不周延了。同时，就因为他的羊性哲学使他始终直不起脊梁骨来。譬如，天（上帝）的对面一定有个魔鬼，孔子叫它们鬼神或怪力乱神。他的态度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生病了，子路请祷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当子路要事奉那些鬼神，他马上正色拒绝："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以上都引《论语》）可是他心里又觉得不可小看鬼神之势，"鬼神之为德，其盛矣夫！"（《中庸》）他既是站在天这边的立场，自然不能再去事奉魔鬼。但又感觉鬼神之势不可侮，就不敢站出来，采取斗争的姿态。于是又偷偷的去祷告它们，一边去敬它们，一边又远着它们。你要是一定要他表态的话，他就顾左右而言他，来个"不语"。这是投机倒把的骑墙主义。所以，后来的门徒，由羊性更进一步，发展成奴性。就是：平常对狼说：我是你的食物，请随便吃。可是等到发现狼以外还有虎的时候，它就说：狼啊，你不要神气，我现在是虎的食物了。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阿Q精神。

孔子在《大学》里，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在《中庸》里，提出中庸这种"圣人之道"，以"峻极于天"。这是大家公认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儒教的最终目标。在天人合一里却是主张：人要去上合于天。试想那天是个又大、又能、又强……的东西。人跟天比，简直是个可怜的绵羊，凭什么能合得了天?明明德，简单的说。就是把善心打开。亲民，就是与人亲善。止于至善，就是做到个最好的好人为止。同时要毋意（不要有为已的意念），毋必（凡事不要坚持），毋固（不可固执自己的立场），毋我（牺牲自我）。总之，就是克已。质言之，就是甘心情愿，为人牺牲。这当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说法。当然那些得利的人一定会褒奖这只羊好，真好。问题在于谁是那个得到一切的人?他配不配?该不该?一概不问，这又完全是一个片面的状态。或者有人争辩说，孔子的真意是全面的，因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牺牲的话，岂不是就完全没有强权了吗?这未免失之于太过理想，太过天真了。问题在于每人都愿牺牲的这个假定上。试问拿什么来保证每人都愿意这样做?世界上有十分之一的人不愿牺牲怎么办?孔子没有答案。在《中庸》里，他倒是非常坦白，他说："履白刃之山易，一日致中庸难。""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因此，说了半天的中庸，就等于没有说。那么，上合于天的天人合一学说，根本不能成立。他在《中庸》里面，把一切的过错都怪到自己身上，他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原因是："君子之四道'臣、子、弟、友'，丘未能一焉。"换句话说，狼跟羊之未能和平共存，是因为羊的手脚没有能绑得更结实一点。天既然合不成，后来就专心搞政治。就是要帮执政者治国平天下。

孔子的努力的确精神可佩。何以他的学说不但没有能替中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严重的问题呢?因为他没有把根本的问题来源弄清楚，就出了一大堆主意。问题就变了质。依照涝证法的规律，有一个正题就必然生出反题来。中国的家族主义有它的好处，就必然有它的害处。要不断地去发现它的害处，去掉害处，然后好处才能一直彰显。在中国的家族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小老婆和宠小老婆的问题。摆在孔子面前就有一个好例子，他却完全不买帐。周幽王宠褒拟，弄得废了太子，贬去申国。后来又要斩草除根。申侯（太子舅）为了自救，到外国搬兵。犬戎来打破都城，大肆劫掠，幽王褒姒皆死。虽然后来退兵，周室却因此残破，所以才会有平王（太子继位）东迁。以前历史上的前例，夏桀、商纣，亡国灭家，无不由小老婆身上起。小点的事例，就更难数了。而孔于不去面对这样的基本问题，却去主张：老子可以乱搞性关系，儿子不许反对，老子浑头瞌脑，要打要杀随他便。这样的社会怎能说是至善?再说孔于的一味蛮干的作风，也令人怀疑他的合理性到底有多少。例如杀少正卯的事件，有人不同意就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难怪他的学说无论怎样去配合统治者的胃口，就是没有人敢用他。

到了孟子，他将儒学作了不少修正。把天的概念变得更亲切了一点。天不是只站在强者的一边，他强调天也站在人民的一边。譬如：天将降大任于某人，必定先叫他受许多的苦。就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目的是要他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从此，天变成人的严父长兄，良师好友了。孟子周游列国，从梁惠王那里出来，马上就骂："望之不似人君。"他当着齐宣王的面就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易位"是什么?就是把他换了，请他走路。这话把宣王的脸都气青了。宣王问说：武王伐纣，那不是臣弑君吗?他马上就驳回去说：那才不是臣弑什么君呢，那只不过是杀个坏人，杀个独夫而已。然后到处去讲，民为重，君为轻。天让君主做君主，是叫他好好地养人民．做人民的好父母。他要是做不好。天并不对他特别维护，就要废掉他。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老百姓的意见，而作为对君王的取舍。同时，他鼓励人起来推翻那些败德的君主。叫作革命。革命的行为，虽然是杀君犯上的，却也是正义的。他不远千里，仆仆风尘，到各国去求职，却鼓吹这一套，所以更没有人敢用他'然而，这并不是说，孟于是在推翻孔子。如果把孟子的书仔细地读过，就很容易发现，他一点也没有和孔子反对。他只是在另一个角度来帮孔子的忙，减少人民对孔子的"误会"而已。文天祥的一首诗道尽了其中微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孔子拼命劝大家做好羊，孟子则劝狼要装文明一点，不然就把羊吓跑了，结果就会少掉几只羊。

到了汉武帝践位时。下诏求贤。朝中举荐了一百多个士子，武帝亲自对策。各人都聚精会神，把见解写好陈上。武帝看了别人的条陈也无特别可否，偏偏一见董仲舒的文字，就击节称赏，叹为奇文。原来董生少年时，研究《春秋》，很有心得。景帝时已名列博士，他还觉不足，于是痛下苦功，三年不窥园，终于把孔孟之学的天道，融会贯通，作成《春秋繁露》一书。远近学子把他奉为经师。这次特蒙武帝青睐，遂上天人三策，专讲天人感应。大体是说，天意安排人民听从君主，君主则听从天，天又俯听人民的意愿。如果君主做错了事，违背丁天的意思，天就会发出警告。屡告不改，天就会发怒，废弃这个君主。也就是人民起来革命，天就听从人民的意愿，赐给他们另一君主。天所发出的警告是什么呢?就是：日月失明，星辰变逆，地震山崩，江河泛潞，四时颠倒，蝗虫灾荒。凡有这种现象，就是代表皇天震怒。人主应该急谋补救之道。他引了古代不少事例作为证明。这引起武帝很大的兴趣。因为武帝是个气高志大的人，从小就好高鹜远，即位后就要大事改变，要作一番振今烁古的大事业。董仲舒的一番议论，正好可以作为藉口。《春秋繁露》是把中国阴阳家的五行论掺揉到儒学里来的一种学术。儒学在中国社会里所受到的批评，主要的是"迂阔"二字。也就是空洞的形式主义。而五行论是比较实惠的学说。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他把宇宙的机能概分成五个集类。每个集类有一个总的物质个性，并且把它用一个简单的元素来代表。每一个元素又用一个字来代表，如：金一水一木一火一土一，它们之间存在着阴阳（积极和消极）两种力量。阳的力造成：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一个永远不断的生成（创造）环。由于不断地生成，宇宙万物就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终于爆炸毁灭。因此，生成的本身就同时产生销毁抵制的力：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一个永远不断的抵销（破坏）环。从总体来说，阴阳两个力的相生相克的基本型态，就是黑月吃白月的太极图。详细分析，每一元素之中又含同样五种元素，至少五行就有二十五种型态。这是阴阳在物理学方面的二十五种型态。周易是阴阳在数学方面的六十四种型态。西汉初期的京房把阴阳的数学意义和物理意义综合起来，史家称为汉易或京房易，以区别于周易。这是易或阴阳学的两个发展的阶段。中国人向来的实证倾向，不管什么学问都要能对人生哲学发生意义才算有价值。所以，阴阳家也不能例外，把五行学说运用在从生理、性格、医药，直到国家、政治、天文。五行学说便成了解释一切现象的公式了。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特殊的性格，在它上面和下面接替的朝代的性格都可以依照五行生克来作说明。天也就按照这个公式来管理人事。譬如，黄帝以土德（性）受命，刘汉以火德受命，等等。如果新王朝取代刘汉的是以水德受命于天，就叫作革命。革命就是革去旧有的受命，而接受新的天命的意思。因此，天对现行受命者不满意的时候，就先予以警告，如果它执迷不悟，天就另外授命新朝。这是中国式的"不断革命论"。董仲舒把这样的理论加到儒学里，顿使儒学从半天空中降下，有了实际的凭藉。质言之，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实际上尊的是董术。最吸引人的就是警告的"缓冲期"的设计。一看中国的历史，几乎篇篇都见这种思想。一有灾异发生，皇帝不是"避殿减膳"、"下召求言"，就是"下诏罪己"。也有改年号，与民更始的。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国，风调雨顺是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古时的所谓政治，最首要的就是水利。雨多时要疏浚，干旱时要灌溉。最好是事先作好预防工作，叫做"未雨绸缪"。自然灾害，直接影响民生。民生直接影响政权。因而丞相丙吉问牛喘，不问斗殴，传为识大体的榜样。好榜样虽有，就是没有人愿意照着做；而避殿、求言那些形式、敷衍，倒是奉行得非常起劲。到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时候，灾荒大起，他倒唱起"天灾无与人事"的现代科学的沦调来，于是，后世连敷衍的形式都懒得行了。

儒术

孔子讲"仕"，孟子更讲"仕"，并且身体力行，主张学而优则"仕"。最简捷的解释，就是有了知识就可做官。孟子说话比较直爽，他直接说出知识分子做官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二是因为穷。二者必有其一。前者是真的到了学而优的地步，居然有了一定的见解，形成一定的理想，要为国家民族社会有所贡献。后者是认识几个字，有了知识分子的形式，并无一定的内容，做官成为赚钱的手段。等官做或做着官的知识分子（士）就成了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因其为首，故本身便已含有荣誉在内。儒家在实际的行动里，成为制造知识与贩卖知识的企业。在《大学》就明白地拟订了学优则仕的程式，就是从格物致知起，到治国平天下止。在孔子的时代，士的就业不成问题。因为官位的分配是根据天然的身份而来，就是贵族生来就做官。但由于人口增加，事物日繁，必须增加许多位子来管理，需要有知识的人来处理问题。而贵族们正在退化中，这些实在做事的位子急需能者来填充。孔子本身的出路就是如此而来，孔子的弟子搞的出路也是这样来。孔子二十三岁就开始做教师，虽说是孔子的天分，却也是社会的需求。因此就业并不发生困难，事求人，孔子的弟子们都能得到很好的职位。到了孟子的时代，情形就改观了。由于士的大批不断出产，职位的增加跟不上士口的增加。人求事，孟子的弟子就很难找到职位。后来士口泛滥。造成诸侯养士（有薪水没事做）的局面。士口不断快速增长，人浮于事，士就变成浮士。他们到处乱串去找事，士就变成游士。为了争夺职位，不择手段，游士中极多无耻之辈。平民出身的士，是一种不耕不收，不工不商的专业求知的人。也就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甚至于读书读到手无缚鸡之力，完全没有生产劳动能力的一批人。官位有限，得不到官的就只好打混，成为社会多余的寄生分子。于是游士和流民同是社会问题。到了秦代就把他们活埋，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坑儒"。灭儒则也要灭儒家的书，所以焚书与坑儒并行。汉高祖极端材厌儒生，虽然没用杀的办法，却是见到就骂。汉初实行黄、老道家的思想治国，儒士一直明里暗里搞变法。由于薄、窦两位太后的积极坚持，几回闹变法都没有闹起来。到了汉武帝时，变法终于闹成功了。汉朝以道学开国，到文、景二帝时，进入高潮，极为富强。行的是宰相制，君主无为。武帝好大喜功，要实行一把抓的独裁专制，因此他非要儒学不可。根据《汉书》卷二四食货志：武帝即位之初，"京师之钱累百钜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民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到了武帝晚年，根据《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天下虚耗，百姓流离，赤地数千里，人民相食。"短短数十年之间，全部败光，西汉也因而衰亡。同时，汉武帝以来，士又大量生产。政府取士之法，虽有考试，却着重选举。无论如何，都落到游士充斥，无法安插的局面。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教育越发达则政局越紊乱的公式。以后就不断的反复着，为害两千年。

袁安说："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光武中兴以后，单单太学生已达三万多人。私塾林立，每一宿儒收门徒一时数十人至数千人。而郎官的职位总共只有两千，且大半都早被秉政者的子弟、亲戚、宾客捷足先登。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因此，知识分子的出路是百分之零。谋求出路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办法把既得利益者推倒。外戚秉政时，知识分子就捧宦官，譬如：《后汉书》中宦官诸传中，描写着"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宾客求谒（张）让者，车恒数百千辆，后至不得进"。"有孟佗者因识监奴（宦官张让的奴仆），宾客皆争以珍玩贿赂，成刑煊赫"，诸如此类。并尽一切可能去攻击外戚，直到把外戚打倒。宦官派得势秉政后，那些分不到一杯羹的，就去捧外戚，尽一切可能去打倒去杀宦官。如是周而复始，史称"党锢之祸"。一直把汉朝闹亡国为止。以后知识分子各展其才，辅助军阀互战。这时的出路就宽阔多了，众珠走盘，聚而为三堆，故中国一分为三。大家较力，最后归属于晋。统一不到十年，而八王造起反来。这次是本家兄弟，不是舅爷与奴婢了。后来直闹到天下大乱，五胡乱华。士人自相淘汰，于是复归于隋。隋文帝励精图治，太平了二十四年，天下又感"仕进路塞"。中国又进入动乱，复归于唐。庸初贞观年问，只京师一地，待仕之士已有八千余人。唐代用考试的办法取士，把知识分子的精力消磨于笔砚之间，进士及第，有年过七十的。这样的确把情势缓和了许多。唐史显明，到了天宝年间（玄宗），每次考生数目都以万计，而只录取六十四人。再把考试弄得更难一点，礼部及第，再复试于吏部。即使都倾利通过，候补者"或磋陀十年不得官"。东汉的朋党倾轧再在唐朝翻版。无论怎样恶毒的倾轧，政府还是容纳不下。于是向各地散布，希望打开新局面，方镇遂横行无忌了。从中央的倾轧，转换到各地进行，中国再度分裂。从军阀割据，到五代十国，最后复归于宋。在这期间中国人杀中国人，杀到万里无烟。宋自太宗到徽宗，考试录取额大致为十五至十八取一，比唐代增加二百倍。根据《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在哲宗时增加官职到二万八千多员。就这样还是容纳不下许多失业士子。《宋史》上说："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录无用之人。"宋代把仕进当成一种社会政策，意义不在治事，而在恤贫救济。成效并不理想，仍旧无法避免党争，卒以亡给外族。同时，宋代因为实行这样的社会政策，累得政府极贫穷，而官吏也极贫穷。到了明代，问题更加严重。明代入仕，除进士外，还有举人、监生与其他交道出身的杂流。根据《明史》卷六九选举志：弘治八年听选于吏部者万余人，也是十年都不得官。而明代的党争与所用手段比历代都更惨烈。满清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政府开始卖官（捐纳）．此外还有因军功、河工的劳积保举，胥吏可依陨捐保举。于是正途考试甲榜到部，几十年也不得官。所谓保举也是百不得一，只有赈捐的比较快。大家为了做官，奔兢之风，有胜前代。洪亮吉疏："士大夫不顾廉耻……屈膝……拜门……交上官之僮隶……长跪以求……行贿侍卫……。"为着保官，如曾国藩说："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弊。"为了发财，如刘蓉说："天下之吏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剥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故自乾隆以降，大小民变不绝，直到满清末季，军阀混战的局面再度出现。总之，游士的问题历代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为了做官，钻狗洞（南宋许及之由钻韩佗胄家的狗洞并下跪而得任尚书），拜干爹（明崔呈秀夜进魏忠贤家叩头乞求为养子），甚至于建生祠，无所不用其极。为了保官，明廷有廷杖大臣的制度。大臣每天早期，都与家人诀别，不知会不会在朝堂上被杖死，虽冒死也不放弃官位。《明史》中说："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励士大夫。"俗话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如《儒林外史》中说，读书好做官，做官就能"坐堂打板子"，"出门有几副执事，鸥锣响道，赶打闲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儒术，到此就是一部《儒林外史》和一部《官场现形记》。《明史》说："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把国家抢垮吃光为止。中国两千年的训练与实践，知识分子自动自发地就以"治国平天下"为职志。是为做官心理。其不择手段，是为无耻主义。总而言之．是为儒术。

知识的本身绝对不是坏事，一定要有真知识。所以，知"不知"，上。最怕是只具知识的形式，而没有知识的内容，假不知，以为知，或把片面的知识当作全面，就非误事不可。所以，不知"知"，病。学而优这一段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则仕"这两个字。学优的人仕，也没有问题，难道要学不优的人去仕不成吗?读书研究有了学问，唯一应该做的光是仕，这样就有问题了。有了学问的人，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搞政治。半瓶醋装作有学问，也搞政治，这就很有问题了。再加把搞政治限于做官，问题就更大。而做官的意义又限于坐堂打人、美色金屋，问题就大到无以复加了。这是孔子片面思想和主张所造成的流弊。因为如果把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放在"学而优则农"，"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商"一起或后面，就完全平衡，没有问题了。老子说："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讲：政治这样的事是退不得已才去做的。政治是天下众人的神圣的东西，绝对不能照着个人的意思或为私人的目的去作为，他说：圣人无常心（自己定下的主意），以百姓之心为心。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不是这样去做，就一定会把它败坏、搞垮的。如果把它当作私人的东西，抓住不放，就一定会失掉的。为什么说是不得已的呢?因为他本来决不愿意去做的事，由于某种情事发生，他就非做不可。所以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事发生在政治上，就是国家民族有迫切的需要，责无旁贷，非出来贡献一已所长不可。等到事情一办完，立即离开，是为功成身退。老子更强调不居功，就是不图名，不争位，不谋利，急流勇退。这是为人民服务，一切尽义务的正确态度。也是极自然的结果。不得已主义的义务心理，就是不含为己的动机，才能真正把事办好。国家民族得利益，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如果动机和手段都是为己的，国家民族一定受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必不能存在。这是一种从大局看事的眼光和胸襟。历史一再证明这种看法的正确性。那些为己为得最成功的人们，如严篙、魏忠贤之流，不但毁了国家民族，同时也毁了自己。所谓：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神器是为国家民族、所有人民的，怎么可以当官来做?为（做官）者败之，执（霸）者失之。当中国每一个时代里被闹得乱亡相继之时，幸亏总有具这样思想的人出来作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华民族虽受种种摧残，仍然屹立不摇。

老子一见孔子，就劝他除去四种败事的缺点：（一）骄气。就是自是、偏见，要驾御别人的心理动机。（二）多欲。就是非常在乎物质和虚名。（三）态色。就是热中、巴结，讲假冒伪善的虚礼。（四）淫志。就是膨胀着的私利、地位和野心。《周易》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一个人偶尔好玩替孔子算个命，就碰到了"旅"势，孔子就去向商瞿请教旅的意义，他就解释说；这是说你能很有名声和知识，却没有固定的官位（或做皇帝）。孔子听到了就哭得很伤心，直喊叫天哪、命哪的。这样的人搞起政治来，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必定要遭殃。历代执政者以为这种人可以利用，其实都是在玩火。利用儒教，也是在玩火。要救正它，落实"一切为人民"，"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症的良药。

四

中国历代还有一个通病，就是病"穷"。原因是中国经济向来是以农为主，以工业为副，几千年来，形势没有多大变更。历史告诉我们：人口是会增加的，收获是会递减的。每朝经过一段比较安定的时期之后，消费力就超过生产力。一般的现象是：米价腾贵，通货膨胀。如果不幸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立即陷入饥饿贫穷之中。初时土匪遍地，再则群雄割据，终至亡国灭族。管仲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讲究富强的政治家，在《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中写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根据历史资料，秦朝户口并不太多，又由于始皇筑长城，开驰道，建阿房，戍五岭，致使"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当时米价每担千六百。这比战国时李悝所言"石三十"贵得多了，所以，"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始皇一死，立即天下大乱。汉初实行道家黄、老主义，与民休息。武帝变法，独尊儒术，晚年虽然惭悔，下轮台罪已之诏，可借错已铸成，一纸诏书，职能回天?元帝时，京师谷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比起武帝初年每石五钱的谷价，已是天渊之别。所以，"四方饥馑。民父子相弃"。成帝时，"百姓饥饿，流离道路"。哀帝时，"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王莽篡位。更力行尊儒，食古不化。最初谷价，一石二千。末年，黄金一斤易粟二斛。于是，"四方饥寒穷愁，皆起为盗贼"。光武中兴，情形暂时好转，到了明帝，再引进不事生产、专事剥削的佛教，就成火上加油。安帝时，"天下饥荒，兢为盗贼"。终于引起大乱。中国人口，武帝时，五千九百五十九万。桓帝时，五千六百万。到晋统一全国，太康元年统计，中国只剩一千六百万人。

晋惠帝时，八王之乱，"米石万钱"。怀帝时，"米万余钱"。怀愍帝时，"斗米二金"。流民作乱，外族南侵，怀、愍蒙尘。五胡乱华期间，人民的出路，一是投庇豪族，二是从军。因此，南北朝时，只见军阀火拼，不见民众暴动。隋文帝励精图治，休养生息，二十四年间，人口回升到四千六百万。炀帝即位，"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工不息"，炀帝末年，"民初皆剥树皮以食，皮叶皆尽，乃煮土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李唐代兴，与老子认亲，复用道学，遂有继汉初文、景之治以来，在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的贞观之治。到玄宗天宝十三年，人口达五千二百八十八万。米一斗价十三个钱。贞观时才三个钱。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继而军阀方镇，争战不休。肃宗时，米斗七千钱。代宗时，回跌到一千钱。僖宗时，由于历时"奢侈日甚，赋敛愈急，连年水旱，百姓流殍"。王仙芝、黄巢造反，"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当时的米价，斗米三十千。后来五代十国，乱到赵宋统一。太宗时，史称："人稀米贱，一斗十余钱。其后人众，物贵，熙宁八年，米斗五十钱"。宋代养士政策，兼币制混乱，财政极为困难。王安石大搞经济，越弄越糟。外因于金、夏，内伤于方腊。中国再见徽、钦蒙尘。偏安苟且的南宋，"气象萧条，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风"，终亡于蒙古。

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中国人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比唐代盛世还多。蒙古朝特别溺佛，对和尚供奉，不只限于财物，元室上自太后，下至宫人都兴肉身布施。司法上无论什么重罪，只要用钱财打通和尚关节，都能在佛祖慈悲，众生平等的名义下获得赦免。同时元代使用交钞（票），不用钱币。发行交钞并不根据存底，库中根本就没有存底。交钞越发行，票值就越减少。泰定帝时，"斗米值十三缗，民出钞籴粮，稍昏，即不用"，这是说：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不能控制了。政府为了供佛和战争，对人民的赋税聚敛，极端繁重凶猛。到了荒淫秽荡的顺帝时，天灾额仍，岁岁饥荒，"殍死盈道，军士掠孱弱者以为食"。人民相食，更是常事。于是"九土靡沸"，元亡。

明成祖时，中国人口六千六百五十九万。以后时有增减，最少没有少过五千万。明代每一新帝即位，照例铸新钱。但"商贾沿元朝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故钱钞两用。钞法又极纷乱，到嘉靖年间，"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今试以银为准，成祖永乐年间，银一两折米四担。武宗正德年间，"米石折银一两"，贵了四倍。到了崇祯初年，"米石值银四两"，贵了十六倍。到了祟祯中年，"山东米石二十两，河南乃至一百五十两"。李自成反时，"河南大旱，觯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朝廷为了讨伐李、张，崇祯帝下诏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实在无赋可增的时候，他痛哭流涕地哀求人民说，无论如何，再累吾民一年，是必扫除流寇。结果是："敲扑日峻，道路吞声，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最后："兵闻贼而逃，民闻贼而喜。"弄到李自成打到北京，祟祯登煤山自尽，明亡。

满清自康熙到乾隆，户部库存有七千余万两。酚去西北两路用兵，开辟新疆，平大小金川，共花资一万万二干五百万。曾经普免天下钱粮四次，七省漕粮两次。可是由于乾隆六次南巡，共花了国家二万万两。为了筹措经费，甚至卖官，遗害无穷。道光初年，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广东每年失银三千余万两，浙、鲁、津各口也失银数千万两不等．所以清廷决心禁烟，中英战争失败后。开埠、割地、赔款，动辄失银多少千百万万两。这是满清一朝特别的开销。于是，从中央到乡镇，无不亏空累累，最后都转嫁到人民头上。再加上通货膨胀，人口激增（清末中国人口高达前所未有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无地可拼，无粮可食，就只好变成流民。中国到此，可说是穷到了骨髓了。

综上所述，正如管子所言：乱国常贫。这句话也可以调转来说：贪国常乱。为什么中国第是贫乱相因呢？理由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中国以农立国，而农业经济决非一件轻易的事。古代农家思想虽然主张君臣并耕，大家都要劳动生产，但对发展农业的技术问题，并无详细资料可凭。汉武帝以来。中国官方思想是儒家思想，从孔子的言论中，找不到农业经济思想和政策。充其量他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笼统"均"的概念，甚至于是一种"均贫（寡）"的消极性的格念。有人问过他农和圃的事，他回说；不如老农，不如老圃。他是谈治国平天下的人，怎么能谈这种事?因此，以礼貌而鄙视的态度，根本不予讨论。另一面标榜贫穷的高尚，一再称赞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绝粮于陈时，弦歌不绝。因为既不劳动生产，又没有机会去剥削人家，不安贫乐道有什么办法?但这决不代表儒家永远是主张安贫的，这只是暂时性的。等到一旦做了官，就可以狼吞虎咽，取得一切补偿。孟子讲过不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类似农业经济政策的话。其实完全不是改进农业的建议，只是粗枝大叶的提一下，目的是警告贵族们千万不可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近视办法而巳。实际上每朗每代都在明知故犯。佛教盛行于各朝，佛弟子讲的是托钵（乞讨）布施，若与之讨论农业经济，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历代也有所谓"计臣"，专门替政府筹措财政方面曲事宜。可是他们的效果经常都是处于消极方面的。第一因为《孟子》，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王何必言利，仁义而已矣。"凡是谈"利"的都自陷于小人的圈子里，因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孟子》）尽管做官贪污是一定的，但表面上都糊了一层仁义。例如分明是收买议员的贿赂，却美其名曰"冰炭敬"。第二因为计臣所计的并非什么积极的生产政策，而是怎样去挤和刮那已经疲惫不堪的劳动人民，实际上只是农民。因此。一个朝代只要是计臣一出现，灭亡就已不远了。两千年来，历史上找不到农业政策，这对一个号称以农立国的国家来说，岂不成了笑话了吗?论者或谓：中国不是有过汉、唐盛世，国强民富的时代吗，难道说那时就没有政策，不然怎么能富强呢?其实，所谓汉唐盛世，中国两个黄金时期，总共加起来大概有八十年。大致以二千年来计算。八十年只占百分之四。其他百分之九十六的时间，人民都在不同程度的水深火热之中。这短短的八十年所以不同于其他的时期，就是因为它有政策，而且是好政策，同时有好人去行这种好政策。就是史称"与民休息"或"休养生息"的政策。这是中国史家一惯的简称作风。讲到农业决不同于其他，因为要生产得好，就要讲深饼、灌溉、施肥、除虫、芟荑等细心的照顾。每祥都是时间、劳苦与耐性。农业生产是最不能急的事，否则就是揠苗助长，得不偿失。最好的农业政策就是提供农民开发拼地与深耕等等的动机和环境。动机是个心理学上的命题，就是一定要让农民对自己的辛苦有一定的收获。政府对他们最佳的鼓励决不应该是口头上的，而应是实际的行动，就是减低税收。因为减低税收，农民自己就可多得一点。他们为了再多得一点，就会去研究想办法开垦和深耕等，以增加生产。农民自动增产，政府决不会吃亏，而且大家都保持了很好的体面。环境是农业生产需要时间与安定的命题，就是政府千万不可去瞎出主意（好像是在帮他们的忙，事实上是超帮越忙），去搅扰他们。这都是根据老子的三句话而来的。老子说："天下多忌讳（多出瞎主意），而民弥贫"，"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还有就是："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是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政策有很好的效果。可是一般计臣看不透这种自然的办法的好处，他们总是反其道而行。急来抱佛脚，想要急功近利。用重赋逼敛的办法去逼农民。农民多生产也是一无所有，谁愿意去劳苦深耕?倒不如省点力气，实在可能饿得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深耕。不深拼则产量必然递减。政府再如狼似虎地来催逼，于是便如司马光所描写的情形，农民干脆把桑枣都砍掉，牛与耕具都卖掉，一了百了，省得麻烦。这是逼上梁山，最后与政府同归于尽。

（二）中国历代的有钱人有买或霸占土地的兴趣，却没有帮助农民生产的兴趣。自耕农在失去自己拼种的土地后，成了豪族或新主子的佃户。他们除了向政府交赋和服役外，还要向佃主缴租和服役。如果遇到欠收或个人婚丧疾病等情事，或者对政府的赋额无力交付时，他们所能得到有钱人的"帮助"是借贷一定的数目，等下季丰年加息偿还。假设农民因为欠收，一家生活无法维持，而向地主借钱，情形是这样：农民在货币的价钱最便宜的时候借了货币；于货物最昂贵的时候买了货物，于货币最昂贵的时候还了货币；于货物最便宜的时候卖了货物。农民于是越弄越穷，或向更高的高利贷借贷来偿还前欠。债台高筑，越陷越深。最后弄到典妻卖儿，尚不足以偿债。因此，在农民头上通常有三重的剥削：政府的赋敛，地主的租和财主的债。自古以来，中国有钱人的货币的出路，不是生产投资，而是放债取息。一般来说，地主就是财主，地主财主同时又是官僚，官僚又就是"银行"。《史记》卷七五所记载的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例子。孟尝君养士二三千众，经济上的负担极重，他就向人民加紧压榨，他自己的封邑（薛）的人民已经债欠累累，连利息都还不出（利上滚利），他就派冯欢去逼债。冯欢去到薛，把所有欠债的人都找来，都验过了馈契。他发现人民早就都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那里再镑得出血来?于是他就自作主张，免了所有人民的债，当场把债契都烧了。这种做法，后来救了孟尝君的政治生命。当时孟尝君因为收不到钱，气得半死。这种作风，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头脑，是无法了解的。宋代的政府做了更庞大一点的孟尝君，只可惜它未曾得有另一个冯欢来救命，所以亡得相当凄惨。宋朝不但没出个救命的冯欢，却出了个送命的王安石。宋神宗时，政府经济捉襟见肘，非常贫困。于是出了一位大儒王安石变法维新。诸新法之中特殊的一条，叫做青苗法。就是把借贷给农民的权力收归国有，由政府当银行，统一办理借贷事宜。史称"行之十年，民困愈甚"，不得不赶快取消。没想到这种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为走红，美国把它变成现代经济学的主体思想，暂时代替了"坚船利炮"，对第三世界国家大贷款，名之谓"经济协助，投资合作"，又称为"软战"。不费一兵一弹，把第三世界国家剥得一干二净。除了极少数的买办阶级发了点二手财外，人民则是一穷二白。犹有进者，心理上也被剥得毫无自尊，廉耻扫地。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后回袭了美国本身，人民是无人无债，寅吃卯粮的债台已筑到第三代都还不清。美国政府的国债高达四兆亿多。弄得满街都是乞丐。一九九零年九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半夜突袭旧金山城中一条街道，数一下到底有多少乞丐睡在街上，短短一条街上就睡了七百五十一人。

放债取息的吸血经济制度在古代中国，明目张胆地进行着的，还有就是佛教的寺庙。连政府都向佛寺借贷。南北朝时，佛寺不仅是银行，而且兼做当铺。佛教以慈悲救济为名而放债吸血，向人民进行软战。这绝不是杜撰，故意来污蔑佛教的。纪元五一一年，魏世宗宣武帝永平四年下诏曰："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借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资，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蠢贫下。细民嗟毒，岁月滋深。"现在撇开正史，且看《水浒传》中，鲁达三拳打死高利贷的郑屠后，官府行文捉拿，在五台山文殊院避难，落发为僧。寺庙有权庇护要犯。而文殊院有五七百僧人，他们整日念经拜佛打坐，毫不劳动生产，却拥有极大经济力量。拱担卖酒的汉子对鲁达说："我仍见关着本寺的本钱，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体吃。"镇上酒店老板对鲁达说："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者已有法旨……。"可见佛寺在那一带，不但拥有地产房产，而经商资本利润都操纵在佛寺的手里，又能庇护罪犯，比宋朝政府还实在多了。

（三）管仲的富国策中，除了保护基本的农业生产外，历史说他削山为钱，煮海为盐和居贱卖贵。削山为钱，无疑的是开矿，从矿业生产中得到财富。齐国在海边，海盐是齐国的特产，也是许多内陆地区的生活必需品。管仲毕竟是懂得经济的人，重点发展和特殊产品是经济政策的两个枢纽。要正当地致富，当然是必须发展产业。但最忌没有重点，一百八十样一起发展，就是一百八十样都发展不好。同时，重点必须根据本国特殊环境和特殊技能来决定。只要集中力量发展起来一两样特殊产品，特佳或特需的，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原理发挥的成果。居贱卖贵是商业发展的基本原理。有了好的产业政策和执行，就必须有好的商业政策和技巧的积极配合。套一下孟子的口气来说：天下如此而不能致富者，未之有也！可惜，在中国后来的历史里，就是找不到一个像样子的产业和商业政策，反而讲些什么"怀远人"的呆话。譬如，唐玄宗的时代，与西洋通商，有许多中东和欧洲人到中国来。朝廷下令：凡外国人在京城吃饭，一律不准收钱，一则怀来远人，二则不可失了富有的大国风度。外国人就纷纷的问：你们中国满街都是乞丐，为什么不给他们饭吃?洋人既可得这样的优待，于是成群结队的到饭店大吃大喝。结果饭店只好破产歇业。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政策"，也是中国独有的。远古的中国，不鼓励人民发展科学和工业。《礼记》中有"有为怪异奇巧者杀"。这与中国科学和工业落后很有关系。这在二十年前，中国人可能觉得很羞耻，中国科技不如人，不能成为工业大国。其实，在二十一世纪来说，以农为先的国策可能是世界最先进、最智慧、最实惠的。大概只有中国古人有先见之明，老早就知道，科学和工业的极度发展会给人类带来毁灭和重大灾害。譬如，现今单就苏联和美国两家的原于武器就可以把全世界毁灭四十次。而这都是由电脑自动地控制着，万一电脑发生某种错误时，全世界在五分钟之内就可能完全毁灭。其他由科学和工业给人类造成的灾病，不知凡几。虽然，中国人的发明能力还是超见的，指南针、火药、纸张、印刷、磁器、丝织，以至于针灸，都是中国人领先发明，不过都是用于和平用途，对人类有益无害的。所以，只要在主观心理和客观环境上，安排好适当的条件，中国人的创造力是世界第一的，也是毫无疑问的。

一九九零年四月作者在中国四川新都县利济乡见到一件事实，就是马留文先生创办的企业。它不仅替员工谋得富裕，也替一乡带来富裕，替国家增加富裕。企业里，每个人都是老板，也都是员工，待遇好，工作自动自发效率高，管理易，产品质量好，不必消耗精力于劳资对立纠纷，利润与全乡同胞分享。从这个小模型里就充分看到中国人以"情"为出发点的，完全服务，完为公，完全分享的，中国式的自动自发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实际与展望。这是全世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喜讯。如果这样的模型能推展到中国每一个乡，每一个县，中国岂仅是世界第一富强，那简直就是世上的天国。

从个人方面来看，中国也有过这样一个模型，综合了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农，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商，真正的集大成者，就是范蠡。他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任劳任苦，尽忠尽智，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功成不居，飘然而去。他迁居到齐国，改姓名为鸱夷子皮，躬耕垅陌。由于他的农产特别好，齐王发现了他，马上请他做宰相。他做了一段很短的时期，辞职，隐居在陶山。制造许多生活必需品，人家都来买或再贩卖，于是他又成了大富翁。人都称他为陶朱公。"陶朱公"三个字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就等于"富有"。现在有所谓陶朱公的致富奇书，也许是托他的名而作的。可见一个人有了正确的心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建设性的人，无论如何都是成功的，对人是有贡献的，自己也是不会被埋没的。这岂不正是老子所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元德。"

西方文化以"力"为出发点，无理要找理，得理决不让人。中国文化以"情"为出发点，情发则容易糊涂，非理不能节制。前者的形状为"刚"；后者的形状为"柔"。刚的表现是"强"；柔的表现为"弱"。西方文化要是不侵略，就不是西方文化。并不等于西方文化好些，或了不起些。如果中国人没有弄清楚这个本质的问题，感情用事，瞎跟着人家打转转，就一定得不出好结果来。如果弄清楚了本质，然后因势而利导之，就无往而不利了。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这是至高无上的"柔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是"唯圣人能用之"的。

结论

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从一般的素材来说，若不经过切磋琢磨，就不能成为有用处的器皿。人们理解并运用了这个原则，对自己经过一番人工的切磋琢磨之后，就成为官（管理者）和长（领导者）。人称这种情形为"成器"。不过，成器的大小、高低，虽然见重于切磋琢磨的功夫，而素材的本身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价值方面来说，贵重的素材成为贵重的器皿；卑贱的素材成为卑贱的器皿。甚至有所谓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的情形。这些都不是光凭后天的人力加工，就能保证它一定成器的。因此，在中国除了重视成器的方法以外，还进一步强调"成气"。由于人类的构成不仅是躯体，同时有智力体和精神体，素材的部分虽然是先天已经决定（现代医学强调基因的组合），但是通过种种正确的方法，不仅可以促进成器的机率，而且可以在素质上加以改进，就是所谓"变化气质"，因而成气。一个气质好的人比气质差的人，其成为高贵有用之器的机率就大得多了。所以说，大制不割，大才就不是单靠切磋琢磨而成的了。（参看本书第三章）总而言之，切磋琢磨是成器的原则，但成什么器，还得看素材的质量。如果素质好，自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即使素质差些，还可以用变化气质的种种觉悟与培养，使得气质高尚完善。这是道学里非常实际而重要的步骤。

其次，道学里最精简有力的处人处事的原理，就是"无为"。老子在八十一章、共五千多字的《道德经》里，用"无为"两个字在一起来表示意思共十次。兹引其原文如下：（一）圣人处无为之事（2）。（二）为无为，则无不治（3）。（三）爱民治国，能无为乎（10）?（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7）。（五）上德无为，而无以为（38）。（六）吾是以知：无为之益（43）。（七）无为而无不为（48）。（八）吾无为，而民自化（57）。（九）为无为，事无事（63）。（十）圣人无为，故无败（64）。（以上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是《道德经》的章次）

老子讲到无为，凡十次。这个"十"的数目是不是偶然的呢？《道德经》是世界上最短而含义最广、最深的一部哲学著作。他用十次之多来说无为，可见分量是多么重要的了。再者十这个数，是数之满盈。根据数理哲学，数目没有再大干十的，因此也可以成为老子强调无为的用意。

无为，照字面来讲是消极的不作为或没有行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广东总督时名琛，先是对于英人的一再照会交涉，不答不理。等到英舰进攻黄埔炮台，他听到报告，就说：我们向来又没有惹他，为什么攻我们的炮台?他既不开战，也不防守。等到法国参加了英国攻打广州，他接到法国的照会．又说：一国不足，复添两国，别人伯他，我偏不怕。吩咐把照会束诸高阁，入档了事，他不怕，却也不备。等到英法两军打进了广州，他既不逃走，也不投降。等到英军抓住了他，他既不说话，也不自杀。他被送往印度囚禁，他既不羞愧，也不忧伤。却不断作画吟诗，落款海上苏武。叶名琛的愚昧懒惰，误国之深，贻害无穷。而老子所说的无为，其含义就完全不同了。他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这是一个警问式的句子，对于爱民和治国这样的大事，你能什么都不做吗?所以这里引用了叶名琛的例子，显然和老子的意思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子的无为，是要去为的，是积极的、动态的，所以说是"为"无为。在无为之前有个为字，在无为之后，又跟了个无不为，老子把一个笼统的作为或行动，根据辩证的原理分成了三段，就是：有为--无为--无不为。有为是正题，无为是反题，无不为是合题。又根据：反者，道之动。把反题的无为，特别突出。譬如，唐朝代宗时，回纥都督药葛罗与吐蕃联军进攻中国，兵达泾阳城。郭子仪奉旨坐镇在泾阳，严行守御。联军不敢劲攻，退屯北原。第二天，联军又开近城下。郭于仪命牙将李光瓒，到回纥营见药葛罗，责他背盟失信。原来回纥军是汉奸仆固怀思邀请来的。说是唐天子晏驾，郭令公捐馆，来取中国财物．正是其时。李光瓒说明了这些骗局，告诉他说郭令公现就健在泾阳。药督说：如果令公真在，请来面谈。光瓒回报郭子仪。子仪决定单身赴会，马上扬鞭出城。众将谏阻不听。儿子郭晞跪在马前，说：大人为国家元帅，怎可以身饵虏?令公说："安史乱后，国家残破，今若与战，敌众我寡，又无后勤支援，即使我父子都一拼而死，对国家何益?我若以至诚往示，幸得修和，有利于国家。我如殉难，也可自问无愧了。"说毕，一鞭，绝尘而去。郭晞放心不下，领兵出城远远跟着。后来，令公以正义指责药葛罗，他为令公威仪坦城所感，两国复和，且帮助唐军打败吐蕃。在这个事例里，郭子仪与联军正面去打，是正，是有为。而他单身赴会是反，是奇，是无为。结果是和平胜利，是合，是无不为。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如果叶名琛能真实地了解无为的正确意义，他也可能象郭令公一样，一面好好备战，一面正确外交，为国家争取最有利的实效，消灭英法联军于无形。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末兆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末乱。岂是单纯的不作为而已?

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自己让开一步，让别人能有发展。吾无为而民自化。人一般都有道德感与责任感。譬如做父母的爱儿女，有时因为太爱了一点，很怕儿女不成器，就尽一切的可能去逼迫儿女从事和完成自己无法完成的工作。本来是很有艺术天才的，被逼而学机械。本来是很有机械天才的，却被逼而从事商业等等。由于一相情愿的好心，拼命的去负人家的责，管人家的事，好象天下要是没有我，人家就活不下去了。其实，就因为我，始予别人的生命太多的压力和限制，倒真是活不下去了。自己和别人都苦不堪言，揠苗助长的结果，就是死亡。因此，要使被此都有轻松些的日子过，就要"为"无为，去放开过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不要老背着人家，让他自己下来走。这样不但把别人培养了起来，自己也不必那样辛苦，皆大欢喜。自己让开一步，大家都得了生机，才有真实的成功。所以说，圣人无为，故无败。所以能知：无为之益。这样的无为是要去为的，比单纯的有为（去爱，去背负，去揠苗助长）在大多数的人来说，还要难很多倍。能做得到的，就是真有上德的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特别是管理者和领导者们，一定要有勇气，承认人世间的一切都具有差异性与特殊性。因此，最高智慧是能不以个人一时的见解当作普遍真理，而强制于人。因为强制的办法是徒有其表，既浪费，又无力，最后大家都失败。强制的另一面是抵制，你会强制，就有人会抵例。这里所说的"让开"，包括成功酣的让开，使得大家能获得成功，和成功后的让开，使大家可以继续成功．

同时，无为是不为私而为。但凡一件事，太考虑自己私人的立场和利益，就总没有好结果。由于自我小局的局限，眼光、思考都放不开，其所订的计划和决策，不论冠以何种大理由，都是鸣不高、飞不远的燕雀行径，最后是误入误己。郭于仪如果考虑个人的安全第一，他是很有充分理由的：国家的大元帅，怎能轻身玩敌?接下来的办法，既然打是打不过人家，只好守．后援是没有的，于是守到弹尽粮绝，全城死义。顶多做个强巡、许远一流的消极性的忠臣。那与积极性的、中兴国家、扬威中外的郭令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其实，大员好了，小局怎会不好?如果只顾小局，眼光如豆，大局是非垮不可。大局毁了，还哪里有小局?这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打开甘五史，可以证明。大多数的人，一到紧要关头，就迷糊了。这就需要有平时道的素养了。

无为是道学方法沦中最特殊、最智慧、也是最具效益的技术。同时没有高度的认识和智慧，也根本不会运用．反过来说，凡管理者与领导者能认识和能运用的，就必定是伟大的成功者。

其次，老子提出"四不"，来保证管理者、领导者的永久成功。"四不"是，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和不自矜。不自见（现），就是不自已去显明自己．不自是，就是不自己去肯定自己．不自伐，就是不自己夸奖自己。不自科。就是不自己了不起。常言说，坐轿子要人家始。人家不殆，自已是拾自己不起来的。反而显得自己愚昧无知，令人耻笑。只要你做得对，做得好，对人有益，自然人家就会来显明你的好处．所以老子说：不自见，故明。如果自己显明了自己，别人就不必再多此一举了．如果自己显耀得过了分，让人家听了要吐，反而把好处湮没了．问理，你自己不肯定自已，别人就会来肯定你。所以说：不自是，故彰。接着是，不自伐，故有功。不自黔，故长。

论者或谓：老子虽说的是辩证法，到底是幼稚而不彻底的。因为他一直说什么无为啊，不争啊。殊不知，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是很好的，有的场合不干怎么行?有的时候不和人家争是很上算，可是，有的场合，非争不可，不争就要失去一切。为与无为，争与不争都是正面和反面的关系，岂可一既而论？其实，这正是对老子所说的话理解得不彻底。前面已经把无为的意义作过相当充分的说明，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至于争与不争的论点，似乎还有补充的必要。老子最先提出不争这两个字，是在《道德经》第八章。是教人效法水的智藏，这在本书开头已经讨论过。第八章的结论是：夫唯不争，故无尤。无尤是没有过失，不落下遗憾与抱怨，是不争的结果．可是什么是不争呢?总原则是：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怎么能够不争?其具体的步骤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就是：一个人，极善于选择适宜的居住地点。心思细密，计划准备周详。与朋友来往，本着人道和慈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对守信义。专心服务，管理好众人的事。办事极有才干、智能。行动快速果敢，不误时机。所以他没有过失，不落下遗憾与抱怨。所谓不争，就是先做到了以上这七项。可见老子所说的争和不争，根本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出言相骂，出手相打，动不动来个面红耳赤的争，和装腔作势，假充涵养的不争。而是天下都莫能与之争的不能争。所以对老于的说话，一定要前后贯通，同时要充分具备常识与知识，来正确理解它。千万不能管窥蠢测，只把字面上的"意义"来作评论。因此，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并不是老子对人有所歧视．事实上，人对道的领会力是有差别的。领会力越差的人越歧视道，甚至于讥笑道。那不歧视道的，反得了益处。

还有一个事实，也使老子受到不少委屈。有些人非常崇敬老子，认为老子之言可以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就替老子盖个什么宫，什么观，焚烧祈祷，磕头礼拜。有事要老子来"亲自显灵"替他们办，他们自己闻道，却绝对不勤而行之。他们把老子的话编成歌来唱--念经，却不愿费力去体会了解，并照着去行。每过一段时间，那些宫观，不是天降大火来烧了，就是人做强梁来砸了。人们却又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照拜不悟。于是香火可能一天好似一天，而世风却一天比一天坏。唐玄宗决心大兴道教，命令家家户户都得必备一本《道德真经》，学子考试必考《道德真经》，他自己却整天整夜的跟杨贵纪鬼混。首相用的是头号的大奸臣，尽量买好番人安禄山，认贼作子。结果两京失陷，差一点送了老命。别人要读要考《道德经》，自己不但不以身作则，勤而行之，却是勤而反之。把行道的责任往人家身上一推了事。但凡用考试来推销思想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以此进身。只要顺着你的意思答，考上就算事，反而教人作弊，历史证明这样是不中用的。总之，道是不能拿来拜，也不能叫旁人代理，更不能强逼。老子明明的说：则我者贵。是要亲身体会，亲身实践，才能算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假）使我介然（稍微）有知（识），行于大道（上），唯施（走了邪路）是畏（惧）！老子又说：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就是由于这个道理）。

唐玄宗在他当政的前半段，亲身行道，于是造成了史称的开元之治，媲美贞观。自从改元天宝以后，肆意行乐。朝政腐败，天下糜烂。激成安史之乱，两京沦丧。而唐朝居然没有灭亡，反而出来个肃宗中兴，后来气象一新。多亏了一个道学之士，姓李名泌，字长源，京都人氏。他生来资质聪慧，才敏过人。七岁时，玄宗召他进宫，面试才华。当时名宰相张说也在座，宫中设有棋盘，张说指棋为赋，说："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叫李泌以方、圆、动、静为要旨立说。李泌不慌不忙，随口答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这不但对得工整，立意比张说还高。所以这张说都叹服，向玄宗致贺，称国家有幸，生此希才。老张九龄与他结成忘年之交。他却专心习道。到了十几岁时，他见国事日非，毅然上书，批评时弊。玄宗要封他官职，他坚持不受。玄宗就请他以布衣和太子交游。他们感情很融洽，太子称他先生，而不名。幸亏玄宗有此一举，保住了大唐的天下。奸相杨国忠见他与太子亲善，马上用计把李泌与太子分开，把他排到蕲春，历久不许回京。他便藉机隐居颖阳，专心研究道学，不问世事。

马嵬坡前贵纪与不可一世的杨国忠，双双毙命。玄宗蒙尘，远越四川。在灵武，太子即位，立即飞书召李泌到行在。李泌义不容辞，赶到灵武。肃宗要拜他为宰相。他固辞，说："陛下屈尊待臣，视如宾友，比宰相更贵显多了。臣有所知，无不尽言，有所见，无不上达，何必一定要受官职呢。"肃宗不能勉强，待遇如前为太子时，史称：出与联銮，寝与同榻，每事必谘，所言皆从。当时肃宗的诏告，挽回民心，都出李泌手笔。军书旁午，一切文牍军情都先送李府。宫廷的钥匙也交李泌掌管，皇室与政府联络，完全没有隔阂，政令焕然一新。

李泌运筹帷幄，光复两京。调停父子，太上皇回銮。中兴大业就绪后，李泌力请归隐。对肃宗说了个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行迹太奇。肃宗坚留不得，只好准他，他出门就上路。肃宗跟在后面，边哭边送，一直到了城外。只见他，一肩行李，两袖清风，飘然而去。李泌没有结婚，只吃素食。当他走到衡山，发现皇帝已命地方官在衡山为他盖房子，并致送盘缠。他于是就住在衡山，不问世事，不跟人往来。

到了代宗即位，迷信佛教。内，用了太监程元振、鱼朝思，循私蒙蔽。外，大臣昏庸错愕，藩镇狂妄专恣。会吐蕃入寇，代宗蒙尘。幸亏有个郭于仪在外面勉强支撑，国家危亡在即。于是郭请李泌再度出山，欲拜为宰相。李泌力辞，代宗就在大内蓬来殿侧，特筑一座书院，请他住定，每事谘询。可是内外臣僚用各种办法明排暗害，代宗无法应付。就与李泌密约，请他暂到江西，出任判官。等他一得机会，除掉那些孽障，要李泌随时候旨，立即进京。李泌很同情皇帝，所以答应他的要求。代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除去宰相元载。召回李泌，可是还不为其他大臣所容。于是再出李泌为沣州刺史。这次不及召还，代宗已崩。德宗继位，比代宗稍为精明果断，依郭于仪为长城。后子仪老死，宰相杨炎、庐杞相对于使用毒计，陷害忠良都是一个比一个狠。朝廷内战，藩镇祸烈。姚令言乱军入京，德宗慌忙出奔，连御玺都顾不及拿。藩镇接连叛变，德宗先逃奉天，后奔大梁，越跑越远，甚至绝粮。那时，德宗想起了李泌，请他出来安抚陕州。李泌到陕，军民见到是他，开城反正，夹道欢迎。李泌主持开山凿渠，运粮接济行在，德宗拉着儿子的手说："这下我们父子可以有命了。"

当时还有两位武将，李晟和马燧，没有他们忠勇奋战，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恢复。德宗回銮以后，聘李泌为同平章事。马上就有人向德宗进谗，要害李晟昆、马燧，德宗就动摇了。有一天，德宗对李泌说："从前好多人用各种办法害你，请你千万不要报复。如果你觉得什么人有德于你，告诉我，我必替你答报他。"李泌说："陛下，臣向来是奉道唯谨的人，从不与人结仇。从前陷害臣的人们，到现在都已死了。而我的几个朋友，现在也都已显贵，根本也不需我去报德了。不过，既蒙陛下提起，臣倒有一事相求。不知陛下可肯俯允?"德宗说： "一定一定，你请说吧。"李泌说："就是请陛下莫听谗言，加害功臣。"德宗脸色遽变。李泌不慌不忙地接着说："譬如，李晟、马燧，功高遭嫉，是必定有人要害他们的。如果陛下听信了他们，以后万一遇到急猝，还有谁肯为陛下出力?如果陛下对他们以坦诚相待，有事使其得专征伐；无事入朝奉请。岂非君臣之间的至乐吗?功臣们也不可自恃功劳，大家站自己的地位，守着礼仪。这样就天下太平，生民有幸，臣也自在受庇得益之中了。"德宗说："每次联听你说话，开头总是一楞，后来听你慢慢分剖，都是为天下的至计，不由得不油然生敬。联敬当书绅。"李、马二人出来向李泌道谢，李泌说："二公不必称谢，我只是为国家啊。"李泌见天下已安，辞职还山。德宗这次抵死不放。李泌为德宗划谋，对回纥展开主动的和平外交，以后分别遣使往抚吐蕃、云南、大食、天竺诸地，宣布威德。诸侯听命，暂时没有外患了。不久，李泌一病不起，遽然归天。年六十有八岁。

李泌历事三朝，功彪业著；没有李泌，就没有大唐，一生系天下安危数十年。而口不言功，急流勇退，是道学中的一个极好的榜样。有一次，德宗说："天下事都是命数注定的。"李泌说："天下命数之事，常人可以说，唯有做君、相的人不可说。古来桀封之流的暴君，部说我命在天，来为自己的过失遮掩。殊不知，君、相有造命的职资，不能尽听命运的捉弄，而不去积极的思考谋虑，为生民立命。"凡此，都是天下至理名言。先是肃宗有两个皇子，因非张后所出，里外交害，肃宗信谗，杀掉了小儿子。后来又气急败坏地要杀大儿子。李泌乘便，为吟黄瓜台诗：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等他消了气，慢慢的分析情形给他听，劝他千万不能杀儿子了。他感动得泪下沾衣，发誓不杀儿子了。这将要被杀的广平王在桌子上放好了药酒，准备父王旨意一下，马上吞服。他听说李泌的劝说成功了，哭着来谢李泌。李泌不受他谢，却劝他对父亲更要加倍尽孝。这就是后来的代宗。德宗为了有人要害太子的丈母娘，说她家造反，因此连累了太子。德宗要废杀太子，李泌说太子索来仁孝，这事必定冤枉。德宗说："你这样跟我反对，难道你不怕死?"李泌说："就是怕死才这样劝陛下的。因为你过几天发觉了太子的冤情，就一定说，你李泌做什么宰相，明白看着联错杀了太子都不劝劝我?就算是民间，有人打孩子，邻居也应该劝劝啊。难道你就幸灾乐祸，隔岸观火?那我现在就杀你这老头子给太子报仇。"德宗说："这是我家里的事，你为什么偏要管?"李泌说："天子以四海为家，臣备位宰相，天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责任。怎能看着太子冤死都不管?"德宗说："那让我再好好想一天吧。"李泌说："想想是没有问题，可是陛下回宫后，只可一个人想，千万不可让别人帮你想，那样的话，太子就死定了。"第二天，德宗单召李泌入宫，抓住他的手哭着说："我已查明，太子的确是无辜的。要不是你，我这辈子都要在后悔自责之中了。"这太子就是后来的顺宗皇帝。唐朝不仅政府靠李泌，皇家也靠李泌，危而不危。

李泌的智慧、言行、风范，对父言慈，对子言孝，对君言正，对臣言贤，消除祸害于未形，这完全是道家的典范，把矛盾统一起来。决不为一己私利，惟恐天下不乱，然后趁火打镰刀，连打带钩，最终同归于尽。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兼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中国的诸子百家的牙盾，就在"道"里统一了起来。横观今日世界，汲汲不可终日。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矛盾，也必在"道"里统一。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最后．老子说："则我者贵。"这是一个带着祝福的允许：凡是按照宇宙规律办事的，就必定是成功者。"贵"的内容，可能是高贵。可能是清贵，可能是尊贵，可能是显贵，可能是阴贵，可能是富贵，也可能是荣华富贵。就是一定能出人头地，胜人一筹。这个允许不是基于空泛的希望，而是基于数学上的计算。因为，虽然道是易知也易行的，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也不行。由于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也不行，所以能知能行的人就已经比那些人了不起多了。再加上行出来的都是合乎规律的，就是已经立于不败之地。那些行事不由正道的，纷纷如小丑跳梁，此起被落。最后剩下来的只是那少数不败之人，才是真正永久的成功者。所谓成功者，可以适应于各种层次：个人的层次，家庭的层次．团体组织的层次，国家的层次．甚至世界、宇宙的层次。所以老子这句"则我者贵"的祝福，更是管理者应当书绅．须臾不可忘怀的座右铭。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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