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凤凰卫视2012年05月21日《开卷八分钟》文字实录:
消逝的燕京，大学的灵魂
今天还知道燕京大学的人并不多了，但是其实你想知道燕京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你随时可以发现它，那就很简单，你到今天的北大，现在北大的校址原来就是燕京大学的校址，是在后来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才搬到这个地方来。而现在我们看到北大未名湖，那些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漂亮的校园建筑，其实那些老东西过去是属于燕京大学，也就是说燕京大学是在历史中被吞、消逝掉的一个老大学。
而这样的一个大学，直到今天，据说在某些北大人跟燕大人心目中，仍然存在着情谊结，就有些过去燕大出来的老师或者学生在北大里面，会让北大人觉得他们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北大人看了也很不爽，有时候是不大想提燕大的事，你要查燕大的校史档案，还要经过现在北大的校领导来同意才能够让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说你都觉得燕京大学是个很神秘的大学，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消逝的燕京》，是著名的民间史学家陈远，也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他做一系列的口述史研究，做得非常扎实，这是他其中一本非常小的书，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消逝的燕京》 陈远 著 / 重庆出版社 / 2011-4
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先讲到，燕京大学存在时间只有短短33年，也就是1919到1952，但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两个奇迹，奇迹之一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奇迹之二是不长的时间内，为中国各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在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52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就包含了7个燕京人。那么燕京大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学，要谈它当然不能够不说，它的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也就是大概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我不知道现在中学教科书怎么教，小学教科书怎么教，反正以前大概我这岁数的，在大陆成长的人都会看过毛泽东当年怎么样写信告别司徒雷登，怎么样批评他。所以我们印象中的司徒雷登就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做最后一任当时的国民政府时期驻华大使，后来轰走了，跑了，这些美国佬、西方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就该走了。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他是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也就是说，他家起码是两代的传教士，他爸那一代就已经是传教士，他从小就在美国传教士家庭中长大，后来他又回到美国念过书，又回到中国来继续传教士业，同时办教育，那时候在南京有金陵神学院，那么办教育办得相当起劲的时候，忽然被叫去准备接手燕京大学。
那个时候燕京大学是另外两家教会学校合起来的，情况非常不妙，又没有钱，“烂”得一塌糊涂，那怎么办呢？我们昨天、前天还介绍过，清华大学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有钱的学校，对不对？他有庚子赔款做后备，虽然也不能说是太有钱，因为那个钱是按月那么供给的。燕京大学一开头就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我们看看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就请到了很重要的名士了，洪业、刘廷芳。到了后来，又来了一大批人，比如说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邓文如、顾颉刚、张东荪、还有雷洁琼、冰心、费孝通、王钟翰、侯仁之都是那个时候的学生。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挤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这个学社到现在还存在，中国的学术界对它也熟悉，因为很多人现在去哈佛交流都跟它发生点关系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是美国当年一个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出来当教育基金，声明其中一部分研究中国文化，让一个美国大学和一个中国大学联合组成机构，这就是所谓哈佛燕京学社。
当时的燕京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居然能够透过司徒雷登种种的操作，办学理想、计划得到了他的垂青，能够跟世界一流的哈佛并肩，哎呀，多高兴，他非常高兴。他当时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个小小教会学校联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陈远就说了，我们可以注意到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后说的那句话，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中国人自居，并且为此感到欣喜。事实上正是如此，他不仅把燕京看成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它是中国人的大学。
他对这个大学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这里面，只讲一个小例子大家就能够了解到，1934年，就我们前两天也说了，1934年的时候，北京全国各地的学运风起云涌，为什么？就抗议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光顾着跟共产党打内仗，对日本反而不抵抗，学生们很愤怒。当时北平的学生也纷纷南下请愿示威，而燕大这个学校，虽然是个教会办出来的私立大学，但是在搞学运上面一向不落人后，事实上他还是北京各个大学里面共产党、地下党最活跃的大学之一。当时这些学生也来南京，学校无法解决，联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而那个时候，他返校当日，正好碰上了南下请愿的学生北上返校，师生在校门口碰上了，学生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校长，怕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然后当天就召开了一个学校大会。
这个学校大会司徒雷登上来，看着底下这帮示威回来的学生，不晓得该怎么挨骂，司徒雷登先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我们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示威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是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了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就说明我教育几十年就完全失败了。
周恩来为何没保住燕京大学
1951年到1952年底搞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在燕京大学这种学校，要针对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要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根据陈远的调查或者口述的记录，其实一开始周恩来还想到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后来抗美援朝一爆发，整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事实上看燕京大学这个学校，很能够看到从民国转向共和国之间的那个转换时期，整个政治社会局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大家又怎么样看待知识分子问题。比如说像燕京大学，实际上它是一个很西化的大学对不对，它的校长是司徒雷登嘛，那么而且它有那么强厚的美国背景在后面，又把那么多的学生送到美国去留学，那么所以呢，这么一个非常西化的学校在当时乃至于到共和国时期，它会经过的振动就完全可以想像的到，那么我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本《消逝的燕京》，作者就是著名的民间学者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远。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它做了很多当年燕京有关的人物的访谈，比如说访问了一个燕京的老校友，那就是已经故世的王世襄先生。
今天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很爱玩对不对，他太爱玩了，玩到一个程度就是读书都读不好，所以我上回都还没来得及讲这一段，就是说当时其实这个哈佛的燕京学社上礼拜跟大家介绍过，每年都会派学生从燕京找人去哈佛念博士，那么周一良这些都是这么去的，好，那么王世襄也很爱去。那么正好当时燕京的历史系主任洪业，也就是后来在哈佛赫赫有名的这个中国史学家，他正好是燕京学社负责人，还和王先生他家，一家人很熟，那么于是他就曾经教训过王世襄，说他太爱玩，不务正业，好好努力过两年或许会有成就。
那么于是呢，有一回他就碰到王世襄，就跟他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员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你想想看这什么关系，就是王世襄的爸爸是洪业的好朋友对不对，他就跟他自己的这么一个子侄就说这样的话，后来他还跑去，不止这样，他还跑去跟王世襄的爸爸、妈妈说话，那么他回家之后，就王世襄回家之后告诉自己爸爸、妈妈说你看，你们老朋友洪业先生，把我去哈佛念书的申请给否决掉了，谁知道他父母说洪先生这种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这是那时候的学术的气氛，跟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
那么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燕京除了有这些跟美国有联系，跟西方有联系的学者之外，还有很多真正的洋学者在这教书。比如说这位周汝昌先生，现在有没有红学大家，他就说道，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迪克，日本人打进来当时的北平，封锁燕园的当天，他最后那一课没能讲完。那时候日本人来了嘛，他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后来再后燕大转其副校的时候，他从美国回来，他就跟他讲说，好，各位首先我要讲完一课，上回还欠那最后没讲完的那课莎士比亚，你们那时候的杨老师是这样子来教书，然后周汝昌先生还记得，说当时他第二次回到燕园，就是打完战，复原之后，他说他那时候耳朵已经坏了，有一个老师叫包贵思女士，她把我安排坐在座位的第一排，把声音提高了，她跟我讲，我平常讲课的声调正常的同学听起来恐怕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为了让你能够听清只好提高了。
有一次包贵思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针对一个小说写一个评论，那么没想到周先生做的非常好，于是包老师就叫他到她家吃完饭。然后，就跟他好好的聊，所以那时候的学校的师生气氛也都还是非常融洽的一个环境，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随着内战的结束，共和国的建立，慢慢慢慢情况就有点不太一样。当时我们知道后来的燕京大学是没了对不对，已经被并到北大去，就是因为有一个学校全国性的一个学校的院系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你想想看把那么有名的一个私立大学给并入现存的其他大学里面，恐怕会遭到一些反抗，那么当时的整个过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那么陈远去找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关键人物张大中，他早就是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书记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说到当年在燕大的时候，地下党其实是非常非常活跃。1946年，他回到燕京的时候，担任党支部书记领导学院，那么后来还慢慢参与了就是整个学校的变化过程。
那么他就说道当时他们，1951年到1952年底要搞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在燕京这种学校，要针对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要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那么其实根据陈远的调查或者口述的记录，其实一开始周恩来还想到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后来抗美援朝一爆发，那整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他在里面就说道当时的一个老校长陆志伟校长跟美国人的一个通信被公开。那么这个信里面他写什么呢，他居然对当时的美国人说财产还是你们的，你们走了之后，我们负责帮你们把财产保护好，那么这句你想想看，当时被揭发，那么问题当然就很严重，那么于是这个张大中带领着工作队就动员陆志伟的女儿去批判校长，这个消息传导美国之后，在美国华人引起很坏的反应，他现在回顾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很粗暴，但是这些人过去都做过的老师，老师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但在政治上，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很多燕京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呢。
那么看起来后来很多人是怪这个张大中先生，但是问题是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政治局面底下，他自己也觉得好像有很多事情有理说不清，很委屈，事实上在反问里面，他也很想搞清楚，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位谢道渊先生也是后来整个院系调整的时候，做很重要的工作的人，他这里面就说道当时院系调整里面整个过程到底怎么做的呢，他还真不记得了，反正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整个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学校怎么样做的呢，那么就好像不是一个太被记得清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陈远说了一番很意思的话，他说他问起谢道渊当时关于北大社教另一个学校的另一场运动，他忽然写的很激动，我不过是一个驯服工具，驯服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到头来我却做错了，看着老人有些伤心，我们没有问下去。不过，当我理解完这篇，整理完这篇口述就理解了许多的组织安排，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