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冲突不断升级，由初期的局部冲突，到后来第二次内战的全面爆发，吹响了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序曲。事物的繁荣和衰败，其内因才是根本性因素，国民党之所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被驱赶到台湾，也是如此。
军队组织上的腐败和派系之间的党同伐异，导致军事上的节节败退；经济建设中官僚资本的恶性垄断以及政府货币（金圆券）信用的破产，造成了民国经济的全面崩溃。
而在政治领域，虽然在1945年末到1946年初，国民党破天荒地与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经历了一番唇枪舌剑，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决议。这是自国民党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平等、公开地决定国家大事，人们以为和平的曙光已经降临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华大地，迎接他们的将是光明的未来。
可是事与愿违，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早已被盘根错综的利益集团所把持，既无与其他政治团体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强力反弹，发生了一系列流血案件，而李公朴与闻一多的死，无疑是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案件。
李公朴惨遭特务暗杀
李公朴，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是“救国七君子”之一，民国时期著名的民主人士。
抗战结束后，李公朴已是当时民主同盟的领导者之一。1945年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2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初，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同时主编《民主教育》月刊。
李公朴长期和国民党政府唱反调，政府当局似乎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针对李公朴的各种手段接连而至。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大会，他担任总指挥。会上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等人被特务殴伤，送医院治疗。两个多月后，他所建立的社会大学也被政府勒令停办。
面对政府的封杀，李公朴并不气馁，反而笑言正好可以钻研一些学问，于是他开始开始编写《世界教育史》，在此期间遭到了严密的监视，他毫不畏惧，却没想到一场杀身之祸不期而来。
1946年7月11日晚上左右，李公朴和他的夫人有事外出，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办完了事情，小两口去昆明大戏院看电影。在回家的途中，突闻枪声自后面而来，只见李公朴已倒在血泊之中，他的夫人张曼筠见此情况大声疾呼，向路人求救，等到担架被送往北门外云大医院医治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11点，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李公朴最终没有挺过死神的折磨，溘然长逝。
黑手连连
李公朴的死，在当时的政坛引起了惊涛骇浪，虽然早先民间盛传特务机关悬赏谋杀在昆明的民主同盟主要负责人。民主同盟及其所有盟员，但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出手杀人，民主人士一时人人自危，但也不乏热血者不畏权势，闻一多就是其中的翘楚。
李公朴被刺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一方面出现了“李公朴被共产党杀害”与“李公朴死于桃色事件”的政治谣言；一方面又传出消息，特务打算进一步实施暗杀，黑名单上第一名就是闻一多。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当年在离开昆明的时候也在担心他的好友，不禁规劝：“闻先生，现在风声很紧，你还是多注意，以后能有机会早走的话，你还是早走。”闻一多表示，李公朴的英魂还未远去，他的血不能白流，我不能走。
7月15日上午，昆明各界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悼念李公朴的大会，国民党云南当局派来大批特务混在场中窥视察看。闻一多家人担心他的安全，劝他别去。闻一多慨然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他准时去了，参加大会的有1000多人，但其中教授只有一个——闻一多。
悼念大会开始后先由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讲述李公朴的生平和遇害经过，闻一多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不顾一切走上讲台，发表即席演说——这就是闻一多生前的最后一篇演说。他慷慨陈词，高声责问：“今天，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们站出来，你是个好汉的话，有理由，站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闻一多最后，闻一多庄严宣告：“我们都准备好了的！我们都会像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民主是杀不死的！”他气势磅礴的声音，在大厅内久久回荡，最后溶化在群众雷鸣般的掌声中。
会后，闻一多在回家途中也是谨慎小心，他的儿子闻立鹤不放心父亲的安全，父子俩一前一后相互照应。突然人群中冲出两个歹徒，对着闻一多连开几枪，枪弹正中闻一多的后脑，他随后倒在了地上。闻立鹤见状立即扑到父亲的身边大声呼救，这时两歹徒对着父子俩连开几枪，二人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闻一多早已没有了生息，闻立鹤也是身负重伤。
“激情杀人”惹的祸？
短短几日之内，民主同盟中接连死了两位重量级人物，7月17日，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将矛头直指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一时社会舆论风起云涌，纷纷要求当局政府给予解释。
综观当时国内外形势，正处在战后建立国际和平新秩序的重要时期。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内战阴云非但没有因战争结束而散去，相反则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联合举起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与意欲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新的较量。李闻惨案发生在这一既牵系国家前途，又与战后调整国际势力范围有所关联的非常时刻，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与强烈谴责。
闻一多案发生后，蒋介石颇感“压力山大”。一方面要面对国内民主势力的步步紧逼，另一方面美国的强烈反应也确实让蒋介石颇为头痛，而蒋介石刚与美国政府达成的援助协议面临空前的挑战。许多美国团体要求停止对华援助，矛头直指蒋介石。《纽约邮报》的社论建议马歇尔正告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政府立即停止用暗杀为政治武器，并决心解除内战威胁”，否则美国将断绝租借援华。
蒋介石眼看事情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迅速派军统的程一鸣以及刚成为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调查此案，之后8月份又派遣顾祝同去平息这场风波，以挽回民心。此后在8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昆明事件之调查与处理》，强调异常重视昆明事件，8月10日蒋介石亲自发表对全国人民的讲话，表明态度要将此案一查到底。
7月27日，顾祝同到了昆明之后，立即着手调查。一番折腾之下，案件的“调查结果”浮出了水面。按照当时政府的说法，是在悼念会现场，两位崇拜蒋介石的昆明宪兵部宪兵李文山、汤时亮见闻一多如此贬低他们的偶像，气愤难忍，于是便在会后跟踪闻一多的去向，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一带，便拔枪射杀了闻一多。因此这起案件只是小人物“激情杀人”的意外，承办凶手二人即可。
大人物之间的博弈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虽然当时民间对此结果多有质疑，也有很多证据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政府的强硬措施，闻一多案最终以宪兵“激情杀人”为结果定罪量刑，而策划此案的大鱼则是逍遥法外。
但是任何的谎言都敌不过时间的力量。在案件发生几十年后，1976 年，作为李闻惨案调查人士之一的程一鸣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揭示了军统局当年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包括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一桩掩盖了30年之久的血案事实才终于真相大白。
程一鸣是在顾祝同之前就到达昆明之后，利用军统的力量根据线索很快就找到了案件真凶，也就是当时担任云南警备总司令的霍揆彰。按照程一鸣在《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内幕》一文中的说法，之前李公朴被暗杀是得到蒋介石的首肯的，而之后闻一多的死则是霍揆彰自作主张。
虽然证据确凿，但是处理起来却很棘手，因为霍揆彰是军方的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嫡系，而且负责调查的全国警察署署长唐纵是他的老乡和老同学，如果把他处理，蒋介石这个黄埔校长面子不好看，唐纵也把这个老乡给得罪了。最后在几方协调之下，霍揆彰也向蒋介石“负荆请罪”，“闻一多案”最后被定性为小人物“激情杀人”，然后找出两个宪兵当替罪羊，迅速结案。
而李公朴案则被冷处理，现在有关李公朴案的史料大多只是一概而论，许多细节问题已无迹可寻了。
庭审与演戏
虽然结果已定，但“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该履行的程序也应当依法执行。因为“凶手”是宪兵，因此案件是军法审判，因此被告不得委托律师，也不许他人旁听，这样的要求令当时作为民盟代表的梁漱溟等人十分愤慨，后来在争取之下，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各大学教授、省县参议员、市商会理事长代表等二十多人陪同参加。
8月15日，“闻一多案”正式开庭审理，军事会议审判法庭由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组成，对刺杀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进行“公审”，审理过程中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采访。
法庭上法官和被告似乎实现都已排练好台词，很快被告对案情已交代清楚，对罪名也供认不讳。就这样，“闻一多案”不到一天的功夫即草草了事，也没说要如何定罪量刑，更是对“闻一多案”之前几日发生的“李公朴案”只字未提，这样的结果自然受到了公众的质疑，梁漱溟等人认为这只是政府之前排好的“木偶戏”，向政府郑重提出抗议。
为了回应公众的质疑，“闻一多案”的第二次审判也于8月25日在翠湖云南省警备司令部举行，判决汤、李二人死刑。随后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判汤、李在昆明枪决。
活着的“死人”，崩溃的序曲
就此，这起轰动民国的司法大案似乎就此落下帷幕，虽然李公朴案依旧未得到合理的解释，可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社会舆论的情绪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
不过有意思的是，汤时亮、李文山这两个已经“死亡”的罪犯，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还活着，后经举报被抓捕处死。原来他们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已经被蒙面的死刑囚犯掉包
虽然“闻一多案”政府给出的结果貌似能自圆其说，但是明眼人都知道真正的凶手其实依然逍遥法外。闻案之后，国民党与民盟等民主势力离心离德，民盟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只是虚与委蛇的手段，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之中，有学者认为“闻一多案”对国民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现在想来，是有一定的道理。（文/刘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