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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门人
舟山群岛中许多岛屿的住民，因长期受环境、营生、聚居等影响，形成各自独特的地域人文个性，如大衢岛人、秀山岛人、金塘岛人等。他们在心理行为方式上明显具有共同特征，成为海岛地域文化中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
这里主要想说的是沈家门人。沈家门位于舟山群岛东南角，据记载，宋朝时，沈家门仅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开始，因倭患猖獗，沈家门遂成为延续三百年的海上军事要塞，一度有水陆驻军千余人。尽管如此，沈家门因为明清的两次海禁，并没有得到实质的发展。
那么，沈家门日后如何成为同挪威的卑尔根港、秘鲁的卡亚俄港齐称世界三大著名渔港的？
沈家门成为远近闻名的渔都，应该是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颁“展海令”后。它的发展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它拥有一个狭长而又有天然屏障的避风港。当然，由于沈家门的山体靠近海岸，陆上腹地狭窄，仍制约着它的发展。随着当地居民渐增，时任定海知县的缪燧拨出专款筑东横塘，后又筑西横塘、墩头塘、中沙潭塘及荷叶湾塘等，塘岸相连，挡潮于塘外，平地大幅度扩展，使沈家门有了发展空间。
其次，它不仅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所谓“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而且与舟山几个重要的渔场相毗邻，如洋鞍、中街山渔场等，这为当时渔货贸易和渔船补给提供了便利条件。清乾隆、嘉庆年间，随着宁波鄞县东钱湖、奉化栖凤、象山东门和镇海等地大对、大捕渔船的传入，渔业产量大幅提高，至清光绪年间，福建、温台、鄞县及周围海岛船帮都在这里避风、锚泊、补给，建立渔业公所，有的还长期定居下来，沈家门也就成为东南沿海一带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
所以，沈家门人的人口成分十分复杂，大体上有这几种人：沈家门原住民、沈家门和周边海岛及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来自舟山及外地做渔货等生意的商人、为渔民和渔业服务的各行各业的人、沈家门设镇以后的公务管理人员及教师、医生等。
三百多年来，各色人等所组成的沈家门人，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影响，逐渐形成沈家门人特有的地域人文个性，而且，这种个性又逐渐辐射到周边地区。
那么，沈家门人的这种地域人文个性到底有哪些特点？又受了哪些影响而形成的呢？
一、渔都文化的深远影响
沈家门被称为渔都，渔业是沈家门重要的经济支柱，可以说，沈家门人的生活大都与鱼有关。渔汛季节，来自中国东部沿海的成千上万条渔船和十数万渔民，在附近渔场捕捞后，都要到沈家门来卸货、交易，他们登岸后要吃要喝，要补给，要购物，要娱乐，所以，沈家门当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景是不难想象的。即使是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今天，沈家门长期形成的渔业市场依然久盛不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那么，渔民群体的性格因素给沈家门人带来的影响，是持久的，深远的。渔民长期在海上生活，性格直率、豪爽，就不用说了；他们勤劳朴实，因同在一条船上，他们还特别讲义气、讲交情，懂得相互帮助；捕鱼有风险，他们舍得享乐，钱来得快，也去得快，有钱时，他们喜欢摆阔绰、讲排场；做交易，一般不会短斤缺两、斤斤计较，显得大气。这些在沈家门人身上都能看到。比如，沈家门人比较勤劳，有人在凌晨从定海乘车到沈家门，此时的定海一片寂静，很多人还在睡梦中，而沈家门的渔码头、水产品交易市场早已是热火朝天，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沈家门的生意人，相对来说，都比较直爽，不喜欢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沈家门人比较重感情，讲人情，讲关系，讲究亲邻相交，相互走动；沈家门人追求物质享受，新房子装修力求豪华，材料、家电讲究牌子、名气，舍得花钱；我参加过沈家门人子女结婚的宴席，那上的菜比定海人要高一个档次，主人不但让你吃好，还给你发红包；即使每人一份的喜糖也是高档次的。沈家门人爱面子，讲排场，在舟山来说，可谓首屈一指。
二、商业文化的深刻烙印
自清康熙二十三年朝廷颁“展海令”后，沈家门由于渔兴民增，至民国7年（1918）沈家门人口增至1.3万人，初具渔镇规模。当时的沈家门“市肆骈列，海物错杂，贩客麋至”，商业渐兴，到民国11年，东大街、中大街、泰来街、大道头、泥道头形成商业区，南北货店、布店、酒楼、百货店、药店、烟酒糖饼粮果店、米店，海口的“四六”栈房（也叫“丝螺栈房”）等相继开业，形成了繁华的街市。民国21年（1932）沈家门建镇，成为了东南沿海渔民的主要集聚之地。民国27年（1938年），沈家门鱼行、鱼厂和鱼栈达110家，到民国35年，仅鱼行、鱼厂和鱼栈就达300余家，流动人口最多时达10余万人，街市繁华有“东西两横塘，大街一直上”之说，人称沈家门是“活水码头”和“小上海”。
说来奇怪，在中国闭关锁国及外族统治时期，统治者居然也经不住商业气息的诱惑，竟然都对沈家门人对外贸易网开一面。如清廷允许宁波港，舟山港商贩去南洋通商；抗战时期，占领沈家门的日本人也默许沈家门人与海外开展走私贸易；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并不干涉沈家门人与台湾进行民间贸易。
在这样的环境中，沈家门人耳濡目染，个个都想做生意，人人都有从商的头脑。他们头脑机灵，消息灵通，会打听，会找门路，生意经活络。沈家门就像是一个大商城，摆个摊、开个店，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到处都有银子叮当响的商机。只要你会勤干苦干，会吆喝会跑腿，会跟着别人乘机而上，赚点钱是没问题的。在沈家门人的意识里，吃点苦，受点累，或者脏点忙点，不算什么，赚到钱才是硬道理；会赚钱才是真本事，才最有面子。找对象，也讲究实际，最要紧是男方会赚钞票，中看不中用只好侬给我再会。所以，沈家门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商业的气息，在各行各业中，把做生意看作是一等一的，对读书考取功名、出仕为官，远不如定海人热衷。正如清代诗人刘慈孚的《沈家门》一诗所云“贾利及时夸富有，只因鱼米胜桑麻”。所以，有人说，定海人多了些官气、士气，而沈家门人则多了些小商小贩气和乡俗气。
沈家门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观念。去过沈家门的人都看得到，沈家门女人穿着是比较时髦的，她们爱花钱，会打扮，跟得上像上海杭州这样大都市的时尚潮流。我听说过一位刚到沈家门当小学教师的女孩，以前不怎么会打扮，但到沈家门不到半年，她的穿着打扮就洋气多了，据说每天要换一套衣服，一个星期绝不重复。她说，沈家门的女人都这样。其次，从吃的方面来说，沈家门人的最爱当然是海鲜。沈家门的海鲜无论品种、数量还是新鲜度，那自然是舟山第一。你看这几公里长的夜排档，家家都养着活海鲜。沈家门人吃海鲜讲究鲜度和原汁原味。说到住的方面，以前沈家门因受环境的限制，居住的条件不是很好，很多房子建在山坡上；现在东港开发区的建设，使沈家门城区面积大为拓展，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沈家门人习惯了住在热闹的街区，一出门要什么有什么，方便得很；而且沈家门人还习惯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什么夜排档、夜总会、逛夜市，打牌看戏，不到半夜，没有人想歇着。很多在定海或新城工作的沈家门人，宁愿每天开着夜车回家，也不愿意在定海、新城安家，这晚上的情调太不一样。最后，从出行来说，以前沈家门人不太喜欢出远门，他们觉得在沈家门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大城市的热闹也无非如此，除非因生意需要，否则懒得外出；家里的生意也要每日有人照料，脱不开身。在我们的印象中，沈家门的百货不但品种比较齐全而且时新的东西多，如二三十年前难得一见的上海货、港台货，还有什么外销产品，沈家门几乎应有尽有。
三、宗教文化的持久渗透
沈家门与普陀山仅一水之隔，两者相距不到五海里，所以普陀山的观音文化对沈家门人有着长期重要的影响。普陀山观音道场历史悠久，据记载，唐咸通四年（863年），日本僧慧锷入唐求法，在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归国，从明州出发，到达沈家门，至梅岑山（即今普陀山），遇风涛，舟触新罗礁，留像于山，逐渐形成观音道场。宋“绍兴”年间（1140年左右），时人已经以“补陀洛迦山”来取代原来的梅岑山旧名了，观音信仰已经成为了舟山海域的主要信仰。
观音信仰为什么在舟山诸岛信众广泛，深入人心？主要是人们认为观音菩萨是一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她关心民间疾苦，声闻民间苦难而能施以援救。沈家门是个渔港，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是地地道道的捕鱼人，渔民随船飘在大海洋上，经常会遭遇一些难以预测的灾祸，威胁人的生命，诸如风暴、暗礁之类，生命的无常、祸福难料，只有渔民才能更真切地感知。于是，他们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既能保证他们平平安安，又能保证他们鱼货丰收。沈家门又是地处东海，靠近普陀山的莲花洋，有近水楼台之便利，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自然迎合了渔乡民众的口味，形成了海岛渔村民风民情的特殊性。
观音的信仰习俗，主要有普陀山的三大香期以及居士、吃斋、供佛、还愿、求子、求医、化缘乐助等等。沈家门及周边地区供奉观音的寺庙众多，除了沈家门附近的普陀山有普济寺等众多观音庙宇外，在沈家门城区内，有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的天丰寺，建于至元十四年（1277）的接待寺，以及位于勾山街道的慧隆寺、秀竹庵、福缘庵、雷峰寺、吉祥禅院等，均供奉观音佛像。此外，在桃花岛上有久负盛名的白雀寺，传说为观音菩萨出家修行之圣地。每当香期之时，沈家门渔民以及海内外香客，纷纷从沈家门乘船去普陀山进香礼佛，多时竟达十万人之众。
从渔民特定的海上生涯出发，渔民求助观音的愿景主要有三个：一是鱼丰，二是平安，三是身健。而其大量的佛事活动即为“还愿”。因渔民在海上遇险搭救后要去还愿，因生病痊癒后要去还愿，因叩求观音而渔业丰收后要去“还愿”。而民间慈善活动。对观音文化的信仰，促进了沈家门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积德行善、因缘果报等观念的形成和对自己日常心理行为的影响。
清末沈家门乡绅刘鹤龄先生及其后人，热衷于公益，造福乡梓，深受沈家门人尊敬，应该说，他们的义举与观音信仰有着密切关系。沈家门人一直流传着刘鹤龄的孙子刘寄亭先生，募资兴建鹤龄泉的故事。这样的善事义举曾经一段时期在沈家门蔚为风气。如士绅张晓根与刘寄亭、周吉成等人在宫墩“存仁局”创办锐进小学；刘寄亭、陈永藻、曾川流、王春生等捐款在宫下创办存济医院；曾川流募款建造了马峙灯塔；鲍子贤夫妇于缪家塘创办同善医院；航运商陈天寿筹资租用“鳌江轮”，专驶沈家门至上海航线，途经嵊山、泗礁、黄龙、岱山、衢山等地，为当地民众出行、商贸服务……
宗教文化中还包括妈祖的信仰。妈祖是中国的海神，在福建、广东、台湾、香港、澳门、浙江及东南亚一带都有妈祖的神庙。妈祖信仰很早就传入沈家门，据说，800多年前，塘头就曾有“不肯去妈祖”的传说。以前舟山各地众多的天后宫，供奉的就是妈祖。沈家门曾有过两处天后宫，一处在沈家门宫墩，明天启年间建造，清乾隆年间，将圣母庙改为天后宫，1939年被日本人焚毁。另一处在鲁家峙东南岙，由福建渔民建于清光绪年间。
发生在福建的妈祖传说，与南海观音菩萨颇有渊源，传说妈祖是观音菩萨身边的龙女，菩萨看到民间疾苦，命她下凡，到人间帮百姓除妖解难。她不像原始海神和海龙王那般虚幻，也不像观音那么高贵，她是海岛人自己的女儿，渔家的神。不论是她的身世、业绩和神技，都与海岛人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在神灵体系中，她是最富有同情性和人情味的一尊世俗神。如她的造像，身着红衣，船型发髻、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体现出一种平民气质，因而为最广大的渔民所崇敬。
沈家门作为一座“活水码头”，开放性、包容性是它显著的特点。在信仰方面，它也接纳来自海外的东西，有部分沈家门人也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信仰。我曾接触过一位沈家门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他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心态乐观。他们认为天下无论穷人、富人，身体健康还是疾病，都是兄弟姐妹。谁有困难或悲伤的事，大家义不容辞，伸手相助，毫不顾惜。平时他们讲究自律，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教规，礼拜时，气氛肃穆，秩序井然，灵魂接受洗礼。所以，不管处境如何，神与我同在，内心总是充满着快乐。
这些宗教信仰的存在，使沈家门人的内心趋于善良，人际关系变得较为和睦，逐渐形成良好的和谐社会氛围。
四、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
沈家门的历史沿革、特殊区位和功能作用，决定了沈家门人口组成的复杂性、经济的开放性和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质。沈家门人中，原住民大概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应该是清康熙时期朝廷颁“展海令”后，浙江沿海地区迁入的居民，特别是镇海、慈溪、余姚、鄞县等大宁波地区迁来的居民。
同时，有人研究表明，沈家门的发展历史，与闽人关系是难以割舍的。沈家门历史上一些知名人物如黄龟年，俞大猷，施世骠，又如曾任定海总兵的蓝理，张朝发，定海县令姚怀祥，重修《普陀山志》的许琰等都是闽籍人士。作为旧时福建渔业在沈家门的民间管理会所，八闽会馆是沈家门的一个历史见证。它不仅管理闽人渔业生产，而且致力于民间办学和为闽人排忧解难。闽人先辈把糖、木材、香蕉、桂圆等特产带到沈家门，然后从舟山捎去水产品、细糠、番薯皮等，发展了海上贸易。闽人的捕鱼技术的传入对沈家门人也有重要影响。总之，闽人移居沈家门，不仅促进了沈家门渔业的发展，同时在教育、宗教、建筑、贸易、饮食各方面都为沈家门注进了鲜活的元素，为沈家门海洋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包容，体现在海事立规上。当时，由于渔民的船只小，抗风能力差，一遇风暴，海损事故频繁。一旦出事，许多家庭陷入困境，更有遇难者家属缺乏料理后事能力，同船主争执不休，滋事斗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海损事故在所难免，实际问题也亟待解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普陀的桃花、虾峙各庄以寺庙辖地为界，率先发起民间抚恤，具体办法，勒石告示。资金来自寺庙地产及船主捐助。这就是立于桃花茅山庙前“海不扬波”碑和立于虾峙圣堂庙前的“渔商农莆”碑。
它明确提出了出现海损海难事故船主对雇员的赔偿规定。这些条款，客观公正，既解决受难家属实际困难，又限制某些人借机惹事生非，挑起事端，兼顾了船主与雇用渔民之间双方利益。虾峙的“渔商农莆”碑在明喻对海损事故妥善处置后“倘有籍端纠党图诈，不安义议者，许那指名，禀候惩办”；又着重指出“该柱亦须秉公办理，不得偏仰兹端干各个宜禀遵毋”。这份民间自发的抚恤勒石碑完善、有效地体现人们对海损死难者的真情和厚爱。
清同治到光绪年间，随着鄞县东钱湖大对船和象山东门大捕船的传入，又有大批福建钓船和沿海小岛渔船到沈家门港停泊，使沈家门渔港规模逐渐庞大。由于船多人杂，渔港秩序曾一度混乱。再有海损事故所发生的一系列纠纷，使渔港更添不安全因素。鄞东乡渔户、职员曹领忠、忻顺实、郑圣琅等人联名呈称，定海理民府正堂吕，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在青龙山龙岩下立上一块“奉宪勒石”，允许鄞县鄞东乡（东钱湖）渔户（包括鲜船）公议出资设立渔公所。该渔公所由“公举公正绅董经办，分立柱首帮理”；其主要职责是确保渔港“永安无事”。除该乡“渔船在沈家门停泊务宜严禁船伙不得上岸赌钱嫖娼”外，着重告示海损事故的补偿处理办法。后来省内外在沈的渔公所，也相继效仿此例。它妥善处理了遇难渔民后事，解除了死难家属后顾之忧，安定了渔港秩序。
沈家门的多元文化，还体现在昔日的民宅建筑上。古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活着的历史书。想当年，渔市兴，商业盛，商贾云集，财源滚滚，发家致富者大有人在。而买地造房，是显示财富和地位的主要表现。那些在沈家门发迹的“八闽”显贵和一些温台、三北富商，纷纷在沈家门买地起屋。当时，比较有气势的大屋有新街（现文军弄）的陈满生大屋，为两层三进院落，是沈家门第一豪宅。还有新街北端郭家“翁洲小筑”为西洋式结构建筑，菜市路“建源里”、同济路“小西湖”张宅，还有东横塘李宅、周宅，缪家墩王宅，东河丁家大院，中大街徐家老宅等。这些豪宅无不透露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多元建筑风格，古朴典雅的厅堂、石板四整的道地、晨昏明暗的嬗递，“四水归堂”式的天井、精美雅致的花墙漏窗，无不显示出高超的建筑工艺，独特的结构风格和精美之态，为当时的沈家门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和审美的空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旧城改造工程加快，一座接一座被折迁，沈家门这些充满渔镇独特民俗气息的深宅大屋已成断章残篇。
沈家门的多元文化相互影响融合，还体现在沈家门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保留下来的口语词汇、风俗人情、信仰尊崇等诸多方面。这些多元文化元素，无不显示着沈家门这座中国东海渔都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沈家门人独特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思想行为方式，无不闪耀着沈家门鲜明而独特的海洋文化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