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 余程万

张群(1889—1990)从赴日留学途中结识蒋介石起,就决定了他作为蒋介石最忠心的幕僚的一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作为新政学系 的首领,他在蒋介石身边,被称为做“糨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对党 派人物,几乎都通过张群而与蒋氏结合。故有人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张群是 “蒋介石的怀刀”,为蒋氏出谋划策,四处游说,特别是多次赴日活动。晚年的 张群闲来无事,便著书立说,谈修养,说喝酒,论爱情,并宣称:“人生七十才 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 走进革命洪流 张群是四川省华阳县得胜乡(今属成都市双流县)人,出生于郫县,在四川与云南、贵州交界的一个小县长宁县山区度过人生最宝贵的童年时代。最初他以“鹤 军”为字,后因奔走革命,始改称“岳军”,寓“岳家军”之意。1899年,10岁的张群先在华阳县中兴场邓家私塾馆附读,其后就读于四川耆宿徐子休(前清举 人)主办的华阳小学堂。在成都,张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知识、新思想,阅读 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1906年,张群携带其父给的60块银元作为 旅费,北上参加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学校)的考试,并被录取,进入步兵第二队。1908年考上公费留日。在赴日的轮船上,张群与蒋介石邂逅结识,从 此成为终生莫逆之交。在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张群原拟继续攻习步兵,但由于蒋介石学习炮兵,而且不断地向他宣传炮兵的优越性,于是转入炮兵科学 习。在日本,张群认识了黄郛,加入了“同盟会”和“丈夫团”,思想起了大的变化。

武昌起义后,蒋介石接到陈其美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国参加革命,蒋就同张群等 人一起,没等见习结束,于1911年10月30日匆匆回到上海。陈其美等人正在为上海和杭州等地的起义作最后的准备。蒋介石被派往杭州,加入当地同志的行列, 担负起武装行动的领导任务。张群则留在上海,在陈其美的身边参加上海的起义 斗争。上海光复后,张群任都督府参谋兼军务处军械科长,后兼任第2师参谋,并 代理蒋介石的团长职务。

这段时间黄郛、蒋介石、张群三人朝夕相处,又有留学日本时结下的深厚友谊, 经黄郛与张群提议,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便仿效古人“桃园三结义”之举,结为 金兰之好。1911年11月底的一天,黄、蒋、张三人在上海打铁浜45号焚香点烛, 互换兰谱,结拜为盟兄弟。当年黄郛已有31岁,蒋介石是24岁,张群才22岁,自然居三。从此以后,张群对黄、蒋更为尊重,凡事均以盟兄意见为是。此前一月 ,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也在上海结拜,成为结义兄弟。张群也相应地成为 他们三人的义弟了。

二次革命时,陈其美在上海发出讨袁通电,张群参与戎幕,任讨袁军总部副官长 。他提议先夺取海军,控制上海附近的水路,然后向陆上进攻。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结果袁部海陆军联手,讨袁军最终失败。张群和蒋介石曾前往龙华去 策动袁军一部反水起义。但是,只有一个营的士兵响应。最后,当蒋介石、张群 等人撤退到闸北时,被英租界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张群等人只好暂时逃入租界躲避起来,随后携妻子与许多同志先后亡命日本。

护国战争开始后,张群化装潜回国内,到已宣告独立的浙江省担任都督府参谋, 被秘密派往上海,在浙江省驻沪办事处担任联络主任。

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驻沪海军及一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张群也随同南下,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其间张群曾前往四川去联系护法力量。不久,孙中山遭 到排挤,愤而离开广州去了上海。张群本想离开广州,但李烈钧坚邀张群参与军 政府事,被任命为政务厅的副官长。此时政学会首领岑春煊任军政府主席总裁,其骨干章士钊任军政府秘书长,杨永泰任广东省省长。张群与政学会成员搅在一 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后来人们称张群为国民党新政学系的首领,即根源于此 。

1926年,蒋介石出师北伐。张群成为蒋介石幕僚。北伐军夺得江西战役的胜利。

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后,正式任命张群为总司令部总参议。张群名正言顺 地成为蒋介石的幕府领袖。正是由于张群等人的参与筹谋,蒋介石在北伐军进占南京、上海之后,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张群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从后台走到前台来了,正式公开参与蒋介 石的一系列决策。但蒋介石指挥反攻徐州失利,威信骤降,其他方面也对他极其 不利。为了避开压力,8月12日晚,蒋介石宣布辞去北伐军总司令及本兼各职,于第二天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张群也跟着辞职。他陪蒋介石从南京到奉化溪口住 下,又为蒋的访问日本作安排,先蒋氏到达日本,并跟随蒋介石在日本进行广泛 的活动。

新政学系首脑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职总司令。张群随后回国,继续担任总参议,旋任军政 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还兼任过一段时间同济大学校长。

由于张群的推介,原属北洋时期的政学会成员如黄郛、杨永泰、吴鼎昌、熊式辉 、陈仪、吴铁城、翁文灏等,改换门庭,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国民党内一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人称“新政学系”。这是一个熔旧式官僚、新派学者和政客名流于一炉的松散的政治组织,品质既杂,水准不一,关系微妙。1931年“新中国建设学会”在沪成立,这是“新政学系”走向公开的标志。新政学系中的两 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担任过蒋介石秘书的杨永泰,一度成为宠臣,另一个就是张 群。杨永泰被刺杀后,张群成了“新政学系”的唯一领袖。政学系的主要工作, 就是拉拢各党各派,增加蒋介石政权的实力。其中,张群起了重要作用。张群在蒋介石身边,被称为做“糨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动党派,几乎都通过张群而与蒋氏结合。所以有些人又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张群是“蒋介石的 怀刀”,为蒋氏出谋划策,四处游说。蒋氏经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去办理,张群也最能领会蒋氏意图,而不折不扣去执行。张学良东北易帜 ,中原大战时入关援蒋,都因为有张群的周旋奔波。民社党首领张君劢、青年党 主席曾琦等,都由张群介绍给蒋介石。一些地方军阀,杂牌队伍,也通过张群拉拢而依附蒋介石。

张群的效劳得到蒋介石的信赖与回报。1928年,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张群任总参议,并任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二届四中 全会,张群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旋即被任命为上海兵工厂厂长;接着升任军 政部第一政务次长,兼理兵工署署长。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张群被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同月因张定?#91;放走白崇禧被撤职而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中央执行委员 一职,一直连任到国民党的“六大”。

1932年,行政院改组,张群辞去上海市长之职,改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 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策划对付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的红军。随后不久,他改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北 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张群出任湖北省政 府主席。

1935年12月,张群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群出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南京吃紧,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加紧进行“ 调停”活动,张群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由于日本占领南京后,态度更加强硬,谈判破裂。次年1月,中日两国先后召回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断绝。

1937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称“陪都”。张群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1938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在整个抗 日战争中,张群都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

1940年7月,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自兼委员长,实际工作由张群负责,邓汉祥为秘书长。这个委员会罗致了川康各界头面人物。会内设置秘书 处,办理日常工作,遇有重大问题,则向张群直接汇报请示。

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任命令,派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成都行辕主任。张群抵任之初,即提出增强抗战力量、充实建国基础为努力之两大 目标,并以“崇法务实”、“存诚去伪”勖勉同僚。其为政重点是:协调四川与西康两省之军政干部,使其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以四川全省之人力粮食与财富 支持抗战。

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六年多,在安定川、康,抚绥地方,抓好川康经济事业、 增强抗战经济实力的同时,参预中枢大政,联络各党派,谋取战时合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重庆谈判的主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张群与周恩来成为了国共双方谈判的主将。谈 判之前,张群就向蒋介石出了不少主意,诸如在人事安排上可以宽容大度一些, 在军队上则不能留太多番号以免后患,等等。蒋介石深以为是,便定下了谈判三 原则: (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 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 以此为中心。

接下来,从8月30日起,张群与周恩来等就政治、军事等问题进行谈判。张群秉承 蒋介石的主意,反反复复纠缠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两个问题。因为当时共产党已经领导有19个解放区政权和120万正规军,220万民兵。蒋介石要“军令政令 统一”,就是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委个地 方行政官员,或政治会议代表,国民大会代表即可。双方的立场和要求,十分悬 殊,谈判多次陷于僵局。张群虽然态度谦和,不愠不怒,但他体察蒋介石的旨意最为得力,颇为深刻,所以在重大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由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 民主的呼声很高,共产党方面又表示了很大的诚意,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暂时避 免大规模武装冲突。蒋介石想要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又未完成。在这多种因素制约下,最终达成了“双十协定”。

但是“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部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还提出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以实现“政令军令统一”。美国政 府在国际舆论维护和平及中国国内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之下,决定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中国国内冲突。

12月27日,国共谈判在马歇尔参加下恢复。张群继续担当他的角色。1月5日,张 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谈判,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协议规定: (1)“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

(2) 停战、恢复交通、受降、遣送战俘等“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 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

(3)由公正人士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 国共双方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等。

1月7日,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 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内容。10日,张群与周恩来签署的《关于停 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同时公布。命令规定1月13日停战,“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 北除外。当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下达停战命令。中共中央也发布停战命令称:国共双方停止国内冲突的办法、命令及声明已公布,应“严格遵行”,“中国和 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张群虽然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同周恩来反复商谈停止双方武装冲突的办法,调处 此起彼伏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表现得颇有诚意,其实他心中有数:这是做给国际舆论和国内人民看的,因为蒋介石已经在加紧部署对共产党的大 规模进攻,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经过周密准备,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在战场上攫取会谈桌上得 不到的东西。但人算不如天算。半年后蒋介石就完全走下坡路了。张群面对危局 ,束手无策。

出掌中枢 1947年春,国民政府准备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扩大政府基础,由张群出任 行政院院长。就职前,张群先赴美国打通门路,并作身体检查。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947年4月17日召开第65次会议,会上推举国民政 府五院院长,张群经国民党、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同意,出任行政院长。23日, 张群就职,当晚发表广播讲话:“未来八个月,将由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

”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即是内阁总理,权倾一时。然而张群当了一年多的行政院长,却是一如既往地一切听命于蒋介石,恭谨有加。这一年,正值国民党统治的政 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动乱时期,张群上台之初提出“经济自助十项计 划”,想要在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清理税则、恢复生产等诸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全面内战一发而不可收拾,“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后,山东和陕北两 个战场都告失败,蒋介石又于7月5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加紧“戡乱”,军 费支出庞大无比,使张群焦头烂额。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档案资料,1947年的财政赤字达27万亿元,相当于全年总收入13万亿元的两倍多。巨额的美援不足以弥补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除了苛征暴敛,就只能滥发纸币。据统计,1947年纸 币的发行量,年初是37261亿元,年末是331885亿元。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急速上 扬,财政金融陷于混乱,人民大众叫苦连天,张群束手无策。

此时青年学生对于国民党腐败统治和内战政策,尤其是对于物价飞涨与特务横行 深恶痛绝,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蒋介石要张群加强控制,但是,军警特务的镇压,更如火上加油,使爱国民主运动声势日趋浩大。

张群于无奈之中,请蒋介石亲自出马,于5月18日发表了“整顿学风维护法纪”的 谈话加以恫吓,同时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宣布采取“紧急措施”,制定《维持社会 秩序临时办法》,严禁罢工、罢课、集会和请愿游行示威。可是这些措施与蒋介 石、张群的愿望相反。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大专学生代表6000余 人在南京举行大游行,被军警特务镇压酿成血案,全国各地引起巨大反响,民主 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张群疲于应付,只得借病休息。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行宪”国大召开,选举正、副总统。张群上下活动,拥 立蒋介石为总统,并揣测蒋的心思,串联各方人士提出一项“赋予总统以紧急处 置权”的建议,并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通过。加上“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 期临时条款》,民主总统终于成为了独裁总统。本来“首届行宪内阁”中,蒋介 石的人事规划准备是:用“黄埔系”掌兵,用“CC系”主党,用“新政学系”和 其他党派势力管行政。内定的行政院长人选,依然是这会儿正安坐内阁首揆位子上的张群。不料CC系等发难,等蒋介石将张群的名字提出来时,在立法院搞了一 次“民意测验”(即“假投票”),供总统“参考”。“假投票”的结果,CC系 、复兴系的立法委员对张群不予通过,已被蒋介石冷落了两年多的何应钦得票最多。这样,张群便没有脸面,一气之下,离开大会前往上海。蒋介石无法,只好 起用学者翁文灏来替代张群,而显示政府的“民主”。

1948年5月,张群辞卸行政院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1月,蒋介石在 下野之前,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2月,重庆绥靖公署撤销,成立西南军 政长官公署,任张群为长官),主持西南大局。他曾对刘文辉说:“西南是最后 的堡垒,四川是西南的心脏,别的地方可以丢,四川就不能丢,到必要时中央将 调百万大军来保卫四川。”尽管他私下已流露出对前途的无限悲观,但于言行上 仍然将个人牢牢地捆绑于蒋氏的战车上。

这次回四川,张群开始考虑后路。他将四川的征丁由42万减为6.2万人,征粮即停 征实物。他还释放了四川民盟成员田一平、孙文石、张大昌、于扬明等21人出狱。

最后的挣扎 和谈开始后,张群参与和谈策略的研究与谈判文件的制定。但是,蒋介石同意和 谈,无非是制造烟幕,拖延时日。1949年4月22日,张群遵照蒋介石的电令飞到杭州,出席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因为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 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渡过长江。蒋介石从老家浙江奉化飞到杭州,把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和白崇禧、张群等人叫到一起紧急商讨。张群当然一切 附和。会后张群回到重庆,虽然可以不慌不忙地开军政要员会议进行部署,但是 内心的焦急仍然难以掩饰。他高喊“团结”,然而川、康、云、贵、渝四省一市 的地方首领各有自己的打算,只是相互口头敷衍而已。尤其是解放军在华东、华中、西北全面快速推进,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西南地区的局势也如危垒之卵 ,人心惶惶。张群在重庆,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对所辖省市发布通电,提出 什么“在动荡之环境中,誓当确保一安定完整之局面”,也只是做做样子。

1949年7月15日至16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推选蒋中正 、李宗仁为非常委员会正、副主席。张群、孙科、何应钦等10人为非常委员会委 员。

8月24日,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与张群商讨“确保大西南”的方案。张群在渝 主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扩大会议,蒋介石、蒋经国亲自到会,作死守四川的军事 部署。张群建言要把可靠的军队退守到川北来,因为陕西的关中、宝鸡已失,陇海路早在共军之手,他们的大部队可以循川陕公路入川,这远比地形险阻的鄂西 、湘西、川东一带来得便捷。蒋介石深以为是,命令他的悍将胡宗南,指挥三个 兵团巩固陕南防务。同时增调罗广文第十一兵团(原第七编练司令部)增防陇南,调杨森第二十军开赴川北。

8月29日,张群又请蒋介石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仅召集 了胡宗南、宋希濂和各兵团司令、军长,还召来了西南各省主席及川陕甘和川鄂湘各边区的军政负责人。蒋介石要求他们,拒解放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和陕南 为决战地带,并一再告诫各部属必须听从张群的号令。

当新中国诞生之际,解放大西南的号角吹响了。张群频频穿梭于西南各大省会之 间,召集军事会议,拟定作战方案,直至一个个召见各地方“诸侯”,给他们打 气鼓劲,或胁迫他们及早把眷属送往台湾。他甚至衔蒋介石之命,与吴忠信、朱家骅等,先后到重庆去见代总统李宗仁,希望李宗仁给蒋介石拍一封电报,请蒋 介石来渝坐镇;或者声明“引退”,参加他们对蒋介石的“劝进”。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李宗仁的严辞拒绝。

国民党政府从广州撤到重庆后,蒋介石也于11月14日从台北飞来重庆,帮助张群 部署重庆防务。他们调胡宗南最精锐的第一军赶来重庆,又调宋希濂等三个兵团拱卫重庆外围,还改重庆警备司令部为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以杨森为总司令。然 而这些部署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下,均已徒劳无益。

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发布统治大陆最后的命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呈请辞职。张群准予免职。特派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 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杨森为副长官兼代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

接下来,张群往返于重庆昆明之间,意图将云南造成一个新的反共基地,以挽回 大局。

但当张群在蒋介石面授机宜后,再返昆明,准备控制局面,并安抚卢汉时,卢汉 将准备已久的起义行动提前举行。张群在昆明一下飞机,即失去了自由。

张群被安排在昆明翠湖东路的卢汉新公馆里一间大会客厅。刚进门时,便有警卫 人员把他的侍从副官和秘书的武器缴械了,并告诉他们说:卢主席已经上五华山了。沦为俘虏的张群,顿时软瘫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话而且又站不起来。卢汉 还以“张长官”召集会议的名义,将前来公馆开会的所有蒋介石派驻昆明的军、 师长及保密局人员全部扣留。

次日上午,一夜没有合眼的张群给卢汉写了两封亲笔信,表示自己与蒋介石的关 系极深,无从接受追随各位弃蒋投诚的建议。同时自己没有军权,留在昆明无用,望念昔日旧交,网开一面,放一条出路,则感激不尽。今后将去国外当寓公, 再不搞政治活动了,并要求与卢汉见一面。托人把信送出后,他一直焦虑不安地 等待着。说来也巧,这天下午,有个管理空袭警报器的少校参谋误拉了警报,守护在张群旁边的警卫兵,只当真的发生空袭,忙将张群扶上,开往北门外去 疏散。张群以为卢汉在发假警报,目的是借躲避空袭之机,暗将他拖去郊外处理,不由得惊魂失魄,大喊大呼,竭力挣脱……直到警报中止,又返回厅内,这场 连环式的误会才算消除。

卢汉见到张群的信后,派省政府代主席杨文清来见张群。杨文清对张群说:“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 张群苦兮兮地呆了一阵,对杨文清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自己也有不满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为……”停顿了一会儿,他忽然 迫不及待地补充一句话:“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 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12月11日上午,卢汉决定释放张群,并派人通知法国环球航空公司准备好由昆明 直飞香港的班机,派人将原来从张群等人身上搜缴的手枪、手表等物品悉数归还 外,另赠3000元港币做路费。

张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了九十高寿的老母,与大陆挥泪告别的。张群胞弟 张达仕、张云在成都也未走。其母活到96岁才去世,周恩来曾嘱有关方面给予照 顾而勿扰;张云还当上了四川省政协委员。

11号午后2时,飞机起飞,临行前卢汉派了一些旧军政人员前往机场送行。张群因此时对卢汉的关照特别感谢,一再托代主席杨文清代为致意,并和送行者一一握 手道别。

在马达轰鸣声中,飞机升空了。张群在机座上俯视曲曲湾湾的澜沧江,两行老泪 不禁暗暗夺眶而下。

飞机原是直飞香港,因时间延误,不能赶在香港机场关闭前着陆,因而改飞海防 市。但当飞机飞临海防上空时,天空阴云密布,飞机在上空盘旋很久,直到下午 5时半,飞行员才从云雾中发现照明灯而徐徐降落。当时又因张群等人没有护照, 越方人员多方为难,直到国民党政府驻越南领事赶到机场交涉后才放行。1949年 12月21日,张群从香港乘轮船抵达台湾。

发挥“余热” 到台湾后,张群并未脱离政治。只是此时的他,已没有在大陆时期的风光,甚至在中枢已没有他的位置,仅列名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实则已退居虚位。

当美国宣布将缔结对日和约时,张群又得到重用的机会。他认为,美国在新闻上 暗示,将来对日和约单是程序上也很困难,恐非短时期之内所能完成,似乎美国此时只是做个姿态,而其内心未必如此。他建议,日本国内目前急切期待签订和 约,我方宜重申宽大意愿。

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由于与该约有关的各国,关于中国在和会中代表权问题多有 争执,美国竟将大陆与台湾排除在外,使蒋介石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张群认为,美国可能希望以此来换取结束韩战。

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同意与台湾当局单独缔结和约。蒋介石在“总统府” 召集对日和约小组会议,本来指定张群为谈判代表,由于“政府”内部意见不一 ,张群乃坚辞不就。于是决定张群为对日和约小组召集人,主持重要问题的讨论 ,谈判由“外交部”负责。在与日本会谈中,张群多次与日方谈判代表河田烈会 晤,讨论谈判中出现的困难,也向蒋介石建议适当让步,以便有回旋空间。“日 台条约”终于在双方努力下完成。

8月5日,“条约”正式生效。为了表示祝贺,蒋介石派出了以张群为首的代表团 赴日本访问。这是抗战后张群第二次正式访问日本,任务是洽商签订“和约”后 有关双方今后合作问题和协助台驻日“使馆”的建立,并请日方成立日台经济促 进委员会,以与台日文化经济协会协力担负促进双方经济合作的共同使命。行前,张群发表《中日关系与美国》一文,说明其对战后台、日、美三方关系之看法 。他断章取义援引孙中山关于“中国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于美日以外”的论 点,分别说明三方间经济、政治上的关系,及台日合作与美国国际政策的关系, 指出:“日本与东亚各国家,正共同对着一个敌人”,“反共斗争,日本在形势 上不可能始终保持中立”。这次在日本逗留达四个月之久,与朝野各界接触更多 ,曾晋见天皇,并参加天皇立太子典礼,对日本战后情况,也有比较深入的考察,直待“使馆”成立后,始行返台。张群认为,台日和约签订是日本终于抓住了台日合作的机会。他当时曾经这样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成立,是实 现中日合作希望的第一个机会。十六年(1927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是第二个机会。可惜日本军阀缺乏高见与远见,不愿见中国的进步,而欲利用中 国内部的分裂与动乱,以遂其蚕食侵略的野心,于是把良好的机会都错过了。

这一次,蒋介石准备让张群任驻日“大使”。消息在日本各大报刊及新闻媒体披 露。但是张群要求:如他出使日本,遇有重要事情,他须先向“总统”请示,并 给“外交部”报告副本。陈诚当时兼任“行政院”院长,听说张竟然提出有条件地担任驻日“大使”,当然不同意派张群去日本任“大使”。但他又不能公开反 对蒋介石的提名,于是就提出担任蒋、宋英文翻译兼中广经理的董显光任驻日“ 大使”。这人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也没有办法拒绝,只得让步接受。但是,日本通讯社已将“张群出任驻日大使”的新闻传至台北,台北各报也公开发表,这下搞得蒋介石、张群非常被动。此后他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工商界里广泛活动, 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特别强调“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挑拨分化 中日两国关系,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与新中国的多次谈判,都因张群从中 作梗而告吹。除了频频访日外,张群还多次出访欧、亚、非一些国家,为国民党在国际舞台树立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1年张群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1953年出任“中央革命实践研究院” 主任委员。1954年5月18日,蒋介石决定由张群任“总统府”秘书长。20日下午,蒋介石举行“总统”就职酒会,张群走马上任,开始长达伴君十八年的秘书长生涯。当时他还兼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等职。

在秘书长任内,张群拟议成立一个类似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的机构,每天综合各 方情报与资料,做成简要分析报告,呈送蒋介石参考。其实,“总统府”资料组 设有政策研究室,当初成立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工作,不过后来成绩不理想。他本来应是对该机构加以充实就行了。由于该机构名虽隶属“总统府”,实际上是一个情报单位,只听蒋经国的指挥,张群根本管不着。所以,他才想自己另立门 户。当年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他在重庆就有这样一个设想,并要邵毓麟负责实际 工作。只是因局势逆转而作罢。虽说此时蒋经国在具体抓政治工作,希望这类事其他人不要插手,应由安全局内的现成单位来办为宜。但张群不愿此事由安全局 去办。由于没有合适的人牵头,张群的这一设想未能成为现实。

基辛格访华后,发表了中美公报,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第二年适当的时候访 华。日本自民党也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打算。蒋介石再次派出张群访问日本,希望阻止日方抛弃台湾。

83岁高龄的张群飞往日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阻劝“日台断交”。张群一下飞 机,也顾不得旅途劳顿,就四处活动,频频拜访日本政要。他首先求见刚从那须地别墅回东京不久的天皇,接着又与快要下台的首相佐藤荣作、政客岸信介等人 长谈。还出席了“台日合作策进会”,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争取日本工商界的支 持。可是,日本不少财团的首要人物听说张群要参加这个会议,知道他另有所图 ,便纷纷借故请假缺席。29日,张群在台湾驻日“大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那天,日本各大媒体和世界主要通讯社驻东京的记者来了不少。张群在会上发表 了长篇讲话,对美国的亲北京行为表示批评,希望日本不要步其后尘,否则必将身受其祸。

但是,张群的那一套理论,已不为人接受。他的讲话结束后,只换来几声稀稀拉 拉、礼貌性的掌声。张群这次日本之行,以失败告终。中日建交,已是历史潮流,这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这是张群最后一次以台湾当局的名义访日。此次访日 ,结束了他与日本官方接触与谈判的历史。他在《我与日本七十年》的回忆录中 含泪哀叹:“七十年漫长的时日是过去了,我自信不能不说是竭尽了心力所能及 。”但是“七十年来的努力目前是落空了”。

1975年,蒋介石逝世,张群担任治丧大员之一。1976年11月,他连任国民党第十 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7年5月,获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颁赠荣誉文 学博士。1978年2月,任国民党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80年6 月,张群任中正纪念堂指导委员会委员,获颁“中山”奖章。1981年3月,张群任 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主席团主席。1982年3月,获中国文化大学颁赠名 誉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张群好友、国画大师张大千逝世,任张大千治丧委员 会主任委员。1984年2月,张群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87年 5月,张群百龄诞辰,“总统”蒋经国亲自颁发中正勋章一枚。1990年6月,为张 群好友张学良将军九秩诞辰,张群亲为领衔发起,假台北圆山大饭店为其祝寿。

同年12月14日上午10时,张群因病逝世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102岁。15日,杨 尚昆发去唁电,对张群先生逝世表示哀悼。

体悟人生 晚年张群有时间坐下来著书立说,主要有:《谈修养》 《至德管窥录》 《中日 关系与美国》 《张岳军先生在川言论选集》 《我与日本七十年》等书。

《我与日本七十年》共计20章,有些是陈香梅女士根据其口述资料写成的。该书 的宗旨是“一方面可作为一项近代史资料的补充;一方面我希望两国人士看过后 ,能了解中日两国过去这段血泪交织的历史关系,体验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的教训”。他在书中全面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78年陈香梅女士采访了张群,畅谈了饮酒之乐。

张群的出生地郫县,本身就是美酒之乡。郫县县城又叫郫筒镇,因为历史上该地 出产郫筒酒。张群好喝酒,同时颇具饮酒之道。他认为喝酒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第一,身体好。喝酒确实与个人健康有关系,假如身体有问题,当然你就不 能也不该随便喝酒。所以谈到喝酒,必须身体好,没有障碍,这是第一条条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兴。大家一道喝酒,很随便,没 有什么客气,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第三,菜要好。不管什么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第四,酒要好。无论中国或外国,都有各式各样的美酒,你可以挑选 你所喜欢的酒来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择酒,那便是酒徒了!第五,时间要从容。

假如一口一杯,两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没有了。

时间从容也是喝酒的条件,边喝酒边谈话,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等你去办。第六, 光线要柔和。我们中国人向来很少在中午喝酒,因为光线太强了,不适宜喝酒。

外国人晚上吃饭,把电灯关了点蜡烛,光线很暗,很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心 情舒畅,酒也可以多喝一点。第七,喝醉了要没有事。不呕吐、不头痛、不吵闹、不耍酒疯,回家休息,一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第八,还有一个条件,也是最 后一个条件,喝酒要没有人反对。夫妇两个人,如果一个喝酒,一个不喝酒,甚 至反对喝酒,你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否则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吵架,那怎么办呢?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喝酒,那问题就没有了。假使一个喝酒,一个不反对, 也可以平安无事。这是我(按指张群自己)喝了大半辈子酒的一点体验。

此外,在喝酒吃菜的时候,讲讲笑话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这要看具体情形而定 。这是一种艺术。为什么要讲笑话呢?假使大家都是喜欢喝酒的,也没有机会给你讲笑话。假使大家不喝酒,则面对这桌菜,不讲讲笑话,你怎么过呢?不过, 假使你看大家喝酒喝得太多了,想要缓和一下喝酒的情势,说说笑话,便可以把 喝酒的目标移开了,免得闹得不可收拾,这也是喝酒的一个秘诀。

张群寿过期颐,年享人瑞,是他重视养生之道,坚持锻炼身体,注重饮食起居, 很少生气或发脾气的结果;特别是到台湾后,夫人马育英早逝,鳏居其身,独善其处。

在平常生活中,张群有三种爱好:好学习、好书法、好锻炼。张群1933年任湖北省主席时,每天都要挤出一定时间,请外国人教他学英语(1—2小时),为办理 外交事务作准备。在任成都行辕主任及四川省主席时,经常抽空练习书法,其书法形似铁画银钩,但从不作应酬,对请求书写者,不论何人均婉言相拒。同时喜 爱鉴赏与收藏名贵的书画,以为娱乐。1972年春,他曾将一批名贵字画古玩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让大家分享他的稀有珍藏。

蒋介石在台湾阳明山开办的“革命实践研究院”,1953年请张群主持该院工作。

1954年张群在该院对其研究员做了一篇题为《谈修养》的讲演,尔后出版。《谈修养》一书内容丰富,有理有据,大受读者欢迎,在张群逝世前已印10多版,此 后又有新的版本。

“人生七十方开始”,是张群在他68岁生日时,对记者发表的感想。经过多年的 传播,这句话已为很多人了解和接受。尤其是老年人听了非常开心。

张群自己解释说:“人生七十方开始”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由于医药的进步 ,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家都注意营养和运动,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已大为延长。欧 美许多医学家都说,人类的“天寿”,即自然死亡的年龄已达125岁以上。又根据西方科学家的长期统计和分析,认为人的智慧,要到65岁以后才完全成熟,也才 是人类潜能发挥的巅峰时代。以往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到了六七十岁以后,才完成他们毕生最成功的作品。所以,过去我国的古谚云“人生 七十古来稀”,以及美国人说“人生自四十开始”,这两句话都已不切事实,应该改为“人生七十今后多”和“人生七十方开始”。

张群举例:我国古代的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定居,开始著述,那时已是 68岁,次年69岁删诗定乐。而他一生最伟大的著作──《春秋》,完成于72岁。

他曾自述人生的经验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由此可知,70岁以前的人生,虽然每隔十年在修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还是局部的发展,而不是完美的 成熟。只有到了70岁以后,智慧圆熟,事理通明,始可随心所欲,而不致超越情、理、法的范围,这才是完美人生的开始。所以孔子可以说是最早体验到“人生 七十方开始”的先知先觉。

他在其所著的《谈修养》中,认为个人的修养,可以从五方面来着手。一是养身 ,即保持规律性的生活方式,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勤劳的习惯。这是促进身心平衡发展,必须要做到的三点。

二是养心,即培养虔诚的信仰,保持淡泊的胸襟,恒守坚毅的意志和永远的热忱 。这就是承认人心本是纯洁的,人性本是善良的;纯洁的心,虽常为外在的物欲和社会的恶习所引诱而污染,但仍可用教育或道德或宗教的力量来改善。养心的 目的在求正心,其方法有:虔诚的信仰,淡泊的胸襟,坚毅的意志,永恒的热忱 。
张群 余程万

三是养慧,即要宁静(头脑冷静)、去蔽(态度客观、排除成见)、求知(好学 精神)、实践(学而致用)、力行(必须去做),才能使自己睿智超群。

四是养量,即是要谦抑以应世,宽恕以待人,忍耐以自制,协和以容众。

五是养望,即社会对自己的依赖。包括以公诚解忿怨,以负责树众信,以服务为 领导,以牺牲求创新。

结论是诚与恒。

张群曾用一首《不老歌》将上述养生之道包括在内:

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生活有规律) 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心情要愉快) 天天忙,永不老。

(做人要勤劳)

张群对人的情爱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男女之爱分为三部曲:男女从初恋到 结婚,是恋爱;两人成家以后,有了孩子,夫妇不仅有了爱,更有了恩情,这时是恩爱;孩子长大成人,另立门户,老夫老妻彼此相怜,这是怜爱。

从张群提倡与实践其“养生”之道的五养中,清晰地见出,他多少年来在蒋介石 面前的谦抑、自制、守静、寡欲、无为、自化等等,是多么地老到。他一生高坐 政坛顶峰,常被人们议论。对此,张群满腹牢骚地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多恩多怨,少恩少怨。”他在书中告诫人们要宽宏大量,尊贤容众,表示要学郭子仪:“功盖天下主不疑,位极人臣众不妒。”这里道出了张群“修 养”的奥妙!他的“五养”的确是身体力行了,而又“卓有成效”地达到了“主 不疑”,“众不嫉”的境界。因此,他的这本《谈修养》,被奉为“经史烂熟于 胸中,冶中西哲理于一炉”,实际上是张群几十年来读书和做人做事的经验总结 ,也可以说是张群的自我宽慰。这本书在台湾朝野大受赞誉:在朝的大大小小的 官吏,可以从中学到为官之道,要保官、要升官,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离职退休的老官员,特别是从大陆退守台湾的一大批失去威权的前政要,更可从中找到 一些慰藉,不啻是一份自我精神疗法的良方;倘若正在各方奔波,或四处钻营谋 求一官半职者,亦可从其《谈修养》中摸出门径,得到启示。晚年的张群,从此成了大讲特讲修养方面的明星,在养生方面颇受人尊重。他自己也以“立人启后 ”自律,不断接待来访,答记者问,题词,撰联,满口不离“养生”。他在80岁 时,曾撰《自勉歌》一首:

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时, 饮食不逾量,作息要均衡; 心中常喜乐,口头无怨声, 爱人如爱己,报国尽忠诚。

他在90岁时,又自撰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张群耄耋之年,仍是起居有律,四处走动,走亲访友,兴致很高。当中外新闻记 者问张群健康长寿的秘诀,他微微淡笑地说“忘年、不怒、常笑”所得。但有人 并不满意,还要刨根问底时,张群还是微笑地说:淡泊明志,生活简朴,淡然愉悦,表里如一。然而,有些人评价张群,表面上是信仰基督教,而实际上运用的 是黄老之道──“无为自化”而已。岁月的磨砺,使张群对人生有了与众不同的 深刻认识。正是有了上述这套人生哲学,才使得他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管是 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应付自如。这也许正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

但老年张群,更思念故乡,他常常在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后对人说,有朝一日能 够回到故乡,就心满意足了。随着年龄的衰老,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少小离家,但毕竟多次返回桑梓,并为之服务。可如今,怅望海峡,家乡何在? 家庭生活 张群的婚姻因缘,可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他有一位同学王柏龄,是 扬州人。有一年暑假,王柏龄要回扬州老家,顺便约张群到扬州去玩。对于江南风光,张群早就心向往之。上海、苏州、杭州、扬州这些中国江南的名胜之地, 张群都没有去过。然而,扬州的湖光山色,张群却在梦中多次留连;扬州的瘦西 湖与二十四桥,在古书中也多有游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烟花三月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些诗句,早给张群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王柏龄一提到扬州,就引起了他的兴致,决定和王柏 龄同路经上海,前往扬州一游。

在经过上海时,张群顺路去拜访一位姓张的本家,那人从前在四川中学里教过英 文,是张群的老师。当时这位张群的本家给张群介绍了好些他的亲友,并且约张 群和他们一同去教堂做礼拜。在这段时间里,张群结识了一位在教堂工作的朋友丁文俊。

民国元年(1912年)张群再去上海时,又见到了丁先生。因为丁先生在礼拜堂任 职,所以时常约张群同去做礼拜。丁先生古道热肠,自动的要替张群找对象(即 做媒)。他们常去做礼拜的教堂叫“怀恩堂”,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一天,丁先 生给张群介绍一位女朋友,她是怀恩堂中弹钢琴的小姐。

那位弹钢琴的小姐叫马育英,江苏昆山县人(今属上海市),生于民国前二十三 年正月十一日。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马家家境原本小康,不幸育英7岁时, 父亲弃世,接着她的两弟一妹也先后夭折,遗下育英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后来 ,其母去上海,入圣经学校,卒业后任传教工作,往来于上海昆山间。育英11岁 时,得浸信会教士之助,进入上海浸信会主办的晏摩氏女子中学学习,13岁受洗。19岁毕业后,马育英应扬州慕究理女子中学之聘去教书。三年后返上海,再回 母校晏摩氏女校工作。

经丁先生介绍后,张群、马育英两人时常见面,但都是有往无来。因为当时晏摩氏女中校规极严,马育英不能随便走出校门来,只能由张群去见她,所以两人的 来往是往而不来的。马育英的老师是外国人,相当守旧。每当张群去见她时,那 位外国老师就拿一本书坐在他俩的旁边,等于是在监视他们。他们也曾在媒人丁 先生家同席吃过几次饭,时间都是礼拜天。双方表面虽很矜持,但彼此却是心心相印的。那时青年男女玩耍在一起看看电影、吃吃馆子是绝不可能的事。那位善 意监视他们的外国老师,一直到他们结婚的前一天,才离开他们。

民国元年4月张群与马育英订婚,原拟于6月间结婚。但一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张群一次骑马外出,中途遇到狂风骤雨,淋得浑身透湿,像一只“落汤鸡”,回 来就卧床不起,经医生诊断为“伤寒”,在医院足足住了三个月。张群与马育英 虽然正式订过婚,但是恪于教会学校规定,张群住院时,马育英仍旧不能前来医院探视。

当年10月5日,张群与马育英举行了婚礼。两人虽然都是基督徒,但张群是圣公会,马育英是浸信会。最后,两人决定在马育英的“怀恩堂”去举行婚礼。婚礼完全是宗教仪式,一切由外国牧师安排。那天结婚的礼堂完全用青色的竹子来装饰 ,与众不同,也别具情调。因为有这段值得纪念的往事,所以当马育英去世时, 在追思礼拜中,张群也用青色的竹子来布置灵堂,以为特殊的纪念。

婚礼举行前,张群正代理沪军第89团团长之职。本来当时的团长是蒋介石,因牵涉到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被暗杀的案件,沪军总司令陈其美嘱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国 外避一避风头,于是蒋介石以出国处理《军声》杂志为名,于2月份去了日本,所 遗沪军第89团团长之职交张群代理。当时团部有一辆双马驾驶的华贵马车,可以借用当作结婚的礼车。马车在当时算得上最新式的代步工具,车身很漂亮,顶篷 可以撑起来,这辆摩登的马车便代替了花轿。张群当时的住处是在弄堂底,车夫 认为双马车进不去,张群认为可以实地研究勘察一下。因为张群是学炮兵的,练过马术,能驾马车。于是他就陪同车夫实地去勘察,结果,竟将车子赶进去了, 大伙非常高兴。

张群伉俪的生活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相处如友,相敬如宾,互谅则佳,互助则亲,风箫夜奏,鸾镜生春,同心永结,德业日升”的精神。马育英1974年去世,享年86岁。

因为国事战乱不安,同时为了彼此的进修,他们结婚之后决定五年之内不生子女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在婚后五年才出世的。他们生育了两男两女:长女张亚兰,曾留美学音乐,嫁给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粤侨刘毓棠。刘曾任台湾驻新西 兰“大使”,美国麦金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及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次女张佩蓉,12岁时以伤寒症夭折于上海。子二人,长子张继正,曾留学德国 学习工程,因欧战爆发,转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工程学博士,返国后任国立 四川大学教授。于抗日战争后期,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投笔从戎, 保卫祖国,隶属青年军第203师,抗战结束后始退伍。后经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 守介绍与杜芬结婚,婚礼在成都市商业街“励志社”举行。当时张群仅用茶点招 待各方来宾。张继正到台湾后,初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处长”。“美援运用委员会”结束,“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成立,任该会助理秘书长,嗣升任秘书 长。1965年1月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69年10月任“交通部”部长,1972年6 月出任“经合会”副主任委员仍兼秘书长,1973年任“经济设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1976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78年任“财政部”部长,1981年任“总统府 ”国策顾问,1982年任“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席,1984年6月任“中央银行”总 裁,1989年5月30日退休,仍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次子,张继忠,曾留学 澳洲雪黎大学攻电机工程,得学士学位,归台湾后担任台湾电力公司副工程师,以后受其母影响,研习神学,辞去电力公司职务,改任浸信会牧师,1968年至19 6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一年。后在美国任神职,致力圣工。

张群兄妹四人,张群居长。二弟张澈(字达泗),才能平平,曾担任成都营业税 局局长,三妹与伍某结婚。二弟与三妹早已相继去世。四弟张骧(字云),曾学邮电通讯工程技术,历任江西九江电报局局长,汉口电政管理局局长,川康电讯 监督兼重庆电报局局长。张群对这个纨绔兄弟非常不满,态度粗暴。因为张云常 在苏州、扬州等地狎妓女,并娶妓女为妾等等。1929年,张群住在上海亚尔培路 时,拒不见四弟。其后老四张骧翻墙进屋,潜入室内向大哥认错,被张群硬拖至 其父遗像前痛杖之。因此,张骧视长兄如虎。抗战期间,张骧与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主任委员张清平交往甚密,每次由渝至蓉,必寓陕西街张志和公馆。解 放前夕,因受张志和劝导与帮助,没有跟随大哥去台湾,相反地保护好川康两省 电信局器材设备,完好无缺地交给人民政府。解放后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56 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因脑溢血不治而逝,葬于成都市北郊磨盘山其母坟墓右侧。

张群的母亲姚太夫人,在1956年春节,以96岁高龄,在成都通过四川人民广播电 台向在台湾的张群全家讲话,希望在有生之年母子相会。1958年,姚太夫人去世后,张群哀伤不已,特向蒋介石告丧假,并在台北公馆中设位守灵,遥奠其母, 以寄哀思。晚年,张群多次向友人表达他对故乡的思念,企盼有朝一日,为母亲 墓上捧上一抔黄土,聊补憾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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