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盘，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时从灰烬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身舍利子。佛祖的这些遗留物被信众视为圣物，争相供奉。
佛教徒敬仰和安奉舍利始于佛舍利。释迦牟尼火葬后，摩揭陀国、毗舍离国等八位国王将佛舍利平分八份，建塔安奉。至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为弘扬佛教，发掘佛骨舍利塔，取出舍利，分别盛入八万四千个宝函，重建八万四千座新塔安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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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说法
其中我国有十九座：1、西晋会稽鄮县塔，2、东晋金陵长干塔，3、石赵青州东城塔，4、姚秦河东蒲坂塔，5、周歧州歧山南塔(今法门寺塔)，6、周瓜州城东古塔，7、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8、周洛州故都西塔9、周凉州姑臧故塔，10、周甘州删丹县故塔，11、周晋州霍山南塔，12、齐代州城东古塔，13、隋益州福感寺塔，14、隋怀州妙乐寺塔，15、隋并州净明寺塔，16、隋并州榆杜县塔，17、隋魏州临黄县塔，另两处不详。
按在我国安奉的时间先后
1、江苏南京(三国)阿育王寺舍利。我国建寺安奉舍利，以金陵阿育王寺塔最早，该塔建于三国时期孙吴赤乌十年(247)，康僧会入吴为孙权赠送舍利。孙权于秣陵(今南京)城东长干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清咸丰六年(1856 年)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时期攻打南京城，寺塔被炸毁。
2、江苏镇江甘露寺舍利。甘露寺传孙权所建，为刘备招亲之地，唐末长庆年间(821—824)润州刺史李德裕在京口(今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创建一石塔，将金陵阿育王塔孙权安奉的部分舍利移置此塔。宋熙宁二年(1069)改建铁塔安奉。1960年镇江市修复铁塔时，于塔基中发现地宫内石函中有佛舍利十一粒。
3、浙江宁波阿育王寺舍利，该寺创建于东晋义熙元年(405)，藏有佛舍利。
4、河北正定县(宋)宁志寺舍利。舍利塔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1969年发现了宋太平兴国二年(977)重建静志寺舍利塔的地宫，地宫内安奉的真身舍利至少已五百多年。同时清理出各种文物数万件。这是我国有纪年的最早的舍利塔基。
5、陕西耀县(隋)神德寺舍利。原舍利塔是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为供养舍利而建，1969年发现舍利塔基石函内置三枚佛舍利。
隋宜州神德寺舍利石函1969年出土于陕西耀县照金公社寺坪村神德寺遗址，石函置于舍利塔基内，其四周及盖上均有长条形或方形的护石包裹，周围砌有砖墙。石函高119厘米，长、宽各103厘米，其中函盖高52厘米，盖面上篆书“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九字，函盖侧面有线刻有飞天、花草等图案；函座中间为方形竖穴函洞，近盖处有一正方形的二层台，为放置塔铭的地方。函座四周刻满图像，正面为二力士形象，相对的一面为舍利弗、阿难、迦叶、目楗连四弟子举哀，每个人物均有榜题，两个侧面刻有东南西北四天王图像，每像亦有榜题。塔铭放置在石函内，记年为仁寿四年（604）四月八日。在塔铭下的函洞内，发现有铜盒三件，内分别装有骨灰、头发、舍利子、隋五铢钱、波斯萨珊朝银币等。此外，还出土有玛瑙器、铜饰物以及料珠、残玉簪和残水晶等物1。石函现藏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
据塔铭内容可知此石函为隋仁寿四年分送舍利活动时瘗埋于宜州神德寺塔基之下的3。隋文帝自幼长于尼寺，并在开皇五年受菩萨戒，在位期间，极力崇佛，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是效法印度阿育王建立八万四千塔以分藏佛骨舍利的做法，在仁寿年间三次诏遣高僧、官员奉送舍利先后到国内一百一十一州，建舍利塔，并于同一天同一时辰将舍利瘗埋于塔基下石函内，可谓全国性的三次大规模的佛教活动。神德寺舍利石函就是第三次即仁寿四年四月八日奉送舍利时瘗埋的，据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释洪遵传》记仁寿四年建塔事云：“仁寿四年下诏曰：'朕祗受肇命，抚育生民，遵奉圣教，重兴象法；而如来大慈，覆护群品，感见舍利，开导含生。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遵乃搜举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敕三十余州一时同送。”
隋宜州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四天王图像，时代明确，刻画精美，其形象及装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研究中国古代天王形象的重要实物资料。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这组天王图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李凇先生在其大作《略论中国早期天王形象及其西方来源》《龙门石窟唐代天王造像考察》6中多次提到神德寺天王图像，对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十分重视。由于神德寺遗址的舍利石函发掘后，仅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简报，石函上的线刻资料未能全部刊布，这其中就包括四天王的图像内容，为相关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不久前，承蒙耀州区博物馆同行的大力支持，提供了这套石函的全部拓本，同时笔者还亲赴该馆实地进行了实地观摩，对石函上的所有图像进行了认真辨认，有了一个比较直观和全面的认识。本文拟对隋宜州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四天王图像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由于这组线刻刻画较浅，石面又稍有漫漶，加之纹饰繁缛，个别之处辨认困难，描述内容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同时笔者不揣浅陋，就这四天王图像的有关问题略谈个人的一些初步认识，祈望方家指正。
隋宜州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四天王形象从其刊刻位置来看，其作用应是护卫舍利的。四天王图像占据石函函身的对应两面，其中一面画面中心为一香炉，立于莲台之上，香炉中有似舍利瓶之类的器物，香炉正上方有一盛开之莲花，承一宝珠；香炉两侧分别有乔木两棵，树干笔直，树叶茂密，表现为一簇一簇，形似鸡冠状，可能是佛教中常提及的菩提树之类；树之外侧为天王，两天王相向而立，均有圆形背光，左侧天王束发髻，上系宝珠，面目清秀，表情平和，似有胡须，戴耳环、项圈，上身袒露，有帔帛绕臂，垂至地上，下著羊肠裙，跣足立于圆台之上，右手握剑上举至胸前，左手执一三叉戟，榜题楷书“南方毗娄勒叉天王”；右侧天王右手上举食指与拇指相捏，左手执剑，立于身侧，身着铠甲，长度至膝盖上，胸前有圆形护镜，上臂及双胫也刻画有甲片，腹部束有腰带，足登尖头靴，其他特征与左侧天王相类，榜题为“东方提头赖吒天王”；画面最下部为多组不连续曲线，似为溪流，剩余空间饰满了以莲花、变形莲纹以及其他植物纹样，整个画面显得较为繁缛。与此相对应的一面亦刻画有两天王，画面的布局与前一面基本相同，香炉上方无宝珠纹样，香炉两侧无乔木枝干，但上方有树叶及果实（花蕾）状物，左侧树叶紧凑，向下伸展，形似莲瓣形状，叶脉清晰，中心的果实（花蕾）为等距离排列的圆形小球，右侧树叶单叶较大，形状不规则，边缘呈锯齿状，中心的果实（花蕾）似元宝形。这两种树叶及果实（花蕾）的形制在北朝至隋唐佛教题材的线刻画及造像中可以找到不少相似的例子，如在隋开皇十三年（593）《范氏造阿弥陀三尊一铺》、唐永徽（650－655）《大雁塔门楣佛画》9、唐《阿弥陀佛说法图》、唐长安三年（703）《宝庆寺浮雕佛坐像》等文物中都有相似或接近的植物图案，这具体是何植物抑或仅是一种无实物原型的装饰性图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它们与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左侧天王束发髻，似系有宝珠，面相老成，留有胡须，身着盔甲，长度在膝盖上，胸前有圆形护镜，上臂刻画有甲片，腹部束有腰带，有披巾结于胸前，似有帔帛绕于腹前，足登尖头靴，叉腿踩于夜叉之上，右手叉腰，左手举至胸前，手掌上放置有一小型宝塔，榜题“北方毗沙门天王”；右侧天王与左侧天王基本类似，亦着铠甲，护至膝盖，束腰，着披巾，穿尖头靴，惟颧骨突起，更似西域人种，显得庄严威猛，其左手下垂，右手上举至胸前，似握一棍棒状武器，斜搭于肩上，并腿站立，脚下踩一鹿状动物，榜题“西方毗娄愽叉天王”。两天王背后刻有假山、灌木，其余部分的植物纹样及溪流与前一面布局几乎一致，只是在植物的个别细节上稍有差别。
探讨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天王图像的意义和价值，就必须把它置于中国古代天王图像演变发展的轨迹之上。佛教中的天王概念指特定的一类护法神，四天王的名称在早期的汉译佛经中就已出现，先多是音译法，至武周时期才出现了意译的四天王名称。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天王名称“南方毗娄勒叉天王”、“东方提头赖吒天王”、“北方毗沙门天王”、“西方毗娄愽叉天王”也正反映了这一事实，这种命名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四天王逐渐中国化的一则实例。据专家研究，至晚到十六国时期，在中国佛教艺术中已有了明确的天王图像，从中国早期天王图像的特征分析，在其出现的初期及随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着菩萨装和武士装两个并行的系统，至隋唐时期，武士装成为了主流并与同时期武士装束基本一致，这其中经历了裲裆装到铠甲装的演变，充分折射出了它与中国世俗图像及传统观念相结合的过程，在考古出土实物资料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中的天王图像与同时期的守墓武士图像的相互影响和交融的实例。同时，天王的图像学意义也有着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从图像的位置、大小、内容等方面线索十分清晰，这其中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宗教因素，这方面专家已有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展开讨论。具体到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天王图像，它明显体现了隋代的天王图像正处于一种变化期及其正逐渐走向定型化的特点，它也可视为这种变化最集中的代表。首先，四天王同时出现，并有具体的名称和持物，较之北朝时期多不提及天王名称、在配置中仅有一天王或两天王的情况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种配置在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定制，后来发展为中国化的四大天王并被广为尊奉。其次，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东方和西方天王脚下分别踩有夜叉和神兽，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踩兽天王图像之一，它对后来天王图像的演变和定型有直接影响。再次，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四天王有三种不同的装束，南方天王为典型的菩萨装，袒露上身，跣足而立，身上的装饰品及神态，与早期的菩萨形象基本一致，这种形象在隋代的天王造型中也不乏实例，如隋开皇四年（584）的《董钦造弥勒像》，两尊天王即是典型的菩萨装，亦上身袒露，下着长裙，配有耳环、项圈、璎珞等；北方及西方天王均为武士装束，留有长须，身着铠甲，神情威猛，但缺乏对肌肉和力量的着意表现，与入唐之后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天王形象区别很大，它与同时代的河南安阳宝山大住圣窟窟外两侧神王、甘肃麦积山窟门侧神王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后两例在装束的细节和人物的表现力方面又有自身的诸多特点，究其原因一方面可归结于天王与神王的含义不同，图像概念存在差异所致，同时两神王分别为浮雕和泥塑作品，故在手法上更具表现力，当然这也与同一时期这类图像存在地域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神德寺舍利石函上的北方及西方天王装束中，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身着披巾，在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金塔寺石窟西窟十六国时期天王塑像17也系有类似的披巾，这种披巾的天王在早期天王图像中并不多见。介于这两种装束之间的是东方天王，兼具菩萨装和武士装的特点，但应是以菩萨装为主体，体现出武士甲胄的理念刚刚引入的一种融合形态，也透露出过渡因素的存在。通过以上几点的简单归纳，可以看出隋神德寺舍利石函上天王图像的重要性，有关这组天王图像的源流及其宗教意义还有待继续探讨，相信这组资料的刊发和下一步工作的深入将会为中国古代天王图像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6、北京广济寺舍利阁佛牙。
7、甘肃泾川县(唐)大云寺舍利。舍利塔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十四枚佛舍利同时被安奉于该塔地宫石函内，1964年被发现。
8、陕西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建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1985年于地宫内发现银椁，内置金棺，棺内有两瓶舍利。
庆山寺佛宝文物的出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发现的。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中午十二时许，新丰镇露台乡的农民因在凤凰（即姜原）上面开了一个砖瓦厂，取土时突然发现一座古墓，大家看到墓中有石碑等，便一哄而抢。时任临潼博物馆馆长的赵康民老先生闻知后，立刻报告临潼县政府及公安局，并组织人力挨家挨户将被抢文物收了回来，被誉为西安东郊文物专家的“东霸天”赵康民馆长，一看这些文物就吃了一惊——这可是封存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唐代珍宝文物啊！
更令人高兴的是——庆山寺舍利宝帐内置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