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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神器洛阳铲是如何发明的

位于洛阳东郊的洛阳铲红炉作坊

1974年3月29日,位于骊山脚下的临潼县西杨村农民在野外打井时,奇迹般地敲开了远古军阵的大门——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被发现。

1976年暮春,为筹建博物馆和职工宿舍,考古人员决定在一号兵马俑坑东北方向20米处进行钻探。探工徐宝山在钻至地表5米深时,发现了铺地砖和残俑碎块——一个由弩兵、轻车兵、车兵、骑兵等四个不同兵种组成的庞大曲尺形秦代军阵被发现,考古人员将其编为二号俑坑。

1980年夏,考古人员程学华率领一支钻探小分队进入秦始皇帝陵园钻探。10月3日,当钻探队员杨续德将已深入地下7米的探铲拔出并仔细观察带出的泥土时,一个指头肚大小的金泡映入眼帘。程学华闻讯赶过来,详细察看了金泡出土的位置,拿起探铲伸入地下。很快,一堆湿润的黄土被带了上来,土层中一个银泡和一片金块显露出来。当最后一块金丝灯笼穗出现在眼前时,程学华激动地“啊”了一声,手微微抖动,埋藏于地下二千余年的铜车马露出端倪,一个震惊世界的伟大传奇由此诞生。

洛阳铲探出的铜车马(图片左上部分有洛阳铲钻探的痕迹)秦陵考古队摄。

此后数年间,秦始皇陵考古队在陵园和周边地区继续钻探,相继发现了铠甲坑、珍禽异兽坑等多处大型陪葬坑和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钻孔突破了七十万个。整个钻孔的长度加起来,可以穿透地球,甚至直达奥巴马总统住居的白宫。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发现,考古人员使用的钻探工具,竟是一把由盗墓贼发明的洛阳铲。此铲外表看上去极为普通,皆为铁质,铲头刃部呈月牙形,剖面作半筒形,有大小不等的多种型号,长度一般在20至40厘米,直径5至20厘米。包括秦始皇陵园钻探队在内的全国各地考古人员,应用的铲头多为30厘米,直径6厘米。这种型号的洛阳铲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提起后,铲头的内面会带出一筒土壤。通过对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分辨,可以判断出地下有无异常变化,比如灰坑、古遗迹、古墓,以及墓内棺椁状况、陪葬品等情况。此类探铲之所以被称洛阳铲,是由于产地出于洛阳,且是由洛阳人发明创造的缘故。

手持洛阳铲的探工在洛阳老城北大街明清安喜门遗址上钻探(摄影:王立力)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连同一些士大夫,极为重视墓穴的修建和厚葬,等级最高、密度最大的墓葬区,当属洛阳郊外的北邙山。自东周开始,一代代豪门显贵无不以死后葬于邙山为最高荣幸。到了唐代,整个邙山已是陵墓遍布,难有插针立锥之地了。唐代诗人王建游洛阳时,曾有一首《北邙行》的诗,道出了当时的情形:“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也就是说,在王建活着的那个年代,邙山墓葬之多、之盛、之拥挤程度,已到了拿着一堆黄金都买不到一块埋棺之地的程度了。

随着唐末战乱,盗墓之风兴起,整个邙山由豪门贵客死后的乐园,一变而成为盗墓贼招财进宝的风水宝地。不论是旧墓新坟,只要盗墓者觉得有利可图,便想方设法打洞钻眼,大肆盗掘。由于年久日深,长期的雨水冲刷、树木砍伐,翻坑倒坑(挖出别人的尸体,另行埋葬自己的亲人),以及平地耕作播种,大多数坟丘的封土已荡然无存,地面也已无痕迹可寻,盗掘者要找到一座贵族墓葬准确位置并非易事。一方面要靠盗掘者的眼光、经验、技术;另一方面靠相应的工具。据可查的资料显示,汉唐以来至明代,民间盗掘工具大多为锹、镐、铲、斧和火把等。通常情况下,盗墓者凭借累积的经验,对可能是大型坟丘的地方用铁锹之类的工具下挖一个小坑,根据土质土色来辨别墓坑的有无、位置、大小。每一个盗墓贼都知道,墓坑内的填土一般称为“熟土”,也称为“墓土”或“五花土”,与未经扰动过的“生土”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生土”较为纯净,给人以鲜活、板结之感,没有人类生活遗存的包含物。所谓的“熟土”,是经过人为扰动,土质较杂,相对疏松。凡大型墓葬的填土一般都经过夯打,有夯层和夯窝,有的填土内还有人类生活的包含物。这些都成为判断是否为古墓葬的重要依据。

洛阳郊外的盗洞

尽管富有经验的盗墓贼对土质、土色和墓坑位置能够分辨区别,但对墓坑的深度,此前是否有人盗掘过,盗坑在那里,盗掘的程度如何,坑内棺椁是否尚存等,皆无法提前做出判断,非用铁锹挖到一定程度甚至深入墓底不能知晓。盗墓贼要盗掘一座墓葬,用铁锹直接挖掘打洞,操作起来并不轻松,除了费力费时,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想在最短的单位时间内挖到墓室极其困难。因为盗墓这个行当,为历代王朝所禁止,并视为一种极大的犯罪,盗掘活动不能公开且更不能拖延太久,因而用铁锹直接打洞,就显得难度很大。更为不利的是,当盗洞打入墓室时,却发现是个假墓。即便是一座真墓,此处早已被同行光顾过,墓内器物洗劫一空。另外还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只凭挖掘小型盗洞,无法提前预知墓葬的规模,除非来个大揭盖,深入地下几米或十几米,但这对于极端讲求时间和效率的盗墓者来说,又是不可能的。于是,盗墓者便在工具上下功夫,想方设法加以改进。

自明代开始,盗墓者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的探测工具——铁锥,它的出现,使仅以地面残存遗迹,如封土、墓碑、下陷土坑等为标志寻找目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在可能埋藏古墓的地方,向无标志的地下探索。根据铁椎带上来的泥土和金属气味,判断古墓的方位和埋藏器物,然后再用铁锹等工具挖洞盗掘。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其中第五卷专门叙述手工业制盐方法与程序。对于四川井盐的采取,宋氏说:

凡蜀中石山去河不远者,多可造井取盐。盐井周圆不过数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余,深必十丈以外,乃得卤信,故造井功费甚难。其器冶铁锥,如碓嘴形,其尖使极刚利,向石山舂凿成孔。其身破竹缠绳,夹悬此锥。每舂深入数尺,则又以竹接其身,使引而长。初入丈许,或以足踏锥梢,如舂米形。太深则用手捧持顿下。所舂石成碎粉,随以长竹接引,悬铁盏挖之而上。大抵深者半载,浅者月余,乃得一井成就。

在《天工开物》多幅“作咸”图中,《蜀省井盐一》,是一幅凿井图,绘一人立于小河边,双手执一刺锥,在地上凿小孔,刺锥之上为竹竿,下边很像现在的探铲。所画虽是开凿四川盐井,但图中人物手持工具和洛阳铲的操作几乎相同。井盐的生产起始很早,刺锥的发明与使用应该早于明代,可惜流传下来的类似图画与说明皆在明中叶以后。

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海宁人王士性曾在河南等地做地方官,并有记录各省地理风俗的《广志绎》传世。在提到洛阳邙山盗墓情景时,王氏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盗墓者使用的铁锥可深至地下数丈,并且能带出地下器物的气味,凭气味判断并盗掘,显然比先前直接用铁锹开口有了进步,但也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只有铁锥碰到地下金属器物时,才能通过磨擦产生并带出气味,这种气味自是相当微弱,若无嗅觉灵敏和相当经验者,难以据此寻出蛛丝马迹。倘若铁锥遇到瓷器、玉器等陪葬物品,几乎无气味可嗅。而一旦地下墓坑为泥水所浸,即便是嗅觉异常灵敏的猎犬,恐怕也只能干瞪着眼而望锥兴叹了。面对这诸多的不便与一次次半途而废或最终成为泡影的现实,盗墓者必须进一步改进盗掘方式、方法,寻找更为便捷有效的盗墓工具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在技术上具有划时代革命意义的洛阳铲诞生了。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最早发明洛阳铲的是一个叫李鸭子的人。此人家住邙山南麓、洛阳东郊马坡村,生于1873年,卒于1950年3月8日。李鸭子自幼家贫,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小时候替人放牛、割草为生,村人不知其名。及长,见其腿脚不甚灵便,走起路来有点蹩,看上去如同鸭子走路,乡人乃呼之曰小鸭子。随着年龄增长,因其祖辈姓李,乡人又呼曰李鸭子。

话说1923年春天,李鸭子到孟津县赶集,饥饿时来到一个小铺前喝牛肉汤,对面卖水煎包子的偃师马沟村人正在搭棚子,几个人拿了一个铁铲在地上戳一个小洞。打洞的工具引起了李鸭子兴趣,便静心观看。只见这个东西每往地里戳一下,就能带起一些泥土,李鸭子起身上前仔细观察,发现这个铁铲是半圆形,带出的泥土保持着原来的地层结构。这个现象使他联想起平时看到骡马行走,铁蹄经常带起一些土来。两相对照,灵感忽闪,李鸭子当即意识到半圆形的铁器,要比平时使用的铁椎、铁锹更适合探找古墓,一个初步构想就此构成。

洛阳铲带出的泥团(摄影:王立力)

回到家后,李鸭子比照着那个搭棚子的工具做了个纸样,找到邻村张铁匠让其按图打制。六十多岁的张铁匠是个本份人,看到李鸭子拿来的这个结构图和对方神秘兮兮的样子,立即猜到可能是为盗墓所用。张铁匠平时对盗墓之人虽无强烈的恶感,但顾及自家铺子的名声,不太愿意与其同流合污,遂婉言谢绝。因张铁匠的手艺远近闻名,且相互熟悉,小心谨慎的李鸭子为防泄露其秘,不愿再到别处张扬,索性一咬牙,许给对方一个大洋。张铁匠见对方开价丰厚,遂勉强答应并照葫芦画瓢地打制出一把半圆形铁铲。李鸭子将这个“新式武器”揣在怀中回到家,装上一根木杆,在自家院内一试,果然效果奇妙。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内中的土色与杂物清晰可辨。更让他得意的是,没有多久,就深入地下几米,打出了一个茶碗般粗细的深洞——第一把探铲就此问世。

  神奇的洛阳铲一经问世并在实践中应用,因探墓效果显著,很快在盗墓业内传开。张铁匠的生意因此而兴隆,据说一个月就赚了三百多块大洋。因这种铲子直径较小,主要用于打洞勘探,当地人取名“探铲”。又因此铲子是在洛阳地区问世并首先使用,又称之为“洛阳铲”。

淬火后的洛阳铲冒出青烟

洛阳铲带出的土壤,盗墓与考古人员都按土的颜色/质地来判断地下有何物(摄影:王立力)。

  从明代见诸记载的铁锥,到民国初年诞生的洛阳铲,是中原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次革命性飞跃。中国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盗墓贼可对提取的不同土层、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扰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物。如果包含物中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仅凭洛阳铲深入地下所碰撞的不同声音和手里的微妙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所传出的信息也就有所区别。一把洛阳铲,刺破阴阳界,洛阳地区四邻八乡的村民见这一神秘器具如此轻巧便捷,探找墓葬既快又准,省时省力,于是纷纷效仿,呼呼隆隆地加入到盗墓队伍之中。又据说古人的骨骸可以治疗哮喘病等,所以盗贼不但盗物,连骨骸也挖掘起来,整个邙山由此更加混乱起来。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考古学家卫聚贤赴洛阳考察,专门调查了邙山一带的盗墓情况,对盗墓者使用的工具做了详细的描述。在其所著《中国考古学史》一书中,卫氏说盗墓者“用铁铲曲为多半圆洞形,置长木柄,在地上隔五尺凿一洞。因持铲凿地,土攒入铲中,用手将土取出,看土为活土死土。所谓死土,即天然的地层,活土是地层混乱,地层混乱由于曾掘地埋人,将土翻过所致。遇见活土,凿能容身的大洞而下,十九必得古物。”(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地质学家袁同礼前往洛阳查勘盗墓情况,他在提交的报告中说:

  洛阳为吾国旧都,古迹甚富,城北城东,古墓尤多。近十余年来出土古物,以铜器为大宗。土人以大利所在,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作采试地层之用。沿城北邙山一带,盗掘痕迹,不计其数。……其参加工作者,共二十余人,各执铁锥,分区探试,偶有所获,则欢呼若狂。(载民国二十五年,《燕京学报》第二十一期。)

  袁氏所说的铁锥,已非明代发明之物,实乃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事隔三年,洛阳新安县人、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已说得极为清楚。王氏在1939年所著《洛阳访古记》中说道

  近日掘古物用器,名为瓦铲,重七八斤,铲端铁刃为筒瓦形,略如打纸钱之圆凿,围径约三寸而缺一口,后施长,用以猛刺土中,土自铲心上出,顷刻之间,凿穴深可寻丈。……先以上述长瓦铲,锥地取土,验其色质。其土层色质松散而不规则者,知为古代已动之土,古物往往出焉。其坚整而纯一者,则原始老土,决其必无所有,乃易地再掘焉。然即散土地区中,亦有为水道或农人耕垦之遗迹,不必皆有所得。

  洛阳铲发明后所引起的现代化盗墓狂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此后消停了几十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兴起,以及文物走私市场的繁荣,洛阳铲又伴随着形形色色的盗墓贼死尸复活,再度显示了它的神通,许多人喊着“要想富,去盗墓”的口号,手持洛阳铲于荒山野岭四处盗掘古墓,同时在盗掘中加入了先进的探测仪与挤压式炸弹等新型“武器”,致使大批古墓葬被掘,珍贵文物损失惨重。当然,这是后话。

   就像世间许多事物有它正反两个方面一样,洛阳铲在盗墓贼手中神奇的功用,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洛阳铲也被考古学家“拿来”为己所用,并成为田野考古发掘中不可或缺的钻探工具。1952年和1954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会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联合举办了两期全国考古钻探训练班,全面推广了这一新式探测工具,并正式命名为洛阳铲。在学习期间,请当地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探工进行示范,要求每一个学员必须学会操作技术并熟练地运用这一工具。学员们结业时,每人发给三把洛阳铲,带回各地应用。如果有学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并未熟练掌握,就由国家文物局出面联系,从洛阳雇一个探工师傅到学员所在地,继续教他们操作使用。至此,洛阳铲由本地区的一个盗墓工具,一个翻身改变了它的历史用途和地位。随着洛阳铲在考古钻探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快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并且被列入了全国大专院校考古教材,明确指出考古人员在钻探时必须使用洛阳铲。在田野考古中,一般要在面积范围内用洛阳铲进行普探,无论纵横,每隔1米打一个探眼,形成方格网状。在每个方格中心,也要打孔。也就是在1平方米范围内的4个眼的中心打一个孔,这个中心孔俗称“梅花点”。使得每个孔的最近距离都在1米之内,探孔密集,以确保不漏问题,并及时发现疑点,从中判断地下的遗迹、遗物与古墓葬等情形。

洛阳东郊洛阳铲作坊的匠工正在手工打制洛阳铲的孤度,能否带上土,全靠孤度分寸的掌握。

小小的洛阳铲成了中国考古界最具标志性的象征物,中苏友好时期,有苏联考古学家来中国访问,临走时所携带的礼品其中就有一捆精致的洛阳铲。1972年9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王仲殊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参加第一次伊利里亚人学术研究会议时,赠送给东道主的礼物就是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从此,洛阳铲走出国门,为世界同行广泛所知。

卖洛阳铲的洛阳商贩(摄影:张晓理)

不过,虽然洛阳铲已在中国各地考古界应用,但因其只能手工制造,且制作工序有20多道,最关键部位要靠成型时打造弧度,没有相当功力和经验者不能为之。稍有误差,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或只能带半铲土,导致土层错乱,阻碍准确判断。一能制造洛阳铲的地方,就是它的发源地——洛阳市东郊,此处有四五家手工作坊,常年开设红炉打造,制出的洛阳铲一批又一批销往全国各地。因全国各地考古界大量需用洛阳铲,洛阳东郊红炉一时无法满足需求,遂按国家文物局意见,各省统一购买,先下发到地区一级文博部门应用。后来,随着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洛阳铲的作坊也不断增加。如今,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盗墓贼与考古工作者所使用的铲子,是在原洛阳铲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制成的,大体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两种。盗墓贼在探汉墓时用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即类似水泊梁山上鲁智深用的月牙铲。又洛阳铲的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盗墓者又联合工匠加以改进,以螺纹钢管为材,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到野外望风视墓的时候,将铲拆开放在双肩挎包里,外人很难窥知真容。考古工作者一直用改进的洛阳铲进行田野钻探,并在实际操作已钻探了包括著名的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周公庙在内的成千上万座遗址、遗迹与古墓葬,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未完,待续)

[注:部分内容来自最新出版之《盗墓者说》,有删改]


《盗墓者说》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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