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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实行集体领导，各按分工行事。张闻天尊重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领导，其他重大问题也征求毛的意见。但是，张闻天同毛泽东这种总书记和红军统帅之间的合作，经过1937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在毛张关系上张闻天做了“配角”，而且从整风起，连“配角”也不再是了。“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的变动就是在名次上毛泽东排在了第一位。这当然不会是王明、康生辈的意思。从事前（苏联着重宣传毛泽东）和事后（六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传达）的情况看，显然是在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图。张闻天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立即付诸实际，加以贯彻。他是个光明磊落、豁达睿智的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多次表示并不热衷于当领导，而是对理论和研究工作有兴趣。
从毛泽东的“配角”沦为“挨批者”
从毛泽东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同张闻天的合作多少带有勉强性质。他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但却不得不保持某种“君臣”关系，心中自然不服。随着他权力的上升和对张闻天需要的减弱，在同张的关系上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种厌烦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其次，他同张的作风、性格、爱好等也相差甚远，造成看不惯和谈不拢。他把张闻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一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一事不懂”。而从张闻天这边看，他通过长期实践固然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领导与军事指挥才能，但同时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一是感到毛这个人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厉害，在一起共事得处处留神，小心谨慎。二是可能对毛的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国“故纸堆”，有点不以为然。三是正像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他却不屑于此，也学不会，同毛合作有点出于相忍为党，因而被毛批评为清高。
张闻天同毛泽东的这种合作关系到1941年就结束了。而且随着上层整风的开始，张闻天也就永远退出了中央领导。
从1941年到1945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挨批者和批判者的关系。虽然这时张闻天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已不起相应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见都没处提（例如他不同意抢救运动，但直到最后才同任弼时私下谈起）。
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虽然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可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政治局委员，只管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历史。在东北工作期间，除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外，张闻天和毛泽东一直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被贬”出任外交工作，毛泽东提醒“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
1950年，张闻天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驻联合国任首席代表。这一调动不排除有“贬谪”、“外放”之意，毛泽东在张闻天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
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曾通过陈云要求改行做经济工作。后来陈云写信告诉他，毛主席对他有看法，认为他骄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
改行不成，张闻天就决心搞一辈子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风后所受歧视有增无减，政治局委员的虚位和实际职务间的差距继续拉大。早在东北，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东北局副书记时，他就只任常委兼一个小省的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出任驻外大使的，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也是罕见其匹。后来周恩来感到工作实在太忙，对他做外交工作也还满意，遂建议调他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主持常务。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一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帮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亲笔写，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平时看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由于历史关系，张闻天夫人刘英过去同毛较熟，过一段时间总是建议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么忙，又没什么事，打搅人家干什么”为词推托。他见到毛除谈正事外（或没正事，如参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刘英在旁可以搭上话。
毛泽东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延安整风后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张闻天喜欢发议论、提意见，很不以为然。
实际上，建国后毛对张已越来越厌烦，有时讲到历史问题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贬张闻天（如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以对毛的态度划线。此后，随着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这一标准也越来越严。个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颂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点与批评。张闻天并不是不了解这点，但他从思想上就反对个人崇拜，既不会歌功颂德和顺着来，又喜欢揭露缺点和提意见，所以使毛越来越反感。
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回京未果，后病逝于无锡
张闻天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26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本想在肯定和赞扬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看后认为是张的进步，遂于5月8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我对你热情欢迎。”接着又说，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毛喜欢报喜不报忧，很容易受那些搞个人崇拜的人的蒙骗（所以康生“值得信赖”）。不久后的事实证明，张闻天并没有“通”，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并终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爆发了。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据《张闻天年谱》主编张培森统计，从庐山会议后到去世前张闻天共给毛泽东写了32封信（先多后少）。内容主要是顺着毛的恭维的话和提点要求，如：附送报告文稿和《读书笔记》、汇报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况，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态，要求作结论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见等。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但是毛对张闻天并没有置之脑后和不再关注，包括紧张混乱的“文革”时期。
毛泽东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早已打倒的张闻天，一直都极为关注。
“文革”中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而且对张闻天的待遇、处理，毛也一直在关注着，无人可擅自做主。1968年3月15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报告：鉴于张闻天的“罪行”和态度，建议将他和刘英送卫戍区“监护”。康生4月12日在报告上批示：“张闻天问题要请示主席林副主席。”1968年5月17日谢富治手谕：“中央决定叛党叛国分子张闻天、刘英二人在家实行监护。”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战备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此后，张一再给毛写信，要求调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和分配点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10月18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此自然中断。
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张闻天一直怀有很深的成见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便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他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其时，毛泽东正在苏区，两人未曾谋面就因路线问题产生了分歧。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还很不成熟，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也过于依赖共产国际，过于推崇苏俄的革命模式，因而曾积极推行和宣传“左”的错误路线，写于1932年4月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就是这方面错误的集大成者。文章发挥了许多“左”的观点，如：强调两个世界的对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认为反苏战争是最主要的危险，过高估计苏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白区的力量，因而认为应该采取“进攻”路线，“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篇文章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
1933年1月，张闻天进人中央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这场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在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作为参与领导此事的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一再沉痛检讨这一严重错误，并从中吸取了终生的教训。对于这条“左”倾路线，毛泽东也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这段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
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批判包括张闻天写的上述文章在内的“左”倾路线的9个文件。毛泽东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发泄，后来虽几经修改，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文章，毛仅给几位中央的领导同志看过，却始终没有发表。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活着的邓要为党争口气。
1960年12月2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毛泽东不但在党内讲，还对外国人讲。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他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又一次回忆起那段往事。在批语中，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同时也点了张闻天的名，他写道：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密切合作，对克服共产党的三次大的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对几个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但在广昌战役后至遵义会议中表示改正错误较快。
1933年，张闻天到达中央苏区，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左”倾领导人博古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1934年4月，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德国人李德实际是司令，他们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采取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守，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损失惨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
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受派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左”倾中央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相邻。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张也主动接近毛，处处表现出对毛的尊重，这样，两人思想越来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至云石山，毛、张都搬到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感情更加融洽。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
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感受。眼看着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们都感到抑郁与愤懑。在主力红军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坐在“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倾诉。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第一次重要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被推选在党内负总责，并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对此，毛泽东一再加以肯定。在七大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段时期，他们不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在感情上也十分融洽。毛泽东看出张闻天有意刘英，就想撮合这桩好事。在二下遵义后，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李富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
刘英报到后，恰好遇见毛泽东与王稼祥。毛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刘英脱口而出。
“是我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刘英也感觉到，毛泽东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张闻天与刘英关心，为他们谈恋爱创造条件。后来，张闻天与刘英终于走到一起了。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不仅限于遵义会议。党史专家张培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中，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巩固。
此外，在瓦窑堡会议上，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为政治路线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闻天作风民主，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在历史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
党的“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恶化是从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开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泽东“让位”。毛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1943年，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没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然而，就在权力顺利移交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影响两人关系的另一件事，就是对马列学院的评价。自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尽量推掉“总书记”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部和马列学院。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改组，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始终充满眷恋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对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然而，毛泽东对马列学院并不满意。1941年5月，他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就可能与马列学院有关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最后一句在公开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
在另一场合，毛泽东甚至公开指责：“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一些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并且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由于毛泽东的批评，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虽仍然由张闻天担任院长，但这种改组实际是对马列学院的彻底否定，对张闻天主持马列学院工作的彻底否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马列学院共招生5届，培养了近千名干部，这些人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不仅如此，中共领导人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许多人也出身于马列学院。这些成绩显然不是在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的教学方针下所能得到的，它恰好说明马列学院在整体上是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并取得了成效的。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感到很委屈。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正”，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
不过，张闻天后来还是“下决心找毛泽东同志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意批评我。”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虽然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但并没有去辩解。
凡是张闻天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的地方
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他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作检讨。他不谈自己的功劳，不计较名位，没有牢骚怨言，而是老老实实，坦率真诚，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对于土地革命后期工作估计，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时路线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还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发言中，张闻天还提出“补课”的问题，他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张闻天说话算数，不仅是口头表示，而是有实际行动。从1942年1月起，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调查了将近一年半，直到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在当时党的领导人中犯过路线错误的大有人在，但以这种形式进行“补课”的，张闻天是第一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抽调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张闻天主动要求前往。这一富于戏剧性的人生选择，使张闻天得以施展平生之志。从1945年11月下旬抵达沈阳算起．张闻天在东北工作了4年多的时间，他将深厚的理论修养、敏锐的洞察能力，满腔的政治热情，高超的斗争艺术，坦荡的人生胸怀，都统统融化于茫茫的林海雪原之中，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建设东北的大后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东北从事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是张闻天一生中最闪亮的一个光点，也是他工作与生活最愉快的广段时光。
1950年1月19日，在辽东工作得有声有色的张闻天，突然从晚间新闻中听到广播，党中央派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后来因美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未能到任。1951年2月，周恩来征求张闻天的意见，或者到中央拟设置的对外工作指导委员会，或者任驻苏大使。张闻天选择了后者。
对张闻天的任命，当时就众说纷纭。有人说，张闻天领导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让他出任驻苏大使未免大才小用；也有人说，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副部长级的驻苏大使，让他远离中央，怕是另有别情。其实，去苏联是张闻天自己的选择。凡是张闻天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的地方。在陕北率队进行农村调查是第一次；去东北是第二次；去苏联任大使则是第三次。
“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出悲剧。
张闻天是在7月21日发言的，那时已是彭德怀上书后的多日，气氛相当紧张，一部分讲缺点讲得多的同志，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张闻天发言之前，田家英、胡乔木等了解内情的同志也打来电话，劝他少讲。但是，张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犯上”也要讲。
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这确实是一篇剖析1958年“大跃进”错误的深刻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张闻天特别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
7月23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了，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逐条的驳斥，从反“左”到反右，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张闻天听了，先是惊愕，继而是困惑。从会场出来，他一半是忧虑，一半是愤怒地对秘书肖扬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说话？”
会后，他曾来到“美庐”院外，请求召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
不久，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写得很挖苦。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大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参加的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会场改在庐山的人民剧院。
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他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8月16日，全会闭幕后，会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8月18日，张闻天含冤下山，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巨大的压力下，张闻天不得不承认错误。在下山的当天，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张闻天却没有感受到一丝“热情”，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火力更凶猛的批判斗争。一盆盆污水随意泼到张闻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吓辱骂，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非常伤心。他对妻子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刘英从没有见过丈夫流过眼泪，这时他却止不住地淌眼泪。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剧了，尿中毒威胁着生命，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被送进了医院。
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关键是说张闻天只讲和平共处，不讲世界革命。
张闻天确实主张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他认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4卷，226页。)自他1955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可以说是贯穿于他全部工作的红线。他不仅在日常外交实践中推行这一政策，而且从理论上多方阐释，力图发展和深化和平共处的进程。1956年他主持外交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着重分析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各种认识问题，尤其是带有“左”的倾向的认识问题。对于我们曾经支持当地武装斗争反对其政权的亚非国家，特别分析了必须同它们实行和平共处的根据。1956年8月，张闻天组织人写了《论和平共处》一文，全面论述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据、内容和执行中的问题。1957年他视察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四国使馆，现场了解情况，解决妨碍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认识问题。
本来，和平共处也曾是中央宣布的政策。周恩来1953年12月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中提出了五项原则，毛泽东在1954年7月也认同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34页。)但是，自1957年毛泽东访苏归来，情况有了变化。在访苏归来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批评苏共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总路线，认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等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52页。)
大约从此时起，世界革命的旗帜日益鲜明，和平共处开始受到或明或暗的非议。中央领导同志论述中国外交的任务时，开始强调新的世界要推翻旧的世界，代替它，是我们“今天现实的斗争”(周恩来1958年4月15日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报告。)。“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陈毅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坚决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到了1959年，外交上的“左”倾思想终于挟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之威，以张闻天为靶子，大举批判和平共处了。
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确实是同支持世界革命的路线相对立的。第一，从治国理念和方略说，张闻天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应该全力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外交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最有利的国际条件，例如争取和平的环境，发展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4卷，270页。)，而不是支援世界革命。第二，从革命原则说，张闻天认为，“革命决不能输出。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6页。)“别的国家是否革命那是人家的事，我们用不着管”(在驻印尼使馆党委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6月。张闻天年谱，下卷，1061页。)。第三，落实到外交实践，就要摒弃输出革命或曰支援世界革命的思维和行动，就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四处推销中国革命经验，反对强加于人的革命宣传，对外援助要有节制，就要确认和平共处“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4页。)，而要确立“长期和平共处的思想”，(在驻巴基斯坦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下卷，1060页。)“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争取长期友好相处这一总的目的”(视察驻印度等四国使馆的报告。张闻天文集，第4卷，254页。)。
批判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有其投鼠忌器的为难之处。因为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提出的，形势也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公开喊出打倒帝修反口号的那一步，所以批判者不好从理论上公开反对和平共处。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其实也已经相当赤裸裸)地做文章。第一，他们说，世界革命是我们外交工作的终极目标，张闻天所说的长期的和平共处，是维持现状，是同这一总的战略目标相反的。一位司长说，“在世界上也要讲不断革命论”，“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根本错误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或将世界革命推到遥远的将来。”第二，还是这位司长说，“和平共处是用以达到世界革命目的的手段、策略”，“革命不能输出是策略，在一定的时期如果拘泥于这个理论必须遵行而不支持外国革命，就不对。”第三，他们说，和平共处只适用于民族主义国家，不能笼统地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
张闻天确实没有中国外交要在当下推进世界革命的思想，甚至对于是否要在遥远的将来促进世界革命也从未涉及。他说革命不能输出，确实从来没有附加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他主张实行和平共处，也没有将帝国主义国家排除在外。但是，张闻天的这些主张，对于今天正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人来说，难道不都是无须论证的公理吗？
对张闻天的批判，还集中在形势估计问题上，即对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本来，要批判和平共处，就不能不涉及形势估计：必须证明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才能得出和平共处不可行；必须描绘一幅干柴遍野的景象，才能说世界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当时批判的重点是说张闻天只讲缓和，不讲要警惕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张闻天也说战争有打起来和打不起来的两种可能性。不同的是，他认为两者的比例不是一半一半，(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299页。)而是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而且“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60页。)，战争愈来愈打不起来。我们对内对外工作的布置，应该从这个基点出发。“争取世界和平，防止突然事变”的方针中，“主要的还是争取世界和平”(战争是可能避免的。张闻天文集，第4卷，258页。)。这显然与主流看法不协调。当时的重点始终放在战争可能打起来上，反复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强调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326页。)
“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美国可怕，又不可怕。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6页。)，即使“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392页。)这种看法主导党内外舆论，因此1959年6月27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提到“大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一天天在减少”，陈毅就对此表示异议。陈毅因病没有参加这次务虚会，后来看了张闻天的发言纪要说，这个发言他看了三遍，他觉得讲得很好，他都同意。唯独对大战可能性在减少这一点，他有不同看法。到了两个月后的批判会上，这便成了张闻天的一条罪状了。
张闻天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有可能完全避免。这就同苏共的看法纠缠在一起了。他先是在1955年8月批评“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是“主观主义的偏向”(在《关于美国外交策略的新变化》一文中加写的一段话。张闻天年谱，993页。)(用语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所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几乎完全一样，时间还早半年)，继而说，“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的讲话。张闻天年谱，1013页。)，最后说，“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4卷，225页。)。毛泽东说，苏共的观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见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4页。)
至于世界革命，张闻天不认为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即使人们最为瞩目的东南亚，他也认为那里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形势。那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实在谈不上革命形势，1959年的批判者便将批判集中于亚非拉地区。一位主管亚洲地区的司长说，印度土地问题未解决，工业发展速度减缓，工资逐年下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对帝国主义依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尖锐化，统治阶级走向反动，不可避免地对内要反共独裁、对外要反苏反华，放弃和平中立路线，“这使右派、中间派丧失威信，便利共产党上台。”他们批评张闻天看不见那里的革命形势。
事实表明，在上世纪50年代，张闻天已经看出，战争和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明确的语言点破这一点)，国际战略和外交界的主流也已经感觉到了张闻天持有这种看法，而且不能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急切地批判张闻天，战争和革命的理论果然就愈益大行其道：公开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且“战争引起革命”，世界革命形势已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紧密相连的，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如何认识、应取何种政策的问题。
张闻天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不能再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大部分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实行民族改良主义与和平中立政策，具有进步性，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短时期内，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不大可能树立起政治上的领导，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经过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搬用中国革命的经验。对这些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不能搞共产党领导的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现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应该采取有团结有批评、主要是争取和支持的政策，支持它们走中间道路，争取同它们长期和平共处。他告诫一定要严格遵守五项原则，对这些国家的工作不宜要求过高过急，不要勉为其难和强加于人。他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应结论需要修改。
1957年张闻天到驻印度尼西亚使馆视察，发现不少人觉得印度尼西亚形势大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联合苏加诺，力量强大，乐观情绪弥漫。因此他强调，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印度尼西亚今天的任务，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力量还不占压倒优势。政局如何发展，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苏加诺如果走得太快，会被人推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离参政还早，离领导政府更远，要安心长期做反对派。他特别强调：不要把中国革命方式搬到印度尼西亚使用。印度尼西亚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要介入，不要受激进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配。不要在那里搞群众运动，不向驻在国做政治宣传，文化宣传不要过分。我们的计划如偏高了，将来不好收拾。争取让华侨能够长期生存下去，正当的权益得到保护。
1958年和1959年，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摇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相继采取了某些反华反共的措施。按照毛泽东“不怕鬼”的方针，中国同尼赫鲁这个“半人半鬼”进行了一场严重斗争。毛泽东说：“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毛泽东文集，第八卷，51页。)在此形势下，张闻天多次发言并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集中阐明观点，认为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摇摆，正是他们执行的中间路线的特点。尽管摇摆，只要坚持中间路线，就不能影响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总趋势。中间路线还有一个时期的生命力。各国共产党不能太急，既要反右(不划清界限)，又要反“左”(急于搞人民革命)。我们对执行中间路线的国家，仍应承认其两面性，不因其摇摆而动摇。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此是怎样批判的呢？一位司长说，应该剥夺民族主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应该强调他们的民族改良主义没有前途，应该加强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另一位司长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日益尖锐”。还有人说，“民族主义国家不仅是摇摆，而是发展了反动性”(不久这些国家就被列为“反动派”)。张闻天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的讲话被说成不许人民革命，关于华侨工作的讲话则是提倡卖国主义。随后一大批民族主义国家就被公开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而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同划入应予打倒之列。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被称为“反动派”的国家发生过人民革命而被打倒。相反，张闻天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六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事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千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张闻天不幸而言中。
张闻天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主张对外保持缓和的理性的姿态，反对一味高调斗争。对于西方世界，他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这些也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表现。外事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把张闻天“偏重于缓和、和平共处、联合、让步”当做批判对象。
从1958年起，中国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批判南共纲领，中断同日本的一切来往，同赫鲁晓夫争论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金门打炮，同印度“大闹一场”，等等。这些行动都有各自起因，但是结果都使局势更加紧张和动荡。毛泽东认为，“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有利。(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16、409页。)
张闻天则主张缓和局势，而且认为我们争取缓和的态度事关重大。“世界局势并不决定于美国一国。它紧张，我们不紧张，也就紧张不起来。”(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59～1060页。)对美国，他也认为“并不是一点妥协可能也没有”(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1页。)。因此，对于所有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张闻天都是消极的。他的一些未被接受的建议，都是倾向于对外表现缓和一些的。例如，对于涉台事件不必事事抗议，对于中印边界采取较易为印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批判南共纲领以后也尽量同南斯拉夫维持国家关系，等等。
有一个释放美犯问题。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建议并转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意见，希望中国政府提前释放正在服刑的10名美国罪犯。周恩来觉得可以同意，让驻印度使馆电告国内，要外交部提出意见报中央审批。张闻天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也都同意。不料毛泽东大为震怒。他说，美国人一个也不能放，关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愈是印度讲情就愈不放。他还严词质问，你们外交部究竟是北京的外交部还是华盛顿的外交部。在1959年的运动中，张闻天释放美犯的这一主张被提到了崇美、恐美、亲美、讨好美国、对美国有幻想的高度，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例证而大加批判(其实也就批判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
张闻天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要发展和进步(甚至要生存)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合作”，“完全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第4卷，280页。)他1950年就向中央建议早日同英国一类国家建交，1954年又建议同英国不搞半建交而直接互派大使。对进入联合国问题，他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在驱蒋问题上采取灵活做法。对待西方经济、科学、文化成果，他持积极开放态度，1948年就曾将外资经济规划为新中国六种经济成分之一，1958年又建议举办国际博览会以引进国外设备技术。他还建议加强翻译出版西方国际问题著作。他认为，外交不单纯是国际斗争，而且还是国际合作。
张闻天的这一整套主张，显然同“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此前的“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等方针背道而驰，在1959年的运动中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证。
五
1959年运动另一个批判重点，是张闻天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
1958年5月中共发动对南共纲领的批判，中南关系骤冷。张闻天努力设法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央外事小组的会上，他反对在国际会议场合采取同南斯拉夫对抗的方针，主张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会议和活动可以让南斯拉夫参加。1959年运动中批判说，这是混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
1958年随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自以为中国在革命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均已领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绪滋长弥漫，毛泽东甚至说，我们即使准备好了也不进入共产主义，以免苏联脸上无光。张闻天认为这是骄傲情绪和大国主义思想，再三给以抵制和批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出版后，国际书店积极向国外发行，在不少地方受到抵制。张闻天批评说，发多了。他要求收缩，严格控制。对于所谓“吹风”，即向外推销总路线，张闻天强调不要“王婆卖瓜”，强调“吹风”不能了解为单方面的，我们也应该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针对世界革命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之说，张闻天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郑重地说，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认为政治思想中心已移到北京，“为首不是自封的”，“我们也不应当、不需要去争取”。(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4页。)
1959年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在正式的党史、国史、外交史著作中都没有记载。其实，这次批判是件大事。其意义主要不在于给张闻天个人添加了又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的外交路线说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在于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对和平外交路线的首次大规模系统挞伐。它高调树立世界革命战略的旗帜，在理论政策上为“左”倾外交扫清道路，使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在实践中进一步压倒和平共处路线。在这次批判以后，外交部内外气氛紧张。起草外宾(例如古巴格瓦拉)访华公报稿时连“和平共处”这样的字眼都不敢写。(见《外交纪实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121页。)当时内部发行的《辞海》未定稿，也是连“缓和”这样的词条也没敢收。在这次批判三年以后的1962年，又开展了对“三和一少”的批判。从此中国外交加速度地“左”倾，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公开提出，推动世界革命终于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现实目标。
“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
张闻天动过手术病愈出院了。他这时虽然仍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工作已经停止了。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中国的涎生和成长奋斗了将近40年的张闻天，如今被抛在一边，这是多么悲凉和痛苦！他对妻子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1960年元旦，大病未愈的张闻天就给毛泽东写信，婉转地表达了要求工作的愿望，以后又几次写信给毛，但都没有下文。
张闻天无奈，找总书记邓小平。邓说：“研究国际问题吧，那是你的本行，你熟悉。”这正合张的心意。
张闻天又去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说：“国际问题，外交战线，你还是暂时回避的好。还是搞经济吧。”
张闻天领会所谓“里通外国”的谣喙尚未澄清，刘少奇让他避嫌是出于关心。搞经济他也乐意，就按刘的意见找当时的经委主任李富春。李同张在东北局财经委员会曾一道当过陈云的副手，听张闻天一讲，非常欢迎，说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样懂得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但过了不久，张闻天接到李的来信，信中表示歉意，流露出经请示未获同意，无可奈何的意思。
是谁不同意李的信中未说。其实这是无需点破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组部副部长找张闻天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心里清楚，“特约”研究员并不是让他研究什么，只不过是安排个地方领工资、有个单位过组织生活而已。然而，他并不在意，回来高兴地告诉妻子：“只要有事做，就行。”
不久，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报到，并把“特约”研究员真的当回事来做。他不因受打击、被排斥而丝毫减轻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每写一篇就送到杨尚昆处，再打印出来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2月，毛泽东又收到张闻天的这种成文的“笔记”后，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短信，说“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张闻天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送交中央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本来在他提出写调查报告时，刘英心里就犯嘀咕：庐山会议挨了一顿批判，如今才事隔两年，又要提建议，难道还不汲取教训？这时，报告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来劝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祸烧身。”
张闻天坚持要送上去。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反映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建议的还是要提。”
果然不出刘英的预料。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召开了，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的这篇报告也变成了新的罪证。接着，1965年经济研究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之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张闻天受到软禁与批斗。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逐出“北京”，“发配”到广东的肇庆。
这时，张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从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着他一旦获得写作的自由，便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因“文革”被迫中断的理论研究。
时间是宝贵的，他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视力只有0．2了，他还是不停地读；握笔的手不住地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
林彪事件的发生，引起张闻天极大的震动，促使他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此肘的张闻天，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人身自由，可是他仍然乐观而自信，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沉下心来，写了将近10万字的理论文章，深刻地总结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批判种种“左”倾错误观点，探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张闻天毫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对外甥讲：“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沓！”
这批文字，今天称为“肇庆文稿”。文章语言朴实，却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说：“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尺度。”这确实是一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张闻天在1973年提出的“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的“最高尺度”的观点才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共识。
张闻天虽多书生意气，但半个世纪的斗争教会了他机警老练。他鄙视阿谀奉承，憎恶玩弄权术，但绝不鲁莽行事。他知道这些文稿万万不能再往上送了，而且连让外人知道也不行。于是请外甥、妻子帮他抄写，一式三份，用塑料袋装好，分别收藏起来。他希望：“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不然，就让它们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吧。”
“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张闻天也感到有了希望。1972年4月2日，他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言词甚为恳切。他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张还诉说了“遣送”肇庆两年半以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两个月后，张闻天被告之，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刘英的工资待遇。张闻天得到一点宽慰，但又因没有做工作却领工资而深感不安。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闻天又一次看到了希望。9月，张闻天同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与党中央，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与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批示不知在哪个环节卡住了，直到1974年2月，在周恩来亲自督办下，才得到落实。张闻天与刘英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的工作，允许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7月下旬，刘英获准赴京探亲。在北京，她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劝刘英鼓励张再给毛泽东打报告。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这次他没有再提平反的问题，仅仅提出“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信经王震转呈，于10月底送达毛泽东的案头。毛阅后，让身边的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后来，张闻天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了幽居6年的流放地肇庆，前往无锡，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一倒下就再没有醒来。他没能看到粉碎“四人帮”，没能等到平反昭雪，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两个月后，毛泽东去世。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