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一览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图

中华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一览—-满洲国

满洲国(后称大满洲帝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为前东北亚国家,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1]。首都新京(今中国吉林长春),领土包括今天的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除当时已被日本租借占领的大连地区—在石河以南建立关东州厅)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热河省)。国家以清朝逊帝爱新觉罗·溥仪为元首(称号为执政,年号“大同”;后称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击败了驻守满洲国的关东军和满洲国军,日本战败。1945年8月18日,满洲国皇帝溥仪宣读《退位诏书》,满洲国解散。中华民国及其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满洲为中国既有领土,且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而将其称之为“伪满洲国”或“伪满”

日本关东军一直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亲日本的政权。起先,日本寄希望于掌控东北的军阀张作霖,发现张难以驯服之后将其暗杀(见皇姑屯事件);后又试图控制接替其父掌握东北的张学良,又告失败(见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终于完全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1932年1月28日,返回日本的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满洲建立“新国家”。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满洲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中华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一览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直冀望复辟清朝的前满清贵族以为时机到来。满清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以已经升任吉林省代理长官的熙洽为首的前满洲贵族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仪至满洲、建立君主制的国家。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其在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后经大沽口、营口、旅顺,接至抚顺。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召集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及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会议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

。18日,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23日,坂垣在抚顺与溥仪会面,告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只能接受。

“大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策划东北独立并建立满洲国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抚顺出发,9日到达长春,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任命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满洲国宣布正式建立。

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并在满洲国驻军担负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此外,还约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政府权力也多由日本关东军所掌握。

1934年3月1日,爱新觉罗·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称帝,改年号为康德元年。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红军攻入满洲,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11日,溥仪及满洲国政府官员开始乘火车撤退。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满洲国政府解散,满洲国灭亡。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满洲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原属朝鲜军,1945年改隶关东军,38度线以南的朝鲜军改隶国内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满洲国政权彻底终结。

并于中共红军进入东三省后,全面接收伪满州军二十余万人,成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

满洲国历代统治者世系:

1、爱新觉罗.溥仪

中华民国时期割据政权一览—-韩边外(小韩国)

“韩边外”

这个名字,说它是人名、地名都可以。这个名字在旧社会,尤其是在桦甸市,几乎尽人皆知。若以人名论,它是指从清末开始统治桦甸一带的淘金王韩氏祖孙4代

——韩宪忠、韩寿文、韩登举和韩绣堂。若以地名论,当时韩氏家族统辖的区域地处松花湖上游,长白山以北,现吉林省的东南部,长800里,宽500里。早在清朝中期,这里就被清政府用柳条封为禁地,但仍不断有流民冒险潜入,用土法采金,被当时官府称为“金贼”或“金匪”。但是,从韩氏开始,他们统辖的范围被称为“黄金世界”和“小韩国”。这个独立的淘金王国在新柳条边,又在旧柳条外,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韩边外”。

韩氏家族的发家史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一代韩宪忠原是个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在他27岁时(1846年)逃到桦甸夹皮沟,在老金场投靠马文良一伙当采金工人。

此前,采金工人马文良发现了金矿苗,与其他几伙采金人你争我夺,一个黄金世界就此形成。韩宪忠用火绳之计(把百捆火绳挂在树上,制造满山火光,虚张生势)将另一伙金工消灭,在淘金世界一举成名。

1854年,他42岁时被推举为金场“当家的”,成立大团,私自称统领,人称“韩边外”。“韩边外”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包括今天的桦甸东半部和安图、靖宇、抚松、敦化、蛟河的一部分。他在统辖区域内,凭借丰富的黄金资源,迅速发展势力,俨然一个不受天朝管的独立王国。当时韩家有私人武装,号称乡勇三千,都是炮手出身,勇敢善战,每10人为一棚,设棚头一名,共分3个队,头目称“总管”,分驻3个地方。

“韩边外”还建立了一套统治机构,其中枢机构叫“会房”,既是办理事务的机关,又像官府的衙门一样。这时,桦甸、磐石还没设县,所以这一带的采金工人、伐木工人、农民、猎民、采山参的都被他统治。民间的诉讼要到“会房”审理。他统治的地方还有内部流通的货币,称为“金砂”。清末的货币在“韩边外”境内不能使用。老百姓“只知有韩,不知有清”。因此,外人又称之为“小韩国”。

“韩边外”祖孙在其势力范围内实行严格统治,凡在他势力范围内的土匪无论大股、小股,窃贼无论偷多偷少,抓住后立即杀头。老百姓说:“韩家杀人不走文书,坐地开销”。因其“处乱世、用重典”的缘故,其统辖范围内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

“韩边外”的壮大引起清政府的不安。因其势力强大,清政府3次进剿不能成功,最后不得不采取招抚的政策。

韩家第二代叫韩寿文,一生坐享其成,无所事事。

第三代传人韩登举机智勇猛,20岁继承祖业。当时,采金工人多达四五万人。韩家在当地提倡商业交易,远近商人自由买卖,因此饭馆、赌局、妓院、说书的和唱戏的无所不有。

韩登举这一代做过不少名垂青史的大事。第一是抗日。中日甲午战争时,韩登举年仅24岁,曾率猎户1500人应召抗日,自任管带,在辽南与日军鏖战多日,屡挫日军。第二是抗击俄军。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同时,沙俄入侵吉林。当时的吉林将军投降。韩登举公然违令,率部与俄军激战,虽被俄军大炮击败,却和俄军相持,坚不投降。

1902年至1905年,日、俄轮番对夹皮沟一带金矿进行疯狂掠夺。韩家的采金事业渐被日、俄所代替。1919年,韩登举病故,韩家从此衰落。到第四代韩绣堂继承父业时,已无力回天。从此,韩家一蹶不振。到“9·18”事变后,韩家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了。

“韩边外”杀富济贫、重典治民、兴家建业、报效抗敌等非凡经历,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韩边外(小韩国)历代统治者世系表

1、韩宪忠

2、韩寿文

3、韩登举

4、韩绣堂

中华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一览—-奉系东北政权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于。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其父张有财嗜赌,在张作霖十四岁时,在赌场与人结仇,被人打死。父亲死后,张作霖投奔外祖父家。由于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二十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后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又禁不住赌瘾,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也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他也时时寻找招安的机会,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鸿图。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琪家眷路过八角台回奉天,张作霖与汤玉麟商议,将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将军建议收编你们。”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琪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琪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

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二十七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

张作霖早就想独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办法赶走督军段芝贵。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伙若干,调专车离奉。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的专车,没收其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

驱段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共同密商行动的,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冯德麟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被张作霖控制,张作霖独揽奉天的大权。

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四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张作霖的军事进攻,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事军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

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是,这个北京政权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代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六十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七十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代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鄣、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就连长期与张作霖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年仅二十七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自张学良回东北以后,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他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奉军内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取得内部的一致。

张学良虽然易帜,服从中央政府,但蒋介石仍担心张学良的势力日渐强大,不受指挥,于是有意煽动张学良强制接收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挑起与苏联的火并,使张学良陷于困境,不得不依赖南京政府。而张学良不知是计,果然于5月间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三十九名苏联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以及各处处长职务,并驱逐回国,以武力回收中东路。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中东路现状。张学良不予理睬。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东北军惨遭失败,伤亡严重,被俘八千多人,旅长韩光第等战死,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联政府谈判,12月22日签署《伯力会议草约》,两国息争,恢复冲突以前状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吃了一亏长一智,此后,他致力于发展中东的经济,振兴实业,同时,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开始,张学良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但交战双方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极力进行拉拢。而事实上,东北军倒向那一方,则意味着那方取胜。最后,张学良认为倒向蒋介石一边,有利于国内统一。于是,1930年9月,张学良率十余万东北军入关,9月21日占领天津,9月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为了“感激”张学良参战助已赢了这场战争,蒋介石于11月特邀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到南京。蒋介石以最隆重的仪式和规格接待张学良夫妇,并亲自陪他们谒中山陵,游览汤山。于凤至拜宋母为干娘,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姐妹相称。蒋介石又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授张学良以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八省区军队之全权,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张学良管辖。大批奉系人物进入南京政府当高官,如张作相、王树翰出任国府委员,张景惠任中政委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刘尚清任中政委兼内政部长,鲍文樾任参谋部次长等。蒋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动了张学良,他表示“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多次在东北借机寻畔。如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被中国屯垦军逮捕并处死。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反诬中国官兵“对日本皇军进攻”,是对日本帝国“闻所未闻的侮辱”。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以后在东北如何挑畔,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上旬,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将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关押审判,借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后,九一八事变即爆发。

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等将领的策划下,故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遂炮击沈阳,并向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王以哲旅进攻。这就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亦称柳条湖事件。事变之夜,张学良、万福麟在北平,张作相在锦州。其时,张学良正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在沈阳主持工作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急电张学良,张学良亦急电南京政府请求对策,蒋介石竟下令“绝对不抵抗”。张学良只好命令在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随后,日军分兵占领东北各地。至1932年1月,仅三个月一百天,中国东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奉系东北政权最高首领世系

1、张作霖

2、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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