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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后人的史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介绍】

　　《资治通鉴》General Mirror for the Aid ofGovernment－我国最大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质通鉴》。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对《资治通鉴》称誉

历史背景

名字的由来

【作者简介】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人物故事及性格】

　一、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11月17日），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籍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籍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资治通鉴》内页

　　步人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2•高谋远略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琦询问。

　　韩琦说想用突然增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司马光表示不信。不出十年，事情果然如司马光所料。

　　仁宗（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一○三八——一○四○）初中进士，英宗（赵曙，一○六四——一○六七）继位前任谏议大夫，神宗（赵顼，一○六八—— 一○八五）熙宁（一○六八——一○七七）初拜翰林学士（唐时始设此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参予机要，宋代以后权位日低）、御史中丞（官名，始于周期，东汉以后专司弹劾之任）。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顽固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赵煦，一○八六——一○○）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yè）（秦始设，后分左右，即正副宰相），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追赠太师，温国公，谥（shì）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六六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四○三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yìn）（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先由“当代通儒（博洽多闻的学者，即今之史学家）（司马光的助手）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分段撰写，再经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书由神宗赐名并做序；另外又由司马光编写了《通鉴考异》卅卷、《通鉴目录》卅卷，以备参考和检阅；又由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

　　《通鉴》的编写，为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历史巨著；然而就其编写目的而言，正如题名一样：“鉴于往事，资以治道”，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变动的记载。

　　就作者说，他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的那些“臣光曰”（见《通鉴》的史评）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他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同时，他还把人们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做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当然要贯串于《通鉴》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还有一件事表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认为：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性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谅祚。而且嵬名山如果失败后来投奔我们，不被接纳的话，穷途末路，就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活命，成为我们的祸患。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一名守旧派，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说：“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而且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凤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四、编写《资治通鉴》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儿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木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五、司马相公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至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

　　此时，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订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祸害，应该像救火灾、水灾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乌；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所欠钱物；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完全废除，他死不瞑目。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地的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又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又废除了青苗法。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戍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病危时，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六、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但是在立碑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人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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