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国沦陷区文坛出现两位文学才女，都是20岁以前崭露头角。一位是张爱玲（1921-1995），成名于上海；一位是梅娘（1920-），成名于北平。有《南张北梅》之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沦陷区作家的歧视，《南玲北梅》消声式匿迹。张爱玲于1952年去香港，后定居美国加州，充分发挥了她的文学才华，著作等身，蜚声海外。改革开放后，张的热浪登陆大陆，形成所谓《张爱玲震憾》，她的作品如《金锁记》等拍了影视剧，还拍了《张爱玲传》，出现了一批《张迷》。而梅娘许身祖国，追随共产党，历尽坎坷，折笔四十年，从文坛消失，为世人所不识。一步之差，天壤之别。但不管现实怎样拂逆，历史终归是公平的。近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介绍了梅娘，肯定了她对新文学上所作的贡献；文汇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学生阅读经典》丛书20集,收集了当现代有代表性作家（如鲁迅，冰心，郁达夫，徐志摩，朱光潜，叶圣陶，林语堂，丁玲，朱自清……等）的作品。梅娘，张爱玲的专集也列其中。现代文学馆的窗柜内也陈列了梅娘照片及其著作。
仿效陈子善先生题意，将此文命题为《经典梅娘》。
才女传奇
有幸阅读了一本《学生阅读经典》从书中的《梅娘》专集及有关资料。《梅娘》专集分上下两篇，上篇收集了她1943年以前的小说代表作，有《蚌》，《鱼》，《蟹》和三个短篇；下篇为她在1978-2001年间写的12篇散文。（此书为2002年1月出版，以后的作品未能收入。）
从1943到1978断档36年，这36年梅娘干什么去了呢？这里面包含一段《传奇》，留下上世纪初至本世纪初一个不平凡的时代的足迹，可以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传记文学。我这里只作轮廓简介。
豪门孤女
梅娘本名孙嘉瑞，出身仕宦大家庭。她的祖父是一个失去土地的穷苦农民，带着老婆，挑着儿女《闯关东》（山东半岛的穷人跨海移民关外谋生的通称），从山东招远县流浪到吉林省长春县谋生。当年的东北是一块英，俄，日等帝国主义争相蚕食的沃土。那个用箩框挑来乡娃（即梅娘的爸爸孙志远），十二岁就去英商卜内门洋硷公司当仆役。后又去沙俄的道胜银行和日本的正金银行作跑外。由于他天资过人，纯熟地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日语。被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东北镇守使看中，他正需要一个通晓英俄日语言的贴身人。他不顾女儿的反对，把这个出身微贱的泥腿子招为附马。这是一宗典型的毫无感情基础的封建包办婚姻，但却为孙志远才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他凭岳父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势力，以他过人的才能投资企业，银行，铁路。很快成为闻名东北的实业巨子，结识了关内外一批军政要人。
他的府第建在长春。那是一座有上马石，下马墩，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豪门。家有兄弟，子侄，奴婢，工匠，仆役几十人，类似《红楼梦》的荣国府。由他夫人掌管。不言而喻，他的那位出身封疆大吏千金的夫人，是不会接受一位来自农村的婆婆的。他另在长春近郊的范家屯建有一所宅第，供奉老母。他母亲又在农村物色了一位美貌贤淑的姑娘作为儿子的姨太太，生下一个孙子，自成一家。
孙志远在海参崴铁路任上，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姑娘，感情甚笃，进而同居，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就是梅娘。他把这个没有明媒正娶的妻子和女儿带到长春，在郊外另建一座别墅居住。此举为他的正夫人所不容。趁他离家外出办事之机，指使她的手下人用阴险手段，把梅娘的生母逼走（生死不明），而把襁褓中的小梅娘留下，佯称是她亲生的女儿，穿绫着缎，配金戴玉，以炫耀她的身份，并抚慰她的丈夫。暗中却把对梅娘生母的妒恨发泄在小梅娘的身上。后来，正夫人生了一儿一女，三个孩子的待遇显然不同，使小梅娘渐渐意识到这不是她的亲妈（她后来使用笔名“梅娘”就是“没娘”的谐音）。
少年早慧
小梅娘的爸爸看出了他夫人和梅娘之间无法亲和的关系，他放心不下。就负起养育梅娘的责任，在家又当爸又当妈。外出上班或赴宴，会友，娱乐，都要把梅娘带在身边。她爸是个自学成才的新兴的实业家,有强烈的进取开拓精神。梅娘从四岁起读家塾，他就不让女儿读《女儿经》《烈女传》一类的封建礼教的东西。他为梅娘及其弟妹延聘三个家塾老师，教经史，英语，数学……等古典文化和新知识。梅娘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文化熏陶。上小学后，只用四年时间就读完初小高小六年的课程。不到十岁的梅娘已读过《史记》，读过梁起超的《饮冰室文集》，《秋瑾传》等具有民主思想的著作。1930年（梅娘10岁）插班吉林省立女中时，自己命题，自由发挥，写了一篇洋洋洒洒五百字的作文《论振兴女权之好处》，使学校老师大为震惊。
省女中是由北伐人士创办的新型学校，在老师的指引下，11岁的梅娘读了闻一多的诗，落华生的散文，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等优美的新文学。学校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使梅娘思念她失散的生母，由此把她引入了西方文学领域，她读雪莱，拜伦，罗曼。罗兰，高尔基……等大师的作品，开拓了她的眼界，加深了她对人生的思索。
《九一八》日寇占领东北，吉林省女中停课。11岁的梅娘由她父亲接回长春家中，在这段空闲的日子，她父亲要她精读《史记》。使她懂得祖国历代的兴衰更替。又要她读《红楼梦》《西厢记》等古典名著，让她领略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使她幼小的心灵深深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上。
此时，伪满州国成立，请她父亲去任伪满《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她父亲婉言辞谢了。她父亲整天忧心忡忡。有一天，她父亲和挚友张七叔（张鸿鹄，东北电业局局长）密谈至深夜。他们谈的什么，小梅娘睡在床上也听不懂。这位七叔是父亲最信得过的亲信。后来才知道张七叔是周恩来的密友，是一位爱国人士，可能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们密谋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后来张七叔买军火接济了上山抗日的马占山。再后来，形势逆转，张就悄然离开了伪满。）
他父亲突然决定带领全家去关内“旅游”。同行的有他夫人，四个子女，及随从人员一起十多人。先到大连游览，渡海到青岛，后又到济南，最后到天津。一路游山玩水，尽览风景名胜。大家都兴致勃勃。只有她父亲心事重重。他此行另有目的。他去拜访过山东省长韩复渠，包头镇守使石友三，原吉林省炮兵司令邹作华，原吉林省长张作相等军政要员。这些人手中都掌握着军权，都得过她父亲的资助，和她父亲称兄道弟。她父亲是想去游说他们，如何抗击日寇的侵略。但使他大失所望。
此时，他的正夫人突然在天津病倒，立即返回长春住院（不久病逝）。这个“荣国府”家业就理所当然地由大小姐（梅娘）主持。此时她才12岁，要掌管这样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可见她才能非凡。日寇占领东北后，她父亲经营的事业已败落。过年时，这个豪门各房例金，奴婢，仆役，家丁人等几十口的赏钱，祖宗的祭祀，亲友的礼品都无钱开销，她只好把家里的传家宝《大明宣德紫铜合金香炉》拿去当当（即去当铺抵押贷款）。当当，标志着这个喧赫一时的豪门开始没落。
她父亲意识到这样一个破落的大家，压在十二三岁的梅娘肩上，将耽误她的学业，也不成体统。于是郑重其事地把姨妈从范家屯接过来，大宴宾朋，把她扶为正室。儿女们都改称“姨妈”为“妈妈”，下人们都来磕头认新主人。从此，这家豪宅就由她妈掌管。梅娘复学上省女中。她父亲也脱下西服革履，换上长袍马挂，万事皆休，作起寓公来。此时的孙志远才40多岁。
日本人接管吉林省立女中后，只派来两名副校长。教学仍掌握在原有的教师手中。讲世界史的老师仍讲希腊的文艺复兴，讲欧洲的工业革命，讲第一次世界大战。讲中国史的仍讲三皇五帝，大禹治水，五胡乱华……讲国文的老师为学生讲中国文学史，讲楚辞，引导学生吟诵《离骚》的警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把学生引进到屈原那忧国忧民的高尚的爱国情操之中。
学生们还组织了读书会，读《文心雕龙》《藏书》等古代文学论著。读高尔基的《柯尔巴乔夫》，果戈里的《死魂灵》，又读萧军，萧红的《跋涉》等中外文学作品。他们还创办了一个油印的文学刊物，抒发幼稚心灵感到的国破家亡的苦闷。梅娘是这刊物写作骨干。突然传闻日本人要来检查抗日言论，在老师的掩护下，他们拿来刻书板，刻书刀，刻起罗振玉新著的甲骨文研究来，利用这位平时为大家唾骂的满洲国的文部大臣来保护这批少年叛逆者。
1936年梅娘（16岁）于吉林省女中（高中）毕业，同年，唯一呵护她长大的父亲因抑郁去世（时年46岁）。第二年，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女子大学家政系，因家政系功课压力不大，使她有较多的时间扎在文学上。在神田区的一些中国书店惊异地发现，中国抗日大后方的进步书刊这里都可看到。她沉浸在书海中，读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祥林嫂》，邹韬奋的《自叙》，何其芳的《画梦录》，朱光潜的《论美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等等。当她读《屈原》中的《雷电颂》一段独白时，正值窗外闪电雷鸣，使她想起她父亲给她题的一幅横幅：“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使这个十七岁的少女心潮澎湃。此时，正是芦沟桥的炮声使她卧不安席，彷徨无所适从之时，她认识了在内山书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光龙，柳原在北平辅仁大学读文学，现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经济。此人气度不俗，不痴心于谈情说爱，他和她谈日寇灭华之心不死，并吞我东北以后，现在又发动芦沟桥事变，大举向我国全面侵犯。他在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介绍她读日本反战人士石桥湛山的论文，读列宁的《论国家与革命》。还推荐她读《源氏物语》，这是一部很难读懂的日本古文，是歌颂两性爱情的千古绝唱。柳的博学深沉和爱国情怀使梅娘倾倒，比起他，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既不知道何时潮涨潮落，也不注意水面下面的旋涡。
梅娘和柳的爱情遭到了她的封建大家族的一致反对，她继母虽不像娘那样记恨她，但她根据大家典范，总想把她风风光光地嫁到世家大族去。她三叔更是横蛮地声称：她要和这穷小子结婚，以后就不许回这个家。家里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援助，从此，梅娘就脱离了这大富大贵之家，和柳携手闯世界。
梅娘从四岁启蒙，就受到文学的熏陶，博览古今中外名著，有很深的文学功底。她是一位天生的才女。从高中起就开始写作，十五岁就出版了《小姐集》，十七岁出版了《最后的求诊者》及《六月的风》等，二十岁就出版了《第二代》《侏儒》《黄昏之献》《蚌》等，十七岁以后的作品都是她在日本留学时创作出版的。1942年回国，受聘为北平《妇女杂志》顾问，发表了《鱼》《蟹》及大量短篇小说。梅娘自小受到封建家庭的束缚；受到日本殖民者的压迫；从她生母，她自己，她姨妈以及她小姑的不幸身世，深深体会到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这些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她的作品中有一种强烈的叛逆精神，特别是为妇女这弱势群体的呐喊。评论家说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青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此梅”之誉。
追求光明
进入新中国后，张爱玲和梅娘都进入了作协。但她们是沦陷区作家，是怀疑对象。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写作上受到限制。她们的作品不能发表，“南玲北梅”之说从此销声匿迹。
张爱玲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下长大的，有很深的自由主义思想。她受不了这种歧视和限制。终于1951年闯过罗湖桥，到了香港，转去美国。一生充分发挥了她的文学才华，当了文学教授，著作等身，蜚声海外，近年又震憾大陆，成为最具魅力的，为大陆青年人所痴迷的大作家。
梅娘和张爱玲的人生道路不一样，她从小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大家庭的束缚，受男权中心社会的挤压。她的父亲是个爱国的实业家，她父亲的金兰之交的执友张七叔（张鸿鹄，东北电业局长）是个进步人士。东北沦陷后，他俩曾通宵密谋购买军火，接济上山抗日的马占山；联络军政界巨子，组织抗日武装（前一事由七叔办成；后一事由她父亲入关游说未果，抑郁而死）。她的丈夫柳光龙是个进步青年。1942年回国后，曾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的身份，营救被关东军逮捕的中共党员，进步作家李克异（电影《归心似箭》的作者）。并与朋友一起为新四军买药，得到陈毅同志亲笔书信表扬。1948年主持城工部工作的刘仁同志，命柳利用他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去争取蒙疆政府的参谋总长乌古庭起义，为此，柳和梅带着两个女儿从北平到了台北。但乌古庭又到了上海。于是柳一人赶回上海。柳由上海返回台北时，因海难牺牲，时年30岁。梅娘青年丧夫，悲痛欲绝。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新中国即将诞生，她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所追求的女权思想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实现。基于这些思想渊源，她拒绝了日本朋友邀请她去大学任教，老同学劝她留在台湾担任国大代表，义无返顾地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遗腹子返回北平，等待解放。此时，她的继母和哥嫂姐妹五口，因长春战火，避难来北平，住在北平新街口大四条的一个大杂院内，九口人住着一明两暗的南房，里间住着哥嫂，外间一个大炕，挤着老少母女四人和三个小孩。屋中生着一个煤球炉子做饭和取暖。吃着窝头熬白菜。一个豪门之家沦落到这等地步！但梅娘的心是火热的，因为新中国即将诞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刘仁同志推荐，梅娘加入了北京市文联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接待她的是赵树理，组长是康濯，马烽。组员有丁玲，陈企霞，张恨水，老舍等。她和这些仰慕已久的来自延安的革命作家和来自抗日大后方的知名作家一起开会学习，从事创作研究，她兴奋极了。接着组织安排她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有了一份固定的“革命工作”，她感到幸福。她终于找到了她的人生座标，视为她人生的新的起点。
险风恶浪
梅娘毕竟是来自沦陷区的作家，又出身豪门的千金小姐，日本留学，去过台湾。为这支带有农民革命性质的队伍所忌讳的条件她都具备。她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在创作上受到限制。她的作品无处发表，只能编些小人书作为她的工作。她必需接受改造，“脱胎换骨”。
1952年忠诚老实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梅娘成了重点审查批判对象。所谓“审查”就是逼供，“批判”就是辱骂，“交待”就是违心地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要说得一无是处，一肚子坏水。绝不允许解释申述。否则就是“抗拒改造”，群体就高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批判她解放前写的作品（重点是《鱼》）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是麻卑人民的抗日斗志，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其实，没有几个人读过她的作品，更没人理解她的作品。——梅娘第一次尝到人格的尊严被恣意践踏的滋味。
1955年肃反运动中，梅娘被诬为汉奸，又说她的丈夫未死，她是台湾的派遣特务，与她丈夫内外策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她被从批判对象推到嫌疑犯的可怕的困境。
1957年反右运动中，梅娘这样身份的人，不敢鸣放，不敢乱说乱动，但命里注定她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一级处理。被开除公职，逮捕劳动教养。被推入敌人的行列，失去自由。
在北苑劳改农场的高墙内，四周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地面有层层岗哨。梅娘最揪心是她破碎的家园中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必须熬住一切磨难，活下去！活下去！
大女儿柳青14岁，在电影学院少年班刚毕业后，就主演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主题歌就是传唱至今的《我们荡起双桨》）。真是“连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莲花人外红”，又一个“小梅娘”含苞欲放。她母亲被囚禁，对她是一场暴风骤雨的摧残。这可爱的小姑娘的血液里既具有她母亲的睿智，又具有她母亲的坚韧，小小年纪就承担起抚养弟妹的重担。
她骑车几十里去北苑劳改农场探望她母亲，跟随一群探监的家属，通过一层又一层检查哨，来到探监室。探监的家属们被推推搡搡站在长条桌的一侧。狱警把一列犯人带出来，站在长条桌的另一侧。众多的人嘁嘁嚓嚓，谁也听不清对方的话。声音越喊越大。狱警不时地喝斥：“大家声音小点！声音小点！”她见到母亲两眼凹陷，两腮瘦削，脸无血色，她忍不住热盈框，但这里是不许哭的。她母亲则是一脸镇静，在喧闹中只听清她母亲两句话：“我很好，你们都好吗？”处在这样的地方她能说什么呢？沦落到这种境地她还能说什么呢？母亲把劳教所每月十元的生活费中节约下来的几元钱交给她，她正要推回去，探视15分钟的时间已到，狱警一吹哨，就把犯人都带回囚室去了。
这样的探视每月只许去一次。
“祸不单行”也绝非偶然。她12岁的妹妹多病，由救济院收留。由于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医疗，不久就死在救济院。她去看望时，她妹妹的尸体缩成只有五六岁小孩大小。她在探监时把这噩耗告诉她母亲，母亲只楞了一下，马上镇静下来，叮嘱她说：“你和弟弟要好好保养身体！”事已至此，她还能说什么呢？母亲的坚韧给了她无穷的力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得活下去！活下去！
“劳教”是反右后钦定的一项无法可依的刑罚，被劳教的人罪不够判刑却是无期徒刑。什么时候释放，要看你“改造”得怎样。全凭管教干部的印象。于是所有的劳教犯都争相“表现”自己，讨好管教干部，以求得早日获释。
劳教所把一些“思想犯”“政治犯”（这都是一些不能定罪的“罪犯”）和一些小偷，流氓关在一起，学习，交待。梅娘本想尊照管教干部的要求，“像竹筒倒豆子”，忠诚地把她一生的经历抖落一遍，让“同学”（劳教所规定劳教犯的相互称呼）们帮助狠挖思想根源。她自己也闹不清她犯了什么罪。但听了那些小偷流氓的千遍一律的交待：以前如何坏，得到党的挽救，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等等。最后挤出几滴眼泪，高呼几声万岁，大家再批一批，就通过了。梅娘感到粗鄙，无聊，厌恶。就这样“改造”吗？但她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所谓“改造”只是为了折磨人。她差点犯了一个不识时务的错误。这是什么地方？你准备谈的那一套他们懂吗（连管教干部在内）？你又在突出你的资产阶级那一套，还不知要惹出多少麻烦来。于是她改变主意，照本宣科地谈一通，批一批，也通过了。
接着就是劳动改造。脏活，苦活，累活她都拼命的干，累死累活表现自己，以求得早日恢复自由。
后来梅娘被分配去翻译组。这里都是些落难的知识分子，会英文，德文，俄文，日文，梵文的都有。都是“臭老九”，“臭味相投”，对舞文弄墨有着生死情结。上级每安排翻译一部名著，他们总是用一种文字版本译出，又用另一种文字版本校核。互相切搓辞义句式，做得非常认真，忘却身在狱中。
梅娘参加译校了诸如《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经典政治名著，出版时署名为《博苑》，即《北苑》劳改农场的谐音。这里颇具历史的讽刺意味，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的革命干部，怎么也不会想到，翻译和传播这些革命理论的竟是些被定为《反革命》的囚犯。
三年大饥饿，饿死千千万万的公民，囚犯饿死的比率就更高。贾植芳的夫人任敏，由于“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1958年被关入青海监狱。据她回忆：“大饥荒时期，被罚每天从囚室往外抬饿死的犯人尸体”（见《随笔》2003年第三期P74）。梅娘是坚强的，但坚强的极限是人的自然生命的需求。梅娘的身体垮了，1961年“保外就医”，交居委会监管。她虽可得到多一点自由，但她却发愁了，住的囚室没了，在劳教所每月十来元的生活补贴没了，她拿什么去抚养两个争扎在死亡线上的孩子呢？“保外就医”？好一个“医”字，谁给钱？自由与生存的矛盾在她面前冲突，但不由她选择。
好心人冒牵连的风险，给了她一间房子栖身。她顾不上“就医”，就去人家当保姆，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去火车站当装卸工。她的大女儿柳青也去火车站和她一起扛一百多斤的冻白菜的大麻袋（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祖国的花朵》的主演呵！）。她没钱买煤，就把一盆糙米饭放在好心人的蒸锅里一起蒸。她咬紧牙关，决心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活下去！（她在囚禁期间三个孩子已死了一个）。她曾试着给过去出版过她的小人书的几个编辑部去信联系，但都置之不理。在那恐怖的年代，人人自危，谁敢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文革起来，红卫兵抄了她那家徒四壁的家，抄出她多年前随意夹在书中日本评论家评论她的作品的文章，红卫兵不认识日文，说她“里通外国”，拷问她，她尝到了军用皮带铜头的滋味。她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仅存的书和稿件被撕得粉碎，满目狼藉。精神上的凌辱和肉体上的摧残她已习以为常。严重的问题是，她被交专政小组专政，不得离开居委会一步。干苦力，当保姆都不行了。她拿什么去喂自己和两个孩子的嘴呵！天无绝人之路，居委会主任马大妈去外贸部弄来一批剌绣活。梅娘出身封建家庭，刺绣裁剪从小就有过基本训练，而那些专政组成员都是随军进城的农村妇女，在批斗梅娘时，声色俱厉，而在干剌绣活时，却亲密地围在梅娘的周围，梅姐长，梅姐短。梅娘成了她们的技术指导。梅娘总觉得“专政”“批斗”都是演戏。
除剌绣一点工资外，还有一个过去雇用梅娘当保姆的家庭主妇常送来一些衣服来，让她裁剪翻改，赋给她超值的报酬。这位妇女的子女都是保密单位的党员，梅娘心里清楚，她送活来，是借此给她一点接济，只是不点破就是了。
接着被罚挖防空洞。从东四挖到西四。一大批各类分子被监督劳动。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靠自己的贫困家庭养活。可梅娘靠谁养活呢？就在这种时候，她常在她放在地下的包里发现一个窝头或一双手套，也不说一声（各类分子是不许互相招呼的）。真是“患难见人心”呵！
此时，梅娘只得白天无偿挖洞，晚上刺绣，缝补，维持她和两个儿女的生存。
大女儿柳青已考上中央电影学院导演班，迫于不可抗拒的政治压力，她宣布与《反革命》母亲划清界线，离开她那破碎不堪的家。这是当时覆窠之下的子女唯一逃生之路。梅娘想得开，让她去自找生路吧，不能缠在一起沉没下去。（三年后“文革”破灭，这个在苦难中始终与母亲相依为伴的女儿——柳青又回到她母亲的身边。此时，她已是活跃在影坛的年青导演。）
她最小的儿子已20岁，“文革”中，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参加串联，得了肝炎回来。家里吃饭都困难，哪有钱吃药？拖到病危时，由居委会马大妈担保，才住进了医院。由于耽误了治疗，死在医院。她梅娘怀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悲痛，一点一点地偿还可观的治疗费。医院看到她这种情况，就全免了。
她的丈夫，她的一女一儿，连她自己的黄金年华，都牺牲在追随新中国的路上。
迟到的《梅娘热》
1978年“文革”覆灭，梅娘平反了。什么“汉奸”“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都没有任何罪证，而是“大胆假设”“查无实据”；连“引蛇出洞”她也没有鸣放言论，而成了“命定的右派”。没有公开平反，没有谁赔礼道歉。那个因私人龃龉，记恨在心，抓住她的小辫子，把她连连推向死路的支部书记。现在已升任为局长，好官自我为之。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多少作恶者，都官运亨通，至今无愧疚之心。她的平反只是解除监管，恢复工作，分配她两间公房。此时她已59岁。已过退休年龄，已经失去人生的最佳岁月。她多么想继续工作，以弥补那无法弥补的生命空白呵。经再三请求，延长了四年工作。63岁退休。
长江后浪推前浪，《农业电影制片厂》没有人知道孙嘉瑞就是梅娘，更不知道《南张北梅》之说。出版社寄来《梅娘》的信，传达室“查无此人”。真正让梅娘复出的是那些忠于历史的史学家们。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找到了这位饱经磨难的优秀作家，为现代文学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梅娘尚在人间。从此几部文学史上有了她的名字，中国现代文学馆挂了她的照片，她的旧作陆续出版，又出版了她的一系列新作，如《梅娘》《梅娘散文集》《梅娘小说散文选》《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译作）等，一版再版，国内外的学术会议邀请帖如雪片飞来，记者闻风而动，纷至沓来，…………迟到的《梅娘热》正在海内外升温。
尾声——人生之路
有位哲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近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接触进步书刊，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组织（如《左联》《民联》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参加共产党，奔赴延安。似乎这是唯一的光明大道。是一条值得自豪之路（梅娘追随的正是这条路）。不少人为此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之下，或受尽反动派的牢狱之灾。这些同志都是民族的精英，是值得景仰的。
但在这条神圣的革命道路上，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却酿成一场民族的灾难。在革命者中，不少人蒙冤终生，经历坎坷，不少还屈死在红旗下。韦君宜先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活到八十多岁的老革命，老作家。她晚年写的《思痛录》发人深省。
另有一些人不走这条路，当年被斥为“落后”“个人主义”“不革命”甚至“思想反动”。他们另辟蹊径，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给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祖国增添了荣誉。受到国人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老一代的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等人，他们在历史上都留下灿烂的一笔（但他们如活在新中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沈从文）。后一代如诺贝乐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小说家金庸，张爱玲（张与梅对照，最发人深思），琼瑶；著名歌唱家邓丽君等。这些人都亨誉全球，一旦回国，就获得最高荣誉，受到国宾礼遇。有的不肯回国，他（她）们成就也使国人引为自豪。
两条道路，平坦与坎坷回异，为振兴中华而殊途同归。狂热与冷静，奋勇与睿智，信仰与求索，轰轰烈烈与踏踏实实……是值得这一代过来人反思的。
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根据权威的“皮毛说”，知识分子就成了依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毛。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得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作驯服工具。他们手中的笔成了领袖意志的记录器和歌颂领袖的播放机。
建国以后，政治运动绵连不断，绞肉机不停地运转，一批一批知识分子被绞了进去（梅娘就是最早绞进去的一批）。文化精英死于非命的数以千计，知识分子受尽牢狱之灾的数以万计，尝尽劳改之苦的数以几十万计。都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祸延子孙。在这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知识分子间互相撕咬，告密，诬陷，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六亲不认，翻脸无情，甚至被迫献出人生最宝贵的灵魂，进行性贿赂。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底线全线崩溃。20世纪下半页的当代文学史，经几次“横扫”，像遭了一场森林火灾，只留下一片荒芜的焦土。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一次最残暴的，最野蛮的空前浩劫！
梅娘的经历可写一部传奇，她的奇不仅奇她的早慧和超凡的聪明才智。还奇在她的过人的韧力。在这场浩劫中，不少文化精英自杀了，但她坚持一个信念：“活下去！”，终于坚强地活了下来，现已84岁仍精力充沛。文学大师沈从文，平反后已丧失了写作智能，只能嚎啕大哭；胡风，路翎出狱后，已神经失常，写作生命也终结了。梅娘折腰折笔近40年，“蒙难结业”（梅娘语）后，竟重新拾起生花妙笔来写作，她近年发表的散文仍清新，婉约，如诗如画，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当代人不读当代史。当代史是“当权派”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当代史，都是为尊者讳，为强权者讳。而且“大树特树”，大捧特捧，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护”其人的“历史地位”。盖棺也不能论定。需待几百年后，受其恩泽荫庇臣属及其后代都已被历史的流沙所淹没，经史学家从地层中一点一点地清除历史的污垢，才能还原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真象。
在权力的巨手的捂盖下，在其指缝间总会留下几丝净土，长出一些天然的花朵。梅娘一介文士，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她在青少年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贡献，已为她在现代文学史上青史留名。她的“历史地位”不是“大树特树”树起来的。人们已把她的名字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梅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左侧为文学馆的陈列窗柜，最上为梅娘照片及其代表作，第三为张爱玲。
作者附笔：
我在八年前从媒体得知梅娘其人及其不平凡的经历，出于钦佩和不平，想写一点文字。当时有关梅娘的资料尚少，而我因年老力衰，无力赴京寻访梅娘。欠下这笔宿债。现介绍梅娘的文章多起来了，本文系根据有关资料编写而成。未经梅娘大姐过目，如有谬误，请梅娘或梅娘研究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