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在探讨政府和中央统战部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资源的问题时，要与中国政治制度改革联系起来一同考虑。让更多的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有助于完善中国的宪政建设。无党派人士联谊会不是政党，它没有自己的集团利益。无党派人士应该致力于社会公共领域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致力于对国家利益、普遍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无党派人士最应该发挥的社会职能就是提供决策咨询和进行批判监督。
关键词：无党派人士 批判 人格结构 智库 多党合作 政治改革
本文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界定主要是指无党派人士，而无党派人士的界定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缩小范围更具体一点就是无党派知名人士，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的构成是指在教育卫生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社会各种中介组织中自主创业、自主择业，有一定成就的知识分子。但在本文的论述中，无党派人士这个概念有时也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知识分子。本文旨在探讨政府和中央统战部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资源，以期最大限度地符合国家利益。
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刻画
中国共产党在其90年的发展过程中，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做了三件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第一件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大陆上军阀割据的无政府主义混乱局面，建立起稳定的法律程序，人民免除了战乱的威胁，过上了和平稳定的居家生活。第二件是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拥有了两弹一星，成为了核大国之一，改变了中国被人任意宰割的羸弱形象，开始变成大国和强国。第三件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中国探索出的中国模式，为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变提供了一条新的，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这一模式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将为其它落后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提供新的选择。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犯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在现实中也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中国共产党的这三大历史功绩，作为能力的证明和绩效的表现，足以让中国共产党享有政治领导和继续执政的充足理由。
中国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制度有这么一个大优点：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它不会像西方政府那样权利更替频繁，从而保证了社会稳定，保证了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西方执政者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并且各党执政理念相互矛盾，相互掣肘，难以整合全国之力去做大事和要事。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较之西方民主制度在决策上和执行上有更高的效率。西方民主制度在设计时就偏重于制衡和反腐的考虑，而其在追求效率上绝不是最优。管理学上有一个权变理论，认为没有绝对好的管理制度，只有适合该组织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由此而言，新中国建立后所采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政治学的学理上是有其高明之处的，它既有统合之力，又有制衡之措。西方民主制度在设计时偏重于制衡，而忽略了整合，就此而言，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比西方民主制度要更先进。中国共产党在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实践过程中虽取得了后两项历史功绩，但并没有把这一制度的学理内蕴或者真理性充分地演绎出来，并且还犯了一些错误，造成今天我们看到的：一者，制衡不足而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尤其是集团腐败。二者，民主党派的参政力度不是加强，而是弱化，现在的参政力度较之解放之初差距甚大。三者，这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的承认，很少看到将这一政治制度予以完善的文章，从而不能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就已经不对民主体制崇拜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都不把民主体制看作是最优的政治制度，但现代西方人还处在对民主体制盲目崇拜的时代，缺乏对民主理论和体制作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民主体制绝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优政治组织模式。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统合有余，制衡不足。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一政治模式如果想得到继续深化的发展，想让这一政治模式趋于完善，就应该朝着这么一种政治设计的方向进行改革：从国家到县一级的政府、人大、政协等三个部门的职位和议席应有一个分配比例。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等三个政治利益集团可以根据这个分配比例获得自己的职位和议席。为了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可占到6—7成左右。剩下的3—4成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来分配。为了解决制衡问题，可以出这么一个制度，如果哪一方政治利益集团的人因贪污腐败而犯罪，那么他所占的这一名额（职位和议席）将在这一任期内丧失，而转移给其它党派。这样官员腐败的问题就不是个人利益问题，而变成了党派之间的利益之争了，由此，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力度自然就会大为增加，腐败问题也自然会因其成本加大而逐渐减少，从而有效地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换一个角度说，是赞扬有余，批判不足。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在赞扬与批判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极度的赞扬与极度的批判一样，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有之态。没有批判和制约，一个社会就没有了民主自由，但过多的批判会使一个社会政治混乱，行政低效。没有赞扬和肯定，一个社会难以维系和运行，但过多的赞扬会使一个社会掩盖问题，积错难改。一个社会的批判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在西方社会主要是来自于在野党和有着言论自由的舆论界，而在中国这种批判力量的声音非常微弱。所以，要构建一个健康的、和谐的中国社会，是否考虑这么一个战略思路：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力量，增加他们的批判力量，（但这种批判力量又不导致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威胁），以此来解决中国政治力量失衡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分成这么几个部分：一部分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加入了民主党派，还有就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其中又一分为二，一者为无党派知名人士，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者就是不参加任何党派的一般知识分子。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出发，先加强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力量，更有助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对中国无党派人士情况的基本描述
大多数的文章，把中国无党派代表人士的产生界定在1945-1950年这个时间段上，其非常有影响的代表人士有这么一些：郭沫若、张奚若、马寅初、闻一多、沈雁冰、朱自清、吴晗、巴金、邵从恩、李达等。［刘菊香，2010年］很具有批判精神的要属张奚若和马寅初，他俩不但批评国民党，也敢批判共产党。譬如张奚若敢批判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另外，梁漱溟1947年退出了民盟，也该属无党派人士，1953年他在会上，当着毛主席的面公开批评实行剪刀差政策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为农民利益据理而争，也属勇气可嘉。在这里谈到闻一多，这就让我们想到鲁迅，中国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专家许纪霖曾把鲁迅和闻一多看着是中国少有的两个“特立独行”的人物——思想上不崇任何权威，政治上不攀附任何权势，那鲁迅算不算无党派人士？说到特立独行，我们又想起了陈寅恪，一个不买郭沫若和陈伯达账的国学大师，他算不算无党派人士？如果我们想对中国无党派人士的政治面貌、思想情操，心理定势、价值倾向、人格结构等方面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视野投得更远一些，不应该只从1945-1950年这个时间段和以上几个代表人士来探究中国无党派人士的特征。
对中国无党派知识分子进行刻画，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进行刻画，对中国无党派代表人士刻画，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具特质的精英分子进行刻画。我们先对中国无党派人士的基本特征作一个描述：无心入仕、人格独立、逍遥自在、学有见地。按此标准来衡量，庄子是一个最典型的无党派人士，许由是无党派人士的老祖宗，老子的《德道经》是中国无党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根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两大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儒家教人积极入世，努力读书，博取功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家教人逍遥出世，寄情山水，自由自在，实现人身自由的最大化。这样，在每一个朝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都是一分为二的：入仕为官的知识分子和拒仕入隐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就分为加入党派的知识分子和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当然，佛家对中国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仕与隐的问题上，投射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的基本态度，折射出他们的价值观。儒家虽教人入仕，但也教人入隐，最典型的就是孟子的“穷则兼善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孔子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陈洪，2009年，第9页］这样，儒道释三家都有隐士文化，由于这个问题对于了解今天的无党派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有所帮助，我们多谈一点。
中国历代隐士，大抵可分为十种：其一，真隐、全隐，如许由，尧要禅让王位给他，他不接受。老子、庄子当然也是真隐。其二，先官后隐，如陶渊明，曾三仕三隐。其三，半官半隐，如王维，身在朝廷心在佛，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其四，忽官忽隐，如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其五，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其六，名隐实官，如南朝的齐梁时的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其七，以隐求官，如唐代卢藏用。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的出处。其八，无奈而隐，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因政治黑暗，避祸入隐。其九，真隐而仕，如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经刘备三顾茅庐之后才入仕为官。其十，朝隐，如东方朔，一个大智大勇之人仅是汉武帝手下的一个弄臣。孔子在周游列国后，发现没人理睬自己的学说，也变成了隐士，专心著书传教，属于无奈而隐之列。总起来讲，中国的隐士文化可分三种：第一种为儒家之隐。儒家知识分子是积极入仕的，但那些没有入仕的人呢有可能变成这几类：无奈之隐，真隐而仕，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官等。而那些曾当过官的或正当着官的，一者因为政治黑暗，二者不想牺牲过多人身自由，就变成了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朝隐这几类。也会有变成无奈而隐的，如嵇康、阮籍等。第二种为道家之隐，许由、巢父、伯夷、叔齐、老子、庄子、鬼谷子、鲁仲连、陈抟等人就属此类，他们是有条件、有可能入仕为官的，但就是不去。第三种为佛家之隐，东晋末年的惠远和尚就属此类。慧远和尚的才气倾国倾城，儒释道三家学问无不精通，当代名士都对之顶礼膜拜，但他不但不入仕，而且达官贵人前来他拒而不见。他只想专心做庐山东林寺的和尚。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通过加入党派而入仕为官了，一部分加入了党派但没有当官，但大部分是有意为官的。剩下的就是无党派知识分子，也可一分为二，一部分通过技术能力成为了技术官员或专家教授，另一部分就是无党无派的一般知识分子。我们在前面给中国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作了一个简要的描述：无心入仕、人格独立、逍遥自在、学有见地。但在今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庄子和惠远之类的人物是极难寻觅的。可能对中国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刻画更多的还是用儒家之隐的概念来刻画，兼之用一点道家之隐的概念，佛家之隐的概念是用不上的，解放前有一个李叔同，但现在能否有一个李叔同不得而知。今天的中国无党派知识分子可用这么五种类型来概括分析：1，无奈而隐型，他们的内心是想入仕的，但或因没有能力、或因没有机会、或自觉政治黑暗等等，无法或不愿入仕为官，这类人应该是大多数。2，真隐而仕型，他们有真才实学，有独立人格，也有建功立业的理想，一旦受邀，会入仕为官的。3，真隐型，这类人今天社会非常稀少，他们有能力、有个性，一旦受邀，会为国家和民族出一些举足轻重的点子，但不会入仕。4，假隐型和以隐求官型，这俩类人有，但不多，另外由于今天的社会隐士文化没有地位和影响力，这俩类人也很难成功。
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将中国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分为五类：特立独行型，如鲁迅。内圆外方型，如周恩来。奴才文人型，如陈布雷。帮闲文人型，如胡适，特点是小骂大帮忙。游世之魂型，如倡导实业救国的卢作孚和倡导教育救国的陶行知，这类人害怕政治、远离政治，企图走技术路径来申达自己的理想，保持自己的自尊，免受性格的扭曲。这种划分对我们认识中国无党派人士也有一定的帮助。游世之魂，帮闲文人，和特立独行这三类，在无党派人士中都可以找到。最多为游世之魂型，次之为帮闲文人型，最少为特立独行型。
要对今天的中国无党派知识分子进行准确的刻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仅围绕着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来谈这个问题。首先，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既具有特立独行人格，又具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了。许纪霖在他的《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一文中写道：“文明的霸权在于其宗教和哲学所提供的价值魅力，在于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近年来各种拔苗助长的“大师工程”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缺乏思想与学术大师的窘迫。不提世界影响，哪怕可以与民国时代众多大师相比肩的人物，在当今中国也寥若晨星。中国曾经是世界轴心文明大国，曾几何时，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整体性解构，分解为各种支离破碎的碎片。”［许纪霖，2010年］善意的、高质量的社会批判，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完善，行政效率的提高，可以避免和化解因社会矛盾总爆发而引来的武器的批判，相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体制外的批判力量，封建王朝失去了改良完善的可能性，最后社会矛盾总爆发，迎来了农民起义这种武器的批判。今天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很难培育出创新型人才和有批判能力的学者，这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改变的。第二，由于知识专业化，文化市场化，以及政治技术和国家管理变得日益复杂，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像以前的知识分子那样，对公共领域的各种问题能轻易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了。专业越分越细，没有学过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其它专业出身的学者很难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文化也成了商品，媒介知识分子为了贩卖和追求点击率，其观点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大打折扣。第三，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大都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如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之类政治概念，与现实的政治制度冲突极大，在这种价值观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的社会批判，不但不会完善国家制度，反而把国家引入政治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适度的批判，但今天的知识分子能否提供这种适度的批判值得怀疑。今天大多数文章都认为无党派人士敢于说真话，也有真才实学，提出的意见也有一定的水平，但无党派人士作为一个整体在今天是否能提供一种有一定质量的社会批判确实很难判断。由此可见，要让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资源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出良好的作用，国家和无党派人士自身双方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加大力度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资源的历史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领域我们取得了好的成绩，但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高能耗，低效益，不具有可持续性，现在中央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解决，这个工作开了头，但远没有完成。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没有力度大的改革措施，现在的政治结构还和30年前的差不多，没有大的变化。目前很多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因为政治改革没跟上导致的，像腐败这类问题长期不能得以解决，决不是技术问题而应该是政治结构的问题。文化方面的改革，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也是严重滞后，当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严重，因为这里存在一个认识困难的问题。怎样将传统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化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按照甘阳的“新三统”［甘阳，2005年］概念，怎样将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以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文化，与邓小平为代表的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文化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工作才刚开始，虽然令人高兴的是那种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现象已经受到批判，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东西开始产生自信心，但这个工作远没有完成，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奋斗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理想如何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明的价值究竟表现在哪里等这些非常重要问题没有厘清，中国文化体制的改革就没有完成。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未来的30年启动和完成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改革，是中国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必选战略。所以，在思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资源的战略时，一定要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这样，才会找到一条既最大限度地符合国家利益，又能可持续发展的改革路径。
加大力度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资源的历史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让大量党外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便于管理。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有这么一个观点，国家的每一份子都被组织起来，国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有机体。“具体的国家是分为各种特殊集团的整体”［黑格尔，1961年，第326页］。“合法的权力只有在各特殊领域的有组织状态中才是存在的”［同上，第311页］。目前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逾1.19亿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8986万人，占75.1%。除去民主党派的60-70万，中国无党派知识分子有8900万人左右。让这么多党外知识分子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尤其是他们当中的精英分子（除去统战部推荐的）没有进入国家机器的“彀”中，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第二，培养中国社会需要的具有独立批判能力的政治集团。中国无党派知识分子人数多基数大，它的精英人物有独立人格，有思想有能力，所以，就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只有中国无党派人士最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腐败问题、机构臃肿问题已经存在10-20多年了，体制内的力量一直解决不了，而且越来越严重，能否借用体制外的力量来试图解决一下，这起码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思路。第三，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度，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在应该制定一部“合作宪法”，因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有三大贡献，先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可以继续30年，（是否再加10年或20年可以商榷），解除共产党的后顾之忧后，放开民主党派发展的数量限制，按照三七开或四六开的比例分配职位和议席，共产党为七或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为三或四，哪一个官员或议员腐败被抓，本届名额归属对方，这样，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和批判能力就建立起来了。30年后，举行规模宏大的选举，选党不选人，看哪一个政党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最大，以此获得领导权，期限为30年，仍然按三七开或四六开的比例来分配权力，该政治模式可以按30年一选继续实行下去。我们要把让更多的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提高到这是完善中国宪政的高度来认识。
四，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资源的战略思考
怎样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资源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呢？关键是要对无党派人士的政治角色和社会功能的定位要准确。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有一个很致命的缺陷，即它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一个机构来代表具有普遍性的国家利益，它是一些不同利益集团在那里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争夺和相互妥协的一个过程。它的进步性在于替代了用武力来争夺利益，但这种政治模式是非常不完善的，英国是君主立宪制要好一些。国家利益不等于人民利益，人民利益是指具体的私人利益、不同的集团利益、不同的阶级利益等等诸多利益的机械的相加，但这些利益有些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政府的功能就是要从这诸多的利益诉求中，找出那些合理的利益要求，平衡那些都合理但有冲突的利益要求，最后整合成一个最能代表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国家利益。卢梭就区分过公意与众意这两个概念，“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卢梭，2003年，第140页］而众意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黑格尔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几个重要理论，如契约理论、三权分立理论、民主制理论、政党理论等都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只是由于他的哲学语言晦涩难懂，加上他视君主立宪制为理想制度，所以影响了很多人对他的政治理论所作的价值判断。黑格尔不但懂得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区别，还提出了怎样将特殊的人民利益整合成普遍的国家利益的政治模式。他认为每一事物或概念都是由单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构成的，譬如，这朵玫瑰花，花是普遍性，玫瑰是特殊性，指玫瑰这一类花，这朵是单一性，它是我们可以具体感觉到的。在这可以感觉到单一性中，包含着我们感觉不到但可以想象得到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同样，国家也是由单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构成的，诸多的私人、集团利益是特殊性。将这些诸多的私人集团利益整合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这就是普遍性。国家需要一个人格，当国王或总统宣布实施一项国家制度或国家政策时，我们就感受到了国家的单一性，通过国王或总统意志的最后决断，我们的私人利益就变成了国家利益，诸多分散混乱的私人意志就变成了单一的国王或总统意志，也就是国家意志。一个人的意志和自由不是现实的意志和自由，只有它变成为国家意志和法律允许的自由时，它才是现实的，实现了的意志和自由。所以黑格尔有句名言，“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黑格尔，1961年，第253页］。按照黑格尔的意思，政府或行政权应该是代表普遍性的，但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家，经过所谓的“大多数人”的选举，当选的总统只代表这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代表那些落选少数人的利益，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弊病。那些应该代表普遍利益的政府官员不去思考国家利益，而去思考自身利益，及那个贿赂了他的集团的利益，这就是腐败的实质。
当前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加强制衡和批判力量，建设好一支代表普遍利益的公务员队伍。无党派人士应该致力于社会公共领域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致力于对国家利益、普遍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无党派人士联谊会不是政党，它没有自己的集团利益，它应该是政府的最好盟友，因为它帮助政府一起思考和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同时它也是政府最厉害的监督者，因为它也懂得治国之道，知道政府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哪些地方违规了。无党派人士最应该发挥的社会职能就是提供决策咨询和进行批判监督。
根据这一定位，我们提出以下五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大量启用无党派人士，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带来新的活力。让更多的无党派人士进入人大和政协。遴选一些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民族的有政治远见又有专业能力的无党派人士，授权他们可以旁听各级政府的一些党委会议和行政会议，或者能及时地看到会议纪要，这样有助于他们及时了解情况，提供决策咨询。选派一定比例的无党派人士进入司法领域的工作，尤其是监察局，要安排一定的比例。另外，选派一些无党派人士进入各大媒体的领导岗位，培养一些无党派人士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时事评论员，加大力度淡化媒介知识分子的商业化倾向，这样可以加强舆论的监督和批判力度。加强决策水平和加强民主监督，这是解决和缓和当前社会矛盾的必要手段。
第二，无党派人士主要做提供决策咨询和民主监督的工作。由于无党派人士有着道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不易在政府里做具体的行政工作，应多议政少参政，但在做舆论工作上可以有所表现，无党派人士要有自己独立的刊物和网站。为了培养有份量的监督批判力量，还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电视台或电视频道。为了做好决策工作，要建立以无党派人士为主体的智库。这是无党派人士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穆丹、聂志平，2010年］无党派人士由于有超然于党派利益和社会利益集团利益的中立立场，做出的关于国家政策方面的决策建议会更具有公平性。
第三，尽快让无党派知识分子实现组织化。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则便于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二则便于政府了解他们的即时需求，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三则便于政府对知识分子进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争取用平和的形式完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建议在县一级的单位里允许成立无党派人士联谊会。在国家一级，建立中国贤达院，由100名无党派人士出身的社会贤达构成，国务院直接聘请40名，另外60名由各省的省级无党派人士联谊会推举产生。中国贤达院是无党派人士联谊会的最高机构。
第四，对无党派人士的组织发展和其影响力培养要有前瞻性的设计。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联谊会最好统一用“无党派人士联谊会”，英语为Sodalityof Non-PartyPersonage(SNPP)，使用知识分子联谊会这一名称会给别人在认知上造成障碍，认知上有障碍就会影响传播效果，从而影响了无党派人士影响力的培养。无党派知识分子由于心向自由，如果没有统战部同志的努力，他们自己是不会参加成立联谊会的，所以，在联谊会的初期统战部要扶持引导无党派人士联谊会的工作。国家如果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启用大量无党派知识分子去参政议政，在推选哪些人去参政议政问题上，统战部要逐步地采取与联谊会协商的形式来产生人选。统战部要鼓励和帮助联谊会成立各种各样的智库，要允许联谊会有自己的刊物、报纸和网站，甚至电视台或电视频道。在以后的第一个30年大选时，统战部要放手让无党派人士联谊会自己推举自己的人选去参政议政。统战部有责任去把联谊会建成一个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地位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但无党派人士联谊会决不能被建成第九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可以向各民主党派输送人才，无党派人士只要自己愿意去参加民主党派，联谊会要鼓励，无党派人士愿意去参加共产党，联谊会不反对，但不鼓励。如将来政治允许，无党派人士也可以去成立新的政党，但绝对要与无党派人士联谊会脱离关系。
第五，无党派人士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不少无党派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西化倾向严重，对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知和判断，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盲目否定自身文明，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不作调整是很难提出为执政党接受的意见的。再有，现代国家的管理异常复杂，不通过大量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的学习，不通过大量的参观调研，是很难提出有见地的建议的。另外，针对无党派人士中一些对参政议政缺乏热情，但又确有真才实学的人，要通过强调公民责任的方法去鼓励他们施展才华，报效祖国。
参考文献：
1，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M］，范扬 、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陈洪，2009年：《高山流水—-隐逸人格》［M］，北京，东方出版社。
3，卢梭，2003年：《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许纪霖，2010年：《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4493
5，甘阳，2005年：《新时代的“通三统”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7505
6，穆丹、聂志平，2010年：《无党派人士工作载体的创新性研究》，《党史文苑》［J］，2010年第七期下半月刊。
7，刘菊香，2010年：《试论无党派人士的优良传统》，《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第21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