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论”与“诗” 论诗三十首-爱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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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金源之际的元好问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进行诗歌评论，其《论诗三十首》，一方面强调以“诚”为本，弘扬风雅传统，推崇刚健质朴，慷慨悲壮诗风；另一方面又很好地处理了议论的抽象性与诗艺的形象性的矛盾关系，实现了“论”与“诗”的完美融合，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元好问；诗论；绝句；影响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兼擅诗词文，为金源一代文学泰斗。其诗现存一千三百余首，与宋代之苏东坡、黄鲁直、陆放翁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其词存作三百八十余首，亦为中州词坛冠冕；其文辑存二十六卷、二百余篇，鹰扬文场数十年。他又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展开文学批评，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论诗三十首》，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形式上采用了七言绝句绝形式。在对传统和现实扬弃的整合中凭自己的天赋跟勤力，元好问实现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的集大成，完成了“论”与“诗”的完美结合，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主张“诚”为诗的本原，坚持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弘扬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批评体系。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风化，无他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所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杨叔能〈小亨集〉引》）。由此可见元好问认为诗的本原在一个“诚”字，也即诗人的真性情，只有“以诚为本”，才能有真正感人的诗作。《论诗三十首》反复强调“诚”是创作之本。

首先，以“诚“为本就要提倡真情，反对伪饰做作。元好问提倡真情，继承《诗经》以来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在《论诗三十首》其十一首中专门论述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他认为，诗是现实生活及内心感情的反映，只有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才可能激发诗情，写出传神入化的作品。相反那些没有亲身体验和现实生活感受，仅仅靠瞑想臆造、闭门苦思写出的作品，往往缺乏真情实感。“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六）指出了潘安的伪饰造作，使得诗品与人品乖离。“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其五)“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其六)，而对高情流露藉诗以浇胸中块垒的阮步兵和天然本色和真淳之情的陶渊明给予了巨大认同。

其次，以诚为本就要提倡诗言志须本于自得，反对模拟雕琢。元好问认为作诗应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自然挥洒，不应因袭模仿和刻意雕琢。因此，他在其十一、其二十八首中，对以“夺胎换骨”为能事的江西诗派，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作诗大多

缺乏生活实感，常袭古人诗意，凭空模拟，并明确表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自中晚唐以后开始流行唱和次韵作品，这是一种消遣应酬的工具或一种文字游戏。其刻意形式上的精工，为作诗而作诗，丧失了诗歌创作的根本意义，实际上是“俯仰随人亦可怜”的模拟之作。“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有正直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其二十一）元好问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窘步相仍”、亦步亦趋酬唱和韵诗。在其十八，其二十九中，他还讥讽了“高天厚地一诗囚”的苦吟诗人孟郊和“闭门陈正字”认为陈与义“可怜无补费精神”

再者，以诚为本就要提倡创新，反对艰辛晦涩。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圣俞的话说：“若意新语工，得前人之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有所创新的好诗就要在思想内容上给人以新的启示，在艺术手法上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在多元继承大家的同时，十分提倡创作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以“诚”为基础和准则的。元好问在评论孟郊时，虽委婉地讽刺了他醉心技巧、闭门苦吟的做法，但也欣赏孟郊作诗务去陈言、立奇惊俗的认真态度。而对始盛于元、白、皮、陆的酬唱和韵诗则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只能自缚手脚，难以创新。他提倡创新，同时，又反对艰辛晦涩。比如在评论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时，元好问一方面肯定了黄庭坚反对西昆体华靡诗风、去陈反俗、刻意追求新奇的做法，另一方面对其喜作拗体，往往失于艰辛晦涩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如何做到既创新又不艰辛呢？元好问认为，诗歌的创作只有达到“奇外无奇”的境界，才是“更出奇”的创新。

元好问遗山弘扬以《诗经》为源，经由汉、魏、建安而到唐的风雅传统。强调“风雅”为诗文正脉。何谓“雅”？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曾说：

“初学诗以十数条自警：元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元狡讦，无附会，无炫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册，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

从以上十数条，可看出深受“思无邪”传统诗学观点影响的元好问为“雅”作的最好注脚。《论诗三十首》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了“风雅”的主张。

一方面，元好问主张古调，反对新声靡夸，他认为这样才符合“雅”的标准。所谓古调，并非模拟，而是指自然天成的风格。所谓新声，是指侉多斗靡、逞弄才华的作法。因此，他在其四首中，肯定了陶渊明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在第二十七首中，肯定了欧、梅的“百年才觉古风回”。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梅尧臣率先提倡复古，力求诗文革新，对扫除西昆浮靡诗风有一定贡献，且欧为诗“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流畅”（叶梦得《石林诗话》）；梅则使“风雅之气脉复续”（刘克庄《后村诗话》）。故元好问对二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元好问在其二十、二十八首中，批判了矜多炫巧的苏诗是“百态新”、黄诗是“古雅难将子美亲”，并把苏黄诗比作“沧海横流”。因为“新声创则古调亡，自苏黄派行而唐代风流至是尽泯”（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辑注》）。故元好问贬之。

另一方面，元好问从主张古调的观点出发，主张高风雅调，反对险怪俳谐。在其五首中，他肯定了“纵

横诗笔见高情”的阮籍，因阮籍在他气势豪放的诗中透露出高尚的情怀，其诗风格高雅。严羽在《沧浪诗话》评论阮籍：“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在其八首中，他充分肯定了一扫齐梁余风的陈子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新唐书·陈子昂传》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这与元好问之意相一致，即认为以力复汉魏风骨的陈子昂，诗风高雅。在其十七首中，肯定了元结在《欸乃曲》中所写到的云山韶濩之雅音。而在其十三首中，对玉川子卢仝一样“鬼画符”的险怪诗风进行了批判，且慨叹于“真书不入今人眼”。

由于时代丧乱与北方雄壮河山的激发，以及苏学在北方的影响，汹涌着鲜卑豪迈血液的元好问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喜雄壮之作，不喜寒苦艰涩险怪之作”，标榜“建安风骨”，对曹植、刘桢的雄壮风格给予了尽情赞扬：“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并认为以“清刚”风格著称的西晋诗人刘琨，可与曹刘诸人并驾齐驱。而在其三首中，对风云气少、缺乏亢昂之气的温庭筠、李商隐作了无情的讥讽，“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在评论北朝民歌《敕勒川》的其七首诗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认为这首民歌“慷慨”、“天然”，具有一种气吞万古的“英雄气”，它以辽阔浩远、莽莽苍苍的画面，磅礴激越的气势，创造出一个无比壮美的艺术境界。他推尊韩愈而不满秦观，在其二十四首中，以韩诗的雄浑刚劲、清奇峭拔来对比秦诗的工丽纤弱、婉柔无力，并称少游诗为妇女郎风格。

二

论诗绝句是中国传统诗学之一格，滥觞于杜甫，之后踵事增华者代不乏人，并且至今仍为一些论家所厚爱。之所以采取七绝论诗的形式，这固然与中国人的诗意传统有关，更是因七绝本身的体式特点满足了论诗批评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古代诗论多灵感式的即兴点评，少作系统周密的分析阐释。特别是一些诗话、诗评，一般不追求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论者在论诗过程中往往喜欢表达瞬时的兴会，并用充满睿智的语言加以描述，点到即止，不作过分阐发。这种诗论观点表述的思维习惯与绝句创作时的构思过程和思维习惯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七绝在众多诗体中以简捷明快、蕴藉流丽见长。七绝在创作构思时不必面面俱到，灵犀一点，抓住感觉，即能使感悟捕捉到的灵感视点浮出水面，变得具象、有致。七绝总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有限的字句有时虽不便作更多的论说，却非常适合于论者作点的切入和个案的剖析和发挥。

其次，论诗绝句的体式兼有音乐美和建筑美，又兼顾诗体与诗法变与不变的辩证之道。绝句是古诗中与流行音乐相伴而行的诗体，它不仅吟诵起来十分动听，许多绝句是可以入乐歌唱的。七绝四句一韵，是旧体诗最常见的节奏，具有和谐美和易听、易记易诵的特点。七绝句式整齐划一，句法却相当灵活。一首之中既可用散句，也可用对句;既可用实词，也可用极利于议论的虚词穿插。句式流动不滞，在看似不变结构中蕴含着许多变化的机巧，实质上是整齐的句式和灵活的句法之间的辩证统一。正是因为七绝这种种美观、灵便、有张力的诗歌体式，诗人喜欢用其为诗集文集作题作跋，浓缩类似品题、评论、鉴赏之类的内容。

就论诗批评的发展史的总体而言，自杜甫之后，论诗诗批评始终存在着两大互动消长的矛盾：一是七绝体式跟五古及其它诗式的彼此对抗；一是议论的抽象本质跟诗歌形象质感艺术形式的相互悖逆。直到元好问的出现，七绝体式论诗的绝对地位才最终确立，且抽象的议论跟形

象的诗艺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就整体而言，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意和境的交融。其论诗绝句中大量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使论诗绝句把思辩、抽象的理论问题，以具体可感的意象表达出来，使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论诗三十首》其十二首“望帝春心”、“佳人锦瑟”两句是境，“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是意，境中含意而大于意，意从境出而高于境。如其十六：“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四句都是写境，前二句之境和后二句之境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没有直白地达“意”，“意”却明确地隐含、渗透在“境”中。同样，其十八首“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前两句论孟郊和后两句论韩愈各构成一个境界，这两个境界又构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意”就从这“境”的对比结构中流露出来。其十九，“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二句是境，但境中有意;“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是意，但意中又有境。其二十二，第四句“沧海横流却是谁”，表现作者的“意”，但这“意”本身又是第二句“境”“一波才动万波随”的自然发展，是境中生意。其二十四“有情芍药”，前两句引秦观诗境，后两句本应对此境表意，但第三句突然插入韩愈之诗“拈出退之山石句”，似乎离题;直到第四句“意”出，“始知渠是女郎诗”方知第三句借“石”击花，意与境似疏实密。

就形式而言，《论诗三十首》句式丰富语气多变，句与句，联与联层次关系多姿多彩。论诗绝句除了肯定语气的叙述和描写之外，还大量使用否定、感叹、假设等句式，使论证语气复杂多变。否定句，如“正体无人与细论”、“未害渊明是晋人”、“真书不入今人眼”等句;疑问句，如“何物能浇块磊平”、“温李新声奈尔何”等句。反问句，如“文章宁复见为人”、“徘谐怒骂岂诗宜”、“竟将何罪废欧梅”等句;设问句，如“谁是诗中疏凿手”、“老阮不狂谁会得”、“发源谁似柳州深”等句;感叹句，“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等句;这些非陈述语气句的大量使用，能够唤起读者积极的思维，诱使读者从美的鉴赏进而深入到美的创造的圣地。论诗绝句句子之间的层次关系也是多姿多彩的。并列关系，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承接关系，如“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递进关系，如“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费欧梅”。转折关系，如“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条件关系，如“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假设关系，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对比关系，如“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此外，两联之间层次关系也复杂多变。两联为并列关系，如其一首；两联为承接关系，如其七首；两联为转折关系，如其三十首；两联为对比关系，如二十九首；两联为因果关系，如其二十五首。句、联之间的层次多样化，增强了论诗绝句的思辨色彩和说服力及其逻辑性。

另外，《论诗三十首》还善于运用典故极富张力和熔铸前人诗句了无痕迹，整体上使论诗绝句的批评手段和批评对象的风格达到了完美契合。有的诗表面看起来好象是叙述，实际是通过用典，进行比喻。如：“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人只堪悲”。论诗绝句受篇幅所限，往往采取“攻其一点”的方法。有些论诗绝句虽只有四句，却又摘录所论诗人的一句、甚至两句诗，只用两三句来加以评论。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前两句出自秦观《春日》诗，元氏以此二句与韩愈《山石》相比，以显其纤弱。再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也是化用李商隐的《锦瑟》诗句，来评述李诗精于用典、寄托遥深、意境迷离的特征。在整体上，其论诗绝句的风格能够很好地契合所议论对象的特点。如“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充满慷慨豪壮之气。“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是孟郊凄苦的最好写照。“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切合李贺的幽晦。“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精工典丽中体现了李商隐的深婉诗风。

三

可以这样说，论诗绝句一体滥觞于杜甫，但作为相当固定的、常见的一种论诗体式则终成于元好问，并自此后论诗绝句内化为了诗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之后，几乎形成了一个元遗山论诗系列，例如谢启昆有《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读中州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袁枚有《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张晋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潘曾沂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足见出元好问的巨大推动力。此外，也正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影响，后人更加认识到了论诗绝句的深厚潜力，论诗绝句遂成为人们谈艺论诗的首选，诗人会很自然地用论诗绝句表达随时涌上心头的诗学见解，如清人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今人有缪钺和叶嘉莹的以绝句论词的《灵豀词说》。有人曾做过统计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为例，该书收录论诗绝句作者自唐迄清近八百人，作品近万，其它散见的还不在其列。若以元好问为分界线，那么元好问以前的论诗绝句作者计有134家，作品五百多首，约占论诗绝句总量的5%;元好问以后计有631家，作品九千多首，约占95%。

总而言之，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论”“诗”完美融合，在诗歌批评领域对论诗理论和论诗手段进行了和谐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形成，对于中西方文学理论全面整合下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建设借鉴意义十分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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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校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八》见《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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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必功.《元好问暨金人诗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本文转自《中华励志网》 http://www.zhlzw.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

金宣宗贞佑四年（１２１６），元好问因家乡忻州沦陷，来到偏僻的福昌县三乡镇（在今河南宜阳境内）避乱，这里聚集着他的知己辛愿、李汾以及赵元、刘昂霄等众多诗人。他们在一起登临游冶，诗词唱和，谈艺论文，形成了小有规模的创作和评论团体，有多篇诗作流传至今。当时，评论风气甚浓，如刘昂霄极善言辩，口若悬河，辛愿严于论诗，“敢以是非白黑自任”（《中州集》卷１０），可惜他们的议论未能传世。元好问受此氛围影响，亦“书生技痒”，创作了著名的《论诗三十首》，继杜甫之后，又一次以绝句的形式阐发其诗学观点。

《论诗三十首》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侧重评述古人，如关于阮籍、陶渊明、潘安、陈子昂、秦观等人的评价，基本上是借评论古人来表达自己的诗学见解。二是借古论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如关于卢仝、苏轼、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批评，都指向现实，“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之类诗句就是明证。比较而言，前者单纯一些，易于把握，后者稍显复杂，必须要结合金代诗坛实际加以理解，否则，就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憾。

综观金末诗坛，虽号称纷纭迷乱，但仍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赵秉文为代表的传统派，一派是以李纯甫为代表的追新逐奇派。虽然赵秉文的领袖作用有限，不完全符合元好问的理想，但总体上元好问对他颇多认同。在诗学旨趣上，元好问宗尚雅正，与赵秉文相近，称赞其“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闲闲公墓铭》）。在感情关系上，这时元好问与他已有交往，后来更成为其高足。因此，《论诗三十首》的批评重点不在于赵秉文一派。

李纯甫（１１７７—１２２３）则与赵秉文大不一样。喜欢奖拔后进，团结和带动一批诗人的创作，是这位诗坛领袖的优点，但标准不严，要求不高，轻易许可，则是其不足。赵秉文说他“坏却后进，只奖誉，教为狂”（刘祁《归潜志》卷８），元好问也说他那与新进少年尔汝相交的举动有些“不自贵重”（《中州集》卷４）。李纯甫这种轻率、随意的言行，对亟待指明创作方向的金末诗坛，不可能起到正本清源、辨别正伪的引导作用，反而会推波助澜，使金末诗坛更加迷乱，因而成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批评的重点之一。元好问在《中州集》卷ｍ中不指名地批评当时“主文盟者，又皆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且为激昂张大之语从臾之”，矛头分明是指向李纯甫等人，在《论诗三十首》具有序论性质的第一首诗中，他概括诗坛现状说：“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感叹诗坛风气不正，无人主持风雅传统，辨别清浊，实际上是批评李纯甫这样的诗坛领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创作方面，李纯甫师法卢仝、李贺，“多喜奇怪”、“好作险句怪语”（《归潜志》卷８），如《雪后》、《送李经》、《为蝉解嘲》等诗即可为证。他形容雪景，有“椎璋碎璧纷破碎，六华剪出寒珑璁”之语；形容人之喜怒，有“喜如俊鹘盘秋空，怒如怪兽拔枯松”之语，元好问对此类诗风亦有微辞。《论诗三十首》批评卢仝、李贺，“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正是出于对这种诗风的不满，故而接着就将笔端转向现实：“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这主要是批评李纯甫及其追随者。李纯甫诗多险怪，已非正体，如同书法一样，已非“真书”，但还是书中一体，尚不至于“鬼画符”，而其追随者沿着他的险怪方向，越走越远，所作已近于非诗了。受李纯甫指点的青年诗人李经（字天英）就是一例。李经作诗力求创新出奇，元好问说他“作诗极刻苦，如欲绝去翰墨蹊径间者”，有时更加过分，致使部分诗歌“不可晓”（《中州集》卷５），赵秉文一针见血地说，他的诗歌“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并引了几首“可晓”的诗歌作证，其中有“天厩玉山禾”、“霜苦老秋碧”之类颇近李贺、卢仝的诗句，已经呈现出怪异难晓的面目。那些走火人魔、越来越怪的令赵秉文“殊不可晓”、元好问也“不可晓”的诗作，大概就是元好问所说的“鬼画符”了。

2006-6-17 12:58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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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论诗三十首》中关于俳谐怒骂的论述也是针对李纯甫等人而发。他说：“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李纯甫正是这类以“曲学”、“小说”、“俳谐怒骂”人诗的诗人。他可以在诗中大写佛语，大发牢骚，时人刘祁说他南渡后诗歌“多杂禅语葛藤，或太鄙俚不文”，刘从益甚至说他“晚年文字半为葛藤”（《归潜志》卷１０），如他解释“道生一”，有“一二三四五，虾蟆打杖鼓”（《归潜志》卷９）之类“葛藤”。李纯甫喜欢以俳谐怒骂人诗，比如对“喜于狎笑”、“无花不饮”的王若虚，他以“惜花不惜金，爱睡不爱官”等诗句相戏谑；对其长辈赵秉文也不放过，“于文字间未尝假借，或因醉嫚骂”，他以“百钱一匹绢，留作寒儒裩”讥讽赵秉文多为人写字，以“一婢丑如鬼，老脚不作温”（《归潜志》卷９）讥讽其侍妾。与李纯甫关系“颇善”的诗人马天采也是如此，他为人诡怪好异，常有惊世骇俗之行，诗风怪异，元好问说其诗“欲别出卢仝、马异之外，又多用俳体作讥刺语”，并举“木偶衣冠休吓我，瓦伶口颊欲谩谁。啮骨取肥屠肆狗，哺糟得醉酒家猪”一诗为例，批评它缺乏“中和之气”（《中州集》卷７）。

对苏、黄及江西诗派的批评是《论诗三十首》的又一重点，相关诗歌有六七首之多，其目的当然不仅在于批评苏、黄等人，还在于“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元好问《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跋》）的金代诗坛，是对这一现实的深刻反思和积极修正。元好问之前，人们对苏、黄等人只是推崇、效仿，从金初马定国“世无苏黄六七子，天断文章三十年”（《四月十日遇周永昌》）和金中期完颜璹“只因酷爱东坡老，人道前身赵德麟”（《自题写真》）等诗句中可以看出，苏、黄等人受到了金人的高度推崇。在这种全面推崇、多方效仿的潮流中，个别人关于苏、黄的议论显得微弱无力，其结果是不加思索，泥沙俱下。有人片面地效仿和发展苏黄追新逐奇的特点，呈现出尖新奇巧的诗风。金代中期卓有成就的诗人王庭筠（号黄华）晚年诗学苏、黄，较为突出，李纯甫将他视为苏、黄的传人，说“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而王庭筠学习所得并加以发展的是苏、黄的“尖新”（《归潜志》卷ｍ）诗风，尤其是七言长篇喜用险韵。另一诗人雷渊也是“诗杂坡谷，喜新奇”《归潜志》卷１）。元好问本人对苏、黄虽也推崇，于东坡他说“九原如可作，从公把犁锄”（《学东坡移居》），于山谷亦说“论诗宁下涪翁拜”（《论诗三十首》），但他绝非盲目崇拜，更为难得的是能有所反思，对苏、黄的新奇尖巧持贬斥态度。他认为苏诗中的“杂体”部分，过于新奇，未能“近古”、“近风雅”，应予剔除，为此他还编出一份《东坡诗雅目录》，以维护苏诗的雅洁纯正。《论诗三十首》亦有此意，他批评苏黄：“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诗中检讨苏黄新奇之病，并以沧海横流来指责后代那些舍本逐末、片面发展苏黄新奇之病的诗人，这其中当然包括金代苏、黄的追随者。

苏黄新奇的表现之一就是大量创作争奇斗巧的次韵诗，这一不良习气在金代有所承袭和发展。金中期王寂以及文伯起等人，在酬唱诗中，都“善用强韵，往复愈工”（《拙轩集》卷２），直至金末刘祁还固执己见，坚持肯定苏黄等人“凡唱和，须用元韵，往返数回以出奇”的次韵功夫，并自豪地夸耀其父刘从益“每与人唱和，韵益狭，语益工，人多称之”的诗歌本领。从“人多称之”这一口气中，可以想见如此次韵还是一时盛行的风气。对此风气，元好问独具卓识，不予附合，明确指出“和韵非古，要为勉强”（《归潜志》卷８）。明乎此，我们再来看《论诗三十首》关于次韵诗的批评：“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这绝非空泛之论，不仅针对前代苏、黄等人，还指向金代诗坛盛行的次韵之风。

同样，《论诗三十首》中“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之类有关苏轼诗歌及后代研习者的批评，也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人不但不能认识和抵制苏诗“奇外无奇更出奇”和“百态新”的弊端，反而公然以苏门忠臣自居。据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３１记载，赵尧卿、文伯起就自诩为苏门忠臣。他们都是金代中后期诗人，赵尧卿生平不可考，文伯起早于元好问，生平散见于《拙轩集》、《金史·章宗本纪》，著有《小雪堂诗话》，专论东坡诗词，其中收录了几十首元好问认为是他人所作的词作，特别还收录了被元好问视为“极害义理”、绝非苏轼所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见《遗山集》卷３６《东坡乐府选引》）。仅就此而言，文伯起就不是元好问所认可的“苏门忠臣”。“苏门果有忠臣在”两句正是因此而发，他根本不承认苏门有任何忠臣。

从以上简单分析来看，《论诗三十首》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准确地理解这一组诗歌，是很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安徽师大文学院）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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