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书主要展现了历史方面的知识。如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这是一个人文大讲堂，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在这里尽情展现。
本书是复旦大学的名师精品课程讲稿，在授课时受到了学生的热烈好评，反响极好。作者倾几十年研究之功力，融入自己对中国历史深入的体味与感悟，至情至理，至真至本。
◇国人起源于非洲吗？
◇解读“封建”的本意
◇老子与《道德经》、道家
◇刘邦：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汉武帝：大汉帝国的威仪
◇失踪的罗马军团
◇古文经学与王莽“托古改制”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李世民与武则天
◇盛唐气象：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安史之乱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与商业革命
◇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盛极一时的东西方交往
◇靖难之役与建文帝生死之谜
◇“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东林非党论
◇“海禁”与“倭寇”
◇“海禁”与“倭寇”
◇晚明的历史大变局
◇帝国的政治体制
◇康熙的文治
◇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吗？
——“夏娃理论”质疑
人类的起源是史前史首先要面临的问题。神话和传说、宗教和科学对此有五花八门的解释。
基督教的《圣经》宣称，上帝创造了人类，即亚当和夏娃。还说，上帝创造了人类后，人类都讲同一种语言，后来人们通力协作，在巴比伦平原建造“通天塔”。上帝发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很可怕，于是使用压力把人类分散于世界各地，并且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阻止他们互相沟通。
中国古代则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的传说。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天和地连在一起，一片混沌。某一天，盘古突然醒来，用大板斧开天辟地，他的气息化作风和云，声音变成雷电，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头发胡子化作星星。盘古开天辟地后，大地荒无人烟，天神女娲在清澈的水池边用黄泥做成一个泥娃娃，泥娃娃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于是造出了许多男人、女人。这位人类之母还为男人和女人建立婚姻关系，生儿育女。
这当然是荒诞不经的神话。
近代以来，古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于古人类的起源，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由猿到人，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过程。就中国而言，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等；已知的“早期智人”有：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等；已知的“晚期智人”（现代人类）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等，这些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
然而，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类”的“单一起源论”，近来呼声很高。他们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出一种假设：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就是所谓“夏娃理论”。这种“夏娃理论”认为，目前地球上的各个人种，都是二十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欧洲、亚洲原先的早期智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及其全球合作伙伴，2001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披露他们对一万二千条染色体的研究结果，在东亚人身上发现了七万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这一课题组负责人金力认为，这是目前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有力证据，它进一步表明，来源于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亚洲的古人类。他们推论，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六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一带，然后向北迁移至中国。
这种“夏娃理论”遭到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国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的化石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非来自非洲。此外，中国的直立人与智人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由于人类灭绝而导致的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迹象。因此说非洲人取代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2002年，中国科学家对具有解剖学上现代人特征的柳江人进行重新测定，得到的结论是：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七万年至十三万年之间的华南地区，用有力的实证反驳了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这一发现，颠覆了美国《科学》杂志2001年5月刊登的论文的说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认为，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的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测定，直接证明了在七万年至十三万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经生活在华南地区，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移而来。
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地上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证明了中国古人类有着明显的体质特征的连续性。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主体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
其实，在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类的产生，除了“单一起源论”，还有“多区起源论”。这种学说认为，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是相对独立起源的，缔造各种文明的古人类，理所当然应该是多元的——多区起源的。
看来，甚嚣尘上的“人类起源非洲说”，日益面临“多区起源论”的挑战。千万不要被耸人听闻的新论、眼花缭乱的宣传，迷惑了视线。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迄今为止，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历史最为久远。目前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大约距今七百万年以前的非洲，开始出现了人的系统和猿的系统的分离；大约在距今二百五十万年以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能人”；大约在距今二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确实，这一问题不仅学术界高度关注，而且新闻界也极为敏感，经常有最新研究成果在报端披露，并且配上夺人眼球的标题。以《文汇报》为例，2002年7月12日以引人注目的标题报道：“人类祖先在乍得？——最新发现的头骨化石可能揭示谜底”。该文报道，在非洲中部的乍得，发现了被命名为“图迈”的头骨化石，科学家断定它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权威的《自然》杂志对此作这样的评论：在人类进化史上，一千万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类；五百万年前有了原始人类的留世记录。在史前考古中，一千万年至五百万年之间，人类的始祖与猿分离，这一演进过程的物证却少而又少。“图迈”的发现，弥补了“缺失的一环”。但是也有科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图迈”不仅不能填补“缺失的一环”，反而能够说明原始人类演进的多样化。人类的进化并非只是一个单向的阶梯，而可能展示出“茂密的图谱”。
有意思的是，2002年10月9日《文汇报》报道“我科学家运用先进方法测定柳江人生存年代”的消息，用醒目的标题写道：“中国人远祖更可能在中国——这一结论使现代东亚人'非洲起源’说受到挑战”。该报道援引我国科学家的判断，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二百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长方形眼眶、扁平的脸等，这表明至少在二百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是连续不断的。
新闻界的高度关注，使这个离我们遥远而枯燥的话题，透露出新鲜的活力。历史诱人的魅力，以这样的方式显露无遗，我们真的需要对历史刮目相看了。
◇解读“封建”的本意
——兼论“公社”、“井田”及其影响周朝建立以后，为了稳定新征服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封建”。所谓“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周朝一共“封建”了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
这就是当时所谓“封建”。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认真加以比较，与欧洲的feudalism时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后的四五个世纪。秦朝以后的中国，很难说是feudalism时代。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在论述“国体”时，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他认为，秦以后，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此后虽然出现了“封建的四次反动”，但都是失败的尝试。这种立论，显然是从“封建”的本意出发的。
“封邦建国”既是巩固和扩大周朝统治的手段，又是贵族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方式。虽然以姬姓贵族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国之中姬姓占有五十三个之多，但是为了稳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个异姓诸侯。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这些有功或有传统势力的异姓贵族，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异姓诸侯作为姬姓诸侯的屏障，控制戎狄蛮夷部落，扩大周朝的统治区域。
既然“封建”是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它必须符合“礼”的规范。周天子的封建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礼”，以显示天子（即王）与诸侯邦国的联系。在太庙进行的策命礼仪，首先由周天子（即周王）向诸侯授予册封文书，然后由主管国土和人民的大臣向诸侯“授土”、“授民”，意味着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了诸侯，周天子通过诸侯对那些地区实行间接的统治。周天子有权对诸侯邦国进行巡狩、赏罚；诸侯国有义务向周天子述职，并向周天子缴纳贡赋；当诸侯邦国受到外来侵略或发生内讧时，周天子要给予保护或调解。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叫做“立家”。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状的封建体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与姬姓诸侯这一体系而言，封建与宗法有着密切关系。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国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与血缘上的大宗，紧密结合，成为“封建”的精髓。
政治与血缘的结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实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因此对于士、庶民而言，就有“国”与“家”的对立，他们把自己的宗族称为“家”，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这种离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点，导致分裂割据，与中央分庭抗礼。春秋战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封建的本质是分地分民，与它相联系的，必然是一种领主式的土地关系，具体表现为农村公社与井田。
西周时的“邑”、“里”，就是农村公社。邑、里奉祀社神的地方称为“社”，于是乎邑、里也称为“社”。它们又与井田相关联，《周礼》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表明农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制。
农村公社的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根据民族学家的调查，20世纪初的西双版纳傣族中还保留着农村公社的遗存，与远古时期的情况极为相似。从《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据后人的追述，农村公社的气息是相当浓厚的。由儒家伦理培育出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它推崇备至，奉为理想主义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孟子生活的时代，农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经分崩离析，这使他耿耿于怀。所以当一些国君向他征求治国方略时，他总是说，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说，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复农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关于井田制度有这样的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农田划分成为棋盘状，每家农民必须优先共同耕种“公田”，然后才可以耕种自家的“私田”。由于每家农民拥有同等数量的“私田”，所以过着没有贫富分化的和谐生活。
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私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藉”或“助”。《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注释都说，在此之前没有“税亩”（征收土地税）这种方式，而是“藉而不税”。所谓“藉”，就是“借民力而耕公田”。由于这种方式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周宣王即位以后，宣布“不藉千亩”，“初税亩”这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制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后来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后世儒家学者鉴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对已经消失的农村公社充满向往、羡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社有许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体主义互助习尚，“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学者对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的理想主义回忆。
这种理想主义与秦汉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小农经济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必然伴随土地买卖、兼并，以及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发难的是儒家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商鞅废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后遗症。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药方，就是恢复井田制度。鉴于井田制度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主义的方案——“限田”，目的在于“塞兼并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贫穷者不至于没有土地。在土地可以买卖的时代，“限田”不过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已，根本无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显示了儒家那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政治的致命伤。他颁布的“王田令”，是以赞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公社与井田为出发点的，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周礼》的井田制度模式，实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这种看似很“革命”的主张，其实是历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土地买卖，是企图以国家行政手段向经济发号施令，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遭到全社会的一致反对。连农民也不买帐，这是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田产成为“国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并未使后世的政治家引以为戒。
有宋一代，小农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而来的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为是“田制不立”的结果。于是乎，恢复井田制度的议论如沉渣泛起一般，几乎连绵不断。即使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与宋神宗议政时，建议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税法”，似乎是这一主张的第一步。看来王安石与王莽是颇有一些共鸣之处的。新儒学大师朱熹也不见得高明，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度。他说：“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谓“田尽归官”，就是实行土地国有；所谓“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于口头议论，要雷厉风行地实施。
为什么人们的改革思路始终离不开井田制度，公社的幽灵如此难以摆脱？实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农”问题尖锐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现。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针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地权不均，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如果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分析的话，其中颇有一些问题。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为前提的。极而言之，在孙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是合二而一的。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的党义第四条中，就有“主张土地国有”的规定。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发表党义六条说明，把土地国有与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比拟。这种解释有没有违背孙中山的原意呢？没有。
孙中山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唯有师其意而已”；
——“中国古时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
——“诸君或者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过这项主义了。像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
孙中山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人们，他的平均地权，他的民生主义，只不过是古已有之的井田制度的再版，因为两者“用意是一样的”。令人惊讶的是，他把民生主义与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王安石的“新法”，排在一个行列里。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某种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公社与井田，以及恢复公社与井田的尝试，竟然成为“平均地权”的出发点，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老子与《道德经》、道家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人。他曾经担任周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藏书，因此见闻广博，熟悉典章制度。据说孔子还屈尊向他请教“周礼”，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由于对周朝丧失信心，对世事感到厌倦，便西行出关，到西部山中寻求清静解脱。
他应关令尹之请，把他的思想写成《道德经》（即《老子》）。这篇文字简略含义晦涩的文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开篇第一句话就令人费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凡是可以标注出来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名。他不但把“道”说得尽善尽美，而且把远古先民的原始生活理想化。他认为，用结绳记事而不是用文字，那种极乐无知的生活远比现在美好。他针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有为”，鼓吹“无为”，即无所作为。他认为任何社会进步都会招致祸乱，生产发展会增长人们的贪欲，而贪欲是争斗的根源；文化提高会增长人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争斗的工具。因此他主张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回到浑浑噩噩的“小国寡民”世界，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对现实绝望的复古主义。
胡适1954年在台湾大学演讲，认为老子提倡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说，老子主张“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无为而治。显然，老子对于当时的政府很不满意，所以说了这样的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意思是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政府征税太多，所以饥饿；人民之所以难统治，是因为政府太想有所作为，所以难统治。
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用一种充满哲学思辨的方式陈述出来，闪烁着炫目的火花。他指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正与奇、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智与愚、巧与拙。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也就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老子的《道德经》有这样精彩的解答：“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加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
老子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有一种在天地之前生成的东西，它寂然不动，寥然空虚；它独一无二，自古至今不改变，流行于万物而不倦怠；它产生天下一切，可以做天下一切之母。这就是“道”。被他阐述得如此深奥莫测的“道”，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深远影响，因此后人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道家。
比老子晚200年的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后人并称他们为“老庄”，成为道家的二巨头。庄子，名周，在宋国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他把老子的深奥哲理用生动的寓言表述出来，率性、适己、汪洋恣肆。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派生出一切事物，以及它们的真伪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是非，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主张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具体到对于历史的看法，庄子和老子一样，都有一种今不如昔的史观。庄子说：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一”；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竞”；禹治理天下，“使民心变”，结果导致“天下大骇”。在他看来，夏禹时代显然比不上黄帝时代，也比不上尧舜时代。
不过庄子自有他的魅力，道家学说的相对性、神秘性，在他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庄子梦为蝴蝶，醒来后，竟然不知自己是梦为蝴蝶的庄子，还是梦为庄子的蝴蝶？
请看庄子的名言：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该来之时，人们应时而生；该去之时，人们顺理逝去。人们的生死顺时应势，就不会因此而忽喜忽悲。）
——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天无所作为才清高，地无所作为才宁静。）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哪里懂得贪生不是迷惑呢？我哪里懂得畏死不如后生之视死如归呢？……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就像白马飞驰着越过一条缝隙，转瞬即逝。）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来被道教推崇为教主，因此，后世把道家与道教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不啻天壤之别。
◇刘邦：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项羽和刘邦联手推翻了秦朝，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一个以悲剧告终，一个以喜剧收场，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两个本没有什么文化的草莽英雄，都在《史记》中留下了诗歌，不过一个抒发的是失败的无奈，另一个抒发的是胜利的豪情。
公元前202年，刘邦大举进攻，并约韩信、彭越会师。项羽兵败，退至垓下，落入汉军的包围圈。夜深人静，汉军中高唱楚军士兵家乡的民谣。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无法入眠，起身饮酒，陪伴他的是宠姬虞美人，还有一匹名叫“骓”的骏马。这位末路英雄面对绝境，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复高歌自己即兴创作的诗篇，虞美人在旁应和，凄惨的情景令一代英豪潸然泪下。走投无路的项羽，率八百骑兵突围，在乌江自刎。
刘邦打败了项羽，又平定了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建立大汉帝国已成定局。志得意满的他路过家乡沛县，邀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联欢。酒酣气益振，刘邦手舞足蹈，敲打乐器，仰天长啸：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建立的汉朝，最大的贡献就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他虽然推翻了秦朝，却继承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他接受了皇帝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统郡、县、乡、亭、里，与秦制完全一样。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别掌管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别掌管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管教化)、啬夫（掌管诉讼、收税）、游徼（掌管治安）。
然而，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封建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他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从客观上看，当时恢复封建制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秦统一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确立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是基础并不牢固，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并未深入人心，被打败的六国仍拥有各自的传统势力。如果说项羽的恢复封建制，是迎合六国贵族复辟的愿望，那么刘邦的封建异姓诸侯王则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他为了利用各种势力，击败项羽，封建了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衡山王（后改称长沙王）吴芮。这种妥协，埋下了分裂的潜在危险。在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又封建了九个同姓诸侯王：燕、代、齐、赵、梁、吴、楚、淮南、淮阳。原因在于错误地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以为是废除了封建制，“孤立而亡”。希望同姓诸侯王起到“屏藩”作用，使皇帝不至于“孤立”。他在封建同姓诸侯王时宣布：“非刘氏而立，天下共击之。”其目的显然想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然而事与愿违，效果适得其反。这些王国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郡县制与封建制同时并存，形成奇特的“郡国制”。这种一国两制，是历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了惩罚，同姓诸侯王联手反叛中央，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刘邦建立的汉朝，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刘邦曾任沛县的一个亭长，秦制十里一亭，设亭长，掌治安警卫、治理民事，多以服兵役期满的农民担任，相当于现今一个行政村的村长。这种低贱的身份，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庶民皇帝。他手下的大臣，除了张良是韩国丞相之子，张苍是秦朝的御史，叔孙通是秦朝的博士，其余都是一介平民，即所谓布衣。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等而下之，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是一个车夫，彭越、黥布则是盗贼出身。这些人在开国以后，都当上了将军、丞相级别的官僚，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是在秦汉之际社会大动乱中形成的大变局，贵族世家纷纷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使平民布衣成为舞台的主角。这种“庶民皇帝，布衣将相”格局，对汉朝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邦鉴于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过于苛暴，当然不会继续采用法家理论。那么是否会倾向于儒家理论呢？也不会。出身低贱的他，凭借武力打天下，一向对高谈阔论的儒家嗤之以鼻，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秦末高阳儒生郦食其怀才不遇，托沛公（刘邦）麾下骑士引荐，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喜欢儒生，有戴着儒生高帽子的来客，沛公就把他的高帽子解下来，在里面小便。对儒生蔑视到这种程度，郦食其还是要去谒见。刘邦召见郦食其时，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婢女为他洗脚，极为倨傲不恭。打败项羽后，刘邦说，打天下哪里用得着腐儒！透露了他始终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过他身边还是有几个并不死守教条颇知变通的儒生，如陆贾、叔孙通之流。
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经常在他面前称赞儒家的《诗》、《书》，刘邦以为陆贾不了解形势，对他说，我的天下是在马上打下来的，那里用得着《诗》、《书》！陆贾申辩说，在马上打天下，难道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刘邦以为他说得有理，就叫他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说秦朝专任刑法是它迅速灭亡的主因，因而主张，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政治：稳定得像没有什么事那样，安静得像没有喧闹声那样，有官府而不扰民像没有官吏那样，各村各户过着恬静的生活像没有什么人那样。刘邦对此十分欣赏。
汉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和布衣将相虽然进入巍峨的宫殿，却不懂得君臣礼仪。他们起自民间底层，无拘无束惯了，常在大殿上饮酒喧哗，拔剑击柱，使得刘邦感到“威重不行”，没有皇帝的威严和架势。叔孙通是一个颇知变通的儒生，对刘邦说，儒者虽然难与进取，却可以守成。他为此专门制订了一套兼采周礼与秦仪的宫廷朝仪制度，实施以后效果很好。刘邦第一次领略了作为皇帝的威风凛凛，不无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需要一套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会。黄老之学原本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是以道家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这种“无为而治”，反映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宁静安定的愿望。刘邦之所以欣赏陆贾的“无为”主张，原因就在于此。刘邦起于社会底层，制订政策注重符合实际情况。他的主要助手、丞相萧何，依然保持先前县衙小吏的作风，不受传统礼制的束缚，制订法律、政策都从实际出发。
推行黄老思想的著名人物曹参，同样是县衙小吏出身。汉初他在齐国辅佐刘邦的长子齐王时，得到专门研究黄老之学的盖公的真传：“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他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齐国大治，政绩在各诸侯国中名列第一。丞相萧何死后，他被调到中央继任丞相，把“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奉为宗旨，实行“无为而治”。曹参向惠帝解释“无为而治”的缘由，问：“陛下比高皇帝如何？”惠帝说：“我哪可比高皇帝！”又问：“陛下看我比萧何哪个能干？”惠帝说：“你似乎不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是。既然陛下比不上高祖，我比不上萧何，我们谨守他们的成规，无为而治岂不很好？”惠帝说：“很好。”这就是《史记》所说的“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也是当时民谣所说：“萧何为法，讲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照汉高祖、萧何制订的政策，继续照办，不作更张。
高祖死后，惠帝即位，实权操在吕后手中，继续实行无为而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帝时期依然如此。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屠夫出身的陈平长期担任丞相，崇尚黄老之术，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喜欢黄老之学，甚至强令其子（包括后来的景帝）研读黄老学派的著作。在文帝与窦氏熏陶下的景帝，继续采用黄老之学，宽松刑法，精简官吏，轻徭薄赋，提倡农桑。不过也稍有变化，兼采若干法家学说，他所信任的大臣晁错，就主张以法治国。景帝批准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主张——削弱同姓诸侯王权力。结果，早有谋反企图的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六个诸侯王，起兵反叛，打出的旗号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无为而治，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吴楚七国之乱”结束了无为而治，接下来是汉武帝大展宏图的时代。
◇汉武帝：大汉帝国的威仪
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其威仪，并且走向了顶峰。
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双管齐下。一方面，有意削弱丞相的职权，扩大太尉的职权，把太尉改为大司马，又加上大将军的称号，大司马大将军分割了丞相的军权。另一方面，建立宫廷决策班子，任命一些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可以直接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还起用高级宦官担任中书，掌管尚书之职——出纳章奏，掌握机要。于是形成宫内的决策班子，称为“中朝”或“内朝”，使得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机构——“外朝”，沦为执行一般政务的行政机构。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创建刺史制度。全国分为十三部，由皇帝向每一部派遣一名刺史，代表中央负责监察地方。这种监察权，包括视察政治状况，决定官员的任免升降，平反冤假错案，监察郡国一级长官与地方豪强。西汉有一百零八个郡国一级政区，由中央直接管理似乎鞭长莫及，刺史部的建立解决了这一难题。刺史部就是一个监察区，负责监察若干郡国。然而刺史的地位不高，俸禄仅六百石，而郡国守相俸禄二千石，以小制大，用小官来监察大官，可谓一举两得：既防止监察区成为变相的一级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军权，改变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而首都内外没有重兵的状况，设立中央常备兵。先是设立期门军、羽林军，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所谓“良家子”，训练成为精锐部队；以后又训练阵亡将士子弟，称为“羽林孤儿”，很有战斗力。中央常备军的建立，对于帝国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历代王朝“内重外轻”（重中央轻地方）兵制的开创。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财政，任命理财家桑弘羊主管财政，进行改革。首先是“盐铁官营”，把生产与销售盐铁的权利收归国家垄断，打击操纵盐铁经营的地方豪强势力。其次是“平准均输”。平准法是由中央政府在首都长安设置平准官，按照价格波动，收购或抛售货物，调解供需，控制市场。均输法是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调节各地运往首都的物资，以保证军需供给，都市消费，仓库积储。平准均输政策打击了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既维护了民众利益，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财政基础。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使泱泱大汉登上了顶峰，帝国已强大到足以向边陲地区及亚洲腹地不断地发动军事远征。向西南远征的结果，在云南和四川设立了牂柯郡、越嶲郡、益州郡；对南越的远征，把中华帝国的版图扩大到越南的北部，汉朝在这片地区建立了九个郡；向东北远征的结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个郡。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兵力在北方与西北方。从公元前133年起，在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的指挥下，向经常骚扰中原的游牧民族匈奴发起攻势，不久在西北边陲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了探索中亚的史诗般功业。张骞的第一次出使旨在联合在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二次出使旨在联合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夹击匈奴，目的都是“断匈奴右臂”。张骞归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在西域的见闻，关于中亚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少许有关印度和前往印度的路线等情况，也提到中国丝绸出口的最西面的目的地——罗马帝国，这是中国首次得到关于罗马帝国的消息。今人仍可从《史记·大宛列传》看到当时的盛况。
从当时的首都长安向西，前往河西走廊，再由武威经张掖、酒泉，到达敦煌。从敦煌西行，经玉门关、阳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南道——从鄯善沿南山（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帕米尔），到达大月氏、安息诸国，再西去可以抵达大秦（罗马帝国）；另一条是北道——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过葱岭的北部，向西可以到达大宛、康居、奄蔡诸国，再往西可以抵达大秦。这就是彪炳于史册的丝绸之路。
西域的开通，使丝绸之路在全球历史上声名远扬。中国的使臣和商人到达奄蔡（今里海东岸）、安息（波斯，即今伊朗）、条支、黎靬（地中海东岸）。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节和商人来到中国。中国的精美丝绸由中亚、西亚运到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和贵族夫人的珍贵服装面料。罗马人当时仅仅知道中国是丝绸的产地，因此把中国称为Seres,即拉丁语的“丝绸”。但是，安息和中亚各国都极力想维持各自在丝绸之路中的利益，不愿意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直接接触。
◇失踪的罗马军团
墨菲《亚洲史》写道：“于是，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墨菲还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箭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可能是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唯一一次直接接触。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历史之谜。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阵亡，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以后却神秘地失踪了，成为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批古罗马人后来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城市——骊靬。有的学者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将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其独特的阵法、战法带有古罗马军队的特色。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河西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骊靬”的县，修建了骊靬城堡。这可以在《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骊靬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所谓“取国名为县”，就是用罗马国名为县名。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以后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骊靬古城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据考古学家研究，骊靬遗址的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当地的村民带有欧洲人的体格特征：个子高大，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皮肤呈深红色。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罗马人的斗牛遗风。
这一骊靬之谜，如果得到证实，可以再现二千年前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让历史的魅力显露得淋漓尽致。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要解开这一谜团，历史依据尚嫌不足。我们不妨寄希望于未来。
◇古文经学与王莽“托古改制”
比数量的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向政治的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汉元帝虽然多才多艺，精通书法、音乐，会作曲、演奏乐器，但毫无政治才干。他所用的大臣，多是迂腐的经学家。朝廷上讨论大政方针，处理军国大事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只会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来判断是非曲直，根本不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汉成帝更加沉迷于经学，任用刘向整理儒家经典，就是突出表现。他一味按照儒家经典的教导来包装自己，仪容端庄，不左顾右盼，外表上一派帝王气象，却不知如何执政。当大臣们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批评他作为皇帝的“失德”时，尽管内心不以为然，还是不得不屈从于经学，诚恳地接受，以显示纳谏的雅量。
如此众多的人在经学中讨生活，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由此激化了经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这就是所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与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持续不断的争论。
何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原先五经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特别标明“今文”的名称。
何谓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所谓古文，是指战国时代东方地区的文字，汉代已经不通行。这些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大体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为了扩建王府，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了一批“古文经”，即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敬献这批“古文经”，希望把它们也列为太学的钦定教材。从事校勘古籍的经学家刘歆，向汉哀帝提出，应该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使得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势如壁垒。今文经学始终占据上风，可以在官方的学校里正式传授，古文经学只能在民间私人传授。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处在劣势的古文经学，被王莽利用来篡夺汉室政权，成为其进行“托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的饥馑动乱，使他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别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汉帝国。此后的汉昭帝、汉宣帝还算称职，能够维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后的继承人每况愈下，相继即位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来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凭借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宫廷大权。他从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被写成虚伪做作、收买人心。其实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这种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周礼》一书是周朝制度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顾问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代，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显得迂腐不堪，与时代格格不入。看来他完全忘记了当年汉宣帝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教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时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来治理汉朝，未免过于迂腐、背时。
何况王莽“托古改制”企图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无法用儒家经典的教条解决的问题。早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归结为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因而他的解决方案的最高理想，就是恢复井田制。但是，井田制由于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恢复它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占田超过一定数量。在土地私有化，并且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企图“限民名田”，是经学家按照儒家教条炮制的平均主义空想，写在纸面上很好看，根本无法实施，董仲舒不过是一阵空喊而已。哀帝的辅政大臣师丹，继续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提出“限田”建议，得到哀帝的批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订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条例，企图限制人民占有土地与奴婢的数量。在那个时代，土地与奴婢是权势地位的象征，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岂肯自动放弃土地与奴婢！师丹、孔光之流的“条例”，也是一阵空喊，引起了社会震动，终于不了了之。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师丹更为雄心勃勃，不仅要“限田”，而且要恢复井田制。他在诏令中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也就是恢复井田制，实行土地国有化；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这纯粹是经师们的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标准平均分配土地，全国的土地根本不够分配。更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买卖，显然是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包括农民的支持。三年后，王莽不得不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失败，承认原先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王莽还按照《周礼》，企图实行西周的“官商”政策，由专职官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和物价进行控制，主要的经济部门与物资由国家专营、专卖。结果是官商的弊端显露无遗，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团糟。王莽不得不在垮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改革。至于按照《周礼》，恢复古代的货币、官制，弄得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
王莽妄图按照儒家经学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的新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就寿终正寝，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汉族农业区，必然为先进的社会所同化，这就是所谓汉化。它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汉化都是如此。
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以至于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称之为“汉”，是“十六国”之一。大约在曹操晚年，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汉国的建立者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师事著名经学家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他能背诵孙、吴兵法，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颇为自负，自命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刘渊建立汉国后，任用他的经学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
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政权，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汉人），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经、诵读史书，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
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胡人汉化，中原的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重礼仪的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就是汉人胡化。所谓汉人胡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中，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你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的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盘腿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所以竹林七贤双脚前伸的坐法被称为“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举动。胡人发明的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它还有这样一些别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看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
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人子弟以学习胡语为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充斥了“胡虏”之音。胡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胡笳、羌笛、琵琶等乐器，随着民族大迁徙，从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区传入中原，使传统音乐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
我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汉胡互化的累累硕果。我们先人的这种大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
◇李世民与武则天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国的声望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不能讲过头。由于李世民是杀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伦理，因此即位后便致力于篡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御用文人把太原（晋阳）起兵时的李渊（李世民之父）写成无所作为的庸碌之辈，李世民则成了唐朝的缔造者。其实，李渊决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开国君主。
唐朝的缔造者李渊出生于北方山西地区一个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贵族之家，他是西魏贵族李虎之孙，本人又世袭唐国公，凭借自己的政治优势，利用隋末的动乱形势，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王朝。隋、唐的建立者与西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西魏宇文泰创建府兵，最高长官有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隋朝缔造者杨坚之父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唐朝的缔造者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八柱国之一。而且宇文泰、杨忠、李虎透过突厥望族独孤信维系着一种联姻关系：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儿嫁给了李虎之子李昞，七女儿嫁给了杨忠之子杨坚（即隋文帝）。李渊透过其母独孤氏，与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李渊取代隋，有如杨坚的取代北周，是贵族政治的产物。
李渊世袭唐国公，任太原留守（指挥部设在晋阳），执掌军政大权。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见隋王朝已无可挽救，便率部从太原起兵，南下占据长安及渭水一带。这就是反对隋朝的关键之举——太原起兵（或曰晋阳起兵）。为了掩人耳目，李渊暂时捧出隋炀帝的孙子作为傀儡，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则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第二年，隋炀帝被反隋武装力量处死，李渊便正式称帝，建立唐朝。说李世民是唐朝的缔造者，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了四个儿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长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长安，协助父皇处理军国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领兵出征在外。随着李世民在征战中屡建战功，威望日益提高，与皇位的法定继承者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明朗化。在这场斗争中，四子齐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
李建成与李元吉企图削夺李世民的兵权，唐高祖李渊同意这一预谋，但是由于军事行动未停，暂时不便下手。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剧了预谋活动，想以李元吉担任出征元帅，削夺李世民的兵权。李世民获悉后，与他的亲密顾问、内兄（妻兄）长孙无忌等人商量，采取先发制人的对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渊立自己为太子。这一事变充满血腥，令人触目惊心：李建成被李世民用弓箭射死，李元吉则死于埋伏；李世民连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也不放过，一并杀死。在杀死了他的对手之后，到了葬礼的那天，李世民还假惺惺地在公众面前，装出一副哭得很伤心的样子。两个月之后，唐高祖被迫放弃皇位，李世民终于成了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李世民的上台充满如此之多的阴谋和血腥，让人心寒；然而唐太宗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计地粉饰历史，力图掩盖历史的真相，关于玄武门之变便有了不同的说法。
之所以讲这些史实，意图是辩证地看待那些杰出帝王，少一些形而上学，不要一说好就一切皆好。看到了李世民的另一面，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雄才大略的肯定。
唐太宗即位后，果断地采取与民休息、不得罪民众的明智政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深知自己虽然贵为天子，却并不可以为所欲为，道理就在于：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反对意见，也就是所谓善于纳谏。他的谋士魏征是一个敢于不看皇帝脸色而讲真话的大臣，提反对意见无所顾忌。唐太宗和魏征之间，一个虚怀博纳，从谏如流；一个直言极谏，面折廷诤，形成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这大概就是被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出现的根本原因吧。
君臣们同心同德缔造的贞观之治，确实大有可观之处。
一是完善三省六部制度。中央政府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政事堂会议讨论，经皇帝批准后颁行。三省的首长——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都是宰相，此外，凡是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如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也是宰相，人数多至一二十人。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世史》中谈到唐朝三省制度时说：“中书省为天子的秘书官，司掌起草诏书敕令、批答臣下的奏章。这些诏书的颁发或敕令的下行，要取得门下省的同意。门下省有反驳的权力，若中书省起草的文稿有不当之处，门下省可以批驳，甚至将其封还。因此，中书省和门下省须在政事堂上达成协议才成。尚书省是接受上述决议的执行机关。……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的要员，皆系贵族出身，而贵族并不完全服从皇帝的命令。因而天子对臣下的奏章批示时，所用的文字，都很友好温和，决不用命令的口吻。”钱穆在《国史新论》中纵论汉唐宰相制度的差异时也有类似的议论：“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画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省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各拟意见（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书省）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门下省，由给事中（门下省属官）一番复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不能独裁。”
二是完善科举制度。贞观元年，唐太宗通过科举考试选取才士，常举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法律、书法、算学的专门科目，取士有限，而且难以进入政界；秀才科须博学的人才能应考，唐太宗时几乎濒于废除；真正成为常举科目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帖经、经义及时务策；进士科主要考时务策、经义，唐高宗时加试杂文（诗赋），唐玄宗时改为考诗赋为主。进士科日益受到重视，大多数官员出身于进士科，因此当时的官员多擅长诗赋文章。贞观晚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进士的进身之阶，起到了推动作用。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时，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三是完善法制建设。唐太宗即位后，多次组织名臣研究立法，采纳魏征的建议，确立宽仁、慎刑的宗旨。他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写成《唐律》（即《贞观律》）五百条，涉及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法律。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条文加以注疏，编成《唐律疏议》十二篇三十卷。《唐律疏议》对当时的高句丽、日本、安南等国有重大影响，也是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
唐律体现了唐太宗宽仁、慎刑的宗旨，以死刑条目为例，比前朝法律几乎删减了一半，也比号称简约的隋朝《开皇律》更为宽简，把斩刑减为流刑的有92条，把流刑减为徒刑的有71条，还废除了鞭背等酷刑以及断趾等肉刑。断狱律还规定，徒刑以上罪，断案后，如果罪犯不服可以提出再审；死罪则必须经过“三复奏”，三日后才可以执行。法律的本意是为了制止犯罪，宽仁慎刑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据说，贞观四年，判处死刑的全国总共才二十九人。法简刑轻，成为太平盛世的标志。贞观一代，君臣上下守法成风，正如《贞观政要》所说：“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晚年的唐太宗为接班人问题所苦恼，为了避免玄武门之变的悲剧重演，他以长子李承乾有“谋反”嫌疑，而废掉了他的太子身份。四子魏王李泰有文学才华，深得唐太宗喜爱，但是由于他图谋夺取太子地位，断断不能立为皇储，否则将为后世所仿效。尽管九子晋王李治软弱无能，唐太宗还是选择他作为接班人。这就是贞观二十三年即位的唐高宗。
唐太宗选择优柔寡断的唐高宗作为皇位继承人，为武则天这位“铁娘子”临朝称制，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她从幕后走向前台，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在当时政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代徐敬业写的《讨武氏檄》如此声讨武则天：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
——“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话语十分尖酸刻薄，但也并不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武则天的品德操守与私生活确有不少令人非议之处。最受人非议的是“狐媚偏能惑主”——她成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贞观十一年，十四岁的武则天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嫔妃）。唐太宗死，她依照惯例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本应与世隔绝度过余生。不料，她早已为唐高宗看中，即位不久，就召入宫中，成为他的昭仪（嫔妃）。一个女人能够成为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在中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如果没有“狐媚偏能惑主”的本领，断然难以做到。此人不但狐媚，而且诡计多端，在与王皇后、萧淑妃的争宠斗争中，深得唐高宗宠信，尽管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极力反对，高宗还是册封她为皇后。
当上了皇后，高宗鉴于健康原因委托她处理朝政，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武则天对于大权在握的“二圣”地位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要当皇帝。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所生长子），武则天不顾母子之情，用毒酒杀死李弘，改立次子李贤为太子。由于李贤有才干又有文采，在士人中声望很高，武则天恐怕难于控制，就找个借口把他废为庶人，改立三子李显为太子。高宗死，李显即位（即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第二年就废掉中宗，另立她所生的四子李旦为唐睿宗。武则天以“革命”、“维新”为旗号，借助佛教宣扬她受命于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劝进”。690年，武则天正式宣布废掉唐睿宗，改唐朝为周朝，自称圣神皇帝，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女皇。问题不在于女人做皇帝，而在于她为此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无怪乎《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的评语，对她没有一句好话，什么“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葅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
当代的历史学家却显得较为宽容。西方学者如此评价：武则天摧毁了她的主要反对派老贵族，为此她把首都东迁至洛阳，并从东部地区选用官吏，以制衡与李唐宗室休戚相关的西北士族的力量。她颁布《大云经》，预言女皇是弥勒佛转世，为她的皇位寻找合法依据。她虽然残忍，却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力卓异的统治者。中国学者则充分肯定武则天执政时期的积极贡献，给她以全面的评价。她虽然一度篡夺了唐朝政权改为周朝，但贞观之治仍得以延续，社会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她的最大贡献在于，顺应历史潮流，打击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把政权向一般庶人开放。
从李世民到武则天，唐朝的政治格局已经明朗化，尽管依然是贵族政治，但是东晋南朝的门阀士族的特权逐渐丧失，社会上重视门第郡望的倾向受到了遏制，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更加重视功臣良将，重视功名事业，显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盛唐气象：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族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外、周边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国人融为一体，不断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唐朝前期充满了文化宽容气概，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或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高度，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这是必须以充分的自信心为底蕴的。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以乐舞、服饰的引进与更新最为突出。
唐初的祖孝孙把南乐与北曲融为一体，协调“吴楚之音”和“周齐之音”，其成果就是《大唐雅乐》。这是对于传统音乐的整理与融合。唐太宗平定高昌，引进高昌乐，丰富了唐的“十部乐”。其中燕乐、清商乐是传统的雅乐、古乐，其余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丽乐都是从边疆或域外引进的。例如：开盛唐音乐风气之先的《秦王破阵乐》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奏乐时，“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这种气势，是先前的雅乐所不具备的。
唐玄宗是一个音乐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是出色的作曲家，一生作曲无数。他嗜好乐舞大曲、法曲，善于吸收来自西域的胡乐，称为“胡部新声”，加速了华夷音乐的渗透与融合，特别是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完成了佛曲的改造，发展为舞曲，使胡音一跃而为纯粹的唐舞，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印度佛曲《婆罗门曲》，唐玄宗立足于传统的清商乐，对原曲进行改编，形成了唐乐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它描写仙女奔向人间的瞬间，把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了格调极美的意境。
如果说从《婆罗门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创作，那么，从乐曲发展为舞蹈则要归功于杨贵妃。据专家研究，杨贵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编舞者。舞姿极为优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这样描绘他的观感：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传说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善为霓裳舞”，杨贵妃极为欣赏，赠诗一首：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下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
多么富有诗情画意，丝毫看不到《婆罗门曲》的痕迹了。
当时盛行来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轻快，旋律活泼，在都城长安风靡一时。出于西域的“胡旋舞”，以快速旋转而著称。杨贵妃、安禄山都擅跳此舞。安禄山是个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腹垂过膝，跳起胡旋舞来，动作敏捷有如旋风。白居易《胡旋女》写到由于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带头，京城人人跳胡旋舞的景象：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跳胡旋舞的场景，给人一种亲临现场的感受。敦煌壁画记录了大量乐舞场景，相当多的部分是从国外传入的，如220窟的乐舞是“阿弥陀净土变”，其中的胡腾舞来自中亚，天女们佩璎珞、缠飘带，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婀娜曼妙。敦煌壁画所显示的乐器达四十多种，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门类齐全，琵琶、阮咸、箜篌、筚篥、埙、羯鼓、答腊鼓等，大多从西域等地传入。
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当时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风盛行，胡乐、胡舞以外，首推胡妆。正如元稹诗所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汉人妇女仿效胡人妇女的服装与装扮，成为时髦风尚。
大将高仙芝远征中亚，带回当地的柘枝舞，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来。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裤，脚登“小头鞋履”，于是窄口裤、小头鞋履成为流行式样。“小头鞋履窄衣裳”，在当时号称“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一般贵族与士民都竞相仿效，“好为胡妇及胡帽”。
更进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国化。文献记载，杨贵妃有“鸳鸯并头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最为时髦的打扮，类似今日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姐虢国夫人爱穿“罗帔衫”，都是袒肩露颈的宽松服装，完全摈弃了初唐宫人遮盖全身的装束之风，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
外来文化从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剧场，中外艺人，表演戏剧、滑稽剧和其他娱乐节目。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从波斯传来的马球，流传下来描绘马球游戏的画作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从中亚各国以及日本、高丽来的使臣、商贾和香客，促进了人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来自这些遥远地区的物品——马匹、珠宝、乐器和织物——激起了宫廷和京城贵族无穷的兴趣。外来文化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臻于完美的银制品，就设计和做工而言，颇有波斯风格。从印度、波斯和中亚传入的新乐器、新曲调，使中国音乐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盛唐社会的自由开放、放任自流，艺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齐放，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天才，这个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们交相辉映，勾勒出美妙绝伦的盛唐气象。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进士科考试诗赋，这就意味着作诗成为获取功名的捷径。唐高宗时，进士科加试的“杂文”，就是诗赋，为擅长写诗者提供入仕的正途。唐中宗时，明确了诗赋试与策论试、经义试的同等地位。及至盛唐，以诗赋取士更见推重，唐玄宗时进士及第而位极卿相者，如苏颋、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精于诗赋。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官僚中诗人多如牛毛，为历代所罕见。清朝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编辑《全唐诗》，收集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达二千三百多人，说它空前绝后，也不算太过分。
书法在这个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普及于政府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到了盛唐，书法为之一变。颜真卿的书法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初唐的娟媚风气，创造了与盛唐气象相适应的新书体，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为以后历代奉为正统书体。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边疆的奚、契丹，于是起用蕃将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两年后，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七年后又兼任河东节度使，成为统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东北、华北最大的军阀，与西北军阀哥舒翰遥相呼应，雄镇一方。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博得唐玄宗的宠信。在这方面，这个混血胡人很有手腕。
——他善于献忠心以取媚于皇帝。此人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禄山当然不会放过献媚的机会，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如此赤裸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居然没有看穿他的虚情假意。
——为了获得唐玄宗的宠信，安禄山在杨贵妃身上下功夫。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五岁的安禄山竟然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为“养母”，进出宫廷都以杨贵妃的“养儿”（义子）自居。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手，他深知贵妃受皇上无比宠爱，走夫人路线，是最有效的捷径。
——东北边疆的奚、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奚、契丹，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可以从边关来到京都，出入宫禁。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他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又带有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的头衔，管辖东北、华北地区，号称“兵雄天下”。天宝初年，三镇总兵力已经有十八万，当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时，兵力可能已经超过二十万，当时中央直辖军不过十万而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中央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人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指出，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意思是他将要反叛。事实正是如此。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绝对效忠于他个人。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加紧了反叛的步伐。
可悲的是，唐玄宗对安禄山依然深信不疑。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指出，安禄山必反，唐玄宗根本不信。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朕在华清宫接待你。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竟然邀请安禄山来华清宫同洗温泉浴。
唐玄宗等来的不是来洗温泉浴的安禄山，而是举起反叛旗帜的安禄山。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当他在蓟城（今北京西南）南郊誓师时，为反叛打出的幌子就是“奉密诏讨杨国忠”，起兵“平祸乱”。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且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特地修建温泉汤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就地防御；紧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平叛。
白居易《长恨歌》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紧急战报打破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歌舞升平。形势急转直下，兵败如山倒。叛军如秋风扫落叶般节节胜利，只用了短短的三十四天，就从范阳打到洛阳，东都洛阳遭受一百几十年来未有的浩劫。守卫洛阳的封常清，驻屯陕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唐玄宗轻信监军太监的诬告，以“失律丧师”罪，在潼关处死高仙芝、封常清。临阵斩帅的严重失误，是平叛战争的不祥之兆。
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把天宝十五年改为圣武元年，一派改朝换代的架势。这一下叛乱谋反的面目大暴露，先前所谓“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完全是骗人的。
这时的形势对安禄山十分不利。第一，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联络各地忠义之士，抗击叛军，骚扰洛阳与范阳之间的交通，给安禄山带来了后顾之忧。第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兼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调遣，在平叛战争中取胜，切断安禄山大本营洛阳与根据地范阳之间的通道。第三，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哥舒翰也是胡人，此时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威名显赫，而且与安禄山素有宿怨，由他镇守潼关，足以与安禄山相抗衡。
然而，唐玄宗指挥失误，导致满盘皆输。他想尽快平定叛乱，命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从潼关出兵进攻洛阳，并且要各路兵马围攻洛阳。在当时形势下，坚守潼关是上策，可保长安无虞。在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向皇帝指出，如果从潼关出兵，有战必败，潼关失守，京师长安危急，天下之乱就不可平了。唐玄宗拒不接受。杨国忠对哥舒翰有所猜忌，极力怂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东征。
这一错误决策，无异于自投罗网，二十万大军一战即溃，哥舒翰逃回潼关时，被部将抓获，献给叛军。一向瞧不起安禄山的哥舒翰，在洛阳向被他骂为“野狐”的安禄山投降。
潼关陷落，长安失去屏障，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逃离长安。次日中午抵达马嵬驿，皇帝的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迫使唐玄宗命令太监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七十二岁，杨贵妃才三十八岁。旧史家渲染杨贵妃是败坏朝政的祸水，意在为唐玄宗开脱，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是唐玄宗的责任。在马嵬驿的杨贵妃墓地，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题字，共同的主题就是替杨贵妃鸣冤叫屈，多少反映了一点与正史不同的民间意识。
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和执意向西逃跑的父皇分道扬镳，在太监李辅国的扈从下，奔向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武，并且在那里登上皇帝宝座（即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五万军队从河北赶赴灵武，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也派兵前来会合。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叛军内部则明争暗斗，分崩离析。安庆绪杀死父亲安禄山，抢得皇帝宝座，却只知纵酒享乐。唐军乘机反攻，收复沦陷一年多的长安，继而收复洛阳。
此后安史之乱进入另一个阶段，它的主角就是留守范阳的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他不愿受安庆绪节制，率八万军队向朝廷投降，出任范阳节度使。时隔半年，史思明反叛，与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遥相呼应。唐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出让皇位作为交换条件，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解邺城之围后，设计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留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并且在半年以后再度攻陷洛阳。唐朝方面再度陷入被动局面。正在此时，叛军内讧，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唐军乘机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范阳，遭到守军拒绝，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安史之乱是开元、天宝时期腐败政治导致的后果。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与商业革命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六千余万，此后由于分裂和战乱，人口总数几起几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阶段的天宝十四年（755年）约有七千余万。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即北宋末年）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根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二是，原先水稻栽培采取粗放的直播法，这一时期把直播法改造成为移植法，也就是说，过去把稻种直接撒播到田里，现在先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
其三是，对于水稻栽培的各个环节都讲究精耕细作：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锄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
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至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另外有两点也颇值得注意。一是江南麦作的推广与稻麦二熟制的形成，标志农业生产水平的一大进步。与此相呼应的是，水稻种植由南向北推广。二是由于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蚕桑、茶叶、蔬菜、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的专业户，从事个体小商品生产。最突出的是，蚕桑区农家的蚕桑丝织经营，开始从家庭副业中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生产。陈旉《农书》说，湖州地区农家“唯藉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已经成为他们的主业。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导致“商业革命”较早的出现，成为宋朝历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
这是西方汉学家的看法。他们把宋朝的转折点称为一次“复兴”，或一次“商业革命”。
费正清和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关于宋朝的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方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是言之有据的。
如果对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与唐朝的首都长安加以分析比较，就可以发现唐宋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可以从这个中原大都市中看到商业革命的真实状况。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闭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这就是东市与西市。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变革在五代至宋初逐步显现，随着开封的繁荣，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
这种变革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也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政府宣布取消对于夜市的禁令，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开封城内十字大街有所谓“鬼市”——通宵达旦的商业街；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夜市营业到三更，而五更时分又再开张；至于“耍弄去处”（娱乐场所），营业“通宵不绝”。
开封城的街巷结构截然不同于长安，他的四条御街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相连，此外还有东西向的横街，以及南北向的直街，互相连通成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有繁华的“街市”，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娱乐场所）等连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最为热闹的是以北面御街为中心的街市，从宫城南门（宣德门）东去，有东西向的潘楼街、土市子，南面是界身巷，潘楼街既有集市性质的潘楼酒店，又有金银彩帛的交易所，还有最大的娱乐场所桑家瓦子。北面的马行街，既有马市（交易马匹的市场），又有庄楼、杨楼等酒楼，还有大小货行、医行、药行。再往北的新封丘门大街，有州北瓦子和茶坊、酒肆、饮食店。
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面前，一切文字记载都相形见绌。这幅长卷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东京开封的街市繁荣景象。画卷从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开始，向西是汴河上的市桥及周围的街市、城门口的街市、十字街头的街市。张择端画了各色人物七百七十多人、房屋楼阁一百多间、大小船舶二十多艘，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画面上有满载货物的骆驼队正在向东出城，城门内不远处有一座三层楼房——孙家正店（酒楼），门前有彩楼欢门，十分富丽堂皇。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各类商店的招牌幌子：“王家罗锦匹帛铺”、“刘家上色沉檀栋香”、“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香药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豪华的招商旅馆——“久住王员外家”。
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交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此外还有三千家称为“脚店”的小酒楼。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有“应招女郎”——“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有“陪酒女郎”——“为酒客换酒斟酒”；有“卖唱女郎”——叫做“扎客”或“打酒坐”。显示了开封迥然有别于昔日长安的新潮特色。
开封城位于汴水（汴河）两岸，汴水北通黄河，南通淮河、长江，因此开封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的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大山门内出卖飞禽走兽；第二座山门内出卖各种杂货；广场上出卖家用器物，有蒲盒、簟席、屏帏、鞍辔、弓箭、时果、腊脯等；近大殿处，出卖老字号名牌产品：王道人蜜饯、赵文秀笔、潘谷墨；两廊出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首饰、幞头帽子等；大殿后、资圣阁前出卖书籍、古玩、图画、土产、香药之类。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或巨额批发贸易，十分不便。于是货币发生了突破性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宋真宗时期，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是由商业信用关系孕育出来的纸质货币。宋仁宗时期，政府从商人那里收回了发行纸币的权利，在益州设立“交子务”（按：“务”是机构名称），负责印刷、发行交子。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固定，盖有官印；用户以现钱换取纸币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在册，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随着这种纸币的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中央政府在首都开封设置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发行事宜。南宋时，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的钱引、湖广的会子、
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所谓“会子”，原先叫做“便钱会子”，“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就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中叶，发展为兼有流通职能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多年。
◇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它来评价朱熹学说，是最为恰当不过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是儒学更新运动在学术上的总结。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学说，即所谓“朱子学”，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朱熹的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他的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121卷；他的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朱熹认定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够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理与气的讨论，虽然抽象，却不乏兴味。下面引用几段来加以欣赏：
——学生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之理总名否？”朱熹答：“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学生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
——学生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朱熹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学生问：“理在先，气在后？”朱熹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学生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是切不可简单化地说，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新近出版的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说得比较好：理先气后，是朱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它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早年认为理气无先后，以后认为从逻辑推论，理在气先。朱子的理气学说，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和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三百年以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也提出了与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例如：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年轻一代“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过于苛刻，其实不然。按照朱熹的逻辑，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中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么就谈不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朱熹为什么要强调“持敬”、“涵养”工夫了。他所说的“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风度得到整肃，要排除杂念，外貌与内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齐严肃，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他有一句名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说，待人接物必须恭恭敬敬、畏畏谨谨、收敛身心，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讲究“修身”，那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距离不远了。
然而，朱熹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学术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的绍兴年间，就有依附秦桧的官僚攻击程学、洛学，原因就是他们反对“和议”（实即投降），诬蔑这些学派为“专门曲学”，极力主张朝廷应该“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学派门户之争，而是明火执仗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也因为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朱熹疾恶如仇，曾经连上六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二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侂胄的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
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当局还是罗织了一个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令人啼笑皆非！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朝廷提心吊胆，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在悼念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此一时，彼一时，简直是天壤之别，正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
◇盛极一时的东西方交往
大蒙古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起太平洋，西至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以通行无阻地直达各地，东西方交往盛极一时。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建人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dePlanoCarpini）大主教带着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然后带着蒙古大汗贵由致教皇的书信，向教皇复命。这份书信的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中，用波斯文书写，上面盖着蒙古大汗的印章。这恐怕算得上是东西方外交史上最早的国书原件，弥足珍贵。
1253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前往蒙古，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宫谒见蒙哥大汗，然后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国书返回。不久，他用拉丁文写了出使报告《东方行纪》，成为了解13世纪蒙古的纪实文献。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指出，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之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地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在谈到上述欧洲使节访问蒙古之后，汤因比说，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穿越往返的使团，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60年前后，尼哥罗·波罗兄弟来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不花剌（今乌兹别克的布哈拉）经商，以后跟随旭烈兀的使臣前往蒙古的上都开平，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委托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到达蒙古的上都开平，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出任元朝官职，游历了大都（北京）、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作了生动的记录。马可·波罗一行凭借大汗发给的银质通行证，沿途得到食物、住宿和安全的保证。他的游记同其他中世纪传说一样，有着一些奇异的故事，欧洲人认为他把元朝中国的辽阔和繁华渲染得太过分，以为是在吹牛。当忏悔牧师在他临死时敦促他收回他的全部谎言时，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还没有讲出我看到的一半呢！
马可·波罗确实是在记录他的所见所闻，经过专家们的考证，他的记录基本属实。例如，13世纪末他来到昔日南宋的都城杭州时，不禁赞叹为“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当时南宋刚灭亡不久，劫后余生的杭州，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市面繁荣。马可·波罗写道：
——“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
——“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数”；
——“上述十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则为商店，零售各种货物，其中有香料、首饰、珠宝”。
正是由于他的记载在欧洲的传播，致使杭州这座花园城市闻名于世。其他的中国见闻记录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例如，关于忽必烈时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带有很强的写实性。马可·波罗称中国为“契丹”，称南方的汉人为“蛮子”，称北京为“可汗的大都”，称杭州为南方汉人的“行在”，所有这些称呼，都带有宋末元初的时代特色。
1289年，伊利汗国的大汗阿鲁浑因妃子去世，派遣使者到大都，向元朝皇帝请求续娶，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为了稳妥起见，忽必烈命令马可·波罗随同伊利汗国的使者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他们一行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1293年到达伊利汗国。马可·波罗完成任务后，从那里动身回国，1295年抵达威尼斯。
不久，马可·波罗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讲述他游历东方的见闻，被同狱的小说家记录成书，书名《世界的描述》（一曰《世界的印象》）。中译本以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流行最广，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看到了13世纪中国生动活泼的各个侧面。
然而，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于他“百万牛皮”的成见，至今仍然没有消除。1981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Wood）女士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表示质疑。1995年，她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在英国出版，进一步论证她的观点。她的结论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任何接近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不朽的《马可·波罗行纪》完全是杜撰之作。她的这种见解，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也得到几位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的支持。
中国的元史专家杨志玖首先表示异议，针对伍芳思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他在《环球》杂志1982年第10期发表文章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历史书籍中确实没有发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是并不是没有一些可供考证的资料。例如，伊利汗阿鲁浑的妃子死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大都，请忽必烈大汗赐给他一个与王妃同族的女子为妃。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许配给他，三位使臣邀请马可·波罗护送，从海路回国。这些在《经世大典》中有明确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波罗所说相符。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也有相同的记载。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表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此外，《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到镇江附近有两所基督教教堂，在瓜洲附近的长江中的寺院，即著名的金山寺，都可以在《至顺镇江志》中得到印证。这些目击的记录，决不是“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可以“杜撰”得出来的。又如，《马可·波罗行纪》有一章专讲元朝的纸币，说它通行全国，信用程度之高，“竟与纯金无异”，“伪造者处极刑”。这点由1963年河北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的铜版所证实，铜版正中刻有“伪造者处死”五个大字。
1997年，杨志玖针对伍芳思的著作，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全面论述了他的观点：伍芳思虽多方论证，但说服力不强，《马可·波罗行纪》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但准确可考之处也不少，若非亲见便难以解释。
以后有的中国专家为此写了专著，全面反驳伍芳思的结论。现在看来，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显然过于武断，难以令人置信。
元朝的东西交流，除了频繁的陆上交通之外，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蒙古重视色目人的政策，促进了阿拉伯商人渡海东来，东西方贸易日趋繁荣。当时的泉州港，与阿拉伯世界的巴格达港，遥遥相对，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商港。泉州外国商船云集，号称“番舶之饶，杂货山积”。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人蒲寿庚最为有名，世代经营海上贸易，南宋末年曾经出任主管泉州对外贸易的职务——提举市舶使；投降元朝后，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福建行省左丞，负责与海外各国的通商事宜。此后蒲寿庚父子从事海外贸易达三十年，富甲东南，成为传奇人物。泉州也因海外贸易的发达，吸引各国商人前来居住，城南的“番坊”是各国商人、教士居住区，阿拉伯侨民数以万计。他们中许多人与当地人通婚，死后安葬在那里。今日泉州一带蒲、丁、郭等姓，就是当年阿拉伯人的后裔。
◇靖难之役与建文帝生死之谜
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因自己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将长子立为太子，九子、二十六子早死，其余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燕王朱棣、晋王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