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于10月17日傍晚参拜了靖国神社，并自述其参拜理由：“我此次参拜是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对战争中为国捐躯士兵的灵魂表示尊重，我想任何国家都会对为国阵亡将士的灵魂予以抚慰。这是一种表达维护地区和平的方式。”[详细]
类似回避政治、强调感情的说辞，近年来不断出自日本自民党政要之口。这种理由成立吗？
2012-10-19 第74期黄章晋：当年是谁拯救了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只讲政治不讲感情
安倍晋三的“抚慰说”说充满了感情色彩。安倍早些时候还说过：“（在首相任内）也曾多次想过在什么时候参拜（但最终并未参拜），这令我对靖国神社内的英灵们心生愧疚。”其对感情因素的强调，也相当明显。但安倍似乎忘了，自二战到今天，靖国神社这个地方，从来都是只讲政治，不讲感情的。
神社其实根本不关心死者亲属们的情感诉求
自八十年代以来，韩国、台湾地区的遗属不断提出将自己的亲人从靖国神社“撤销合祀”的诉求。按常理，没有任何人比遗属更有权力对死者表达追悼之情，即便死者是希特勒，也不能阻止希特勒的后人对其进行追悼。如果死者的亲属反对将死者变成某种公开追悼的对象，很显然，这种反对应该获得尊重和认可。但靖国神社却是逆其道而行之，其主事人池田副宫司是如此回答韩国、台湾地区的遗属们的要求的：
“(他们)战死时是日本人，死后就不可能不是日本人。他们是作为日本的士兵，怀着死后能被祭祀在靖国的心情而战死的，所以不能按照遗属们的要求撤销合祀。”
其实，早在韩国、台湾地区等前日本殖民地遗属提出“撤销合祀”的要求之前，许多日本本国遗属就已经提出了“撤销合祀”的要求。基督教新教牧师角田三郎1968年向靖国神社提出“灵玺簿抹消要求”，要求取消对他的两个哥哥的祭祀。但是，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神社方面的回答是：“根据本神社创建的宗旨和传统，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池田副宫司与角田牧师谈话时则说：“阵亡者的合祀是按照天皇的意志进行的，和遗属的意志无关，所以不能撤销。”此后，“基督教徒遗属会”一再要求撤销合祀，也都遭到了靖国神社的拒绝。
池田副宫司宣称遗属们的亲人被祭祀在靖国神社内，是“按照天皇的意志进行的，和遗属的意志无关”，所以，不管遗属们对这种祭祀有多么地不认同，感到多么地痛苦，“撤销合祀”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便是那些心甘情愿自己的亲人们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的遗属，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对死者的情感受到了高度的尊重，但其实，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情感诉求恰恰符合神社方面的需要罢了。神社从本质上，是不关心遗属们的真实情感的，它只遵从自己特定的政治逻辑。
日本战败前，神社的主旨是鼓励民众为天皇义无反顾地去死
池田副宫司说靖国神社的合祀是“按照天皇的意志进行的”，那么，“天皇的意志”究竟是什么？日本佛教学者高神觉升1942年撰写的《靖国的精神》一文，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高神说：
“靖国的精神，不仅仅属于战场上的士兵。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它是所有日本人都必须坚持的日本精神。那么，怎样才能发挥靖国的精神呢?归根结蒂一句话，就是为国家高高兴兴地流血，为社会高高兴兴地流泪，为自己高高兴兴地流汗。”
高神谆谆教导日本国民应该以“靖国的精神”毫无畏惧地为天皇去死：“为孩子、丈夫能出色地为国效劳而高兴，为不幸失去精心抚育的孩子——虽说是为了国家——而悲哀，二者的心情大不相同。高兴还是悲痛，全在一念之间。我们原本以为是自己的财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属于自己，都属于国家。不仅仅是财产，连自己的身体、生命都是天皇赐予的。所以，为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平常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现在遗属们为了保卫天皇，毫不怯懦地献出了自己精心抚育的儿子、恭敬侍奉的丈夫。他们是把天皇赐予的东西还给了天皇。而且，他们的儿子、丈夫现在被作为靖国之神受到祭奠，永远永远地，在上受到陛下的亲自参拜，在下被国民景仰为护国的忠灵。”
神社竭力压制民众正常的悲痛情感诉求，而强行代之以虚幻的“大欢喜”
二战之后，以靖国神社为核心构建的“国家神道”被定性为邪教而遭到批判。为洗刷这一指控，日本著名的“神道之师”苇津珍彦对靖国神社的主旨做了完全相反的解读。按照苇津珍彦的说法，靖国神社是顺应人之常情哀悼战死者，而不是反人性地宣扬“由阵亡而获得极乐”，鼓励人民去战死。苇津说道：
“靖国神社不论死者的功绩大小，哀其死于非命，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即进行追悼合祀，决不是教育人们‘由阵亡而获得极乐往生之道’。明治天皇的皇后在一首和歌里写道：‘双手合十面神龛，父母妻儿盼汝归’。这首和歌写于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它痛切地咏出了父母妻儿盼望亲人‘生还’的心情。这才是靖国神社祭奠死者之心，是切盼将士们能够生还、但因他们不得已而阵亡、哀其结局而举行的庄重的祭典。有人却把哀其结局而举行祭典，歪曲成仿佛是‘为了让人去战死’，这就是‘反靖国’、‘反国家神道’的理论。”
但讽刺的是，苇津珍彦的父亲当年的一段经历，恰恰是对苇津珍彦这种曲解的有力驳斥。1934年，日本民间神道人士苇津耕次郎建议靖国神社举行由佛教各宗派参加的祭奠仪式，并为此设立一个由神官和僧侣组成的“靖国会”。理由是：耕次郎认为，国民对合祀的神社里的“靖国的英灵”，同时怀有歌颂、感谢和悲痛、同情两个层面，所以，只有用“佛教的回向或供养”，才能慰藉他们“死而难以瞑目”的灵魂。但这一提议遭到了神社方面激烈的反对，神社官员贺茂百树认为：阵亡的士兵们是“高呼着陛下万岁”而死的，他们怀抱着“与国家的大生命合为一体的大安心、大欢喜”； 而且，他们是经由天皇批准而成为靖国神社之祭神的，因此，无论是士兵们的魂灵还是遗属们，“都应该为获得作为臣子的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感激涕零”。最后，耕次郎不得不撤回自己的提议。
也就是说：在神社方面看来，无论是战死者还是遗属，面对合祀与祭典，只有一种情感是被允许的，那就是“大安心、大欢喜”与“感激涕零”；耕次郎所谓的悲痛、同情乃至“死而难以瞑目”，是遭到神社的坚决排斥的。神社的作用，就是将“阵亡者是高高兴兴地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这样一种“人造情感”强行灌输给全体国民，包括死者和生者。至于生者的真实情感诉求，神社并不关心。耕次郎希望用佛教仪式来安慰生者的悲痛，自然会遭到神社方面的拒绝。
一个典型的被洗脑后的情感畸形案例：《为国献独子光荣寡母热泪座谈会》
不论主张恢复“国家神道”的苇津珍彦如何为靖国神社洗白，二战期间，神社确实极大地扭曲了日本民众的真实情感。举一例说明，《主妇之友》杂志1939年6月号刊载有一篇题为《为国献独子光荣寡母热泪座谈会》的报道，其中详细记录了那些从日本北陆地区远道来到靖国神社出席合祀祭典的战死者的“寡母”们的扭曲心态：
森川：打孩子七岁起，就是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
村井：是啊，咱们小百姓家的，起早摸黑地拼命做斗笠，男孩子好歹总该让他念两年商校吧。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指指戳戳，说没爹的孩子就是没教养，所以我心里总憋着一股子劲儿。
斋藤：我哥总一个劲儿地说，要是动员来的话，这条命就献给天子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这回他总算如了愿，光荣战死了。
森川：那天晚上白色的御羽车开进靖国神社时，我心里那个激动呀，激动得不得了。本来一个没用的孩子，这么着派上了用场。真是太好了。
中村：咱们这样人的孩子能给陛下派上用场，真是感激不尽啊。啊，喇叭响了，那是士兵吧？听到御羽车开来的时候那喇叭的声音，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
森川：那声音真是太好听了，能装进那么好的车子里，咱家的孩子真是有福气啊。换了别人，哪来的福气被那样子地祭奠啊。
斋藤：连天子都来了，还下拜了呢。
中村：真的，真的下拜了，真是不敢当啊。
斋藤：听说天子为了疼爱咱们这些人，吃的是麦粒饭，真是受苦了。仗一打起来，俺心里就总这么想，该怎么报答天子的恩德啊。俺叩拜天子的时候，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往下流。能参拜靖国神社，能叩拜天子，俺还有啥可求的呢?今天就是死了，也能心满意足地笑着去死。
高井：儿子在阴间也会高兴的，死得这么风光。要是让人看见咱们在哭，那可对不起天子哦。都是为了国家，这么想着，就来精神儿啦。
中村：没错儿，想到孩子再也回不来了，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可一想到孩子是为国家死的，还被天子夸奖了呢，就像什么都忘了似的，高兴得来精神儿啦。
森川：本来一个不顶用的孩子，派上了这么大的用场，谢谢。
森川：明明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可一看到那些精神饱满的士兵们，俺就会想．他在什么地方也像这样子地活着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咋的就会这么嘟哝。到了夜里，俺做娘的这心哪，就会一个劲地想，可怜啊、可怜啊。可马上就会想，孩子死得光荣啊，死得光荣。这么着，不知不觉就露出笑脸啦。
高井：当爹妈的，谁当了逃兵，谁没当逃兵，听人家说这说那．俺就想，俺家的孩子可不能做那样的事。……孩子出征的时候，俺嘴上是说“不准当逃兵啊”，可心里还是觉得可怜，怎么也不想让孩子去死。虽是这样，可孩子是送给天子的啊，怎么能当逃兵呢?像咱们这种啥都不是的人家的孩子，还能给天子派上用场呢。……
真正促使安倍参拜的原因，是日本国内对战争的认知问题
回顾历史，观照现实，其实很容易发现，靖国神社从来不曾真正关心过被合祀者的家属的情感，相反，这些遗属们的真实情感一直受到神社的压制和扭曲。这种压制和扭曲的强度之大，已经到了可以给人彻底洗脑的地步，所以才会有岩井益子这样的极端遗属的出现。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600余名日本人和韩国人对其提出诉讼；支持参拜者也站出来为小泉辩护，其中一位叫做岩井益子的老太太即如此慷慨陈词：
“近来，反对首相于去年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人们，在全国各地提起了诉讼，尤其在大阪，竟然连靖国神社也成了被告。我们作为遗属，决不能对原告们的意见置若罔闻。因为它激起了像我这样的靖国之妻以及几乎所有遗属们的愤怒和血泪。如果有人说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创伤的话，那么，靖国神社像现在这样得不到国家的保护，首相因为顾虑外国的反对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参拜，而且也得不到天皇陛下的亲自参拜，作为靖国之妻，我受到的心灵创伤又何止几万倍、几亿倍。丈夫生前从不怀疑假如自己战死的话一定会被祭奠在靖国神社，他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赴战场的。对我来说，靖国神社受到玷污，这比我自己受到玷污还要耻辱几亿倍。为了我所爱的丈夫，这也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要玷污靖国神社的话，还不如把我杀死一百万次呢。只要听到哪怕是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话，我的身体就像是被劈开了似的，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放眼望去，我的热血变成了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向四周蔓延开去。”
岩井益子在遗属当中显然是很极端的，但也很有代表性。岩井的丈夫参加侵略战争，死后被合祀在靖国神社。战后神社被迫与国家意志脱离关系，以民营换取生存资格。对许多像岩井这样的“寡妻”，以及像《为国献独子光荣寡母热泪座谈会》里那样的“寡母”而言，神社光芒的消失，无疑也意味着她们的丈夫、儿子当年的死亡的价值的消失，更意味着自己这么多年来所珍视的“靖国之妻”、“靖国之母”身份的光环的退色。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而像岩井益子这样，“绝对不可饶恕”对靖国神社的“玷污”，实际上就是绝对不愿意接受盟国战后对日本的审判，绝对不能接受日本二战是罪恶的侵略战争这一结论，因为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丈夫、儿子们的血白流了，毫无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50年代，日本国内曾一度掀起大规模的“战犯释放运动”，而被释放的许多战犯又能够迅速获得民意的支持而重新跻身政坛高层。正因为日本国内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民意，政要们才会在参拜问题上乐此不疲。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自民党独特的历史传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战后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要，绝大部分是自民党。这固然与自民党战后长期保持执政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自民党的前身即自由和民主两党的多数领导人及骨干，曾因在侵略战争中的劣迹而遭到整肃，后来又都得以复归政界。自民党的历史，与靖国神社的历史，实属一脉相承。对自民党领导层而言，否定靖国神社，实际上就是否定自民党。而从自民党在战后四十年能够保持长期执政这一点来看，日本民意在战争反思问题上的倾向性也是一目了然的。
自民党1955年成立，此后一直竭尽全力援助靖国神社，甚至试图重新接续其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1956年，部分自民党议员还组织了一个重要的社团“遗族议员协议会”，该会长期致力于实现由国家护持靖国神社这一目的的立法活动。所谓国家护持，就是：1、合祀于靖国神社的战死者名单要由国家而不是宗教团体来决定；2、以国费而不是私费承办神社的慰灵活动；3、天皇和首相等可以无障碍地正式参拜。其实就是要恢复二战时期的靖国神社制度。对这些“遗族议员”们来说，将靖国神社重新与国家意志接续起来，是他们捍卫父兄战死的荣光的最关键的手段。1964年，该遗族会发起的请求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署名运动，曾获得600万人的支持，由此可见，在经历了自日俄战争开始的近半个世纪的洗脑，靖国神社所宣传的那一套畸形的牺牲观，在许多遗属们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对自民党而言，遗族会手上握有的数百万张选票，更是其必须拿出行动示好靖国神社的重要理由。事实上，50年代以来，乙级、丙级乃至甲级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太平洋战争阵亡者进入经过神社，乃至1974年依仗席位优势，强行在众议院实施单独表决，通过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都是在自民党的一手操控下实施的。
资料来源：（日）高桥哲哉著 黄东兰译，《靖国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翟新，《战后日本的对外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结语
如果真如安倍自己所说的那般，参拜靖国神社仅仅是“对战争中为国捐躯士兵的灵魂表示尊重”、“对为国阵亡将士的灵魂予以抚慰”的话，那么，死者已矣，何不先尊重、抚慰一下生者，同意那些因自己的亲人被合祀在神社内而倍感耻辱的遗属们“撤销合祀”的请求呢？生者尚且得不到尊重和抚慰，说什么尊重和抚慰死者，不是说鬼话么？
评论：这些政治人物既然这么喜欢拜鬼，又都对过去对外侵略的历史罪行毫不愧疚，一概否认，那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家产都捐出来，再盖一座神庙，把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沾满外国人民鲜血的那些刽子手或者战争罪犯的牌位都供奉起来天天进行顶礼膜拜，把那些刽子手的杀人事迹编纂成书，这些人天天都拿在手里高声颂读，将来好把战争罪犯们的行为能够发扬光大！二战把日本打败的，美国是大功臣，这些前刽子手的后代们等到修炼成功了，先到美国去烧杀抢掠！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