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土地革命时期,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粟裕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与指挥下转战,逐渐成为“青年战术家”。特别是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粟裕率红22军64师参战,活捉了国民党主力之--18师师长张辉瓒,他的智勇双全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7月,粟裕离开中央苏区转战闽浙赣以后,毛泽东一直挂念着这位青年将领。三年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与闽浙边临时省委一接上关系,便去电询问粟裕的情况。此时,临时省委也与粟裕失去了联系,只得报告中共中央:“粟裕同志可能已经牺牲。”因此,中央1937年5月于陕北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上,总书记张闻天在开幕词中,将粟裕与李大钊等烈士一起进行悼念。1938年初,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得知粟裕并没有牺牲的确切消息后,立刻致电中央“粟裕还在”。毛泽东非常高兴。
1946年7月,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取得七战七捷的战果。捷报传到延安,毛泽东亲自为军委起草电报发给各战区首长,介绍这一“辉煌成果”的经验。此后,毛泽东多次将粟裕的经验推广到全军学习。
1946年10月,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与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后,毛泽东电告陈毅:“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以战役指挥权,显示了毛泽东对粟裕的极大信任。
1948年5月,从不出门迎接党内同志的毛泽东,竟大步走到门外,与奉命前来商量华野三个主力纵队战略行动的粟裕长时间握手,并激动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
在听取粟裕的意见后,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要求马上渡江的计划,这就有了后来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以及稍后的济南、淮海战役。也就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同时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只是在粟裕的谦让下,陈毅仍然被保留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主持华野的全面工作。自此,粟裕成为毛泽东极为倚重的爱将之一。
1948年6月16日,粟裕根据战场情况变化,决定实行“先打开封,后打援敌”的作战方案,一面上报军委和中原军区,一面下令部队执行。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并无比信任地指示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
1948年11月6日,粟裕决定把原定的淮海战役发起攻击的时间提前两天。他在将作战部署上报军委的同时,即下令部队执行。
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完全同意,并再次授予粟裕临机处置之权,指示:“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再次点将,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准备指挥部队入朝作战。在粟裕生病不能成行后,毛泽东才点将彭德怀率军入朝。自此,粟裕成为毛泽东心目中随时“救火”的独当一面的方面军级将领。
1951年9月,毛泽东第三次点将,调粟裕为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并派周恩来和朱德当面传达。1954年10月,毛泽东又亲自提名,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战争年代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粟裕是极为信任与欣赏的。
然而,随着战争的基本结束以及调入总参谋部工作,粟裕逐渐显示出了他不适应的一面。
粟裕在长期革命生涯的磨炼中,养成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他对于涉及党和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就不管是否符合上级领导的想法,不管是否会得罪人,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且敢于坚持真理。在人际交往上,粟裕对上级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私交来往。因为有巨大功绩的背景,粟裕就给人一种“居功自傲”的感觉。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这种处事待人原则不为有的人所容忍。在他们的不断影响下,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对粟裕的一贯看法。1958年5月,粟裕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直接跟他谈谈自己对军队和总参工作的意见,被毛泽东拒绝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1954年10月至1958年8月,粟裕担任总参谋长的四年间,其直接上级——主持过军委工作的领导人分别有:彭德怀、聂荣臻、贺龙与陈毅四人。
1983年2月2日晚8时,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应粟裕的夫人楚青的请求,在他的住地接见了楚青。谈到粟裕1958年的问题时,杨尚昆说:“这件事,就是元帅们当时对粟有些意见,主要是彭(德怀)、聂(荣臻)与陈(毅)有些意见。他们当时都说了过头话。”显然,这三位元帅正是粟裕担任总参谋长时期主持过军委日常工作,与粟裕直接打交道较多的领导人。
那么,粟裕究竟因何令这些元帅有意见呢?
1942年7月26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各战略单位开展整风的通知》,要求开始实行整风运动。次年,新四军开始作出相应的部署。1943年6月2日,中共中央再度电示新四军军部,要求对师长以上于部开展整风。此时,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和代军长陈毅分工,饶漱石主抓整风,亲自去谭震林、罗炳辉的2师蹲点,而陈毅主持军部工作。当饶漱石去2师蹲点以后,陈毅主持会议,免去饶漱石兼任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由陈毅起草电文向中央汇报。饶漱石知道情况以后,向中央控告陈毅谋夺领导权,请示中央对陈毅开展整风。当月,饶漱石在军部主持召开整风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饶漱石在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列出十大罪状,头一条就是历史上反对毛泽东。
整风会持续一个多月。
会后,饶漱石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电报结尾说:“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毛泽东于1943年11月8日复电饶漱石等人:“希望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陈(毅)来延期间内职务由(张)云逸暂行代理。”
1943年11月25日,陈毅被迫离开新四军。1945年10月他才回到已搬迁至山东临沂的新四军军部。
这就是新四军历史上扑朔迷离的“黄花塘事件”。直到1955年初,中央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并被定性为“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黄花塘事件”才最终被得出相反的结论。
当时,新四军l师师长粟裕根本不在黄花塘,由于苏南地区新四军6师在“反清乡”斗争中吃了亏,日伪集中全力扑向粟裕所领导的苏中地区,因此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1942年到1943年间,粟裕率苏中军民与日伪打仗有1000余次,平均一天要打3仗。他是在取得“反清乡”斗争胜利之后,去看望生病住院的1师政委刘炎时,才知道黄花塘曾发生一场“整陈毅”事件。显然,在这一场新四军军部一、二把手之间的争论中,粟裕是一个局外人。但是后来有人坚持认为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帮助饶漱石批斗陈毅,赶走陈毅。还有人甚至认为粟裕虽不在黄花塘,但他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联盟,有人在分组会上对粟裕进行激烈的和不符事实的批判,企图把粟裕向饶漱石线上挂,而本性忠厚、与人为善的粟裕却毫无察觉。
陈毅于1955年4月1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在会上,陈毅就所谓的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问题,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但粟裕在自己的检讨中只认为自己是对饶漱石“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不承认自己反对陈毅。
1949年10月,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后,因为病重,其职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实际主持工作。1951年10月,粟裕被增调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分管作战、训练及海军、空军和陆军各特种兵工作。
在此期间,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提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到毛泽东那里。显然,他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撮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只好照聂荣臻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泽东很快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当时的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
(1952年7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开会,通知我列席。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算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仗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还没有等大家发言,毛主席突然把话题一转,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我看了看聂总,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言不发。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作声。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作组织调整。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聂荣臻回来后,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他在检查中说:在总参工作期间,违反了“每半个月向您汇报一次情况与工作”的指示。
不料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并借机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批示说:“粟(裕)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得多,所以我那天没有批评粟。”毛泽东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这件事,粟裕无论从个人行为还是中共的组织原则来说,向中央领导直接写报告作检讨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和符合组织原则的,何况粟裕也不可能预料到毛泽东会作这样的批示。然而,这件事后来被批判为“告阴状”。
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因为太忙,提名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彭德怀接替他在军委的工作,得到了政治局会议的批准。
彭德怀上任以后,很快提名调老部下黄克诚担任第三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为彭德怀抓军委和总参工作的主要助手。
1954年10月31日,粟裕被毛泽东提名任命为总参谋长。同日,黄克诚也被彭德怀提名,经毛泽东批准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建国以后,军委本来没有秘书长一职,但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以后,专门提议为黄克诚设了这个职位。显然,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是信不过的。
粟裕为人谦逊,对彭德怀一向很尊重。但他具有极强的党性原则,不事迎合,在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据理力争。加上粟裕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在战争准备上,与彭德怀显然有不同的看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两人之间的种种不融洽。
粟裕就任总参谋长之后,为应付突然事变,极有远见地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为了保持还击力量,迅速抽调机动兵力打歼灭战,或加强某一方向的防御力量,建立新的防御体系,必须在战前就建立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和战役预备队。”
对此,彭德怀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
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但因为人为的阻梗,粟裕的建议未能实现。后来在批判粟裕时还被扣上了“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直至彭德怀1959年离职后的若干年后,军委从战备需要出发,才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
此外,在制订作战计划和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上,彭德怀和粟裕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上的分歧。
1954年,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军委的领导。但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由于学习苏军,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
于是,总参为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彭德怀批评。
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5年3月16日,军委接受了粟裕的建议,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却都没有通过。
1957年11月,粟裕参加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访问中有这样一项安排,代表团各位成员对口拜会苏军领导。因此,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
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长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材料,只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除此之外双方没有谈及其他事情。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后来却被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认为粟裕在“告洋状”。
由于存在着以上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彭德怀对粟裕在言语上往往比较唐突。毛泽东要求粟裕有事向他报告,粟裕每周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一次,彭德怀对此不满意。粟裕觉得不给毛泽东报告又不行,于是在报告上写“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彭德怀又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德怀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这使得粟裕左右为难。
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负责人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在他主持下拟订的全军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久,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
1957年,苏联又出现了朱可夫事件。这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但遭到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坚决反对。他说:“军队反对这项决议,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不会开动。”因为朱可夫的立场,这项决议被撤销,提出这项决议的马林可夫等人反被打成“反党集团”。朱可夫这句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挽救了赫鲁晓夫,也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同年10月26日,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职务,并被革除军籍,只保留党籍。
赫鲁晓夫的担心是,朱可夫可以反对马林可夫的苏共中央,自然也可反对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更何况他能“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不会开动”。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苏联和东欧发生的这些事件,不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毛泽东对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也有所考虑和警惕。军队自然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自1953年以来,没有管军事工作,今年要回过头来搞点儿军事工作。同时,他提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提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彭德怀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
4月29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扩大会议议程。会上提到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问题。然而,这个座谈会竞没有通知总参谋长粟裕参加。
1958年5月,粟裕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提出与毛泽东谈谈工作意见。毛泽东没有答应,只是命陈毅先了解一下情况。陈毅于5月12日夜晚首先找彭德怀、黄克诚了解情况后,于5月21日才找粟裕谈话。
5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军委委员、军队中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中央委员的大单位党委书记参加。担任会议主持人的军委日常工作负责人在会上宣布,这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然而,当粟裕接到通知,于5月26日赶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军委召开的小范围会议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成为了会议的中心。与会者就粟裕在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这种小范围会议于5月28日、6月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又连续召开了两次。会议由一位中共中央负责人主持,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等7位元帅以及黄克诚、谭政、萧华参加。会议责成粟裕作了检讨。然后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等人发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为军委扩大会议批粟定调子。
参加会议的粟裕感到晕头转向,莫名其妙。有的元帅也感到突然,会议期间,叶剑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在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会议中,采取了整风的方式,对军委和总参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并开始批判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状”。其中“一贯反领导”的内容是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说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说粟裕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等。
5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范围会议上作检讨,但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比较缓和。对此,毛泽东不很满意。他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因此要求元帅们和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就使空气紧张起来。
5月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会议主持人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同意×××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有关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揭发”批判。
6月7日4时,毛泽东写信给曾主持中南海居仁堂小型会议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委托其“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6月7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这位负责人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四位元帅开会,他认为,会议温度不够,只有35度,没有38度,更没有到40度,暴露问题不够。从思想到原则,从具体措施到领导方式方法,都有意见,只是没有端出来。决定采用下边整风方式开会,小型会不再开,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写大字报、小字报相结合,开会发言同大字报、小字报相结合。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要求大胆发言,以共产主义风格提意见,把脑子里的话都讲出来。问题摆出后,进行辩论。批判对象,主要是军委、各总部。各总部同志要沉住气,然后再辩论。进行鸣放专题后,再分别起草文件。这次元帅会议,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下午,黄克诚在全体会上传达了这位中央负责人的讲话。
6月9日,黄克诚再次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
7月2日,会议主持人开始组织全体大会批判粟裕。有人在提出要把粟裕“斗倒斗臭”的同时,还组织地方干部来参观大字报,把粟裕等人的“问题”搞到了军外。有的人借机进行无限上纲以泄私愤,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
与此同时,考虑到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长期的实际最高指挥员,与会的来自三野的领导干部,过去长期在粟裕指挥下浴血沙场,并肩战斗,深深了解粟裕的为人,不少人对批判粟裕不理解。因此,有人对三野干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不止一次地进行了个别谈话,施加了巨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斗起粟裕来。
原南京军区政委、参加过此次会议的华野老战士傅奎清于2006年4月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三野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在1980年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尽管如此,三野将领陶勇、王必成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过去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们甚至对一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看法。会上,他们对逼迫粟裕承认“搞阴谋”愤愤不平,并且明确表示:对“粟裕同志'阴谋’不'阴谋’没有体会”,“主席团提的(粟裕)'阴’的问题,还未接触到”。但大会主持人没有理会这些正确公道的声音。
会议根据粟裕莫须有的“罪状”,强加给他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对此,粟裕一边被迫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然而,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担任和主动不就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大会主持人很不冷静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在北京与粟裕共事不长的军委领导,甚至由粟裕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粟裕忍受着屈辱和痛苦,在大小会上作了8次检讨,却始终不能通过。
军委扩大会议上浓烈的火药味,使每一个挨批判的人都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检讨。7月5日开始批判的“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萧克,在7月8日被逐出了大会主席团。7月10日,另一个“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刘伯承,也被迫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全体大会上公开检讨。粟裕知道,继续坚持解释下去,自己的问题必然被归人敌我矛盾,后果更为严重。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前,在夫人楚青的帮助整理下,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判,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天。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点头,表示赞同。因此,粟裕第二次作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讲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显然是在保护粟裕,说的话很有艺术性,肯定战争年代粟裕的同时,对他建国后的工作也没有全部否定。
7月14日,毛泽东对粟裕的评价也传到了会上。当粟裕违心宣读了楚青整理的内容,承认了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后,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陈毅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陈毅在大会上讲话时又说道:“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对于这份违心的检讨,粟裕却感到十分痛苦。
楚青回忆说:
粟裕检查过关以后,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
然而检讨之后,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拜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毛泽东由此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不久后,他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由黄克诚任总参谋长”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为以后粟裕的平反留下了巨大的障碍。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职务,调离总参时,主持过居仁堂小型会议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代表中央找他谈话,明确指出: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从此,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
因为军事学术研究不能离开部队实际,以后粟裕每次外出想顺便去部队看看,都要先写报告。一次,在冰雪北疆进行一项重要课题调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队,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凡涉及重大问题,不是地委书记胡立教在场,就由牡丹江市委书记李友林陪同。其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粟裕过去的赫赫战功则逐步被加以贬低、淡化、转移,乃至磨灭。若干军史出版物将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及其重大行动,笼统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有些出版物根本不提及。1958年8月后,当苏中某县人民政府写信提及“七战七捷”与粟裕时,原华东军区主要负责人竟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当有辞书撰写“七战七捷”条目送审时,也被他改成了“苏中战役”。从此,粟裕指挥的“七战七捷”,在历史上被人为抹去了。
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这次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期间,一位中央负责人对粟裕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许多到会的老部下对粟裕说:“哎呀,粟老总,总算到了该你说话的时候了!”叶剑英也对粟裕说:“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该说说清楚了,如你觉得不便,就由我来说。”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特地转过脸来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有的领导人对粟裕仍然不信任。粟裕许多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独到的思想、观点和建议,不被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重视,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从此几乎被闲置26年。种种不公正对待,使粟裕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粟裕在军委扩大会上之所以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打击,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毛泽东警惕“中国的朱可夫”出现以及粟裕党性原则强,不事迎合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20世纪60年代初,粟裕与解放军另一大将陈赓同在上海疗养。当时两位将军在日光室聊天,陈赓说:“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
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人)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1979年8月22日,粟裕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烟台期间,叶剑英对他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
粟裕返京后于10月9日写了申诉报告。他在澄清了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后说:“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作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作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到叶剑英的手里。随后,叶剑英还将粟裕的报告批送给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以及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等人审阅。此后,粟裕曾两次向总政询问办理的情况,但未得到明确的答复。
叶剑英批示5个多月之后,仍然没有回音。粟裕只得于3月10日再次给陈云和叶剑英写信。接到信后,陈云和叶剑英分别向总政了解了一下情况。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即可上报。
6月12日,粟裕在上海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便向他谈了自己申诉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7月15日,因腰椎错位已人院的粟裕再次派人向总政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5月13日总政党委曾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给粟裕同志看的。
不料,总政8月份却传来消息说: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此后,平反的事石沉大海。
1981年2月1日,粟裕脑溢血及脑血栓连续发作,病情十分严重。楚青不忍心让他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在反复考虑后,她决定瞒着粟裕,自己出面替他向中央申诉。
1982年12月16日,楚青给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写了一封信。楚青认为,为粟裕平反的事之所以搁浅,是因为总政首长认为会涉及到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总体评价问题。为此,楚青在信中提出建议:“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的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同时,楚青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同报送陈丕显。
陈丕显收到材料后,转给了胡耀邦和杨尚昆,并附上一封信。信中说:“粟裕是自己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我对粟裕的政治品质和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中央能在粟裕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1983年1月18日,陈丕显打电话告诉楚青,胡耀邦考虑到自己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情况不了解,就将这份材料转给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来处理。陈丕显还告诉她:听尚昆同志的意思,似乎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像这类事情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
楚青听后,对陈丕显说,当时的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人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影响至今还在扩散。因此很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口头上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也行。
陈丕显听完楚青的话后,建议她直接同杨尚昆联系请示,希望能早点儿有个结果。
1983年的2月2日,经楚青请求,杨尚昆接见了她。杨尚昆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德怀和聂荣臻,半个是陈毅。”楚青首先表示感谢杨尚昆对粟裕的关心和信任,并请他理解粟裕痛苦的心情。杨尚昆谈了处理意见,说:“我同张爱萍、余秋里研究了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楚青说,粟裕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她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销”、“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楚青还解释说,她这次申诉是背着粟裕的。因为现在粟裕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楚青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加刺激粟裕。
杨尚昆说:“你可以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2月4日,楚青对粟裕说了自己给中央写信及与杨尚昆谈话的内容。粟裕听后冷静地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
1983年4月,粟裕的病情加重。4月30日,到医院看望粟裕的杨尚昆看到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出来后对楚青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而粟裕却没有等到“好些”的那一天,他于1984年2月5日下午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次日,在上海的杨尚昆给楚青打电话说:“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尽管杨尚昆有这样的表态,而且在起草讣告时.楚青坚持要加上1958年粟裕蒙冤的一节,但是在后来正式发布的讣告中,对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却仍然未提到。
粟裕和萧克在1958年都遭受到错误的批判,但是,大百科全书在编纂军事卷人物分册(征求意见稿)时,在“萧克”条中写有“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在“粟裕”条中却一个字也没提到。 楚青看到后,觉得很是不解,她在1986年4月23日被杨尚昆接见时,恳请杨尚昆解决当前大百科全书条目中的问题,要求比照“萧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相应的内容。同时,楚青向杨尚昆反映了萧劲光《悼念粟裕同志》一文被删节的情况。因为当时胡耀邦题写书名的《一代名将》一书收录了萧劲光的这篇文章,正准备出版。她恳请杨尚昆副主席同意恢复被删节的那一段。杨尚昆说:“大百科条目我找来看看,'萧克’条写了,'粟裕’条也应该写。我看过后找他们研究个办法!”
经过了一番波折后的1987年,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粟裕”条中终于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话。此后,楚青再也没有提起真正地平反的话题。
然而,一些了解粟裕为人的老部下,对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一直记挂在怀。随着岁月的流失与一些重要当事人的辞世,1993年10月28日,粟裕5名老部下联名给军委写下了《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傅奎清看到这份报告后,非常赞同,并当即致信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楚青后来回忆说:“1994年2月3日,我得到消息说,总政领导和军委首长对南京五位同志的报告很重视,一致认为应该解决,张震副主席很支持。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以写文章的方式。文章由谁署名尚未决定。”
此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这篇文章于1994年11月终于写好,并报送给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军委决定,文章由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
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除了对粟裕一生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显然,这不是一般的个人纪念文章,而是中共中央和军委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平反的文件。粟裕蒙冤36年,最终昭雪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