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读《复活》
马玲
摘要：《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世界观转变后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既有着托尔斯泰主义的内核与精髓，这构成了作者心中的乌托邦，又有着对一个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完全颠倒的现实俄国的描绘，而这却是出于作者本来愿望形成的一个反乌托邦，但主人公涅赫留朵夫最终还是走向了复活——自我的精神解脱的完成。
关键字：乌托邦；反乌托邦；复活
托尔斯泰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作为思想家，托尔斯泰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政论作品，以阐发并宣扬其思想，而且也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了其文艺创作中去，使之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作家本人曾经坦陈：“如果我的文艺作品有某些优点的话，那仅仅是因为它宣传了其中的思想。”[1]389《复活》是作家最后的一部长篇文学巨著。与此前的两部长篇小说相比，写作这部篇幅相对较小的作品却花费了作家更多的时间，用去了整整十年的光阴，其间作家曾六易其稿。对于这部作品的创作主题，虽然托翁没有像对此前的两部长篇那样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有一句话我们却不容忽视，亦即关于《复活》作家曾表示：“我写整整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只是为了让人们读它的最后一章。”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作品的主题是大有裨益的，应当把其作为把握这部作品创作主旨的钥匙。
那么托翁在作品的最后一章寄寓了什么深意呢？读过《复活》之后当知道，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即第 3部第 28章）描写的是聂赫留朵夫阅读福音书的情景以及主人公由此引发的思考与体会，其间用大量篇幅引述了福音书中的条文内容。笔者以为，在这里，详尽地引用福音书中的条文，就像作家本人在《战争与和平》中大幅的议论性插话一样，看似多余之举，与整部作品不甚协调，但却是作家独运之笔，是为作品的主题服务的。如果说《战争与和平》中大幅的议论性插话是作家出于执著地表达作品“人民的思想”这一主题的需要，那么在《复活》中作家则是通过最后一章来表明作品主题的，即宣扬自己晚年日臻成熟的学说————宗教道德哲学。
一、宗教道德
《复活》的宗教道德主题具体体现之一：批判激情下渗透着对宗教道德学说的宣扬阅读《复活》，我们时时深切体会到，整部作品充满着震撼人心的揭露和批判的力量。“撕下了一切的假面具”这一评语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切实的印证。尽管列夫?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里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揭露和批判激情，但作家本人并没有因此得出有必要进行暴力革命的结论。相反，在这样的批判的底色之下，我们却时时感觉到，作品中总有一个脉络贯穿始终，它既是书中主要人物臧否事物、评判是非的标准，又是作家构思谋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脉络就是作家本人在同一时期以及之前的文艺、政论作品中一再宣扬的宗教道德学说。
作为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宗教哲学中持坚定的 “精神的基督教 ”的立场。他激烈地反对一切圣迹。在 1898年日记里，托翁写道： “人们吻神像，爬到神像下面，拜他又害怕它。既然人能接受这样的欺骗，也就没有什么欺骗是人不能接受的了。”[2]230基于这种思想，我们看到，《复活》中第一部第三十九章以及第四十章对这样的 “渎神法术”作了细致的描写和激烈的批判。作家通过礼拜场面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从教会人士嘴里所讲出来的所有的教会的说教是对基督教学说的一种明目张胆的亵渎，因为这一学说是禁止对人施加一切形式的暴力的。在作家看来，基督教学说的实质是告诉那些处在蒙昧状态下的人们追求自身的解放而教会人士所做的这些圣事却是掩盖这样的实质。“人生的意义就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中，人生的欢乐是努力实行这教义，因此，一切符合教义的东西都使我感到亲切、愉快，而一切违背教义的东西都令我反感、痛苦 ”。从这句表白中我们可以深切体味到托翁在作品中对教会批判的愤懑笔触。
托翁在作品中对教会伪善的批判并没有否定宗教，相反，在强烈的批判声调之下，他在证实和宣扬自己的宗教伦理学说，自己的 “新”宗教或者说“净化”了的基督教，也就是为托翁所认可的真正符合教理的基督教。在托翁看来，这样的基督教才能把人们从穷困中拯救出来，才能铲除人间的恶和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这里，《复活》一书的结尾部分聂赫留朵夫与分裂派老人在渡口的谈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老人表示： 灵魂却只有一种。你也有，“信仰有多种，我也有，也有。那么各人只要相信各人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人人都保住自己原来的面目，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6]474
这句通过一个四处流浪老人之口说出的话，却有着托翁本人语言的面孔。联系到作家在晚年仍编纂不辍的《生活之路》，其中有些话语与此处老人所说不无相似之处：“人被赋予的权利只是管好自己。人只能按照他自认为好的和必要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同一处托翁告诫说：正如他人既无权也不负有使命为他安排生活一样，他和所有人被赋予的使命惟有内在的自我完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权以这唯一的使命去影响他人的生活。”[7]271通过这些语言，反观老人所说“人人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之语，不难理解这句话所隐含的正是作家本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爱他人等思想。除了批判教会之外，在作品中托翁还以极大的揭露激情批判了沙皇专制下的法院，通过各种代表人物展现了腐朽、罪恶的彼得堡及外省官僚和贵族世界。“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 ”[8]197据此，有评论者认为，‘法庭的滑稽可笑’“暴露 和由专制俄国的形形色色国家 ‘设施’所实现出来的‘政府的暴虐 ’这就是《复活》的真正主旨。” [5]500笔者以为，强烈的批判力量的确是《复活》的创作特色之一，但还不是托翁创作的根本主旨。恰恰这样的批判在我们看来是一个 “破”，而破中所 “立”的则是作家本人的宗教道德理想。这一理想是通过聂赫留朵夫的观察与思考，借助聂赫留朵夫之口表达出来的。那些省长、狱长和押解官之流连最起码的怜悯的感情也没有，在聂赫留朵夫看来，他们的内心就像雨水渗不进去的铺着石头的土地一样，他们的胸中也渗不进爱人之心。“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看成法律，却不承认由上帝印在人们心灵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不能背弃的戒律才是法律。”[6]392在后文中，更是通过主人公的思考明确地表达出： “人与人之间的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6]393这些表白便是托翁自己的活生生的政论语言了，与其在政论哲学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一无分别。在《复活》中，托翁义愤填膺地对下层百姓疾苦漠然置之的、高高在上的官僚和贵族阶层加以鞭挞的同时，透过聂赫留朵夫的视线，他亦以翔实的笔触描写了人民的世界，以极大的同情心展现出一幅与政府官僚、贵族阶层判若鸿沟的人民的生活图景。但在作品中，人民的形象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 “犯人”来表现的。托翁对笔下的囚犯并没有任何歧视之感，相反认为他们要比省长、警察等各级官僚道德、高尚的多，这些官僚们，在托翁看来，“比强盗还要可怕”。[6]392作品中，作家赋以聂赫留朵夫周游者身份，从彼得堡和外省的上流社会到监狱、押解站、直至西伯利亚等社会最底层，一路走来，边观察、边思考。对沙皇专制下的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大力挞伐，展现出了社会之恶（国家暴力）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但在这些激昂、高亢的批判音符下面，淹没不了聂赫留朵夫的沉痛的内心独白，而独白的内容婉转传达了托翁本人的声音，因为它们正是为托翁在自己的政论著作中反复申明的。托翁在自己的政论文中，在不同的篇章中，不厌其烦地痛斥暴力所带来的危害，同时极力宣扬自己的宗教道德哲学的核心 -不以暴力抗恶的学说。在其著名的政论作品《天国在你们心中》里，托翁表示， “须知，为了保障我们的生活，崇拜偶像的暴力制度进行了许多世纪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似乎任何人都很清楚，旨在达到这一目标的一切努力只是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危险，没有起到什么保障作用。” [9]389在另外的一篇作品《论末世》（1905）中，托翁同样不遗余力地阐发这一学说： 减少暴力这种恶的“以恶除恶行不通，唯一办法是不使用暴力。”[9]479而在自己晚年编撰的一部较大规模的作品《生活之路》中，托翁更是辟有 “暴力”、“惩罚”以及 国家迷信”等专章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高举不以暴力抗恶的大纛。而在自己最后的文学长编中，托翁对自己学说的宣扬更是执著无已，并且手法也已潜移默化到人物的言行 。
二、乌托邦的畅想
托尔斯泰在《复活》之中 “大声地呼吁并对他所在的阶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为拯救本阶级提出了改良的方案，宣扬阶级的调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为建立一个道德完善的，没有暴力的宁静而永恒的大国世界——天国，于是在《复活》里托尔斯泰在“博爱”的前提下，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新药，让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魏明伦说过，“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魔鬼”。来自上层贵族阶级的聂赫留朵夫，当他是一个“精神的人”时，天使的翅膀将他带到了来自农民阶级的玛斯洛娃的身边，但当上流社会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思想的魔鬼打败了天使时，他掘开了自己堕落的坟墓，也直接使那个美丽纯洁的姑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火车带走了她精神上的善。归根溯源，阶级的对立使“精神的人”变为“兽性的人”，也使本来两道已接近汇合的曲线变成了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但是阶级毕竟是一个独立于人本身的概念，其与心灵相比，后者更易于被人所控制。法庭上的邂逅，唤起了聂赫留朵夫久存心底的“善”，撕开了其空虚心灵的一道裂缝，他意识到玛斯洛娃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都是他造成的，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于是接下来为表示赎罪和忏悔，他多次探监，请求她的宽恕，并为了给她申冤而不辞辛苦地到首都彼得堡奔走呼号，到处求情，甚至向她求婚，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聂赫留朵夫仿佛是在“圣母”玛斯洛娃的间接推动下进行着“道德的自我完善”，也许他“最初只是因一点良心发现，而带来的一些可笑的赎罪举动而已，但他不知道，这点举动对一个空虚心灵的意义。星火燎原，也就是这点人性在自我认知与实际行动的磨合中不断深化，灵魂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升华”，聂赫留朵夫在复活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而有着“依她看来全世界无非是一伙好色之徒的渊薮,他们从四面八方窥视她,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例如欺骗、暴力、金钱的收买等狡猾的圈套,极力要占有她”思想的玛斯洛娃也在他的多次探监中由媚笑、勾引变得温顺而胆怯，昔日美好往事的回忆唤起了其心中对聂赫留朵夫的爱，也开始了她的复活。在这个过程中，爱创造了奇迹，阶级对立被“爱”取代了。爱情超越阶级，土地问题解决，贵族和农奴和睦相处..这是一个人人平等，充满爱与光明的社会，在这里，人性的“善”得到无限的张扬，“恶”匿而不见，这就是托尔斯泰一生所追寻的人间的伊甸园——小国寡民，但是在那个社会中，它只能成为一个乌托邦。
三、反乌托邦的现实和复活
托尔斯泰主义的不现实性，也就决定了其所希冀的乌托邦必然为现实所摧毁。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写到聂赫留朵夫处理“土地”中，虽然其想尽各种办法来试图出让土地所有权，帮助人民解决贫困的问题，但是他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实施，他所想的一切都成了空想，更有甚者，聂赫留朵夫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其所属贵族阶级的利益，不为他们所容，而且连受益的农民也不理解他，所以说，托尔斯泰虽然深刻认识并揭露了地主占有制的实质，但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会允许其去侵犯统治者的利益，农民阶级也还没有觉悟到现实的本质，以一人之力去对抗社会总的运转洪流很明显会以失败告终，其“博爱”的思想只能是一种仅存脑中的美好愿望，平等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其与玛斯洛娃的关系，按照理想的结局应是聂赫留朵夫与玛斯洛娃喜结良缘，就此婚姻才能成为消释阶级的最强有力证据，但是事实上，玛丝洛娃拒绝了聂赫留朵夫，而愿终身跟随革命者西蒙松流放西伯利亚，撇开玛丝洛娃的所思所想，单从其行动的表象来看，阶级始终是婚姻的羁绊，对立也不会被消除，托尔斯泰所宣扬的阶级的调和被其笔下的现实所驳倒，自己颠覆了自己所设想的乌托邦，正如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书中所说：“托尔斯泰的思想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修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所以，托尔斯泰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监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作者以其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当时全套国家机器的赤裸裸的揭露和激烈的抨击，使心目中的乐园自己站不住了脚跟，而在这反乌托邦中，男女主人公却双双走向了真正的复活。记得《生死朗读》中男主角也是在法庭上认出自己的旧爱，故事情节也较为相似，但过着正常生活的男主角在经历过痛苦的自责后，选择了逃避 。孤独终老
无论是聂赫留朵夫的复活还是玛丝洛娃的复活，其实都是一个“复活”的两个侧面，也不管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是对乌托邦的向往还是对反乌托邦的批判，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天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代表贵族阶级的聂赫留朵夫和代表农民阶级的玛丝洛娃彼此都不能割舍，更不能缺少任何一方，否则就不是托尔斯泰理想中的“复活”，也不能使《复活》成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复活》成为一部具有现实批判性和前瞻性的伟大作品将会激励着一代代的人去品味，去体会！
四、结语
事实上，《复活》是作家在自己所说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后这一转变结果的深刻体现。用作家自己的话说： “一八八一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 ”。把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与自己宗教道德学说相结合，是作家晚年思想发展和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有研究者表示，托翁在晚年 “被一种创作人民所理解的、揭示生活真正意义的作品的想法所吸引。因为作家把为善、为上帝效劳，把基督教的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都看作是这种意义的体现，所以他常常把这种有益的内容同宣传他最喜欢的宗教道德思想等同起来 ”[4]247，这一说法是不无道理的。而作家晚年的最后一部文学长编《复活》正是贯彻这一创作思想、阐发其宗教道德思想的充分体现。列夫 ?托尔斯泰的创作是 19世纪世界文学的一座丰碑。以文学家进入我们视野的托尔斯泰，却无时不使我们感受到他的思想带给我们的震撼。他的思想，就像我国的孔子、孟子等人的学说，是一种充满朴素哲理的人生哲学。它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并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追求事物的原初本真，崇尚灵魂净化。他视野所及的是所处当下黑暗、腐朽的沙皇社会，并用自己的宗教道德理想给出救世方略。事实上，托翁晚年，其崇高的社会声望，一方面是来自于其文艺作品所带来的广泛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其独树一帜的哲学学说为大众所熟知并有大量的追随者密不可分的。特别对于后者，亦即对于自己的政论创作和思想学说，托尔斯泰期望甚高，且尤为其所看重。托翁是一位在创作上主观色彩较为浓厚的一位作家，他曾表示：如果“真想研究我的作品，那么就请注意我知道是上帝的力量通过我讲话的那些地方，并且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利用”。从这句话中，我们可窥见托翁本人对创作中融入自己思想的重视。而《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愤懑声讨国家教会、国家暴力机构以及上流社会之余的深思，男女主人公精神复活的经历，以及对革命者的分类标准和对他们的态度，无一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小说所彰显的宗教道德主题无疑就是前引该句话的深刻体现。
在《复活》里，我们从聂赫留朵夫的独白中，不难找到与上述引文相近的语言。“各种暴力、残酷行为、兽行，在对政府有利的时候，非但不会遭到政府禁止，反而得到政府的批准。”但 “这样做不但没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广了罪行。这样做不但没有惩一儆百，反而鼓励了犯人 ”与“犯人 ”的多方面的接触使聂赫留朵夫认为，犯人当中发展起来的所有恶习，以及囚徒们干出的所有可怕的罪行，是“人能够惩罚人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6]467在托尔斯泰看来，人对人惩罚，亦即以恶抗恶只能带来更多的恶，因此，“使暴力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是 “人的内在完善，抵制对暴力的参与。” [7]335由此可以看出，透过批判政府暴虐这一表象，托翁所要确立的则是博爱、非暴力这些自己哲学思想的内里。二、《复活》的宗教道德主题具体体现之二：小说主人公的复活及政治犯形象体现了作家的宗教道德思想在《复活》中，一方面，托翁在批判的激情中宣扬了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另一方面，通过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精神复活的过程，作家也力图从正面确立自己的这一哲学思想；同时通过对革命者形象的描写，我们亦可敏锐地把握到托翁本人不同于革命者的声音。在作品中，聂赫留朵夫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位忏悔贵族不仅仅扮演着鞭挞上层社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作家寄寓着自己的道德理想，这一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本人的化身。有人说 “事实上，聂赫留朵夫思想方式，是与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方式相吻合的 ”[10]470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整体上看，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是从局限于为自己道德上的堕落的个人忏悔上升到为整个社会对人民所犯下的罪恶这一更高意义上的忏悔的过程，而精神复活的最终完成是其皈依《福音书》的说教，从中找到打开其心灵迷雾之锁的钥匙。而《福音书》恰恰正是托翁宗教道德学说的最根本思想源头。托翁曾表示，现在也没“过去没有，有任何托尔斯泰主义和我的学说，只有一个永恒的、普遍的、世界性的真理学说，它在《福音书》为我，为我们特别清楚地阐明了。” [2]223这样正是通过聂赫留朵夫，托翁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道德自我完善、博爱的典型，自己学说的信徒。具体而言，托翁笔下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由意识到自己在马斯洛娃面前所犯下的罪恶开始，从而开始了其灵魂的觉醒和为自己的恶而忏悔、赎罪的过程。并通过为马斯洛娃减免刑罚而奔走中从自己的所犯下的恶清醒地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恶。在去彼得堡为马斯洛娃的事情奔走之前，聂赫留朵夫共去监狱探望她三次。监狱中的三次会见在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使得聂赫留朵夫意识到自己在马斯洛娃面前所犯下的罪愆，坚定了他的赎罪的愿望，从而促使了其道德上的觉醒。尤为重要的是，这几次见面，展现了聂赫留朵夫的个人道德完善一步步升华的过程。监狱中一幕幕使他不仅看清了自己的罪过，更使他看清了他所属阶层的罪孽，从而促进了其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完善，并且自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批判社会之恶的道路。作为灵魂逐渐复苏的标志，聂赫留朵夫不仅要赎自己在马斯洛娃身上所犯下的罪，而且他也更加激烈地意识到自己对人民的所欠下的良心债，他要改善自己的农民的地位，改变拥有私有财产这种不道德的罪过。这是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虽然这一环在聂赫留朵夫来的相当艰难。托翁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文中曾这样认识到： “我懂得了，一个人除了为自己个人的福利而生活外，还必定应该为别人的福利服务。” [9]95在作品中，聂赫留朵夫把自己的土地分发给了他的农民，以自身实现了托翁的这一认识并践行了基督的诫命：不必为吃的、喝的、穿的忧虑。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6]504从而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实现了精神复活过程中新的转变。但聂赫留朵夫达到真正的精神复活是以其在小说最后一章读福音书为标志的，这个结果也是为托翁着意安排的。作品中，读着福音书的主人公有一种拨云见日、大彻大悟的感觉： 恰巧就是“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基督对彼得做出的答案，其大意就是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没有罪，因而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的。”[6]501托翁的宽恕、非暴力的哲学理想在这里显豁无遗。而素来为托翁所重视的《登山训众》的五条戒律也在这一章出现，并且使读过这些戒律的聂赫留朵夫认识到： “一旦执行这些戒律（而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人类社会的全部结构就会建立起来，到那时候不但惹得聂赫留朵夫及其愤慨的所有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
[6]502如此一来，借助 “能解答一切问题 ”的福音书，托翁给出了拯救他所处当下罪孽深重的社会的良方。而这一结论也正是托翁在其浸透着本人宗教道德理想的著名的政论作品《天国在你们心中》详加论证并得出的结论。《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晚期在其世界观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完全站在宗法农民的立场上所创作的一部伟大作品。在这里面，有着托尔斯泰主义的高度凝聚，也有着现实主义派大师对沙俄社会的真实批判，理想的前者与现实的后者碰撞在一起，必然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作者将自己的理念与期盼赋予给了作品中的主人公，原希望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走下去，但是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硬生生的推出了希冀的轨道，至此不受作者控制的反乌托邦解构了其理想中的天国，所残留的只有一场乌托邦之梦，但是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男女主人公都在他们虚与实的徘徊中灵魂走向了复活。
参考文献
2亨利.吉福德著,龚义 章建刚译.《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参考文献[7]列夫?托尔斯泰. 生活之路[M]. 王志耕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 1998.
3草婴译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0,1989年5月第1版.
2、刘文飞,陈方著.《俄罗斯文学大花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11版.
3、列夫.托尔斯泰著,王健夫译. 《复活》.漓江出版社, 2007年6月第1版.
[1]倪蕊琴. 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2]贝奇科夫. 托尔斯泰评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