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袁庚,中集集团第一任董事长。 1917年4月生，广东宝安县人，1937年毕业于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特别班，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加入东江纵队；
1945年，以上校军衔赴香港与英国海军上将夏悫爵士，GBE，KCB（Admiral Sir Cecil Halliday JepsonHarcourt，负责日本军队受降事宜的谈判，并成为我党驻香港办事处的(即后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主任。；
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先后任队员、训练队教官、护航大队队长、情报官、联络处处长等职，1946年，他随部队编入第三野战军，任炮兵团团长，1950年，随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
1953年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任驻雅加达领事、交通部外事局局长。
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1968年4月，经康生批准被捕入狱，1978年任招商局轮船公司常务副董事长。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1992年离休，2003年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金紫荆星章”。
▲印有这句著名口号的巨型广告牌已被送进了博物馆
1984,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到深圳视察。不久，中国便做出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决定，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一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理直气壮地走进了天安门国庆大阅兵行列中。之后，中国人的观念迅速调整，带来的是每个人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迅速变革。
港口和口号，都与一个“老深圳”的先行探索有关。20年前，深圳大鹏人袁庚给邓小平的见面礼一是蛇口港码头，一是那句口号。小平对前者说“很好”，对后者说“对！”
袁庚的两件礼物来得并不容易，而一旦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笑纳，意义就更不同凡响。现在，当生活在与20年前相比完全不同的新时代里时，我们追忆过去意味着明白“好日子从哪里来？”
“袁庚的1984”，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老深圳”的故事。
坐在深圳蛇口的寓所里，袁庚老人望着窗外的绿树和远处的建筑，欣慰地对记者说：“过去，窗外就是海。现在好了，蛇口扩大了好几倍，我们的事业在扩展，但出门就能见到树的老规矩没变。”
“袁老生于深圳，归根于深圳，您这一辈子哪一年最重要？”记者问。
“1939年。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4年对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袁庚微笑着指着墙上与邓小平的合影说，“小平来了！1月26日。我的改革尝试得到肯定。”接着，他呷了一口茶，“小平同志的话不多，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对我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说了个‘对’字，另一句是听我汇报了蛇口港码头是怎样建起来的后说了‘很好’两个字”。
“还有呢？您的1984年就这么简单？”记者又问。
“当然没这么简单，小平回北京不久，就召集开会，说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蛇口工业区情况很好。3月底，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我介绍蛇口工业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这可是首次由一家企业负责人到中南海作报告。当时准备有点不足，又面对那么多首长，但我还是一上去就讲，现在想来，胆子真够大的……”
袁庚的1984年着实不同凡响。这年4月，全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在蛇口工业区问世，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招商银行就是从那里孵化出的。也是在这年，那句被斥责为“要钱要命”的口号，昂首挺胸走进天安门国庆游行队伍，成了影响一代人的精神风标。
一句口号一个时代
来过深圳蛇口的人都知道，在蛇口最繁忙的道路上，曾经竖立过一座醒目的广告牌，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忙碌的深圳人在牌子下匆忙走过，他们的匆忙是对口号的最好解释。
这句口号最早是袁庚喊起来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是需要魄力的。
1978年的一天，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1950年1月15日，招商局香港分公司的13条轮船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从此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代表机构。历任交通部长都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而副董事长则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从李鸿章算起，袁庚是第二十九代“掌门”。
袁庚到香港的第一单生意是买一座大楼，6000多万港币。首期交订金2000万，讲好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交付。那天袁庚和同事拿着2000万的支票到了律师楼，卖楼的商人也带着几个人来了。双方谈了几句，就签了合同。当袁庚把支票交给商人后，商人后面的两个职员迅速接过支票，以极快的步伐下了楼。袁庚在楼下的同事讲，楼下有两部汽车压根儿就没有熄过火，那两位职员拿上支票后，跑步下楼上车，以最快的速度飞奔到香港汇丰银行。
第二天是周末了，银行关门。2000万港币在银行3天的利息是几万元，为了3天的利息，香港商人准备了两部车，害怕途中熄火而误了大事。
这件事对袁庚触发很大，“时间就是金钱”脱口而出。
另外一件事情催发了“效率就是生命”。600米长的顺岸码头工程，是袁庚主持的蛇口工业区第一批基础设施的重头戏。1979年动工伊始，由于采取了惯用的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工人积极性不大，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只达20-30车左右。工程进展缓慢。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他在车队工人中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办法是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55车，完成这一定额者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钱。
实行这一制度后，工人生产情绪高涨，一般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90车，中期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完成。
奖励制度实施不久便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实行。工人情绪严重受挫，施工速度迅疾下降，工地上冷冷清清。
袁庚向中央领导申诉，以“效率就是生命”辩解。结果他赢了，定额奖励制度恢复了，这句话也便流传开来。
1981年，袁庚把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树在广告牌上。非议接踵而至，有人说，“这个袁庚糟糕透了，又要钱又要命。”最开始时广告牌居然还被人拆走拿去烧了。
袁庚对记者说，“如果在香港树起这样一个牌子肯定被人笑，这句话，卖菜的阿婆都知道。可是当时在内地还不能广泛接受，认为是异端。”
袁庚坚持要把这句口号继续树立下去。他相信这些国际公认的观念肯定会被接受的，于是再造了一个广告牌，没人再动手销毁。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乘坐的中巴车从这块广告牌的前面经过。担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的袁庚随后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袁庚说，“我们有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陪同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提醒说，“就是我们进来的路上看到的。”小平同志说了一个字：“对！”
回到北京以后，邓小平在几次会议上都说起了这句话，敦促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上，袁庚激动地在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看到蛇口工业区的彩车从天安门前驶过，上面清晰地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从此传遍了大江南北。讲起改革开放，人们就会讲深圳，就会讲起蛇口，讲起这句口号。
如今这块广告牌已经被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一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牌子继续承担着新时代的使命，立在蛇口。
走进中南海
袁庚曾经讲过，深圳是“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经济因素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
1984年3月底，袁庚接到通知，马上到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介绍蛇口工业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袁庚匆匆赶到北京会议的现场，自我感觉准备不太充分。但是袁庚又想：既然来了，面对那么多的首长，那就言无不尽吧。3月28日下午，凭着多年军事和外交工作培养的良好素质，袁庚很轻松地向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讲起了蛇口工业区各项崭新的经验和措施以及对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试验作用。作完报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报告全文，“蛇口经验”名扬全国。
4月30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形成，《纪要》建议，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同意《纪要》建议，14个港口城市进一步开放。
6月初，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后不久，国务院委托深圳市举办第一期沿海部门城市经济研讨会。研讨会开幕式上，分管开放城市与特区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发表重要讲话，并当场宣布：中央批准袁庚做谷牧的顾问。
谷牧说：“袁庚是个老同志，打过游击，搞过地下党，他是香港招商局的领导，对外开放这一条，我没有他的知识多，所以我非请他当顾问不可……”
早在1975年即出任副总理的谷牧，曾率领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考察归来后，向中央提出许多重要建议。他却谦逊地宣布“对外开放这一条，我没有他的知识多”，他的谦逊，给人深刻的印象。
6月8日，袁庚在会上做了题为《我们所走过的路》的长篇发言。不久，为了满足中高层领导干部了解蛇口，致力改革开放的需要，专门介绍蛇口工业区经验的《希望之窗》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内部发行。
7月30日，李先念为此书题写书名。
1984年，袁庚步入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此后，袁庚走遍了大部分沿海开放城市。所到之处，反响强烈。
1984年7月，袁庚率员出访数国，其中一站是英国北海油田的后勤基地阿伯丁，昔日默默无闻的阿伯丁因为作为北海油田的服务基地而日益繁荣，中国的南海油田正在开发，袁庚想：蛇口就不能成为南海的“阿伯丁”？其实这个想法在袁庚脑中早已形成，在出访前，蛇口已经成立南海石油服务办公室。考察回来后，工作进一步加快。
袁庚还力邀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到蛇口主管外事和南油服务工作。在袁庚的支持下，朱传贤的外交才华得到发挥，一些已在外地落脚的石油老板移居蛇口。
美国驻广州的一位商务代表说：我在中国再也找不到像蛇口这样的地方了。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几乎所有在南海勘探和开发的外国公司的总部都吸引到蛇口来了。
第四个“大力士”诞生
1984年4月，全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在蛇口工业区问世，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间小小的财务室就是后来的招商银行的前身。
成立内部结算中心之前，蛇口工业区已有十几家企业，每个企业在银行都有账户，而工业区总会计师也开有户头。财务人员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同一家银行里，同是工业区辖属的企业，有的在向里存钱，有的则正寻求贷款，如此一进一出，工业区便自觉自愿地损失了一部分利率差。
于是，有人向袁庚建议：建立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所属企业从内部结算中心开户，中心在银行统一开户。袁庚接受了这个建议，成立了这个内部结算中心。
1985年9月，工业区又在结算中心基础上成立了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属非银行金融企业，既可向银行拆借资金，又可吸收企业存款。它的成立进一步扩展了工业区的融资渠道；同时也扩大了结算中心的业务范围，可以为工业区之外的企业服务。
1986年5月5日，袁庚提笔给当时的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写信，要求成立招商银行，袁庚说如果充分运用蛇口工业区这些年的经验，采用先进的人事管理体制，相信能够成功。显然，袁庚把招商银行作为他试管中又一个新颖且刺激的试验项目。陈慕华行长在讨论此事时力排众议，表态支持建立招商银行。现在，招商银行已经由一间企业的结算中心变成世界五百强企业。
袁庚的试管里还有几个令他自豪的企业，他们都是从蛇口工业区走出去，现在都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国内乃至国际响当当的企业。集装箱产量世界第一的中集集团，中国第三大保险公司——平安保险，还有蛇口赤湾港。
1982年，袁庚到丹麦去考察。他看到丹麦人做的集装箱很漂亮，心想：这家伙要是搬回深圳就好了。于是他和丹麦人就谈起来了。
项目谈好后，丹麦人来到蛇口监督施工，在填土的时候，工厂位置要比前面码头的海拔低，丹麦人一定要填高75公分左右，费用要60万。袁庚就把100年的海图给他们看，说100年的海水涨潮没有高过码头前沿的，建议还是不填了。丹麦人说，那101年呢？袁庚差点和丹麦人吵起来，后来还是双方各出一半的钱。
袁庚说，1987年那年台风特别厉害，前面全淹了，一直淹到现在工厂前面的马路上。袁庚一直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教训，丹麦人做事保险系数很高，考虑得比较长远。
躲在屋里想像大海
88岁的袁庚现在行动有点不方便，五年囚禁的生活让他落下一个腿部肌肉萎缩的毛病，平时他基本不出门。他指着门外，“这里以前就是海，现在已填了，很高兴后辈们在扩大蛇口的地盘。现在躲在房子里想像大海，总让人心潮澎湃。”
他说现在记忆也有点问题，时间近的事情转眼就忘，倒是时间很久远的事情还不时像老朋友一样从记忆中跳出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东江纵队抗日，邓小平到蛇口，蛇口工业区的建立，招商局的发展……
袁老指着门前的那些大树说，这些大树也二十几年了，当年蛇口建设的时候，我们规定建房子必须在门前栽树，任何管理者没有工业区全票通过不许砍树。你看，现在好多外国人把公司设在东莞、惠州，但他们还是愿意来蛇口住。
蛇口的一石一木都糅进袁老的生命里了。特别是1984年，是“我生命中最难忘却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