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轮台罪己诏》的特色
汉武帝之《轮台罪己诏》，开中国皇帝自我批评之先河，此《轮台罪己诏》，语言质朴无华，然实属忏悔极品，而后代之帝王所不能比肩者也。
汉武帝的自我批评，未摆花架子，而是货真价实的自我批评；否则，他的自我批评，断然不能成为千秋历史之佳话了。
汉武帝自我批评的一大特点，首先在于有高度的政治警觉，对当时可能亡国的局势有清醒的判断,由此导致对自身错误的深刻反省。这集中体现他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罪己诏》中，断然否决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关于派军远赴轮台（今新疆境内）屯田垦荒、加强战争之准备的奏章。汉武帝几乎一生都在和匈奴作战；在对匈族的战争中，他能指挥军队深入匈奴腹地，重创匈奴，在这一点上，后来罕有帝王可与其气魄和武功相比。按说，当桑弘羊奏请屯垦战备时，从军事角度看，不失为好主意，本应能迎合汉武帝那种好大喜功的心理，刺激其勃勃雄心；而汉武帝却关键时刻，否决了桑弘羊的建议。
汉武帝警觉到，战争已经到了人民不堪重负的程度。由于连年对外作战，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吏治腐败，广大贫苦农民难以忍受官府、豪强之压榨，连连爆发起义。武帝意识到，如果他继续其战争之路，注定重蹈秦朝统一中国后毁灭之覆辙。于是武帝果断对战略做了大调整，在《罪己诏》中云：“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制止暴政与苛捐杂税，发展生产，让人们休养生息；不再扩大战事，加强“武备”罢了。从这种战略调整急转弯中，让人看到汉武帝的政治智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汉武帝与秦始皇没有两样——“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但是，“秦以之亡，汉以之兴”，乃是由于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危局，免遭了像秦朝那般瞬间覆灭的命运，可谓一针见血——是的，悬崖勒马，人民安居乐业，汉朝得以延续；执迷不悟，那就难料有多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亡国与兴盛，只在一念之间！
汉武帝否定了桑弘羊屯垦战备之建议，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嗅觉；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做了震动天下的自我批评，展示了他找回良知、有错必纠的做人智慧。请看，他用何等严厉的字眼，否定着自己的一生所作所为: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是一位天子自谴自责的话，您相信吗？狂悖，乃“狂妄猖獗,蛮不讲理”之意，是严厉的谴责语。武帝自我如此自责，决非作秀，实乃真情。他把“伤害百姓，糜费天下”之责任，全部承当，并马上改过；他沉痛忏悔，向天下人谢罪——这种作法，不但未使武帝丢了脸，反而使他这一罪己诏，成为自我反省之千秋轨范，避免覆灭之万世警钟！
汉武帝因宠爱李夫人，竟至爱屋及乌，让李夫人那毫无军事经验的哥哥李广利为将军带兵出征，以达到战场立功、得以封侯的目的。结果李广利兵败投降了匈奴，造成巨大损失，使武帝后悔无及。他在罪己诏中说道：“乃者贰师（贰师指李广利之军队）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能把自己用大舅哥为军事指挥官来达到私人目的这种丑陋行为公布出来，向“死略离散”的“军士”们致哀，以“常在朕心”的“悲痛”向全国人民忏悔，这是汉武帝的一大手笔！这样的忏悔，不仅没有使汉武帝声名狼藉，反而为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增添了一线光辉。
汉武帝接着说道：“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他果断否决了轮台屯垦之建议，全心全意发展生产，避免了汉朝之危机；而且其悔过之举，使得他的明主形象，变得鲜明起来。后人不论对汉武帝喜欢与否，皆对汉武帝这一忏悔书大有好感——在一个缺乏忏悔意识的民族里，竟然出了一位敢于露丑、无情批判自己的帝王汉武帝，这是奇迹。
有错就承认并改正，汉武帝，好样的！
汉武帝的罪己诏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个皇帝，万人之上的统治者汉武帝，向全国人民如此做自我批评，可以说，后来没有哪一朝代、哪一位最高统治者，能达到汉武帝这样的境界与高度。其实，按照专制帝王的一般做法，武帝完全可以杀一两个替罪羊或╳人帮以谢天下——能这样做，对于帝王来说，也算很不错了。但是汉武帝用了全盘否定自己方式，向国人谢罪，在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是一代明主（汉武帝也有暴君之一面，人性是复杂的），并不过分。人之明智的极致，在有自知之明。
汉武帝颁布《罪己诏》时，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了（汉武帝享年70岁）。对于一位高龄皇帝来说，这样的自我批评，实在关系到盖棺定论之命运——武帝如此暴露自己罪过，难道他就不怕后人依据他的“狂悖”之自谴来作定论吗？其实这正是汉武帝伟大的地方。他没有搞“三七开”或什么“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之类的粉饰言辞，为了（刘姓的）江山社稷，也为了不再给百姓带来多多苦难，“雄才大略”（班固《汉书》对汉武帝的评语）的汉武帝对自己做出无情批判，乃是他人格魅力的闪光。雄才大略，一般理解体现在武帝对外战争的谋略与气魄；殊不知对于武帝来说，他那更值得欣赏赞扬的伟大气魄，恰恰体现在对自身的反省与解刨。汉武帝，在自我批评方面，真的是千古一帝啊！
汉武帝的名垂历史的《罪己诏》，告诉人们，来自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真诚，最能打动百姓的心。不难想象，武帝这一在荡漾在中国历史回音壁上的忏悔书，对一贯以“皇恩浩荡，臣罪当诛”之思维生活的中国人该有多大的震撼。最高领导人的自我批评，比一般人更难——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往往带来全局性的损失，对领导者个人来说，也面临丢面子的严峻局面，因此，能否作真正的自我批评，是英明与昏庸者的试金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中国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在曾对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犯了大错，注定要被后人记住并且指点批评——“要上书的”，可见对于最高领导人，自觉检讨并作公开的自我批评，是多么地不易。历史上很多统治者，对自己铸成的大错，多方掩盖的多，严肃罪己的少，相比之下，就能看出汉武帝的自我批评，有多么珍贵了。《轮台罪己诏》被后人高度赞许，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武帝的自我批评，除了他自己的政治素质和做人智慧以外，应该还有时代的因素。奠定了武帝时代统治思想的大儒董仲舒，就提出过：国君的统治是由于天命决定的；但董仲舒同时又对君王的权威提出了限制：皇帝必须按照天意行事。皇帝每逢天灾时，都要反省自身执政之表现，自我谴责，以求痛改前非。另外，他还提出侵害人民利益者，必遭惩罚：“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其中意思再清楚不过，天的意志主要体现在民身上——如果统治者戕害百姓，天就夺去他的皇位。汉朝是华夏民族勃勃上升时期，风俗质朴；特别欣赏董仲舒学说的汉武帝，对于天命，亦应怀有一种敬畏之心。
天子，天之子也，有了错误发罪己诏，是对天负责的体现——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者是也。天把万民交给了自己，出了错，就要有担当——而这种担当，只能由天之子汉武帝来做，他人无权利也无能力代替。因此，有错误，就担当，是武帝的职责，其中还夹杂一种能担当之“好汉”的自豪感也说不定！
总之，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汉武帝，看到了导致生灵涂炭、民众水深火热的状况，再加上秦朝残暴政治的前车之鉴，使得他从心底对“上天”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罪己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有敬畏之心，深知自身不足，而不是以一贯伟大光荣正确而自诩，是自我批评的重要前提。如果以伟大光荣正确而自居，那么，其内在逻辑就是没有错误可议，因此，就绝不会有真诚的负责的自我批评。在中华大帝国之开创阶段，汉武帝绝无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之化身的概念。汉武帝之《罪己诏》的默默前提，就是，作为天之子的皇帝也是凡人，会犯错误，并应处于“天”与人民的监督之下。
反思
今人应该怎样看待晚年汉武帝的自我批评？
威震天下的汉武帝晚年悔过，向国人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是古今一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榜样。最高领导者有武帝这样的做人智慧，乃我中华民族之福也。
当然，基于人性的弱点，人们乐于听赞扬而不乐闻批评，惯于掩饰自己的弱点和阴暗面，因此，仅仅等待领导人的自我批评不是治国的根本之策。汉武帝的《罪己诏》，是来自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向国人的痛切忏悔，这种忏悔太罕见了；这份《罪己诏》的伟大，在于武帝晚年对于人性的一种超越。它是一种近乎“超人”的偶然行为，绝不是一般领导者能做到的。再者说：如果国人等待每一位最高领导人犯了大错后再来自我批评，那么，国家民族要受到多大的损失？
汉武帝式迟到的自我批评，不是国人福祉的可靠保障，它启示着人们：只能把最高权力“关在笼子里”，按照法制的原则，接受民众的监督，才是根本。
批评和自我批评本身并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自愿，而且有公平正义的法则规矩之保护。政党或团队内如是，国家社会内亦如是。而有错必究，而只能按照公正的司法，得力的检举揭发制度，以人人平等的精神来纠正。而由于国家最高领导人肩负着极其重大的社会责任，对他们的监督批评，最要放在首位。汉武帝的自我批评来得太晚了，不就是因为对他的监督批评机制的缺乏所致吗？
今人要有真正超越汉武帝的勇气和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最高领导层，除了刘少奇之“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之语外，能达到武帝之自我批评之境界的，举目皆无。今人有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殊不知汉武帝之《罪己诏》，虽输文采，却不乏真情；可怕者，是那种堂堂正正之面目下，却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汉武帝之《罪己诏》，好处就在质朴无华而坦诚忏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人若欲超越汉武，首先要学学他的自我批评之坦诚，学习他那朴拙不修饰的语言。否则，假大空之语，尽管可以文采飞扬，何以服众？,徒将历史记载的人间笑林，又增添新鲜谈资也！
近闻有对联云：“……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岂不然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