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国人民抗击非典 万众一心抗击非典邮票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连不认识 26个英文字母的人,也早已熟悉了SARS这个单词所代表的恐怖。整整一个春季,这种被我们称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搅乱了一个中国,并波及了小半个世界。到5月27日,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病例 8221名,死亡 735人。

内地第一例患者、康复后再次走进医院捐献血浆的广东厨师黄杏初不会想到,他所感染的这种病毒,竟让世界卫生组织短短一个月里三次向全球拉响警报。

戴上厚厚的口罩、以另一种方式呼吸的人们同样不会想到,那浮动于鼻端的气息,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带来如此深刻的改变。

人们感慨,如果第一例病人得到了有效控制,如果从最开始就像今天这样实施隔离,如果……然而,危机面前,任何颠覆现实的假设都没有意义。

也许,这场灾难注定是偶然中的一个必然;也许,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国家的抵抗

1、灾难就这样降临

2002年12月 22日,一名危重病人从河源转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位病人症状十分奇怪:持续高烧、干咳,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任何医治肺炎的抗生素均无效果。

两天后,河源传来消息,救治过该病人的当地一家医院 8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震惊了,广东医疗界震惊了。“怪病”最后被称作“非典型肺炎”,一种比普通的肺炎可怕百倍的传染病,它的病死率高达 3%以上。

广东刚刚欢度完春节就陷入了恐慌。 2月 10日,人们开始抢购一些据说能够防治非典的药物和食品。短短两天,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以至于北京女孩江金钏为在南方工作的叔叔邮寄白醋时发现,邮局里打包用的邮寄箱竟然已经卖光了。

先后几次遭受禽流感之痛的香港成了非典病毒袭击的第二站。3月初,威尔斯亲王医院 8A病房10多名医护人员出现非典症状, 3月底到 4月中旬,位于九龙湾的一个社区内 300多名居民同时感染,于是,除了会展中心、红勘体育馆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外,大多数没有去过香港的内地人又记住了“淘大花园”这个名字,所不同的是,直到今天这个名字仍让人谈之色变。

2、蒙昧中的城市

就在粤港地区因为非典而沸沸扬扬的时候,中国的首都和其他大多数城市却异常平静,尽管北京的医院已于3月初收治了一名后来被确诊为非典患者的山西病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在3月下旬就将北京列为疫区。

人们似乎更关心国际大事——史无前例的电视直播把伊拉克战争如同世界杯比赛一般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对于萨达姆是死是活的猜测中,对那场遥远的战争热情空前的人们以为流行于南方的疫情离自己也很遥远。

回想起 4月初在有名的自助式卡拉 OK“钱柜”参加的那次聚会, 25岁的卢小燕有些心悸——六七个同学坐在包间里聊天唱歌,到了用餐时间,不大的自助餐厅挤满了人。“当时真是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那么多人,要是有一个人感染的话多可怕啊!”

事实上,那也是卢小燕这些日子里最后一次去“人多”的地方。半个月后,北京市文化局、公安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决定:暂停全市歌舞娱乐场所、“网吧”、电子游戏厅、剧场、影院、录像厅等公众聚集的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

没有人说得出此时的北京已有多少非典患者,直到 4月 15日,官方公布的数字是非典患者 37例,死亡 4例,并称“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4月20日

4月 20日,一个改写中国抗击非典历史的里程碑式的日子。

当日下午现场直播的介绍中国内地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和防治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出现让敏感的人们意识到了什么。

此时的北京,已经在长时间的浑然不觉之后骚动了起来,小道消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在这个有着 1300万人口的城市传播着关于非典的种种说法和猜测。

果然,北京的确诊病例从 37例一夜之间骤然增加到 339例, 5天公布一次的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接下来又发生了被海外媒体视为“史无前例的果断措施”和对各级官员“一次灵魂深处的震撼教育”——两位高官被免职。

政府的强势介入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敌人”。

在大陆被称作“非典型肺炎”的 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正式命名,英文全称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率先为它命名的世卫组织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因追踪研究 SARS不幸感染殉职。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 12日第一次拉响 SARS全球警报,4月2日正式发出不要去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全球 13个实验室联手研究 SARS的元凶,仅仅 8天就确定病原体为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而当年寻找艾滋病病毒时,全世界花了整整 3年时间。

显微镜下,致命的 SARS病毒竟有着皇冠般的美丽,而它来自哪里,又通过什么途径传染,都还是未知数。

4、北京失去平衡

正如临危受命兼任卫生部部长的吴仪所言,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共享的全球化时代,对重大疫情的透明度不高,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4月20日前后达到顶峰的谣言证明了这一点。 4月 17日左右,以手机短信传播的小道消息铺天盖地——“污染区:╳╳中心 18层大厦,╳╳大楼 15层……”,地点和数字精确得让人不容怀疑,而事实上,小道消息列举的诸多大楼运转如常,并没有被封闭或隔离。

陡然增加 10倍的疫情数字让刚刚开始不安的城市一夜之间失去了平衡。“今晚非典病人大转移,空气质量差……”的谣言漫天飞舞,民工和大学生纷纷离京,两个月前广东的抢购一幕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就在记者居住的小区,两天前还是8毛一斤的白萝卜骤然涨到了3元。

4月 22日下午,家住北三环的沈庆走进国展中心附近的家乐福超市时大吃一惊—— 一排排放米面的货架已经空空如也。从卫生日用品、保健医药品到食品,抢购潮在短短两天中迅速地席卷各大超市,又迅速地退散。不少曾经参与抢购的人说,他们并非对现代物流没有信心,而是担心疫情会严重到令人不敢出门的地步。

恐慌,比非典更可怕的病毒。

恐慌,夹杂着对隐瞒疫情的愤怒和对政府新举措的希望。

恐慌,构成了人们在这个 4月的复杂情感。

5、从透明开始

胡锦涛总书记“我们很揪心”的朴素话语和温家宝总理饱含泪水的眼中所折射的,是中国领导人的亲民作风和深深的忧患意识。

“有了吴仪,定能无疫”,民间流传的短信中,人们把风格干练的女副总理的名字同谐音“无疫”联系在了一起。市民也渐渐熟悉了赴京担任代市长的新面孔王岐山和他的“说句实话”的口头禅。这位以“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为信条的高级经济师,曾在金融风暴时主持广东金融工作,被称为“救火队员”。当王岐山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动向中外记者“爆料”,当他出人意料地坐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镜头前说出他的信心,更坦言他的忧虑的时候,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清新的作风和坦诚的勇气。

从透明开始,公众的知情权,被置于同科学和法制相等的地位,被赋予了同样强大的力量;从透明开始,一个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对人民负责的理性政府,正在扭转最初猝不及防的被动,显示出面对危机时防止“天灾”变成“人祸”的应对能力。

——中央财政再次增加专项资金,用于中西部省、市(地)、县级疾病控制机构的资金达到29亿元;

——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管理;5月12日,《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紧急出台,这一重要条例标志着我国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

——从医院到社区,全国一体化的非典疫情报送系统和指挥系统建立:取消今年的五一长假,减少因人员流动造成疫情扩散,严防疫情向农村扩散;通过媒体发布消息寻找非典患者周围乘客等公共机制健康运行;

——从城市到农村,各地严格进行自我保护、防止本地区疫情向周围扩散:北京市控制大学生和民工返乡;上海拉响橙色警戒,从郊区开始布下严密的防治网络;各地对病区外来人员实行医学隔离,据说,由于山东省措施严格,竟然有想家迫切者试图从北京骑自行车回山东……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抗击非典的“城市攻坚战”和“农村防御战”;

——短短 7天之内,京郊建成全国最大的非典收治定点医院, 1200名军队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到小汤山一线。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速度”一样,“小汤山速度”成为这个特殊时期惊人效率的代名词。

从4月21日到4月底,北京市每天增加90至100个病例,最高一天曾达到150多人;从5月初开始,疫情呈现出小的回落,处于高发平台期;5月9日开始,疫情下降幅度明显增大,17日新报告病例首次降到 19例,28日降至3例。全国的每日新增病例也从最高峰时期的上百例下降到个位数。

6、科学的品格

就在政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定的4月20日这天,胡锦涛来到非典科研攻关一线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勉励大家运用科学力量战胜非典型肺炎疫情。

科学,疾病的克星。有人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国内地科学界遭遇了无所作为的尴尬——不论是病原体的确定还是病毒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作为非典主战场的中国内地都没能拔得公布科研成果的头筹。

这样的论断显然过于片面,荣誉的擦肩而过并不能抹杀内地科学家们携手攻关取得的重大进展,而他们对于真理的坚定和执著,更是足以同任何辉煌的科研成果相提并论,足以让多年后的人们记忆犹新、引以为傲。

非典在广东爆发之初,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医学专家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发现,这种“怪病”的致病源不同于衣原体,也不同于细菌,更像是某种人类从未曾谋面的病毒。

病毒,一种直径只有 20毫微米到 400毫微米的微生物,曾在人类历史酿就了一次次生灵涂炭的悲剧。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烈性传染性病毒是天花,从公元前 1600年左右天花开始流行到距今 200多年前英国医生爱德华第一次将牛痘疫苗接种到人体,前后 1800年间,夺去了难以计数的生命。

然而,在此时的中国医疗界,“主流”的声音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导致非典的是衣原体。

是衣原体,还是病毒?两种声音,代表了以生命为赌注的两种截然不同治疗方式。力排众议,从临床疗效出发,钟南山和他的同事们坚持给普通病人使用利巴韦林等常规抗病毒药物,为肺部阴影增多的重症患者使用无创呼吸机和大剂量激素。实践证明,这种针对病毒的治疗方法大大减轻了呼吸衰竭的发生率,也成为广东创下世界最低非典病死率的关键所在。后来,北京不少参与非典病人抢救的医生在谈及救治成功的经验时都说到,如果没有钟南山等的坚持,没有无创呼吸机和大剂量激素的使用,“后果不堪设想”。

几乎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广东省旅游警告的同时,新加坡卫生部公布一名新增病例,从而在持续 20天“零感染”的最后一天遗憾地失去了脱离世卫组织疫区名单的机会。

遗憾之中凸显出狮城政府对于科学的执著和诚信,新加坡如此,中国亦如此。

这是科学的品格,这是人类的福祉。



中篇:与危机共存

1、 这里的节日静悄悄

4月到5月初,全国的非典病例持续攀升,北京市每天多达 90至 100多的新增数字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于是,春风依旧,以往每个“黄金周”里总是人满为患的城市,却第一次遭遇了别样的冷清。

王府井、西单、 SOGO等商场里,卖东西的远远多于买东西的,数字表明,北京百货销售额下降了 73.05%。一个新名词由此诞生——“目标购物”,指的是极个别的来去匆匆决不久留的购物勇士,讨价还价货比三家的情景无奈地成为昔日繁华的追忆。

餐馆大多店门紧闭,有的挂上了“内部装修”之类的隐讳字牌;地铁乘客寥寥无几,让巨大的地下空间显出了几分阴森;电影院最惨的时候一天只有 3个观众,正在北京院线上映的好莱坞巨片《指环王 2》创下了环球最差票房记录。

邀上几位朋友去十三陵踏青的小魏环顾四周,算上自己在内,偌大的十三陵景点只有10位游客,工作人员百无聊赖地坐在树下晒太阳。

据统计,五一期间北京的旅游收入下降99.1%,往日熙熙攘攘的游客,就这样辜负了5月北京的青山绿水草长莺飞。

尽管“份儿钱”已经从原来的每天 90元降到了 30元,出租车司机王磊还是抱怨说,坐车人少了,钱难赚了。平日里饱受塞车之苦的他感慨,北京的交通从来没有这么顺畅过,各大路口的交警看上去很是清闲。

内地6月中旬前的雅思考试推迟了,2003年研究生复试推迟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无可奈何地顺延了……

一个每天都有新的奇迹的国际大都市,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下来,仿佛整个城市在一只巨大的口罩下捂着,盖着,压抑着。

都市街头的荒凉不止于北京。

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对全国34个城市4月中旬至5月中旬服务业的调查表明,太原百货及连锁销售额下降35.7%,天津下降33%,就连一直没有发现非典病例的“净土”贵阳,百货销售也下降32.06%,餐饮业收入下降43.3%。

受打击最严重的服务行业会不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经济学家们有的为中国9%的经济增长目标担忧,有的判断目前的短期波动不会殃及国民经济全局,有的则以另一些市场的火爆数字告诉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北京的北方汽车交易市场,仅5月9日一天就接待顾客 1400多人,客流量和交易量是平时的几倍,而且买车的百分之百为“个人”,私人汽车成为人们心中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使用现金的少了,“刷卡”的多了,牡丹卡中心日均网上申请办卡人数是平时的4倍;药店的消毒用品和保健药品热卖,五一期间13家药店连锁企业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26%;购买中药的队伍长达十几米,同仁堂(600085)启动生产线24小时不停熬制瓶装药液,多年来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的国药这一次似乎找到了出口;在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医药企业和医药零售企业一度受到追捧,一致药业(000028)、南京医药(600713)、同仁堂、上海医药(600849)等成为“非典概念股”……

2、 套中人的烦恼

地球一刻也没有安静过。

中国维和部队涉足不久的刚果(金)爆发震惊世人的部族大仇杀,加拿大刚刚因非典疫情缓解松了口气又传出疯牛病的噩耗,朝鲜核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倒萨”扑克牌上的人物一个个“归案”而国防部却再次提高国内防止恐怖袭击的安全警戒等级。

这个时候的中国也是一个多事季节:潜艇失事,湖南矿难,大兴安岭火灾……然而,对于不少中国人、特别是北京居民来说,所有这些轰轰烈烈似乎都不是他们眼中的新闻。他们关注的仿佛只有两个字——非典,准时收看每天16:00的卫生部疫情发布会,关注医学专家做客的电视直播,上网浏览关于非典的官方新闻和小道消息,仔细阅读报纸几个版面的抗非典报道……

卫南,26岁,1.80米的大高个,标准的“运动型”、“阳光型”。一次小小的感冒,竟让他经历了生命历险般的心理折磨。

4月25日上午,正在单位上班的卫南发烧 37.2度。联想到这几天有些腹泻,“身上立马吓出了一身冷汗”的他立即回到家中,吃感冒药、退烧药,每半个小时量一次体温。到了下午,发烧症状仍然没有减退,卫南只好戴上两层口罩,大义凛然地来到北京301医院就诊。

尽管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医生还是费了不少口舌才让他相信,自己的确只是患了普通感冒,而腹泻则是前段日子经常空腹喝防非典中药的结果。哑然失笑之余,卫南感慨说,第一次体会到了人面对生命危机时的恐慌和脆弱!

民间盛传一时的各种防非典药方中,有人发现其中一个竟同当年“义和团药方”防治洋人下毒的方子一模一样。考证者的结论是,这样的药方“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在120急救中心和北京疾病控制中心的“与你同心”咨询热线,100余名大学生义工每人每天平均接150个电话,最多时190多个。据说,打来电话的大致分为两类,老是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自己吓唬自己”的,和足不出户觉得憋闷、“想找个人说说话”的。

有人说,非典时期,我们都成了“套中人”。

网上的段子“非典时期的几种死法”,夸张却精炼地把“套中人”的不幸总结为:“戴口罩捂死,熏醋火灾烧死,喝大量中药毒死,同事染病吓死,公共场合咳嗽被扁死,网上散布流言被骂死,出差回来后被隔离郁闷而死,在家无所事事憋死。”

——还好,就是在最脆弱的时刻,平民的智慧依然闪光。

3、 尴尬的农村和城市

第四媒体、第五媒体天生具有谣言传播的优势。

在疫情和政府举措走向透明,在公安机关逮捕了“北京封城”等谣言的始作俑者之后,一度泛滥于网络和短信的谣言渐渐平息。然而,5月6日“立夏”前后,一个“婴儿说话”的流言却在几天之内传遍安徽、江苏、陕西等 14个省份的农村地区。

不同版本的说法中,婴儿的出生地各不相同,婴儿说的“话”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主要内容却惊人地一致:“一个婴儿生下来就会说话,告诉人们放鞭炮和绿豆汤可以防非典”。

类似的传言其实旧时早已有之,但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多多少少有些难以理解。社会学家们分析说,这是农民在用他们熟悉的知识体系来应对非典这种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尽管可以理解,它同时反映出农村在灾难面前各种资讯稀缺的尴尬现实。

另一种尴尬里,北京人成了主角。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方的人往往具有某种地域特点,比如山东人之厚道,四川人之泼辣,上海人之精明,北京人之能侃。

一些住在首都的外地人在实践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北京人是全国人民中最关心大事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侃起山来仿佛住在中南海隔壁似的,地道的京腔透着股皇城根下的优越感。

而这一次,这种优越感被山洪暴发般的非典冲垮了。

作为中国内地非典重灾区和抗非典主战场,占全国人口1%的北京集中了一半以上的非典病例。于是,在一些人眼里,北京人被视作病毒携带者,惟恐避之不及。

“高家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字牌汽车,站岗的村童立刻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老高敲响了村头的老铜钟: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快戴口罩!”一则“鬼子进村”式的手机短信流传甚广。

另一则段子似乎更灰——“一女夜行黑处遇色狼被搂住,该女突然咳嗽,色狼立刻打住,摸女额头,烫!听呼吸,喘!色狼顿逃。该女一脸无辜大喊:人家只是太紧张,又不是北京来的!”

空调经销商李力在无锡市八佰伴广场散步时,不小心蹦出了几句京片子。周围有人敏捷地闪开三丈之外,“北京人?离我远点!”看着旁人惊恐的眼神,李力知道任何解释都来不及了,只好万分冤屈地离开广场。“艺术真的是源于生活啊。”同样收到过“北京人”短信的他如此调侃。

4、 天天都是世界卫生日

4月到5月,如同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日子,让人渐渐学会如何在非典的阴影下平和地生活。毕竟,疫情最终会过去,而生活每天都在继续。

各种媒体广而告之预防非典的卫生措施,连皱巴巴的雪村也把“翠花,上酸菜”换成了《预防非典听我说》。这个弥漫着 84消毒液味道的春天,似乎也不那么刺鼻了。

疾病的威胁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许是任何爱国卫生运动都难以企及的效果。

第一次知道了口罩还分为 12层、 16层,知道了消毒水的不同品牌;第一次严格要求自己早睡早起、洗手要洗上 30秒钟,尽管这是小学里早已讲过的道理;第一次坚持下楼跑跑步、打打羽毛球,而从前说起锻炼总是“太忙,没时间”;第一次好好研究食谱,发现自己的手艺并不比外面的饭馆酒吧差;第一次坐下来静静捧读那本《剑桥世界史》,恨从前不经意间挥霍了多少读书的好时光。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长腿的,除了板凳”,什么都吃的广东人不敢吃野生动物了,分餐制也再次成为讨论热点。随地吐痰的人少了,一不小心为一口痰就得掏出 50元到 200元的罚款。4月以来全国各大城市对随地吐痰者实行重罚后,《欧洲时报》文章称,中国将擦掉“吐痰大国”的污名。

小区旁边的垃圾山清理干净了,民工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了,公共场所不让遛狗了——据说,西安等地颁布的“打狗令”甚至让遗弃宠物成了新的社会问题……
2003年全国人民抗击非典 万众一心抗击非典邮票

中国人70%属于亚健康人群,这是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公布的数据。亚健康,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生理功能低下的“第三状态”,主要原因来自不洁的生活环境和不良的生活习惯。

这个春天,中国人终于以前所未有的主动和坚决向陋习挑战,向免疫力的银行里储存健康的货币。

一切从现在开始,也许还不算太晚。

5、 和你在一起

从4月下旬开始,北京一家商贸公司的职员董艳同远在四川的父母的通话从每周一次改为每天一次。父母反复叮咛的,总是“注意休息”之类的话;小董向他们汇报的,也不过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疫情数字和她自己每天都差不多的单调生活。

“每天一定要听到电话,爸妈才放心,我也觉得特别安慰。”小董说。

新婚不久的李非常常向丈夫感慨:“还好,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给钱珊发来短信,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保重”,让她眼睛突然湿润……

爱人之间,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危机中的人们倍加珍惜一切美好的情感,让平日拙于表达的话都说出来,让粗糙的心灵细腻了起来。

网上BBS贴出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不得不一天洗30遍手,也不能从此恐惧了拥抱和亲吻;如果我们不得不戴上18层口罩,也不应该从此忘了怎样对别人微笑。”

对此,经过隔离的人也许有更深的理解。

英文“隔离”一词来自拉丁文,意指40天。据历史语言学家考证,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欧洲,当一艘来自黑死病疫区的商船到达意大利繁华的威尼斯港口时,这艘船被要求隔离到一个孤地抛锚停留40天,不许一个人上岸。这种近乎野蛮的隔离方式今天看来无论如何也是匪夷所思的。

在全国各地为防止非典蔓延而实施的医学隔离中,人们说,我们分开了空间,心却贴得更近。

北京首批隔离单位之一人民医院墙外的树枝上,挂满了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小卡片,那是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为隔离区里的病人和医护人员送来的无声祝福。

北方交通大学被隔离的学生宿舍里,学生们除了看书、锻炼,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回复电子邮件。“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邮件,有个快十年没有联系的老同学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邮件地址,真的很奇妙。”一个学生说。

杭州的一个居民小区被隔离后,小区居民的衣食住行一举一动,都成为当地媒体和市民关注的大事。一天小区里有人想吃糖醋里脊,媒体报道后,当日中午他就收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好几份糖醋里脊……

6、鼠标让我如此精彩

1993年,当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第一次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见过计算机。10年后的今天,中国网民已经达到5800万,居世界第二位。

这些特殊的日子里,非典挡住了人们旅游、购物的脚步,却让网络生活更精彩。

新浪网的非典专题报道的日均页面总浏览量达300万以上,搜狐新闻的访问量也节节激增。北京最大的个人互联网接入服务商263集团紧急增加 5000个接入点,卓越网20天内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创下网上购物的国内新记录……

虽然无法肯定这是否意味着业界企盼已久的互联网的春天,不过可以想像,上任不到一个月的31岁CEO汪延和从珠峰攀登归来的张朝阳等也许正在窃喜。

一家网站的软件工程师方宇已经在家上班一个月了。这也是很多企业保护员工的方式,白领和小资们终于实现了穿着睡衣拖鞋上班的SOHO梦想。大学毕业生招聘见面会改成网上进行了,数字化式的面对面让担心非典影响找工作的毕业生们不再叹息生不逢时。网上聊天的人增多了,有人说,也许这将造就又一个“网恋”高峰……

随着4月25日北京市170万中小学生开始停课,以北京教育信息“课堂在线”为主体和人大附中、101中学、北京育才学校、北京五中等6所网校为依托的网络学习平台,成了中小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亲爱的冯老师、秦老师您们好:因为非典的原因 ,我们不能正常上课了……我一定在这段时间里按规定学习 ,请老师们放心……老师们,我真是 very very想念您们。三( 3)班赵冰玉,2003年4月19日。”首批停课的北大附小的网站上,写满了孩子们和老师之间交流的字句。在不辨虚实的网络空间读到如此真实的文字,深受感动的网友奔走相告,以至于这个原本用于内部交流的网站访问量大大超过了承受能力,不得不紧急更换服务器。

7、 早安,北京

5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撤销粤港地区的旅游警告,广州各大旅行社全面复工,香港、澳门等地以及广州一日游成为市民出游的主要选择。一个上午就有百余人报名广州一日游:仔细地看一看这个居住了多少年的城市,也许会找到些许新发现、新感觉。在香港,公务员协会发起了留港消费活动,以此作为香港“后 SARS经济”的一剂强心针。

——后SARS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吗?

5月17日——那天的新报告病例降到几十天来的最低点19例,首都建国门附近以水煮鱼和麻辣田螺闻名京城的连锁川菜馆“沸腾鱼乡”恢复了一项老传统——暂时没有座位的顾客领到一个号码牌,坐在餐厅入口处的沙发上按号码顺序排队等候。在著名的夜市簋街,数十家餐馆开门迎客。

据说,这样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南京、成都等地。

压抑许久之后的释放,让熟悉的味道再一次飘荡在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行人多起来了,塞车的老问题又开始让人困扰了,北京市交通部门的统计表明,5月中旬二环路平均车流量比上旬上升了123%。各景点游客比上一周增加5万多人次,香山、植物园的踏青人多了,戴口罩的却少了——人们说,能大口大口地呼吸带着绿意的空气,真好。商家寂寞的春装、夏装终于盼到了欣赏的注目,女士们三三两两相邀逛街,新一轮打折大战似乎已箭在弦上……

沉寂了许多天的北京,如同春雪覆盖的田园,正在阳光的抚摸下渐渐苏醒。

一位署名Chinablue的网友在BBS上写下了四个字“早安,北京”。是啊,太阳每天升起,却第一次发现城市如此美丽!

8、 给热闹浇盆凉水

一边是雨后初晴的欢悦,一边是未忘忧患的疾呼。从官员到医学专家,都在呼吁人们要克服麻痹心理,警惕疫情反弹。

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 29日发表的时评《防反复是新的考验》中告诫人们:防治非典的阶段性成果来之不易,而要防止疫情反复难度更大。

这盆凉水泼得不无道理——科学家已经得出人类 SARS病毒来自果子狸的初步结论,但是,在最早发现 SARS的广东,偏偏有人不相信“祸从口出”的现实教训。尽管工商部门对买卖野生动物实施严管和重罚,有关禁吃野味的法律草案也已于 5月 26日提交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南方日报的记者在对深圳、广州两地路边饭店的明察暗访中发现,果子狸、山鸡、蛇等各种野生动物依然卖得挺火热。

读者日渐稠密的北京图书大厦里,一位女士在被问道为什么不戴口罩时回答说,现在北京每天发现的病例不过几个、十几个,哪里落得到我头上来啊。轻松的语气中,一个月前那段人人自危的日子仿佛恍若隔世。

就在大部分中国人为病例数字下降而释然的时候,地球那端的加拿大由于多伦多暴发新的SARS疫情而再一次紧张起来。而仅仅在12天前,多伦多刚刚脱离世界卫生组织的SARS疫区名单。官方在立即采取隔离等措施的同时承认,医院过早地放弃戒备,不穿戴防护口罩和手套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疫情再现。他们发誓,再也不会重复这样的错误了。

——这样的错误再也不能重复了,否则人类又会陷入病愈之后忘了伤痛、繁华之后是荒芜的怪圈。



下篇:灾难给我们力量

1、 为崇高而泪

对于 SARS这个耳熟能详的医学术语,有两种特别的解读:Smile and retain smile——微笑,并保持微笑;另一种解释是,S—— sacrifice:牺牲小我完成大我,A—— appreciation:欣赏别人为我做的一切,R—— reflection:反思人生的意义,S—— support:互相支持共渡难关。

富有想像力的解读,表达了人们从灾难中获得的情感启迪:乐观、省思、崇高以及对崇高的敬仰和感激。

收红包、拿回扣、乱开“大处方”,关于医生的种种负面新闻这些年一直没有断过。而这一次,站在抗击非典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们史无前例地成了人们心中可以依靠的山。

截至5月28日10时,全国内地临床诊断病例5325例,其中966人为医务人员,占感染总数的18%。

叶欣、邓练贤、李晓红……人们含泪记住了这些为救治患者而牺牲的生命,也记住了千千万万从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南丁格尔精神中获得勇气、仍然战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

——危机时刻都是相似的,它让人在珍视生命的同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谙于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所不同的是,1998年那个夏季流行迷彩,今年的颜色是纯白。

“战地”记者,同医生一样和非典走得最近的人。

“在隔离区采访害怕吗?”不止一次地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新华社进入小汤山医院隔离区采访7天7夜的年轻记者孙彦新说:“对于医生,一旦走进病房或手术室,就顾不上害怕了;记者也是这样,一进入工作状态,内心立刻平静了。”

同样可敬的,还有被SARS袭倒时不言放弃的病人,勇敢做SARS义工的志愿者,和每一个同疾病作战、同自己内心的恐惧作战的普通人。

其实,在这场没有硝烟、不见敌人的战斗中,每个人都在前线,每一个能够平静对待这一切的人,都是世俗时代的英雄。

——“万众一心”的词语在各种媒体上频频出现,没有其他任何话语比这更能准确地描述中华民族此刻的精神状态了。然而,我们多么希望这个词语不再被限以特定的时间而一直持续着、持续着,因为,它原本就应该属于每一个风和日丽的平常日子。

2、 SARS为镜

SARS的威胁仍然如影随形,许多久未谋面的朋友已经在电话里相约日后把酒当歌、好好地庆祝一番。

劫后余生的幸运固然可喜可庆。然而,对于一个理性或者从这次灾难中学会理性的民族来说,我们拒绝SARS之后的狂欢——经历了这场让我们付出巨大代价的灾难,有太多的痛让人省思,有太多的领悟需要沉淀。

如同丑陋总是与美丽相随,并非所有的人都崇高,SARS让人性显出本来的复杂——某疑似病人不负责地逃离医院,更绝的是,他并没有回到家里,而是对家人高度负责地住进了人来人往的宾馆。

不少康复者出院后受到周围人们的冷眼歧视,连著名导演谢飞也被小区居民们“建议”先在别的地方住一阵子再回来,看来SARS并没有对名人有所优待。

“我是非典我怕谁?”谎称自己有非典买东西不给钱的张月新5月21日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成为京城非典刑事第一案。

有人给高校寄恐吓信说“不给 10万元就把病人的口罩放到学校食堂传播非典”,有人挖断了经过本村的高速公路,还有人抬高物价或者把餐巾纸当卫生口罩卖……充满创意的“非典案”,足以编写厚厚的一本“无知者无畏”经典案例,没准能成为本年度的畅销书。

萨特说,他人就是我的地狱。全球化背景下的 SARS却教会我们,他人,就是我的天堂。在这个每个人都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尊重公共的共同价值,就是对自己的爱。

或许,更让人回味的是我们的社会肌体。公众透明度、社会监督机制、社会预警机制、应急处理能力、全民卫生管理体系……SARS无情地揭示了从个人到体制的所有薄弱环节。 日本人在广岛蘑菇云的阴影下迈出了战后崛起的第一步。假如SARS能让我们思维涤荡,能成为我们深层改革的前奏,那将是“福祸相依”的最好诠释!

3、 没有结束的结尾:沉重的问号

科学研究揭示,让马来西亚100多人丧生的“尼巴”病毒来自狐蝠,艾滋病毒最古老的携带者极可能是非洲丛林地区的土著居民——他们有捕捉当地一种长尾绿猴饮血的习惯。

然而,SARS究竟源自何方?

5月23日,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从6只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到3株SARS样病毒。这似乎证明了早先“祸起野味”的说法:人们在享用果子狸之类美味的同时,也把动物世界的病毒带进了文明社会。

或许是美国大片看得多了,一些网友语出惊人甚至有些荒诞:SARS来自某大国的生物实验室,是这个国家在利用病毒的扩散来转移世人视线;SARS与艾滋病一样,是长期在非洲一些动物身上进行新病毒实验的发达国家病毒实验产生的灾难……

关于 SARS的源头还没有最后的答案,也无法预测人类研制出防治SARS的疫苗还需要多长时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善待地球。

1969年,首次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从太空中看到我们所居住的星球——那是一颗被海洋覆盖的蔚蓝星球,静谧地运转于茫茫宇宙。然而,多少年来,美丽的地球却负荷了越来越多的无法承受之重:厄尔尼诺带来全球升温,大气中臭氧层遭到破坏,霍乱开始死灰复燃,核工业造成大面积污染……

所有这些,早已超出了医学和生态学的范畴,成为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生存问题。

就在中国非典疫情明显下降的时候,媒体报道,来自几个国家的登山队,在人类成功登上珠峰50年后再次“征服”了世界之巅。

——“征服”,又是“征服”!人类已经为一次次狂妄的征服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让我们不要再言“征服”,对于自然,人类的未知远远多于已知。换一种姿态,让我们“拥抱”自然、“亲近”自然。

这就是 SARS——

它让我们刻骨铭心

它让我们生而忧患

它让我们凝聚精神

它让我们深刻自省

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对自然永远心存敬畏。(新华社记者白瑞雪 2003年)

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统计,因受SARS影响,全球在此期间经济总损失额达到590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79亿,占中国GDP的1.3%,中国香港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20亿美元,占香港GDP的7.6%。



编者按:4台焚烧炉均为北京机电研究院产品,2台四型和2台六型

当数公斤的橡胶防化服穿在身上的时候,惟一能识别他们身份的是粘在胸前的一块布条,那上面写着米永录、邢海青……等等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名字;当密不透风的防化服一穿数个小时的时候,惟一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是那一袋袋的成人纸尿裤。

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我们感动于和颂扬着一个个人物故事,但报道中却鲜见他们的身影。在北京抗击非典进入全面胜利的阶段,本报记者3次进入这块几乎不为人知的领域,用镜头零距离记录下这一群战斗在危险前沿、无私奉献的人们工作与生活的点滴。他们是非典垃圾处理场的普通工人,然而他们的牺牲、忍耐和奉献,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平凡中的伟大,他们是———

朝阳区高安屯非典垃圾处理场工人影

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高安屯非典垃圾处理场。

负责非典垃圾处理的一线工人们脸上显得很轻松,在完成今晚的工作后,明天他们就可以去隔离休息,等待下一次的任务。他们是“火线”上的第4批,也曾是第一批。在这里,有66人参与非典垃圾的处理工作,分为3组轮班,每组工作15天后方可去隔离休息10天。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7岁,最小的22岁,多数人在40多岁。带头的业务副场长赵敏说,在两次共一个月的工作中,面对非典垃圾,没有人因恐慌而显出怯懦,没有人说过抱怨的话,他们就只是埋头干活。由于防护得当,他们目前还保持着“零感染”的纪录。

工人生活区院子里,57岁工人老朱正跟小伙子下棋,邢海青站在旁边看,不时地说笑。风胡乱地吹,西边、南边生活垃圾的味道飘过来,很刺鼻,但他们一脸的坦然。赵敏说:现在是在享福。在非典垃圾高峰期的时候,一天要拉18车垃圾,昼夜焚烧,那时候所有的人要轮番上阵,除了紧张的工作,就是短暂的休息。下棋、打牌、乘凉———连想都不敢想。

18∶00,吃晚饭。工人们坐在长条桌子两边,每人面前一碗面条,手里拿根黄瓜嚼着。边吃饭,邢海青等不时冒出几句笑话,大家就一起笑。吃完晚饭,有几个工人回宿舍了。他们是趁工作前的空闲,去给家里人打电话。4月下旬第一次“进来”(上一线)的时候,因为大家对非典的不了解,大多有恐惧心理。那时候家里人关心的话一说多,工人们就有掉泪的。他们后来打电话都是速战速决,给家里报个平安,就赶紧挂电话。

20∶00,天黑了下来。天黑的时候,去医院拉垃圾的车就该回来了;焚烧垃圾的工作就该开始了。

20:20,他们开始穿防化服,穿防化服的时候要提前穿好纸尿裤,工作中防化服是不能脱的。防化服是橡胶的,厚实不透气,一个工人刚穿上还没戴面罩就脸热得通红,额头出汗。戴上面罩,他们互相就认不出,只有扒着衣服看标记才知道谁是谁。而夜色里看不清标记时,要对话就先朝着对方耳朵喊:你是谁?不仅对话困难,呼吸也是憋闷的事,要通过防化服的炭罐呼吸。

20:40,夜已完全降临,4个焚烧炉中的3个已经烧得火红。在探照灯的照耀下,铲车不停地跑动,把刚刚卸下的垃圾铲到炉前,工人们提着垃圾袋口撂进炉内。炉内的温度高达1000多摄氏度,炉边也近100摄氏度。在火的蒸烤中,他们不停地跑到水龙头下去降温。在非典垃圾量大的时候,4个炉子昼夜焚烧,烟囱都烧红了。

“心总是悬着的”

4月22日,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接到紧急任务:全面承担朝阳区各医院以及海淀区几个医院的非典垃圾处理工作。当天,赵敏就带着队伍上了“前线”。领导对赵敏说:你把几十个人带进去了,你要好好地都带出来。赵敏说,她当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心总是悬着的”。工人也很紧张,几天内大家都恐惧。这帮工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如果出点什么事,她无法交代。

垃圾在22日当晚便运到了,而大家对非典还没有什么认识。当晚赵敏与邢海青只戴了口罩就去处理非典垃圾了。她说,想想有点后怕。尽管开始的几天大家紧张,但没有人因为害怕就说干不了,也没有人请假,“都是二话不说就进来了,进来了就干活”。

4月28日,在紧张的准备后,4个医用垃圾焚烧炉开始试烧,29日,正式的焚烧开始了。

高峰期的时候,工人们轮番上阵。去医院装垃圾,运回,卸车,铲垃圾,焚烧,24小时不间断地焚烧,几乎每个工人都在高度紧张地工作。邢海青跟记者说,现在再想想那时候的工作,心都觉得累。他说,尤其是穿防化服去焚烧垃圾的时候,自己出的汗浸着自己的身体,“那滋味没法说”。

两个月下来,工人们也经历了一个“升华”的过程。一开始恐慌,后来就很平静;一开始不太懂消毒,很快就对每道程序都了如指掌,一开始穿防护服、防化服要半小时,现在则很快可穿好。他们是普通工人,但他们心态平和:拿着不多的工资,干着高危险的工作,在幕后默默工作,从没人提出过什么。



【问责】处理非典不力 张文康孟学农被撤职

新华社4月20日发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孟学农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4月20日,距离张文康出任卫生部部长也就一个月,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不到两个月,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撤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罕见又和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有着紧密的关系。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据悉,将要实施的《国务院依法行政纲要》,强调依法行政最后要落实到责任追究上。纲要中提到要制定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行政强制行为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此外,与问责制度紧密相关的国家监督法、公务员法也将出台。我们期盼,官员问责早日实现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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