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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古吉拉特邦防暴警察在街面巡逻）
印度教民族主义从产生起，就不惜代价排挤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等宗教少数人团体，致力于团结印度教徒以建立“印度教国家”。它在独立运动中起的是破坏作用并最终导致印巴分治，在国家建设遭遇危机时则以救世主的面孔出现，被误认为是解决危机的一种选择。当普通人的头脑里隐藏着对一种道德社会秩序的怀旧式的渴望，当“让印度回到宗教宽容的传统文化”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国家危机“解决之道”时，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不幸是“暴力和不宽容在今天的印度比任何时候都生长得快”。
一、2002年古吉拉特动乱激活了“沉默的大多数”
在2002年的古吉拉特动乱中，新闻媒体常用“大规模骚乱”、“大屠杀”、“种族清洗”、“整个团体的暴力行动”、“政府有组织的行动”等词汇来描述暴力之残酷和范围之广。不少研究者发现古吉拉特教派冲突不再是无耻的政治家“玩宗教牌”和少数流氓无赖肆无忌惮的结果。从头至尾地观察这次教派冲突，观察冲突中邦政府、警察、中产阶级的表现，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态度，就可以发现，印度社会上过去的确存在过的“沉默的多数人”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教极端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沉默的多数人”中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被媒体称为“骚乱分子”的人，不仅包括那些手持大刀、装备汽油火柴和其他“武器”的低种姓印度教徒，也包括那些手持移动电话、开着小汽车去抢劫穆斯林商店并放火烧毁穆斯林房屋的“上等”印度教徒，甚至那些一贯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部落民（他们长期以来都属于“沉默的多数人”）也加入了骚乱者的队伍，在村庄里有组织地参与“反穆斯林”行动。
随着社会的变迁，教派主义思想不仅“劫持”了“沉默的多数人”，还“劫持”了印度某些邦的政府，使得极端势力到了极其猖狂的地步。本应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采取一切行动制止暴力冲突的古吉拉特邦官员却反而说无法控制“印度教情感”，甚至用牛顿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理论”，为冲突中印度教暴徒大肆屠杀穆斯林的行为进行辩护。不断揭露出的事实表明，“教派主义病毒已经植入了国家的警察力量”，古吉拉特邦的“警察和行政部门变成了‘印度教特性’代理人手里的工具”。
二、2002年古吉拉特动乱的三点启示
总结2002年古吉拉特教派冲突，有三点值得重点关注：第一，古吉拉特清洗行动并非一日之果，它是年复一年的反对少数人（指穆斯林）的充满仇恨的宣传的结果。第二，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种动乱发生在充满宗教偏见和仇恨的土壤上，宗教教派主义的溃疡已经植入“沉默的多数人”身上，正快速地扩散着。第三，此次古吉拉特教派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似乎又回到了“两个民族”理论盛行的印巴分治时代。就认识水平、行为方式和政府态度而言，甚至比印巴分治时更糟。印巴分治时，圣雄甘地只身前往最“前线”阻止教派冲突，被英国人称为“一个人的部队”。但是在2002年的冲突中，印度的世俗政党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无力组织反对极端印度教势力的行动，因为其支持者“不会响应他们对于有损其宗教信仰的号召”！
印度是一个地区差异性很大的国家。古吉拉特的情况虽不能代表全印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印度来说，世俗主义式微和世俗力量越来越弱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今天的印度，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已经在中产阶级中间广为流传，原来宽容、温和、多元的印度教已经被武装的印度教势力所“劫持”，极端印度教势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印度社会，它散布的教派主义主张也随之毒害了“沉默的大多数人”。
三、印度教暴力给印度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从总体趋势上看，多元化的印度社会现在越来越变得两极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印度基本上是以包容和团结梳理自己的多样性，使之和谐并朝气蓬勃。独立后的印度自豪地声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实印度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它是民主国家，而在于它将有着巨大差异的人民团体联合了起来。这种联合是基于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产生的理想，实现这种理想的基础是各宗教人民的团结与和睦。现在这种多数人团体反对少数人团体的趋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这种趋势使得民主政治出现了危机。当教派基因被注入到民主政治中，甚至正在取代民主基因时，政治形势便不再稳定，社会便发生动荡。其次，类似古吉拉特骚乱的教派冲突使得穆斯林、基督教徒等宗教少数人团体感到被侮辱被摧残，而印度教极端组织的“印度教处于危机中”的口号以及多次发生的恐怖事件也同时使印度教多数人团体感到孤独和危险。最后，教派政治和教派冲突所引起的混乱掩盖了社会发展中急待解决的真正问题，如贫困、失业、缺乏教育和医疗等，使得政治家为保障自己的领导地位而牺牲宗教团结，损害国家的安定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