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4年3月和王学珍同时上任的，王学珍任党委书记，丁石孙任校长。此前我还不知道丁石孙的名字，只是在他任校长时听说他当过数学系主任。我第一次看到丁石孙是在电视上，当时我们1981级的学生到位于昌平的北大200号植树，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并在北大发表演讲。丁石孙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演讲会。在我有印象的历任日本首相中，我认为中曾根是最有派头的。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身材高大的丁石孙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致欢迎词，邀请中曾根上台演讲，姿态不卑不亢，举止极为得体，都不禁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长！在同学们的普遍印象中，丁石孙的风度丝毫不亚于中曾根，我们都由衷地为丁校长的气质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办公楼二楼上班，丁石孙的办公室在一楼，他经常也会上来和书记们开会、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会议室或是王学珍的办公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下班时经常会在办公楼前看见丁石孙，这时候的他穿的往往是一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制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他停自行车要进办公楼或推车准备离开时，多半会有人上去和他说一些事情，下班时他经常是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和人谈话。在办公楼上班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体会：我是书记办公室的秘书，经常会听书记们说话，处理事情，所以对历任的书记、副书记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长们则不同，虽然也能随时看到他们，但平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对历任校长、副校长的特点、脾气秉性就不甚了了。包括丁石孙在内，只能从有限的了解中谈一些看法，而丁石孙在校长任内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也是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1985年发生了“918”学潮，此次学潮的发起主要是由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要参拜了靖国神社，同学们出于爱国主义热情要表示抗议，但是上面又不愿意让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当天北大部分学生聚集在南校门内，准备出去游行，刚上班没几天的我也被派到南门，和一些学校的干部负责拦阻游行学生。我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南门已经关闭了。其实聚集的学生们硬要打开南门，推开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并不用太费力，他们也可以转到其他校门出去。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学生们只是聚集在南门内，情绪并不激烈，和我们形成一种僵持但并无任何冲突的局面。这时候丁石孙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一些同学是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918”，校方已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去南校门集结，坚持要到校外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我郑重地请同学们考虑，不要一时冲动，做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丁石孙讲话内容摘自《北京大学记事》）。我曾估计丁石孙的广播讲话是根据上面的口径起草的，不过也基本符合这个时期他本人和学校多数干部、教师对学潮问题的认识。2013年底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的访谈，丁石孙说讲话稿是陈昊苏给他准备好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南校门是谁下令关的，我想应该也是上面的领导下的指令。
虽然恢复高考后曾有过北大学生因对住宿、伙食、熄灯等问题不满而闹过事，但1985年至1989年之间的学潮，却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造成的，归根到底都是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在青年学生中一种反映。但是上面却并不这么看，学潮一发生，北大校方往往会受到指责，认为是他们没有做好学生的工作。我记得“918”学潮之后，有一次上面几位领导来北大，就在办公楼201会议室开会。我在外面听到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徐惟诚大发雷霆，虽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声音实在是太大，只能说是在咆哮。后来党委研究室副主任赵存生出来说，他看见徐惟诚训话时唾沫直喷到对面人的脸上，不过我不记得那次丁石孙是否在里面。前些年我和曾在党委研究室工作的金小鹏闲聊，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了学校的干部研讨会，何东昌、徐惟诚等领导来北大听汇报时就由他介绍情况，丁石孙也在场。当金小鹏汇报到研讨会上北大的干部普遍对“自由化”、对学潮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何东昌就不高兴了，质问说难道都是这样的看法？副书记郝斌在一旁证实说的确都是这种看法。丁石孙随即拍案而起，大声说：就是嘛，学潮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拉开门拂袖而去。后来金小鹏从郝斌那里了解到，汇报开始之前，何东昌一再指责丁石孙对“自由化”、对学潮“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
不过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丁石孙对学潮的看法，没有听过他这方面的言论，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一些变化。1985年学潮时丁石孙发表广播讲话劝阻学生；1987年元旦当天北大有数十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带离现场，当晚有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办公楼，丁石孙出面和学生对话。处理学潮属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虽然主要由校党委负责，但丁石孙都会参与，只要一发生学潮，丁石孙都会到办公楼二楼和王学珍等领导一起商量，研究应对之策。不过据我的记忆，到了1988年柴庆丰事件发生后，丁石孙似乎不再直接参与处理学潮了。
其实北大的干部、教师那几年逐渐对处理学潮的方式方法产生了不同意见。季老（季羡林）虽有“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处世哲学，但他在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讲到1986年冬天胡乔木询问他应该如何看待学潮。季老明确表示“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胡乔木当着季老的面表示完全赞成。季老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北大教师、干部对学潮的看法。1988年暑期学校召开了工作研讨会，我参加了部分院系干部小组讨论会的记录工作，我现在无法查阅当初的记录稿，但我印象中与会的干部们普遍对处理学潮的做法不赞成。当时听说中央政治局针对柴庆丰事件开了四次会，有人就说政治局为北大的事情开了四次会，实在是让我们很荣幸，不过希望中央能就教育问题多开几次会；我记得中文系主任严家炎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了，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总是要求思想统一、万众一心，要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我虽然没有直接听到过丁石孙的言论，但估计他总体上也是这些看法。
1989年的学潮规模空前、过程复杂，影响极其深远。政治风波期间我经常昼夜在办公室值班，但几乎没有印象看见过丁石孙，更不了解他的态度。到了这年的5月初，丁石孙率北大代表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大学校长会议，离开了工作一线。大概是在宣布戒严之后，丁石孙此时尚未回国，他在夏威夷发表了一次谈话，对这次学潮有所肯定，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不过到了丁石孙回国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谈话明显不合时宜了。我不记得他再参加过学校的相关会议，也没有印象他以校长身份参加过公务活动，好像是住到医院去了。我们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丁石孙肯定不会再担任校长了。不过按照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没有明确说过他不宜再担任校长，或是干脆宣布免去他的职务，只是到了这年8月份，丁石孙以任期届满的理由离开了校长岗位。丁石孙在《炎黄春秋》的访谈中对1988年的柴庆丰事件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均没有涉及，多少也印证了我他没有参与处理这两次学潮的记忆。
丁石孙离任后到民盟中央担任了副主席，费孝通先生退下来前，据说在民盟内部进行过多次测评，丁石孙一直是接替费老呼声最高的人选。于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并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过正如人们只知道蔡元培当过北大校长，而不大知道他还当过政府考试院院长等高官一样。在现有体制下，不管丁石孙是当民盟中央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的，不可能有太多发挥余地。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丁石孙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偶尔也会看到他回北大参加一些公务活动。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将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长，我和他的直接接触更是极为有限，写不出更多内容。在丁石孙任内，我确实很难说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使北大师生深受鼓舞。他提出过北大应该像国外大学那样向社会开放，大学不是“管”的，而是要“经营”的；还说过他只是搞专业的，当校长并不合适，应该让会管理的人做大学校长。在北大的具体事务上，丁石孙也只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何况他这个校长还要受到许多上级部门的干涉，不可能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但我认为丁石孙仍然是北大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有特殊地位的校长，他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后一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丁石孙不可能对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多少影响，但是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作为北大校长的底线。
几年前我和曾任过北大社科处处长的苏志中闲谈，苏志中告诉我：丁石孙任职期间北大曾提出过对政治课进行改革，结果消息传到了上面，就变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课。教育部等部门开始追查，苏志中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丁石孙知道后明确表态：不要理睬他们。我还听见过丁石孙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教育部应该取消。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思想、有自己办学主张的大学校长而言，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都是难以忍受的，蔡元培如此，刘道玉如此，丁石孙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刘道玉、丁石孙这些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却生不逢时，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主张。
在丁石孙校长之后，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干预更是不断加强、无所不在，北大已经自觉自愿地彻底同化于体制。期待北大再出现蔡元培、胡适那样的校长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产生丁石孙那样保持着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校长也基本上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孙之后的北大是一个不断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孙之后的历任北大校长则呈现出持续矮化的形象。于是丁石孙校长留给我们的高大背影也就愈发显得高大起来，当我们在对蔡元培、胡适等老校长的风采感到无限神往的时候，还应该记得北大曾经有过一位丁石孙校长。
北大向何处去？
前言
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年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年，对农村比较有感情，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一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情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布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眼。我们是清晨不到5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点多，才看到学校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晃地乘了2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拾干净。
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后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操场看露天电影。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
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激情。1984年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1981级生物系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论。
1985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政治问题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中文系1978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1985年8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
1985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这几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在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总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己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治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音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觉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然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谢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道：“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种长期追求的境界。
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可以配合学校官僚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认为他们“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
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讲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2010年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许会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宝失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学校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写了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是对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家宝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道会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2014年5月4日来到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在1990年暑期校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5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用性、功利性的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不对他们表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