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斯巴达之魂》：通往鲁迅的重要驿站
——兼论青年鲁迅的思想起点
杜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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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个太过独异的个体，卓然特立于其民族、时代与社会群体之中。从中国近现代至当代，我们无法将鲁迅纳入某一个相对较为持久的思想文化或文学群落，甚至无法找到另一个在这些领域的开掘深度真正足以与鲁迅比肩的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鲁迅是怎样成为如此独特的“这一个”的？他是完全异质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一块突然空降的、神秘不可解的“飞地”吗？由此推知，正如早有学者提出的那样，他是“全面抨击中国的过去”，“号召完全摒弃中国传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1]吗？从总体上看，鲁迅是根除了故国传统，又无法从西方“发现”可供信仰与坚守之意义，也没有“强调去创造意义的意志”，最后“走向虚无主义”[2]了吗？笔者认为，对于鲁迅这样一个毋庸置疑产生并献身于中国的复杂精神存在，如果脱离中国特定时代场域和他特殊的生命历程，轻易将其复杂深刻的思想归因于天然的获得、遽然的植入或突然的改变，无疑是极具危险性的。事实上，鲁迅是从中国本土，从其社会时代环境土壤中一步一步生发出来一个虽极具异质性，同时也极具“根性”[3]，且完全合乎逻辑理路的特殊“现象”。
研究界对鲁迅思想脉络的展开一般都始于“青年鲁迅”（又称“留日鲁迅”、鲁迅早期或前期思想，指1902—1909年鲁迅留日期间的思想及言说），穿越“沉默鲁迅”（1909—1917），然后才进入五四及之后的“现代文学鲁迅”。很长时间以来，绝大多数研究者对“青年鲁迅”的关注和分析都聚焦于1907—1908年所写的五篇论文（即《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而对1903—1906年创作、改作或翻译的《斯巴达之魂》等作品一笔带过甚至直接忽略；即便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专门研究鲁迅“弃医从文”之前思想的文章，也大都主要围绕《中国地质略论》来强调鲁迅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侧重于突出其“结合大群起而兴业”、把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实业的发展当成是拯救国家民族的基本途径的主张，而几乎没有涉及鲁迅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观念、精神文明等人文方面的思考。如此一来，终生投入于文艺事业和精神抗争的鲁迅在此就似乎出现了某种中断或空白——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在《斯巴达之魂》中所体现的思想痕迹不够重视，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停留在译作与创作之争、该文的创作背景、写作缘起等较为粗糙的外部研究上，以至于淡化了其思想发展阶段中“弘文学院”这一并非空白的重要环节，模糊了青年鲁迅由怀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正统思想到因大量涉猎各种西方思想文化资源而逐渐“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的过程。事实上，即使敏感、早熟如鲁迅，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具备了1907—1908年那样较为成熟、复杂、深刻，以至于直到五四时期仍无重大或根本变化的思想。要想考察他如何从地道的“中国鲁迅”成为“世界鲁迅”的过程，探究其文学及思想的起点，《斯巴达之魂》中所遗留下来的珍贵证据实在不应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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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求学之前的周豫才是由当时广泛施行的普通私塾教育模式所培养出的一个深受正统思想文化浸染的少年，除了对课方面格外敏捷的才思，对绘画和奇闻异事所表现出的强烈兴趣，以及突然遭遇的家庭变故以外，并不算太不寻常。从大处着眼，他就是很典型、很传统的一个中国文人的雏形，这种特质一直贯穿了南京求学时期，并留下了一系列的显著表征。那时的周树人有三个刻着别号的图章，分别是“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和“戛剑生”，又曾与周作人合称“汉真将军后裔”，其思想志趣表现无遗：国家社稷危难之际，热血男儿往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想要闻鸡起舞，精忠报国。而弃文从武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是两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典型情结，其中虽有很大部分是为“若个书生万户侯”的功名利欲心所驱使，但舍生忘死报效国家，“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爱国志士也比比皆是，纯真热诚的少年鲁迅当属后者。他这段时期以“戛剑生”的名义所留下的诗文也进一步凸显了其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气质：《戛剑生杂记》中的“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依然未脱千百年来乡愁文学的思路和格调，且“柔肠欲断，涕不可仰”等语句也颇有几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俗套和夸张，与鲁迅一生强悍静冷、愤世嫉俗的精神基调和峻奇的文风有较大的出入；时时牵挂“老亲弱弟”，慨叹“有弟偏叫各别离”（《别诸弟》）、“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和仲弟送别原韵并跋》）的深情，则体现出传统“孝悌”文化中最温暖美好的伦理建构成果；而《祭书神文》一面批判“钱神醉兮钱奴忙”，一面“绝交阿堵”，“把酒大呼”邀请书神光临的举动，正如鲁迅晚年时期的自嘲：“……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4]，则正是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的清高传统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对《斯巴达之魂》进行一番详细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少年鲁迅身上所承载的这种中国传统甚至正统思想文化质素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留日初期（即1902-1906年），然后“转入地下”，成为鲁迅生命中一种因隐藏得极深而极难发现的精神底色和思想起点，并通过“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5]的特殊方式贯穿了鲁迅一生。
1902年，二十出头的鲁迅被公派赴日留学，于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及科普知识的两年期间，在矿路学堂的知识基础上广泛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及文史哲学。那时的鲁迅虽早已有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及“绝望于孔夫子及他的之徒”[6]的端倪，骨子里实际上却依然是一个深透浸染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热血青年。正如他晚年严厉的自省：“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7]，这种种的“急”正显示了青年鲁迅“血荐轩辕”的爱国忧国热情，同时也促生了他最早的一次较大的“喷发”：创作、改作或翻译了《斯巴达之魂》、《说鈤》、《中国地质略论》、《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北极探险记》等大量文章。在这批文章里，除了《斯巴达之魂》以外，其余文章都显示出浓郁的科技救国和科学启蒙倾向，其思想旨归，正如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说的，既有“胪陈科学”的直接介绍，更多的则是“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可见即使是在一生之中自然科学色彩最为浓烈的这段时期，在一边大量扩充各类相关专业知识，一边积极准备主攻医学的显性行状之下，鲁迅其实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难以掩藏的思想文化经络和文艺志趣，想要去“改良思想，补助文明”。而在1903年应刚刚接编《浙江潮》的许寿裳之邀而改写的《斯巴达之魂》里，鲁迅这方面的思考就得到了更多、更集中的展露。
从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斯巴达之魂》是应运而生、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局势所需的。1840年以来，封闭、腐朽的中国在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节节败退，尽管经历了艰难的努力和挣扎，仍一步步陷入了危亡的境地。尤其是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自古以来一直远比中国弱小的日本竟大败中国，全歼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北洋水师，获取了巨额赔款及远东地区的一系列权益；中日两个民族对彼此的看法及心理也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与其“义勇奉公”的武士道传统结合起来，显然对其国民精神、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无用之用”。如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种强调国家利益、公而忘私的举动对举国上下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全国一年内的捐款就达100多万元；增加军费仅是最表层的收益，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民族向心力和亢奋的国魂士气。到19世纪末鲁迅等人东渡留学时，日本在这方面所呈现出的“软件设施”已经蔚为壮观，对晚清那一代忧国伤时、五内俱焚的流亡者、留学生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在鲁迅之前，日本这种“武士道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民族凝聚力和团结、崇高的国民精神早就引起了梁启超的狂热推崇。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中鼓吹“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的观点，并列举了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等国为因尚武而霸强的榜样，满怀艳羡地突出了当时日本“入队之旗，乞其战死，从军之什，祝勿生还，好武雄风，举国一致”的现状，最后“恫夫中国民族之不武也”[8]，辛酸回顾了中国屡屡挫败于异族武力的窘屈历史。如此穷根究底的系统梳理之后，梁氏仍不满足，又在《新民丛报》“历史”栏目连载了《斯巴达小志》，对斯巴达城邦这一世界上最早的军国主义典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正面介绍，分析了其立国起源、立法、政体、民族之阶级、国民教育等情况，特别突出了其“纳一国国民于法之中……秩然不可乱，凛然不可犯”的“有法之专制”特征及斯巴达妇女爱国教育的成功。《斯巴达之魂》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受到了梁文的直接影响[9]，但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文是完全忠于历史的说明和议论，认为斯巴达的“尚武”精神来源并取决于“法治”的基本国策，所以他开篇并不直接从“尚武”的问题入手，而是从东西方性质大异的专制制度谈起，特别说明了中国“无法之专制”是导致“四万万人，如散沙然”的根本大患；而鲁迅所侧重的既不是“史”，更不是“法”，他是在“读史”之余“掇其逸事”而进行的历史小说创作，目的是凸显并褒扬斯巴达人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武德”和“国魂”。这也决定了二者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不同：梁启超的观点是鲜明、直露的，鲁迅的思想则是复杂的、隐藏的。而隐藏在《斯巴达之魂》文字背后的“鲁迅”，表面上看是非常“日本化”的，深受日本当时“军国主义+武士道”结合而形成的“武士道民族主义”熏染；但实际上，与此时一方面移植西方及日本军国主义经验，一方面否定“墨子非攻”、赞颂侵略扩张的“天演物竞之公例”的梁启超不同，鲁迅其实是进行了特殊的“取今复古”，完成了对其童年及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次喷发与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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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创作（而非翻译）的第一篇小说，相关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初已基本得以澄清[10]，悬而未决的问题重心也就进一步转移到相关的价值评判上来。与鲁迅援为框架、背景的历史原材料（主要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关于温泉门战役的相关描述及相关日译资料）相比，《斯巴达之魂》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增删调整和独特创造，据李昌玉的整理，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叙述角度上，《历史》对波希双方作平行的客观的记叙，小说是单方面描写希腊人抗击侵略的行动和精神。(二)在立意方向，《历史》中的希腊人是因畏惧法律而战、被逼到死地而不得不战，小说则升华为自觉地义无反顾地“为国民”而战。(三)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中只有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和将军柏撤纽在《历史》中有原型，其他预言者息每卡是“合二为一”，二王戚是“一分为二”，二目疾患者作了大幅度扩充，此外还创造了一个忠于祖国、刚烈无比、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涘烈娜和一个对推动情节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又完成了灵魂自我净化的人物克力士泰。(四)小说有着完整的充满了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和严谨的结构，这是从《历史》中绝对抄摘拼凑不出的。(五)小说中大量形象的描写、浓郁的抒情、激昂的议论文字是《历史》中没有的。[11]
如何看待鲁迅这一番煞费苦心的调整和创造？他的这种努力是否如樽本照雄所说的“使赫罗德托斯（著作）所具有的简洁性和历史的重要性遭到破坏”，是“没用的”，“水平相当低下，只能说是负面的价值”，甚至“索性只进行翻译，不知要好多少倍”[12]？笔者以为，如果单纯地从小说的情节安排及人物塑造是否符合希波战争的史实及当时斯巴达的国策民情来看，樽本照雄先生所得出的结论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以历史著作的标准来要求文学创作，却无异于缘木求鱼，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历史与文学，翻译与创作都自有其各自的内在要求和存在价值，尤其是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其所描述的“逸事”往往都会“逸出”于“正史”的话语叙述之外，更何况是一些幽微隐曲、只能源于想象的细节。除了批评《斯巴达之魂》“情节的不合情理”之外，关于人物设置，樽本照雄先生还提出了一个看法，即“赛雷娜与克尔达斯（即涘烈娜和克力士泰——笔者注）二人，是穿着斯巴达衣裳的中国人”，这无疑是“他者”才会具有的独到眼光，一针见血地道破了《斯巴达之魂》浓郁的希腊、日本表层色彩之下“中国传统”和“中国问题”的实际旨归。
从小说情节人物的设置来看，首先，鲁迅抛开波希战争的纷繁头绪和复杂背景，单取希腊方面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壮烈精神，这既符合史实，又显示出鲁迅坚守正义、相信进化论的同时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贯思想；相比之下，“客观叙述”的《历史》则带有一种不问是非，“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13]的暧昧态度，而梁启超在《斯巴达小志》中的相关叙述就更是“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14]，公然鼓吹侵略有理了。其次，鲁迅弱化了斯巴达人“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国法，通过“二少年”一再拒绝王“欲生之”的好意而选择“殉国以死”，以及一个目疾武士不顾仆人的劝止而抱病参战，连其仆也“欲代死”，最终两人联袂战死等情节，强化了其民重义轻生、为国而死的崇高精神。这样的处理实际上已经使人物、情理和艺术真实性开始由斯巴达向中国转移了，因为一来中国人在战场上的舍生忘死正好主要依靠个体道德精神的崇高，而不像斯巴达那样靠“国法”的完备；再者，在斯巴达剧烈的阶层冲突之下，想代替“斯巴忒亚泰”主人参战并战死的仆人（奴隶）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而中国则恰恰数千年来一直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并且一直不断地塑造、歌颂和鼓励着彻底牺牲自己利益甚至不惜代主人死的“忠仆”或“义仆”形象。而小说自另一个目疾患者亚里士多德生还起占全文大半篇幅的后半部分，则几乎完全是裹着斯巴达外衣的中国情节和人物了：柝声，犬吠，少妇，老妪，孤灯……在典型的中国村野情境中，丈夫归而叩门，妻子以为又是自己的爱慕者克力泰士来了，便“请以明日至”，以便让彼此的关系限于白天光明正大的来往（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拒绝。事实上成年斯巴达武士白天必须呆在军营，不会有普通的日常生活）；得知是丈夫于温泉门战士全部战死的情形下生还，怀孕临产的妻子涘烈娜竟为了“国法”、“荣光”、“武德”和丈夫的耻辱而伏剑自刎，以死谏夫（其实斯巴达实行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财产公有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家庭，女性具有非常独立的职责和地位，其荣誉在于多生健壮的孩子，并不与丈夫直接挂钩；而只有中国女性的绝对从属、依附地位才会时常导致这种为丈夫而赴死的“烈妇”出现）；最后，将军柏撒纽因为克力泰士以自曝其短为代价所披露的“死谏”隐情而决定专门为涘烈娜树立纪念碑（根据斯巴达的法律，只有死于战争的男子和死于产褥的女人才能将名字记在墓碑上，涘烈娜以临产之身自戕，非但不可能被立碑嘉奖，反而很可能招致非议和唾弃；而中国则自古以来就有“表彰节烈”的社会传统）。可见，若按之以斯巴达城邦的历史情境，鲁迅的创作的确很像是因为“关于斯巴达的知识的不足”而进行的“胡乱的改动”[15]；但如果以处于危亡关头的近代中国历史背景为参照，从满腔爱国热忱、毅然将国家民族的命运负于肩头的思想先驱们对中国政治、社会问题及其出路所作的种种思考、探索出发，《斯巴达之魂》中看似不合情理的一番创造便有着“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作为鲁迅从“中国”的、“传统文人”的少年时代到留日后期之间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我们只有理解了《斯巴达之魂》，才能清晰地呈现出鲁迅思想及文学水平一步步发展、跨越的合理过程，从而进一步理解其一生思想各阶段或显或隐的精神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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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7年前后的几篇长文里，不管是宏观上的国家民族出路，还是具体方法策略，以及关于生死，牺牲，“国”与“人”的冲突，“群”与“个”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鲁迅已然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思想体系，与作为观念速写的《斯巴达之魂》中零散而不经意的表露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文化偏至论》开篇就批判“新国林起于西”之后“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的浮浅野蛮，揭露“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贡献”的主张不过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乍一看，这实在令人惊疑：鲁迅居然会如此突然地变脸！他自己的《斯巴达之魂》不正是在鼓吹“尚武”和“为国民死”么？但仔细一点，深入一点，我们就不难在“剧变”的表象之下发现诸多更为坚固的“不变”成分。首先，鲁迅1903年所塑造的“斯巴达”骨髓里其实是反侵略、爱和平，有舍生取义之崇高精神而无军国主义之苛政形式的变了形的“中国”；他所“尚”的也从来就不是“钩爪锯牙”的“力角”之武，而是“强项敢死”[16]，宁肯殉国卫民而死也不沦为“杀国人媚异族之奴隶国”的高尚“武德”。而1907年，无论是主张打破中西藩篱，“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行诸中国”，还是批判“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一切中国传统旧物“唯恐不力”的全盘西化论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文化偏至论》），其实都体现出他沿着1903年的思想根系不断开掘、不断完善的线索和路径。
当然，由于青年鲁迅惯有“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许寿裳语）的阅读思考状态，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自然也有突飞猛进、焕然一新的一面，使留日期间的这两个阶段呈现出对比鲜明的差异。首先，1903年的鲁迅是热血冲动、年少气盛的，导致他出现两种相互加剧的思想倾向，一是极端轻生死，二是过分重荣誉。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小说中找出许多以反复为修辞手法渲染斯巴达武士视死如归精神的句子：
噫嘻，今日血战哉！血战哉！
今唯决死！今唯决死战！
“不待言：战死！战死！”
而国民乃大呼曰：“为国民死！为国民死！”
整篇小说中“死”、“死战”、“战死”等词语出现的频率之高是非常罕见的，而且“死”成了唯一光明美好的选择，任何其他形式的为国效力（如送信）或者以血战争取而来的侥幸生存都被全部否定；“生”成了负面的、耻辱的标志，以至于两名少年会将送信回国的任务视为羞辱而“厉声”拒绝，涘烈娜在并不知道丈夫何以会幸存的情况下直接怒斥“生还”二字“污妾耳矣”。更为严重的是，即将临产的涘烈娜竟然完全不考虑很快就能出世的孩子而立刻自刎谏夫，其求死之心竟然强烈到这样的地步，既抹杀了人的求生本能，又违背了同样具有伟大力量的母性。那么，令死亡变得如此诱人、如此闪光的是什么呢？除了序文里所暗示的反侵略，“王不死则国亡”的神谕，以及仅出现了一处的“为国民死”，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理由便是荣誉——“若夫为国民死，名誉何若！荣光何若！”；“目疾乃更重于斯巴达武士之荣光乎？”；“君诚爱妾，曷不誉妾以战死者之妻”……最引人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叙述者跳出来针对“读者得勿疑非人情乎”所作的一番解释中使用的一个类比：将斯巴达武士的生还比作中国文人“下第”，以便让涘烈娜的惊疑和祷祝同中国“泥金不来，妇泣于室”的状况一样合乎情理。这一细节折射的观念是颇耐人寻味的。而自1907年起，鲁迅对待生死、荣誉和牺牲的看法显然与此判然不同。或许是因为被光复会派去暗杀，稍加考虑后事便被取消行动的经历，或者是思想随年龄的增加而更为成熟清醒，鲁迅开始对“革命者”的命令“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很快就发觉察到各种打着美名和荣誉的旗号奴役他人、谋取私利的卑鄙手法，而在《文化偏至论》中较为集中地予以了揭露：有的既“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又“广有金资……善自退藏”；有的“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实际不过是为了排除异己，“借众以凌寡……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更多的则“假是空名，遂其私欲”，“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这种渗透中国社会骨髓，大至国策政令，小至个人言行的“诈伪无耻”[17]是鲁迅在弘文学院时期便与许寿裳等友人思考总结出来的中国民族病根，是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批判针砭的重大命题之一。如1925年的《牺牲谟》漫画式地活画出以“为同胞，为国家”为堂皇借口极力鼓吹牺牲，自己却借机最大限度地捞取利益的丑恶嘴脸，对“你在历史上一定成名”、“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中流砥柱”之类常常推动热血青年盲目作出无谓牺牲的所谓“美名”进行透彻的洗刷；1928年，又在一封答复青年的公开信中概括了“革命巨子”那种丝毫不顾及“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且将别人包括性命在内的牺牲看得“不算一回事”，自己却“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费，而倒捐了革命家的头衔”的狡猾和巧妙[18]。
总之，《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所留下的文字中的确是显得比较“古怪”的，我们甚至只需把它最基本的梗概和立意（即通过塑造一个高尚到有反人性嫌疑的“女丈夫”来激励中国的男子“不甘自下于巾帼”）拿来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比较一下，对照一下二者关于妇女、道德、意义的观念反差，也就很容易理解鲁迅何以在编录《坟》的时候“故意删掉”了这篇文章，还强调尤其是这一篇“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集外集·序言》）。但是，也正如鲁迅所说的，“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斯巴达之魂》在天真和狂热之外所蕴藏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是包容了各种质素相互交融、牵引、背离的一个复杂组成，而非一个笼统而模糊的“整体”，所谓鲁迅对其进行了“完全摒弃”或“全盘抨击”，也就更谈不上了。从鲁迅的思想、文学历程，尤其是其源自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底色和思想起点来看，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数千年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底色”与世界各种优秀文明、文化成果所构成的深刻交锋和巨大张力之间，至为独异、悖论的鲁迅才得以诞生——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全盘性反传统”的姿态，实际上又绝不主张“全盘西化”，不曾将任何一种现成的西方思想文化资源奉为圭臬顶礼膜拜。以“传统”和“西方”为原材料，他凭借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发明了“鲁迅”。
注释
[1]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229页。
[2] 同上，第270、263页。
[3] 笔者认为，鲁迅对自己所接受的中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固执和难以变更的坚守，一种“水土保持”，暂名之为“根性”。
[4] 《350824致萧军》，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5] 《坟·摩罗诗力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6] 分别见《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及《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1页。
[7]《集外集·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
[8] （清）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09-710页。
[9] 参见陈漱渝《〈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
[10] 相关论证及争议主要见李昌玉《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东岳论丛》1987年第6期）、吴作桥《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上海鲁迅研究》第四辑，1991年)、蒋荷贞《〈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9期、〔日〕樽本照雄著，岳新译《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及吴作桥、周晓莉《再论〈斯巴达之魂〉是创作小说——与樽本照雄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等文。
[11] 李昌玉《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东岳论丛》1987年第6期。
[12] 〔日〕樽本照雄著，岳新译《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
[13]《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14] 《坟·文化偏至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5] 同[12]。
[16] 《坟·摩罗诗力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17]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8] 《三闲集·通信（并Y的来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4-79页。
（注：本文已发表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