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

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提出四项保证:

1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

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3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抗日战争 是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8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前,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民族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此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督促下,1937年9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1937年8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1940年3月,他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

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并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习惯称为“八路军”。

八路军历史



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臂章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委任状

抗日战争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是广东地方军阀部队(李济琛的旧部),陈济棠曾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三个子师:第59师长余汉谋,第62师长香翰屏,第63师长李杨敬,该部番号后被蒋介石撤消。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由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下辖三第一一五师、第一二零师、第一二九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

红军改编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电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彭正副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贺电“望东指之旌旗,赋同仇而御侮,歼朔方之倭寇,复失地以奏功”。蒋鼎文贺电“率部抗敌,壁垒新增。行见马肥苜蓿,壮秋塞之军容;酒熟葡萄,励沙场之斗志。扬我国威,挫彼寇焰,河山还我,指顾可期”。[2] 八路军曾在抗日战争中参与太原会战、在日本占领区内发动民众一同进行游击战,设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于1940年发动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陆敌后战场的主力。根据资料,至1944年5月,八路军对敌作战7.4万次,歼敌15万余人(待商榷);至1945年8月,八路军已发展到90多万人。

1946年国共合作破裂,同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9月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仍未统一名称。直至1948年9月,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全军团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成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着将: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左权:42年在山西辽县麻田牺牲)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周恩来

八路军的历史由来八路军--原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战前,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原是广东地方军阀部队(李济琛的旧部),陈济棠曾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三个子师:第59师长余汉谋,第62师长香翰屏,第63师长李杨敬,该部番号后被蒋介石撤消。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并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习惯地称这支部队为“八路军”。

红军改编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电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彭正副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贺电“望东指之旌旗,赋同仇而御侮,歼朔方之倭寇,复失地以奏功”。蒋鼎文贺电“率部抗敌,壁垒新增。行见马肥苜蓿,壮秋塞之军容;酒熟葡萄,励沙场之斗志。扬我国威,挫彼寇焰,河山还我,指顾可期”

驻 太原办事处主任薄一波、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京办事处主任周恩来、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新疆办事处主任邓发、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武汉办事处主任王明、重庆办事处主任王若飞

正规编制115师、120师、129师、陕甘宁留守兵团。

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周昆、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兼);参谋处长王秉璋;辖

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

685团团长杨得志 副团长陈正湘686团团长李天佑 副团长杨勇

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

687团团长张绍东 副团长田守尧688团团长陈锦绣 副团长韩先楚

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黄永胜、政训处主任罗元发、参谋长熊伯涛

115师随营学校校长孙毅

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

副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

358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

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716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贺炳炎

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唐子奇;

717团团长刘转连副团长晏福生718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帅荣

教导团团长彭绍辉、政委刘型

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

副主任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

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唐天际;

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 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

386旅旅长陈 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

771团团长徐深吉 副团长韩东山772团团长叶成焕 副团长王近山

教导团团长张贤约

陕甘宁留守兵团

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

警备第一团 团长:贺晋年 警备第二团 团长:周球保

警备第三团 团长:阎红彦 警备第四团 团长:陈先瑞

警备第五团 团长:白志文 警备第六团 团长:王兆相

警备第七团 团长:尹国赤

八路军部队的发展

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后,部队发展很快,根据第18集团军集总发布的正规番号就有以下师级纵队:

八路军第一纵队(原山东纵队为基础改编,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统一指挥山东境内与冀鲁边、苏北八路军各部队,后撤销番号,主力并入山东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副司令张经武,副政委黎玉;

八路军第二纵队(太行区南部集总直属部队,后撤销番号,主力并入太行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左权,副司令(后接任司令员)杨得志,政委黄克诚;

八路军第三纵队(冀中区部队,后撤销番号,主力调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副司令孟庆山,政委王平(后为程子华);

八路军第四纵队(晋察冀派往冀东支援的部队,后撤销番号,主力并入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参谋长李钟奇;

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二个第四纵队,系八路军344旅、新2旅主力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主力合编,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司令员彭雪枫,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八路军第五纵队(由344旅南下华中部队主力和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等合编,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

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地方游击队升编,后并入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但山东纵队名义保留,后撤销番号,归山东军区统一指挥)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副司令王建安,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江华;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八路军第五支队和冀鲁边地方游击队合编,后撤销番号,机关和主力调归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副司令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冀东暴动残部和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改编,后撤销番号,归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肖克,政委陈漫远,参谋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伍晋南。

八路军的主要战役战斗

115师主要战役战斗:

平型关大捷、广阳战斗、汾离公路三战三捷、陆房突围、梁山战斗、温塘战斗、町店战斗

晋察冀军区主要战役战斗:

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冀中“五一”反扫荡战役

山东纵队主要战役战斗:孙祖战斗

山东军区主要战役战斗: 郯城战斗

120师主要战役战斗:

雁门关外战斗、晋西北收复七城、齐会战斗、

陈庄战斗、上下细腰涧战斗、百团大战

129师主要战役战斗:

阳明堡战斗、神头岭战斗、七亘村战斗、

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百团大战、沁源围困战

★八路军的主要战役★

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山西之际,日军第5师团在察哈尔派遣军的配合下,正沿平绥路进攻长城沿线,企图南下进攻太原,夺取山西腹地,并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在平汉路的作战。中国第2战区制定了沿长城各隘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在平型关方面,决心集合重兵歼灭来犯之敌,并请求八路军配合侧击日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保卫山西,振奋八路军军威,八路军115师成功进行了平型关伏击战,取得首战大捷。

1937年9月上旬,根据作战计划,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附近。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晋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两侧峰峦迭起,陡峭险峻,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在关前,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沟道,是伏击歼敌的理想地。2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池地区。23日,115师决心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敌,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24日深夜,115师利用暗夜和暴雨,秘密进入白崖台等预置好的战斗阵地。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阵地。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开火,并乘敌陷于混乱之际,适时发起冲击。115师一部歼敌先头,阻其沿公路南窜之路;一部分割包围日军后尾部队,断其退路;一部冲过公路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一部阻断先期占领东跑池的日军回援;一部阻断日军第五师团派出的增援部队。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被围日军,大获全胜。

此战,取得重大战果。八路军115师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的形势下,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消息传开,全国各界莫不欢欣鼓舞,纷纷发来贺信贺电,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在整个战略上,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并且从侧翼支援了平汉路的作战。

平型关战斗,又称平型关战役、平型关大捷,是抗战时期一次轰动全国的战斗。但长期以来,有些人对这次战斗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甚至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真相。

平型关战斗是彭德怀提出设想,八路军总部批准,毛泽东同意,林彪具体部署和指挥进行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8月下旬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出师山西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等先行入晋,与统治山西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此时,日本侵略军已长驱入晋,阎锡山颇想倚重八路军,因此,双方迅速达成了八路军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打击日军、配合友军的协议。商谈中,阎锡山提出了计划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与日军作战的方案,要求八路军予以配合。就此,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提出了八路军的配合方案: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阎锡山表示同意。

9月下旬,八路军出发时分赴各地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汇集一起。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召开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和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彭德怀在会上说明了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据此,八路军总部制定了作战训令。9月23日,朱德、彭德怀向一一五师下达了“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与此同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作为先遣部队风雨兼程于9月下旬挺进到平型关附近。跟随先头部队推进的林彪,在到达平型关附近后,根据对地形的勘察和对敌情的分析,也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提出了集中兵力打一仗的建议。

人们可能不大清楚毛泽东对平型关战斗的态度,实际上毛泽东是有明确表态的。在八路军出动后,毛泽东曾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实行战略转变,但这是针对部分将领“回想过去的味道”、希望大打运动战而忽略游击战而提出的,并不是反对集中兵力进行条件具备的运动战。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强调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就指出:这个战术“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在接到彭德怀及林彪的战斗设想后,毛泽东进行了反复的研究,于9月21日回电,同意前方提出的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毛泽东的批复对平型关战斗的进行是至关重要的。

平型关战斗,是由林彪具体指挥的。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几次踏勘平型关的地形,选择了日军必经之路而又非常适宜进行伏击战斗的战场,制定了以两个团截击和分割行进中的敌人,以1个团断敌退路,一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敌人增援部队,以1个团为预备队的作战部署,在现场机动指挥战斗的进行。作战中,他突破了原先提出的动用1个旅的计划,实际是使用了全师的兵力,这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的变更,也反映了他希望大打一仗、获得重大战果的心理。随机应变,是军事指挥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因此应该是允许的,而这一变更对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总之,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部署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与林彪的指挥也是分不开的。

平型关战斗是在阎锡山提出的作战方案之内部署的,但是由八路军独立进行的,国民党军队的怠战影响了战果的扩大

如前所述,平型关战斗虽是在阎锡山计划的作战方案框架下进行的,但是八路军独立进行的。以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国民党的正面作战,是国共合作后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何应钦和山西实力派阎锡山商讨达成的一个基本协议;而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则是这个协议的基本内容。平型关战斗,八路军信守了这个原则。平型关战斗的计划、部署,使用的兵力和战斗的进行,都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承担的,战斗过程中,没有国民党军队参战,也没有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牵制。本来是应该有国民党军队配合的,但当八路军在平型关打响后,却没有给予配合。一一五师曾数次派人与附近的国民党军队联系,但都没有结果。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按照与国民党军队的约定,八路军一一五师参战部队立即向平型关正面的东跑池日军逼进,并在当日黄昏抢占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将日军包围在东跑池一带的盆地。但是国民党军队却没有按照计划出击。时任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的杨得志回忆说:按照预定计划,国民党军应和我们同时出击,在我们消灭公路上的敌人以后,转向东跑池,配合他们全歼垣师团。不料想,我们和兄弟团队跑到东跑池包围了敌人,却不见一个国民党兵的影子,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出击。国民党军队的怠战,使该地的日军未能被歼,平型关战斗的战果未能得到扩大。

平型关战斗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影响深远

平型关战斗消灭日军1000多人,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看,不是大仗,但它震动全国,意义深远。第一,抗战以来,中国军队英勇奋战,但没有获得很好的战绩。其时,南线的淞沪会战一直处在胶着状态,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和平汉、津浦路北段的大片土地迅速沦陷,阎锡山的晋军也是连续丧师失地。平型关战斗干净利索地消灭千馀日军,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因此,国民党政府称:“此为华军在平绥线之空前胜利。”它给予在侵华以来横冲直闯的日军沉重的打击,尤其因为打击的是日军的王牌师团,因此这个打击就对日军特别沉重,也就特别有意义。而它更重大的意义,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正如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续范亭所指出的:平型关战役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第二,平型关战斗对日军的痛击,既打破了日军突破平型关、打击中国第二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日军华北主力在平汉路作战的战略企图,又顿挫了日军向山西腹地深入的进攻势头,挫伤了日军的锐气,使之再不敢贸然深入,为中国方面部署忻口会战提供了时机,从而也就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军队的抗战。第三,八路军以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的简陋装备,用甚至当时民间武装都看不起的武器,主动迎战日军的主力师团,并且首战大捷,突出地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因此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威信,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第四,平型关战斗增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抗日战争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在1937年9月29日进一步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不久,他把它概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从而完善了我党对领导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

注: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是两个经常被混淆却全然不同的概念。平型关战役是我晋绥军在平型关一带纵深对日进行的防御作战,是太原会战的一个重大战役,此战役最终因日军突破平型关关口而失败;平型关大捷指的是在平型关战役中我八路军为配合晋绥军的平型关战役而进行的短时间小规模的伏击战,战场范围在平型关以西的乔沟沿线和广灵方向的驻马岭地区,战斗成功伏击了企图通过平型关的日军,全歼日军第21旅团辎重部队约1000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胜利。

...我们知道,历史真相往往为我们提供历史智慧,提供经验、警示教训,但被遮蔽的历史却只能导致偏见,导致群体的更加愚昧―――不管是有意遮蔽还是无意遮蔽。读过这篇《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我更加深以为念。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115师打的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个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灭性打击,因而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志气,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馅。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方针的一次辉煌胜利。但这次大捷之得来却不是那么简单。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投入总兵力而言,八路军115师投入4个团的兵力,共有大约12000人,大约是平型关战役我方投入总兵力的八分之一;以战略目标而言,这次战斗是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在平型关地区围歼敌军而进行的一次突袭。

综观平型关大战的过程可以知道,没有当时全民族抗战的形势,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当时全民族抗战全局指导下的华北、西北抗战形势,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第二战区组织平型关战役,没有总共11个军对进攻平型关地区的各路敌军的分路英勇抗击,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阎锡山、周恩来、朱德为首的第二战区司令部的统筹计划和统一部署,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9月23日到9月26日东跑池的孟宪吉旅的浴血奋战,没有9月26日程继贤团全团官兵的壮烈牺牲,没有这些战斗对平型关正面战场的侧翼配合,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总之,平型关大捷的确是全民族抗战取得的一次辉煌战果。诚如作者所说,平型关战役整个过程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光辉。

战争时期是特殊时期,对历史的描述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环境条件的制约,这本可以理解。但战役已结束近70年,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层面来总结历史,用更全面、更理性的观点来看待历史。

9 月中旬,阎锡山要求八路军帮助防守平型关,阻止日军南进。周恩来、彭德怀同意了阎的要求。23 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侧击向平型关前进的日军。

当天,聂荣臻率部赶到上寨,与林彪带领的第一梯队会合了。在上寨师部门口的土场上,聂荣臻和林彪各自端着饭碗,蹲在地上边吃饭边交谈。聂荣臻讲了第二梯队行军的情况,并急切地询问前线的敌情。林彪告诉聂荣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原来要求第一一五师增援灵丘正面作战,为此,他亲自乘军用卡车到距日军仅5 公里的灵丘城,侦察敌情,了解友军情况,还看了平型关一带的地形。今天,接到总部命令,在平型关侧击日军。现在,友军不战自退,纷纷撤至乎型关以南,灵丘城今天己告失守。阎锡山来电说,日军将于近日大举进攻平型关。林彪提出,可以考虑利用平型关以北险要的地形打一仗。

饭后,林彪在油灯下摊开地图,同师参谋长周昆、作战科长王秉璋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逐一作了说明,征询聂荣臻的意见:这一仗打不打?

聂荣臻考虑到,当前日寇气焰嚣张,友军锐气尽失,这一仗,事关军威民心,非同小可。在洛川会议上,他虽然拥护毛泽东基本的游击战的方针,但还有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因此,他果断地说:“打!为什么不打呢?利用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骄纵的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嘛。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在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 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上寨的夜,寒风刺骨。在平型关侧翼山地打一个大仗的部署,就这样决定下来,并电告了八路军总部。国民党军队方面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协同作战。

担任平型关正面防御任务的阎锡山部队,还主动将8 个团以上兵力的“平型关出击计划”,交给了一一五师,以示“精诚合作”。

9 月24 日,一一五师在上寨镇小学校的上坪上召开了营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

在干部会上,林彪宣布了作战部署:独立团、骑兵营绕到平型关东北截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以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人以猛烈打击。

聂荣臻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了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的问题。他的语气是坚定有力的:这一仗必须打胜!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捷报。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聂荣臻又向团、营干部们强调,他们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的第五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中颇有名气。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恶战,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

与会的团、营干部,都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钢铁好汉,听了作战部署和政治动员,群情激愤,恨不得立即杀上战场,与日本强盗决一死战。

开完会,林彪、聂荣臻又组织与会干部进行了现场勘察。聂荣臻爬上满目秋色的山梁,但见群山之上,婉蜒着古老雄峻的内长城,平型关座落在群山之间。这一带山势不高,但是山连山,峰接峰,利于部队隐蔽。聂荣臻看到,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10 多公里,沟深10 到100 多米不等。这条峡谷古道宽不过三五米,仅容一辆卡车单行,古道两侧,是刀削似的危岩绝壁,再上面是比较平缓的沟岸。在这里埋下伏兵,不愁消灭不了进入伏击圈的日军。

察看地形归来,林彪告诉聂荣臻,据侦察员报告,日军已经进至蔡家峪以东地区,有于明日进攻平型关的可能。他们把情况又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随后用电话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三四三旅本晚24 对出发,进入距敌预计经过的汽车路仅二三里地的白崖台一线设伏,三四四旅随后开进。

当天晚上,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从上寨、下关赶到离平型关30 余里的冉庄一带,隐蔽集结,进行战斗准备,待机歼敌。天不作美,突然下起了罕见的暴雨,气温骤降,秋寒袭人。林彪、聂荣臻的作战决心毫不动摇:不能贻误来之不易的良好战机,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出击!午夜,部队冒雨向预定地域进发。战士们既无雨衣,又无斗笠,只得任凭狂泻的暴雨湿透征衣。在风雨交加中,队伍沿着山间小径和泥泞的山沟穿行。随暴雨接瞳而至的,是慑人心魄的山洪。战士们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于上,手拉手或拽着马尾巴从齐腰甚至齐胸深的急流中趟过去。大家的手脚都冻僵了,牙齿敲得咯咯响。

作为指挥员,聂荣臻心里系着全师干部战士的安危,密切地关注着部队与山洪搏斗的情况。陈光的三四三旅走在前面,两个团都平安地越过一道激流,走在后面的徐海东的三四四旅只过去了一个多团,剩下的人马却被越来越汹涌的山洪挡住。有几个战士杀敌心切,急干涉过急流,被凶狂的山洪冲走,不幸遇难。

聂荣臻与林彪商量,已经过河的三四四旅一个多团按预定方案使用,没有过河的部队不再强渡,以免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这个意见。

1937 年9 月25 日,聂荣臻在平型关东侧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山头上,和林彪一起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战。

雨过天晴,曙色初露。部队经过一夜风雨行军,按预定时间赶到了目的地。聂荣臻站在指挥阵地上,举起望远镜,纵观由平型关至东河南镇那条5 公里长的沟道,但见沟道里空无一人,两侧的山崖上,凋零的树木在秋风里瑟瑟发抖,枯黄的草丛上,雨珠闪着寒光。他知道,就在沟侧潮湿冰冷的草木深处,正埋伏着几千颗愤怒的心。

在十里长沟埋伏的,是由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率领的六八六团。徐海东的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奉命隐蔽地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了东河南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六八八团停止了强渡,作为师预备队暂未开入战地。

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已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配合主力作战。

林彪单腿跪在聂荣臻身旁的草地上,也在用望远镜观察设伏的阵地和沟道通路。他俩看到部队隐蔽得不露一丝破绽,完全与山峦草木融合在一起,不由得满意地相视一笑。站在一旁的苏静不失时机地举起照相机,拍摄了这两位于型关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在前沿阵地指挥的照片。

抓紧战前的空隙时间,林彪和聂荣臻对前来受领任务的六八五、六八六两个团的领导人讲明敌情:日军前梯队有儿十辆卡车载着敌兵已于拂晓前通过老爷庙、关沟,估计已抵达国民党军队防守的山下。由灵丘开进的敌第二梯队现在正经蔡家峪、小寨,向老爷庙前进。六八六团负责消灭老爷庙至蔡家峪一线之敌。六八五团待六八六团打响后,即向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冲击。

两个团配合,从首尾两端夹击敌人。聂荣臻还简明扼要地强调了一下战场注意事项。两个团的指挥员便疾速地返回阵地。大战一触即发。激战前的战场,出奇地平静。中国有句成语,叫“清君入瓮”。日军要进至平型关前,必走这条十里长沟,而这帮凶狠暴戾、不可一世的强盗只要落入这个有几千伏兵的“巨瓮”,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

上午7 时许,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进入了伏击圈。100 多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率先开道,200 多辆骡马大车拉着九二式步兵炮、炮弹和给养跟随其后,压阵的是骑着高头大洋马的骑兵。日本兵脚穿皮鞋,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大衣,毫无战斗准备。山沟里,汽车的马达声,马蹄的得得声,大车的轱辘声,响成一片。聂荣臻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那些日本军官神态骄横,麻痹到了极点,连两侧的警戒都不放,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军队都是像他们遇见的那些国民党军队一样,一触即溃,做梦也没想到有一支从天而降的八路军队伍在此严阵以待。

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部:敌军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光沟道里就挤满了1000 多名敌人。林彪和聂荣臻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顿时,沉默的群山怒吼了!满贮深仇大恨的枪弹和迫击炮弹带着啸音飞向敌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进沟道,炸得日本侵略军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日军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马狂奔,指挥系统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敌人很顽固呵!”聂荣臻发现日军正利用汽车作掩护,进行顽抗,并且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连忙跟林彪商量说:“这块肥肉块大,不好一口吃掉,得分而食之。”林彪回答说:“是这样。部队得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他们果断命令部队出击,杀入敌阵地,并指令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派出一个营,冲过公路,抢占在设伏前因怕暴目标而来不及占领的老爷庙制高点,以便两面夹击敌人。

山谷间骤然响起激昂的冲锋号声和惊雷般的冲杀声。八路军勇土呐喊着向敌人扑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聂荣臻透过望远镜看见那群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军虽然失去指挥,被分隔开来,仍然利用汽车和沟坎,进行顽抗。八路军干部战士前仆后继,以更加猛烈的攻势对付顽固到极点的敌人,连伤员也与敌军伤兵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咬,用拳头打。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在激战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六八五团一连连长曾贤生,带领战士们冲入敌群,在肉搏中壮烈牺牲。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有位战士与敌人拼刺刀时,双方的刀同时刺入对方的胸膛,一齐倒在血泊中。由于敌人的刺刀长,八路军的刺刀短,这位无名的战土定是迎着敌人的刺刀将敌刺死的。

经过一番激战,老爷庙制高点等有利地形全被八路军占领。

中午时分,被堵截在辛庄、老爷庙、小寨村一线山谷中的1000 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八路军缴获步枪1000 余支,机枪20 多挺,击毁汽车100 多辆,马车200 多辆。板垣组织的增援部队被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在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独立团还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击毙了增援的日军300 余名。

从另一路进攻平型关的日军惊恐万状,向原定为国民党阎锡山部队阻击阵地的东跑池方向突围。奇怪的是,原先表示要以8 个团以上的兵力出击的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始终袖手旁观,按兵不动。林彪和聂荣臻曾派人前去联络,请他们协同作战,但他们仍然隔岸观火,无动于衷。林彪和聂荣臻遂令部分部队打扫战场,其余部队乘胜向东跑池之敌发起攻击。

血战后的十里长沟,日军人仰马翻,尸体狼藉。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散落的文件、作战地图、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及各种罐头食品,满地皆是。聂荣臻走下山谷察看,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八路军部队对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估计不足。干部战士们仍然用国内战争时期对待白军的办法来对待日军,以为日军被击溃之后一听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话就会举手投降,其实不然,反而吃了亏。有的战士去背日军的重伤兵,被一口咬掉耳朵;有的战士为躺在地上的日军包扎伤口,反被开枪打死。八路军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激战和打扫战场中牺牲的200 多人,多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聂荣臻为他们的牺牲痛惜不已。他当即向打扫战场的部队下达了紧急指示:对于顽抗到底的敌人,坚决消灭!

突然,从离聂荣臻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传出几声沉闷的枪声,警卫员阮寿贤急忙拉着聂荣臻闪到隐蔽处。原来,一个日本兵钻进了山洞,不但不投降,还向外打冷枪。几个战士朝洞里射击,总也打不着他。聂荣臻气愤地说:“丢手榴弹,炸死他!”随着一颗手榴弹在洞内爆炸,山洞里终于沉默了。

听说八路军打了大胜仗,附近的老百姓欢天喜地,都自动跑来帮助搬战利品。日军的百余辆汽车和车上运载的摩托车都是崭新的,可是八路军无人会驾驶,聂荣臻只好以极为惋惜的心情命令部队将其烧毁。至于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军需用品和战马大车都全部运走了。从日军的机密文件和作战地图上,聂荣臻发现,与一一五师血战半日而败北的,原来是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板垣师团的二十一旅团。

八路军忍着饥渴和恶战之后的极度疲劳,扑向准备从东跑池突围的敌人,占领了东跑池北面和南面的制高点,使国民党军队阵地前的日军面临被歼灭的命运。二三千名日军多次反扑,均被击溃。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友军的国民党军队理应合力围歼敌人,然而他们却躲在其阵地里,始终不露面,使八路军与日军形成对峙。更令人愤慨的是,黄昏之后,国民党军队竟主动放弃了平型关西北面的制高点团城口。林彪和聂荣臻考虑到部队已十分疲劳,敌人大队援兵将至,遂令部队撤出战斗,立即转移。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平型关大捷,震惊中外。这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的首战,也是中国抗战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在“抗战必亡”的谬论甚嚣尘上之时,这一仗一下子就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而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是,部分地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使慌乱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得到喘息的机会,战线渐趋稳定。聂荣臻对这次大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87 年,他年事已高,还欣然命笔,感慨赋诗:“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部队从平型关下来之后,即往五台方向转移。战士们虽然疲惫至极,心情却异常兴奋。他们穿着缴获来的日军衣服和皮鞋,扛着崭新的日本三八大盖枪,一个个神采飞扬。行军途中小憩,聂荣臻与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日本罐头、饼干等战利品,谈笑风生。

山西五台城边,有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河东村,成了一一五师师部的所在地。聂荣臻住在小学教员王希禹的家中。乡亲们知道八路军旗开得胜,纷纷赶来慰问。聂荣臻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向大家介绍了平型关大捷的战斗经过和辉煌战果,极大地鼓舞了五台人民。

八路军前方总部就住在离河东村不远的南茹村。聂荣臻与林彪一起赶到南茹村,向总部汇报平型关大战的情况。朱德兴奋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打得好,打得好啊!出师第一仗就击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恐日病’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9 月26 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同时指出:八路军要“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当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9 月30 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总结平型关战斗获胜的主要原因是:集中使用兵力和采取了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

百团大战

战役概况

解释一: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为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八路军总部决定破袭华北日军交通线。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4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解释二: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军区等共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全部加起来可能200个团都不止)

当彭德怀、左权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实际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时,左权兴奋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由此,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战役过程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5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35612人,伪军6000人;俘虏日军300人,伪军89560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历史评价:

积极方面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百团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了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百团大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消极方面

也有史家后来分析,“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后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源于此。因为在蒋介石宣布正式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期间,可能是中共方面的故意有所保留,蒋介石政府只给了中共方面一个军的编制和武器配备,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后来由散落在南方的中共方面的游击部队编制而成)。1938年前后,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期,中共延安方面请求蒋介石政府增设一个师的编制,遭到蒋介石的直接拒绝,此举可看作是蒋介石方面对中共发展军备的有意遏制。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时,国民党方面许多高级将领恍若梦中惊醒,无不惊呼:“共产党在西北怎么会有100多个团?再加上山东、冀南等地的游击武装,其数量就更加惊人了!”为了让全中国的民众看到蒋政府的大度,蒋例行性地给延安中共中央发去了嘉奖电,另一方面却忧心忡忡地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紧急部署“防共、反共”计划。从此,“边抗战边反共”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多数军官的共识和一贯作为。可以说,整个8年抗战期间,国共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共产党方面都伴随着抗日与反国民党“围剿”双重斗争。可以说,“百团大战”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国共摩擦的升级,给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隐患。

“百团大战”的战术评价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但打惯“游击战”的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

1942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百团大战小结

1940年,日本再次组成好战的近卫内阁。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做准备。侵华日军一面积极推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一面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对成都、重庆的狂轰滥炸逼蒋求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为了克服投降危险,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粉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施行的“囚笼政策”,我华北军民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评价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在内部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历史的进程出现一定的出入。百团大仗刚胜利时,中共中央对此十分肯定,毛泽东还要求彭德怀有机会再多组织几次。但在1941年、1942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彭德怀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1943年邓小平:“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945年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在1945年“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迫做了检讨: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百团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有人认为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决定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有红卫兵依照这个理由对彭德怀进行批斗。

彭德怀在自传中写到: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

1979年中共为彭德怀完全平反后,对百团大战基本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现在认为日军的反扑确实给根据地带来很大困难,但中华民族的对日抗战本身就准备着巨大困难和牺牲,因“招来”困难而被指责是不正确的。

广阳战斗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1月,在抗日战争的太原会战中,中国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9师各一部在山西省昔阳以西广阳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

1937年10月,日军第20师团沿正太(正定至太原)铁路西犯,以配合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南犯的日军会攻太原。为支援正面战场部队保卫太原,打击日军的进攻锐气,八路军总部令第115师师长林彪率师部和第343旅速由五台山地区南下,协同在正太铁路以南作战的第129师侧击西犯日军。30日,第115师师部和第343旅进至平定县城以南。此时,日军占领娘子关后继续西犯,沿昔阳、广阳西进的南路日军虽连续遭到第129师打击,仍向西犯,企图攻占榆次。为阻止日军向榆次进犯,第115师令第343旅以1个营的兵力在昔阳城西马道岭地区采取节节抗击的手段,掩护第685、第686团在广阳地区设伏。11月4日13时许,日军第20师团先头第40旅团第79联队主力通过八路军预伏区进至松塔,其师团辎重队及1个大队进至广阳地区时遭到第343旅突然打击,经数小时激战,八路军毙伤日军1000余人,俘20余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6日,西犯日军先头部队两个联队返回广阳,接应由沾尚镇西进的后续部队。7日,第129师主力第769、第771、第772团,在第115师的配合下,再次设伏于广阳镇以东地区。17时许,日军先头部队300余人进入八路军伏击区域,八路军伏击部队予日军猛烈袭击,经1小时激战,歼其250余人。

点评:此战,歼日军1000余人,剿获骡马700余匹和大批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300余人。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迟滞了日军对太原的行动,掩护了国民党军的撤退,振奋了当地人民的抗日精神。

陆房突围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在山东省陆房周围山区突破日伪军包围的战斗。1938年12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为增强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令第115师进入山东。同月,第115师师部率第686团由晋西出发,经豫北东进,于1939年3月初,到达山东省鄄城、郓城地区,首战樊坝,歼郓城伪保安团800 余人。继而进入运河以东、泰山以西地区,同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津浦支队及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扩大与巩固了泰(山)西根据地。5月初,日军从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宁阳等17个城镇,调集日伪军8000余人,坦克、汽车百余辆,火炮百余门,由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指挥,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5月2~8日,日伪军先后“扫荡”东平、汶上地区,9日开始向肥城、宁阳间山区推进,10日各路日伪军继续实施向心推进,紧缩合围圈。同日,第115师令第686团主力掩护机关、部队分路突围。当夜,除山东纵队第 6支队顺利突围外, 师部、津浦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共3000余人未能突出包围圈,被迫在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山区,凭险据守,待机突围。

11日拂晓,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进攻,八路军被围部队沉着应战,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打退日伪军数次冲击,坚守了阵地。15时许,日伪军又集中兵力猛攻陆房西南的牙山、肥猪山制高点,第686团英勇奋战,打退日伪军9次冲击;在陆房以北、以东,津浦支队和师特务营也打垮了日伪军多次冲击;师骑兵连奇袭了陆房东北安临站的日伪军。在西北部,日伪军200余人突破阵地,进抵陆房附近。 津浦支队和第686团密切协同,以迅猛的反冲击,击退突入之敌;东南部的日伪军,突入孟家村附近受阻。黄昏,日伪军畏怯夜战,停止攻击,收缩兵力,包围监视,企图次日再度进攻。22时许,八路军被围部队利用夜暗,分路实施突围,至12日拂晓,顺利地突出了日伪军包围圈。第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分别转移到东平以东无盐村和南陶城,津浦支队、中共鲁西区委、泰西地委转移到汶河南岸。

此次战斗,日伪军伤亡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围歼八路军的企图完全失败;八路军伤亡200余人,胜利地突出重围,为坚持泰西根据地,打开山东抗战局面保存了骨干力量。

梁山战斗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8月,中国八路军第115师部队在山东省梁山地区对日伪军进行的伏击战斗。

1939年8月1日,驻山东日军第32师团1个大队及伪军一部护送炮兵野尻小队及两门大炮,从汶上县城出发,西渡运河,取道梁山西去。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抬委员罗荣桓决定以师直4个连和独立旅第1团第3营歼灭该部日伪军。2日上午,日伪军到达梁山南麓前集附近,第115师师直第2连、第4连和第11连对日伪军突然袭击,歼灭日军40余人,伪军全部逃散。日军稍作整理后继续向西北搜索前进,又遭袭击,下午,被迫退守梁山西南麓的独山庄及独山高地。入夜,八路军向日军发起攻击,攻占独山高地和独山庄。日军退守独山南坡10余座石灰窑及一车马店院内,据守顽抗;八路军对日军发起围攻,将其逐至田野,以骑兵予以杀伤。激战至3日拂晓,将日军全部消灭。

此次战斗,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大队长以下300余人,缴获野炮2门、步兵炮1门、机枪15挺。

町店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在山西省阳城以北町店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1938年 6月底,日军第 108师团主力,沿晋城至曲沃大道西进,驰援沿同蒲铁路继续南犯的日军。八路军总部令第 344旅在晋城以西地区截击西援日军,以配合国民党军在曲沃地区的作战。第 344旅受命后,在旅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领下,由长子地区进至町店附近。

7月6日,日军50余辆汽车载着步兵,另骑兵一部,由晋城西犯。10时许,先头到达上、下黄岩,主力进至町店附近地区大休息。此时,进抵町店以北地区的第344旅,即以第687团第1、第 2营迅速占领町店以北的富家坪和东南的北庄一线高地;以第 688团第1、第2营占领下黄岩以北松树岭、东圪坨一线高地,分别担任攻击町店和上、下黄岩日军的任务;另以第687团第3营进至町店东南美泉村公路两侧高地担任阻援。第 688团主力进入指定位置后,即向上、下黄岩日军猛烈攻击,并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经激战,日军伤亡惨重。与此同时,第 687团第1、第2营亦向町店日军冲击。日军突遭袭击,顿时混乱不堪,纷纷逃向芦苇河南岸。15时许,由周店西援的日军向第 687团第3营阵地发起猛攻,第3营坚守阵地,连续击退日军数次攻击。18时许,日军又从沁水出动兵力一部增援町店,八路军经激战后,于20时许主动撤出战斗。

此战,八路军共歼日军 5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迟滞了日军的增援行动,策应了国民党军在曲沃地区的作战。

大青山突围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其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二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000余人, 由日军侵华总司令(火田)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1941年11月29日,抗大一分校移驻费东县大青山西侧的胡家庄、大古台一带(今属费县薛庄镇)。当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发起绿云山战斗,为免受损失,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等后方机关也相继转移到大青山地区。敌人得知这一情报后,连夜调集重兵,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合围大青山。 此时陷于敌人包围圈的我方人员中,大都是非战斗人员,所配武器数量少,质量差。只有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队是有武装的学员队。 在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的指挥下,首先抢占制高点,以阻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和非武装人员突围。

突围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一一五师敌军工作部部长王立人、抗大一分校二大队政委刘惠东、蒙山支队政委刘涛等近千人壮烈牺牲。 被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称为:“北有平型关、南有大青山”。

1997年11月30日,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和中共费县县委、费县人民政府在大青山的西北,公路东侧的李行沟建立了“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并建碑亭一座。碑高1.941米,正面镌刻“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碑阴碑文记载着大青山胜利突围战战斗的经过,以供游人瞻仰和凭吊。

详细战斗经过:

大青山突围是沂蒙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1941年冬5.3万人“铁壁合围”大“扫荡”中的一次著名战斗,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津浦铁路以东山东敌后战场我方损失最大的一次突围战。

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高度重视。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制定“华北治安战施策大纲”,并下达了1941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决心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从而掠夺资源,腾出兵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军事上,日军由华中向华北增兵,对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大“扫荡”。在山东,从1941年初开始,日军先后“扫荡”了鲁西、湖西、鲁南、冀鲁边、清河、胶东、鲁中泰山区及冀鲁豫边,重点为平原地带的鲁西、湖西、冀鲁边、冀鲁豫边。从下半年开始,日军将“扫荡”重心转入山区抗日根据地。

沂蒙山区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山东纵队指挥部的驻地。因此,这里成了日军“铁壁合围 ”的重点。1941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日军先“扫荡”了沂蒙山区周围的鲁中泰山区和鲁南郯城、马头地区。之后,日军调集5.3万余兵力,以多路多梯队的分进合击,形成对沂蒙山区的“铁壁合围”。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到临沂、汤头坐镇指挥。其部署是:以第三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主力,配置于沂水、莒县;以第十七师团主力、第十三师团一部配置在临沂,从而对沂蒙构成合围态势。日军“扫荡”矛头直指沂水、蒙阴、费县、临沂之间纵横六七十公里的地区。与此同时,日军小股部队出扰费县西北,空袭莒南十字路、大店,以迷惑我军,使我军摸不清其真实意图。

此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和分局党校驻沂南县南部的留田;山东纵队指挥部驻沂南西北的马牧池;山纵第一旅除第三团在天宝山区外,其余在沂水至蒙阴公路以北;抗大一分校在蒙山以西;山纵蒙山支队在蒙山以东。在鲁中附近活动的八路军部队有滨海南部的第一一五师教二旅和滨海北部的山纵第二旅。

日军的这次“铁壁合围”开始于1941年11月2日。4日,敌人分头合围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马牧池及大崮山。在大崮山保卫战中,山东纵队第四旅大崮独立团林参谋长等众多指战员牺牲,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爱人、省参议会参议员陈若克不幸负伤被捕,被押到沂水城杀害。同日黄昏,敌人两万多人分11路合围驻留田的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机关,罗荣桓政委巧妙带领机关人员突出敌人合围,使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7日,第一一五师特务营在石岚设伏,一举击毙日军300余人。

从11月12日起,日军除以少量兵力控制于机动位置、寻找我主力作战外,将主力集结于沂蒙基本区,安据点、修公路,反复进行“清剿”,每“清剿”一地,即挨户搜查根据地党政干部、失散人员和伤病员,以“宣抚班”进行欺骗宣传和伪化活动,并在我军常驻村庄,实施大规模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仅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马牧池一村,即遭敌纵火3次,所有房屋全部化为灰烬。沂南130户人家的南寨村,亦被付之一炬,青壮年被抓走80余人。日伪军还大批捕捉壮丁,赶修临时公路,以分割封锁根据地,限制抗日军民的活动,为其长期控制沂蒙做准备。敌人的残酷压迫,使根据地陷入混乱状态,我部分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瓦解,大部分村庄的自卫团与游击小组被打散。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卫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一面命令在滨海的教导第二旅、山东纵队第二旅主力,破袭敌人公路,配合基本区反“清剿”,一面命令进入基本区的山东纵队第二旅第三营、抗大一分校、蒙山支队等部,狠狠打击敌人。同时,立即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

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等领导机关进至东西蒙山之间的大谷台。11月17日午后,敌人空中侦察发现后,即对大谷台进行合击。我领导机关遂于当日黄昏东越临沂至蒙阴公路进入北村。200多日军在特种部队和伪军配合下,尾追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机关,进占沂南县孙祖以北的绿云山、萧家坪、狼窝子,并在绿云山建立了据点。这里位于沂蒙中心区,不把它拔除,将对根据地形成威胁。罗荣桓政委、陈光代师长决定趁敌立足未稳,率领师特务营、山东纵队第二旅第四团第三营及沂(南)临(沂)边联县独立营攻击该据点。11月28日晚,绿云山战斗打响,我军攻进村子,给敌以杀伤。29日拂晓,我军撤出战斗监视敌人。为了集中精力作战,防止机关受损失,罗荣桓等首长指示,由师部第五科科长袁仲贤带领师部及直属队人员,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带领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省群团组织、报社、医院、被服厂、银行等人员约2000人,于29日夜向临沂至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转移,待部队结束战斗后再会合。据29日白天进驻大青山的抗大一分校报告,那里没有敌情。

畑俊六在沂蒙的崇山峻岭中如疯狗般追击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主力,可是回回落空,于是改变战术,令一部继续追寻对手,而以一个混成旅团5000多人秘密进入大青山四周,布置了一个合击圈——他要“守株待兔”,消灭进入这一带的八路军部队和机关。这一严重敌情,抗大一分校没有发现。

抗大一分校有第二、第三、第五、特科4个大队,1个女生队,加上校部机关,共3000多人。第二大队为建国大队,学员是山东各根据地县区乡政权干部,战斗经验不足;第三、第五大队是军事大队,学员由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营连排级干部组成,战斗经验丰富,但他们大部分赤手空拳,仅有几百条破旧步枪,还没有刺刀,弹药也不足。一分校规模庞大、人员众多,驻在胡家庄、杨家庄、大谷台、李行沟、梧桐沟等十几个村子,绵延十几里。校部驻胡家庄、大谷台。11月 30日晨,东北山口突然响起急促的枪声,接着第五大队军士哨岗位升起报警的烽烟;东南方向也响起隆隆的重炮声。学员们从熟悉的三八式步枪特有的“叭勾”声和炮声判断,遇上日军主力是无疑了。就在这时,侦察员向一分校司令部报告:“经界湖、坦埠、桃墟向岱崮方向围击我们的三路敌人,每路是一个联队,共 5000多人,现在转回头向这里奔袭过来。坦埠一路已和我黄草关的一个营打响了。”周纯全校长当即命令紧急集合,抢占最近的制高点大青山。

大青山海拔686米,当时属费东县薛庄区,今属费县薛庄镇,主峰在今沂南、费县、蒙阴交界处。当时,日军一个中队携九二步兵炮一门,已抢占了大青山一号高地,并向我前哨连急袭。担负警卫全校重任的第五大队,遂向第二、第三号高地扑去。大队长陈华堂、政委李振邦都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干部,他们是在没有接到校首长命令的情况下,“机断专行”抢占制高点的。日军系主力山岳部队,自然知道抢占制高点的重要性,也拼命向二、三号高地冲去。敌我双方在突发的战斗中,都按通常的军事原则,争先展开兵力,争先抢占要点。第五大队先敌一步的“机断专行”,为我机关人员突围,争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当一分校各路人马飞跑着冲向全校紧急集合场时,二号高地上的争夺战正猛烈地进行着,枪炮声、喊杀声撕肺裂胆,惊人心弦。周校长知道,二号高地若失守,三号高地即成为决定全校人员生死存亡的唯一屏障。他严肃地命令参谋郝云虹:“速去五大队,告诉陈华堂,要死守三号高地!没我的命令不准撤离!”二号高地几经争夺,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危险正步步逼近。周纯全和政委李培南密切观察着周围战况,急速考虑着怎样才能率领隐蔽于大青山主峰下坳谷里的3000多人突出日军重围,这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精华啊!

就在这紧急时刻,第一一五师和山东党政领导机关、直属队又拥进抗大一分校驻地。与此同时,整个战场情势也骤然加快了节奏,四面八方的枪炮声越响越密、越响越近:从东南大青山后呼啸飞至的炮弹,预示着青驼寺出动之敌,正抢攀大青山主峰,而我军在主峰上没有任何防御力量,唯一制约敌人的只不过是山岩陡峭的地形;西南方向枪炮声,证实方城、石岚出动之敌已紧扼西南山口咽喉;北面强大的敌人正疯狂向南滚进压缩;其他方向围拢上来的敌人已临近直射距离;而二号高地已丢掉,日军正集中兵力火力向三号高地发起集团性连续进攻,敌人得意的嚎叫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五大队经反复拼杀,伤亡惨重,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也将消耗殆尽。学员们虽然英勇顽强,决心人在阵地在,但弹药打光、人员都牺牲了,还谈什么坚守?待援更是没有希望。如果三号高地再失守,那就意味着6000余人的非武装集团,将被敌人聚歼于无遮无掩的山坡上、沙滩上!

此时,第一一五师指挥所跟随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去打绿云山,作为二梯队的师政治部大部人员已转移到滨海,师直机关尚有司令部第三、第四、第五科和机要科,政治部组织部人员,供给处人员,通讯营等。袁仲贤马上通知师直各单位人员向东南方向的上、下石盘转移。同时组织部分队伍由北面冲向大青山顶,准备与抗大一分校守卫人员会合,掩护机关、学校突围。这时,大青山东梁上来了股日军,第一一五师队伍即就地阻击,敌人向北攻了一阵攻不动,即转兵向西。师直机关人员大部到达上、下石盘,但是师政治部敌工部长王立人牺牲,保卫科李科长于战斗中负伤,为不当俘虏而自杀。

大青山战场形势万分危急!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果断地提出向西蒙山突围,李培南政委表示赞成,接着,周纯全命令:“阎捷三副部长带警卫连开路!”这时,山东分局警卫连奉命赶来,归阎捷三指挥。阎说:“太好了!两个连成并列纵队,跟我来!”

三号高地来人向周校长报告:“敌人猛攻,我们伤亡很大,子弹都打光了,请求增援!”周校长严厉地说:“对你们大队长说,无力增援,三号高地要死拼,人与阵地共存亡!我马上就去!”人们心里都明白:三号高地哪怕是多守一分一秒,也是对干部集团的突围多一分安全保障。周校长说完,大步流星地向三号高地冲去!

突围人员通过一条沙河。四面的日军居高临下,凭借有利地形和猛烈火力向我射击,敌机也反复俯冲扫射,许多战友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草坡,染红了白沙。炮火轰鸣,弹飞如雨,在这生死关头,互不认识的人冒死停下飞跑的脚步,抢救负伤的战友。突然,二号高地上敌火力减弱,接着又传来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声。原来,第五大队幸存的指战员眼见突围人员遭敌猛袭,一批批地倒下去,即不顾重大伤亡,硬是支撑着,继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敌人发起全面冲击。敌人慌忙接战,因而对突围人群威胁最大方向上的敌人火力骤然减弱了。

向西山脚突围的人群急速行进,警卫连以排枪开路,一分校参谋郝云虹在西山脚下拦截每一个带枪的战友,临时指定班长,依托有利地形断后。扼守西山山麓咽喉要地的日军和伪军刘黑七部居高临下,如蝗的子弹泻进赤手空拳的人群。但我军除了前进别无他途,狭路相逢勇者胜,冲!坚决冲出去!没有枪用石块,用牙咬,用血肉之躯杀开一条活路!就在突围人员“破釜沉舟”与敌人血拼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全副武装的日伪军,看到汹涌澎湃、勇猛冲击的人潮,认为是二、三号高地上血战半日的英雄们下山,他们被这火山爆发黄河决堤般的洪流,被这无惧无畏的场面惊呆了,竟飞速撤离阵地,向西南方向溃逃。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原来分析必定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突围,没想到出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机会,阎捷三当即率警卫连占领西山,掩护滚滚向西的突围人流。

西山为我控制,三号高地上的激战和日军争夺突围通路的混战,更激烈地交织在一起。周纯全到达山头时,高地战斗已进入恶战状态。第五大队第二、第三中队近300人,基本上都壮烈牺牲在阵地上了。第二中队在蔡庄战斗中已伤亡27人。大青山战斗一打响,他们就在西面梧桐沟阻击封锁沟口的日军。指导员程克带一个区队40人,坚守梧桐沟北一小山头,强阻从北面进攻的敌人。此山高356米,山前向西是梧桐沟,山后向西是李行沟,我军西撤必经山下,守住阵地,就能使突围人员脱离险境。当突围人员西去时,他们仅剩的10余人边打边撤,退到李行沟西北角一农户院内,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了,就用石块还击。日军见他们人少,又没了弹药,即从四面包抄上来要捉活的。日军逼近了,程克突然大吼一声,猛跳过去抱住一个敌人,一口咬掉敌人的耳朵。突然,一日军端着刺刀向他后背刺去,程克英勇牺牲。其他学员也同敌人撕打成堆,最后全部牺牲。事后我军打扫战场时,一位在旁边目睹这一悲惨场景的老大娘,指着程克的遗体说:“这位留长发的同志真有种,连鬼子都说他是好样的!”他们这个区队最后剩下的5名学员,坚守一间草房。日军用火焰喷射器攻击房子,霎时烈焰腾空,吞噬了5名英雄学员的生命。

第五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邱则敏、副中队长汤世惠带一个区队,在大顶山北阻击向西进攻的敌人。他们凭借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机枪手牺牲了,邱则敏抱起机枪猛扫敌群,子弹打光后,他砸碎机枪,用手榴弹、石块同敌人拼杀。最后,他们陷入日军重重包围,除被打断腿的区队长温攸兴在尸体堆里幸存下来外,其余全部牺牲。

第二大队学员虽都是地方干部,也参加了阻敌战斗,并打得勇猛顽强,杀伤许多敌人。该大队政委、红军干部刘惠东,在向校首长汇报战况返回途中负重伤。他等敌人逼近后投掷手榴弹,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大队政治教员唐国琼是归国华侨,抗战开始后,他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从广东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理想。战斗中负伤被俘,敌人用铁丝把他捆起,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血阳西斜时,三号高地失守。占领山头之敌,看着满山的尸体,又发现顽强抗击他们主力兵团的八路军如此之少,武器如此之差,认为受了奇耻大辱。当见我大队人马脱围西去,他们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凭借优良的武器和优势兵力,嚎叫着蜂拥而上,“围剿”、杀害所有活着的对手。我掩护人员少,阻不住敌人,日军步兵、骑兵一齐闯入人群,以长短枪、马刀、手榴弹对我机关人员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一时间,整个战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来山东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友人——波兰籍德国共产党员、美国《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作家汉斯·希伯,也同日军英勇拼杀。他的翻译和两个警卫员都牺牲了。他在五道沟一巨石后向敌人射击,最后饮弹身亡。据当年收拾烈士遗体的同志回忆,希伯遗体上弹痕累累,手里仍紧握着枪。

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带领部分人员,突出日军重围,转移到大谷台,不幸复遭日军合击,他们又向望海楼方向突围。敌人火力密集交叉,战场成了一片火海。他们几乎无不挂彩,女同志、炊事员、饲养员也不避枪弹,同日军扭打成堆。陈明的4名跟随人员已牺牲了3个,只剩下18岁的警卫员吴开玉。他俩冲到东西蒙山之间的大沙河沟崖上时,遭敌重机枪火力封锁,陈明双腿被打断。他对小吴说:“你快跑开,活一个是一个,反正我不能跑了!”小吴坚决不同意独自离开。陈明用枪指着他,威严地命令他快跑。小吴眼含热泪逃出。日军密密麻麻地围拢上来,陈明连发3枪击毙3名日军,然后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开了枪……

傍晚时分,我突出去的人员经紫荆关以南登上西蒙山。据说,奉命封锁这条通道的石岚日军来迟了,我机关人员才得以从这狭小的缝隙突围出去。陈光、罗荣桓得报,急派攻打绿云山的部队飞速赶赴大青山,但他们到达时,大青山突围战斗已经结束了!

血战后的大青山战场,我军政人员、学员的尸体满山遍野,目不忍睹。主战场李行沟牺牲600多人,梧桐沟牺牲200多人,东边第二大队战场和散在各处牺牲的近200人。蒙费大队董振堂大队长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一分校女生队一部遇难的悲壮场面。女生队多是姑娘,她们向山下撤离时,被日军堵在梧桐沟东崖,只好退守3间孤零零的西屋抵抗。成群的日军包抄上来,他们要抓活的!女生队除了队长、指导员有手枪外,每人仅有两枚自造无把小手榴弹,就凭着这点武器,她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使敌人无法靠前。最后,日军架起机枪向门窗扫射,并向屋内投掷手榴弹。不一会,屋内即无声无息了。屋门外几米处全是血水,屋内积血没过鞋面,董振堂只好垫上厚厚的一层沙土进去清理烈士遗体。但遗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屋顶、四面墙壁和地上,到处都是烈士的鲜血、零碎皮肉和毛发!我军民虽然大部突出重围,但损失极为惨重。一是阵亡近千人,尤其是牺牲了众多的领导干部。牺牲人员中除了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一一五师敌军工作部部长王立人外,还有省妇联执委兼姊妹剧团指导员甄磊、省抗协宣传部长赵冰谷、抗大第一分校第二大队政委刘惠东、鲁中军区直属第三团政委刘清等。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负重伤。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山东公学校长朱蓂阶等一批干部负伤后被俘,其中绝大部分被杀害。李澄之被押往日本,受尽磨难,1943年春才回到解放区。二是为了掩护机关人员突围,抗大有300多名学员牺牲,这些学员都是营连排级干部。抗战时期,山东八路军牺牲的干部战士之比约为1:5,而大青山一次即牺牲如此多的干部,其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日军合围大青山后不久,又对蒙山进行了第二次合围,以多路纵队进行“梳篦”式搜山,没有一条山沟不搜,没有一座山头不到。在火红峪养伤的省姊妹剧团团长、省战工会副主任陈明夫人辛锐牺牲。1941年12月4日,日军合击蒙阴县东部艾山前栗村的山东纵队第二旅第四团第二营第九、第十两连。他们与日军反复肉搏,杀伤敌人300多人,但他们除4人突围、4人受伤被群众救出外,其余164人全部牺牲。同日,日军合击大青山附近费东县瓮城子村的第一一五师直属队一部、山纵蒙山支队、蒙山工委、费东县机关,蒙山支队政委刘涛、蒙山工委宣传部长陆干等一批人员牺牲。8日,日军合围平邑县苏家崮,山东纵队第一旅第三团为掩护山东分局党校转移,团政治部主任陈晓峰等近200人牺牲。10日晚,刚由滨海回到沂蒙的山东纵队指挥部,由沂南岸堤以北向上高湖转移,途中遭到敌人反复合击,纵队宣传部长刘子超等22名干部、战士牺牲。

在反“扫荡”期间,日军追捕一负重伤的八路军战士,沂南县横河村聋哑妇女明德英机智地把这位伤员掩藏好,并用自己的乳汁将他救活。之后,她为伤员治疗伤口,送水送饭,使这个伤员很快康复归队。由此,明德英成为“沂蒙红嫂”的代表人物。

为了纪念大青山突围战斗及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烈士,1944年,费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东梭庄建立了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

晋察冀军区八路军

反围攻战役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1月至12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离队粉碎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首次围攻的战役。

1937年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对日军占领之北平(今北京)、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战略要地及平汉(北乎至汉口)、平绥(北平至归绥)、同蒲(大同至风陵渡)、正太(正定至太原)铁路等主要交通线造成严重胁威。对此,日军于11月下旬调集第5、第14、第109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及伪军共2万余人,分兵8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企图以分进合击战术,摧毁初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消灭或驱逐八路军,确保其后方和铁路运输安全。

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游击队,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挥下,采取以游击队袭扰、疲惫和消耗日伪军,集中主力寻机歼灭日伪军,以打破日伪军围攻的作战方针,展开反围攻战役。

1937年11月24日起,日军4000余人由怀涞、阳原、应县等地向蔚县、广灵进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为避其锋芒,主动撤离县城,与日军周旋,先后在乱岭关、北府口歼灭日军400余人。由保定、易县西犯涞源的日军3000余人途经北奇村、紫荆关、王安镇等地,连遭军区骑兵营和第1军分区部队打击。军区伸向日军侧后的部队,破坏日军补给线,袭击交通要点,在大龙华战斗中,歼灭日军200余人。

进占涞源之日军由于连遭袭扰,且交通受阻,补给困难,被迫于12月19日弃城撤退。军区部队遂乘胜收复涞源城和紫荆关。代县等地日军出犯后,沿途遭八路军和游击队袭击。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乘日军出犯,后方空虚,于14日夜袭原平镇,歼日军100余人。由定县、井陉、平定等地分别向曲阳、平山、盂县进犯之日军5000余人,也遭晋察冀军区第3、第4军分区部队打击。

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为配合晋察冀军区作战,奉命由五台开赴洪子店地区。15日,该旅一部和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在小寨和清城镇伏击日军,共歼日军300余人。为策应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围攻作战,冀中人民自卫军袭击了定县和新乐车站;八路军第120、第129师各一部,分别在大同至太原和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袭击日军运输队,破坏其铁路交通。至22日,进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各路日军除占据浑源、蔚县、行唐、平山等县城之部队外,余皆撤退。

此役,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缴枪300余支、子弹5万发及其他军用品一部,挫败了日军的企图。这次反围攻作战,是在根据地建立不久,主力部队少,群众抗日武装缺乏战斗经验等不利条件下进行的。但由于晋察冀军区部队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充分地动员与组织群众,采取军民结合,主力部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实行坚壁清野和封锁消息;同时采取“以老带新”。以部分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部队和群众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主力则避免正面抵抗,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有利战机,歼击敌之一路,并向进犯之敌的远近后方行动,寻机打击敌人,并在友邻第120、第129师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敌之围攻。反围攻作战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使边区所辖发展到30余个县,部队发展到2万亲人,并为尔后反围攻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雁宿崖战斗

1939年11月,在抗日战争北岳区反扫荡战役中,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河北省涞源县雁宿崖三岔口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作战。 2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等部1500余人,分3路向涞源之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指挥机关和部队。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决心歼灭向银坊进犯之日军一路,令第1军分区第1、第3团,第3军分区第2团于3日拂晓进至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第120师第715团一部及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牵制各路日军;第l军分区第25团一部为二梯队。7时许,游击第3支队一部,节节抗击向银坊方向进犯之日军500余人,诱其进入峡谷,第1团一部迅速迂回至峡谷北口切断日军退路,第3团一部封锁峡谷南口,其余预伏部队突然从东西两面勇猛夹击。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包围于上下台、雁宿崖村附近地区。16时,第1、第2、第3团向被围之日军发起总攻,经激烈白刃战,至17时30分,全歼日军。与此同时,进犯水堡、走马驿之日军惧怕被歼,向涞源方向撤退。

此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过村大佐以下530余人,俘日伪军20余人,缴获炮6门、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及部分军用品

黄土岭战斗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两万余人,对晋察冀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八路军一部在雁宿崖伏击歼敌500余人。4日,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两个大队1500余人,由涞源向雁宿崖方向驰援,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扑空后,拟经黄土岭返回涞源。八路军以小部兵力诱敌深入,以六个团的兵力在黄土岭以东一狭谷设伏。7日,日军进入伏击圈,八路军当即发起攻击,日军伤亡过半。是夜,日军连续突围10余次,均被击退。1939年11月8日晨,日军多路增援,八路军遂撤出战斗,黄土岭战斗结束。是役,共歼灭日军900余人,并击毙号称“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的阿部旅团长。

作战过程

1939年11月,在抗日战争北岳区反扫荡战役中,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河北省涞源县三岔口、黄土岭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伏击战。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大队被八路军歼于雁宿崖地区(参见雁宿崖之战)。该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企图报复,于4日凌晨亲率旅团第2、第4大队1500余人,由涞源城向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腹地雁宿崖、银坊、管头急进。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令第1军分区统一指挥第1、第3、第25团、游击第3支队及第3军分区第2团、第120师特务团、第715团等部,予进犯日军以歼灭性打击。令第25团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监视日军动向;令第1、第2、第3团、游击第3支队及第25团一部进行战斗准备。是时,八路军第120师特务团从神南镇北上,准备参加战斗。5日,日军进犯银坊扑空后,继向涞源、易县交界的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当日下午,日军进至张家坟、雁宿崖、三岔口一线。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和第1团各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节节抗击,诱其探入。6日,日军进抵黄土岭,并有继续东犯征候。晋察冀军区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即令第1团和第25团迅速占领寨坨附近阵地,截断日军去路;第3团迅速占领黄土岭至上庄子以南地区;第120师特务团接替第3团进至大安,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第2团尾随敌后,待敌占领司各庄后,绕到黄土岭北面占领有利地形;第3支队控制通往涞源的要道。第1支队司令员陈正湘组织部队宽正面、大纵深分散配备,利用地形,加大了向银坊推进日军的侧击力度,抓住日军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心理,诱其东进,阿部规秀果然中计。当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和优越的地形条件,下达了集中主力部队,歼日军于黄土岭至寨头地域的作战命令。

7日晨,日军主力由黄土岭出发,沿山沟向东蠕动。下午3时,当其全部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时,第1团、第25团迎头杀出,第3团和第2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部队在群众的热情支援下,把日军团团围住,向敌人展开全面的激烈攻击。经过反复冲杀,敌人主力被迫聚集在黄土岭、上庄子附近东西走向峡谷的河滩中, 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公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八路军100余挺机关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射击,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炮弹。这时日军依仗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坨阵地猛冲,遭八路军反击后,乃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第3团紧紧扼守西、南两面阵地,第120师特务团也赶到,从第3团的左侧加入战斗。日军伤亡惨重。阿部规秀在北面山谷的独立小院中指挥战斗,并组织兵力占领了孤石山及上庄子南面山脚一线窄窄的山梁。激战中,第1团发现远处一独家屋附近猬集一群敌人,即令第1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火力对其进行袭击。这时, 八路军炮兵连发挥炮兵的威力, 向沟里集中轰击,瞬间,炮弹在敌人指挥所附近爆炸。在独立小院中指挥作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被八路军迫击炮弹击中,顷刻毙命。

是日夜,日军连续突围10余次,均被军区部队击退。8日,日军在猛烈炮火和5架飞机掩护下,倾其全力向上庄子西北突围。此时,由蔚县、易县、满城、唐县、完县出动增援日军1200余人已接近黄土岭以南的花塔。从涞源增援之敌已到三岔口附近,同八路军第3支队接触。各路敌人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参战部队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八路军给突围日军大量杀伤后,各部队迅速转移隐蔽,主动撤出战斗。当援敌赶到后,再次扑空。 此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900余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八路军伤亡500余人。

晋察冀军区颁发的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第1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人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

冀中区“五一”反扫荡战役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至6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反击日伪军对冀中平原大规模扫荡的战役。

1942年春,日军为实现其“确保华北,首先确保平原”的作战方针,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冀中区进行全面蚕食,切断冀中区与北岳、平西、冀东各区的联系,使冀中区陷于孤立,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5月初至6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主力及第26、第27第、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各一部和骑兵第13联队及伪军共5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辗转抉剔”等战术,以派遣特务队与快速部队相配合,对冀中平原进行残酷大扫荡,企图消灭冀中区中国共产党政府军队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

冀中军区和中共冀中区委,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挥主力部队15个团、地方武装15个支队共3万余人,在冀中区人民及北岳、太行、冀东、冀南等区八路军配合下,采取以主力一部同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大部转移至外线寻机歼灭日伪军的作战方针,展开反扫荡作战。

1942年5月1日开始,日伪军从石家庄至定县、保定至大城、沧县至德州一线出动,向冀中中心地区合围,企图将冀中区中共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于沿滹沱河、滏阳河、德州至石家庄铁路线构成的“铁环阵”之中歼灭。冀中军区以一部兵力采用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钳制进攻之日伪军,掩护机关转移,在深泽县白庄、无极县赵户村、肃宁县窝北镇、深县护驾池等地歼日伪军1000余人。经十数日辗转激战,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跳出日伪军封锁圈,机关转移至阳河以东地区,部队分散在内线坚持斗争。

至1942年5月底,日军在封锁圈内反复进行“梳篦扫荡“、“拉网扫荡”、“抉剔清剿”,多次施放毒气,到处抢掠、抓丁、烧杀、奸淫,组织“维持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卞,冀中部队和民兵依托地道和村间道沟,灵活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袭击日伪军运输队,打击小股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和粮食财产。期间,外线部队先后袭击大城、文安、新镇、安国等20余座城镇,在无极县小吕王村、深泽县白庄、定县北喧等地多次阻击、伏击日伪军。

至1942年6月上旬,日伪军占据冀中根据地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村庄,共建立1700多个据点,挖掘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00余块。冀中军区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除留少数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民兵在冀中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大部陆续向冀南、太行、北岳根据地转移。6月底,日军缩于主要城镇,反扫荡战役结束。

此次日军的残酷扫荡,使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群众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根据地绝大部分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冀中军民在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共进行大小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

冀鲁边1942年反扫荡战役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6月至7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在河北、山东交界地区对日伪军的反扫荡作战。

1942年6月,日军继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又集中近1万人对冀鲁边区进行轮番扫荡,较大的合围行动有:6月1日,日伪军以东光县四柳林为中心,进行合围。冀鲁边区第1地委、第1专署及宁津县大队在合围圈中奋勇抵抗,地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敬芳等100余人阵亡,宁津县大队突围。同日,日伪军以新海、盐山、无棣三县交界处之大山为合围中心展开行动,驻该地之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机关得悉后迅速突围转移。与此同时,日伪军又以庆云县小武单屯为合围中心进行合围,坚持该地斗争的庆云县大队和回民大队奋力突出了重围。2日,日伪军骑兵以东光县东南之灯明寺为合围中心,被合围的八路军第一军分区机关在博继泽司令员带领下,奋勇突围,傅负重伤。7月2日,教导6旅第18团5个连和冀中武装宣传队70余人在沧县以南的大七卜被日伪军合围。奋战一天后大部突围,但团长杨柳新等百余人和冀中武装宣传队70余人阵亡。与此同时冀鲁边军区特务营在宁津、盐山和乐陵连续摧毁日伪军3个据点。

郯城码头战役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7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在山东省郯城县地区对日伪军的进攻战役。

郯城码头,是郯城西面的重镇,其东、西、北三面各筑有一个小围子,由2个中队伪军防守;南面有一坚固支撑点,为日军1个小队扼守。12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军区以第4团,第2军分区独立1团及地方部队一部向码头发起猛攻,当夜,完成对码头之合围并攻占西门、北门小围子和东门的碉堡,伪军集中在东面的小围子固守。13日晚,八路军以连续爆破攻克东门小围子,严密包围南门支撑点。15日夜,八路军强攻南门支撑点,歼灭日军过半,余部不支乘夜黑突围东逃,被担任打援和截击之八路军阻击,歼其一部后,余部投降。此次战斗,八路军歼日军1个小队、伪军350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掷弹筒3具。码头战斗胜利后,郯城陷于孤立。八路军迅速扫清其外围据点,将郯城紧紧包围,23日,郯城守军弃城北逃临沂。至此,战役结束,鲁南、滨海地区已完全解放。

收复晋西北七城作战

抗日战争初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首次围攻的作战。

1938年 2月,日军为占领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在沿津浦铁路南侵时,先后发动了对河南省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南部的进攻。同时以第 109师团及第26师团各一部,向晋西、晋西北进犯,企图压迫第 120师西渡黄河,并威胁陕甘宁边区。22日,北面日军第26师团主力8000余人,伪军3000余人,由朔县、井坪、清水河出动,在南面汾阳至离石公路沿线日军第109师团的配合下,至3月1日先后占领宁武、神池、偏关,并前出至河曲、保德、府谷等城,控制黄河渡口。位于该地区的国民党军4个军未作有效抵抗即撤向黄河边。日军另一路也进占五寨、岢岚城。为粉碎日军围攻,并配合晋南国民党军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令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师主力,由同蒲铁路北段太原至忻县间向岚县开进,在运动中寻机歼灭北面日军第26师团一路,以打破日军的围攻。

3月7日,第120师第359旅在岢岚游击队的配合下围困岢岚城,第 358旅进至岢岚城东南的新家湾、寇家村地区,破击岢岚至五寨的交通线;警备第6团、独立第1支队、师骑兵营、第359旅第719团、山西抗敌决死队第4纵队及地方游击队,分别进至保德至三岔堡间、神池至义井间及宁武外围,袭扰钳制日军,配合主力作战。10日午后,岢岚日军因给养困难,水源断绝,弃城退至三井。第 120师收复岢岚城。第359旅第717团追击北撤日军至三井镇前,并于当日20时袭入镇内,战至翌日晨,歼日军300余人,缴山炮一门,日军余部逃进五寨。3月11日,第120师主力包围五寨城。12日,第358旅一部击退自五寨出城反扑的日军 400余人,并占领城东关。随后,第120师继续围城,并组织打援。16日,第359旅主力进至五寨、三岔堡间设伏;第 358旅进至神池、义井间设伏;独立第 1支队、师骑兵营等部进至利民、八角堡间打援。17日,第 358旅在虎北、山口地区与神池出援的日军1000余人遭遇,激战6小时,歼其300余人,余部逃至义井。18日,义井日军800余人、三岔堡日军200余人,增援五寨,被第 717团击退。在此期间,在日军侧后的雁北支队3次袭击井坪镇,攻占威远堡。警备第6团及地方游击队袭扰保德。第 719团破击神池、宁武间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作战行动。20日,日军因兵力分散,交通中断,被迫全线撤退。第 120师遂收复五寨、保德、河曲、偏关 4城。保德和三岔堡日军退至田家时,遭第717团截击,被歼一部后,逃进义井,会同义井的日军于22日向神池撤退,在凤凰山地区先遭第358旅第716团伏击,被歼300余人;继遭第715团追歼,大部逃至神池和阳方口。23日,神池日军弃城逃往朔县。

第120师收复神池后,即令第716、第718团围困宁武城,师主力进至宁武与阳方口间设伏。31日,驻阳方口日军600余人接应宁武日军撤退,在石湖河地区遭第717团和第719团伏击,宁武日军出城援救,又遭第715团截击,经过激烈战斗,两股日军均退回原驻地。4月1日晚,宁武日军弃城北逃,中途又被歼一部。至此,反围攻战役即告结束。

这次作战,共歼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了岢岚、五寨、保德、河曲、偏关、神池、宁武 7座县城,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齐会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0师主力和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一部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

1939年1月,第120师主力从晋西北挺进冀中平原后,与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第3纵队兼)协同作战,连续挫败日军三次围攻。4月18日,师部率独立第2旅(辖第4、第5、第716团)转移至河间东北坞家村、卧佛堂、齐会、郭官屯地区,与独立第1旅(辖第1、第2、第3、第715团)会合,休整待机。20日,日军第27师第3团第2营800余人和伪军约50人,由沧县进驻河间县城,22日又进至河间城北三十里铺。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判断该股日军可能在任丘、吕公堡、大城等据点日伪军配合下,对齐会地区进行“扫荡”,遂决心集中所部7个团及冀中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围歼进犯日军。

23日晨,日军由三十里铺东进,占领南、北齐曹,并在炮火掩护下,向齐会村发起进攻,将第716团第3营包围于村内。日军数次猛攻,未能得逞,即施放毒气,焚烧房屋。第3营指战员英勇奋战,逐街逐院争夺,给日军以杀伤后,退守到村东一角。为使第716团第3营拖住进犯日军,完成调集部队围歼日军的部署,第120师以第716团第1营和第2营对敌实施反包围;以第7连由东南增援第3营。第7连经奋战突入村内和第3营会合,增强了齐会村内的防守力量,形成了内外夹击态势。

日军进攻受挫,以炮火袭击齐会,并向其北面的大朱村发射毒气弹。贺龙及第120师司令部20余人中毒,仍坚持指挥,并及时作出阻击援敌,实施反围攻作战的部署。下午,独立第2旅第5团在麻家坞地区击退由任丘增援的日军300余人,第3军分区第27大队在大广安击退由大城增援的日军200余人,地方游击队牵制了由吕公堡增援的日伪军100余人,使进攻齐会的日军完全陷入孤立。与此同时,第715团、第2团第1营、第4团、第5团第1营,分别进占齐会以南的留古寺、西宝车和齐会以西的张家庄、四公子村,构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当夜,第715团第1、第2营由齐会东北,第716团第3营及第715团第7连由村中,同时向侵入齐会的日军实施夹击。日军腹背受攻,死伤惨重,向南撤逃。24日拂晓,当日军逃至马村附近时,遭第715团伏击,遂仓皇调头向东北方向溃逃。第715团穷追不舍。日军以少数兵力抢占找子营,依托村街房舍阻击八路军,掩护大部向南留路猛攻,企图继续向东突围。日军进至南留路,复遭从郭官屯赶来的第3团截击。战至上午,日军被围困于找子营与南留路的树林道沟。第120师调整部署,改为昼围夜攻。黄昏,第715团第1营由张曹,第3团第1营自南留路,第2团第2营自北留路,同时向被围于树林道沟的日军展开攻击,日军被歼一部,余部退缩于南留路西南张家坟地。

25日凌晨,日军为突出重围,集中兵力、火力,猛攻第716团第2营的张曹村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跑。第716团第2营实施反击,使日军未能得逞。天明后,被围日军再次攻击南留路,复被第3团击退。至此,日军已丧失反扑能力,被迫掩埋尸体和枪械,固守待援。任丘、吕公堡日伪军各200余人增援未逞。黄昏,风沙骤起,残余日军80余人乘机突围,被715团追歼一部,仅剩40余人逃往河间以东的沙河桥据点。

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700余人,俘7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挺、步枪200余支,取得了平原游击战争中以外线速决的进攻打歼灭战的经验,对推动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陈庄战斗

1939年9月八路军第一二○师在河北省灵寿西北陈庄进行的一次歼灭战。

1939年8月,冀中八路军第一二○师主力大部在贺龙等率领下向晋察冀边区腹部转移,于9月间到达河北省行唐、山西省灵丘集结。9月25日,日军由灵寿向晋察冀边区腹地发起进攻,占领慈峪镇。27日上午,日军直奔陈庄,袭击晋察冀边区后方领导机关。第一二○师在陈庄东南设伏,并以七一九团坚守白头山阵地,以另一部警戒灵寿、行唐增援之敌。28日拂晓,敌人烧毁了村里的房屋后,沿磁河南岸向东撤退。8时,敌先头部队进入预伏区,第一二○师发起阻击,将日军全部包围在高家庄、破门口、冯沟里3个村庄。下午7时,第一二○师发起总攻,将敌分割围歼,日军死伤众多。同日,灵寿、慈峪之敌1000余人沿磁河来援,被八路军阻击于白头山下,激战竟日,敌仍不得前进。29日晨,被围于破门口、冯沟里的敌人已伤亡过半,遂向南突围,又被包围于鲁柏山高地。第一二○师以炮轰和步兵冲锋轮番向敌攻击。敌困守山头,陷入绝境。当夜,第一二○师发起全线总攻击,突破敌军阵地,将敌大部歼灭。南逃残敌又被全歼。

陈庄战斗,经6天5夜激战,歼敌水原旅团长以下1280人,俘敌16人,缴获山炮3门、轻重机枪23挺、步枪500余支、战马50余匹。这次战斗的胜利,为巩固北岳区,粉碎即将到来的日军大“扫荡”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上下细腰涧战斗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夏季,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与日军一部在山西省五台地区的山地作战。

1939年夏,日军华北力面军第1军制定了从5月上旬至6月下旬对山西省五台地区八路军所部扫荡的计划,决定从5月8日开始,先以一周的时间围歼台怀地区的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8日至9日,日军第10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由五台、豆村、大营分路出犯。根据这一情况,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令第120师第359旅率第718团进至神堂堡地区相机歼灭日军;令第2军分区第4团和第6大队向豆村、台怀镇游击,迟滞日军的进攻。

5月10日,第717团在铜钱沟附近,受到日军猛烈攻击,激战至黄昏,摆脱日军,11日拂晓通过台怀镇,登上五台山北峰。由五台、豆村合击第717团的日军于中午到达台怀镇,扑空后,撤回原据点。5月9日,由大营镇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加纳部队800余人,沿大寨口、神堂堡向台怀镇前进,11日到达台怀镇以北的土川里、盘道村,因山路积雪通行困难,即企图沿原路经神堂堡撤回大营。第359旅决心集中主力歼灭这股日军,以第718团和教导营、骑兵大队预伏在口泉村、青羊口以南,以第717团由峨口进抵文溪里一带准备参加围歼日军的战斗;以第719团箝制繁峙和砂河日军;同时要求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箝制五台、豆村方向的日军。

5月13日,土川里、盘道村的日军由原路向大营镇撤退,当进到口泉村时,遭到第718团、教导营和骑兵大队的阻击。激战竟日,日军伤亡一部,原路返大营已无望。当日晚,日军向西北改取小道返大营。这时,跳出日军合击圈的第717团,经3昼夜艰苦行军,于14日抵达大营以南的车厂附近,同沿小道返大营的日军在上下细腰涧遭遇。不久,第359旅主力赶到,与第717团协同对日军南北夹攻。激战至15日中午,第359旅将日军大部消灭,仅一部逃回大营。此次战斗,日军伤亡500余人。第359旅伤亡316人。

神头岭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9师在山西省潞城县东北的神头岭伏击日军的战斗。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至3月上旬,先后侵占长治、临汾、风陵渡等重要城镇,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进犯。八路军第129师为策应第115师和第 120师在晋西、晋西北的作战,钳制向黄河河防进攻的日军,并配合晋南国民党军作战,于3月上旬奉命进至晋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东阳关向潞城、长治前进的日军第108师团的部队及其辎重队,并破坏东阳关至长治的公路。

黎城是日军在邯(郸)长(治)公路线上的重要兵站基地。该城与潞城之间地处丘陵,并有一条浊漳河,便于八路军选择良好的伏击阵地和切断两地日军联系。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心袭击黎城,“攻其所必救”,调动潞城日军出援,于途中伏击歼灭之;并相机打击涉县出援的日军。其部署是:以第385旅第769团袭击黎城,并阻击涉县出援的日军;以第386旅在潞河村与微子镇之间神头村以西的南北一线山岭设伏,歼灭潞城出援的日军。依据师的命令,第386旅旅长陈赓亲自进行了周密的现地勘察,并作了三面伏击的具体部署。各部于3月16日拂晓前进入伏击阵地,并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3月16日4时,第769团第1营袭入黎城,与日军展开激战,歼其百余人,于拂晓前即主动撤出城外,向西北乔家庄转移。与此同时,第769团主力在东黄须、西黄须击退由涉县来援的日军,第771团特务连烧毁赵店镇公路大木桥,切断了黎城、潞城之间的交通。黎城受袭,潞城日军即以步、骑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8时30分,其先头分队汽车2辆、骑兵20余人通过神头岭,因赵店镇公路桥已毁,被阻于浊漳河边。9时,其本队进到神头岭地区,虽进行了侦察, 却未发现八路军的伏击部队。9时30分,当增援黎城的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时,设伏部队在统一指挥下,埋伏于神头岭北端的第771团由正面出击;埋伏于公路西侧的第772团和东侧的补充团,实施夹击,将日军截成数段,展开白刃格斗。日军遭到突然袭击,顿时混乱,且由于地形限制,兵力兵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部窜入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战至11时30分,日军除百余人窜回潞城外,其余全部被歼。被阻于浊漳河南岸的日军,亦被第771团特务连歼灭。此后,由黎城来援的日军,被阻于浊漳河北岸。由潞城两次来援的日军,亦大部被第772团歼灭。16时,战斗结束。

八路军第129师以伤亡24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和骡马600余匹,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七亘村伏击战

1937年10月,刘伯承率领129师386旅进抵山西平定地区,当时日军正猛攻娘子关。为配合娘子关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在刘伯承亲自指挥下于10月22日至28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连续作战打击日寇。其中以两次设伏七亘村战果尤其显著。

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刘伯承计划在七亘村打一仗,钳制日军的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七亘村是理想的伏击战场 ,它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10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刘伯承经过实地调查,选中了这个伏击阵地,随即命令第772团在七亘村附近待机。

10月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向西开进。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三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地形选得实在太便利了,陡坡顶上的机枪、步枪“哗哗”地往日军的人堆里倾泻着子弹,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放。日军顿时象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一阵短促猛烈的火力袭击后,战士们随着一片喊杀声,奋勇跳入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有几名日军被战士们压到了断崖边,战士们边喊边示意他们缴枪投降。日军竟不理睬,端着刺刀反扑上来。战士们毫不留情地击毙了他们。两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下来。日军除少数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全部被歼。 共歼灭20师团辎重队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在七亘村一带传开。附近的孔氏村、南泉村、北泉村推派代表抬着大肥猪,送到第386旅旅部,给八路军庆贺胜利。

当天,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会是日军进军的必由之路,因为舍此别无通道。再从日军目前的作战特点来分析,他们屡胜之后骄横得很,通常发一股牛劲,向预定的目标执拗地突进,毫不理会一些小的损失。况且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他们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于是,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给日军一个突然打击。

为了迷惑日军,当27日日军派兵到七亘村来收尸时,刘伯承让第772团主力当着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实际上第772团第三营绕了一圈又返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第772团第3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网。这次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3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由于负责增援的第2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3营没能将敌全歼。战至黄昏,敌人乘夜色朦胧,突围而出,一部向西逃往平定,大部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这次战斗,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了出来。在同一个地点,在两天之后先后两次设伏,大获全胜,这在战争史上也不多见,体现了刘伯承的艺高胆大。

"兵不重伏",本来是兵家的用兵原则.但是刘帅反其道而用之,连续同一处设伏,正暗合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此,兵法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就是"因敌制胜"。

响堂铺战斗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省)响堂铺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

神头岭之战后,日军加强了邯(郸)长(治)公路上的戒备,以保障其重要后方交通运输线。为破坏日军该运输线,八路军第129师决定第386旅第771、第772团和第385旅第769团在东阳关至涉县的响堂铺地区伏击日军运输部队。正当我军已进入伏击区待敌时,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前线指挥陈赓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后路。于是请示徐向前副师长,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此时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一面告诉部下先不要向邓小平政委报告,以免其分心,一面再派人到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探听虚实。约两小时,参谋报告: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于是下令继续待敌。31日8时,日军第14师团山田辎重部队两个汽车中队及掩护部队由黎城经东阳关进入伏击地区,第769团、第771团主力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激战2小时,消灭日军掩护部队170人,焚毁汽车180辆。与此同时,驻黎城及东阳关日军步骑兵600余人,两次向第772团阵地进攻,企图援救响堂铺地区日军,均被击退。由涉县出援之日军400余人,在河南店与椿树岭之间被第769团一部击退。16时,日军10架飞机飞至响堂铺上空大肆轰炸,但伏击部队早已转移。

点评: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将180辆汽车全部焚毁,缴获追击炮4门、各种枪130余支(挺)。八路军伤亡317人。此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抗战初期的游击战中,一个不小的胜利。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紧急关头,负责战斗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后路苏家蛟风传有敌人到来之时,仍然能沉着判断不确,而未放弃这次胜利的战斗。

长乐村战斗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及第115师一部于山西省武乡县长乐村对日军进行的战斗。 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九路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八路军第129师决定抓住日军一路,予以歼灭。15日,日军第108师团第117联队3000余人,由武乡北犯榆社扑空,当即撤回武乡。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歼灭该路日军,遂令师主力及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当日进至武乡附近地区。黄昏,日军弃城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即以第772团、第689团为左纵队,第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以第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16日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其1500余人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此时,已通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为解救其被围困部队,集结1000余人,向第129师左翼发动进攻。第772团在戴家瑙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阵地失守,12时,第689团赶到增援,阵地被收回。14时,日军第105联队1000余人由辽县赶来增援,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一路向马村东南第689团阵地攻击,另一路会合长乐村日军向第772团阵地攻击。17时,日军又从辽县增援1000余人。第129师遂决定以第769、第689团各一部掩护,主力在黄昏时撤出战斗。

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马枪1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长叶成焕阵亡。

沁源围困战

1942年10月,日军第二次侵占沁源,企图使沁源伪化,实现其“山地剿共实验区”的毒辣计划。我沁源抗日军民针锋相对,对日军开展了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战。他们首先开展了空室清野大行动,把水井填死、碾磨炸毁、粮食运走,隐匿到深山老林与敌周旋,使日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接着又掀起“抢粮运动”,组织起来,乘夜摸进敌据点将敌人抢劫的粮食运出来。一夜之间,竟有万余军民出动,后来又发展到“劫敌运动”,不仅夺回敌人抢走的羊、牛和其他财物,而且连敌人的军用物资衣服靴也“劫”,使敌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家家造石雷,人人埋石雷”,在敌人补给线上到处埋下石雷,给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特别是1945年3月的“总围困”中,沁源军民将15000颗地雷、石雷布在城关、交口重封锁起来,炸死敌人940多人。4月11日敌人付出惨重代价后,狼狈逃窜,沁源围困作战中我抗日军民先后作战2700余次,毙伤日伪军4000多人,俘获日伪军200余名、解救被抓群众1700余人。

沁源围困战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它成功创造了对占领我腹心地区之敌进行斗争的范例,当时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表彰。1944年1月17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沁源,地处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心,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日寇把这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8次闯入沁源疯狂“扫荡”。1942年冬,日军又纠集2万兵力对太岳根据地实施“扫荡”,但沁源军民早已全部转移进深山,只给日军丢下一座空城。

太行太岳

夏季反扫荡作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至6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山西省东南部反击日军扫荡的战役。

1942年5月,日军第1军纠集3万余人,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夏季扫荡。日军称之为“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15日,日军第36师团主力和第69师团一部共7000余人,扫荡太岳南部地区,先后两次奔袭、合围东峪、马壁,企图围歼八路军太岳军区机关和部队。八路军迅速向北转移,并袭扰临(汾)屯(留)日军据点。日军合围扑空,后方交通线受到威胁。日军第36师团主力转向扫荡太行北部地区;第69师团一部在八路军不断打击下,于28日撤至浮山、麻城(今安泽)原据点。19日,日军第36、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及第1、第8旅团各一部共2.5万余人,分四路对太行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一路由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诸点出动,连续合击测鱼镇、黄北坪、浆水、将军墓等地,控制了峻极关;一路由和顺出动,合击松烟、相儿岭后,进抵上庄、下庄地区;一路由武安出动,合击阳邑后继续西进;一路由长治、武乡、辽县诸点出动,合击黎城、砖壁、桐峪等地。24日夜,各路日军对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和甫艾铺地区构成合围。25日,日军在其空军支援下,以南艾铺为目标发起攻击。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总部在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一部掩护下,分别向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突围作战中,于十字岭阵亡。当日黄昏,日军攻占南艾铺,捕捉、杀害抗日根据地干部和群众,抢掠资财。30日,八路军第385旅第769团第3连,于辽县苏亭镇设伏,歼日军140余人。31日,八路军由新编第1旅组成突击营,奇袭长治日军机场,击毁飞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与此同时,第385旅一部突入质亭、五阳、黄碾等据点,给日军以打击。与此同时,太行、太岳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平汉、白晋、同蒲和正太等铁路沿线展开破击战,配合内线部队反扫荡作战。6月初,扫荡太行北部地区的日军退至邯(郸)长(治)公路沿线、清漳河两岸地区。9日,日军第36师团1.2万余人扫荡太行南部地区。第129师直属队及新编第1旅部被日军合围于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在师长刘伯承指挥下,乘夜暗从日军间隙中顺利突围。日军合击目的未能达到,于20日从太行区南部撤退,反扫荡战役结束。

此战,历时38天,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

冀鲁豫边区

1943年秋季反扫荡作战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9月至11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与民兵在山东省西部及河南省北部地区反击日伪军扫荡的战役。

日军对太行区扫荡之后,又调集其第12军之第32、第35、第59师团、骑兵第4旅团主力各一部,在伪军配合下,由南而北,对冀鲁豫区实施分区合围大扫荡,妄图摧毁冀鲁豫西区抗日根据地。为反击日军扫荡,冀鲁豫区采取主力部队大部转移到外线,向日军薄弱地区出击,威胁其后方,追其撤退;腹心区留少数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及民兵坚持斗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方针,制订了反扫荡作战方案,并完成了秋收藏粮、空舍清野等备战工作。9月21日,日军出动1.1万人,配属汽车271辆、坦克9辆、飞机3架,分别由新乡、商丘、济宁、徐州等地出动,分10路向单县东南地区实施“铁壁合围”。八路军正确判断了日军行动企图,已先期转移到外线出击,日军合围扑空。10月3日,日军又出动1万余人,突然向曹县西南地区合围。冀鲁豫军区第5军分区机关和少数部队于王厂村遭日军合围,其中第21团与军分区骑兵速突出重围,而军分区前方指挥部与民兵第1团依托民房,与日军对峙整日,终因寡不敌众,大部阵亡,其中有专员袁复荣、分区司令员朱程。突出日军合围之第5军分区第19团、第4军分区第16团等部乘虚袭击东明、考城等地,歼日军一部。12日,日军又集中1.5万余人,配属汽车800辆、坦克8辆、飞机5架,由泰安、济南、济宁等地出动,采取多路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法,对根据地中心区之濮县、观城、范县实施“铁壁合围”、“连环合击”和“拉网扫荡”,企图歼灭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粉碎日军企图,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适时跳出日军合围圈,转移到内黄地区指挥军民反扫荡作战。军区主力跳出合围圈后,于18日夜袭击东平县城,5天内连克夏谢、大井等11处据点。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以伏击、袭击、破路等手段袭扰日军,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杀伤日军有生力量。日军在冀鲁豫军区军民打击下,伤亡惨重,于24日分别向开封、济南等地撤退,沿途又扫荡了滑县、长垣地区及大峰山区,又屡遭伏击,至11月13日战役结束。

此战,八路军军民采取内线与外线、主力部队与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进行大小战斗315次,共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攻克和驱逐日军据点、碉堡74处,对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晋西北

1943年秋季反扫荡战役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粉碎日伪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战役。

1943年秋,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秋季大扫荡,企图破坏摧毁根据地。9月3日,日军第59旅团3个大队共1500余人,开始对离石东部地区和米峪镇、临县地区实施分区扫荡。经晋绥军区第3、第8军分区军民的打击,日军于16日退回离石至岚县各据点。其第85大队500余人在白文镇建立了临时据点。下旬,日军又以2000余人的兵力,从南、北两面扫荡兴县和保德地区,展开了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秋季扫荡。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在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下,展开反扫荡斗争。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以2个大队由三岔堡、五寨地区出发扫荡岢岚、保德地区。其田村大队600余人由三岔西进,于26日进占沙泉,27日进占保德城;原野大队600余人从五寨南进,于25日进占岢岚城,并继续经西豹峪、桥头,28日进至保德城。两路日军在保德城会合后,田村大队返回沙泉,维持交通并扫荡附近地区。保德日军从10月2日开始在城周抢粮。9月26日,日军第69师团第59旅团第85大队由岚县以西的寨子村和临县以北的白文镇出动,奔袭兴县城,企图袭击晋绥军区领导机关。27日,日军进占兴县,扑空后北犯瓦塘,并占领裴家川口、黑峪口等黄河渡口,向河西盘塘八路军河防阵地炮击,遭河防部队炮兵还击后,南撤至赵家川口。这时,晋绥军区领导机关正在赵家川口以南10公里的有人村指挥作战,决心集中7个团的兵力,在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当日军第85大队撤退时,以伏击分段围歼的战术将其消灭。根据军区部署,第26团、军区警卫营、第17团等部队分别在赵家川口以南的小善畔,以东的北坡村设伏;第36团在小善畔与北坡村之间待机;特务团袭扰赵家川口日军,压迫其撤退,并准备追击;第21团进到康宁镇准备阻击日军;第29团在兴县地区集结待机。同时,以第2军分区部队围困保德、沙泉日军;第6、第8军分区部队袭扰日军后方据点,破坏交通,牵制日军,配合兴县地区部队的作战。10月5日凌晨1时,日军第85大队由赵家川口向兴县以南的康宁镇方向撤退,进至小善畔时,遭八路军伏击包围。日军在飞机支援下数次突围,均被击退。附近民兵和广大群众纷纷赶来参战。日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后,军区部队一面围困消耗日军,一面在小善畔至康宁镇17公里的道路上设伏,并在各路口埋设了地雷。6日晚,日军突围向康宁镇方向撤退,沿途遭到八路军的连续伏击,伤亡很大。7日,日军又被围困在花子村以南高地。战至黄昏,日军突围向东逃至甄家庄、再次被围。10日晚,残余日军300余人向东突围,逃至郑家岔,又遭阻击,除100余人逃走外,大部被歼。甄家庄战斗后,日军为了报复,以独立混成第3旅团继续进攻兴县。11日,扫荡沙泉地区的田村大队380余人南犯,13日进至界河口;忻县日伪军600余人经岚县于14日进至康宁镇。16日上午,界河口日军向兴县进攻,在阳会崖、明通沟地区遭军区特务团伏击。两路日军都未敢进入兴县城,迅速退回王狮据点。24日,进占保德的日军也全部撤退。此战共消灭日伪军1300余人,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此役,八路军在根据地人民密切配合下,积极作战,成功地运用袭击、伏击和地雷战等给扫荡的日军以有力打击,尤其是我军及时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对进犯兴县之敌进行三次连续伏击和围歼战,取得甄家庄歼灭战的胜利,对粉碎敌人这次“扫荡”起了决定性作用。

北岳区1943年

秋冬季反扫荡战役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9月至12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粉碎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大规模扫荡的战役。

1943年9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其第26、第63、第110师团大部,第62师团及独立第1、第2、第3混成旅团各一部和伪军共4万余人,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历时3个月的扫荡。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萧克、代政治委员程子华,率北岳区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及雁北指挥司令部所属部队共4万余人,民兵18万余人,采取敌进我进,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抗击日伪日军的扫荡。16日,日军第26、第63、第110师团和步兵第63旅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主力及伪治安军6个团,分别由山西省、河北省之灵丘、保定、石家庄、盂县、五台等地出动,向北岳区腹地进犯,于18日完成了对晋察冀军区第3、第4军分区的合围。晋察冀军区为避免与优势日军作战,主动放弃阜乎县城,以三分之一的兵力,适时转移至外线和日军侧翼作战,一度袭入望都、行唐,并攻占定县车站和据点10余处;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内线,其中有少数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同民兵、游击队结合,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迟滞、疲惫日军。25日,日军3000余人,合围驻神仙山的晋察冀根据地政府、军区后方机关和部队。第3军分区部队凭险据守,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将其击退。29日,侵入阜平空城的伪军,遭八路军和民兵埋设地雷的大量杀伤后,仓皇退出,转向城南庄等地清剿。10日中旬,日伪军集中主力9000余人,分散在滹沱河、沙河、唐河两岸抢粮食,破坏秋收。军区集中主力于17日至11月上旬,连续在三岔、营里、旦里等地打击抢粮的日伪军,掩护与帮助群众抢收了大部分粮食,并完成抢耕抢种。同时外线部队在武工队配合下,袭扰保定、浑源等13座城镇,攻克陈侯等大小据点70余处,有力地配合了内线部队抢收抢种斗争。11月中旬,日军分批撤退,撤退中以反转奔袭手段,合击仙湾、罗家湾等地军区机关和部队,再次扑空,尔后以烧杀、抢光的手段,制造多起惨案,在阜平之平阳、易县之寒头、井陉之黑水坪3个村镇,就惨杀民众2000多人。此时,军区集中力量,以奇袭、伏击战法,大量歼灭撤退之日伪军。12月15日,日伪军全部撤出根据地,反扫荡战役结束。

此役,八路军民兵共作战5300余次,攻克碉堡204座,毙伤俘日伪军9400余人,缴山炮1门、轻重机枪17挺、掷弹筒7具、步马枪800余支,毁日军火车18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破坏铁路桥13座、公路950余公里、铁路5公里,击落飞机1架。八路军伤亡2400余人。

冀东区1943年

秋季反扫荡作战

1943年9月至12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冀东地区反击日伪军扫荡的作战。

晋察冀军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攻势作战后,日伪军为驱逐八路军,重新控制平原地区,并乘秋收季节掠夺粮食物资,从9月15日起,以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和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对冀东地区进行3个月的分区扫荡。对日伪军的扫荡,第13(冀东)军分区部队采取在内线坚持斗争的方针,日伪军合围形成之前适时转移,在合围过后即返回,积极出击和打击日伪军。15日至月底,日伪军4000余人,分别扫荡抚宁、昌黎地区和遵化、迁安境内长城以南地区。1o月17日至月底,日伪军1万余人,分别扫荡迁(安)青(龙)平(泉),丰(润)滦(县)迁(安)、丰(润)玉(田)遵(化)地区。在日伪军扫荡丰玉遵地区时,军分区第4区队一部于10日突出合围后,经过急行军,奔袭玉田县钱家沟日伪军据点;25日,又强攻玉田县朱树坞日伪军临时据点,歼灭伪军警备队和守备队。26日,第4区队以两个连强攻玉田县雹神庙据点。11月间,日军300余人、伪军两个集团,附坦克3辆、汽车100余辆,辗转扫荡迁安西北、北宁铁路以南和滦河以东地区。1日,地方武装一部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卢龙县燕河营一举全歼由该城出动的日伪军,毙伤口军40余人、伪军3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掷弹筒2具、步枪30余支。在日伪军扫荡遵化东北地区时,军分区第6区队绕至遵化西北,于12月13日攻入日伪军马兰峪金矿,歼灭日伪军一部。此役,八路军毙伤俘日伪军约600人。

太岳区1943年

秋季反扫荡作战

1943年10月至11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山西省沁源、平遥、安泽地区对日伪军的反扫荡战役。

1943年9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37、第62、第69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三个梯队,以“铁滚式”新战法,由北向南“滚进”,再自南向北对太岳区反复清剿,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八路军太岳军区决心以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坚持内线游击战,基干团主力转入外线作战,采取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战法,粉碎日军扫荡。10月1日,日军第37师团自运城、侯马地区向东,第69师团由霍县、介休、南关镇地区向南,第62师团由长子地区向西南,对太岳区实施由北向南三层合围扫荡。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节节抗击,杀伤日军,但未阻挡住日军南进。16日,日军推进至临汾至屯留公路两侧,并越临屯路对太岳南部地区实施合围。此时,太岳军区部队主力已转移到外线,向日军后方交通线广泛出击。第1军分区第59团连续袭击白晋线两侧之道兴、太平,余吾等日军据点,第38团袭人同蒲东侧之北张、赵壁等日军据点;第2军分区主力向白晋线长子、晋城段出击,连克大堡头,三家店等据点;第3军分区主力插入同蒲线洪洞、临汾地区,抵近日军据点袭击、伏击,并一度袭入临汾以南张庄车站。24日,第2军分区第16团在韩略村附近设伏(参见韩略村战斗),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组织的军官战地观战团120余人,打乱了日军扫荡计划。28日,日军继续南进扫荡中条山区。就地分散坚持反扫荡之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部队主动出击,杀伤日军。11月10日,日军主力北撤,沿途连遭太岳军区主力部队和民兵打击。22日,日军分路回撤,反扫荡战役结束。

点评:此役,八路军作战720多次,共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由于我起初对敌作战特点没有掌握,有的部队曾一度陷于被动。但当我发现敌人的新特点后,即以主力转入外线作战,袭击敌后方,截击其运输队,并尾击、侧击“清剿”和搜掠物资之敌,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尤其是我第十六团抓住战机,伏击歼灭敌军官战地观战团,对挫败敌这次“扫荡”起了重要作用。

晋绥军区1944年

秋季攻势战役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8月至9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在山西省西北部地区对日军发动的攻势战役。

1944年春,日军为改变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困难地位,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打通北平至广州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性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再次大溃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晋西北所有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都已处在八路军的围困中。日军已被迫处于战略守势。在这种情况下,晋绥军区部队在吕正操司令员指挥下,于8月间展开对日军的攻势作战,以便拔除具有攻克条件的日军据点;切断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的公路线,缩小日军占领区。战役的指导原则是,在军区统一领导下,各军分区选择进攻目标,以主力兵团和游击队、民兵密切结合,采取伏击、袭击、围困、爆炸等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完成各自的作战任务。秋季攻势战役从下旬展开。28日,第8军分区第2支队一举袭入忻县至静乐公路上的日军据点利润。29日,第2军分区第36团袭击五寨以南的风子头日军据点。9月3日,第6军分区部队收复沟口日军据点,切断了宁化堡至静乐日军交通线。第3,第8军分区部队和游击队、民兵,从4日开始向离石至岚县公路上的日军发起攻击,先后袭击胡堡、开府、峪口、横泉、圪洞等日军据点,并收复马坊。岚县至离石的公路被切为数段。9日,宁武、东寨、忻县、三交等据点日军出动1000余人,向忻县至静乐公路以北,汾河以东地区扫荡;圪洞、峪口日军300余人向第8军分区的鸦儿崖、千年里地区出扰,企图破坏军区部队的攻势。第6、第8军分区各以少数兵力在游击队、民兵配合下与日军周旋,仍集中力量继续发动攻势。第8军分区第5支队和第3军分区第17团,先后在离石至岚县的公路诱伏,消灭日军90余人。第3军分区部队收复军渡以东的南梁山日军据点。第6军分区第19支队收复宁化堡与东寨间的山寨日军据点。静乐地区的武工队收复石神日军据点。第2军分区部队在南辛庄窝设伏,将八角堡南犯的60余人全部消灭。至14日,扫荡日军撤回原据点。14日至16日,第8军分区第6支队和游击1大队,对日军在山西省的军事要点汾阳城关实施猛烈袭击,攻击火柴公司、火车站、飞机场和电灯公司,完成任务后撤出战斗,16日夜,又袭入汾阳西北1公里的日军重要据点协和堡,全歼日伪军40余人。23日,第3支队攻击日军据点娄烦镇,除该镇西北山的碉堡外,娄烦镇全被收复,随后该镇以北的软渡、下静游两据点日军也逃回静乐。28日,第21团袭入静乐西北马坊日军据点。30日,第6支队袭击交城以西的东社和五元城,消灭日伪军100余人。至此,秋季攻势战役结束。

此役,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297次,攻克和逼退日军据点48处,毙伤日军499名、伪军414名,俘日军20名、伪军1014名,缴长短枪674支、轻机枪10挺、重机枪1挺、追击炮2门,收复村庄446个,解放人口5万余,收复土地770平方公里。

山东反攻战役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在山东省广大地区对日伪军进行的大反攻作战。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乞降。八路军山东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同日24时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向驻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43军司令官细川忠康发出通牒,令其通令所部立即停止抵抗,就近向八路军投降。与此同时,山东军区各军区亦分别向伪军山东国。民自卫军第2军军长赵保原、华北“绥靖”第8集团军司令王铁相、第3方面军第6军军长张景月、武定道皇协军司令刘佩忱、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厉文礼、山东国民自卫军第1集团军司令张步云等77人发出通牒,迫令他们投降。但日伪军已接受蒋介石11日命令,大都拒绝向八路军投降。为此,山东军区组成5路大军,在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肖华的指挥下,向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

鲁中军区部队组成第1路,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治委员罗舜初率领下于19日解放临朐,23日解放莱芜、益都、博山,25日解放淄川,26日解放章邱,28日解放周村,31日解放新泰,共俘伪军5000余人,切断胶济路(青岛至济南)西段,从东南方向逼进济南。  滨海军区部队组成第2路,在前线指挥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指挥下,19日解放胶县,切断胶济路东段,20日占领莒县,21日解放赣榆、青口,俘伪军2000余人并迫使伪军高伯廉部700人投降,切断陇海路(连云港至兰州)东段,逼进连云港。

胶东军区部队组成第3路,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率领下,17日解放牟平、威海,19日解放福山,20日解放龙口,21日解放招远、莱阳、黄县,23日解放蓬莱,24日解放烟台,26日解放即墨,共俘伪军2000余人,包围了青岛。

渤海军区部队组成第4路,在前线指挥杨国夫、政治委员景晓春率领下,17日解放寿光,19日解放临邑,20日解放桓台、广饶、博兴、昌邑,22日解放阳信、吴桥,23日解放临淄及淄河车站,共歼灭日伪军4800余人,切断了胶济路中段,从东北方向逼进济南。  鲁南军区部队组成第5路,在前线指挥张光中、政治委员王麓水率领下,18日攻克官庄车站,切断了津浦路(天津至浦口),19日解放泅水,25日解放台儿庄,直逼徐州城郊。经半个月作战,山东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日伪军被压缩到铁路沿线和孤立的城市之中。

八路军军歌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嘿!游击战,敌后方,铲除伪政权,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钢刀插在敌胸膛。

巍峨长白山,滔滔鸭绿江,誓复失地逐强梁。

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神圣的重大责任,都担在我们双肩。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成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军事力量。1939年末,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共同创作了由六首歌曲组成的《八路军大合唱》,《八路军军歌》即其中的一首。这首歌的旋律浑厚深沉,蕴含着内在的力量,讴歌了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民军队的光辉业绩。

八路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

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此歌作于1939年冬,原名《八路军进行曲》,为《八路军大合唱》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对歌词作了部分修改,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被授衔将帅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再度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8月25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按战斗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改编后,八路军各级将领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原则,先后被国民政府授予了相应的军衔,他们中:

被授予过陆军中将军衔

朱德(八路军总司令)

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司令)

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

林彪(八路军第115师师长)

贺龙(八路军120师师长)

萧克(八路军120师副师长)

刘伯承(八路军129师师长)

宣侠父(八路军总部总参议)

被授予过陆军少将军衔

左权 (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聂荣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

徐向前(八路军129师副师长)

周昆 (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后携款脱队)

周士第(八路军120师参谋长)

倪志亮(八路军129师参谋长)

陈光 (八路军343旅旅长、后代理师长)

周建屏(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

徐海东(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

黄克诚(八路军344旅副旅长)

卢冬生(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

张宗逊(八路军358旅副旅长,后旅长)

陈伯钧(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

王震 (八路军120师359旅副旅长,后旅长)

王宏坤(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

王维舟(八路军385旅副旅长)

陈赓 (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

陈再道(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

八路军主要战绩统计(总计):

1、作战次数:99847次

2、毙伤日伪军合计312282人,日军99847人;伪军401648人。

3、俘虏日伪军合计402112人, 日军5096人;伪军402112人。

4、日军投诚:710人

5、伪军反正:136855人

6、日军总损失:407454人

7、伪军总损失:851249人8、缴获:各种口径炮(门):1288门;

轻重机枪(挺)7499挺;长短枪(支)455068支

八路军歼敌千人以上规模战事

注:数据来自吉林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三卷《抗日烽火》

1、平型关伏击战(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686团伏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摧毁汽车100余辆,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地图等。

2、广阳伏击战(1937年11月4日、7日),八路军115师343旅在广阳镇重叠设伏,歼灭日军100余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

3、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战(1937年11月24日-12月21日),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基本恢复边区。

4、午城、井沟伏击战(1938年3月14日),八路军115师343旅伏击击溃日军4000余人,毙敌1000余人,缴获骡马800余匹,击毁汽车79辆,挫败日军西渡黄河入侵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5、神头岭伏击战(1938年3月16日),八路军129师386旅伏击歼灭日军1500余人。

6、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16日-27日),八路军129师歼敌4000余人,收复长治、沁县等地。

7、冀中春季反扫荡(1938年4月),八路军冀中部队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收复高阳、安新等县城,使根据地扩大为38个县、6万军队。

8、黄河渡口保卫战(1938年9月14日-20日),八路军115师为保卫陕甘宁边区,阻止日军西渡黄河,连续设伏歼灭日军12000余人。

9、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战(1938年9月20日-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边区部队歼灭日军5200余人。

10、冀南反十一路围攻(1939年1月),八路军晋南部队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

11、上下细腰涧伏击战(1939年5月15日-14日),八路军120师主力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协助下歼灭日军1000余人。

12、晋冀豫边区反扫荡(1939年7月除-8月下旬),八路军129师主力、115师344旅、晋豫支队、决死第一纵队、决死第三纵队在八路军总部指挥下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收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县。

13、陈庄大捷(1939年9月28日-29日),八路军120师主力歼灭日军1600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1名。

14、冀中反扫荡(1939年10月15日-31日),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歼灭日军20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

15、晋察冀边区冬季反扫荡(1939年10月25日-12月8日),八路军120师主力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歼灭日军3600余人,击毙中将旅团长1名。

16、冀中反扫荡(1939年4月11日-5月1日),八路军冀中部队歼灭日军4300余人,伪军2600余人。

17、鲁南反扫荡(1939年4月中旬-5月上旬),八路军115师鲁南部队歼灭日伪军22000余人。

18、晋西北夏季反扫荡(1940年6月7日-7月6日),八路军120师主力歼灭日伪军4500余人。

19、青纱帐战役(1940年6月下旬-八月中旬),八路军冀中部队歼灭日伪军3100余人,破坏公路320公里,收复15个据点。

20、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12月5日),八路军共歼灭45000余人,破坏公路1502公里,破坏铁路474公里,破坏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

21、晋冀鲁豫反扫荡(1941年4月),万余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空前残酷扫荡,140个村庄被毁,5000平民被杀害,八路军苦战歼敌1000余人。

22、晋察冀边区秋季反扫荡(1941年8月14日-10月16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歼灭日伪军5500余人。

23、沂蒙山区反铁臂合围大扫荡(1941年11月2日12月24日),八路军山东部队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牺牲。

24、黄岩洞保卫战(1941年11月10日-16日),八路军总部特务营保卫黄岩洞修械所,歼灭日军1000余人后成功撤走,11月19日敌军撤出黄岩洞。

25、讨伐伪治安军战役(1941年11月15日-1942年2月15日),八路军第13支队在冀东讨伐伪军第3集团军,歼灭伪军5个团,重创2个团,瓦解1个团,计1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0余,机枪60余,山炮2门。

26、晋冀豫春季反扫荡(1942年2月3日-3月6日),八路军129师主力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但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

27、胶东春季反扫荡(1942年3月23-4月23日),八路军胶东部队歼灭日伪军2600余人。

28、冀中反“五一大扫荡”(1942年5月1日-6月30日),冈村宁次亲率5万日伪军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歼灭日伪军11000余人,击毙旅团长1名,八路军共伤亡2万余人,群众遇害5万余人。

据上表所显数据,共计歼灭敌人159800,与上文所说79万相差太悬殊。即使考虑其他小战事,也不致如此夸张。而且此列表数据也让人难以信服,如“百团大战歼灭45000余人”,较真实情况“击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相去甚远。百团大战,加上俘虏日军和伪军数,是完全对得上号的,45000人没有夸张。歼敌数是包括打死打伤和俘虏敌军数量及敌军投诚起义数,并非只是毙伤数量,这是基本常识。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指1934年秋至1937年冬,发生在中国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34年秋至1937年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中国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游击战争。

1934年8月至11月,红6军团(总指挥萧克、政委王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军第25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先后撤离湘赣苏区、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后,留在长江南北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和广东八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分别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领导下,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含闽北军分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斗争。

1934年秋至1935年春,国民党军以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的兵力继续向中央苏区进攻,红军和游击队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损失很大,苏区内的全部县城和大部分乡村被占领。

1935年2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决定所属机关和部队分九路突围。在突围中部队大部损失,余部分别到达闽西、闽赣、赣粤边和湘南地区。项英和陈毅几经周折于3月底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5月,原中央苏区全部失陷。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遭受了很大损失,并先后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失掉联系,形成各游击区各自为战、独立坚持的局面。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各种有利地形,与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的持续清剿进行斗争。

在从1934年秋至1937年冬的三年中,各游击区尽管情况各异,但大体上都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934年秋至1935年春,为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苏区斗争方式向游击区斗争方式的战略转变阶段。在这个阶段,原中央苏区和闽浙赣、闽北、闽东、湘鄂赣、湘赣和鄂豫皖等苏区,均先后变成了游击区,其所属红军和游击队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遭受到严重损失,但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都坚持了下来,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完成了战略转变,或在实际斗争中逐渐认识并实现了这一转变。

1935年春至1936年冬,是以分散的游击战与优势的国民党军的清剿相对抗的最艰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游击区遭到严重摧残,但游击队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托高山密林,在人民群众支援与掩护下,与国民党军和地方当局实行的军事清剿、政治清剿、经济清剿进行斗争。由于采取相应的斗争策略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广大游击战士的英勇奋斗从而渡过了种种难关,使红军游击队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

1936年冬至1937年冬,为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阶段。在这个阶段,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和国民党推行的“北和南剿”作斗争,不断粉碎了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队的清剿,一方面又以民族利益为重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和平谈判。

1937年10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中央达成的协议,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其他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琼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

【点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保存了骨干力量。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成立及机构设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新四军是正面战场上共产党的主力部队,装备相对于八路军要好些,军装为德式军装,军帽上有青天白日徽,新四军军官服饰与其他国民革命军服饰基本相同,部分军服由国民军提供。

新四军番号由来始末

1937年9月6日,陕西三原县石桥镇村外的田野上临时搭起了阅兵台,我9000多名红军将士在这里誓师出征,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三原誓师后,129师和先前整编的115师、120师一样直接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宣布南方各省(琼崖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然而,八路军、新四军番号的由来却颇费周折。

西安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两党的军队合作抗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国共搞党内合作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蒋介石却迟迟不愿给番号。因为与孙中山主动实行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却是出于被逼无奈。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6项条件,但实质上,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一直没变。他想通过“合作”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人事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等赴西安,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4个军、12个师、36个旅、108个团,军官由延安派。而国民党只给2个师、8个团的编制,不设军和总指挥部,除师长外,其他军官由南京配备,直属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领导。双方围绕人员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僵持不下。此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中共再作让步。3月8日,谈判达成5条意见,上报蒋介石审批。其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按国军同等待遇。编为3个师,计6个旅12个团及直属队共4.5万人。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史称“三八协议”。但没想到这个由蒋介石指导下产生的协议,蒋又反悔,不同意了,谈判又回到了起点。

3月下旬至4月初的第2次会谈、5月2日至14日的第3次会谈,蒋介石依然从控制、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出发,先是同意改编为3个师,设总部,军官由延安派,但总司令由蒋委派;后又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国重新安排,师副职由国民党派。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中“做事”。中共坚持对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派人到部队任职。

就在国共谈判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第二天,中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日,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7日,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举行第4次会谈。由于蒋介石幻想日本人不扩大事态和再次媾和,谈判无果,但全国的抗战形势使红军的整编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泽东在命令部队云阳集中做好自行整编准备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亲笔给蔡元培等70余名学者写信,通报两党会谈情况和红军急于上前线的决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赶赴南京,绝食静待3天,逼蒋答复红军改编。8月上旬,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举行两党第5次谈判,期间拜会了冯玉祥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阐明了共同抗日和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使两党半年会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冯玉祥以辞副委员长相劝蒋介石同意红军编3个师。蒋介石深知不同意共产党的整编方案,红军上不了前线,自己罪责难逃;给了红军番号,让其名正言顺地抗日又无异于放虎归山。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肚子里仍然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谈判伊始,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部长黄绍竑和副参谋长白崇禧提出“黄白案”:八路军以2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看后轻蔑地一笑:“胃口不小啊,他们这是想吃掉我的整个红军啊!” “黄白案”遭到拒绝。谈判再被搁置。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直断尾求生的蒋介石有点恐慌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喂不饱侵略者,这次日本直掐咽喉。江浙是蒋介石发家之地,也是英美等国在华重要利益所在地,非东北、华北可比。如今日本人打上海,要抄老家、断后路了。蒋介石再三权衡后,终于放弃了“收编”的企图,国共会谈出现了转机。蒋介石在调动国军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三八协议”。红军整编后的番号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军,3个师的番号则是吃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115、120、129师。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15师师长林彪,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军委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共中央在针对八路军领导权的同时,对新四军整编中的领导权也同样重视。叶挺担任军长的过程和新四军番号的由来就说明了这一点。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到澳门居住。“七七事变”后,他结束流亡回到国内。“八一三事变”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的建议,并说改编后番号叫“新四军”。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番号则得到了国共两党的认可。蒋介石认可“新四军”,是他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四军。毛泽东认可“新四军”,是他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是红四军。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北伐的8个军中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共产党员叶挺任第四军直属独立团团长。1926年8月下旬,在进攻湖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面对吴佩孚3万余精锐主力,叶挺独立团的2000多名勇士勇猛血战。1927年1月15日,武汉的粤侨联欢社将精心铸造的一巨型铁盾赠送给第四军将士。该盾正面中央铸有“铁军”两个竖写的大字,铁盾右上方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 因铁军“独负盛名、战绩辉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中共第一军。叶挺提议把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就是希望继承“铁军”和红四军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虽认可“新四军”这个番号,但对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却不完全放心。因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推选叶挺为军长人选,而中共推荐的其他人选,国民党反对。国民党随之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指挥“新四军”,中共不同意。国共两党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由谁指挥这支抗日武装相持不下。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

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同意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虽然归国后见到周恩来时有一个表态,但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缺乏全面掌握,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10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知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中共认可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同时决定成立以项英、陈毅为正副书记的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受到热情欢迎,毛泽东致词:“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1月9日,叶挺告别延安回到武汉。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移驻南昌,2月部队开始集结整编。全军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改编结束后,新四军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白皮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皖南事变被俘,蒋介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叶挺信念不改,出狱后的第一个要求是重新入党,后因飞机失事牺牲。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两党共同组织北伐,北伐成功了,蒋介石却背叛革命,杀了共产党个措手不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合法生存发展。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又故技重演,妄图3个月消灭共产党,但毛泽东早有准备,蒋介石的阴谋失败了。可以说,没有红军改编八路军、新四军的成功,就不可能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新四军的重建及后期发展

194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与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等一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叶挺 新四军军帽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然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继续对蒋介石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地区的斗争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每天通宵达旦,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军部。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

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借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刘少奇在分析了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穿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行为,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

从损失九千到扩编九万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组建起不可战胜的新四军。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3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与此同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50余万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由军法审判。对此,刘少奇当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想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损失9000,整编90000。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多万人。

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刘少奇创造性地落实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机,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刘少奇把这看做是天大的好事,抓住这个机会,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军。

新四军统一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而中共东南局因项英遇难和情况变化已不能发挥作用,中共中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相应的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以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配齐配强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不但新四军八路军新合编的部队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成建制整编为新四军的八路军老部队也进一步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很快形成全军政治上一致,解决了各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刘少奇通过写文章、发文件、讲话,反复宣传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批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说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是放弃独立自主,以退让服从求合作的恶果,进而认识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性。

5月下旬,日军发动了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刘少奇同陈毅领导新四军的3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至8月20日,在3个月的“反扫荡”中,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日伪军1089人,击沉敌汽艇13艘,缴获炮1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123支,并破坏路345里。通过“反扫荡”的锻炼,新四军越战越强。

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在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恢复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新四军军歌

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由何士德谱曲后,这首歌就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歌曲之一。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挥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序列(1938.2)

军长 叶挺  副军长 项英  参谋长 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副参谋长 周子昆 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

第一支队

司令员陈毅  副司令傅秋涛 参谋长胡发坚 政治主任刘炎

第1团团长:傅秋涛 副团长:江渭清

第2团团长:张正坤 副团长:刘培善

第二支队

司令员张鼎丞 副司令粟裕 参谋长罗忠毅 政治主任王集

第3团团长:黄火星 副团长:邱金生

第4团团长:卢 胜 副团长:叶道之

第三支队

司令员张云逸 副司令谭震林 参谋长赵凌波 政治主任胡荣

第5团团长:餆守坤 副团长:曾昭铭

第6团团长:叶 飞 副团长:吴 焜

第四支队

司令员高敬亭 参谋长林维先 政治主任肖望东

第7团团长:杨克志 副团长:曹玉福

第8团团长:周骏明 副团长:林 凯

重建新四军军部后新四军序列(1941.3)

代军长陈毅  政委 刘少奇  副军长 张云逸

参谋长 赖传珠  政治部主任 邓子恢

第一师师长粟裕  政委刘炎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

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

第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

第二师师长张云逸 政委郑位三 参谋长周骏鸣 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委:王集成

第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

第六旅,旅长兼政委:谭希林

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旅),司令员:杨梅生,政委:刘顺元

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郑抱真,政委:谭光廷

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  参谋长彭雄  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

第八旅,旅长:田守尧,政委:吴信泉

第九旅,旅长:张爱萍,政委:韦国清

淮海军区,司令员:覃健,政委:金明

皖东北保安司令部

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第十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

第十一旅,旅长:滕海清,政委:孔石泉

第十二旅,旅长:饶子健,政委:赖毅

肖县独立旅,旅长:纵汉民,政委:李中道

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

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  参谋长刘少卿  政治部主任任质斌

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

第十四旅,旅长:罗厚福,政委:张体学

第十五旅,旅长:王海山,政委:周志刚

第一纵队,司令员:???,政委:张执一

第二纵队,司令员:黄林,政委:刘子厚

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何耀榜

鄂豫边区防安司令部,司令员:郑绍文,政委:夏忠武

随营军事学校

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 罗忠毅

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

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

路东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政委:吴仲超

路西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韦永义,政委:???

第七师师长张鼎丞 政委曾希圣 参谋长李志高  政治部主任何伟

第十九旅,旅长:孙仲德,政委:???

军直

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长;陈毅,副校长:赖传珠

抗战后期新四军序列(1945.7)

代军长 陈 毅 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饶漱石

副军长 张云逸 参谋长 赖传珠

苏浙军区

司令员粟裕 政委谭震林 副司令员叶飞

参谋长刘先胜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苏中军区

司令员管文蔚 政委陈丕显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藩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

第二师兼淮南军区

师长罗炳辉 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韩振纪

副参谋长詹化雨 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政治部副主任余立金

第三师兼苏北军区

师长兼政委黄克诚 参谋长洪学智  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四师兼淮北军区

师长张爱萍  政委邓子恢  副师长韦国清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吴芝圃

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

师长兼政委李先念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

参谋长文建武 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

第七师兼皖江军区

师长谭希林 政委曾希胜 参谋长孙仲德

副参谋长林维先 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新四军开赴前线后,部队又增编:新四军以高敬亭第4支队兵力最多,不久又扩编第9团,团长颜士乡,手枪团长詹化雨。1938年6月,又将高部分编为第4支队,徐海东任司令;第5支队,罗柄辉任司令;又以豫东地方党武装增建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

★新四军的主要战役★

蒋家河口战斗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与此同时,日军相继侵占芜湖、蚌埠、合肥、巢县等地。驻扎该区的国民党军闻风而逃,纷纷溃退。皖中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打击日寇,挽救民族危亡,集结在皖西的新四军第4支队奉中共中央之命,挥师东进抗日。战士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4、5月间抵达无为、巢县等地,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

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决定,派第9团进入巢县的银屏山区,寻机打击日寇。该团指战员大多是经过3年游击战争锻炼的老红军,虽然装备差,但政治坚定,作风顽强。而银屏山方圆百里,山岭险峻,有险可守,是隐蔽和出击的好地方。

第9团到达银屏山后,副团长高志荣即派侦察员深入察访,了解敌情。他们从当地百姓那儿获悉,自巢县沦陷后日寇经常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该河口位于巢县东南5公里。河口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志荣决定在此设伏,让侵略者尝尝新四军的铁拳。

为进一步了解敌情,高志荣特意让侦察员化装到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通过反复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寇每天上午八九点钟都要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从巢县出发,乘一两艘汽艇或木船,人数为10~30人不等,抢掠后于午饭前返回。由于从未遇到过抵抗,其戒备十分松懈。

掌握情况后,9团拟定了详细的歼敌计划。5月11日傍晚,部队像一把利剑直插蒋家河口。5月12日拂晓,战士们按预定计划完成了设伏。

上午8时左右,巢县方向的河面隐约传来汽艇的嘟嘟声,大家顿时警觉起来。这时天气晴朗,河面上没有来往船只,岸上也不见行人。汽艇渐渐驶近。战士们已能清楚地看到鬼子们头上的钢盔和步枪上闪亮的刺刀。

汽艇靠岸了!毫无防备的鬼子一个个倒背着枪,哼哼呀呀地唱着歌,大摇大摆地上了岸。见此情景,设伏的新四军个个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手榴弹一齐怒吼。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他们不敢抵抗,企图后退抢占汽艇,但汽艇已被手榴弹炸了个底朝天。日寇被困水中,难以施展,被动挨打。战斗干净利落,仅20分钟就歼敌25名,缴枪15枝。新四军无一伤亡。

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5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公布了这一消息。

黄桥之战

1940年春季以后,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苏北不断制造与新四军的磨擦事件。7月上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主力挺进苏北,并改称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于7月底进驻苏中黄桥地区。9月初,韩德勤出动3万余兵力,向黄桥进攻,受到新四军反击,被歼江苏保安第一旅两个团,并丢失据点姜堰。之后,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日,主动撤出姜堰。10月4日,韩德勤调集更多的兵力再度扑上黄桥。陈毅、粟裕首先争取了苏鲁皖税警、保安等力量的中立,同时集中兵力,将来自海安、曲塘的韩德勤部15000余人诱至黄桥附近,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

天目山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在浙江省天目山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的三次自卫反击战。

1944年秋,日军为确保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防止美军可能在浙江、福建方向登陆,先后占领温州、福州等要地,控制了浙闽两省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东南沿海抗日斗争,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地区,以准备实行战略反攻的指示,命令第1师主力南进,首先打开苏南、浙西抗日局面,再与浙东打通联系,尔后相机向南发展。12月下旬,第1师3个团南渡长江,于1945年1月与在浙江长兴地区的第16旅会合。1月13日,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将苏南、浙东和第1师南下部队整编为第1、第2、第3纵队(4月增编第4纵队),并确定了向东南敌后进军的部署。正当苏浙军区部队积极向敌后挺进之际,国民党顽固派连续调集重兵企图聚歼苏浙军区部队。苏浙军区部队被迫于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为时5个月的自卫反击作战。

2月12日,苏浙军区第1纵队进至武康、递铺(今安吉县城)一线,第3纵队第7支队进到安徽省广德以南地区。国民党顽军以其第62师、“忠义救国军”等共5个团,由孝丰西北地区向第7支队发起进攻。苏浙军区部队奋起自卫。14日,第7支队顽强坚守广德东南上堡里阵地,尔后第3纵队全部投入战斗,与顽军激战于景和里以南、丁岭以北一线。同时,第1纵队主力西返支援,在孝丰以西之西圩市、渔溪口、大小王坑一线参加歼击顽军战斗。18日上午结束战斗,歼顽军千余人,解放孝丰城,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

3月1日,国民党顽军重新调集12个团的兵力,向孝丰城进攻。6日晚,苏浙军区第1、第3纵队发起反击,以各个击破对付顽军的分进合击,至27日共歼其1700余人,并乘胜占领东、西天目山,解放临安城。

5月下旬,国民党顽军调集14个师42个团共6万余人的兵力,再次对苏浙军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其第79师首先进至富春江西岸和新登东北一线,企图夺占临安、天目山、孝丰,聚歼苏浙军区主力,再进攻莫干山、郎溪、广德地区。29日,苏浙军区以3个支队在新登地区发起反击,经3天夜战,击溃了第79师,于6月2日进占新登城,接着又打退顽军10个团的反扑。此后,苏浙军区为顾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主动放弃新登、临安,撤至孝丰地区。国民党顽军错误地判断苏浙军区北移为“溃逃”,遂以第52师、独立第33旅、“绥靖”第1、第2纵队及第146师一部组成左兵团,自宁国、于潜向孝丰进犯;以突击第1、第2纵队及第79师组成右兵团,由临安向北推进;第28军(欠第52师)、“忠义救国军”占领天目山区。为反击国民党顽军的三路进攻,苏浙军区以3个支队担任孝丰正面守备,将主力隐蔽集结于孝丰西北待机。19日,苏浙军区采取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连续作战、各个击破的方针,以6个支队向顽军左兵团突击,歼其第52师主力及独立第33旅一部。21日晚转兵反击孝丰东南的顽军右兵团。第1纵队和第4纵队一部切断其后路,第3纵队迂回其右翼,第4纵队主力向孝丰正面顽军突击,将其包围于草明山、白水湾、港口一线狭小地带。经两昼夜激战,至23日歼其突击第1、第2纵队和第79师大部,共6900余人。

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天目山三次自卫反击战,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聚歼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新四军出江南的企图,巩固和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为完成向东南沿海发展的战略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车桥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所属部队在江苏省淮安县东南车桥地区,对日伪军进行的进攻战役。

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陆续从华中地区抽调部队南下参加作战。驻苏中、苏北地区的日军为弥补兵力不足,遂收缩防区,强化伪军,并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为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并为整风、整训工作创造比较安定的环境,决定于3月上旬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车桥镇是联系苏中与苏北的枢纽,居淮安县城、泾口、泾河、曹甸镇之间,位于日军第64师和第65师的接合部,四周筑有大土围子,驻有伪军1个大队600余人,其大土围内东南角小土围由日军40余人驻守。第1师师长粟裕决定集中苏中军区5个多团的兵力,由副师长兼副司令员叶飞指挥,采取攻点打援战法,夺取车桥及其周围地区。以第7团并配属师炮兵大队,担任主攻车桥的任务;以第1团、第3军分区特务营和泰州独立团1个营,在车桥西北芦家滩附近构筑防御阵地,担任淮阴、淮安方向的打援任务;以第52团及江都、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在车桥以南崔河附近构筑防御阵地,担任曹甸、宝应方向警戒;另以师教导团第1营及第4军分区特务团2个营组成预备队。此外,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在淮安县东北顺河集、凤谷村一线积极活动,保障攻击车桥部队的北面安全。

战役于3月5日凌晨发起。第7团采取远程奔袭手段,利用夜暗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的动作,从南北两面同时发起突然攻击,仅25分钟就突破土围,攻入镇内。随后在炮兵大队的配合下,以数个战斗小组分散突击,逐个消灭日伪军火力点。战至午后,摧毁碉堡50余个,全歼驻守伪军。接着,分两路向固守小土围的日军发起攻击,攻占暗堡、库房等处。但因火力不足,协同不够,未能最后解决战斗。

车桥被攻,附近据点的日伪军纷纷出援。由宝应县城东北塔儿头、曹甸镇出动的日伪军100余人,进至大施河时,触发地雷并遭第52团等警戒部队阻击,被迫退回。驻淮阴、淮安等地的日军第65师第72旅山泽大队等部,共700余人,分4批乘汽车驰援车桥。其第1批增援日军240余人驶至芦家滩附近时,即遭第1团堵击,并进入预设雷区,伤60余人,阻击部队乘势奋勇出击,又杀伤一部。接着,第1团以正面防御结合侧后突击,又给逐次增援的日军以打击,迫其猬集于韩庄固守。5日晚,第1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攻击,经白刃格斗,将其大部歼灭,其残部向西逃窜。其间,日伪军200余人乘夜暗绕开正面防御阵地,从右翼芦苇荡偷涉迂回,企图继续增援车桥。第1团发觉后予以堵击,歼其一部,其残部窜入小马庄后亦被歼。7日,困守车桥小土围内负隅顽抗的日军乘隙逃往淮安。第1师兼苏中军区所属各部乘胜扩张战果,至13日相继收复泾口、曹甸镇等据点10余处,战役胜利结束。在战役过程中,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盟员,勇敢地参加火线政治攻势,其中松野觉光荣牺牲。

此役,经一天两夜的战斗,共歼日军大佐以下465人(生俘24人)、伪军483人(生俘168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车桥战役后,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车桥大捷’的消息,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胜利,总指挥粟裕也作为抗战名将闻名遐迩。

茅山抗日根据地

1938年,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开创了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成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创建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这里地处战略要地,抗战时期一直是激烈争夺的地方。新四军之所以能在茅山地区站住脚,这与陈毅等新四军指战员认真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灵活运用党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之后,日军向西快速推进,在很短的时间内,京、沪、杭地带大片锦绣河山沦于敌手。苏南大地遭到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中共中央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战。

1938年4、5月间,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集结在皖南的新四军派部队向苏南进发,开展敌后抗日战争。1938年4月28日,新四军组建了400余人的先遣支队,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从皖南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先遣支队一路餐风宿露,日夜兼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和土匪武装的阻挠,5月19日进入苏南茅山地区,下旬到达句容境内。为了迅速弄清敌情,先遣支队一方面派出便衣调查了解苏南沦陷后的状况,搜集敌人情报,一方面派出部队进行武装侦察,为尔后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茅山地区做准备。

6月17日,先遣支队一部在粟裕指挥下,在镇句公路韦岗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车,经过半个小时激战,击毁日军汽车4辆,毙伤日军土井少佐以下20余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日钞7000余元。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的处女战,它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极大地提高了新四军的威信。先遣支队出发后不久,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于1938年5月中旬从岩寺地区向苏南地区进发。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的率领下,于6月中旬挺进苏皖边区的当涂、芜湖地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行进途中,在当地群众和地方游击队的援助下,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向敌人不断发起进攻。7月1日,一支队二团一营攻克京沪铁路新丰车站,全歼日军40余名。当地游击队和老百姓闻讯赶来助战,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于瘫痪。7月6日,二支队三团一营在京芜铁路当涂段颠覆日军一列军车,缴获大批军需用品。7月14日,一支队一团夜袭南京近郊西善桥据点,并破坏了京芜铁路一段路轨。8月13日,一支队二团奇袭句容县城,毙伪军40余名,捣毁汉奸建立的维持会。此外,新四军一、二支队还取得了新塘、竹子岗、高资、仓头、华山、横溪桥、当涂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连南京近郊日军重兵把守的飞机场和雨花台下也不断传来抗日游击健儿的枪声。

新四军在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对当地自发形成的民众游击武装实行争取和扶助的方针。一支队派出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北,授予丹阳抗日自卫总团以丹阳游击纵队番号,委任管文蔚为司令。不久将它整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挺进纵队在新四军的援助下,迅速打开了丹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一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吴仲超带领一批干部到延陵自卫队帮助整训,迅速将这一地区二镇八乡的地方游击队统一起来,并授予该部丹阳独立支队的番号,使延陵地区成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二支队将其活动区域的地方武装进行合编改编,成立了苏皖边区第三抗日自卫大队。

新四军一面以武力打击日伪武装,一面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抗日力量。部队每到一地,广泛联系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采取多种形式,了解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动向,因势利导地进行团结、教育工作。茅山地区颇有资望的民族资本家纪振纲,在镇江、句容地区“开香堂”收有几千“徒弟”的实力派樊玉琳,爱国知识分子巫恒通等许多人都团结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之下,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四军每到一处,都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针对人民群众对新四军还不了解的实际情况,利用座谈会、军民联欢会、军民代表会,以及话剧表演、街头演讲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派出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公布减租减息办法,让老百姓体会到新四军是为他们办实事的。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界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抗战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

1938年7月7日,陈毅于镇江宝堰主持召开了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筹备成立镇句金丹抗敌总会,推举樊玉琳为筹委会主任。此后,各地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普遍建立起来。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后,筹粮秣,做军鞋,慰劳子弟兵,救护伤病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破坏公路,配合部队作战;开展锄奸活动,巩固地方治安,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经过半年的斗争,新四军已先后建立起茅山、丹北、横山、江句、小丹阳等十多块小型的游击基地,拥有40万人口,为根据地发展打下了基础。[

苏北抗日根据地

苏北抗日根据地,包括淮(阴)海(州)、盐(城)阜(宁)两个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它是联结华北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的重要枢纽,是华中敌后抗战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地方组织在淮海、盐阜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原局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建议中央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同北上的江南新四军,支援江北新四军,大力发展苏北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江南陈毅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5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要求东南局,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抗日政权。6月,苏南新四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7月中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下辖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

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共1.2万余人,由冀鲁豫根据地南下,配合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6月下旬,黄克诚率部在皖北涡阳县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七八月间,八路军第二纵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1939年5月南下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10月进入皖东北根据地的原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两个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留在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配合已经渡过长江北上的陈毅、粟裕所部,东进淮海,开辟苏北根据地。10月10日,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部北上进抵东台,两军的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胜利会师,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八路军和新四军联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1月17日,为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这标志着华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核心的形成。随后,华中总指挥部迁到盐城,盐阜地区成为华中抗战指挥机关所在地。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保卫和建设淮海、盐阜两块抗日根据地。随后成立了中共盐阜区党委、盐阜军区、中共淮海区党委、淮海军区和淮海、盐阜区行政公署。

1942年底,中共淮海、盐阜两区党委和军区合并,成立中共苏北区委、苏北军区和苏北行政公署,黄克诚任苏北区党委书记、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明任区党委副书记。根据地军民在苏北区委领导下,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多次粉碎日、伪军大规模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4年,华中新四军向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苏北军民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和沿海攻势作战,攻克敌据点40余处,使淮海、盐阜连成一片。1945年8月,苏北抗日军民举行大反攻。9月攻克淮阴、淮安。10月,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决定发起盐城战役,11月攻克盐城。至此,苏北敌占区全部解放。

阜宁战役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太平洋战场美军占领菲律宾后正向日本本土推进。日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加强长江下游的防务,将阜宁等地区的日军南撤至长江沿岸地区,以从河南 开封调来的汪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接替各据点的守备。

阜宁地处苏北平原,位于射阳河与串场河的交会处,(南)通(赣)榆公路由此通过,南临盐城,西界两淮,北接连云港,是盐阜地区的经济、军事要冲。日伪军长期盘踞此地,成为盐阜抗日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和敌南京外围的前哨之一。

驻阜宁及其外围据点之敌为伪第二方面军王清翰的第5军军部和军特务团、暂编第33师、第41师一个团,计7个团,加上地方军警共3400多人。该军增防阜宁后,筑有护城河、外壕、铁丝网和巷战掩体工事,在城内外设有大小据点21个。据点筑有围墙、水圩和炮楼,设有地下室和秘密枪眼,各据点可以互相支援,构成阜宁城的环形防御地带。西与两淮、南和盐城、北同响水口的伪军遥相呼应。王清翰曾吹嘘说:"阜宁城固若金汤。"

阜宁城敌人设防虽然坚固,且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它的弱点是兵力分散,又失去日军的支撑,且处在防务交接之际。加之内部矛盾重重,城内粮草缺乏,士气低落,难以久守。有鉴于此,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第8旅全部、第10旅主力和师特务团及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由师参谋长洪学智担任前线指挥。

针对伪军兵力分散、设防坚固等特点,确定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将整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以第8旅全部、第10旅主力攻取城北的头灶、七灶、掌庄和大小顾庄等外围据点,并派主力一部于小顾庄以南担任警戒;以师特务团和阜宁、射阳、阜东、建阳、盐东5个独立团,分别置于城南和城西,阻敌增援或南逃。其次,待扫清外围据点后,再相机攻取阜宁城。

战役于4月24日午夜发起。各攻击部队迅速向城北外围各据点实施分割包围,并展开猛烈攻击。第8旅特务营在炮火掩护下,激战不到10分钟,就攻克头灶据点,歼灭伪第33师一个中队,首战告捷。第24团第3营进攻七灶,遇到伪第33师一个独立大队的顽抗。第一次攻击受挫,第二次在全旅7门火炮支援下,战至晨5时始将据点攻克,全歼守敌230余人。第10旅第4支队于25日0时包围大、小顾庄。旅长刘震和支队长钟伟认为强攻对己不利,于是先进行佯攻,拂晓又实施炮击,连毁敌5座炮楼,并击毙伪大队长朱涛。200多名失去指挥的敌人,被迫于10时放下武器。15时,掌庄之敌200多人,在第8旅第24团的攻击下,突围无望,遂由营长率领缴械投降。至此,阜城城北外围据点全部扫清,城里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25日,正当第3师主力攻击外围据点之时,伪第5军军长王清翰率两个团从阜宁城出动,分三路驰援大、小顾庄。当其进到小顾庄以南地区时,遭到第10旅预伏部队的迎头痛击,第8旅第22团和盐阜独立团也像剑一样插了进去。出援之敌恐后路被切断,扭头就往回跑,连伪督战队鸣枪也阻止不住。第8旅第22团立即以一个连化装成伪军,混入撤退的队伍之中,向阜宁城北门大炮楼冲去。该团副团长黄经维随即又令2个连紧跟其后,先敌抢占了城北门大炮楼制高点,将敌坚固的城防打开了一个缺口。敌逐次增兵,拼命反扑,妄图夺回失去阵地,均被击退。第22团又不断扩大缺口,准备乘机往城里进攻。

25日15时,第8旅、第10旅主力和盐阜独立团一起从城北门冲进阜宁城,然后按照各自的攻击方向,对城内伪军发起全面攻击。经过两小时激烈巷战,敌人的阵地和据点逐一被摧毁,龙王庙和南北大街以及大片地区被占领。残余伪军退至水龙局、大浦桥、天主教堂等几处据点,凭坚顽抗。第3师重新调整部署,继续组织强攻。至26日上午,困守水龙局、大浦桥的伪军主力第158团等部,在第10旅第4支队和第8旅第22团的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相继缴械投降。

26日0时30分,伪第5军军长王清翰及第33师师长孙建言,见大势已去,先后率天主教堂等处残敌千余人,弃城南窜。途中,遭到埋伏在盐阜公路两侧的师特务团和地方武装的坚决打击,大部被歼,残部逃往盐城。伪第5军军长王清翰身负重伤,被抬到上冈,最后逃脱。

随后,第3师各部乘胜扩大战果,在盐阜公路沿线和其他地区相继收复了大施庄、沟安墩、草堰口、界牌口、海河镇、靠鱼湾等据点。

此役,共毙伤俘伪军2412人,攻克阜宁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收复国土280平方公里,给号称"老中央"的正规伪军以沉重打击,巩固与扩大了苏北解放区。阜宁是新四军在苏北敌后战场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第一座城市,阜宁战役则是新四军第3师以攻坚战取得的首次攻城大捷,也是华中新四军对敌展开局部反攻的一个胜利。

两淮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在江苏省北部淮阴、淮安地区,对日伪军展开的反攻作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新四军军部为歼灭拒绝向抗日武装投降的日伪军,决定以第3师主力从淮南回师苏北,攻击淮阴、淮安城,发起两淮战役。据此,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作出部署,先以第10旅会同苏北地方武装攻取淮阴,然后以第7、第8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取淮安。

第10旅及淮海军分区新编第2团和师直属特务团,于8月26日由高良涧、蒋坝一线出发,向淮阴开进;苏北地方武装5个团从东、北两面配合,向淮阴逼进。8月27~31日,经过激烈战斗,全部肃清淮阴外围据点,并对淮阴城构成包围态势。第10旅等部随即调整部署,赶筑高于城墙的多座火力点,开挖数条直通城墙底部的交通壕,迅速完成攻城准备。同时,向守城伪军发出通牒,令其投降。伪军拒降后,第10旅等部于9月6日下午对淮阴守军发起总攻击。在对城墙实施爆破成功、炸开东门城墙后,突击部队迅速攻入城内,猛扑伪军师部,经1个半小时激战,击毙伪军第28师师长,全歼伪军第28师、淮阴保安团等部8600余人。淮阴战斗结束后,第10旅主力于13日进抵淮安城下,紧缩了对淮安城的包围。15日,黄克诚率第7、第8旅进至淮安城下,接替第10旅进行攻城准备。第7、第8旅及苏北地方武装,于22日晨开始总次。各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排除各种障碍,发起猛烈冲击,相继攻入城内,向伪军纵深实施多路穿插分割,各个围歼。经7小时激战,全歼伪军3个支队共5000余人。

此役,共歼伪军近1.4万人。两淮的攻克,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扩大了苏北解放区

高邮战役

1945年12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在江苏省高邮、邵伯地区,对拒绝投降的日伪军进行的进攻作战。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高邮、泰州、江都等城镇仍为日伪军驻守。盘踞高邮的日伪军,自恃兵多城固,妄图与新四军对抗。12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为消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并为阻止国民党军由扬州北上进攻解放区创造条件,决心发起高邮战役,以第8纵队攻击高邮城,以第7纵队攻击高邮以南邵伯,以地方武装配合作战。

高邮城四周为湖泊河流所环抱,城墙高厚,工事坚固。城内有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2个营和伪军第42师7个团防守,且随时可得到扬州国民党军的配合。12月19日晚战役开始。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于20日攻占邵伯,歼敌近千人,切断了日伪军南逃退路,并沿邵伯、丁沟之线构成对扬州、泰州国民党军的防御。21日,第8纵队在扫除高邮外围据点后,直逼城下,一面作攻城准备,一面对守军开展政治攻势。25日晚,攻城突击队在炮火支援下,冒雨从西北、东、南三个方向攻城,一部以云梯登城突破,与守军展开激烈争夺战,打退守军多次反扑,扩大了突破口。第8纵队主力随即投入战斗。经7小时激战,首先消灭了伪军,26日晨攻进日军旅司令部,迫使驻守日军投降。同时,击退了由扬州北援的国民党军。此役,共歼日军1100余人、伪军4000余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枪6000余支,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日伪军据点。

新四军反攻战役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至12月,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广大地区对日伪军发动的一系列进攻战役、战斗。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作战指示,新四军决定:在长江以南的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收复日伪军占领的乡村和县城;长江以北的部队力争占领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及其以东的一切城市,配合八路军攻歼陇海铁路(连云港至兰州)之日伪军,同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继而扫清拒降之日伪军,扩大解放区。新四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新四军的作战部署,迅速补充和扩编主力兵团,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与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作战。

8月上旬,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主力先后攻克东坝、定埠、固城、曹塘、狸头桥、梅清等市镇;19日,攻克溧阳、溧水、金坛、长兴县城;28日,又连克高淳、广德城;与此同时,收复戴埠、张渚、南渡、天王寺、薛埠、宝堰等大小据点百余处。苏浙军区第2纵队在宁波近郊连克鄞江桥、西城桥及周巷、浒山(今慈溪)、观海卫、庵东等数十座市镇。  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在攻克周家庄、老阁、三垛、河口、黄桥、姜堰(今泰县)、芦庄等地后,乘日伪军撤退之机,于8月19日收复杨中;23日收复宝应县城,俘伪军2000余人;28日,苏中军区独立第1旅向兴化进攻,于9月1日攻占该县城,歼伪军第22师师长以下5000余人。同时,苏中军区部队乘胜收复东台、靖江、南通(今南通市)、海门、启东及湖垛、拼茶、丰利等城镇百余处;尔后,又攻克泰兴、如皋县城及海安、安丰、白蒲、林梓、大中集等据点,歼伪师长、伪旅长以下9000余人;继而挥师北上,于10月31日向盐城发起进攻,11月11日,该城伪军万余人投降。

12月中旬,华中野战军第7、第8纵队及苏中军区部队共15个团,向高邮县城发起进攻,26日解放该城,毙俘日军1000余人,歼伪军4000余人。为配合高邮作战,苏中军区部队攻克宜陵、塘头、郭村等市镇16处,歼伪军4000余人。新四军淮南军区部队于8月14日攻克定远县城;16日攻克盱眙、来安县城,20日收复天长、六合县城;同时,向津浦(天津至浦口)、淮南铁路沿线据点展开进攻,连克张八岭、施克郢、三界镇、下塘集、朱巷、炉桥等地,歼伪军1000余人,争取3000余人起义。

9月至10月,新四军第2、第4师大部对津浦铁路徐州至宿县段和滁县至浦口段展开大破击,连续攻占曹村、夹沟、四堡、符离集、担子街、乌衣等车站,歼伪军1000余人。新四军苏北军区于8月18日攻克沭阳县城,21日收复涟水县城,歼伪军600余人。

新四军第3师于27日发起两淮战役,9月6日攻占淮阳县城,22日解放淮安县城,此役歼伪军1.3万余人。尔后,第lo旅一部连克新安镇(今灌南县城)、响水口(今响水县城)、陈家港、大伊山(今灌云县城)等城镇,解放了苏北盐场。

新四军淮北军区部队攻克宿县西南之孙疃集,歼伪军700余人,进攻五河东北之双沟镇,迫使伪军投降。8月18日、19日,淮北军区部队乘日伪军撤逃之际,连续收复宿迁、泗县、泗阳县城,24日攻占五河县城,29日收复永城。尔后,又攻克灵璧、萧县两县城及时村、永安集、灰古集等据点,歼伪军4000人,争取伪第18师4000余人投诚。

新四军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于8月中旬向日伪军发起进攻。第13旅沿平汉铁路门(北平至汉口)南下攻占安陆以东魏家店、花园,迫使伪军第12师一部投降。第1军分区部队连克黄陂之甘棠铺、六指店,迫使伪黄安县大队300余人投降。第3军分区部队攻克石首调关、焦山河、章华港等日伪军据点,全歼守军。第4军分区部队攻克竹沟、杨楼等据点,俘伪军百余名。第5军分区第44团于天门吴家新场歼灭日军1个中队,伪军2个大队。

鄂南军分区部队攻克马桥、陆溪口等据点,俘伪军200余人,投诚700余人。豫中军分区挺进2团在午阳公路截击日军辎重部队,歼其一部。

新四军皖江军区部队沿铜陵、繁昌向东北方向挺进,一度攻入芜湖市区;尔后向淮南铁路(田家庵至裕溪口)南段日伪军展开进攻,收复裕溪口、沈家港、铜城闸、东关等地,歼日伪军一部,解放巢县以南广大地区。

此战,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解放县城40座、重要市镇440余处及大片国土。解放区连成一片,人口达到4300余万,军队发展到31万,民兵80余万人。

山东讨逆战役

1946年6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部队在胶济、津浦铁路两侧地区对国民党军收编的伪军进行的攻势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蓄意发动内战,对山东省近10万伪军,不仅不予以解散和惩罚,反而收编封官,唆使其向解放区进攻。至1946年5月,山东伪军占去解放区村镇200余处,残害民众达万人。6月,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为保卫山东解放区,坚持自卫立场,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集中所属鲁中、渤海、鲁南、胶东、滨海等军区部队和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及第7、第8师,对驻在胶济(青岛—济南)、津浦(天津—浦口)铁路两侧地区的伪军发起攻势作战。6月7日,鲁中军区部队在渤海军区部队一部配合下,对张店、周村地区伪军展开攻击,至8日,攻克据点10余处,俘8000人。渤海军区部队于7日攻击德州伪军,占领飞机场,扫除外围据点后,攻占城区,俘4000人。8日,胶东、滨海军区部队对胶县(今胶州)及其周围的伪军发起攻击,9日攻占胶县城,并乘胜攻克高密、即墨、南泉、兰村、芝兰庄、姚哥庄等据点,俘9000余人。9日晚,鲁南军区部队会同第7、第8师攻克枣庄、韩庄据点,俘伪军3300人;第1纵队攻克泰安、大汶口等据点,击落飞机1架。战役至6月16日结束,共歼伪军3.4万余人,缴获各种炮92门、枪3.5万支,控制了胶济线城阳至郭庄段250公里铁路和津浦线晏城至韩庄段250公里铁路,除济南、兖州、潍县(今潍坊)、青岛等少数城市外,山东省其他地区均成了解放区。

新四军的历史由来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人民军队。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经国民党当局同意,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以10月12日为建军纪念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0329人。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建立军部,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同年3月和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人后方发展的指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集中整训的命令,军部和第1、第2、第3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地区,第4支队在皖西霍山地区集中后向皖中开进,随后即在长江南北作战略展开。第1、第2支队相继进入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将丹阳县的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第3支队留在皖南担任长江防务。第4支队在皖中、皖东以游击战频繁打击日军。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5月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新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第1支队派出第6团向苏南东部发展,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直抵上海郊区。1939年9月,江抗西撤到长江中的扬中县与挺进纵队合编,并向苏北发展。10月,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在扬州以西改编为苏皖支队,打通了与第5支队的联系。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增加了两支部队。1938年9月30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1939年1月,在竹沟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先后与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辖5个团队和3个游击总队。

1940年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八路军应派部队与新四军合力发展华中的部署。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和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先后越陇海路南下,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第4纵队执行向西防御任务。第5纵队执行向东发展任务。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10月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后,与南下支援的八路军第5纵队会师。11月17日,在江苏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23日迁盐城),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留在苏南的新四军第2支队领导机关,组建了新的江南指挥部。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围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1月1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1至第7师和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

新四军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加强了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并根据斗争需要,实行主力地方化,先后成立苏中、淮南、苏北、淮北、皖江等军区以及许多军分区,发展了地方武装和民兵。1941年至1943年,新四军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磨擦斗争,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4年,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向浙江、河南发展迎接战略反攻的部署,第1师主力渡江南下,与苏南部队和浙东游击纵队会师,成立苏浙军区。第4师主力西征豫东,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5师派出河南挺进兵团北上,开辟了豫南,豫中抗日根据地。第5师还与南下的八路军第359旅会师,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和伪军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新四军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到9月2日,共解放县城40座,重要集镇400余个,歼日伪军2.8万余人,占领了武汉外围和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8月26日,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饶漱石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后又任命罗炳辉为第二副军长。9月,根据中共中央在同国民党和平谈判中作出的重大让步,新四军在浙东、苏南、皖南的部队分别撤到长江以北。10月,执行中共中央作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并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部分主力和留在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后改称山东野战军;仍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组成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在此期间,新四军第3师开赴东北,第5师与八路军第359旅、河南军区组成中原军区,调离新四军的建制。1947年1月下旬至2月3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以及所属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新四军番号至此撤销。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歼国民党顽固派军14万余人。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计31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湘、赣七省的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湘赣、皖江和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人口3420余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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