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富人和当权者也属于恶人一类，这些恶人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动战争、破坏他人的生活基础、毒化大自然和人，但他们并没有蹲监狱。犯罪统计中之所以穷人多于富人是因为这样的统计是听命于富人和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是因为这样的统计没有包括破坏的全部形式”。
在任何时候，对于统治者及其盟友、他们豢养的走狗、被他们所操纵的“单面人”来说，这句话都是无法容忍的。它是一记重拳，准确地砸向权力与金钱的绞肉机。谁控制了社会、谁霸占了社会稀缺价值资源谁就获得了制定社会的游戏规则的权力。这些游戏规则由他们加以解释、为他们服务，并且随时可以废除并扔进垃圾堆。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怀疑和批判之刀伸向统治的内部机体。同样，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那些由权力和金钱的意志所编造的公正、中立、自由的弥天大谎不在它面前彻底分崩离析。
但无论如何，并没有谁将这些“恶人”看成神经病。只有在心理分析的视野里他们才呈现出病态。他们通过各社会权力机构和暴力机器所犯下的罪行背后站着的都是人类的理性法则。这些法则谋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一种非理性的疯狂、一种内心严重畸变、一种由人性的丧失和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支持依据的湮灭所产生的破坏欲和毁灭欲则在社会和历史的喧嚣中渗入了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这个“文明体系”的机体，并在人性的丛林里像野狼一样伏击着心灵仍处于蛮荒状态的人们。
说这话的人既不是实践上的革命者，也不是理论上的“左派”，当然，他也不可能是“右派”。他叫阿尔诺.格鲁恩，一位流亡于美国，后又居住在瑞士的德国人，一位心理分析学家。这句话出自于他的一本总共只有13万字的书：《常态下的癫狂》。
二
心理学意义上所谓的“理性的非理性疯狂”，自然指的不是精神病学上关于某种精神病的临床诊断。这种疯狂本质上不是人在心理上彻底退回自身，从精神上断绝与世界的联系而导致的意识的混沌状态。它只是一种性质上的词语“借喻”，更多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早就指出贪婪、占有欲等也是一种病态。而弗洛姆、霍妮等人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病态的实质就在于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扭曲了人的人性，导致了他的人格结构的畸变；他本可以沿着他的生命潜能指定的道路成长，但在外界无处不在的具有压迫、奴役功能的指令的控制下，他失败了。文化可以致病，这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恰恰需要文化的支撑，或者说，我们的存在就体现为具有了何种文化形态所规定的存在属性所展开的方式之中。这就意味着，疯癫不仅仅表现为一定的生理――心理结构的畸变，它更表现为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病态。它是一个统治型的社会在权力的压迫与奴役指令下的渗透于法律、文化、道德等等领域的病态化表征。
世界的荒谬在卡夫卡等人的笔下栩栩如生。颠倒、悖谬、荒诞、异化与人类如影随行。既然界定世界的游戏规则是权力、金钱，既然真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之间的主客体认识结构的分裂往往让大多数人的意见成为界定真理的标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对“正常”和“有病”进行随心所欲的编码？当疯癫远离生理－心理机制而涉及敏感的文化意识形态时，注定它的内容将遭到明火执仗的置换。关于这方面的表述可以归结为帕斯卡的这么一句话：“人类必然疯癫到这种地步，以致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帕斯卡的这句话在福柯的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一开始便被他引用。福柯在这本书就像弗洛伊德曾经在他的《文明与不满》一样，对“文明”提出了抗议。如果说自弗洛伊德后文明使人致病已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么福柯在此对疯癫的历史分析却包藏着更多的苦心：他力图通过这样的一种分析探究人类理性与秩序背后的非理性因素的秘密，这些非理性因素归根到底又植根于心理学范围之内的恐惧，并且它披上了道德、医学、法律的神圣外衣。当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需要而将麻疯病人禁闭的社会机构在中世纪晚期已因麻疯病人的逐渐减少而应该自动消失时，它却并没有终结它的使命。“麻疯病人”已经成了一种威胁性的象征。它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的象征性使实体的湮灭变换了另一种表现形态又在人们心里起死回生。这是一种曾经的威胁的残存物的内化，而一旦内化它便像鬼影一样挥之不去。
这样，按照人的意识一旦产生便不可能消失，而只能被压抑或遗忘进入无意识，并且这种无意识仍有可能对人进行暗中支配的心理学原理，代表一种威胁的“麻疯病人”的符码便通过人的恐惧在社会文化、社会机构的外在投射而具有了永久的魅力。于是对疯癫的想像便是对威胁、对死亡的想像，对疯癫的禁闭便等同于关闭自身同存在的虚无化和不安全感相通的阀门。不过，随之而来的悖论是：整个社会面对的不再是真实的威胁，而是对幻觉的恐惧；人们对疯癫的禁闭将人自身当成了“他者”进行驱逐而导致一种“自我的分裂”，这种人与他人、人与外部世界的统一性的破坏又反过来导致了社会文化和社会机构的全面病态。这样，疯癫不再是一种不安的象征，它不仅表明理性的脆弱和人类存在的条件所导致的存在困境，更表明人类把握自身理性的健全的无力。其结果是，人类离自身越来越远，他只能依靠外在的社会机构和秩序来构成并生成他的存在。于是外部现实被他当成了全部的真实，而内心的真实湮灭于对威胁的想像和对外部现实的接纳之中。疯癫不再是一种悲剧性的对自身的体验，抱着马头痛哭的尼采成为腾起于悲剧性的自我捍卫的最后一道火光。
三
阿尔诺.格鲁恩在他的《常态下的癫狂》中所阐释的癫狂对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正常状态”作出了否定的判断。他的文化病理学的剖析并不遵循精神治疗学和心理学对癫狂的判断标准。他也不像文学家那样仅仅以象征意义实现对颠倒的颠倒。心理分析对于人的文化病理学的研究有着它独特的解决途径，它的着眼点便是寻找到第一原理，就像哲学上的“阿基米德点”，而这个第一原理同样只能是人，更准确地说是人的自我和人性。直观地讲，自我和人性对于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符号的吸收有着它内在的标准，人固然可以适应于任何给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等社会条件，但环境对人性和自我固有目标的修改如果不符合它们所具有的指示人成长和生成的潜能，那么它们所固有的结构和运动趋向将遭受到破坏和阻碍，人将无法成为自己而只能成为被规定好了的另一个陌生人。他将被劈为两半：一半是内心里被压抑的残存的自我，另一半是已内化的另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并且通过外部世界的权力取得了代表他的至尊地位。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精神分析对精神病患者和精神变态者作出了严格的区分。弗洛姆认为，精神病患者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出卖“自我”的人，他的“自我”一直在与那些渗透得有权力的指令并力图对“自我”进行重新编码的“超我”进行斗争。他之出现精神病症状反映的只不过是他在战争中的失败――他不得不退回内心以此来拒绝现实。这与那些能适应现实，出卖“自我”的人在精神上他反而更来得健康，因为他自始自终都表现出了对一个人之成为人的价值的捍卫。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在一重篇访谈中，弗洛姆干脆将标题定为“《病人是最健康的人》”。
而格鲁恩表述得更为清楚：“心理障碍有两个极端，也就是我所说的心理变态者和精神分裂者反映了我们现实的不同方面。精神分裂者是通过过分的痛苦和孤立无援的感受来表示其内心世界，而心理变态者是通过他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外部现实的条条框框。也就是说心理变态者总是把我们钉死在外部现实上，似乎内心世界不复存在。”
“精神分裂者是通过远离那个他认为是虚伪和残忍的外部世界，试图保持其内心的完整”，他继续说：“但这样做他一定会失败，因为完整必须是以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为先决条件的。”由此，精神分裂者――也即我们一般所谓的精神病患者――所反映出的只是在一个强大的、扭曲人的精神、摧残人的人性的世界中的精神畸变，是文明的产物，是一种可怜的、仅仅在丧失行使符合其社会角色的社会功能的异化形式。这种本质上表现对人的否定的异化形式并不对社会和他人构成破坏性的潜在威胁，也即文明的产物最终并不是以精神分裂作为埋葬它的手段并促其崩溃的。真正可怕的是那种被认为是正常的、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反常形式却在内心里积蓄了植根于对内心自我的背叛而产生的憎恨的破坏性能量的“正常者”，即那些能行使社会职责、借助于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的幌子进行发泄的精神变态者。这些人铺天盖地地活跃于我们所置身的社会当中，在一个权力的秩序网络中寻找每一次破坏的机会。
从这种意义上讲，精神分裂者和精神变态者实现了对“正常”和“不正常”的评判体系的颠倒，以外部控制的名义施行的现实主义原则否定了内心的现实世界的存在。人交给了整个的外部世界，面对自己内心的绝望挣扎则堕入了精神病的深渊并被整个由权力――技术体系控制的世界扫地出门。整个社会以一种古怪的眼神看待精神分裂者，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出发点全在于一种以外部的指令对人的内心自我的规范和对其人性内容的修改的自发反应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规范之中。这样以人的精神结构的型式和内心自我的状态为出发点的对人的精神是否畸变的判断标准让位于以现实主义原则的外部规定。这种偷梁换柱的隐秘手法的一个自然的逻辑结果是：在一个荒谬的、本质上乃是以一种操纵和控制的技术力量实现对一个人的谋杀（所谓“社会化”和“适应现实”）的世界里仍然渴望自我的独立和完整性、不惜以拒绝外部世界退回内心（即出现神经病症状甚至精神分裂）的人被视为癫狂并阻碍了人以爱的体验而和外部世界统一的形式，而那些其人格结构已严重畸变、外部世界的权威已将他的自我驱逐并在里面发号施令而让他恐惧、空虚而拼命攫取权力和财物以掩饰其内心空虚、并利用社会权力机构和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合法性形式以破坏性对他的真正癫狂进行掩饰的人则被视为代表了一种正常的思维和行为的“社会模式”。这样，统治秩序在人心里的内化、统治者的意志变成被统治者的自发思考的奴役目的大功告成。但也正因如此，人的病态化存在方式、“常态下的癫狂”取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超越于任何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规范之外而似乎独立地自发演绎的暴力吞没了人们，并严重地侵蚀“文明社会”的机体。
四
理性结构更多地包含着一个人在一个被确定的世界中从外界所接受的各种自洽性的逻辑形式，它更多是一种“现实主义”式的思想、意识、模式的聚合物，尽管这种“现实主义”既可能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合目的性意义上的实践逻辑的长期内化的观念的强化，也可能是一种虚假的、由各种政治谎言和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社会评判系统的意识形态化。而非理性的结构固然包含着人的一些被扭曲的、并且本质上是因精神状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产生的幻觉图式，这些幻觉图式实际上仍是外部世界的刺激通过人的想像所产生的悖谬物，但无论如何它仍然与一个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即与自我的存在有关。感官和体验是通向内心的入口，那些直觉的转瞬即逝的体悟在某种意义上把握到了一个人的最为本真的存在。
但理性和非理性的结构的多维化所产生的恶果在于：它们分别在自己的地盘上并置了相互冲突的内容并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而由于我们的词语对具有多维度和矛盾性的事物把握的无力，我们很难准确地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结构本身的何种内容在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对应上更接近于它们所划定的解释图式。这样，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对其含义进行界定。
所谓的“理性的非理性疯狂”中的理性指的仅仅是外部的现实原则在人内心的内化和由此而修改人的自我的一套行使控制功能的“操作原则”，它们不是人与世界之间同构的逻辑结构和植根于人的存在需要的价值本体，它们远离人的内心，或者说恰恰是遮蔽了内心后的自然结果。这样，它们与“人”无关，而仅仅和外部世界，并且是外部世界的控制力量有关，这种“理性”就是外部的控制力量所体现出来的权力――技术原则和观念。作为与理性结构对应的非理性在此意义上指的也不是代表人的本真自我的、由人性和人格结构所支撑的价值本体，它只能是一种人类原始的兽性和外部因人的独特存在方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以一种不遵循任何理性原则和逻辑而产生的背离人的内心的病态冲动。它不是生物本能，但却是社会本能，这种社会本能植根于社会结构的病态化之中。而由外部规定的理性和对人本身构成否定的非理性的双向规约下所展开的疯狂表征的是一种披着人类秩序的外衣，与国家、民族利益、与权力的运作和社会功能的发挥紧紧相联的对人本身的破坏欲。
这正是“理性的非理性疯狂”的可怕之处，它不是个体的那种明显违反法律的犯罪，不是兽性大发的作恶欲，不是游离于权力控制范围之外的杀人放火，不是一个人受到现实的刺激而产生的破坏冲动。这是一种制度化、意识形态化、秩序化、 常态化、公务化的暴力。这些暴力一方面在维护制度、维护秩序和维护意识形态的幌子下尽情地从事着破坏的游戏，一方面又将它置入人的本能结构中使其构成这个疯狂社会赖以存在的严厉前提。它催生出一些看起来非常平静而随时都可能像炸药一样爆炸的心理变态者。它使得人的控制物离开了人的控制反过来对人的生存本身构成致命的威胁。病态化的外部的“现实主义”原则取代人的自我发号施令意味着抽象的人的“绝对命令”将不再被考虑，攻击自我的权力――技术体系的内化变成了工具化的人对生命本身的攻击。一个个变态狂魔的突然亮相让人的“大吃一惊”变成笑柄。高悬于人类的天空挥之不去的“核冬天”成为煽向一向以“适应现实”而沾沾自喜的人类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五
出现“理性的非理性疯狂”的根源在于人的自我的丧失，在于自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导致了人无法体验自己本真的存在。行使社会控制功能的外部世界的强大威力迫使人向它俯首称臣。人以丧失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为代价而融入这个无处不闪烁权力的身影的“现实”之中。这样，人抽空自身的自我以及由自我而产生的主体性，遮蔽代表自身意志的体验，扼杀代表自己独特存在的内心声音。他以各种形式向外界表示服从，而同时这种因服从而产生的对自我背叛的痛苦体验又以一种憎恨的形式内置入他的人格结构之中。他仇视自己以及外部的一切，因为这个“自己”不过是外部世界的控制力量的内化，而同时外部世界恰恰又是扼杀他的魔鬼。
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脱离了蒙昧状态而从意识的混沌一片中挣脱出来。他具有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意识的分裂使他有能力把握世界。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他的生存面临着“现实原则”，开始是自然界的规律，其次是人类社会的各种秩序和规范。这样人的自我的生成便必须建立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基础上，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自身的完整性。
不过，外部世界的秩序和规范越复杂，它们的权力的触角越是能更方便和有力地伸入人的人格结构之中，并一点一点地挤掉自我的地盘。这首先就导致了人的自我的分裂，即本真自我和内化了的外部世界的矛盾和斗争。人在这种分裂中丧失了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完整的体验。其次，当人在服从中全盘接受外部世界时，他就彻底地抛弃了自我，而这个自我仍然在无意识中对人的行为进行支配并对他的背叛行为进行评判。这样，对自我的抛弃将使他产生负罪感和深深的恐惧，他只有完全与外界融为一体才能产生安全感。他已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谁要是再让他见到以前的自己将给他造成足够的心理威胁，因而他不可避免地对这些人产生敌意。他的存在价值依据全盘依赖于外部外界，而这种存在已不是本真的存在而是一种占有，只有占有财物和拥有权力才能让他免于恐惧。
人的社会化是自我的丧失的普遍途径。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原始机构的家庭只不过是社会消灭一个人的自我的派出机构，因为家庭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先在地具有了社会性性格并承担教化的功能。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父母的性格和教育态度决定了一个孩子的人格结构和性格特征。一个虐待狂的父亲将迫使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剥削性性格的人。一个以服从作为内在教育法则的家庭将让一个孩子从此朝一个具有理性的非理性疯狂倾向的人迈进。而当社会化从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时，服从、听话更以美德的名义，伴随利益的诱引和惩罚的威胁成为扼杀自我的的最有力的武器。一个人怎么想，也即他的内心声音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扮演他的社会角色并在社会秩序的内在指令下行使他的社会职能。这时人不再是与自己的内心进行联系，他丧失了与自我连在一起的进行感受人性的内在呼唤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赖以支持他的存在的心理需要和价值依据不再是对自身的存在的确认。自恋不能说明他对自己的爱和确认，它不过是他丧失自我后的一种变相补偿，并且这种补偿仍然以外界作为中介，也即仍行使着外界对自己控制的功能。他必须依赖外界所提供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来确立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以消除而背叛自我而产生的恐惧。这些对他原先的自我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的东西成了给以他安全感和自在感的救命稻草。正因为远离内心，他对这些救命稻草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否则仍然对他构成威胁。一旦有人偏离了他所设定的这些东西，他必将采取各种他根据现实而觉得可行的方式对这个人进行攻击，并找到机会发泄他的破坏欲。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有些人为什么不喜欢听到不同于自己的声音和其暴露出来的思维的单向度性，因为他们感到恐惧和对自己没有信心，并且他们所体验到的只是一种他们的想像，这些想像与人类世界的真实毫无关系。不以自我和倾向内心声音为基础的人一天也离不了权力。他要么必须被纳入权力体系，要么就必须成为权力本身，离开了这两条与权力融为一体的途径他只能走向精神的崩溃。这种理性的非理性疯狂并不必然导致他公然作恶，但他的破坏性的隐蔽却告诉我们他与权力、与各种以权力维持的社会秩序和制度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以权力压迫和意识形态奴役为特征的整个人类的统治社会是诞生这种理性的非理性疯狂的肥沃土壤，由此催生的人类精神的病态又将它的内在指令以更隐秘和更精巧的形式植入人的人格结构之中。这样，以执法为幌子的警察和城管的暴力成为我们见惯不怪的风景。对那些只能绝望地退回自身的人的歧视和对那些在“正常状态”下装得像个君子而内心的人格结构早已遭到破坏并积蓄了可怕的破坏性能量的“正常人”的欣赏构成了我们身在其中的闹剧。而人类真正的以爱和对自我的捍卫为基础的自由和尊严则一直在昏昏沉睡。
理性的碎裂
作者：石勇
一
再没有一门学科能像哲学那样云山雾罩、神秘莫测、莫衷一是的了。宗教虽然也投射在超验的形而上领域并诉诸于纯粹的思辩，然而那个始终注视着人们的万能的主宰者――上帝、真主、佛祖，等等――却具有一种能为人定向、认同的权威性，其庞大体系所勾画出来的世界图景构成了人存在并赖以行动的文化坐标。宗教的全部语码构成了一种人存在的身份上的确定性，尽管其赖以存在的根基远离与现象界相对应的人的认知结构而被放置于人的信仰结构中。而哲学不仅因其包容宇宙、反诸自身的绝对性、抽象性、所指的模糊与能指的自律扩展、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及相互规约而具有了一种自身的“悖谬”，一种确定性与非确实性的撕裂，一种实体与虚空的不可印证，甚至连它本身是什么都无法得到说明。然而这恰恰是哲学的最大特点：作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体，哲学不仅要求它的界定符合世界的图景，而且要求世界的图景符合它的理论演绎；而“哲学是什么？”不再像科学等实用学科那样构成一种研究的理论前提，对它的回答倒恰恰是一种最本原的哲学研究。因此毫不奇怪，尽管直到现在“哲学是什么？”仍然是一个似乎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而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之间似乎从来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标准，然而这并不妨碍哲学呼啸奔突，高歌猛进。
二
一部哲学史便是一部人类的精神史。不断地登台表演的哲学派派和理论术语令人眼花缭乱。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所指不同、能指各异，有时甚至无法加以比较分析的名字不断地扑入人们的视野中，光怪陆离。每一个流派，每一个哲学家都能提出一大堆与别人不同的问题，都对“哲学”本身以及其应有指涉给出自己的判定。而所有这些判定，以“真理”、“谬误”、“正确”、“错误”、“好”、“坏”这些表征事实与价值的判断标签简单地安放其上显然是异常荒唐的。一个哲学家即使其结论错误，然而其立论基础、理论演绎仍然能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只能让我们进一步地接近真理。因此哲学虽然弥漫一种相对主义，然而这与它的求真、求善却丝毫却没有矛盾。哲学的研究领域涉及人所置身的宇宙，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等领域，几乎无所不包，然而挑开这些现象的帷幔，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只是在研究人本身。每个哲学家都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所折射出的不过是他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对自然、宇宙本体的探寻，还是对政治、经济、道德等等领域的研究，哲学其实不过是在对人的活动范围，对人的本质的多向投射的一种说明。因此，任何一种哲学思考都是以人为出发点最终必须返回人的存在本身。康德曾将自己的哲学表达为：“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而他在晚年将自己的表达合三为一：“人是什么？”因此哲学的多远不过是人的多元，哲学的丰富性不过是人的丰富性的一种说明，它的内在冲突与矛盾不过是人的矛盾性的集中反映，它只有返回人的存在本身才能返回它存在的根本。用卡西尔的话说，那便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
三
既然哲学的丰富性是人存在的丰富性的反映，那么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唯理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在从人的存在结构的不同角度和侧面对人进行解释，并夸大了自己理论的适用界域，将自己的判断当成唯一正确的标准。人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独特的存在物，作为一种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位于神性与自然性之间、其运动趋向由自然性出发，虽永不可及仍在缓慢地朝神性运动的“半神半兽”的生物，他的存在的最大特征便在于他的未专门化、未完成性。这注定了他的存在的缺憾，他被从自然本体中剥离出来的附着性的丧失以及创造性的确立。他不仅与世界处于分裂之中，并且自身也陷于分裂。正是由于人了有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他才能通过对象化的活动来把握世界和自身。而也正因如此，他吸纳了世界的矛盾，他在自身存在结构上陷于各种知、情、意结构的悖谬、对立、冲突之中。他既是主体，同时又是自身的客体。他既具有与世界的客观结构相符的理性结构，又有独属于自身的人本――非理性结构。他的精神既能翱翔九天，穿云破雾，超越于时空而自在地游荡，然而肉体却又被牢牢地钉住在大地上，受物理化学规律所主宰，生理法则注定让他只能走向死亡。他既追求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看穿人本身的秘密，又本能地拒绝由认知结构所演绎出的对人本结构构成拆解的物质以及精神后果以更好地保护自身。他既贪婪于物质的占有，然而没有精神上的满足，在心理上他却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他既能创造出足以令世界恐惧的工具，而自身却感觉到软弱无力，并淹没在对世界的恐惧之中。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的独特地位充分喻示出人存在的二元性和矛盾性，即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自然与精神的分裂和对立。因此人类精神的分裂的表征――哲学、文化、科学等等――的统一只有返回人的存在本身的统一之中才能获得意义。由于人的二元化分裂与矛盾性，必然使得企图对某一方面作出解释的外在规定在其它方面失去解释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种理论上的表达实质上都是对人的某个侧面的强调，它不能超出其适用界域，更不能以绝对真理的名义作用于其他领域，否则这不仅将导致它的理论失去效用，而且将导致人的畸变，甚至导致对人的否定，破坏人的存在结构使人走向覆灭。
四
人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二元分裂既是人存在的最大特征，同时也是人从与自然合谐相处的一元化世界里分裂出来的结果。正是依靠劳动，依靠漫长的生存实践，在生理进化的基础上产生意识的分裂，人类才可能被“唤醒”，开始了从纯粹的动物向“真正的人”运动的长征。人能够认识世界，是因为人首先便是世界的一部分，与世界有着同构性，世界的客观逻辑先在地内藏于人的理解的结构之中。这种“理解的前结构”是长期的生理进化的结果，其受世界的物理化学规律支配使其逻辑演绎自动地与支配世界运行的力量的逻辑对应。而非常明显，虽然世界首先由人的感觉器官摄入，但感觉本身的易谬性、相对性并不能作为正确勾画世界图景的标准，它所摄入的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不可靠性必须依靠人的知觉加工并放进一个以语言表述为特征的概念系统中进行思维上的演绎才能加以澄清。而这个对摄入材料加工、比较、鉴别、归类、组合、定性的语言――逻辑――概念系统便是人的一种理性结构，它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证明，正是它把握了世界。在这个理性结构的指令下，人遵循其逻辑和思维规律，对象化的活动越强化，对世界和人本身的思辩、认识、规划越完善。因此人与自然分裂得越彻底，或者说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越强化，人的主体性越能确立，其与世界相联系的主――客体结构越坚韧，他的理性结构在他的存在结构中也就越能夺取更多的地盘，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就越能进行。因此毫不奇怪，古代中国在“天人合一”、与自然处于藕断丝连的未彻底分化情况下不可能催生出成熟的理性结构，而作为迄今为止西方的两大文化精神支柱之一的古希腊理性主义则呼唤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这种“理性主义”从中世纪的冬眠中醒来后插上了本就“想飞的翅膀”。而它一旦受到人的恩宠，便无限地扩展其地盘，将自己的内在指令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导致人的主观性、人的人本结构严重萎缩而物化为一种附着于它身上的工具。它就像一辆运行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在疯狂之中获得了自律运转的神秘符咒，在再也无人能够加以驾驭的快感中带着人们飞驰向一个未知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五
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出版了他们的惊世之作：《启蒙辩证法》。在这部以“哲学断片”作为副标题、堪称对科技理性的“神话化”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的经典著作里，他们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所鼓吹的理性本身进行了批判。在书的开头，他们便以一种不容回避的“天问”，借助于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因科学技术严重泛滥成一种企图解释一切、规定一切的与宗教毫无二致的“神话”的现实将已严重异化的理性的可怕后果置于人们的视野中：未被启蒙的理性之光照耀的地球充斥着一个个将人吞没的鬼影，而经过了启蒙的地球，在理性主义的喧嚣中却到处散发出令人恐惧的灾难；人类好不容易摆脱了与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人的尊严极不相称的蒙昧和野蛮，然而理性主义和进步的观念却重新将人置于了一种新的、更加难以忍受的野蛮状态。而这一切皆因为：“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一旦它“摆脱了任何外在压迫的阻挠，便会生长发展，一往无前”，而由于它“始终是在神话中确认自身”，打破宗教等非理性体系的神话后它在自律运转中马上变成了新的神话――“任何抵抗所诉诸的神话，都通过作为反证之论据的极端事实，承认了它所谴责的启蒙运动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
这不由使人想起了喊出“上帝已死”的尼采。在西方，中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了。一种以崇尚个人自由和科技理性为内涵的文化精神风靡西方世界。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野心像火山般喷发出来。理性化、世俗化终于通过实证性的推理使上帝的存在开始遭到质疑。到了17、18世纪，理性主义的精神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随着技术对自然界的摧枯拉朽的征服，它终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神话。这时人们相信，通过人之理性和本质力量的增长，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将自动地将人的存在导向一种完美的境地，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让人们在尘世中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这样上帝的存在主宰人的生活已属多余，人们遂将它请出了人之世界，并对它的存在给以了严格的限定。人们告别了上帝，而寻找到了科技理性这根柺杖。人们狂热地希翼这根柺杖领着自己走向天堂。这一旧神凄然长逝，而新神粉墨登场的信息是在一片科技理性的喧嚣中发出的，然而却被一颗名叫“尼采”的敏感心灵所捕捉到。他清醒地看到，“上帝死了”，人丧失了原先有过的绝对价值的标准，新的世界历史出现了。然而尼采对此既不抱以乐观也不抱以悲观的态度。标准的失落同时也为任何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与力量树立起绝对标准奴役人埋下了伏笔。问题只在于：如果“上帝之死”能将人的世界交给人本身，如果科技理性只是人之手段而不跃升为人之目的，如果科技理性能与人本精神合谐发展而不企图抢占人本精神的地盘，那么，的确，启蒙精神的理性与进步之维便具有充分的、无可辩驳的合理性。然而，如何能保证科技理性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冲突不导致对人的否定？有什么力量能保证科技理性不异化为一种独立的、自律运转的力量，使人纯粹是在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一不会作出价值判断的超人实体，就像曾经匍匐在上帝的脚下那样向它俯首称臣？历史非常富有讽刺意味：它选择科技理性填补上帝留下的位置成了新的上帝，直到其巨大的可以毁灭人类的力量显示出来时，人们才从这一迷梦中惊醒。
六
科技理性所造成的巨大恶果终于让人认识到：理性并不总是人的救星。它有着内在的复杂结构。在人的存在结构中，它与人的人本结构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相互游离的状态。它总是企图解释、规范一切，却又从不打算批判性地反思自身。它与世界本身有着一定的同构性，因而极容易抢夺“话语权力”。若没有人本精神的渗入，也即若人本结构与其不进行双向沟通并彼此相互规约，则它将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操作性而只具有解释性，彻底丧失规范之维。然而由于它在人的认知结构中的强势地位，它具有一种不断地扩展自身的功能，对世界的解释终将蔓延到对人的存在本身的界定，也即根本不具备价值判断功能的它根据一种物化、工具化、符号化原则对人本身作出了价值判断。因此，若它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失灵，它将切断这一联系而实现自身的碎裂。
在哲学上，“理性”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可以自由地使用它，然而却又在将它放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时，随便地根据自己的理论语境赋予它以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理性这一概念每放在一个哲学家的语符集合里都会被重新编码，这种不断变幻的语境使其不断地丧失和获得新的表征。传统哲学的命题“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初看似乎是在强调人的理智、判断的确定性之维、思考与行动的逻辑支点，然而它却是“精神”，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分，纯粹相当于今天所讲的与理性对立的“非理性”。康德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则差不多是一种认知能力，尽管这种认知能力并不仅仅依靠逻辑、概念等来进行演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侧重于哲学的描述功能研究（即认知哲学、哲学认识论）的哲学家大都喜欢将理性与人的认知结构对应，并赋予它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以及确定性的特征；而侧重于哲学的规范功能研究（即价值哲学）的哲学家则大都是在认知与精神的边缘结合处使用，具有较强的人本特征。然而不管怎么样，它至少具有这三种含义：一是指一种逻辑认知结构。这种逻辑的认知结构对应于世界的逻辑图式。根据人从自然界中分裂出来具有它的属性来加以推论，人的理解的逻辑结构自动地切入世界的客观逻辑结构中，它们的同构性使主――客体的逻辑结构具有一种“连通性”。正因如此，人才能把握、认识世界。否则，既不同质也不同构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在属性上取得某种一致并进行物质交流的。用语言哲学的话说，它将在编码的过程中自动地失去语符所携带的功能。而非常明显，既然世界受普遍的必然性法则所支配，则人的理性同样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特点。二是指一种对经验事实的确认。理性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对事实的依赖，超验的领域将使理性丧失其大部分功能，如果不是全部丧失的话。理性要想作用于超验领域，必须借助于认知的逻辑，根据丝丝入扣的逻辑、概念进行推演。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把握也仅仅是一种假说，它还必须根据事实来加以确证其合理性。从人的认识上看，经验事实既是人演绎其逻辑图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能共享理性认识成果的前提。否则，人的理性便将丧失一定的认识功能，因为它丧失了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事实的确定性。三是指一种否定性，一种怀疑批判精神。理性之为理性便在于它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它还能选择、辨析，加进自己的判断，因此表现为一定的对认识对象的超越。这种理性是一种“存在中的生成”，不断地向未来开放。如果取消了这种理性之维，我们将很难想像人还有什么创造性。
七
从理性的含义上已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它的工具性特征：一种认识、一种把握、一种支配、一种操作、一种信息、语符的流动。无疑，科学技术正是建筑在此种理性的认知结构上并表现为一种科技理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这种科技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它强调手段的合适性、有效性而对目的是否合理正当不屑涉及，即不作出任何价值判断。然而在理性的结构中由于它与人本结构之间有着相互敞开的空间，人本精神也会渗入它的结构之中并与它进行结合，而它们的这种结合便已具有了价值判断，即一种目的合理性的质询。用韦伯的话来说这便是“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价值相反，千方百计地以一种价值标准企图对手段对行检验和评判，对目的是否合理一开始便给以了一个定位。用一句俗话来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便是：前者创造出某种人所需要的东西，而后者则以人本身的价值标准评判这种东西对人是有害还是有益。在一个成熟的理性结构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应有各种应该具有的地位并保持必要的张力。价值理性不能过份地压制工具理性，否则人类将丧失很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工具理性更不可扩展其地盘取消价值理性存在的地位，否则它将在取消了价值判断中上升为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对人本身构成否定。工具理性的泛滥实质上将人置于一种“理性的非理性存在”的荒谬存在困境中。他看起来是如此地理性，而实际上却是如此地丧失理性甚至疯狂。
然而工具理性的泛滥、它的自律扩展的能力实在是太大了。它从宗教神学的牢狱中逃脱出来摇身一变取代上帝的地位朝人发号施令似乎是一种人的存在宿命。无论如何，人把握世界、改造世界全赖于理性的能力，离开了理性的支撑，人只能轰然倒地。它的逻辑图式与世界的逻辑图式的符合使它具有了解释世界，驱除人心中的蒙昧的权威。对世界的秘密的洞悉使他能加以利用和改变，从而使其力量倍增。这样，价值理性在它面前黯然失色，既无法求真，也软弱无力，而善的观念则永是虚无缥缈的。这样工具理性便取得了一种不断扩展其结构的能力，它的膨胀更使它不屑于对价值理性发出的规范其逻辑演绎的信息作出回应。在启蒙运动中，承担对宗教神学的“袪魅”功能的理性的内容便是知识，而知识的本质则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实用性使一切形而上的体系都被打上非知识的印记而驱逐出去。就像休谟在他的《人类理解研究》里所说的：“如果我们手里拿起一本书，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数和量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1]工具理性因它认识、改造世界的成功而鄙视一切非实证性的东西，它似乎从来不知道在非实证性特别是信仰领域它将完全无能为力。它“挟天子以令诸侯”，扛着理性的大旗毫不留情地将拯救人的灵魂的宗教、形而上学等等拉下神坛，并得意洋洋地走向王位。在它的内在指令下，不仅工作技术化，而且由于技术的运用扩展于生活之中，生活本身也技术化了。在接受技术的同时，人也接受了它所附带的东西：定量化、符号化、操作原则、控制原则等等。它们以科学的名义出现，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无声无息的方式主宰了人。这样，根本无法作出价值判断的它也被用来解决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价值理性的地盘被它几乎占据。
理性的碎裂是现代社会的人全方位异化的表征。价值理性一旦湮灭，人便丧失了批判和超越之维，其结果便是出现一个病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或在麻木中作为一颗镙丝而被定格在某种机器体系中，或承受着精神的撕裂并成为一个神经病。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他只能以一种符号的“身份”而融入这个异已的世界之中并接受统治者和管理者的操纵：工具理性的主宰地位为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埋下了伏笔。马尔库塞对此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他写道：资本主义，“它实行物对人的控制；理性的、'摆脱价值的’技术，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人对技术的效率和必然的服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私人企业的框架之内。机器是决定因素，但'无生命的机器是凝固的精神。只有这样它才具有迫使人们进入它的服务范围的力量……’。然而由于它是'凝固的精神’，它也是人对人的统治。这样，这种技术理性再生产出奴役。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 [2]
注 释
[1]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 1967年版 第145页
[2]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04页
潜在的逻辑：非理性思维形式的理性本质
非理性主义在古代已存在，如中国的禅宗文化、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但自十九世纪末，非理性主义令人惊异地迅速蔓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理性主义思想便以各种形式、各种理论融汇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股日益强大的文化思潮，弗洛依德、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费耶阿本德等非理性主义大师从哲学方法和哲学理论上为非理性思想的方法的建立和传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艺术上的非理性表达方法和艺术上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也在进一步发展，非理性主义思想成为现代社会的范围极为广泛的文化思潮而席卷全球。
非理性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其鲜明的反理性、反科学、反逻辑倾向，它与现时科学的价值观、方法论、理论、技术体系似乎截然相反。在科学迅猛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趋于自然科学化的同时，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形成一种难以解释的不稳定势态，使人们对科学的无条件信任产生了根本性动摇，认识上的二元论倾向似乎势不可免。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必须对非理性主义的本质做深入的研究和肯定的回答。
在中医领域，非理性主义也常作为一种可使其规避现代科学规范的约束的固有特点而得到强调。
作者认为，非理性主义的反理性倾向只是表面的，其本质仍为理性主义。本文仅就其中的非理性思维形式的本质做出逻辑回答。
一、非理性主义的分类
非理性主义的定义难以找到恰当、共同的内涵【1】，但其外延大致明确。这一外延包罗万象，十分庞杂。因此，对它的研究必须在起码的分类之后才能进行，特别是按某种统一标准进行分类，才能反映出各类间的区别和联系。作者认为，非理性主义各类别均与思维有关，下面以思维为基准，列出各类别的地位，并与理性思维做比较。见表1。
表1 非理性思维的分类
学科
思维分类
非理性主义表现
理性主义表现
哲理（本体论，价值观，方法学）
基本思维框架
唯心论，如神启说，以自我意识为存在的本体
唯物论
认 识 论
思维材料来源
体验，主观性，参与
客观观察
医 学
思维时的精神状态
梦、昏迷、痴呆、狂躁、麻 痹
健康，清醒
行为 科学
思维动力
本能、欲望、性欲望、意志生命冲动、情感、信仰、毅力、爱好
理智
思维心理学
思维形式
直觉、顿悟、灵感
演绎、归纳、类比
艺 术
思维结果的表达
幻想、荒诞、意识流、扭曲变形、浪漫
求实
上述分类有两点必须注意：1.同称为非理性主义的事物实际上是由不同本质的各类组成，讨论时须区别对待，不可混为一谈；2.非理性主义各类间并无本质相关，如唯心主义者也可理智行事、思维，清醒的人也有本能冲动，等。以往讨论多不注意这两点，故纠缠不清。
本文只讨论非理性主义思维形式的本质。
二、非理性思维形式的反逻辑性
非理性思维形式的最鲜明特征是其反逻辑性。如："直觉以某种不可解释的方式（对普通的形式思维来说）突然和出乎意外地产生。"【2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相对立。"【3】"在这样的过程中， 人们很难把这种对事物的直接认识区分为感觉、知觉、表象和概念、判断、推理。"【3】
非理性思维形式包括直觉、顿悟、灵感三个部分。概括起来，目前认为它们具有三个区别于逻辑思维的直接特点：1.非感知性，或曰无意识性。"科学家对从问题的提出开始到获得成果这一创造性行为的结构、途径、方法并没有意识到。"【3】 2.快速性。"所获得的结果是突如其来和出乎意料的。"【3,4】3. 受诱发性。常受睡眠及各种有关、无关因素所诱发。有所谓"灵感激发系统"【4】。
有关直觉、顿悟、灵感与上述三特点关系的看法常有出入，本文中，作者概括大多数学者意见加以规范如下：直觉，指非感知性，或无意识性。定义：直觉是指思维者对介于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思维过程没有感知；顿悟，指非感知性和快速性。定义：顿悟是指快速的直觉；灵感，指非感知性，快速性和受诱发性。定义：灵感是指受诱发的顿悟。
某些学者也曾认为非理性思维形式的本质是逻辑思维，如章士嵘："如果我们承认直觉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直觉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承认直觉思维的逻辑本质。"【5】但专门的、系统的、科学性强的论述并不多见， 非理性思维形式的反逻辑性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三、非理性思维形式的唯一特点：非感知性
我们说过，目前一般认为非理性思维形式有三个直接特点区别于逻辑思维：非感知性、快速性、受诱发性。但如果认真考察起来，只有非感知性是它所独有的，其它两个特点在逻辑思维中也可见到。
顿悟是快速性的代表，这种快速性有两个原因，一是由非感知性带来，详后；二是由于事物的偶然性。偶然性使思维发生跳跃、实变，相对于渐进的思维就显示出快速性。偶然性在逻辑思维中也一样存在，以归纳思维为例，对客观事物如何归为同类，如何从事物众多的信息中挑选出本质属性，都并非一目了然，加上客观实际的限制，如属性显示需要时间，观察手段不一定完备，就使归纳过程变成一种试错的过程而表现为偶然性，因而也会经常出现跳跃、快速性。弗莱明看到霉菌周围没有细菌生长而立即发现青霉素的抑菌作用，这是明显的逻辑推理，但培养皿受霉菌污染却是偶然发生的；达韦纳发现炭疽病死畜血液中有一种纤毛虫，但他不能解释，直到他偶然看到巴斯德对酵母（一种纤毛虫）的研究报告后，才从类比推理认定血液中的纤毛虫是病原【5】。
灵感是受诱发性的代表，这种受诱发性也有两种，一是由非感知性带来，也详后；二是由于事物间相互联系的普遍性【4】。由于这种普遍性的存在，一件事物（包括表面无关的事物）能在大脑中引起联想，触发问题答案的产生，无论非理性思维方式还是逻辑思维皆然。实际上，类比推理正是联想的本质。瓦特看到开水壶而悟到蒸汽机原理，正是受诱发后进行类比推理取得成功的典型例子。
所以，非感知性是非理性思维形式区别于逻辑思维的唯一特点。换句话说，直觉是非理性思维方式的代表。
四、非感知性的逻辑本质
本感知性也即潜意识，潜意识来自显意识。反复的、固定的、已熟悉的显意识会自动转化为本能的潜意识，成人对用火做饭毫不感到新奇，那是因为他们在孩提时代已经用心学习过了；一个有优秀英语水平的人对简单的考题不假思索，但这些考题在初学英语时曾使他煞费苦心。显意识转化为潜意识的神经活动机制已为巴甫洛夫所揭示："即使不是过强，而是通常强度的条件刺激，但由于反复使用，迟早也会使处于兴奋活动的皮层转为抑制。"【6】这是思维的经济原则。 逻辑思维也是如此，有意识的，同样的思维模式被反复多次，在大脑皮层中形成固定的反射通路，并逐渐转为潜意识。在进行又一次的思维时，潜意识的反射过程不被感知，而表现为从前提直至结果的直觉现象，这就是非理性思维（非感知性）的逻辑本质。
许多学者也有同样观点。狄德罗在《论绘画》中说：灵感是"由于反复的经验而获得的敏捷性。"【4】巴甫洛夫："我发现， 对全部直觉应当这样理解，即人记住了最终的东西，而他走过的、准备过的全部过程，他没有把它计算到这个环节上。"【7】伯尔纳："事实上，对于每一件事情， 思想总是在做推理，甚至当我们似乎没有动机而行动时，本能的逻辑依然支配着思维，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罢了。"【8】瓦西列夫："直觉是一种潜在的、十分'敏捷'的逻辑。"【9 】柯南道尔笔下的著名人物福尔摩斯解释一个直觉的例子："我当时一看就知道你是从阿富汗来的。由于长久以来的习惯，一系列的思索飞也似的掠过我的脑际，因此在我得出结论时，竟未觉察得出结论所经的步骤。但是，这中间是有一定的步骤的。在你这件事上，我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10】
潜意识由于有了固定的反射通路，因而导致了思维的快速性。美国心理学教授H.A.西蒙说："现在我们对直觉的心理机制已比较清楚了。为什么某一方面的专家能很快地找出某一情景下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案，即在瞬间产生直觉、引起灵感、出现顿悟呢？因为他能很快地在记忆中把他原来熟悉的组块认出来。"【4】
潜意识是受显意识抑制的，如果某种因素能抑制显意识，那么潜意识的活动就会加强，这就是灵感的受诱发性。陶伯华认为："长期紧张工作的兴奋优势中心一旦被抑制，按照巴甫洛夫所揭示的高级神经活动的诱导规律，就会自发地引起该中心区外围皮层细胞的兴奋。这时，循轨思维思路外围的潜在观念、知识就有可能被激发出来。"【4】
五、非理性思维形式的逻辑特征
除非感知性外，非理性思维形式的其它特征与逻辑思维相同，这从侧面证实了它的逻辑本质。
1.它必须来自实践，并经实践检验。柴可夫斯基谈到，只有积累了大量观察经验、构思已明确，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完全进入沉思时，才会有灵感【11】。“创作灵感要在长期积累的前提下偶然得之。”【4】张光斗认为， 直觉"必须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经验作基础，不能凭空拍脑子。"【4 】布洛赫说："我认为直觉和经验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所谓直觉，是把那些你已了解很充分的事物的认识拼凑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4】
2.它的结论是或然性的，且与信息是否充分有关，这与不完全归纳推理、类比推理一致。"人的直觉不是必然的逻辑思维，而是具有或然性的非逻辑思维。人们可以在信息并不非常充分的条件下依据直觉作出判断，而（计算机）专家系统的程序也不是一种必然的逻辑程序，所以专家系统也可作出直觉的判断。"【3】杨振宁："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 这些见解不一定就是对的，恐怕90%是错的，不过没关系，只需要10%是对的就行了。"【3】波普："没有直觉不行，但直觉多半把我们引入歧途。"【1】
3.直觉发现能还原为逻辑证明。这是众所周知的。
4.它带有专业性，只有专业人员才有专业直觉。"一个画家可以具有一个诗人的直觉，可是那比起诗人的直觉却是多么渺小。"【12】
5.它具有历史性，历史上某些对人类来说是生疏的课题，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成为司空见惯，直觉自明的，如日心说，惯性定律等。
6.它具有个体发育性。每个人以前的经验都会变成以后的直觉。
4，5，6是1的补充和深化。
出于对非理性思维形式的神秘感，人们赋予它许多特点，并认为这些特点是逻辑思维所没有的，但考察起来并不然。如：
1.发现、创造属非理性思维形式，而逻辑思维只擅于积累知识【4】。 章士嵘《科学发现的逻辑》反驳了这种观点："通过限定哲学或逻辑的研究领域而把科学发现的逻辑划归心理学来研究，或据此认为不存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只存在科学发现的方法论，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系统论证了逻辑推理如何在科学发现中起作用【5】。 直觉发现最终均须经逻辑证明才能成立这一事实也说明逻辑思维可以发现。
2.非理性思维形式是综合性的，而逻辑思维是分析性的【3】。实际上， 直觉与分析或综合均无必然相关。有经验的机械师听听故障机器的声音，就可在上百个零件中凭直觉判断是哪个零件出了毛病，这就是分析过程。而几十万个零件也只能在综合性逻辑思维的指导下才能组装成航天飞机。
3.非理性思维方式的结论令人产生坚信性，而逻辑思维则没有【3,4】。 显然，无论哪种思维的信心都来源于充分的信息。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的过程采用了试错的"化学牌阵"法，最后选定与元素性质递质相吻合的以原子量为标准的阵牌，"这时候虽然还有许多不大清楚的地方有些疑问，但是我对这个结论的普遍性已经丝毫也不怀疑了，因为这样的偶然性是不可能发生的。"【5 】这就是合乎逻辑的、以概率为基础的坚信性。
4.非理性思维形式能"知其所以然"，而逻辑思维只能"知其然"【4 】。实际上，建立假说，进行验证，形成理论正是归纳推理的功能。
5.只有非理性逻辑思维形式而不是逻辑思维才能认识复杂系统如生命科学【4】。但人工合成胰岛素、 基因工程这些生命科学的最复杂的部分就是在逻辑思维指导下完成的。
所以，除了非感知性，非理性思维形式的其它特征与逻辑思维无异。
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中，思维形式是由自然界事物的规律所塑造。因此，非理性思维形式的本质是否是逻辑性的，其实质就在于是否在一个因果（必然、或然、似然）决定论，有规律的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非因果决定论的，无规律的世界？本文的讨论否定了这一点。中医学知识中的优秀之处也正因其是逻辑思维的结晶。
从逻辑简单性原则来看，也不应该存在有两个本质对立的思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