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
为《民办教育研究》撰写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之二:墨子
一、生平
墨子(约前480—前400年),另一说是生于约周定王初(公元前468年),卒于周安王中(公元前376年),名翟,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今山东滕州)人。春秋末战国初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科学家等,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据《琅缳记》与滕州民间传说,墨子出生前,“其母梦日中赤乌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乌即翟,是凤凰的别名,因而取名墨翟。墨子的家乡是古代文化科技最先进的地区,他的父亲是位能工巧匠,母亲非常贤惠。先进文化环境的影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他的勤奋、纯朴与灵敏,很快学会了木、车、皮革、制陶、冶金等手工艺。同时,他拜师求教,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一位深沉、博大、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杰出人才。
墨子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概括出力学原理,并作出“力,形之所奋也”的力学定义和弹性力学、杠杆平衡力学、滑轮受力、斜面受力、物体平衡受力等方面的定义。他利用杠杆原理研制了桔槔,用于提水。他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车梯等简单机械,用于生产和军事,受到人们的称赞.
墨子对光学很有研究,对于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和若干物影成像,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有一次,墨子进行光学试验,他在堂屋朝阳的墙上开了一个小孔,让一个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在阳光照射下,屋内相对的墙上出现倒立的人影。墨子通过小孔成像的光学实验,阐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即光从上下直射,人的头部与足部成影在下边和上边,构成倒影,成为后代摄影技术的先声。
经过学习与实践,墨子提出了正确的客观标准:“天下从事者,不可无法仪”。不同的手工业匠各有特殊的技巧,但都要遵守共同的标准法则,制方要用矩尺,制圆要用圆规,取直要绷紧墨线,取平要用水平仪,这五种标准,是各类工匠准从的普遍法则。
墨子不仅重视实践,而且重视理论。他好学深思,苦读博览,最初学习古代传统文化和当时有影响的儒学,曾跟周朝礼仪史角的后代学习周礼,墨子在学儒的同时,发现了儒家缺点,对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强执有命,繁饰礼乐”等内容进行批驳,与儒学分道扬镳,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和系统的学说--墨学。墨学的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此外还有自然科学、文化教育、逻辑学、军事防守、工程技术等,内容非常丰富。墨学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较有名者有禽滑□、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等。《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
墨子知道,仅靠说教不行,还必须有坚强的实力做后盾才能成功。于是,他组建了有纲领、有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墨家团体。其纲领是实现义,其领袖为巨子。墨子要求成员身穿粗布衣,脚登木屐子,以自苦为荣;不仅要有知识和专业技能,多数成员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并随时准备打仗,为实行义的事业献身。墨家学派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武装团体。
墨子除聚徒讲学、组织团体之外,还周游列国,有著作传世。有今本《墨子》五十三篇。《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者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其中《经》、《经说》和《大取》、《小取》,均属名辩之作,以讨论人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等问题为主,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故为集名辩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战国名辩之学的重要材料(见《墨经》)。《备城门》、《杂守》等十一篇,主要讲城守之术,应为兵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也是墨家善守御的一种见证。
公元前390年前后,墨子带着他所描绘的社会蓝图,离开了这个战乱动荡的人间。据传弟子们遵照他生前节葬的主张,将他的遗体从简安葬在狐骀山下的苍松翠柏之中。他的陪葬品极其简单,最有价值的是一部《墨子》的手稿。墨子死后,其弟子分为三大派别,为弘扬墨学而继续努力。
二、教育思想
1、教育目的:培养“兼士”,实现“贤人政治”
墨子的教育思想主要包含于他的社会思想中。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因此,他十分重视教育,并试图通过推行教育,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墨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兼士”或“贤士”,即培养为理想社会——“贤人政治”或“仁政德治”而服务的人。在墨子看来,这种人才必须符合三条标准,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也就是说,这种人才必须具有深厚的道德涵养、符合逻辑的言谈举止和宽广深厚的理论功底。墨家的“兼士”与同时代儒家的“君子”在外表与内质上都有很大不同,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追求,“兼士”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等理想。在战国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追求和愿望只能是一种空想,但这种理想中的平等、博爱精神却是人类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2、教育内容:以“兼爱”、“节用”、“非乐”为主
墨子的教育内容全面丰富,门类众多,涉及道德、逻辑、语言、生产劳动及其技能、科学技术、军事、数学、几何、力学、光学等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文史知识和各种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里我们只从几个主要方面,来探究其丰富的教育内容。
(1)政治和道德教育
在先秦诸多思想流派中,墨家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墨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主张—兼爱论。墨子的“兼爱”思想完全否定了宗法式的伦理——关系,把“爱”作为一种超越一切社会规范、可以涵盖各种社会关系的新的伦理观念提了出来,这是他开出的医治社会混乱的药方。即做到“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通过实行“兼爱”,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状态。墨子“爱”的对象是所有的人,从客观上讲是一切人都相爱。墨子的“兼爱”思想,是试图从个人因素中寻找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他希望以伦理道德的武器来消除社会矛盾,安定社会民生,但其“兼爱”学说在2000多年前的那种社会环境下无疑富有强烈的空想色彩,全人类真正的“兼相爱”,无论是在墨子的时代,还是在整个阶级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若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这种“兼爱”思想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应当是当今世界人们处理个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理想准则。
(2)节用教育
墨子以自苦为极,一生节俭,反对浪费,持有近乎苦行主义的节俭思想。在《墨子》一书中,墨子多次强调这样一个衡量衣食住行是否恰当的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由此可见,墨子所认同的节俭原则就是民用和民利,即有利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一原则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出发点,具有博爱和献身精神的功利主义,这种定位在“利”上的节俭原则是合乎情理的。统治者如果能从百姓的直接需要和利益出发,减少与民无利的开支,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积累财富。当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十分流行,个人中心以及轻视国家、百姓之利的观念已经严重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墨子的“为天下之利”的思想,或许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天下为公”的力量,抵御个人中心主义至上的诱惑。
(3)思辩教育
包括思想方法、形式逻辑以及辩论才能的教育。要“非攻”,要“上说下教”,就要注重辩论的研究。如何使语言准确,论辩有利呢?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论才能的教育都是十分必要的。
墨子认为人的认识和言论是否正确,需要有衡量标准,即所谓的“言必立仪”,因此“是非可明”。对此他提出了“三表”:立论“有本之者”,即历史的经验和知识;“有原之者”,即依据民众的经历,以广见闻;“有用之者”,即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三表”法是考察历史、社会和实践检验的方法,它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求知精神。
墨子提倡理论的准确性,这为墨家学派在中国古代史上形成系统的形式逻辑体系奠定了基础。墨家所说的“辩”学,就是今天的逻辑学。墨子在学生的论辩才能和逻辑思维的培养方面,强调形式逻辑、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察类明故”,并把假言推理、选言推理和归纳并列使用。讲求以理服人,追求思辨技巧,言行有据。他自己擅长于“辩”,并用“辩”来启发教育学生,这一点比“欧洲逻辑之父”——亚里斯多德更全面,堪与印度的因名相较。墨子不愧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开创系统逻辑学教育的第一人。
(4)生产知识技能教育
墨家学派是先秦诸子百家唯一具有科学意识的学派。它强调生产、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及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兼士”获得“各从事其所能”的实际本领。
墨子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特征,“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是客观存在,但无论哪个等级的人不劳动或轻视劳动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劳动是人和禽兽的区别之所在。在劳动意义上,各阶级的人是平等的,墨子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这就是墨子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
墨子的科学生产知识主要载于《墨子》一书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篇目中,这六篇被合称《墨经》。在中国先秦各学派的典籍中,《墨经》所包含的科学知识之丰富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在物理学方面探讨了有关时间空间问题、运动静止关系问题等。概括地讲墨经有以下特点:①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知识表述话语:独特的体例,简洁的风格。它尝试使用一种与自然语言有一定区别的语言形式来表述自己所要论述的科学问题,并得出结论。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所限和当时社会动乱的影响,所以,大部分人对于墨家经典理解上存在困难。这也是墨家科学曾长期被忽视的原因之一。②形成了一套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对某些概念给出了相对严格而又颇具抽象程度的定义,并在定义相关概念时前后相接、由简入繁。这表明墨家已经掌握了科学概念定义的基本方法。③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引入了实验环节。通过实验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胡适曾说:“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理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试验。这是真正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贡献。”在这几个方面,墨家科学与作为西方近代科学种子的古希腊科学不仅极为相似,而且处在相当的水平上。
3、教学方法:“不扣必鸣”“述而且作”和“言行一致”
墨子的教育教学方法带有鲜明的学派特色。
(1)“不扣必鸣”
墨子不赞同儒家“拱己以待”,即消极等待的教育方法,强调主动教育。他认为强调学生的知识和心理准备固然不错,但未免太不主动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虽不扣必鸣”——即使人们不来请教,教师也应该主动地上门去教。这和墨子提倡的“为力”、“强为”、“有道肆相教诲”、“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还说“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公孟》)这种以教人为己任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2)“述而且作”
孔子自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子批评这种“述而不作”说,认为不述又不作,是不对的;而只作不述,也是错误的;仅述不作,和只作不述是同样不应该的。正确的态度则是:对于过去好的东西要继承,对现在有价值的就应当进行创造。这样才能使全人类的知识不断增进。由此可看出墨子认识到人类的创造继承发展是有一个过程,它提倡每代人和每个人都应当有所作为。
(3)言行一致
墨子强调言行一致。故有“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认为,凡是说话不守信用,心无诚意,在行动上必然不果断,即所谓的“言不信者,行不果。”
在学术研究上,墨子同样强调实践,知识是从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得来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知识的来源,某个人的新发现,需要以过去或现在群众已有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为基础。墨子还创立了语义的科学实验法,在训练学生形象思维能力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如墨经中的小孔成像实验,证明了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原理,具有某种超越其时代的现代风格。对墨家吃苦耐劳、艰苦实践的精神,当时和后来各家都十分叹服。墨家的重“行”,体现了他们要实现兼爱天下的社会理想墨家对“述”与“行”的理解与儒家有很大不同,他们对“述”与“行”内涵的阐释要宽泛得多,也有价值的多。
(4)量力而为
墨子在教学中还提出了量力性原则。他认为一个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难以同时进行几个方面的学习,所以就应该量力而学。量力原则不但是对学生的提醒,同时也是对教师的要求。对教师而言,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阶段、知识结构和心理发展上的阶段性特点和个体差异,从而对学生实施既因材又量力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墨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量力性教育原则的人;也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首创这一原则的教育家。它比西方近代量力性原则的提出早了两千多年。
总之,墨子丰富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教育改革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