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历史观初探
李祖龙文 发表：《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
冯桂芬（1809--1874年），在1840年他31岁时考中进士，这一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他亲眼见到了封建主义的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急剧转变。这位秉赋颖异，且曾以学问文章受知于林则徐的冯桂芬，在他的著作及言论中表述了对这种历史巨变的看法，提出了一套相当明智、杰出的主见。在他所著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反映出他较为进步的历史观。
用进步的、较为客观的观点看社会历史
在鸦片战争之后，一向闭关自守的中国，已不可能再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了。中国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外国的鸦片、大炮的侵害，同时也接触了资本主义外国的先进文化。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时，就曾"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魏源《圣武纪》）。冯桂芬对世界的了解和看法，则更进了一步；较之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传统时代认识，已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
冯桂芬在《筹国用议》（见《校邠庐抗议》，下同，注从略）中关于用银问题，有如下议论："古不以银为币......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贵 ......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至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三皇五帝复起不能改也。盖今合地球九万里为大天下，中国仅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虽然，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以银本位为货币的；但是，冯氏在考虑用银问题时，从上文中以显然可见是以世界为对象来考虑的。他眼目中的世界已超越中国的范围，较为客观的看到了世界。他是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之中，作为其联系着的一部分来考查的。较之旧见解，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往，中国人考查问题时，主要是以古为鉴，以悠久而丰富的本国历史为鉴，是从时间的"纵"的发展中来考查问题的。"托古改制"，一直到康有为还奉行着。冯桂芬虽然也是口中不离"三代圣人"，但也不是那么单纯的谈古了，他心目中还加上了远比中国大的世界。他考虑到空间"横"的方面。在他看来，古人可以"不以银为币"，而在世界市场上，不用银就不行。所以，他对顾炎武"意在复古"的"用钱废银"说就不同意了。
冯桂芬主张"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采西学议》）的诸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借鉴的。他写到："法苟不善，虽先王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收贫民议》）这在当时是相当有胆略的进步言论。他还认为：象老子所说的"至极之世，老死不相往来"；孟子所说的"死徒无出乡"，"在今日已不可行"。他自己是"博览夷书"的，他的议论还是"羼以夷说"（《自序》）的。这正是他"综上下纵横以为学"的先进意见，在当时是站在历史进程的前列的。
在冯桂芬心目中的客观世界里，也不是静止的、不变化的、不发展的。从上述关于用银的议论中，已可见到此点。他认为：古人不用银，无可非议，而现在形势不同于古了，就不能不用银了，复古是不行的。他说："古今异时亦异势"，不可"旷然大变一切复古 "（《自序》）。可见，这正是持进化史观有力批判了那些"抱枯竹"、"守空言"的倒退复古的落后之见。这里，还反映了他对"势"的认识。他认为客观存在的"势"，不是"五帝三王"、圣人英雄所能改变的；即肯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他在制洋器议》中写到："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这里，他肯定历史是变化发展的，而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是"势"所使然。他在谈学习西文西语时，也提到"势"的作用。说："通西语西文，例所以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冯桂芬这种不泥古敢干蔑视"五帝三王"，不拘闭关之见，敢干向"蛮貊"学习的意见，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有着唯物的观点，处处肯定客观存在的"势"的作用，因而比较重视从客观事实来看问题，敢干大胆正视现实，有勇气承认落后，有勇气揭露现实生活中的腐朽和黑暗。他大声疾呼要竭力改变这种现实，他挺身走在历史的前列。
冯桂芬怀着"天地开阔以来未有之奇愤"，肯定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不如俄、英、法、美、诸国的。他说："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妒之无益，文蚀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制洋器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资本主义落后，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能及时认清现实而觉醒，这就是进步。这有利于及时放下"天朝"的臭架子，除去"虚骄之气"而发奋自强。他主张"采西学"（《采西学议》），学习西语西文，学习西人的舆地知识、历算之法、格物至理、水利知识、制器尚象法，制造农具织具、轮船大炮之法，以及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他具体指出："不如夷"有四个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实相符不如夷。"他要求"皇上振刷纪纲"，奋起图强；还警告说这是"不可须臾缓"的事，
否则，"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必然会败居落后挨打的地位。他高呼要"自强"，要放下架子去学外国人的长处，争取与列强"比而齐之"，以至"驾而上之"。他并不主张俯首贴耳，居于任何人摆布的地位去求"强"；而是在求"强"中，强调"自"的地位。他说，"船坚炮利 "，"有待于夷"，然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要有中国自己的"强"。他对那些入外国"义学""渐染于洋场习气"（《采西学议》）的洋奴才就很反感。冯桂芬不失为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者和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仍然跳比他所处的封建时代。因此，他终究不可能认识到当时中国之所以腐败及诸国之所以强横的实质。他对诸国的认识，基本上仍然限于 "船坚炮利"一类形式上的了解。他要求"自强"，却不可能找到真正富强之道。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议》），中国即能富强。其实，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显然，这些正是改良主义的东西。
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学先进，改弊政，重人口材
冯桂芬不仅重视社会历史中"势"的作用，同时还重视人的作用，对于下层劳动人民，他也有着不同于当时统治者的较为客观的的看法。 他在《筹国用议》中写道："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待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此段议论，虽然是适合工商业者的利益的。他看到了开矿的实利，反对风水迷信之说，无疑是进步的科学的。他还反对把矿徒当贼看待。这比那些视矿徒为贼者，还是得开明得多。
在农业上，他重视水利事业，同时主张东南诸省采用西人耕具，"或用马或用火轮机"（《筹国用议》），这样，"一人可耕百亩"，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他力驳"中华向来地窄民稠"拒不采用先进生产工具的荒谬说法。这对"人少"、"田荒"、"米绌""必有受其饥者"的东南诸省人民，肯定是有好处的。
在政治上，冯桂芬主张"重千百人之公论"（《公黜陟议》），反对少数人的"私见"独断。他说："官者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 ；并说这是"至当不易"的。他主张应有周知民间"循莠勤惰、饱饥甘苦"的官员。他对当时那些"流品既杂，志趣多庸"，"犬马于人民，鱼肉乎贫民"的腐朽官吏，大加斥责；要求官员做到"真能亲民，真能治民"。他揭发官僚机构中的腐朽状况，指出"糜廪禄"、"偾国事 "、"累国累民"（《汰冗员议》）的冗员，在漕运衙门、河务衙门、各关监督、盐务衙门、督府司道、京官、内外武职中，大量存在。他说："粮道一官，于公事无丝毫之益，岁一临仓，责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然则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汰冗员议》）还指出武职中"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费而不能敌贼"；旗兵之生活"奢丽"，"膏梁多而藜藿少"，问题多。当然，他对当时统治者的指责，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亲亲之杀"（《节经费议》）而已。然而，他揭发出官场的腐败，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在客观上仍不失多少有利于人民的。
冯桂芬还很重视人才问题。他说："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污在人才。"（《自序》）他认为国弱，不如列强，"非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也，人实不如耳"，"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制洋器议》）。他把弱的原因，最后完全归结于"人"，归结于人自己，归结于人自己不成才。如果要改变这种"弱"的现状，"必求其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故他主张要自强，首先得自己成才。如何才能成才呢？就要认真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他主张先在上海、广东设"翻译公所"、"同文馆"（《上海设立同文馆议》），招收"十五岁以下的颖悟文童"，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脚踏实地地培养出人才来。他肯定"中国多秀民"，"智巧聪明"，不仅可以学好，而且还可以"转胜于夷"。他深信： "冰寒于水，青出于蓝"是绝对现实的。他还主张在"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学好了，国家就分别授予"举人"、"进士"。他觉得只要" 重其事，尊其选"，就会有人才。"上行下好，风行响应"，大家一齐努力，最后终有一天能超过资本主义各国。他满怀信心地说："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制洋器议》）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冯桂芬，在一百多年以前，对人才问题，能有这样一些见解，不能不视为明智之谈。另外，在使用人才上，冯桂芬提出"许自陈"（《许自陈议》）的办法，让人才毛遂自荐。他说："人知不如自之明。"为了避免"用违其才"，故应"听其自陈"而用之。在人才流动方面，他主张"听其来去自如"（《停武试议》），不宜限制。甚至对那些"无疾称疾"而求去者，亦宜听之。因为彼既无心于此，其去心已定，强留无益，去就由他去吧。
冯桂芬的上述看法和主张，显然是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的影响，相应产生的。但是，冯桂芬所说的"人"，主要的是指少数上层官吏，有时甚至是指的" 皇上"一个人。如象他认为"不如夷"的问题，只要"皇上振纪纲，一转移间"（《制洋器议》）就解决了。由此可见，冯桂芬的历史观，基本上是肯定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冯桂芬能看出时弊，又敢于力排众议，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抗议直言，毕竟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历史进程，又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冯桂芬不愧为清末的杰出启蒙思想家、政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