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历史观初探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历史观初探


李祖龙文 发表:《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

冯桂芬(1809--1874年),在1840年他31岁时考中进士,这一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他亲眼见到了封建主义的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急剧转变。这位秉赋颖异,且曾以学问文章受知于林则徐的冯桂芬,在他的著作及言论中表述了对这种历史巨变的看法,提出了一套相当明智、杰出的主见。在他所著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反映出他较为进步的历史观。

用进步的、较为客观的观点看社会历史

在鸦片战争之后,一向闭关自守的中国,已不可能再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了。中国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外国的鸦片、大炮的侵害,同时也接触了资本主义外国的先进文化。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时,就曾"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魏源《圣武纪》)。冯桂芬对世界的了解和看法,则更进了一步;较之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传统时代认识,已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
冯桂芬在《筹国用议》(见《校邠庐抗议》,下同,注从略)中关于用银问题,有如下议论:"古不以银为币......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贵 ......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至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三皇五帝复起不能改也。盖今合地球九万里为大天下,中国仅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虽然,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以银本位为货币的;但是,冯氏在考虑用银问题时,从上文中以显然可见是以世界为对象来考虑的。他眼目中的世界已超越中国的范围,较为客观的看到了世界。他是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之中,作为其联系着的一部分来考查的。较之旧见解,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往,中国人考查问题时,主要是以古为鉴,以悠久而丰富的本国历史为鉴,是从时间的"纵"的发展中来考查问题的。"托古改制",一直到康有为还奉行着。冯桂芬虽然也是口中不离"三代圣人",但也不是那么单纯的谈古了,他心目中还加上了远比中国大的世界。他考虑到空间"横"的方面。在他看来,古人可以"不以银为币",而在世界市场上,不用银就不行。所以,他对顾炎武"意在复古"的"用钱废银"说就不同意了。
冯桂芬主张"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采西学议》)的诸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借鉴的。他写到:"法苟不善,虽先王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收贫民议》)这在当时是相当有胆略的进步言论。他还认为:象老子所说的"至极之世,老死不相往来";孟子所说的"死徒无出乡","在今日已不可行"。他自己是"博览夷书"的,他的议论还是"羼以夷说"(《自序》)的。这正是他"综上下纵横以为学"的先进意见,在当时是站在历史进程的前列的。
在冯桂芬心目中的客观世界里,也不是静止的、不变化的、不发展的。从上述关于用银的议论中,已可见到此点。他认为:古人不用银,无可非议,而现在形势不同于古了,就不能不用银了,复古是不行的。他说:"古今异时亦异势",不可"旷然大变一切复古 "(《自序》)。可见,这正是持进化史观有力批判了那些"抱枯竹"、"守空言"的倒退复古的落后之见。这里,还反映了他对"势"的认识。他认为客观存在的"势",不是"五帝三王"、圣人英雄所能改变的;即肯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他在制洋器议》中写到:"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这里,他肯定历史是变化发展的,而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是"势"所使然。他在谈学习西文西语时,也提到"势"的作用。说:"通西语西文,例所以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冯桂芬这种不泥古敢干蔑视"五帝三王",不拘闭关之见,敢干向"蛮貊"学习的意见,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有着唯物的观点,处处肯定客观存在的"势"的作用,因而比较重视从客观事实来看问题,敢干大胆正视现实,有勇气承认落后,有勇气揭露现实生活中的腐朽和黑暗。他大声疾呼要竭力改变这种现实,他挺身走在历史的前列。
冯桂芬怀着"天地开阔以来未有之奇愤",肯定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不如俄、英、法、美、诸国的。他说:"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妒之无益,文蚀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制洋器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资本主义落后,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能及时认清现实而觉醒,这就是进步。这有利于及时放下"天朝"的臭架子,除去"虚骄之气"而发奋自强。他主张"采西学"(《采西学议》),学习西语西文,学习西人的舆地知识、历算之法、格物至理、水利知识、制器尚象法,制造农具织具、轮船大炮之法,以及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他具体指出:"不如夷"有四个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实相符不如夷。"他要求"皇上振刷纪纲",奋起图强;还警告说这是"不可须臾缓"的事,
否则,"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必然会败居落后挨打的地位。他高呼要"自强",要放下架子去学外国人的长处,争取与列强"比而齐之",以至"驾而上之"。他并不主张俯首贴耳,居于任何人摆布的地位去求"强";而是在求"强"中,强调"自"的地位。他说,"船坚炮利 ","有待于夷",然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要有中国自己的"强"。他对那些入外国"义学""渐染于洋场习气"(《采西学议》)的洋奴才就很反感。冯桂芬不失为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者和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仍然跳比他所处的封建时代。因此,他终究不可能认识到当时中国之所以腐败及诸国之所以强横的实质。他对诸国的认识,基本上仍然限于 "船坚炮利"一类形式上的了解。他要求"自强",却不可能找到真正富强之道。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议》),中国即能富强。其实,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显然,这些正是改良主义的东西。

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学先进,改弊政,重人口材

冯桂芬不仅重视社会历史中"势"的作用,同时还重视人的作用,对于下层劳动人民,他也有着不同于当时统治者的较为客观的的看法。 他在《筹国用议》中写道:"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待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此段议论,虽然是适合工商业者的利益的。他看到了开矿的实利,反对风水迷信之说,无疑是进步的科学的。他还反对把矿徒当贼看待。这比那些视矿徒为贼者,还是得开明得多。
在农业上,他重视水利事业,同时主张东南诸省采用西人耕具,"或用马或用火轮机"(《筹国用议》),这样,"一人可耕百亩",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他力驳"中华向来地窄民稠"拒不采用先进生产工具的荒谬说法。这对"人少"、"田荒"、"米绌""必有受其饥者"的东南诸省人民,肯定是有好处的。
在政治上,冯桂芬主张"重千百人之公论"(《公黜陟议》),反对少数人的"私见"独断。他说:"官者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 ;并说这是"至当不易"的。他主张应有周知民间"循莠勤惰、饱饥甘苦"的官员。他对当时那些"流品既杂,志趣多庸","犬马于人民,鱼肉乎贫民"的腐朽官吏,大加斥责;要求官员做到"真能亲民,真能治民"。他揭发官僚机构中的腐朽状况,指出"糜廪禄"、"偾国事 "、"累国累民"(《汰冗员议》)的冗员,在漕运衙门、河务衙门、各关监督、盐务衙门、督府司道、京官、内外武职中,大量存在。他说:"粮道一官,于公事无丝毫之益,岁一临仓,责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然则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汰冗员议》)还指出武职中"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费而不能敌贼";旗兵之生活"奢丽","膏梁多而藜藿少",问题多。当然,他对当时统治者的指责,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亲亲之杀"(《节经费议》)而已。然而,他揭发出官场的腐败,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在客观上仍不失多少有利于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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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还很重视人才问题。他说:"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污在人才。"(《自序》)他认为国弱,不如列强,"非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也,人实不如耳","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制洋器议》)。他把弱的原因,最后完全归结于"人",归结于人自己,归结于人自己不成才。如果要改变这种"弱"的现状,"必求其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故他主张要自强,首先得自己成才。如何才能成才呢?就要认真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他主张先在上海、广东设"翻译公所"、"同文馆"(《上海设立同文馆议》),招收"十五岁以下的颖悟文童",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脚踏实地地培养出人才来。他肯定"中国多秀民","智巧聪明",不仅可以学好,而且还可以"转胜于夷"。他深信: "冰寒于水,青出于蓝"是绝对现实的。他还主张在"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学好了,国家就分别授予"举人"、"进士"。他觉得只要" 重其事,尊其选",就会有人才。"上行下好,风行响应",大家一齐努力,最后终有一天能超过资本主义各国。他满怀信心地说:"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制洋器议》)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冯桂芬,在一百多年以前,对人才问题,能有这样一些见解,不能不视为明智之谈。另外,在使用人才上,冯桂芬提出"许自陈"(《许自陈议》)的办法,让人才毛遂自荐。他说:"人知不如自之明。"为了避免"用违其才",故应"听其自陈"而用之。在人才流动方面,他主张"听其来去自如"(《停武试议》),不宜限制。甚至对那些"无疾称疾"而求去者,亦宜听之。因为彼既无心于此,其去心已定,强留无益,去就由他去吧。
冯桂芬的上述看法和主张,显然是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的影响,相应产生的。但是,冯桂芬所说的"人",主要的是指少数上层官吏,有时甚至是指的" 皇上"一个人。如象他认为"不如夷"的问题,只要"皇上振纪纲,一转移间"(《制洋器议》)就解决了。由此可见,冯桂芬的历史观,基本上是肯定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冯桂芬能看出时弊,又敢于力排众议,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抗议直言,毕竟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历史进程,又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冯桂芬不愧为清末的杰出启蒙思想家、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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