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面这两张照片是同一座建筑物，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1935年1月长征中的红军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幢房子就是“遵义会议”会址，也是当时国民革命军第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官邸---柏公馆。
我写此文是缘于一位神交已久的朋友，即下面附录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刊登的《我爷爷还不是抗日英雄》一文中提及的书法家康振贤先生。当然，我同时也对怀着一种尊重真实历史的心情，想让更多的国人知道曾经有一位爱国抗日中将柏辉章被冤杀近六十年，讫今得不到官方平反正名的史实！
柏辉章，字“健儒”，1900年9月出生于贵州遵义老城枇杷桥（今遵义会议会址就是柏辉章家）一个小商人家庭。1913年小学毕业，考入贵州讲武堂第二期兵科，毕业后在黔军第二十五军任排长。1932年，黔系军阀首领王家烈委任柏辉章为黔军第二师师长。黔军被中央军收编后，第二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柏辉章担任中将师长，这在当时的几个中将级师长里，可算是资历较深的一位。102师开始拨在卫立煌麾下，后来又调归第8军指挥，而后又拨归第4军指挥。后来历任赣南师管区司令、江西军管区参议、第88军副军长、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部员等职。
柏辉章率领的102师这支部队，主要是由贵州子弟兵组成的，抗战中打了无数次的硬仗：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同年11月，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5月，在砀山参加徐州会战；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其后参加四次长沙会战，尤以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得最为惨烈。部队撤出阵地后集结时原来一万多黔籍将士只剩下区区数百人。
原1941年底在贵阳市大南门（现今新华路、瑞金南路、市南路的交汇处）动工修建，次年5月落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实为一座纪念碑。碑成正方型，碑顶成方塔型，连座在内高10.2米，与102师番号吻合，所纪念的就是由师长柏辉章中将领导指挥下的102师官兵浴血奋战、抗日救国的不朽功勋。1952年，这座缅怀念贵州抗战烈士的纪念塔，在路面拓宽工程中被拆除，至今没有复建---尽管每一个贵阳人都熟悉了这个地名！
1949年岁末，蒋经国突然打电话给贵州省主席谷正伦，要他转告柏辉章，说蒋先生（蒋介石）要他速飞台湾（见《遵义民国军政人物》书中“柏辉章不去台湾·葛世才口述·苏涟整理”一文），柏辉章婉言谢之。不久，又有一位民国政府的高官要员陈诚从重庆驱车六百公里，亲自到遵义柏辉章私人官邸（还是如今的“遵义会议”会址）。主客饮酒相叙，此时此景，感叹颇多。陈诚又再次提出飞台湾之事，柏辉章说“老太爷有病，又不在家（送绥阳县乡下躲避），这一大家人，你看我怎么走？”是夜宾主饮酒作叙通宵，天未亮，遂互道珍重。陈诚驾车绝尘而去，从贵阳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去了台湾。（见《遵义民国军政人物》书中“柏辉章不去台湾·葛世才口述·苏涟整理”一文）
1950年1月，柏辉章中将在第2绥靖区（黔北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任内率部宣布起义。为利用其在旧军队的关系，中共建政初期柏辉章被作为统战对象，调入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到了1952年，已归新政的柏辉章却因“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等莫须有的罪名，于1952年9月14日被处决。真正的死因有一种可能：柏辉章有意解甲归田，马放南山，拒绝了参加政协，新政防其生二心，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从《遵义民国军政人物》一书“柏辉章其人其事·苏涟”读到这么一段文字：一九三五年，柏辉章率领黔军尾随红军进遵义，部下在郊外高桥抓住了八个掉队的红军，一路捆绑带到了柏公馆门口（今天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大门），马上被老百姓围个水泄不通。柏辉章从大门走出来，让松绑，并大声说：“你们都是江西人，是被骗来的，我现在每人给你们两块大洋，让你们回家。”这八个红军死里逃生，追随红军归队。据说，这八个红军身经百战，都存活下来，担任了党的高级干部，但他们至今并不知道放他们的就是柏辉章。
这八个幸存下来的红军官至高位时，就真的没回忆过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吗？
以后的事无需我多写，诸位只需看附文，便会有自己的判断了。
最后我想请康振贤先生转告柏梅女士：在如今“遵义会议” 纪念馆介绍文字中仍用“贵州军阀” 作柏辉章将军的说明，意含此人乃一分裂割据疆土的地方军阀，从而想掩盖柏辉章将军曾经为国家、为民族浴血抗战，奋勇杀倭寇的功绩，这是对忠良的一种陷害和污辱！其行为反而证明始作俑者对待历史的不光明、不仗义、不尊重的态度。一位真正的爱国抗日名将，无论官方予不予以平反昭雪，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是永远有杆称的，这就是公道、天理！
柏辉章将军永垂不朽！
附一：
我爷爷还不是抗日英雄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军吉 发自广州 2010-09-29 17:02:32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50596
柏梅的爷爷叫柏辉章，抗战期间是国民党师长，现在的遵义会议旧址就是她家以前的老宅。这些年她一直在设法了解爷爷抗战的经历。
小时候，爷爷的名字在柏梅家是个敏感词，父母只说过“你爷爷是个好人”，其他只字不提。但柏梅隐隐约约听说爷爷是国民党军阀。
改革开放后，柏梅才知道，自己的爷爷可能应该是抗日英雄。
“最重要的是给爷爷正名——要让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抗日的这段历史，这就足够了。”
“实话告诉你，当年，国民党是打过日本鬼子的。”一位曾经的国民党老兵望望四周，确定周围没人，在康振贤耳边小声说了这句话。
这是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贵州独山的场景，独山被称作贵州的南大门，也是西南的交通要道。那时候康振贤二十出头，在当地织绣厂搞设计，他喜欢和一帮老头子在一起聊天。这些老头子全都是当年的国民党老兵，1949年留在大陆，此后历经磨难。直到改革开放了，他们才开始敢谨小慎微地和周围的年轻人悄声“炫耀”一下自己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而那个年纪的康振贤很喜欢听打仗的故事。于是，他和这群老兵成了忘年交。
如今，这群老兵几乎都已不在人世。而康振贤十五年前搬到了广东中山，做广告生意，业余时间开始研究国民党老兵抗战的历史。
今年中秋节前，康振贤回了趟独山老家，和他同行的人叫柏梅，柏梅的爷爷柏辉章是抗战期间国民党102师的师长，这个师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中战况惨烈，伤亡惨重，同属102师的柏辉章的胞弟在运送弹药赴前线时阵亡开封，团长陈蕴瑜战死战场。
2010年，康振贤写了一篇关于柏辉章之死的文章，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而此时，柏梅正在想尽办法搜集当年爷爷抗战的资料，她偶然搜到了康振贤的博客，留了言，两人取得了联系，发现竟然是十几年前的邻居，曾住在一条街上，柏梅的家在这头，康振贤的家在另一头。
于是，他们相约中秋节前回一趟贵州，他们找到了柏辉章102师参谋长杜肇华的外孙女，一起去了遵义和独山，探访柏梅的一些亲戚，这些亲戚可能掌握更多爷爷当年抗战的资料。
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 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的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右图为柏辉章较为稀见的军装留影。（梁茂林/图）
抗战期间，柏辉章带领102师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团长陈蕴瑜阵亡，国民政府予以表彰，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梁茂林/图）
应该算是英雄吧
今年54岁的柏梅在广州生活，退休后她一直致力于寻找爷爷的历史踪迹。柏梅说她很后悔怎么不早些做这件事，她出生时，爷爷不在人世已经四年。到了懂事的年纪，隐隐约约听说爷爷是国民党军阀、地主，1949年留在大陆，1952年“镇反”时被枪毙了。
小时候，“爷爷”这两个字是柏梅家敏感词。父母很少提及，偶尔说起，只是说“你爷爷是好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柏梅才逐渐清楚，自己的爷爷曾经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
她对爷爷充满好奇，但可惜渠道并不多。曾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1995年就去世了。1980年代她的父亲曾和弟弟聊起过爷爷的故事，有时候，爷俩从早聊到晚。
后来，弟弟会把父亲讲的一些内容转述给柏梅，但也都是碎片式的，接不到一起。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柏梅愈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她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爷爷是抗日英雄，不是大军阀，而且在解放时曾带部队起义。于是，她开始搜集资料及实地寻访。
1972年，我15岁，参加工作到了药材公司。那时是“文革”后期，在单位、街上，我说话都小心翼翼。一次我偶然听别人说起爷爷曾经打过红军（注：娄山关战役另一方即为黔军柏辉章部，在黔北阻击红军，后蒋介石将其改编为国民党第102师），心里很难受，想他后来怎么会被处决，但一直没问父母——怕伤害他们。姐姐和哥哥那时在农场当知青。有一次奶奶跟姐姐说，曾经跟我爷爷去过北京玩，刚说到这里就被我父亲制止了——父母对我爷爷的事情讳莫如深。
1981年国庆，叶剑英发表了 “叶九条”，是对台政策的较大转变。现在的遵义会议遗址就是我们家的旧宅；爷爷在赣南师管区任司令时，蒋经国任副司令，爷爷有些旧部去了台湾，应有些影响力……父亲就以国民党将士子女的身份写了一封信，为统一提了一些建议。
信寄出后，叶剑英批示柏辉章的事要慎重处理。独山只有这么大的地方，大家都在说我爷爷要平反了。但后来，听说批示到贵州省委，省委转到遵义地委，遵义地委又转到地区法院，法院维持原判。政法委一个离休干部说，平反牵涉到家产，遵义会址肯定不可能还你们的，那就得补偿，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就撂下来了。
那时父亲模糊地告诉过我，何应钦曾在解放前请爷爷去香港，但他没去：一是不可能全家人一起走；二是他乡土观念很浓，说留下来，才可以在解放时把遵义城完整地交出去。
1983年，我到遵义看我二姑婆（爷爷的妹妹），二姑婆说当年爷爷被处决后，家里人不敢去收尸。到了晚上，专门收尸的人把爷爷的尸体就地埋了。一个星期以后家里人才大着胆子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带去了换的衣服，但又不敢换，二姑婆买了白布裹着，装上个小木匣重新埋了。后来我们去找他在凤凰山的埋葬地点，没有找到。
那时家里的亲戚都在埋怨我五爷爷柏民章，说是他害了我爷爷。听说在法庭上对质是否“通匪”时，是他指认爷爷的，听说爷爷当时都流泪了。但五爷爷特赦出来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被强迫盖的手印，东西是事先写好的。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彭真发表讲话，公开承认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之前在我们接受的教育当中，都是说国民党不抗日。当时我们欢欣鼓舞，觉得那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人，解放时又起义投诚，应该就算是英雄了吧。父母都很兴奋，开始对我们说得多一点了，但细节也没讲多少。
1938年，柏辉章率部队奔赴徐州。（梁茂林/图）
1948年，柏辉章与妻子王氏及孩子在上海寓所。（梁茂林/图）
位于遵义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的遵义会议旧址，是柏辉章当年出资请人精心设计建筑的私宅，他也因此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房东。（梁茂林/图）
拆不掉的纪念塔
让柏梅知道爷爷是怎么带着整个师打日本人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书《贵州草鞋兵》，由贵州文史工作者齐赤军、梁茂林编撰。书里记载，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102师负责防御长沙外围的新墙河阵地，抵御日军数倍于我的优势兵力，伤亡惨重。部下数次告急，柏辉章都以“采取近战肉搏，你如后退，就提头来见”顶回。“102师是杂牌军里的中央嫡系、中央嫡系里的杂牌军。中央嫡系不是陆兵大学就是黄埔军校出身，柏辉章不是，但又一直在国民党最中坚的部队里。”因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前身为黔军的102师一直处于尴尬的状态，所属军团变动频仍，在抗战中“到处找婆婆”。康振贤认为，这是102师从未显赫的重要原因。
抗战开始后，102师先在第17军团归胡宗南指挥，后归第8军黄杰部。孙立人淞沪会战打得精彩，有102师的功劳，虽然是主攻，但由于打助战，功劳被忽略了。1938年的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102师的乌石门大捷是核心中的核心，但功劳记在了当时102师所属的第4军头上——记功时，102师已退出第4军......“102师是整个抗战的独立师。冲锋打仗在前头，撤退作后卫，劳而无功的事全部做完了，而且都是在关键的战役上。”康振贤感慨地说。
万家岭一役，是抗战中最完整地歼灭日军整个师团的一次战役，时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日后也承认，日军“遭受了中国军队覆灭性的打击”。而这段历史、这一场战役，柏梅直到看了《贵州草鞋兵》才知道。
我一度知道有很多写爷爷的文章，但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去年《贵州草鞋兵》问世。
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是当年地下党派来做我爷爷起义工作的人之一。他过世前留下遗言：一是让他认识的《贵州草鞋兵》作者梁茂林把书寄几本给我们；二是他很内疚，他觉得我爷爷被杀是冤案。
收到书，我看到了爷爷从1937年开始在上海、徐州、武汉、南昌、长沙一路大战役打过来的状况，真正被震撼，第一次较深入地了解了他是怎么打仗的。原来只知道战争很惨烈，但惨烈到什么程度，完全不清楚。
书里说，第二次长沙会战，新墙河是整个战场的最前沿，102师一个师面对2万日军，爷爷把指挥权交给他的参谋长熊钦桓，自己拿枪上阵督战，没有援兵，他的将士一个个牺牲在他身边。战斗结束清点人数，军官不足百人，士兵仅存540人，102师死伤九成，爷爷失声痛哭。这部分，我看一次哭一次。
也因为这本书，我才了解贵阳102师纪念塔的来龙去脉。1970年代我去贵阳亲戚家，亲戚说纪念塔是我爷爷修的，我没有追问——过多的话不去说，也不去问。现在才知道塔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爷爷为悼念102师阵亡将士而建，刻有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1952年被拆掉了。但塔的名字保留了下来，今天公交车到那里就是一个站——“纪念塔”。
万家岭大捷，我也是看书才知道。这战他“力排众议”，将进攻重点放在乌石门一带，一仗即歼敌千人，而102师和友军共消灭了日军一个师团约2万人，阵地上还出现了友军立的“向102师看齐”标语，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还上报蒋介石，表彰102师。
爷爷的一只耳朵抗战时被战场上的炮弹震聋了，但具体是哪一次战役不知道。看到书里徐州会战中的砀山战役，我这才对上号，他的耳朵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震聋的。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脆弱，看电视剧《滇西1944》的松山之战、滇缅之战，看央视10套的《中国远征军》，都不由自主泪流满面。
再后来，我上网看了抗战纪实文章《国殇》、纪录片《同仇敌忾》，看了一些关于爷爷之死的文章。今年龙炘成在《文史天地》刊发的《遵义会址的“房东”柏辉章》，更触动了我。这些文章让我感动，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102师，在关心柏辉章。
没把赔偿看得很重要
康振贤还记得独山有个参与淮海起义的国民党老兵，当过团长，起义后在城关二小当教导主任，没当两年变成敲钟的了，敲了几年钟去菜场卖菜，“反右”开始后，菜也没法再卖了。一天，老兵被通知去当地中学开会，一去即被软禁了十几天，随后被送进监狱，很多年后才被释放。
在织绣厂时，老兵们找康振贤，不是来诉苦，是来写书法，这些人中有基层兵，也有干部兵，写字都非常漂亮。1949年以后，他们留在大陆，却都历尽劫难。1980年代平反后，一些生活无着的老兵一度比较颓废。后来独山政协成立了一个黄埔同学会，这些人都名列其中，现在几乎都不在了。
康振贤这次回独山，发现这批人里惟一剩下的一个老兵——蒋介石最后提拔的一批将军中的一个，已经快100岁，瘦骨嶙峋，在床上动不了了。康振贤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讲一句良心话，我接触的这些老兵后来有一个共同点，只是为正名，没有一个把赔偿看得很重要的。”康振贤回忆。“他们是中国军人，是为了国家利益走上战场的，他们要求恢复名誉，更多的就是要他们的儿子以后有一个祭奠的理由，你不认为我是英雄，至少不能说我是狗熊吧？”康振贤说，老兵们都有这样的心结。
9月12日，康振贤和想知道更多爷爷往事的柏梅来到贵阳，跟柏辉章当年的参谋长杜肇华的外孙女见了面——她也在搜寻她外祖父的资料。几人一起来到柏辉章部下陈蕴瑜老家平坝天龙镇祭拜。陈蕴瑜在徐州会战砀山战役中牺牲，这一役，浴血奋战七天，“全师进入战斗时有官兵8000余人，战斗结束，仅剩3000人了。”（《贵州草鞋兵》）战后，柏辉章曾派数名便衣人员去找陈蕴瑜遗体，但没有找到。陈蕴瑜的尸骨永远留在了战场。
现在的墓，是陈蕴瑜的衣冠冢。
陈蕴瑜墓爬满青草，还有一块大青石，上面刻着我爷爷手写的祭文。从街面转入小巷，在巷口远远看见墓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起码陈团长还有墓可扫，我爷爷连具体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心里百感交集，当时就哭了。我抚摸爷爷手写的石碑，拍照，也哭。我们还通过守墓的陈蕴瑜侄子，联系上了陈蕴瑜的孙女，通电话时，我们都痛哭失声。
9月13日，我到遵义姑妈家，她是我三爷爷柏宪章的女儿（注：徐州会战，柏辉章三弟、102师兵站站长柏宪章在开封阵亡）。姑妈90岁，姑父93岁了。两个老人非常激动，跟我说了很多过去的事。1929年爷爷在务川当县长，离开时百姓都带着镜子和水碗来送他，爷爷当年非常清廉，也是一个儒将——蒋介石开师级干部会，与会者发言只给3分钟，爷爷被允许说下去，一直说了7分钟；爷爷重视学问，旧学也好，他在遵义捐资办了中学和小学。
现在成为遵义会址的那栋房子当年是爷爷出钱、我大爷爷修的。1983年，我第一次回遵义，在门口照了一张黑白照。2008年，两个进修的同事到贵州，想顺便去看遵义会议旧址，我也去了。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里以前就是我家，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们是买门票进去的，40块钱一张。
1935年，爷爷的军队曾和红军打过一仗，遵义家里的人全下乡去了，红军进来，找到我爷爷的房子开了遵义会议。家人回来时，红军已经走了。
我们从来没有想着平反了以后要拿家产怎么分，就是最穷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想过。如果这样想，是在亵渎长辈。最重要的，是给爷爷正名——要让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抗日的这段历史，这就足够了。
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