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李耕涛和易满涞卢氏讲起
我虽然研究一分区，但主要研究的是一分区的军事状况，对一分区党政的情况因史料的匮乏，知道的不是很多。所以有朋友要从我这里得知“易满徐联合县”的情况，我很惭愧，说不出个什么来。
有关抗战时期一分区党和政府的情况，我也是主要听当年的一分区老兵介绍的，我几乎没看过多少文字档案。战争年代，主要的人才都集中在军队里，那些一分区党政领导们常常会借用或依靠一分区司政机关的干部来做许多事情。
比如，曾经留日回来，长期担任一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的王国权，比较喜欢重用父亲、伯父都是留日学生的一分区政治部干事彭某；一分区地委组织部长、代书记牛树才喜欢重用钱丹辉，不是秘密；排在一分区地委领导中最后一位的秘书长白文治，同一分区一个训练参谋关系极好。白文治要下基层，到偏远的满城、涞源去做什么事，总习惯向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或徐德操，借用这个参谋一起同去。抗战八年，一分区党政军机构常在一起，相互间关系好的不得了，所以军方领导人总能满足党政领导人的用人要求。
李英武，以前介绍过，河北易县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一直在一分区卫生部，冀察卫生部，二纵、八纵、六十五军卫生部做医务工作。1955年的大尉，以后提少校。他最后的职务是北京空军后勤部卫生部医务处处长。退下来后频频往返于北京和易县家乡之间，为易县的经济复兴到处拉经济赞助。发现他讲过的一段故事。
张子严，曾用名张炜。1921年生，河北省平山县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抗战时期，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后，到一分区后方医院当军医，跟李英武在一起。以后当休养所所长，马辉第二区队卫生所长，冀察军区三团卫生队长，一分区卫生处医务主任，二纵六旅卫生处副处长，四旅卫生处处长，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卫生处处长。解放后，任六十五军卫生处处长，第一九三师后勤处处长，六十五军后勤部卫生主任，六十五军后勤部副部长，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8年晋升为中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上校军衔。1982年5月被北京军区树为建设精神文明标兵，荣立二等功并获奖章。1988年7月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这是两个不折不扣的老一分区卫生部，最后都熬到了六十五军这一步。他们讲的是他们当年的卫生部上司卢星文，在一分区真正开始启用，是在担任一分区三年专员的李耕涛到来之后。在此之前，杨成武1939年1月消灭孟阁臣，占领易县狼牙山南，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启用当时曾任孟阁臣部队医官的卢星文。
李耕涛，河北省阜平县人，生于1912年（与李清川同岁），1929年入团，1937年转为党员。抗战爆发前，在徐水县乡村师范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李耕涛先在曲阳县任县长，第二年担任冀中行署副主任，与行署主任吕正操搭档。1940年至1943年调任一分区专员公署专员。一分区地委书记杨成武兼任，副书记王国权，以后接任一分区地委书记职务。
1940年5月，李耕涛调一分区的会议上，晋察冀军区部分领导干部：舒同（左起）、王平（坐者）、罗元发、吕正操、李耕涛（正中间）、聂荣臻、杨成武、聂鹤亭。会后，杨成武领李耕涛到一分区。
1940年的一分区，正在力量最强大的鼎盛时期，但也是形势多变的历史时期。
李耕涛来到一分区的时间，应该是在那一年的5月，一分区刚经历了三件大事：年初2月的赵玉昆叛变、3月杨上堃等干部的离队出走、4月一分区一团参加晋察冀军区组织的南下支队，支援太行八路军打国民党顽军朱怀冰。
李耕涛来到一分区，恰好赶上了1940年5月30日，一分区为庆祝抗战三周年，总结经验，奖励先进，在河北省易县北娄山村召开检阅军政文体的运动大会。当年，这个大会正式的名字叫“五州运动大会”。
当时的一分区党政军首脑及排名：军分区领导杨成武（司令员兼政委）、高鹏（副司令）、黄寿发（参谋长）、罗元发（政治部主任），地委和专署的王国权（地委书记）、李耕涛（专员）、牛树才（组织部长）、杨士杰（易县中心县委书记）、梁正中（涞源县委书记）、白文治（地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耕涛排名在一分区地方党政领导的第二位。
一个人的脾气秉性，决定了这个人的工作方式。我根据老同志的回忆进行总结，不一定正确。在这些领导同志当中，杨成武、梁正中，属于多样性的性格，有慷慨激昂，有稳重，也有言词激烈、声色俱厉；王国权、罗元发、牛树才、杨世杰，属稳重性格；李耕涛、白文治、高鹏，属乐观性格，走到哪里笑声不断。黄寿发则是典型的“丘八性格”，平时也有稳重乐观的时候，但又是很怪的火爆性格，说不定什么时候一点就着。
以后看河北省委给李耕涛的评价：耕涛同志思想豁达大度，民主作风好，责己严而待人宽，党性强，不搞邪门歪道，从来不整人，所以上下左右关系都好。在中央决定各解放区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政府由耕涛同志分工负责。他对地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十分尊重，关系融洽，处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能从大局出发，注意加强团结，对于统一分区党、政、军、民的步伐，在“一切服从战争”的总原则下，粉碎日寇扫荡,起了很好作用。
耕涛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卓越才能，也曾引起外国记者的关注，当年美国的《时代周刊》曾以《1940年河北的领导人李耕涛》为题，对这位时任冀中行署的副主任作过报道。
李耕涛初到一分区的时候，由于赵玉昆团伙的叛变和杨上堃等干部的出走，一分区正按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亡羊补牢”，在做善后清查工作，防止一分区领地上再出现类似事情。
对内，一分区锄奸科科长杨德才，暂时代理原隶属赵玉昆部队的二十五团团政委职务，清查五支队中赵玉昆可能留下的余党分子。战争年代，都是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谁怜悯谁就可能吃亏，所以一经被组织怀疑，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当时的二十五团团长，赵玉昆的参谋长宋学飞首当其冲，成为被锄奸科审查并内定为要清理的首要对象。
对外，即军队外面这一块，居住在满城县几个赵庄，以及易县南北中几个独乐村一带的原孟阁臣主要支撑力量的卢氏一族，当时也成为被审查、被清理的主要对象。
对内这一块，因为属于军队范围，由一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具体操作。对外这一块，因为属于地方居民范围，具体操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刚到一分区的专员李耕涛。当年管这叫“落实到责任人，分片包干”。
当年一分区有两个执行最高权力的委员会，一个是军政委员会，另一个是锄奸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都掌有生杀大权，而且都是杨成武担任主任。在锄奸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上，除了一分区党政军有关领导都参加，而且，一分区锄奸科的几个干事也都参加。
如果按照锄奸科某些干事的做法：还查什么查？绑起来都毙掉算了，免得留后患。哪朝哪代都会有被冤死的人，吝惜那些人干什么？
在一分区锄奸委员会专门召开的宋学飞问题查证会上，屋外，杀气腾腾，李清川被调来做会场外的警卫工作，他亲眼看见，锄奸科那小队执行特殊任务的战士，连准备绑宋学飞的绳子都准备好了。在屋内最关键的时刻，被宋学飞救了一命的王道邦站起来说话，力挺宋学飞，最后杨成武做结论，选择了相信宋学飞是自己同志的处理方式。
李耕涛接手的卢氏家族问题也很棘手。卢氏遍布满城县、易县、涞源县三大县，自元明时期就在此地居住，是易满涞三县的望族。当年的统计，不算亲戚亲家，卢氏家族有人口三千余。1937年至1939年在易县狼牙山南活动的东北军孟阁臣部，因为有卢氏家族的支持，很快从一两百人发展到七千之众。
一分区锄奸科的敌情分析中，怕同样是易县的土著乡民赵玉昆用地域关系，拉卢氏家族投靠日本人，暗中与八路军作对。杨成武把这个铲除后患的棘手问题交给了刚来到一分区的专员李耕涛。
李耕涛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在有现成组织结论的时候，我尽量用历史档案的文字说话：
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并在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的易县，有一位开明士绅卢某，系清朝举人，在当地很有影响，耕涛同志作为负责统战工作的专署专员，毫不犹豫地安排他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还安排当地的一位名医任分区卫生部副部长（注：这里指的就是卢星文）。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后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期间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涞源县有个大地主卢某，在当地势力很大，他支持抗日斗争，边区政府把他列为统战对象。他经常到专署找专员李耕涛谈话，李专员借机宣传共产党统一抗战的政策。不久后边区政府实行“二五”减租，卢某不放心，把思想顾虑讲了出来。李专员耐心开导他：“既抗日，就要减租。不减租，群众发动不起来，抗日就没有力量。自己的小局要服从抗日的大局。”卢某认为专员的态度实在、真诚，于是主动减租，为当地推行“二五”减租带了个好头。
故事讲到这里，其实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想了想，还有一句不算多余的话要讲完。
易满涞三县的卢氏一族，抗战八年的杨成武、李耕涛的抬爱和庇护下，得以完好度过。但有一句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解放战争中，为了争取占农村最多数人口的贫下中农的坚决支持，也为了给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积累更多的经济财富，中共开始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这是一场在当时和在今天看来都是“极左”到极点的政治运动。土改中，许多抗战八年中对八路军有着重大贡献的地方乡绅被活活打死，家产被瓜分一空，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文化受到重大的破坏，以后的几十年间直至今日再未能恢复。
易县土改，矛头直指在几个赵庄一带居住的大户卢氏家族。而且，降临的灾难也将是毁灭性的。掉在水里拼死挣扎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是能抓住什么就死抓住不放手的。于是，易县的卢氏家族，找到了抗战时期曾在一分区担任支队长的定兴人张琴南。当时张琴南在察哈尔省政府下设的法庭任法官。
谁都知道，在枪杆子说了算的战争年代，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的。你连法律都没有，要法官那个样子货干什么？不就是个表面文章，图个好看的形式吗？抗战胜利公审汉奸，法官出面，最后宣判某几个汉奸死刑，于是群众一片欢呼。土改时候，依然这套把戏，只不过被公审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汉奸变成了地主。
张琴南出身定兴的张氏望族，也是自元明清就存在的“农村乡绅”，与相邻的卢氏望族自然会有所往来。因为家里有钱，张琴南在北平读的大学，学的法政专业，抗战爆发后才从国民党监狱里放出来，回到家乡参加抗战。
当活动在易县的东北军溃兵连长孟阁臣在狼牙山南拉队伍的时候，赵玉昆也开始在自己家乡的易定徐三县结合部一带拉队伍起家。孟阁臣的起家受到了卢氏家族的大力支持，屠户出身的赵玉昆，也把自己的眼光瞄上的本地的大户望族。当时，赵玉昆一是主要拉拢在自己家东绍村附近东霍村的前东北军营长宋学飞，另一个主要拉拢对象，就是定兴望族代表人物张琴南。以后，宋学飞给赵玉昆当参谋长，张琴南在赵玉昆实力最雄厚、武器装备最好的特务大队当副大队长。1940年2月赵玉昆叛变，宋学飞、张琴南都留了下来，坚持抗战。抗战后期，宋学飞一直任一分区主力之一的二十五团团长，张琴南也一直担任易定徐支队的支队长。
1942、1943、1944三年，张琴南因积劳成疾，经常患病。他自己的家定兴在敌伪统治区，于是住进了几个赵庄一带的卢氏家族中养病，一住就是很长时间。所以，1947年的5-6月间，晋察冀开始发动土改运动，在当时普遍“极左‘的大形势之下，落在贫农团手里的地主富户，结局往往是很凄惨的，能不能保住性命都很难说。情急之下，就像落在河里的人，哪怕抓住根稻草也不会松手的。张琴南就是这一根稻草。
1945年抗战胜利，张琴南原先带领的地方支队被编进新三团，他本人改行，担任法官。这是一个闲差，除了刚进张家口公审汉奸之外，这个法官再没有多少正经的用途。现在，1947年土改运动开始，他又要忙活公审地主的宣判大会了。在他的心里，出于本能，他无疑是很抵触这个彻底剿灭了乡村文化和乡绅阶层的土改运动的。心怀不满，就会有所表露，他想不到的是，他对土改运动的抵触，对易县卢氏家族的同情，竟然会使他丢掉性命。
易县土改达到高潮的时候，对卢氏家族的清算联系到了这个家在定兴、与易县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张琴南。我们只知道的是，他在巡回法庭的时候，被一伙易县贫农团暴徒绑到了易县，在公审大会上陪绑，随后被处决。一直到三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才被平反。
考察整个晋察冀战争史，其中与文革初期最相似的历史时期就是这个土改运动。群众说了算的贫农团，可以代替党的政策，绑架政府工作队。这种后果，直接导致出现一个说出不同意见就会掉脑袋的荒谬时代。
当年，张琴南遇难的消息传到一分区干部中时，所有认识张琴南的人都惋惜不已，可又都不敢说出什么。当年的形势就是这么“左”，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大祸。当年，一向有“大炮”之称的杨浩，对晋县土改中的某些“极左”做法出言指责，被当地的土改贫农团抓住不放，差一点作了“张琴南第二”。危急中，幸好政委王志廉调动学员部队，持枪相救，把人抢了回来。以后李清川为这件军民纠纷向上面报告：这些晋县贫农团搞得太不像话，闹腾的没有边了，竟然把矛头指向我们这些部队干部，肯定中间有坏人在唆使。
几十年后晋县当地政府写县志，华北步兵学校这是五千来人的部队，在晋县驻扎长达一年，竟然在县志中只字不提。一个县志，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如此之粗，连解放战争年代一件最起码的历史事实都没有搜集整理出来。
解放战争后期的李耕涛
再回到故事的起点李耕涛。当土改运动出现问题的时候，李耕涛在冀东当行署主任。解放初期，1949年6月，黄敬市长点名把耕涛同志调到天津，负责全市的财经工作。据传：“在天津协助市长黄敬主持全市财经工作的李耕涛，因为举止文雅，讲话富于神采，并且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被黄敬称之为市府的文人高干”，不久后升任副市长、市长兼市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李耕涛兼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和体委主任。1958年8月，在河北省省会正式建立天津体育学院，首任院长由耕涛同志兼任。
我曾问过毛刘之间的站立者是谁？没有回答对的。这个人就是李耕涛。
河北省军区在天津的时候，李耕涛对方国华等老一分区干部说：天津是修养的最好的地方，比北京一点不差。天津很可能要独立出河北省，今后再进天津就困难了。趁河北省、天津市还没有分家之前，就在这里休养吧。
据我所知，靠了李耕涛这层过硬的关系，老一分区的干部，除了方国华，还有曾任四旅参谋长的红军干部陈焕、曾任师长的齐景武、曾任支队长的王凤翔，当然还有一分区时叫“马汉三”的石坚，后来都在天津落户。来自一分区卫生部的王磊、陈姨夫妇就更不用说了，连住房都是李耕涛帮助安排的。
李耕涛积劳成疾，已经病入膏肓，1974年8月6日在天津中医医院病故，终年62岁。
一个有人性化而且作风正派的领导，也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福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很可惜，现在的那些党政领导，有人味、有人性、作风正派、不贪不占、不玩女人的领导越来越少了。
那个曾经为老百姓谋利益，吃苦在先、牺牲在先的共产党，你还能回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