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题记：
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敬·开宗明义章》）。下面几则读书笔记，可以证明一些不肖子孙在父母罹难时，不仅伤其发肤，而是伤父母心的悲惨故事。
一、思想家顾准的锥心之痛——拆下肋骨当柴烧
顾准（1915—1974），中共党员，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1934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1949年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局长兼华东财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53年调任中央建筑工程部司长，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57年曾被划为“右派”，61年被摘帽后，文革前的1965年又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临终前被摘帽。顾准先生一生可谓历尽坎坷连遭厄运，用灰色两字来形容他的一生，是不为过的。但其生前倍受冷落，死后哀荣的一些史实，又折射出他的子女们的丑恶心灵。下面摘录几个《顾准自述》及其弟陈敏之的回忆文章片断，读后不禁为之心恸！
顾准与妻子汪璧是从腥风血雨走过来的患难夫妻，但在顾准遭到厄运之后，发妻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坚持与顾准离婚，为了不使子女受到牵连，顾准同意了。但离婚后，汪璧的一些作法令人匪夷所思，特别是他们子女对乃父的态度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顾准自述载：
1、1966年9月回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第一天，靳汉生同志告诉我不准回家。我和汪璧已经离婚，本来已经没有家，也没有想回去。1967年4月接到三儿顾南九和崔红军两人自四川来信，引起了思家之念……1965年6月以后积存一些钱，根据协议书要交给汪璧，所以写信给汪璧要布票，并说明如布票见不到，我就要回去一次……，5月的一个星期六傍晚我就回去了，到家汪璧未回，五儿顾重之正在熬粥，一见我就问：布票给你寄去了，你为什么还要来？不一会，二儿顾逸东回来，也是同样的态度，不过他居然还告诉我‘姐姐’(长女顾淑林）是力学所造反派的头头，三儿顾南九、四女顾绣林两人一起去了四川这两条‘消息’。我把一个存折给顾逸东，他拒不接受。不一会，汪璧回来，一进门就言词责问我：‘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非要我马上离开不可，我原想长女回家见见她再走，汪璧火气越来越大，看她因重装假牙，满口无牙，面容极度憔悴，实属不忍，拿了我要的文件，连已经从柜子里拿出来的两双鞋也忘了拿，就这么又匆匆离开了这个‘家’。
2、1967年11月，我写信给汪璧，星期天清晨去取衣物，并说明我借所里板车去推。信去一两天，杨长福同志告诉我，汪璧有信给所里革命组织，要我在星期天晨七时去拿东西。到时去‘家’，东西都放在三层楼道‘家’门口楼梯旁边，大门紧闭声息全无。我一个人扛不动箱子，呼唤出来一个人帮我扛下去上车，竟也毫不答理。楼下有邻家老人走过，帮我扛了下来，离去时我把一些存单几斤粮票从大门缝里塞了进去。这一回我刺激很深，事后枕上有过泪痕。不过事情还没完，一个月后，寄来了二儿以下四个孩子和我断绝父子关系的文据……。”（摘自《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1月，第312—314页）
3、顾准六弟陈敏之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道：“……1974年11月初，他病危住院，我再度去北京到医院去探望并陪伴护理他时，他除了十分冷静的对我说，‘这次前门进来，将后门出去了’之外，向我表示，希望看看他所有的子女，他‘宽恕’他们，也希望他们‘宽恕’他。我忠实的转达了，也做了努力。然而，在那个把谬误当作真理，是非颠倒的年代，他的‘宽恕’并没有能够换来他的子女的‘宽恕’。1972年，当他年迈九旬的老母得知她的儿子受尽苦难，已经回到北京，想见一面时，因为她的妹妹不同意，而顾准和母亲为了大局，不要为此惹出麻烦，放弃了母子相见的念头，忍受了咫尺天涯不得一见的痛苦折磨。1974年，顾准病危，老母坚欲一见，考虑到此时年过九旬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于垂危的爱子相见，很难预料不会产生什么意外，就只好再三劝阻，母子终于不能相见，成为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历史学家会从整体上把它是视为历史悲剧。然而，妻子含冤屈死，子女因坚持‘信念’而断然与父亲‘划分界限’，年迈九旬的老母咫尺天涯，至死不能一见，所有这一切个人的不幸，对于一个享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来说，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才能忍受”。顾准去世前，经济所一致同意给顾准摘去右派帽子，但前提是要在组织给他的错误结论上签字（中国唯一的两次戴帽两次摘帽的右派），坚持真理的顾准在临死之前拒绝在强加给他的不实结论上签字，但办案人员称，你只要签字就可以见到你的孩子了，顾准为了见到子女含泪违心的签了字。在顾准临终前胞弟陈敏之给他的子女写了一封长信，表达顾准没有错，历史将证明你们的父亲是正确的。顾准在信的一处用铅笔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想见见你们。一请你们的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但是顾准临终前终未得到与其划清界线的子女们的‘原谅’，绝情的连遗体都没有告别，恩断义绝，以至于此。
4、一封信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与其子女形成的巨大反差
1974年11月17日（即陈敏之先生致顾准长子、长女信后第八天），顾准收到了一个年轻姑娘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会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人。几年前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经济所在河南息县劳改），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顾准在病榻上读到这封感人至深的信，留下了眼泪。写信的人叫徐芳，小名咪咪，是经济所张纯音女士(已故）之女，1969年11月，经济所迁离北京时，随母南迁。在干校期间，咪咪给顾准最难得的关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的送一些奶粉给顾准补充营养。（以上来自朱学勤《迟到的理解》，《文汇报》转自香港报刊）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顾准之子顾重九，现名顾南九，所谓的经济学家，至今还是连血都红的发紫的左派，不断的赞颂那个神奇的伟大人物，称：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笔者认为，如果那个伟大人物若还存在，就真没有我们的今天了。对这样没有正义、道德、良知、人性的弱智人物，我都替他羞耻，不谈也罢……
附：徐方相关回忆：
74年夏，我的病略有好转，返回兰州（歌舞团）工作。在此期间，常和顾伯伯通信。我在信中一如既往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他回信对每个问题都悉心解答，并勉励我努力学习，日后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一天，接到母亲的信，我满心喜悦，可看到的竟是这样的内容：“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已宣告无能为力……”犹如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倒在床上嚎啕大哭。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伯伯这些年来历尽磨难、家破人亡，现在好容易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可以从事探索研究，把经过多年思考、日臻成熟的思想写出来，你却这样快就要夺去他的生命！
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北京去看他，可是……万般无奈，只好给他写信。以下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的片断：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的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信寄出后，我每天怀着焦急的心情默默祈祷：伯伯，你可一定要挺住啊！明年春天全国文艺调演，到那时就能见到你了。可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十几天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顾伯伯于12月3日凌晨病故。
顾伯伯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对于母亲和我来说，失去了一位极其难得的良师益友，为此痛心不已。
屈指算来，从认识顾伯伯到他去世一共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每一点一滴的进步，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七七年底，当我捧着“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时，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深知要是没有当年顾伯伯的指引，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这一天。伯伯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吧？
二、与父断绝关系的盛成之子——闹剧总有收场时
盛成先生（1899—1996）是本世纪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中法文化使者于一身的世纪老人。他智力超人，是“辛亥三童子”之一，12岁时被孙中山接见，五四时是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与周恩来、许德珩结为同志。他29岁时用法文出版《我的母亲》，轰动当时法国文坛，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罗曼·罗兰、萧伯纳、梅特林克、纪德、海明威、泰戈尔、居里夫人、罗素、毕加索、戴高乐等均给予高度评价。他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密特朗、希拉克、土耳其总统凯末尔、越南胡志明主席座上宾。他曾经在北大、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游历欧美31年，期间曾婉辞戴高乐所赐的勋章，1978年回国，1985年法国驻华使馆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法国国家电视台专题摄了盛成纪录片，引起很大轰动。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欧阳竟无先生的弟子，蒋经国的朋友，连战的老师。蒋介石夸“盛成有两下子”。中国的许多社会名流，如老舍、巴金、吴晗、郭沫若、齐白石、刘海栗、徐悲鸿都是他的朋友，他是20世纪的见证人。归国后，由邓小平批示任北京语言学院一级教授，1996年驾鹤西归。
我手头有一部他的成名作《我的母亲》，看过之后慈母形象跃然纸上，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伫立眼前，同时也知道盛先生是一位大孝子，是知恩图报的仁义之士。但遗憾的是，他的孝道并没有在他儿子身上传承下去，儿子成了逆子，让人看后感慨万端。《盛成回忆录》有以下记载，现摘录如下：
“‘文革’时，我大儿子曾登报与我脱离父子关系，现在情形变了，他想利用我，打着我的名义向北京市政府要房子，我过去认识的人他都去。我回家不想做官的原因，就是我自己可以管自己，但管不住家里的人！”
盛先生讲了他大儿子与他的几个故事：盛先生内弟郑成武与胡耀邦很接近，文革中被迫害死，胡为其平了反，盛先生的儿子跑到胡耀邦处在门口大哭，进去后他说他是郑成武的外甥，也是盛成的儿子，说他爸回来这么久，为什么还没安排工作。之后，他儿子又去找叶剑英。“叶派了副官同我联系，发生这些之后，我就决定不同我儿子恢复关系了。”
还有一件事，盛先生去台湾时，留下很多东西，存在一个姓陈的人家里，1945年他请了两个律师查封了所有物品，并加了封条，他儿子留下来，动用了这些东西，并嫁祸于姨母。在海外的盛先生给他儿子写了很多信，他一直没回信，1973年，盛先生将信交给亲属转交给他儿子，让儿子回信，儿子不理。盛先生评价他的儿子：“讲话都是假大空，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不知他在国内如何变成这样？令人伤心……” ④
三、吴宓之女吴学昭的反复——人间往事难忘却
吴宓，著名学者，诗人、教授、哈佛文学硕士，钱钟书、李斌宁先生的老师，他的一生不仅婚姻不幸，生活不幸，更为让他伤心的是他的三个亲生女儿都成了他的叛逆。
吴学昭是吴宓的三女儿，作者知道吴学昭的名字是她写的《听杨绛讲往事》，后又发现吴宓的日记，日记续集整理注释均是吴女士，对此而生敬意。但在读《吴宓日记》续集第10集时独缺1974年日记，在该书567页有一注释：“此《书目》开列之作者文稿藏书及友生书函诗稿，今仍在周锡光处，不肯归还家属，这也是《吴宓文集》至今不得出版的重要原因。”看到这个注释，笔者批上“周锡光⑤，恶棍也”五字。后在网上一查始知真相，此批对周锡光有点冤枉，曾有一文《<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⑥，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为周锡光进行了辩白：
吴学昭，吴宓先生之女，网上查询是1929年出生，实际是1928年7月1日出生，查吴宓日记记载：是日星期在校编稿《学衡》62期出版。中华函催稿，殊愧且急也。
是晚心一生一女，拟名学美。
按，心一，吴宓妻子陈心一，学美即吴学昭。网上记载生于上海有误，实为北京，吴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宓7月3日日记明确记载“宓在苏州胡同灯市口等处选购皮鞋……五时，至南月牙胡同寓宅，见心一等。姑母今日在此间照料”等语（见《吴宓日记》IV卷83页—84页）。此时，吴宓已与妻子分居，学美在其吴宓姑母家照顾，在吴学昭出生一年又二个月的1929年9月11日，吴宓与心一离婚（同上日记285页）在离婚协议上对子女抚养费约定三个子女归心一抚养，抚养费及学费由吴宓按月支付直到大学。学美是吴宓的第三个孩子。
一出生就不在及父母身边的吴学昭对乃父没有感情，并有愤懑之心是可想而知的（这是吴宓个性的始然，也是他的人生悲剧之一）。吴宓离婚后虽然不断的给发妻及子女寄钱，但人地相隔，难免疏远。
再者，吴宓是个好色夫子，生性浪漫，终生追求毛彦文，并且见异思迁，不论学生还是少女，不论华人还是洋人，都要揽入怀中。吴学昭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解放前改名萧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她是原高教部长蒋南翔的第二任妻子，曾任《中国儿童》主编、《中国少年报》副秘书长，新华社、人民日报驻外记者……
学昭1948年大学毕业可能是由吴宓介绍到武汉日报实习的（吴宓当时兼《武汉日报》副刊主编），暂短的接触，实习期间一个月父女关系比较融洽。
后来因观念、地位、身份等变化，父女关系渐行渐远，据《<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文中介绍，1961年吴学昭因个人问题调出北京城，给安排到中共西南局机关，甚是重用，名声远扬。萧光之名在动乱年代广为人知，文革结束后她恢复吴学昭之名，却试图否认“萧光”的存在。数十年后，吴宓与吴学昭同处一省，可他与吴宓接触的时间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的，而每次相见，她都以坚定的中共党性原创，领导也似地批判训斥父亲的反动、顽固。吴宓也常常把自己领导首垂听的尴尬情景告诉周围的朋友，当时西师人多闻知。后来，吴宓被折磨得腿瘸眼瞎，学校当局与吴学昭三姐妹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接回老家，不几时气绝身亡。吴宓死时，她们当然不在身边，连葬礼也拒赴。
按，周锡光原为西师吴宓的学生，师生之情较深。1973年吴宓担心身后文稿被毁，将一部分文稿、日记托付给周代为永久保存，这些文稿包含吴宓1974年的日记。吴学昭在整理乃父日记时索要这部分文稿，周拒绝交付，为此吴学昭起诉周锡光，后因有吴宓有代为保管的遗嘱，致撤诉。《<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文中对吴学昭使用了一些过激的语言，刺激吴学昭先生，实属不该。特别是在引述吴宓日记时断章取义，夸张比附，指责吴学昭女士大逆不道，不忠不孝，但离史实相去甚远，原文为：“吴学昭一生和吴宓接触时间‘有限’，而最长的是她作为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那一个来月，却惹得老父‘甚气苦’，不读‘吾书’，光‘每日食’父亲用的补药。看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吴宓的日记直让人心惊肉跳 ──‘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宓强持和静，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⑦
注释中称上述引文详见《吴宓日记》1948年7月24日、7月28日、8月4日。笔者为慎重起见，核对上述日记与文中叙述多有不合：
a、1948年7月24日日记涉及吴学昭的内容只有一句：“晚，率昭访煦、榴夫妇，遇昌。又独访薇，遇许海澜，昭赴熊宅。”
b、1948年7月28日：“……近昭每日食宓鱼肝油三次，然宁愿昭读吾书也。”无“甚气苦”，“不读吾书”字样。
c、1948年8月4日日记：“……早起以补衣与昭争执，易裤，费时。”⑦
对该文不忠实日记原文，罗织不孝罪名的态度，笔者不放苟同，父与小女儿（学昭当时20来岁）之间因生活琐事或观点不和相互争吵几句，乃人之常情。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子女岂止是争吵，而是不理父母！细读吴宓在此期间的日记，对女儿学昭关爱有加，经常携女访友、吃饭，不断供给钱物，也没有发现吴学昭对及父的大不教之辞，吃几粒鱼肝油算不了啥事，谈不上“心惊肉跳”。这里要为吴学昭先生打一点抱不平。
同时还要建议周锡光先生将吴宓文稿交给一家出版社，作为补遗出版，让研究吴宓的学者和读者了却一桩心愿。否则，作为私密保存，不仅容易遗失，也与死去的吴宓先生的初衷不合。请三思而行之。
如果范旭仑、李洪岩的叙述不错的话，吴氏三姐妹做的有违人伦道德。父与母离婚对子女造成伤害是必然的，但是吴宓从始至终供养原妻与抚养子女。仅凭是吴学昭是吴宓所出这一点，她们做的实在过格了。现在有些人老拿当时的历史背景做挡箭牌，就是不进行灵魂的反思。我们不仅要问，在那个时代的章诒和女士（头号右派章伯钧之女）、老舍之子、陶铸之女陶斯亮、邓拓、吴晗、夏衍等无数名门之女在及父蒙难的时候咋没有同家庭划清界限呢？
吴学昭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笔者无意对她的行为做更为苟责的批评，相信她晚年已做出了心灵的忏悔，虽然没有见诸任何文字。
吴学昭晚年不辞辛苦，整理乃父文稿，出版吴宓日记20多册，并若有《吴宓与陈寅恪》、《听杨绛讲往事》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对此，我们应该原谅吴学昭女士，祝她健康长寿。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引文参见易中天著《书生傻气》
② 朱学勤《迟到的理解》，《文汇报》转自香港报刊
③ 徐方：《两代人的良师益友――怀念顾准伯伯》，原载《博览群书》1999年第2期）
④ 引文摘自《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187—190页
⑤ 周锡光，1943年生于成都，196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吴宓的关门弟子，与晚年吴宓往来17年不辍。曾编辑出版梁漱溟两部著作，退休前为巴蜀书社副编审，现为成都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陶瓷专委会会长，国家艺评委四川地区专家组组长。
⑥《<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作者范旭仑、李洪岩，著名“钱学家”，合编《钱钟书评论》等多部“钱学”作品。
⑦《吴宓日记》1948年7月24日、7月28日、8月4日
壬辰中秋于苦吟斎，挥扇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