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转贴 投石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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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
于艳茹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The Fronde”of French Public Journalism in 1775
YU Yanru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转贴] 投石党运动

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

于艳茹

摘要

传统新闻史认为,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新闻业处于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因此在1789年革命前没有发起过对旧制度的攻击。然而,新研究表明,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曾经在政治上突然变得激进化。这一现象与一批涌入新闻业的受挫剧作家有关,更与当时新君即位、莫普改革失败和高等法院被恢复等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但是,激进的新闻业不久便遭到官方镇压,重新被纳入王权书报审查制度控制之下。到了1779年,一切归于沉寂。然而,这次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还是对岌岌可危的旧制度造成了沉重打击。

关键词

大众新闻业、戏剧批判、激进政治、书报审查制度、梅西耶

作者简介

于艳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电邮:implato@sina.com。

“The Fronde” of French Public Journalism in 1775

YU Yanru

Abstract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theFrench journalism of the Old Regime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strictcensorship. The French journalism didn’t attack the Old Regimeuntil the 1789 Revolution. However, the latest researches haveshowed that in 1775, the French public journalism had becomeradical in politics. This phenomenon is not only linked with thefrustrated playwrights who swarmed into the journalism, but alsowith a series of political events, such as the accession of the newking,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 of Maupeou and the restoration ofhigh court of justice. The radical journalism was suppressed by theauthority very soon, and then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royalcensorship again. By 1779, all had fellen into the silence.However, this transitory freedom of the press had hit theprecarious Old Regime very hard.

Keywords

public journalism, drama criticism, radical politics, censorship,Mercier

Author

Yu Yanru is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University. Email:implato@sina. com.

传统新闻史认为,在旧制度时期,处于严格书报审查制度之下的法国新闻业在政治上是乏味的,只是到了1789年革命发生之后,新闻业才“通告了公共舆论……使人民离开了愚昧和奴役”(Walter,1946:36-40)。然而,关于旧制度报刊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当时的书报审查官可能被欺骗和设法避开了。1750年之后,报人数量迅速增长到700人左右(Gelbart,1984: 493)。 在1770年代,新报人们从十七世纪的投石党运动1中获得灵感,将论战伪装在讽喻中或者放进貌似无冒犯性的短剧本中,而读者也学会了如何从含沙射影的评论中提取信息。因而,新报人巧妙传播了批判旧制度的颠覆性评论,地下时事通讯能够在书报审查制度控制之外流传。

一、1775年激进新闻业的爆发

1775年,一个新报人群体使合法报刊变得激进化。他们自称“投石党人”或“指责政府者”(frondeur),主要是来自第三等级的受挫剧作家,包括梅西耶(Mercier)、勒弗埃尔(LeFuel)、杜库德雷(duCoudray)、兰盖(Linguet)、勒图尔讷尔(LeTourneur)、拉特里奇(Rutlidge)等人。他们的剧本在王权控制的法兰西喜剧院遭到抵制,尽管戏剧在某种质量控制程度上的运作是合理的,但他们认为,他们的戏剧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拒绝的,因为它们表现了对资产者甚至大众的同情心。对他们而言,喜剧院是一个固执的、有特权的过时制度的象征。他们的抗议很快波及到王权体制内的其他机构,如法兰西学院,和国家保护的报纸,如《法兰西公报》(Gazettede France)和《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France),以及国王的大臣们本身。实际上,这种产生于受挫自尊心、针对喜剧院的孤立而零星的控告,已经爆发了整个十八世纪。但是现在,这个受挫剧作家群体联合在一起,带着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强化意识,去集体抗议一种他们认为不公正的东西。

他们将政治攻击伪装成戏剧批判,给报纸冠以无辜的、冠冕堂皇的刊名,比如《贵妇报》(Journaldes dames)、《戏剧报》(Journal du thé âtre)、《关于演出的信件》 (Lettres sur lesspectacles)、《新旁观者》(Nouveau spectateur)、《英国报》(Journalanglais)、《喋喋不休报》(Babillard)、《新外国报》(Nouveau journal étranger)、《戏剧通讯》(Correspondancedramatique)等。这些报人变成了自封的发言人,对抗法团社会和绝对主义的价值观。因为他们从联合行动中获得了动力和勇气,他们忘记了个人的委屈并且作为有公德心的公众仆人而斗争,试图拯救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报纸充满这样的责难口号,比如法庭、国民、共和国、权利、公民、自由、爱国主义、人民和法律,他们互相敬称为“罗马人”,这是他们能够授予的最高形式的赞美 (Gelbart,1984:495)。这个新报人群体模糊了被查禁和被允许新闻业的传统界限,要求言论自由,成功地在定期被审查的期刊上传播了以往只是秘密流传的猛料。

二、时事政治背景

1775年激进新闻业的爆发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驾崩之后的十八世纪,是法国王权衰落而贵族复兴的旧制度晚期,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穿袍贵族的高等法院与国王政府之间的斗争。1760年代晚期,高等法院利用老国王路易十五的衰弱和懒惰,日益大胆地使用他们反对王权的抗辩权。因此,国王掌玺大臣莫普(Maupeou)担心十七世纪的投石党运动会重演。为了恢复秩序,从1770年底开始,他用绝对主义打击镇压了不听话的巴黎高等法院,放逐了高等法院法官,史称“莫普改革”,这也被视为绝对王权的最后一次挣扎。莫普当时更换了原来的法官(他们称自己是爱国者,并且声称是王国基本法的守卫者),代之以不出名的“胆小法官”(他们是国王的应声虫,主要出自传统上温顺的显贵会议)。

对于作家和报人而言,莫普主政时期同样是严酷时代。在1770年代早期,文人遭受了由莫普、泰雷(Terray)和代吉永(d’Aiguillon)组成的“三驾马车”专制内阁的压制。他们抱怨新内阁试图恢复黑暗时代(Bachaumont,1777-1789:326)。许多报纸被取消,鲜有新特许权被授予,国王书报审查官马兰(Marin)一跃成为政府官方《法兰西公报》的编辑。莫普内阁支付给马兰1万里弗尔的年金,以使报纸充满拥护绝对主义观点的文章(Aimé-Azam,1938)。在这些年里,批判观点在煽动性的畅销禁书中保持活力,比如《秘密回忆录》(Mémoiressecrets)、《莫普轶事》(Maupeouiana)和《故事报》(Journalhistorique)等等,渴求新闻的公众转向它们。这些著作主要由皮当萨(Pidansat)撰写,将莫普描写为面黄肌瘦和无精打采的“令国民恐怖的人”,他有着“人们可能唾弃的、最令人讨厌的面容”。它们也描绘了关于被驱逐的高等法院成员的浪漫化观点,将他们描绘为公共福利的保护者,人民的保民官,所有反对专制国王的公民的守卫者。皮当萨的出版物暗中削弱了莫普的权威,也为受挫剧作家提供了一种论战新闻业模型。

转机出现在1774年路易十五驾崩之后。年轻的路易十六即位,缓解了政治气氛,正好向梅西耶及其群体提供了机会。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喜欢戏剧,似乎对它们的爆炸性潜能没有注意或者漠不关心。所以,作家们对更大的表达自由怀有高度期望。为了赢得国民的爱戴,新国王立即免除了莫普的职务,并且召回被流放的高等法院法官。他用包括杜尔戈(Turgot)和马勒泽尔布(Malesherbes)在内的自由改革派内阁代替了令人憎恨的“三驾马车”。沙特尔公爵(ducdeChartres)是国王夫妇的一个密友,一个来自习惯上反叛的奥尔良旁系家族的堂兄弟,这个家族传统上与高等法院成员并肩作战对抗王权(Britsch,1926:114)。沙特尔抓住时机在新政府中安插他的被保护者:一个就是皮当萨,他获得了一个王室书报审查官的职位;另一个是克雷毕永(Crébillon),他取代了马兰作为警察局书报审查官。而皮当萨和克雷毕永是梅西耶及其圈子的亲密朋友,这样的高层盟友鼓励报人在他们渴望创办的报纸上发表他们关于喜剧院的观点,也为他们的其他作品授予特许权,并且保护他们免遭任何方式的“令人不快的麻烦”和“几乎严重的迫害” (Mercier, 1782-1788:T.X,25-30)。保护者们一被安置,梅西耶就在1775年4月收购了《贵妇报》。其他激进的大众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三、大众新闻业的“狂飙突进”

以梅西耶《贵妇报》为代表的新报人的激进报刊,主要有三大主旨。首先,攻击法兰西喜剧院,赞美高等法院。出版、舞台和法院一致地要使公众脱离愚昧并带来法国的革新。梅西耶的真正戏剧概念更多是政治的不是文学的。他的戏剧用于激发公民精神和责任感,表明意图的高贵和品质的伟大不存在于出身名门者那里,而是存在于忙碌勤奋的平民那里。梅西耶主张,剧作家是一个“立法者”,一个“苦痛和屈辱的诠释者”,一个“被压迫者的公共雄辩家”(Mercier,1773: 137-139)。梅西耶的《贵妇报》,赞扬了昂里翁 ·德·庞塞(Henrion dePansey)的口才,后者是一个高等法院法官,刚刚写了几个反对喜剧院及其理事会的法律陈情书(Mercier,1775:251-255)。梅西耶回忆了投石党运动,将其理解为一场高等法院和人民联合反对专制的斗争,把它作为法国历史的伟大时刻之一。对于梅西耶而言,不止是最近的国王加冕,而且是高等法院的召回恢复了法国的希望(Mercier,1775:63-75)。《贵妇报》将法院表述为代议制团体,“元老院……阐明了国家构成的主要原则”(Mercier,1775:242-243)。梅西耶甚至写了最卑贱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Mercier,1775:233-239)。当巴黎警察局命令他放弃他的运动并且颁布一封密札逮捕他时,他求助于高等法院,要求在这个国民法庭前的公平审判。

其次,互相宣传彼此的报纸。勒弗埃尔在1775年出版了他的报纸《关于演出的信件》,充满对既存秩序、演员、大臣甚至哲人的谴责,勒弗埃尔嘲弄他们是懦弱和无用的,或者厌恶他们是专制的阴谋集团,它阻塞了局外人可能获得文学认可的渠道。勒弗埃尔对比了梅西耶《贵妇报》中新鲜有力的思想与体制内报纸的索然无味的平庸措辞,后者向权力投降,是一种新闻业的耻辱。勒弗埃尔相信,一份报纸一定要将公共事件通知它的读者,并教育他们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梅西耶的《贵妇报》还以恭维,称勒弗埃尔是人民的保护者,并且欢迎他的附有喜剧院派别中丑闻和腐败故事的报纸。梅西耶希望,这样的揭露将拯救法国舞台和民族本身,通过允许戏剧变成它想要成为的样子:强大的道德机器(Mercier,1775:359-364)。另一份在梅西耶《贵妇报》中热情支持的报纸,是匿名的《英国报》,由包括梅西耶的密友、莎士比亚的译者勒图尔讷尔在内的一个团体编辑。作为共和派罗马的赞赏者,勒图尔讷尔为他的莎士比亚译著写了一个富于政治性的序言。它通过了克雷毕永的仔细审查,它的预订名单几乎包括了整个爱批评的圈子。梅西耶赞美勒图尔讷尔的独立力量,他拒绝原则上的妥协,实现了伟大。

再次,某些更激进的报人抨击所有阻碍言论自由的人。例如拉特里奇,他四处树敌,不仅抨击那些抵制他戏剧的人,而且还抨击任何阻拦自由言论的人。拉特里奇尤其敌视被他视为诡诈敌人的启蒙哲人:因为哲人们实际上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一部分,完全献身于保留特权,他们利用他们现在支配的法兰西学院、报刊做声明,从不鼓励读者们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拉特里奇恨伏尔泰,因为后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敌意和政治保守主义,他尤其通过否定公众自我思考的自由而滥用了他的名望。拉特里奇称路易十五的大臣们是邪恶和腐败的,鼓励他们主人的挥霍并且毫无悔恨地镇压发抖的人民,莫普在他的反面人物名单上赫然在目。为了使法国免于瓦解和毁灭,“我们将被迫不敬地批判许多公认的观点……大胆地讲出过去的政治谬误”(Rutlidge,1777: 249)。

另外,这些报人们用不同方式相互扶持。首先,他们互相忠诚地宣传。例如,兰盖的《政治报》报道,梅西耶的戏剧,在巴黎被愚蠢地禁演,在里昂风行;他提供了勒弗埃尔报刊的详细内容介绍,尤其指出了审查官克雷毕永对它的热情赞同(Linguet,1776:134/509)。他对其他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人提供支持。其次,一些互助的报纸制定了同样的地址。《英国报》在蒙托尔格耶街和莫法松街拐角的意大利剧院出售,这里是另类的竞争舞台,上演拉特里奇和梅西耶的戏剧,以打破喜剧院的垄断。《英国报》也与《贵妇报》一起在卢森堡花园附近的图尔农街出售。有四份报纸在王宫广场由沙特尔的书商埃斯普利发行,他自己曾是一个地下书贩,在1760年代因为走私和出售被禁小册子而与警察发生冲突(Zephir,1974:31/277)。而王宫广场是沙特尔的住所,一个警察不能渗入的特权区域。再次,当图书贸易行会官员和警察制裁干涉它们的传播时,他们印刷和重印彼此的文章。例如,勒弗埃尔的《戏剧报》从《贵妇报》那里重新收录文章(DeMéricourt,1776:54)。当轮到勒弗埃尔的报纸被停刊时,两份新报纸被创立,带着继续斗争的意图。杜库德雷一直赞赏兰盖、梅西耶和勒弗埃尔是打击专制暴君的勇敢运动员。他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戏剧通讯》,第一个尝试复活勒弗埃尔的报纸。杜库德雷宣称,他的新报纸将做下一件最好的事,给勒弗埃尔以前的付费预订者打三分之一的折扣(DuCoudray, 1777: 144146)。第二个新报刊是拉特里奇的《喋喋不休报》,它以投石党运动期间流传的激进地下报纸命名,那个地下报纸语言如此简单,价格如此低廉,以致于它似乎定位于平民受众。

四、镇压与沉寂

梅西耶团体一成形,就威胁了像弗雷隆(Fréron)那样的保守报人以及体制内的启蒙哲人。弗雷隆的《文学年代》(Annéelittéraire)称梅西耶是“本世纪最精神错乱的疯子”,并且怀疑他的报人概念是宣传家。“不仅他明显因为他自己的精神组织而极端精神错乱;他声称他是一个心智极低者世界的唯一合理存在。”(Fréron,1774:73)格里姆(Grimm)的《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littéraire)充满对报人剧作家的“傲慢”、“野蛮”、“暴力思想”和“粗俗同情心”的谴责,格里姆认为,这些人的陈情书应该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它们激起了不满、混乱和革命。“平民无权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世上没剩下任何体面吗?勒弗埃尔的报纸糟粕怎么敢涉及一个君主?”(Grimm, 1777-1782: T.XI, 60-62) 拉阿尔坡(La Harpe)则觉得被这个带着“人民”的团体所威胁。“为什么梅西耶认为,我们的戏剧必须是为了人民,不停地重复人民这个词,谴责我们蔑视和忽视了人民?”如果梅西耶严肃地相信,大众应该有时间、方法和智力出席观看戏剧,“他会让世界天翻地覆! ”(La Harpe,1778:175-177)拉阿尔坡恐惧报纸落入没文化和粗鲁的人手里。他认为,梅西耶的《贵妇报》暗中削弱了“有涵养者的整个秩序”。而且他这样说《戏剧报》:“天才因这个报纸而义愤填膺,那里大人物被辱骂。首要的,那里整个作品有一种卑鄙、野蛮、粗俗的风格。它使我厌恶,堕落到这种地步,去讨论这样无知的狂妄语言,但我们必须警告读者,这种报纸是出自最低阶级的底层生活,他们写了平民习语并判断咖啡馆里的名誉……克雷毕永怎么能帮助和赞同一个攻击天才的作品?”(La Harpe,1776: 260/389)

书报审查官皮当萨是最早预见到将来的整肃和危险的人之一。尽管他意图充分利用新政府的温和,但他感觉到,表达的放纵以及文人进入以前的法律和政治禁区,将带来一种莫普时期的严酷审查。皮当萨是正确的。到了1776年,路易十六的自由内阁垮台了,警察书报审查官克雷毕永被解雇,一年后他沮丧地死了。对梅西耶等报人的迫害也接踵而至,根据《秘密回忆录》,所有人都被谴责“写了有悖于对陛下权威的敬意的东西……”(Métra, 1776: 56/121)。王室法令规定,梅西耶团体必须将所有涉及戏剧的抱怨说给国王御前会议,高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进一步的司法权(DesEssarts,1777: 167-168)。

新闻业整肃运动开始变得严厉起来。批判政府的报人被其他更加温顺的人代替:梅西耶被“和蔼诗人”朵拉(Dorat)代替,勒弗埃尔被喜剧演员普勒维尔(Preville)的女婿沙尔努瓦(Charnois)代替,兰盖被法兰西学院院士拉阿尔坡代替。大臣的党羽、出版业大亨庞库克(Panckoucke),与他的妹夫、书报审查官絮亚尔(Suard)一起,帮助政府根除了这些讨厌的出版物,它们的竞争已经使官方报纸凋萎。大臣们让絮亚尔负责审查并坚持检察1777年创刊的日报《巴黎日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他的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絮亚尔先生一直是保王派”,“他从未支持采纳英国的宪政”,“让那时的报纸充满他对君主制的感情,我们亏欠对国王的尊敬,反对出版和戏剧的放纵。”(Mme Suard, 1820: 157-160)絮亚尔谴责用于激怒人民的煽动性的、诽谤性的和可耻的作品,导致意见误入歧途,引起针对所有他们应该热爱和尊敬之物的暴动。絮亚尔批判这些“反常和愚蠢”的作家:他们称自己是“爱国者”,但是真的决心毁灭祖国(MmeSuard, 1820:160/163)。他写了关于《戏剧审查制度》的透露内情的剧本,论证传播媒介中自由言论的危险:人群可能轻易地失控,这样的大众沸腾必须被不惜代价地避免,为了保持永远不会恢复的秩序(Suard,1804-1806: 312/318)。

皮当萨丧失了书报审查官的职务,承担了记录敢于挑战官方特权的报纸解体的责任。高等法院被私人利益驱动,法官们从他们1774年勇敢的宪政修辞中退却,陷入将持续整个1780年代早期的沉寂时期。因为高等法院的背叛而伤心,皮当萨在1779年自杀。不断嘲笑的格里姆很快指出:皮当萨甚至以罗马风格做这件事,像塞涅卡一样,在公共浴室里割脉(Grimm,17771782:T.XII,338)。随着皮当萨的死去,新报人网络实际上解体了。拉特里奇的《喋喋不休报》是最后消失的报纸,他认为《巴黎日报》和《法兰西公报》是阻塞思考习惯的阴谋的一部分,使读者呆在黑暗中(Rutlidge,1777:270)。最终,絮亚尔接管了报纸并消除了它,而拉特里奇后来被监禁了五年。其他人发现,从他们的祖国外部寻求庇护并继续他们的抨击是更加谨慎的,于是纷纷逃往瑞士和英国。流亡的爱批评者,因为他们的报纸被霸占以及合法渠道被关闭而变得进一步激进化,转向写作诽谤作品。勒弗埃尔粗制滥造了狂暴的小册子和政治色情作品;兰盖邮寄公开信,严厉批判整个法国行政机构;梅西耶则主要致力于禁书《巴黎图景》的创作和出版。他认为,现在总体上是不可能在法国土地上讲真话了,不仅是国王、大臣和书报审查官,而且还有曾经的盟友高等法院,他们正在阻碍而非保护那些为人类自由的扩展而斗争的人们。“所有在巴黎出售的报纸说着同样的事情……彼此毫无矛盾,一切受制于官方……一切同样地好好背诵它们的功课。”(Mercier, 1782-88: T.VII, 11-12)

到了1779年,所有激进报纸都消失了,其中大部分被庞库克收购。在1770年代中期这个有弹性的时刻之后,严酷的新闻业审查制度申明,王室报刊再次变成主导。

结语

从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昙花一现的“投石党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尽管与国王充满权力斗争,但终究同属于统治阶级,所以他们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出身平民等级的新报人;而新老国王虽然有政策上的细微差异,但终究要维护绝对王权的统治,不能容许言论和出版自由。然而,这场在革命前新闻业中以戏剧批判为幌子进行的政治批判,作为晚期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只是实现了短暂的新闻自由,但仍然对本已岌岌可危的旧制度造成了沉重打击。另外,梅西耶等新报人已经提出了关于新闻监督职能的最初观念,他们将报人视为宣传家,试图公开事实,揭露阴谋。因此,关于法国革命前新闻业缺乏政治批判性的传统说法需要修正。

注释 [Notes]

1. 投石党运动(1648-1653),是路易十四统治初期,贵族和平民联合起来反对绝对王权的一场政治

运动。官方报纸《法兰西公报》坚定地捍卫王后奥地利的安娜和红衣主教马扎然,而大众激进主义的文学小册子呼吁建立一种共和国并且辱骂君主和大臣。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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