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当年，这些人潮水般涌入北大荒时，意气风发，心怀憧憬。如今，他们连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大记得了。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们住进了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不到5公里的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里，他们都是患有精神病的人，大多数的他们早已没有当初强烈返乡的意愿，他们想着的只有“回去劳动”。那么北大荒这么多知青为何患精神病呢？谁也说不清楚！
“北大荒”旧指中国黑龙江省北部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西部是松嫩平原区。嫩江从伊勒呼里山千里南下，与松花江双水合流。东部是著名的三江平原区。黑龙江一泻千里，松花江九曲十折，乌苏里江温和恬静。三条水脉在平原深处幽然相会，东流到海。这里并非自古以来就荒凉无人开垦，曾经击败辽与北宋的女真人就在此生存发达。清朝时满人大量入关，俄国势力趁虚进入；加上清王朝为了巩固祖先的龙脉，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使得边境千里人迹少见。直到中国五十年代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才使得北大荒变成了如今的北大仓。
百里无人断午烟，荒原一望杳无边。20世纪50～70年代曾组织复员转业军人、农民、知识青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垦殖，创建了一大批国营农场，已建成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商品粮基地，北大荒已变为北大仓。但由于过量开耕，使湿地面积减少了80%，大量稀有动物失去栖息地。现在已经退耕还林了
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郜阿利
李俊英
张慧颖
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不到5公里的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里，很多事情被遗忘了。李大水使劲挠了挠头，记不起自己是哪一年到了北大荒，而李俊英手微微抖着，喃喃地回忆了很久，也没弄清楚自己在天津的家住在什么位置。
这里的另一个称呼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50多名北大荒知青精神病患者住在这里，试图重建生活。对于过去，这里的人们态度复杂。一名护士说：“我们不希望他们记得过去的事情。”而郜阿利则站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摆摆手，用浓浓的上海口音说：“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提。”
下乡
郜阿利生活在一段并不清晰的回忆里。3月19日下午，他蜷坐在阳光明媚的病房一角，试图用缓慢的发音还原这段回忆里某些场景，却丢失了很多细节。
46年前，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读到一半，就坐上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附近一个叫做“南横林子”的地方。这里是八五二农场的总部，他在这个农场断断续续度过了十几年，此后再也没有走出它的阴影。
郜阿利已经无法用语言解释他当年的选择。这个穿着整齐的灰色中山服的老人一脸严肃，镇静药物抑制了他的情绪，他说话时慢得好像在念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章。“我经历了很多折磨。”他如此总结了自己69年的人生，却说不出这些折磨是什么。
在八五二农场，他当过农工，当过老师，当过护林员；他恋爱、结婚、生子，然后在患上精神病后与家人疏远；但这些模糊的陈述并不能勾勒一幅清晰的图景，如果追问下去，他的思维就开始进入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世界。
关于郜阿利那段艰难人生的记忆散落在许多地方，要寻找它们并不容易。他原先的队友大多回了城，一个叫刘进元的人还记得，读过大学的郜阿利有些清高，不怎么和人说话。在农场的宿舍里住在他相邻铺位的程忠汉，对这个不太讲卫生、喜欢留长发的舍友颇为容忍。他记得郜阿利床头的竹箫，尽管很少吹，他记得郜阿利偶尔和人谈论鲁迅时的骄傲和激烈，也记得郜阿利自己埋头吃饭时的孤僻。不过，和郜阿利做了很久邻居的程忠汉，盯着他的照片看了很久，也没法从记忆中搜寻出他的名字──那个年代过去太久了。
人们都能记起的事情，是郜阿利会唱戏。55岁的当地人张恩亭第一次到郜阿利所在的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五队时，观看了一场演出。他记得，一个男人低着头走上台，没有报幕也没有欢迎，走到半截，突然仰头一嗓子吼起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出演《沙家浜》的男主角郜阿利。
站在覆满积雪、被两旁杨树夹起的五队大街上，当年的拖拉机手张恩亭笑着讲起郜阿利的故事，就像一个普通人讲起另一个普通人当年鸡毛蒜皮的事情。他甚至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在意这些故事。他认识的知青很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然后每个故事都逐渐模糊了，就好像自从知青返城以后突然寥落了的农场一样，缺少关心。
就连郜阿利自己也是如此。他坐在医院里的蓝色长凳上，晒着午后的太阳，不大愿意谈论这些。
身世
午后的太阳也照在不远处的知青科活动大厅。乍一来到这里的人如果会为一件事情惊讶，那就是笑容。
笑容在这里一点都不陌生，事实上，它就像透过白色窗户和银灰色窗棂照进来的阳光一样常见。李大水喜欢诗歌，偶尔也朗诵普希金，是他自己改编过的版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露出一种婴儿般惊喜的笑，“我们对生活应该是什么态度，对工作，对人生，应该是什么态度？”
李大水是北京人，1968年来到北大荒时刚刚读完初二。但他的知青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在一次事故中，他摔伤了脑袋，再也没有痊愈。生活欺骗了他，他说他后悔来到北大荒，但又笑着反问：“后悔有什么用？”
陈平原则在唱歌的时候才会笑，他口齿已经不清，人们要通过音调才能判断他唱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他只会唱这一句，然后停下来，默然地走回座位。他是个老北京，口音还带着浓重的北京腔，但他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在这个被歌声和笑声包围的地方，汇集了与北大荒有关的各种只言片语。有人在歌里唱到“毛主席”，一脸严肃；有人在方格本上写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字迹潦草但笔画很用力。“响应毛主席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的，但说起自己来，他们变得结结巴巴，神情疑惑，或是漠然。
关于他们身世的最详细记录，也许就是医院里病例中短短的两三行话。在那里面，一个人的一生被简要地浓缩。其中一份病例是这么写的：“8岁上学，初中文化，1963年下乡，性格外向，朋友多。”
这已经是包含最多细节的病例了。知青科主任吴斌亲自将大多数知青病人接到医院里，并整理他们的病例。他尽力寻找这些病人的过往经历，但很难如愿。
有的病人是从其他医院转到这里，也有的则是从家里接来。吴斌见到很多患病的知青，被关在家里，或者锁在窗棂上，其中一个因为被铁链拴了太久，手臂落下了残疾。
吴斌是知青的孩子。他的父亲从哈尔滨来到北大荒，从此再没有离开。在农场长大的吴斌，从小就窝在知青的宿舍里，看他们打球、说笑、唱歌。从小学到中学，吴斌的老师许多都是知青，他形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让他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在心里有了梦想”。
吴斌的父亲去世第二年，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成立，吴斌又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当年为他带来梦想的人。
当年，这些人潮水般涌入北大荒时，意气风发，心怀憧憬。如今，他们连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大记得了。就连当年被认为最清高的郜阿利，如今也只关心自己的馒头是否够吃。如果说他也有梦想，那么他想“尽早回到南横林子”，他在那里住习惯了，他想回去劳动
劳动
劳动是郜阿利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尽管他又瘦又矮，眼睛还近视，但他有一整片白杨树林来见证自己的北大荒岁月。
这片树林如今安静地站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五队西北方，旁边偶尔有车来来往往，一闪就过去了。因为太大，用目测很难形容它的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开始，北京知青郜阿利凭借很少的帮助栽下了它。
郜阿利只是把剪下的杨树枝一条条插在土里，30年后就成就了一片树林。他讲起这片林子，就像一个老军人讲起一场辉煌的战斗，头略略抬起，说话的声音也大很多。当年，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片林子，有人胆敢偷砍一棵，他一定要追到人家门前，发表一篇长篇大论的谴责，然后撕下纸来写成罚单。
五队的老队长王吉祥是将这份差事分派给郜阿利的人。这名最早开发北大荒的山东老兵说，那个让郜阿利感到骄傲的职业，最初只是为了照顾这个瘦弱的大学生。
郜阿利记得自己割过豆子，锄过地，“比较能奋斗”。王吉祥的记忆与此不同，在他看来，郜阿利并没有过多地遭受北大荒最艰苦的劳动。这些在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发生的劳动，深深印在许多知青的心里。不过，郜阿利大多数时间在其他地方，因为他知识水平高，他曾经被调往总场教物理，后来被调回队里，从事的也是比较轻松的林业员工作。
在短短的几年中，没有人知道郜阿利究竟栽了多少树，按他自己的计算，也许有10万苗。路过那片树林的人们已经很少想起当年那个有点固执的林业员，有人连这片林子的具体位置也指不出来。
这就是这个知青花了大半生在北大荒留下的几乎所有的印记，不久之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然后辗转许多地方，经历疯狂、遗弃和拘束，最后来到知青科。
不出意外的话，他恐怕很难再为这片土地留下更多东西。他会在那明亮的、气味略有些刺鼻的病房里，与病友们一起慢慢老去。
安养中心
郜阿利想离开这里。他的头被打理得干干净净，衣服整齐，身体也比以前胖了很多，但他不喜欢这里的封闭，也不喜欢别人替他做好本应他自己做好的事情。
起码在物质上，他很少比现在过得更好。他的老邻居们都记得他在五队的房子，当时，他患了病，妻子和孩子已经搬离。他独自将房门锁住，冬天不生火，也不盖被子，喝着菜窖里渗出来的生水，拒绝任何人前往探视。
如今，郜阿利住过的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家，那段生活也逐渐变成人们越来越少提及的悲惨往事。对很多知青来说，北大荒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大多数人返城、工作，有的变成富商、教授，有的仍旧普通。
但对于知青科里的50多个知青来说，那段艰难的岁月一直没有离去。友谊农场的姜盈国是拖拉机手，那原本是一个风光的职业，有一次，他开着拖拉机轧过一捆稻草，却断定自己是轧死了人，精神从此失常。那个假想的受害者跟了他一生，尽管知青年代在那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在北大荒，李文魁和康金环的故事最为人熟知。李文魁是哈尔滨人，1971年精神突然失常，据说是因为爱情。康金环是当地女人，有丈夫，有孩子，却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李文魁。李文魁在分裂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康金环则尽心地在现实世界中照顾他。等到媒体发现并报道这件事时，李文魁已经不声不响地被她照顾了30年。
据说，这就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拨出3000万元，为知青精神病人设立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直接原因。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这样的病人在北大荒有100多人。
安养中心设立在佳木斯市。这里是当年知青们到达北大荒的第一站。当年，这里从年轻人到年长者，都被要求背诵16个字的“北大荒精神”，如今，这16个字很多人已经记不准确了。
几年前，在市区的松花江边上，一个巨大的广场被耗巨资修建起来，上面刻着回城后功成名就的“知青代表”的名字。离广场不远的安养中心里没有“知青代表”，他们的名字在北大荒的历史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迹。
知青科的年轻护士郝姗姗，母亲是知青。她所知道的知青故事多半是听说来的。如今，她开始照顾这些与母亲分享了同一场历史的老人。
农垦第二医院的院长黄春光也在农场长大。他和最晚来到北大荒的那批知青同龄。担任医生后，他为这些知青看病；知青返城时，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犯过错误”，替他的病人们开了一些并不属实的诊断书，因为他实在不忍伤害那些人渴望回城的心情。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的命运又一次和知青发生了关系。“命运真是奇妙。”黄春光感叹说。
更让他感叹的是，他的这些病人都在自己最好的年龄来到这里，然后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坐在淡紫色的窗帘底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批斗
回到北京以后，刘进元曾几次重访北大荒，并看望郜阿利。对于这个他当年并不是特别欣赏的老朋友，刘进元觉得自己有一种一起度过青春岁月后留下来的感情。由于不爱说话，郜阿利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在他的邻居和旧日朋友心里，他“普普通通，既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就是孤僻和固执，只有一个已经过世的老朋友的妻子记得，他碰到上海人，话会多一些，偶尔也说几句上海话。
因为不擅于表达，郜阿利只做了很短一段时间教师。据说，这个大学里物理和数学都很精通的高材生，对着一屋子高中生，居然连最基本的命题都表达不好。
即使是在盛行一时的“批斗”风潮中，郜阿利也是个沉默的人。他不合群，从不参加当时流行的时事辩论，从不在批斗中举手发言。当年的指导员赵相银记得，当那些积极的知青们面对走资派义正辞严、到处串联闹革命的时候，郜阿利所做过的最“积极”的事情，就是和一个比他大的女生一起对着报纸，学习马列主义。
如今，赵相银已经80岁。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一家挂着毛泽东画像的饭店里，他微笑着谈论起当年：“睡一觉醒来，组织说没就没了。”
作为组织的代表，赵相银也很快被打倒在地。这个参与开发了北大荒的老战士戴着高帽子接受批斗。那些平时熟悉的知青，如今一个个站在他的反面。他记得，这个时候无人能够缺席，即使是最不合群的郜阿利，也参与了一个名叫“红联”的派别。
当时，郜阿利的队友，一个天津人，因为说了几句对江青不恭敬的话，被关起来，打得半死。不过，当年的队长和指导员们都表示，他们所在的五队，是比较温和的队伍，“没有打死过人”。
赵相银并不了解郜阿利的个人生活。但作为领导，他记下了郜阿利鲜为人知的一面。运动刚开始，郜阿利每天都要单独找到他谈自己的看法。平素默不作声的郜阿利，此时往往滔滔不绝，他看不惯运动中的很多事情，看不惯打人、批斗，他觉得这很不正常。
另一个关于郜阿利爱打抱不平的故事，则在张恩亭那里得到了印证。一个叫李英云的女知青，和郜阿利都是北京人，当时分在五分场做播音员。据说，这个漂亮的女孩不知为何被批斗。这让郜阿利感到不平。
一天晚上，郜阿利写了平生唯一一张大字报，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然后贴到了五队的红色大礼堂里，为李英云鸣不平。
张恩亭记得，那时候，大字报用绳子挂起来，占据了礼堂的大部分空间。现在，大礼堂早就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堵墙，里面覆满了枯草和积雪，郜阿利的那份大字报，也早就不知所踪，甚至很少有人曾经注意过。
除此之外，关于这个内向的大学生患病之前的故事，人们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实在有限。
爱情
郜阿利对一些不愿谈起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尤其是他的爱情。事实上，在知青科里，多数人都不再谈论自己的爱情。
北京知青张慧颖记得自己的许多老朋友。一个叫郭宝成的男孩会跳舞，一个叫王勇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不但能编黑板报，还经常上主席台发表演讲。而另一个一起从北京来的女孩谢军，则喜欢写大字报。
只有对爱情，她只字不提，只是发出一阵小孩子一样的笑声。在医生的病例上，她因为恋爱挫折而受到刺激，但这段故事不知道是被忘记了，还是被隐瞒了。
张慧颖在精神分裂后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为他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女儿，但也折磨了他30年。如今，她的丈夫还能记起妻子当年的故事。那是一个老套的模式，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但后来，男孩爱上了张慧颖的好朋友、一个北京女知青，两个人后来调到了别的分队，张慧颖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此后的故事与爱情无关了。张慧颖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当时她扎着辫子，高高胖胖的，皮肤很白。这是一个与爱情无关的结合，男人因为家境不是很好，而妻子又“比自己高”而娶了她。
这样的故事，在精神科里到处都能听到。一个姓陈的北京知青也是因为恋爱失败而精神分裂的。他的那段爱情故事已经彻底湮灭了，人们所能记起来的是，农场里为他介绍了对象，是希望他结婚以后“是不是能好一点”。而那个来自四川农村的女人，则可以借此调进农场，并安排工作。
张慧颖的老指导员如今已经退休。他见证了张的恋爱故事，也见证了那场恋爱的失败对她的刺激，最后又见证了她的婚姻。他记得，当时知青们经常会发生感情，而他尽管并不赞成，却也总是“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他们趁夜深的时候一起外出散步。
一些爱情失败了。这样的故事，在北大荒流传得很多。也有的成功了，其中的一对儿，前几年结伴回到北大荒，去看望了张慧颖。当时，她住在家里，狼狈不堪，几乎什么也不记得。
郜阿利则很难定义自己的爱情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他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却没有找到幸福。
他的朋友们都记得他患病以后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每当病情严重的时候，他总是对家人又打又骂，妻子只好带着孩子投奔到朋友家里。他有3个儿女，都与妻子一起回到北京。但如今，没有一个人会再跟他联系，只有妻子会偶尔给吴斌打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
但郜阿利坚信自己的儿子就在北大荒，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永不往来。
离开
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家的概念清晰又模糊。每个人都能一口说出自己来自哪个城市。之后，他们会陷入苦恼，因为他们对那个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印象。
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回去了，忘记了自己住在哪个街道，哪条胡同。李大水把北京郊区和城区弄混了，王修强也记不住上海街道的名字。他最后一次回家已经是20年前的事。
1978年前后，知青们开始大批返回城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走得了。一个叫肖景秀的哈尔滨女人，在边境某个农场结了婚，眼看着和她一起来的20多个知青全部回了城，受了刺激，疯了。另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当时刚生完孩子，等他们知道可以回城时，上海已经因为人员太多，停止接受返城人员。张慧颖则因为家里不肯接收，没有回到北京。至今，她一直觉得自己所有的朋友都没有离开，而是留在了北大荒。
突如其来的撤退一下子让北大荒变成了寂静的地方。张恩亭记得，当时所有关系要好的朋友全都撤走了，篮球场不再有人打球，老师们不再有心思教书，生产也一下子停了下来──他觉得心里被闪了一下。
其实，零星的撤退很早就开始了。郜阿利曾经向老队长王吉祥抱怨社会不公。他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之一，是那些高干子弟总能很早就调走。王吉祥回忆，他总是突然之间接到调令。
关于不公正的这些传言，在北大荒许多农场至今仍能听说。但在知青科里很难听到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难以引起这些老人的共鸣。他们摇摇头，好像在听着别人的故事。
他们也许再也走不掉了，那些与家有关的记忆也慢慢淡去。甚至，其中的大部分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坐在沙发或椅子里，这里有欢声笑语，有歌声，有阳光，却缺少探望和怀念。过去的岁月好像完全消失了，一名护士悄悄地说：“忘记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