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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 周孝正
主讲人简历：周孝正，1947年生于北京，著名社会学家，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著有《应用社会学》、《人口危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非典中的十五个反思》、《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人文公民美育堂》、《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卫都江堰》、《水资源的管理与补偿机制》、《三峡移民和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聆听智慧的声音，沐浴真理的光芒”，欢迎各位光临珠海文化大讲堂。本期文化大讲堂我们邀请的嘉宾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周孝正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周教授入席。朋友们，周孝正教授有多重身份，他首先是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周教授的精神面貌特别好，非常地精神。你们可以猜出他的真实年龄吗？（观众猜）他今年61岁。为什么周教授可以如此年轻充满活力呢？周教授今天上午向我传授了这样的一条讯息，我在这里教给大家：第一，要有良好的睡眠规律，周教授说最好在晚上11时上床入睡；还有就是尽量不要涂什么化妆品，涂凡士林就可以了；第三就是要多出汗，出完汗以后用清水洗，不用打肥皂把脸上的那一层油保持住，因为那一层油对我们的皮肤健康非常重要。那周教授出汗的方法是，他每周会打两到三次球。大家猜是什么球？（观众：乒乓球、篮球）对，是篮球。所以今天在我们现场就坐的就是这样一个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年轻的周教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他。
周孝正：谢谢！今天来到美丽的珠海，我早上打开电视就听到珠海的市委书记在传达我们省委书记的精神，要把我们珠海建设成为一个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这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什么发展的东西只要是影响这些的都不要去发展，称之为是“第三次思想解放”，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原来是“两个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后来又添上政治文明，十七大又添上生态文明，现在是“四个文明”。
珠海是生态文明的典型、模范，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代表，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正确。因为我从北京到珠海，北京你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被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汽车达到390万辆，去年是一天增加1100辆，今天是一天增加1200辆。如果北京市不刮风就是大气污染，是可吸入颗粒物。前几年我们北京死亡的原因排第四位是癌症，从去年开始排第一位的就是癌症了，里面排第一位又是肺癌。
前两年坐飞机时别人跟我开玩笑说，老周你看飞机从南边往北边飞一路上都是蓝天白云的，然后快到北京时往上看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往地面上看，就发现有一些雾气腾腾的“黑罩”，人家说这是哪儿啊？这就是北京。飞行员往北京飞都不用导航了，哪儿黑往哪儿落。我们北京大气污染、清洁的饮水、安全的食品、新鲜的空气全都是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把珠海变成生态文明的城市，不要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完了高污染、高耗能。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讲，我们的“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消耗过大”，你注意以前都没有用这个词“过大”。所以说珠海千万不要走那一条老路。我们95年编《国家资源报告》时提出“北京市已经不适合妇女儿童居住”，一开始说“北京市不适合人类居住”后来改成“妇女儿童”这就缓和了一些。但是你想妇女儿童都走了，我们爷们还留在这边干嘛？所以说适合人类居住的、可持续发展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城市珠海非常有潜力（达到）。
我是昨天晚上一点钟到的，早上看了电视，今天我借这个宝贵的机会跟大家讲讲“要构建和谐必须要解决重大矛盾和问题”。
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说我们社会总体上是协调的，但是还有六个方面九个重大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第一个是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注意从来没有这个词语“很不平衡”；关系到城乡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三个是令人印象最深的。我们在1979年由邓小平同志指示社会学要赶紧补课，我们就恢复了。
到2005年2月17日，胡锦涛总书记组织了20次政治局常委学习，也就是九个常委20多个委员，就是正部级以上的干部要拿出半天的时间进行集体政治局学习，17号学习的就是社会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所长景天魁（音同）原来学哲学的，他讲了四十分钟，政治局委员讨论了半个小时。由现在的所长李佩林（音同）教授再讲了四十分钟，政治局委员再讨论半个小时。完了以后政治局委员提了四个问题，这俩教授大约用了半个小时回答，之后胡锦涛最后总结讲话。胡锦涛总结了两句话，说以前对社会学的重视不够是不对的。有一个说法说“社会学”的春天来了。我们社会学是从1979年恢复到2005年，社会学我们研究三块：第一块是社会的分层与流动。大家都知道卡尔马斯是分阶级的，他只有一个纬度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而我们的老鼻祖叫马斯韦伯他跟卡尔马斯同时都是德国的著名学者。我们这个老鼻祖不分阶级，他分阶层。他分三个纬度：财富、权力、声望。财富可以转换成权力花钱买官；权利可以转换成财富，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出名了可以做广告。比如说汤唯出名了做一个广告600万，名就可以变成钱，钱也可以变成名啊，你老花钱做广告你的知名度就上去了。但是这三件事还没有包括全部，我们按照这三件事把中国粗分为底层、中层、下层。
但是前几年，李铁映先生以前是科学院院长前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是上届的人大副委员长。他亲自抓了一个重大课题“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层与流动”，把中国分成十层。有人说什么是层？好比台阶它不连续，又好比地壳，打开地面一看是地质分层，一层石头一层沙子，情况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它并不连续。我们人也一样，每一层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支付能力都有很大差异。中国人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所以人就要分层。
最惨的那一层是边缘弱势群体，按照国际语言就是难民——社会难民、经济难民、政治难民、环境难民。什么是环境难民？以前的人逐水草而居，你在那边修一个大水库旁边的人就要移民了，一移民就是将近4000万（人），没有解决好的就形成难民了或者是沙漠化了；社会难民就是逃避家庭暴力等等；什么是政治难民？就是你在上海揭发陈良宇，他之前是是国家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最近被判了18年。前两年你在上海如果跟他的腐败集团有了矛盾，他不就要整你吗？你不就要跑吗？你去其他地方住了，这样就变成政治难民了；经济难民两种：一种是绝对贫困、一种是低收入。我们国家绝对贫困的标准是：每一年一个人的收入683元人民币，一天不到1.87元，处在饥寒交迫中的人，我们中国还有2100万。你想想你到北京打工管吃管住，你坐地铁只要不出来你两块钱可以坐很远，那1.87元还得添一毛三。而且下班还要走着回来，所以1.87元就是这个概念，还得管吃和住，你1.87坐地铁都不够。低收入每年人均958元，一天不到2.93，这就是低收入，低收入我们国家还有上亿。有人说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吧？确实低。国际标准不是这样定的，国际标准是一天一美金是绝对贫困，一天两美金是低收入。一美金按照官方的汇率七块钱乘以365天大约是2500块钱，按这个标准来算我们国家还有两亿绝对贫困人口。低收入是每天两美金，14块钱乘以365天大约是5000元人民币。去年我们农民的年平均收入4140元，这是温家宝总理今年开两会时候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数字。还有城乡居民。还有一亿城市贫民，加上九亿农民他们的收入都达不到5000块钱，都是低收入，所以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低收入10个亿。
中国高收入怎么定？前年年底是税务局定了一个统一口径，年均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是高收入，一年的收入超过12万元就得报收入，比如吴仪总理一年就是12万元她就是高收入。根据去年国民研究所的估算“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和灰色收入状况”，中国大概1900万的家庭6000万人口达到了高收入。6000万人口是什么概念？就是法国、英国、意大利全国的人口，他们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现在工业的七强。像法国全国人口就6000万，我们改革开放30年我们能够让一个法国全国人口达到高收入这就成立，我们能让2.5亿人口达到中等收入。2.5亿加上6000万就是3.1个亿，3.1个亿是美国全国的人口。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们搞了20多年能够让80%的美国人变成中产阶级，关键是人家没有另外10个亿，人家一共就三个亿，如果我们也只有三个亿那挺好的，关键是我们还有那十个亿。
这就出现一个“三农”问题，这个也是社会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哪儿来的？最新的提法是当时中国入世了，湖北监利县的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叫做“我向总理说实话”。（内容）农民苦你只有置身其中才知道，农民对富商、无赖的憎恨，你不是农民你不知道，农民对农村的绝望和对城市的敌视，你不是农民你无法真实感受到。这就是著名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就是“三农”。李昌平就凭借着这个，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是这样来的。我们如果没有这十亿不是挺好吗？关键是我们有这10亿。
我们中国还有巨富，前年中国的首富270亿元人民币，去年首富1300亿元人民币，他们已经接近200亿美金。美国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他大约是600亿美金（不到），但去年由于股票缩水、美元贬值，他变成世界第三。去年第一是巴菲特号称“股神”是620亿美金，第二名是墨西哥一个电信大王600亿美金，比尔盖茨去年是590亿美金，当然不是特别准因为他们的资产有一部分是随时股市的市值波动的，所以也是个大概齐。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不到30年，我们就大约有10来个人的财富达到700亿元人民币约等等100亿美金，他们在美国可以加入“100亿美金俱乐部”成了“亿万富翁”。你注意这个概念，一个是不动产、动产加一块儿是一百亿美金。但个人的年收入超过一亿元，是不包括不动产的。一年收入超过一亿元这样的人已经有几万了（人数），千万以上已经几十万（人数）。比如平安的头（马明哲），他去年的年薪5600万人民币，他们公司好几个人达到4千万，一年到一千万的就更多了。所以说，中国的千万富豪已经大于十万少于一百万（人），百万富豪也已经达到五百万（人），10万元以上的已经是几千万（人）了。这就是说我们国家从收入分配来说两极分化。
根据恩格尔系数，人有了钱就是先满足生理、安全等需求，然后是自我实现的需求。简单说，吃占的比重如果超过0.6，你一个月收入100元你肯定得吃60元以上，就是0.6是绝对贫困，0.6以下温饱，0.5小康，0.4豪华。随着你收入越高吃的比重越来越低，吃的绝对值越来越高。你挣一百吃六十，挣一千吃六百，挣一万吃五千，挣十万吃四万。所以说吃肯定上升，但比重（占总收入的）下降了。
我们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在毛泽东时代0.65以上，全国老百姓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所以才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30年以后我们的恩格尔下降到0.5左右基本实现小康了，但是从去年到今年恩格尔系数大幅度提升。为什么？吃涨价了，什么猪肉、蔬菜都涨价了，这些都是计入恩格尔系数的，吃的比重在上升了。我们最近的恩格尔系数回升了，有人从小康退回到温饱了，很多人是这样。
还有一个城乡收入比，1985年城市是1.86，农村1。城乡之比去年6比1，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全世界城乡收入是1.58比1，我们国家是6比1，这一项绝对是世界冠军。第二位是3比1，我们老大6比1，我们比老二高一倍。所以出现所谓的“三农”问题，所以出现九亿农民去年一年4140元，前年3500多元。
还有一个十等分，就是把中国所有的人分成10份，每份1.3亿。最富有的1.3亿占中国财富的50%，最穷的1.3亿占财富的3%。五等分也是一个意思，最富有的2.6亿毫无疑义还是超过一半的财富，最穷的5%。百等分就是把中国人分成100份，那最富的1300万人占的财富超过50%，最穷的1300万他们占的财富不到0.01%。到今天，2002中国的农民人均年收入2476元，07年4160元。城市2002年7703元，2007年是13786元，也就是说2002年我们城乡的差距是5227元，07年差距是9646元。你（城市）原来跑比我（农村）快，咱们已经有差距了，一直到今天还是跑得比我快，你增加的量比我大，咱们的距离越来越大。
去年经济学家忽悠老百姓说你得理财啊，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完了老百姓给一忽悠把一万亿元的固定存款取出来进股市。去年股市一结算大抵的数字是这样的，原来国家印花税是收千分之一，然后调整印花税收千分之三，前两天又调回来了，又是千分之一了。国家调整印花税一年就增加了2005个亿的税，加上券商又收了1500亿的佣金，这2000个亿加上1500亿一共3500个亿拿走了，这是交易成本。你买卖股票，买一回交税，卖一回交税。这3500个亿相当于上市公司一年利润，完了上市公司当然集资啦，完了老百姓还剩多少钱？一万亿取出来到去年变成1千多亿，所以老百姓现在说，“我不理财，财千万别理我”，一理我血本无归啊，干脆存钱好了，不是说存钱一年只少三个点吗？
现在买某上市公司也忽悠你，说什么“定海神针”、“航空母舰”、国有大盘股个个都想买。你想买得有80万块钱的活期存款才可以中签，一个是中签率，没有就不行。中签后一签是一千股发行价16.7元，16.7乘以1000股就是167000元。谁有80万元的活期存款？你的房子有可能值，是不动产。北京的房子是两万（每平方米），你要把房子卖了不就可以买了吗，但那个是不动产啊。好了，中签率完了就“中圈”了，一上市在头一天均价48，在均价42的时候换手率百分之百。谁买呢？92%是散户，8%是机构，然后就下跌了，第一天就套住散户七百个亿。
有人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儿出格了，我告诉你这个意思不是我说的，吴敬琏——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在前几年《对话》栏目说，中国的股市好比大赌场，但是赌场有一个规矩不可以看别人的牌，但我们可以看别人的底牌。再说透彻一点就是能看别人底牌的赌场是赌场吗？是一个“大规模有组织的诈骗集团”。
所以你这个散户你买股票，你知道不，你跟谁玩啊？你要明白。最近索罗斯来了，索罗斯是金融大鳄是洋大鳄，他是犹太人。他在上个世纪曾经创造一个一天赚英国10亿英镑的业绩。正如金融“大鳄”所言，股市是不理性的，非理性是常态，股市震荡是必然的。股市震荡与其说像钟摆来回晃动，不如说是“飞出去的铁锤”（索罗斯的比喻恰当）其幅度、速度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这就有“牛市不言顶，熊市不言底”之说。
但股市不可能长期脱离基本面，总是会回归理性，所以“牛市总有到顶时”正如“熊市总有见底时”。股市的“牛熊”之变一方面是基本面决定，另一方面是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投机行为所致，立足于基本面的长期投资者和立足于短期逐利的短期投机者，他们共同促进了“牛熊”交替带来的市场结构转型。从这个意义来说，股市的泡沫、转型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泡沫背后的“过度”投机。
大家知道形容一个美女最高境界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是说合适。有人说不对啊，形容美女最高的境界不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吗？我说那是美女吗，一只大雁看到一个美女就掉下来了，那是看到美女吗？那是看到女妖了。所以中国是过度投机，“更可怕的是扭曲了的过度投机在市场制度缺失下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使股价完全扭曲了，严重的赌博心理支配着散户，这个是中国所特有的”，这个话一语中弊。中国一个是过度投机，一个是制度缺失下发生的。
美国超前消费挣一百花一百零五，剩下的“五”从哪儿来的？（别人）借他的，包括中国政府借他的，中国政府买美国国债几千亿美金，外汇储备一万多亿美金，美元一贬值我们一天损失多少钱？
所以人家美国是超前，我们中国是推迟，为什么啊？说我们中国“迅速进入高风险时期”。我们社会学有三句话：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迅速进入到一个现代的高风险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大幅上增加。那怎么办？要降低风险、了解风险、规避风险、化解风险、分散风险、经营风险，使得风险不要变成凶险，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的中心主题。就是让社会和谐不要把“风险”变成“凶险”。
我们社会学一个是分层与流动。我推荐一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写的是《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层与流动》是由李铁映先生主编的。分了十层，倒数第一是边缘弱势群体，西方叫难民，倒数第二农民，倒数第三工人……干部是第一层，因为我们国家政治权利高度集中，现在我们大学生纷纷愿意当干部了，在邓小平时代是知识分子“下海”，从体制内要体制外了，本来是干部了还要下海。现在是纷纷“上岸”了，年轻人不愿意下海了，愿意当干部。
我们社会学最有魅力的是当今社会阶层的分层与流动，你要知道明规则、潜规则这两种。有人说我不是搞社会学的不需要知道这些，但你是一个搞商业的，我要问你产品哪个阶层的人用？每个阶层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支付能力都有明显差距，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广告投放必须要跟你的目标的阶层相匹配。白领喜欢什么电视剧、栏目你要投其所好，否则就事倍功半。
我们还研究社会变迁。为什么不是社会发展？因为发展是褒义词，变迁是中性词。变迁有六个词：改革、改良、造反、动乱、战争、乱动。什么是乱动？就是无序地动，在西方是骚乱，比如球迷闹事就是乱动，不是动乱，动乱是政治性的。改革和革命都有“革”，改革和改良都有“改”。改良、改革，改什么？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我们都要改。改良是往好里改，改革是根本地改。所以“革”就要变阶级、变关系、变结构，没有这些根本的变化就不是“革”。
所以我们说改革是“革”，与革命的“革”的诉求有根本的变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坚决而有秩序的改革，革命是自下而上。我刚刚说到的“上”、“下”就是社会分层。现在我们中国是改革，当然有“改革”再接着往前走是“改良”，（改良）简单来说是保持稳定，就是不变阶级。坚持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不变，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不变。不变阶级、不变关系、不变结构。
我们叫“百年四件大事”（上一个百年我们中国人干了四件大事）：1905年9月2日清朝皇上下一个诏书“废除科举”，这个作为标志性事件后中国人开始革命；完了以后开始战争，三次内战、一次抗日战争；20多年过去了开始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拨乱反正”，“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所以我们叫革命、战争、运动、建设，百年四件大事。
文化的革命分三个时期，我们1919年叫文化革命，1949文化大革命，1966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家注意这三个概念完全不一样，给我们中国带来的实际效果天壤之别。1969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所以说第一次思想解放“从阶级斗争为纲解放出来”，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接下来第二次思想解放“发展是硬道理”，“不问姓社姓资”，“三个有利于”等等，这个树立了生产力的标准。
第三次思想解放现在刚刚开始。广东汪书记说得好第三次思想解放将“树立科学发展观”树立“生态文明”为标准，一切发展为了人。人的根本利益是什么？第一件事是健康，身心健康；第二个健康快乐；第三件事可持续的乐。有人说“及时行乐”，那有什么难？吸毒。但吸毒人的寿命一般不会超过十年，要乐就要可持续，你活一辈子差不多三万天你都可以乐，你乐完了以后你儿子、你孙子再乐，中华民族祖祖辈辈乐。
这里有两个观点，以什么为乐？有人是“有朋自远方来”，有人“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人是“助人为乐”，有人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有人是“你是流氓谁怕你”，有人是“过把瘾就死”，有人是“可持续的乐”，有人是“爱你没商量”。
最大的利益是什么？身心健康第一个是依赖物质：新鲜的空气。极端一点，几分钟不吸空气，死！几天不喝水，死！几天不吃饭，死！所以新鲜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健康的食品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是我们省委书记倡导的“绿色GDP”，不要过份倡导传统工业化道路所谓的GDP，因为这个指标是某一派经济学家发明的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重要的缺陷。一个是重复计算，比如说你造汽车有GDP，只要我一撞人GDP就上去了，因为修车、“修”人都要钱，GDP都上来了，人死了到火葬场GDP也上去了。第二个，GDP不管环境污染。一个造纸厂产值一个亿，但排出废水、废气等等把河流污染了，把饮用功能、观赏功能、灌溉功能都破坏了。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恢复法，你必须制造一个污水处理厂，必须把河流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我们原来是二类水“饮用水”，要达到这一水平每年成本1.3亿（是负的必须用来置办环保处理机械），而造纸厂的产值一亿是正的，两者相抵消还负三千万，这个是造纸厂的绿色GDP是负三千万，没有意义。
人家日本女的平均寿命87岁，男的79岁。日本男的虽然不是世界冠军但女的都是世界冠军人家都蝉联好几年了。所以说衡量一个城市哪个好，（首先要看）预期寿命；第二个健康寿命。比如说珠海人平均寿命82岁，健康寿命80岁多好，然后病两年死了。我们北京人病歪歪的22年以后才死。
我觉得汪洋书记讲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光是追求GDP（它是有重大缺陷的），现在是（追求）一个叫“幸福指数”。幸福有两种一个主观、一个是客观。客观人均8000美金，软的是你的感受，你的亲情、友情、爱情。一个情没有遗憾、两个没有痛苦、三个情没有随时可能会死。所以说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是社会的分层流动，一个是社会的变迁。
我们社会学与新闻学不一样。新闻研究的是今天的事情，我们叫“尘埃乍起”是要追求新闻性、时效性；前天的事是“尘埃落定”的事实，是历史学研究的。他们是研究“充分沉淀”的事。当事人得死，当事人的儿子、孙子都得死，基本上到了重孙的份上已经不知道老爷子（当年）干的事了，所以是“尘埃落定”。完了以后要是落定变化石了，考古学来研究；而昨天的事是“尘埃飞扬”归社会学研究的。我们叫人文学科，包括美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社会学。所以你千万不要给我们加科，我们是“社会学”，我们不是“社会科学”，我们属于“人文学科”。
到今天你们也知道高考仍然是最清廉的制度性安排，剩下提干、涨工资、分房、评职称等等，你去比比都是怎样的？有人老说“高分低能”，“素质教育要替代应试教育”，一派胡言！咱们现在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办法就是高考。我问问你一个人（想）要接受高等教育有什么错？我们中国恢复高考，77、78级两年全国报名1200万一共录取57万，（录取率）大约5%。现在我们扩招，每年录取570万，现在毛入学率达到25%。简单说现在四个同龄人就有一个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我们那个时候是100个里面只有五个能够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这种规模扩大的速度还低吗？不低。就是这样做还只是1/4（录取率），那这一个人你怎么（选）出来啊？这就是高考的本质。
如何分配稀缺资源？最好的办法是抓阄。你千万不要小看抓阄，人的判断能力是渺小的，你碰到难题了，怎么办？
我举一个例子，前些年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嘉宾是一男演员。主持人问他说，假如你妈、老婆同时掉到水里，你能救活一个，你先救谁？这个著名演员说我都救。主持人说你没听清这个题，当然都要救，但是没有这个答案。现在只能救一个，你救完这个那个就死了，这样的情况下你先救谁？然后他说都不救。最后这个演员就问我说，老周你说怎么办？我说这个人类是渺小的，这就是两难。怎么办？我说扔投币。国徽朝上救你妈，国徽朝下救你老婆。完了他说我没有硬币。我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识不识数？自然数里面有单数、双数，你知道不？他说知道。我说好，单数代表你妈妈，双数代表你老婆，你赶快往河边跑然后开始数数。跑到河岸的时候是单数救你妈，是双数就救你老婆。所以你碰到两难的时候你要谨慎，人不能狂妄，说自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不能。
再举一个例子。你是帅哥，两个美女同时爱上了你，你也同时爱上了两个美女，这没什么错误。但是结婚的时候你只能娶一个，否则涉嫌重婚。还不能把其中一个变成你的二奶，那是误人。人家都是同学，凭什么一个是老婆一个是二奶啊？怎么办？要把她们全叫来，跟他们讲你们俩爱我，我也爱你们俩，可是我只能娶一个，我不能耽误你也不能说瞎话，怎么办？扔硬币，国徽朝上选一个，国徽朝下选另外一个。这又保全了人家的面子，自己又诚实，又没有后遗症。你不能明里暗里地把事都挑明了，这就是做人。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扔硬币。
我曾经问过美国联邦有九个大法官，总统提名、国会任命，一旦确定之后只要不被弹劾就一直干到死。大法官到我们人民大学讲课，碰到一些案子两难，打到最高法院到宪法法院了，左右为难没有先例，怎么办？人家大法官回答说，扔硬币。所以别小看这个扔硬币。
那上大学能不能扔硬币？抓阄？不能。所以要有一套教育评价体系来考你，完了就可以决定谁上大学了。有人说“高分低能”，简直是胡说八道。什么叫“高分”？举个例子，考物理。找十几个教高中物理的老教师，让他们住一起不许打电话不许回家，然后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出一套题目，把高中物理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评价出来，完了以后你考了你得高分，他得低分。
你说他“高分低能”，那你有没有能力评价体系？好了，那个高分的人那叫过来，用这个“能力评价体系”评价他低能，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连评价能力的指标体系都没有，你怎么说人家“高分低能”？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有没有高分低能呢？（可能有），但高分绝对高能的多。如果“高分低能”的多，那就倒着录取，谁低分你录取谁不就完了吗，因为你要分配稀缺资源。
完了你说你有素质教育，但你有评价素质教育的体系吗？你说有，唱歌、跳舞、弹钢琴，好啊，你定出来以后老师就按照你定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你想想一个家长把学生送到学校，你说我搞素质教育不搞应试教育。（老师说）高考什么我不教什么，学生说你教什么我不学什么，我“素质教育”啊。这不胡说八道吗，谁还敢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啊？而且大家都搞素质教育了，那分配稀缺资源的办法解决了吗？四个同龄人还是只有一个可以上大学啊，现在扩招了（都只是这样），你想想就算你搞素质教育了不还是要有一个评价体系吗？
所以用一套闭卷考试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当然有缺陷，所以我们以后要完善。先口试、笔试、面试、情景考试、模拟考试，这叫考试学。考试学就是教育评价体系的性度、效度等等指标与时俱进，这是应该的。最后我们成立了非盈利的民间托付考试公司，他有信用。他去评价你高中毕业的基础知识是否达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达到了就上大学，没有达到就接着学（高中基础）。
所以中国以后的高等教育就变成固定的考场。你想进入大学？比如说这就是考场，今天上午八点你来考啊，没有考上的话明天再来考。一年四季给四次免费的机会考，你要是天天来考就得交钱啊。老有人说用“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完了还说“高分低能”。实际上我们国家对人类最伟大贡献之一，就是1905年被我们自己废了的科举。科举在中国有1300多年，他的精髓就是“公开报名、择优录取”。要权力没有权力，要声望没有声望，要财富没有财富，是穷孩子但脑子好使又舍得用功。“十年寒窗苦”就是公开报名择优录取的科举；“朝为田舍郎”早上是农民；“暮登天子堂”因为中了举人当了状元，完成了社会的流动。
我们中国的权力结构叫做“一二三”。一百多次农民起义在2000年的封建社会出现大大小小总共300多个皇帝，一共改了30多次姓。皇上他并不是靠着考科举，而是靠着“君权神授、暴力取得、欺骗维持、血腥继承”。中国的权力结构就是一个权力金字塔，就好像一群猴子爬一颗树，爬到树尖上那个就是皇上了，他抬头一看是蓝天，于是就产生幻觉，他说自己是天子；往左右看没有猴，塔尖上就一个猴；往下看都是笑脸，大臣看皇上都是笑脸。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在这颗树上）别的层次的猴往上看就看到屁股（上面猴子的屁股），上层的猴子他都给你看光了，能给你好脸吗？往下看都是笑脸，往左右看不是爪牙就是耳目（为什么，因为你爬我也爬啊，所以就看到爪牙、耳目）。所以这就是政治学绝妙的比喻，是“权力金字塔结构”。
皇上是“君权神授、暴力取得、欺骗维持、血腥继承”，那丞相这个二把手怎么来呢？中国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安排---科举。“学而优则仕”，考试穷孩子不怕脑子好使中了状元则优。一个优是成绩好，一个优如果你还有精力和兴趣就当官。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文官制度，就是现在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就是用一套教育评价来分配稀缺资源，你们说好不好？
否则怎么分配？看武功高强、阴谋诡计、血统、能力？都不行。
所以说，中国（选拔人才方面）是清廉程度最大的发达国家。一直到1820年研究经济史的人估算，大清朝的产值占全球32.4%，约等于1/3。地球上的人口三个亿中国人口一个亿，人口占1/3，产值占1/3，是地球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1900年下降到13.2%，1919年9.1%，1949年7%，1978年5%，去年5.5%，今年我们的产值大约占全球的6.5%，也可能到7%。美国前些年大约占30.5%，欧盟大约占1/4。所以你想啊，那时候中国占1/3啊。废了科举又没有选举，经济上不去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本来可以通过科举完成社会的流动，没有了科举你要有选举啊，都没有。精英上不去了就“上愚下智”，如果精英不断地补充统治阶层就会“上智下愚”，这样最多发生改革，“上愚下智”就要发生革命。所以满清末年统治阶级都没有精英了，怎么办？他们就要衰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都是精力旺盛、才华横溢他会安于在底层吗？又上不去，怎么办？闹事啦。
后来传到日本就说孙中山搞“革命”啦，“革命”比“闹事”强啊，从此就改成“革命”了，这个是日本给提的醒。开始的时候自己只说“起事”了。
所以“科举”是第五大发明。所以邓小平1977年8月8日年“恢复高考”，这是最清廉的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准确，要改成“不患寡而患不公正”。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放在前面。
“公正”（之后）你这个资源再稀缺我也不怕啊。比如世界马拉松冠军赛就出俩个一男一女，你说稀缺不稀缺？你想得，你得跑42.195公里。我年轻的时候跑一万米估计没有问题，但要再跑第二个一万米就不行了，估计得趴下，再跑心脏破裂死，谁让你想得金牌的啊？累死你。所以“不患寡患不公正”，你不能作弊啊。
有人说为什么素质教育要替代应试教育，因为我们要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又是说胡话了。优质教育资源再多，普及大学了，普及北大、清华了。北大搞一百个，老百姓又开始想，我上本校北大不上分校的。本校的北大阔啦，每个系一百个班。这时候又开始想了，我上哪个系哪个班啊？
所以说优秀的稀缺的教育资源是相对的概念，你光提供优秀的教育资源就能解决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问题吗？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说“不患寡而患不公正”。考大学相对公正，作弊是刑事犯罪。老有人否定科举，这个科举是相当好的，废了科举中国迅速衰败了，1978年我们恢复高考以后中国迅速崛起了。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概念相当糊涂，所以我们社会学就研究社会变迁、社会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先跟大家说几个重点的问题。
第一个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简单来说是数量多、基数大、增加快，是数量问题。有三句话：一年生一个加拿大，一年死一个葡萄牙、一年净增一个澳大利亚，这是形容我们的数量。大家知道联合国（成员国）有192个，人口超过一千万的有80个国家。国土面积相当于我们1/3的（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又超过一千万，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大国是七个：亚洲是印度、中国；欧洲是俄罗斯（有人说俄罗斯还有土地在亚洲，但是人口3/4在欧洲，所以俄罗斯是传统上属于欧洲国家）；北美洲加拿大、美国；南美洲澳大利亚、巴西。
所以说中国一年生一个所谓的加拿大就是2500万，上个世纪加拿大人口是两千五百万（所以那个口头禅是上个世纪流传的），澳大利亚、加拿大也同属（人口）“七大国”里边的。但是，在数量的背后我们掩盖的是更加严重的质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
人口素质简单是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用识字率来衡量就是文盲。文盲识字率城市2000个，农村1500个。这是国务院《扫盲条例》第八条脱盲的标准。常用汉字25000个，你能不能认识2000个字？达到2000个就是城市脱盲的标准，农村是1500个。
完了就是身体，就是残疾，中国有五类残疾人，聋哑、听力语言残疾，视力残疾、肢体残疾，精神病残疾。
中国的文盲妇女平均5.86个孩子，这个上一次国家统计局深入的生育率调查报告，小学4.85，，初中3.74、大专以上2.05，妇女每提高一个档次平均少生一个孩子。文盲生的孩子难道就是文盲吗？不是。文盲生的孩子70%是文盲，知识分子生孩子92%是知识分子。文盲的子代和父代的正相关系数0.70，知识分子的相关系数是0.92。有没有道理啊？道理暂且不解释，但是具有正相关性。不是说所有文盲生的孩子都是文盲，跟踪调查显示，成人的概念有两个，一个到18岁有选举权，还有一个根据劳动能力计算男16到60，女16到55，我们100个里面70个是文盲是到16岁的时候，文盲的孩子当文盲的可能性很大。这个就是中国典型的人口素质逆淘汰，本来是优胜劣汰现在是劣胜优汰。
再接下来的就是人口结构。现在都是421人口老化，现在平均年轻间隔是25年一代。你25岁结婚了有一个孩子，上面有50岁的岳父岳母和父母，如果还有75岁的上一代就不是421了。最起码中国现在是421人口老化。所以农民说我要儿子，为什么？因为我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简单体力劳动范畴内中男女不一样。在优秀劳动范畴里面男女一样，男的可以当教授、医生女得也可以当。男的可以做总统、总理，女得也可以当。但是妇女有“五期”——经期、孕期、围产期、哺乳期、更年期，就必须得保护，保护妇女不是歧视妇女。什么叫围产期？是怀孕28周到新生儿27天，这个就是围产期，男的我问你？你有围产期吗你？所以说保护妇女不是歧视妇女。
所以中国的农民由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刻的理解已经做出的明智选择——最起码我应该有一个男孩，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中国的人口控制走上弯路。在刚刚解放的时候1955年北京大学校长、人民代表马寅初先生在浙江小组分会讨论的时候他就说中国的人口增长太多太快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致命伤，主张一对夫妻生两三个，最好两个。1957年7月5号《人民日报》给他登出来叫做《新人口论》，核心主张一对夫妇生两三个，最好两个。1957年下半年反右开了，反实事求是，谁说实话干掉，说社会主义中国没有人口问题，结果人口猛增三亿。
中国很多老百姓都相信中国穷是因为人多，为什么中国人多，以前说农民妇女肚子老大，怎么办呢？抓大肚子！把仇恨、罪过推到农民妇女，前些年有一个非常恶毒小品叫做《超生游击队》，说有一农村妇女想生儿子，生了一个“少林寺”、一个“海南岛”、一个“吐鲁番”还想生一儿子，就追。一问她们家的保姆就是小三，如果只准生一个，你们家的保姆没有！我们2.5亿农民工干得是苦活、脏活、累活、危险活、枯燥无味的活，有毒的活、有害的活、高温的活。所以《北京晚报说》你们说这么罗嗦干什么呀？苦力地干活！你问问里面有没有独生子女，有没有超生的？大部分都是产生的，如果只是准生一个麻烦大了，吃了人家的，住是人家的，人家干活还骂人家愚昧。如果城市里面一个不生，叫做二人世界、双倍收入、尽享人生，城市人口是丁克家庭，信奉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我问问都当活菩萨了，再过100年中国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中国就这么走极端！以前都说人多力量大，人多是好事，世界一切因素当中人是最宝贵的，现在突然180度转变，人多都是坏事，乘车难、住房难、就医难、就业难为什么因为人多，这都是不对，这叫既不谦虚也不谨慎又骄又躁。中国人多，但是你地方大啊。100年以前日本统治者愚弄日本人民，日本为什么穷啊？因为人多，4000万人口四个岛38万平方公里，这叫做生存空间狭小，好，结果日本统治者愚弄人民占领的朝鲜半岛、占领东北、发动九一八、七七事变之后占领中国最后发动太平洋战争，结果挨两颗原子弹最后他也不打了。日本现在人口一亿二千五百万人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40，我们国家13亿，每平方公里140。有人说不对，我们有新疆、青海、内蒙。对，我们国家西部地方的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承载力比较低。但是从云南的腾冲到黑龙江的瑷珲划一条线，这条线以东面积占50%，人口占90%，按照半个国土地域资源（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40。世界上一千万人口以上大国80个，人口密度超过中国17个，超过腾冲——瑷珲线东南中国的12个，你记住这可是人家用全国全地区跟我们比，我们用半个中国最密的跟人家比，我们是240，日本340，德国240，英国每平方公里240，以色列300。说穷是因为人多是不对的，日本100年前统治者就是这么愚弄日本人的。
到了63年我们补偿生育，所谓的自然灾害根本没有。根据我们掌握的120个地区的一百年的水文地质资料，把中国一百年的水温地址资料拿来，哪儿每一年每一天哪里下的雨都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灾害等级表，一级旱灾、二级旱灾什么标准，一级涝、二级涝什么标准？台风、泥石流什么标准？把这样一个标准跟原始资料一对得出结论上个世纪100年当中最风调雨顺的连续三年就是59、60、61年，那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按照统计口径她平均要生5.81个孩子，这是我们1970年左右的生育速度。1980年是2.24。被实践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政策基调——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改成了“一个正好”。谁改的？不知道！这样大的问题也得公开听证嘛，什么叫公开听证？就是让不同意见的人发表意见，老百姓说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小狗叫你可以不听，但是不能不让人家叫，这个就是听证，听证就是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你只要跟人家不同的，一定要人家发表，你的意见跟人家一样不用耽误工夫。完了以后再搞一个程序再听证立法这是立法平等。
到了1985年中共中央下七号红头文件，叫做计划生育要做到群众拥护，干部要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又开小口二胎，要回到以前周恩来总理提的被实践证明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叫做“两个正好”。结果82年是2.84、83年搞运动降到2.42，84年降到2.35，85年降到2.20，这一轮运动的效果结束。到了86年上升到2.42，87年2.59，之后就是2.42、2.35、2.31。之后八十年代过去了，从80—91年我国十年的生育速度2.47。
有人说中国计划生育搞了30多年少生3亿多人，少生是跟谁比的？跟70年。如果照70年5.81生中国将多增加了三亿人。他们从来不跟80年比，因为80年降低到2.24了，后面的十年平均速度是2.47。独生子女政策对控制我国人口总量无效、微观有害。有效的是周恩来的两个正好，他们说1971年搞计划生育1979年降至2.75，他们故意回避80年，还说由80年代进一步降低到了2.47，听听吧？内行一听就听出来了。人家说70年5.81，79年就2.75、80年代有2.47了？你说狡猾不狡猾？实际上是70年5.81，两个正好到了80年是2.84，改了基调到80年又2.47了，欲速则不达。为什么让你生两个你生了2.24，让你生一个你生了2.47？这就是欲速则不达。
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有十几个人民代表提出议案，要求迅速恢复“两个正好”，两个人结婚，两个孩子，将来两个人将来死了，留下两个孩子人口不增不减，这就是可持续发展。为什么80年说“两个正好”老百姓生2.24呢？那0.24哪儿来的吗？我们调查了生育意愿。中国的农村夫妇在生育问题上有十种可能。一种是一个孩子不要，第二种是要一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后面是两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三个以上等等。十种可能性的结果是88%的农村愿意要一儿一女。跟我们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是一样的，是90%。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愿意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回答五花八门，有人说“一子一女”是“好”，有人说阴阳平衡，阴阳失调不行。有人说了落实上帝的旨意，我一儿一女是夏娃亚当，有人说对于彩礼方面，我娶媳妇给多少，我嫁女儿又要回来。这叫不患寡患不均。但是90%以上的农民就愿意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是基本国情。我们根据农村的生育意愿我们设定三个文明一起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三个文明一起抓，保证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如果你愿意我保证你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一个项目，由人民大学牵头，中国解放军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三所大学最后立项了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物部临床医学组，最后91票赞成，28票反对，两票弃权立了项。我们的项目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保证你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只要你愿意就花500块钱买我们的儿女双全生殖保险，从技术上已经达到的两百分之一，200个妇女第一胎都是女儿，问她们想不想第二胎生一个儿子？回答都是想！我们的准确率保证200个里面199个妇女生一个男孩还有1个生女孩，我们一个人收500，200人我们收入10万，1/200的误差赔五万，还有赚五万。我们这一套办法是可以的，剩下的五万给双女户、无子女户发点养老保险。因为有人不愿意控制胎儿性别。我们这一套方法已经比较成熟，大家都注意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思想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向前看，中国每一次进步必须思想解放，前提是信息要对称，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你们以前可能没有听过，所以我们主张一定恢复“两个正好”，在这个基础之上用一套保险制度保证绝大多数农民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女双全，既解决了人口数量又解决了人口结果，不会过分老化。而且一个孩子在家庭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我刚才说一个孩子必须得有“三情”，亲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手足之情，没有手足兄弟哪儿来的手足之情？当然包括兄弟姐妹。小孩从小游戏的时候有种重要心理体验是跟手足兄弟姐妹游戏的时候慢慢形成的，比如成就感、比如说挫折感、比如说耻辱感。比如说小时候被兄弟姐妹欺负了你就有挫折感，你欺负了人家你就有成就感。但因为有血缘关系，他有有度，他不会掐死一个，踢死一个，他有度。你说不对，我小时被爸爸打一顿，你小时候是未成年人，你爸爸跟你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你没有挫折感。我跟泰森击拳，泰森曾经是重量级的拳王，当着你们大伙我被泰森一拳打倒在地，我没有挫折感，因为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相比之下我小的时候被弟弟、妹妹打倒了就有挫折感，而这种挫折感、成就感都是不可或缺的，还有规则，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游戏，我输了，我耍赖，这时候人家不跟我玩，不跟我玩还“臊”我，我就有了羞耻感。所以你要么别生，要生就生两个。
如果在80年不改这个基调，2000年的时候我国人口是12亿。党的十二大提出公元2000年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我们只让生一个却是2.47，80年2.24。这多出来的0.24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四分之一的妇女是两个女儿“双女户”，“双女户”生育愿望非常强烈。一个是解决方案是大禹治水——疏，用技术手段保证你第二胎一定生一个男孩。还有一个是堵，不让你生，抓你，就组成超生游击队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抓你这就是堵。我们主张的就是疏导，其实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不愿意生五六个、七八个，人家绝大多数愿意生两个。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愿意生两个，如果是一儿一女，那不是锦上添花吗？如果你不愿意采取胎儿性别技术控制也可以。四分之一一儿一女，满意！四分之一一女一儿，也满意；还有四分之一两儿，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还有四分之一是双女户，关键是这部分，80年那0.24是怎么回事？双女户还想生，关键就是这部分。实际上我们的方案是1.9，最多生两个，因为还有人不愿意生，平均下来是1.9，随着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中国基本上是零增长，到、16、18亿基本定下来了，我们中国的密度是240每平方公里，不多。日本既没有石头也没有铁，日本人年均收入4万美金，（平均寿命）男的79（岁）女的87（岁），你中国才两千美金，你中国石油、煤、铁都有啊。
再说，穷可以不让别人生吗？这是第四次世界伦理大会举一个例子：在北京市挤公共汽车，往里面挤，身子还在公共汽车的外面呢，脚已经踏在第二层的脚踏板上了，北京人回头了，别挤了，等下一辆。公共汽车的第二层脚踏板被称为“变心板”，我问问你们，你爹你妈、我爹我妈把我们生下来，相当于已经挤上了这辆公共汽车，而且挤上来的还是末班车，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第二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即使发现了我们也不见得能去得了，所以地球就是我们唯一的车辆。你爹你妈，我爹我妈把我们生出来，你问问你们，你怕挤，那怎么办？你凭什么不让人家上啊？你怕挤你就不让人家上啊？你怕挤你下去，你自个儿下去不就完了吗？你要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太穷是因为人多，你又不愿意穷，那你就自杀，你不能不让人家生，就是这个道理。怕影响了你，怕影响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就想着不让人家生，这是强盗逻辑。我到你们家抢钱，抢完了怕你报案，我就把你杀了，怕你影响了我，这是什么世界啊？
我们去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栅里寨（音同）自古以来人家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人家自古以来都是一男一女。你以为老百姓非得想多生啊？人家侗族古老的村寨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一棵树一个巢最安乐，他们有寨规，自古以来用幻花草控制胎儿性别，也不是绝对的准确，但是有相当高的准确率，我们叫人家“巫医”，我们去的时候751口人、140个家庭绝大多数家庭一儿一女，特守规矩，人家也不要强迫命令，用得是祖传（秘方），还不是什么现代科技，当时我们就讨论说什么叫“巫”？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一竖叫做“沟通天地的全能智者”在加“俩人”，这个叫“巫”，这是古代的知识分子，这个“巫”里面有没有“巫术”，怎么没有啊？七分科学、三分巫术！中间有一个沟通天地的一竖加两个人，他们说两人巫，所以科学里面有巫术，用幻花草控制胎儿性别。这个就是“巫术”，“巫术”里面也有科学。
世界上的人口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一个是发达国家人口萎缩。我们中国是素质高的人城里人人口萎缩，素质低的人口爆炸。中国人口相当于一个“世界”，不是一个国家，中国的复杂程度就是一个世界。最惨的是俄罗斯每年萎缩几十万，俄罗斯人就是不生，在过不了几天，俄罗斯人就不到一个亿了，他不是大国吗？普京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的女的不管跟谁生，只要生出来一个孩子就奖励2万美金，俄罗斯人还是不生，所以俄罗斯出邪招了，俄罗斯就出了一个邪招，叫做“集中作案日”，所有结婚的妇女在家里放假一天，在家里把窗帘拉上集中“作案”，今天生了孩子就奖励汽车别墅，可俄罗斯还是不生。中国到什么程度？不包括珠海，比如说北京、上海，让他生他也不生了，这样麻烦就大了。这就是走弯路，走极端。你得谨慎，当时中国人最喜欢浮躁说人多是好事，转眼就说人多是坏事了。，“两个正好”被改了，改成了“一个正好”，凭什么啊？！竟然还没有人出来承认，如果有人承认，我们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辩论辩论，你说我控制人口数量，“两个正好”老百姓接受，“一个正好”老百姓反弹，你还控制什么人口？这就是所谓的人口问题。
解决人口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你愿意就控制胎儿性别，不控制也行。最好不要控制胎儿性别，两男？可以。两女？也可以。一男一女可以，一女一男，也可以。关键是农民，农民承包了五亩土地，他老了以后没有劳动力谁来给他种地？这是基于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才能出此下策用一套现代人类再生殖新技术来控制胎儿的性别。有人说了任何事物都有风险，对，这就是风险。如果你滥用技术，生男以后还是男，生完女以后还是男，我告诉你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新生儿是103个男对100女，最多不要超过106男是对100女，90年112：100，2000年118：100，2005年小普查就是人口数量1%普查，我国中国新生儿性别比已经达到119.86比100，简称120：100，现在已经失调了。为什么失调？就是滥用技术，或是有选择妊娠，或是遗弃女婴。
刚才讲的是人口问题，我下面讲一个敏感的问题，时间是3点到5点半是吧？我跟你说，我愿意多讲，我一口气（讲）八个小时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敏感问题——废除死刑的问题。我们提出所谓的社会学属于人文学科，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原来是以民为本。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人是人民吗？不是。人是生物学的概念，说你是人你是人，说你是狗你还是人，说你是走狗那是骂人！骂得还是人！所以改成“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什么是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人道主义呢？那是对人们生存状况的了解和时刻关注。你们一定知道，珠海是不错的地方，广东是发达的地方，但中国10亿穷人，还有2亿绝对贫困人口。这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全面了解和时刻关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符合人性生活的充分肯定，还有就是对人的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这就构成了人文精神的核心。我们社会学是人文学科，我们当然要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当然也需要，但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因为有更多的自然学科，他们追求的是科学的精神。
所以当时共产党唱“国际歌”是天经地义，叫做“一个有觉悟的工人”，是指劳动人民，不是知识分子，“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它抛向何处，不管自己感觉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都可以凭借《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找到同志和朋友”。所以以人为本是相对以民为本。
这一次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死刑是什么意思？死刑是一种极端惩罚，全世界废除死刑的国家100多个了，我们国家没有废，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保护了《关于保护公民政治权利的公约》，公约里面说死刑是人类的一种狭隘报复心理、报复手段。
报复分四档，最残酷的叫做族群复仇，种族灭绝，诛灭九族。中国有没有？西夏族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他把成吉思汗干掉了。成吉思汗是超级大国的头，他的马队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大约三千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前苏联大约2000多万平方公里，我们中国960万，美国大约一千零几十万平方公里，加拿大1000加一个零头。所以蒙古人下令对西夏族灭门九族。中国人说灭门九族也包括教过你的老师。现在还在用族群复仇的就是恐怖分子，比如说巴勒斯坦族到以色列去炸汽车，他认为你犹太族欺负了巴勒斯坦族。不管是以色列的妇女儿童还是中国人到以色列的劳工，全部杀。最近有一个报道巴勒斯坦一个美少女17岁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有男朋友，早上还好好的，吃了晚饭绑上腰带去以色列炸公共汽车当自杀性武器，公共汽车一共死了12人，包括两名中国福建的劳工。人家以色列是发达国家，按照本国公民的标准进行赔偿，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条例的细则去调查这两个是非法劳工，但是非法劳工也是人，但是赔偿标准等同以色列合法劳工，到中国调查看到有没有赡养老人一个老人一个月1000多块美金赔偿生活费，有没有未成年人需要抚养的子女，有需要抚养的子女每个人每个月的生活费1100美金，可以赔到18岁，还有配偶的话也配一个配偶一个月1600美金，这两个福建劳工一共获得70万美金赔偿。赔偿上限是100万美金，当时的汇率是1：8，560万人民币拿到了，登在报纸上，开句玩笑，那些福建老乡全疯了，现在全往以色列跑，到以色列打工一年平均2万美金，被恐怖分子炸死最多可以获得100万美金赔偿。现在一共有七个，五个福建的，两个吉林的。所以人家叫发达国家。为什么要灭门复仇呢？这是最野蛮的了。
人类文明第一个飞跃由族群复仇到血亲复仇，血亲复仇就是满门抄斩。族群复仇叫灭门九族或是种族灭绝。为什么叫满门抄斩呢？因为信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样的血缘关系，所以要满门抄斩。然后人类文明又往前走了一步，由血亲复仇改成同态复仇，同样的状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债要用血来还。以色列法律规定偷窃剁手、通奸乱石砸死，这是同态复仇。
二战后文明又一次飞跃是废除死刑，改终身监禁，终身不得保释。原因很简单，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这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发生学”。分三个部分，第一个《犯罪心理学》，犯罪分子的心路历程，比如说云南大学的大学生马家爵把同宿舍四个同学一个一个杀掉，一个月以后他就跟心理学家说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杀了第一个还要杀第二个，就对预防犯罪学作出贡献。第二是《犯罪环境学》，犯罪在一定意义上是环境的产物，什么环境？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内环境是家庭环境，学校也算内环境，社会是外环境。最后是《犯罪社会学》，犯罪是社会现象，你能隔断一个罪犯的生命，你隔不断罪恶，你能够消灭一个一个犯罪的肉体你也消灭不了罪恶。罪恶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是中医的理论你为什么会得病？正气不足，什么是正气？西医就说你的免疫系统功能扰乱了。中医叫扶正驱邪，而西医呢就说这个是因为小东西细菌、病毒，怎么办？西医创造特效药抗生素把妖魔化的微生物赶尽杀绝，这就是西医的办法，西医是对抗，中医是调理。中医是治一个得病的人，西医是治一个人的病。
我们不说“社会病”，我们说“病社会”，我们不说“社会问题”，我们说“问题社会”，要解决“问题”，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中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出发点和归宿点全部都是社会。我们既不造神也不是迷信，人是什么东西？“人”有三个最著名的表述：第一，人是介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两足动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公无私是是要求圣人的，先公后私是要求贤人的，公私分明要求好人的，公私不分、损公肥私就是坏人。在一个公民的社会，我们要求公民既不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是要求圣人或者是奴隶要求奴隶，大公无私干活不要报酬，你的老婆奴隶主可以随便跟她睡觉，奴隶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所以大公无私绝对不是好口号，什么是好口号？公私分明。你上班那是公领域，你用公司的电话听私人电话，谈恋爱，那就不对。下班之后就是私领域，法无禁止既允许。政府必须依法办事，对于老百姓法不禁止既允许，比如说夫妻躲在家里看黄色录像怎么样？没事！警察闯进你们家把你抓了，还要给你道歉，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夫妻不准在家里看黄碟。生物学里面说地球上有193种猿类，192种有毛，其中有一种没有毛的自称人类，这就是《裸猿》这本书的定义，《裸猿》是生态学的重要著作。第三种定义是人如一根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有思想的草。任何武器、沙林赌气都可以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到嘴巴里面就把人呛死了，但是纵然宇宙毁灭了他，人仍然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要更加高贵，因为人知道自己要死，宇宙虽然强大但对自己的死却一无所知，所以人类最强大的是有思想。
所以解放思想的前提是你得有思想，你没有思想你解放什么？中国现在多“八民”少两民”，多的“八民”就是草民、小民、刁民、暴民、愚民”，中国“八无”——“无知无能、无耻无赖”，中国是克服“八无”变成“八有”。实际上中国每个人都应该变成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一颗草，要解放思想，一次、二次、三次以后还可能有第四次。
既然人是界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社会要不要负责任？是不是这个系统出了毛病，你身上的一个地方长了瘤子，你动手术拿掉这个地方的瘤就可以了？那个地方有该长了。社会出了罪犯，就证明我们这个社会的系统出了毛病。所以为什么文明国家要废除死刑呢？废除死刑的好处，第一就是冤假错案大幅度降低，因为人杀错了就无可挽回，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得对，他说人的脑袋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人的脑袋割了就不能长了。所以毛泽东主张敌我矛盾一个不杀，大度不抓，他曾经这样说，这个符合先进文明的方向。
还有，你杀人灭口。现在国家规定从2007年1月1日重新收回死刑核准权，原来我们的死刑核准权在最高人民法院。07年死刑核准权下放20多年后收回，到目前为止高院驳回的死刑是15%，我们国家一年执行死刑几千上万。如果没有死刑核准权就这帮小子死啦，报到最高法院一驳回，一般就不死了，重大事实不清就驳回了，法律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民意反对也不行。因为我们都不是法律工作者，都不是研究法律条文的，珠海要建成生态文明的模范城市，生态一个是自然生态一个是社会生态，所以我认为珠海要率先废除死刑，作为全国的榜样，道理比较简单就是2007年死缓首次超过了立即执行这是去年，这是好事。国情、历史、文化、百姓认知程度，90%的老百姓支持保留死刑，还有不少的人要求恢复腰斩、五马分尸、凌迟处死，扒他的皮，抽他的筋。马家爵的杀了四名学生，最后执行死刑，很多舆论说他杀了四个，枪毙他也值了，怎么办吗？要开万人公审大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折磨至死，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吓得这一万个人三天睡不着觉，第四天开始天天做恶梦，这叫发挥死刑的“震慑作用”！还有人说那也不值，得满门抄斩，你杀他四个，哪个族的，要么再灭门九族要么种族灭绝。人类就是这么过来的。成吉思汗就是这样你们西夏人把我们杀了我们把你们种族灭绝了。当然这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观点，有人说仔细研究可能还不是这么简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观点，而且我们也不是搞历史的。
原来我们从2005年12月07号最高法院发出进一步做好死刑二审开庭通知，明确提出两步走时间表，06年1月1号对案件重要的事实提起上诉的死刑案件一律开庭审理，从2006年七月一日起全部开庭。一审判完了，二审不开庭了，通常我们叫书面审，以一审案卷书面材料为主要的依据，忽视对被告人、对证据事实持有异议等细节，丧失了发现和纠正一审错案的条件。高院总结错杀的冤案中多数有刑讯逼供，虽然明令禁止刑讯逼供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司法实践当中有取证难的问题。一般说来当事人处于失去自由、孤立无援的地位，无法取证更无法举证，时过境迁事后难以再有足够证据，即便检察官、法院再介入调查也因为知情人为警察取证困难重重，对罪行极其研究、死刑标准把握上、对可杀可不杀的政策权衡上、对证据确定充分的证据判断上、对诉讼程序的正当合法上要求更加严格，标准更加统一，执行更加有保障。因为死刑是极端的、不可恢复的刑法。死刑的废除是反应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我们这个国家出现了罪犯我们每个人都要反思。
很多重大的问题来不及都讲，最后我再说说一个信仰问题。我们中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迷信科学，就说科学成了正确的代名词，说你科学就是说你正确，说你正确就是等于说你科学，其实科学是解决求真的问题，叫“真善美”，科学不断的去粗取精，不断的去伪存真、不断扬弃、不断的证实、不断的证伪、不断试验、不断实践，科学是一个求真的国家，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毛泽东有一句话是对的，人类总是不断的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所发明，人类不会停在一个水平上。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态度，我们用科学方法进行科学活动得出一个一个科学的结论，但是对于一些结论你是信还是怀疑？我们问过卡尔马斯，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啊？卡尔马斯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就是把所有的科学结论放到实践当中检验，做到与时俱进。你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也必须到实践中检验，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信仰就是好比说是真理，真理是无法证明也无须证明的。比方说纯水在一个大气压的情况下在100度里面沸腾，0度结冰，是一个正确的结论，你信吗？你爱信不信，你不信，你摸一下烫一个泡，你再一摸烫两个泡。你说你信了，你信了科学不发展了。人工降雨是什么，就是积雨云携带大量的水蒸气过来了，温度也够了，压力也够了，就是不下来，一打炮就下了。打炮到云层里面碘化银分子就出来了，碘化银分子相对于水分子就是我们叫异物，异物作为凝结中心到一定情况下变成水柱、变成冰雹。我们在实验室内可以获得过热水、过冷水，就是超纯净水没有杂质没有振动，加热到700度还是液态水，零下40度也是液态的水。你不是说0度结冰变成固体了吗？有人说水我还不知道吗？就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水分子。其实氢原子中有一个质子外面带一个电子的，我们叫氕。还有一种是内核多一个种子，我们叫氘，又叫重氢。再多一个中子叫氚我们较超重氢，超重氢跟一个氧分子组成的水叫做重水。重水当然也是水，前几年一个科普杂志上面一位院士写了篇文章说通常说的水是三种氢同位素（氕、氘、氚）和九种氧同位素组成同素异形体。刚说完氢四发现，一个“气”字头下面四竖，念什么？汉字里面没有这个字。汉字不够用了，明天后年发现了金属氢，汉字够不够用了，因为原子核最外层一个电子是典型金属，氢最外层就是一个电子，但是金属氢却没有被发现，如果过些年发现了金属氢，金属氢跟氧组成的水叫什么水？不知道！
有人说我信仰科学？错！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怀疑精神，我们所说的怀疑不是瞎怀疑，是把所有的科学结论放到实践当中检验。有人说我反对迷信？错！因为迷信的对立面是轻信，轻巧的信跟迷迷胡胡的信形成矛盾。提倡科学反对邪教？错！因为邪教的对立面是正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统统都是正教，奥姆真理教是邪教，奥姆真理教的教主叫麻原札幌，现在给逮住了，判了死刑，为什么呢？他让教徒1995年在日本东京地铁放沙林毒气，毒死12个，毒伤1000多个。所以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反对邪教都错。邪教的对立面是正教，科学的对立面有四个：
科学的对立面一个是伪科学、一个是泛科学。什么叫泛滥？说你长得漂亮、说你长得美丽、说你长得可爱都没有问题，说你长得多科学啊？这就是泛滥了。什么叫长得科学啊？人是因为可爱而美，不是因为美而可爱。中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方是爱情就是瞎子。社会学说你的欲望越高的时候，你的判断力越低，比如说你赚钱的欲望越高了，你就让人家坑了，你吃饭的欲望太高了饥不择食，所以你的欲望越高的时候判断能力越低。这是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个定律，什么叫做定律就是重复出现的现象。欲望高的时候要冷静，不然容易上当，所以科学是解决求真的，能不能解决善恶？不能。去年中国一年死1000万多人、其中100万多人是病魔折磨致死的。
如果我的父亲得了癌症，到了晚期他疼痛难忍止痛针失效，我如果是给他注射毒药让他30秒钟之内死，就是谋杀。在联合国192个会员国里面，到今天就只有丹麦、荷兰安乐死立法了，在这两个国家有严格的程序认定，在这两个国家（这样的行为）就是协助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就是停止救治。就是我把他的鼻子里面的管子拔掉了、输液的针头拔掉、输氧的管子拔掉、导尿的管子也拔掉，我爸爸三天内就死了，这个不是谋杀是被动安乐死。这有背于医生的责任，因为医生的责任就是延长病人的生命、减轻病人的痛苦。
我想问问到底有限的医疗资源，是给有钱的人、有权的人、还是给有声望的人，这个就是困扰今天的“社会伦理学”难题。
这个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一个总统、一个企业家、一个世界名医生，他们分别代表权力、财富、声望，他们一起坐热气球升空，气球结冰了不堪重负，三个人里要扔掉一个，你说扔谁？有人认为财富重要，有人认为权力重要，有人认为声望重要，成年人没法取得一致。最后问幼儿园小孩，小孩搞不清这三个人的概念，最后老师在黑板上画上图，一个热气球下面挂着一个篮子里面坐着三个人，这三个人胖瘦不一样。最后孩子们一致地说：谁胖就扔谁！这就对了。
科学怎么能解决伦理道德问题呢？你能不能从科学论断（得出）是主动安乐死善、被动安乐死善，还是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善？分不出来。
美也是这样。什么是科学？求真。
什么是信仰？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
去年他们辩论说是敬畏大自然，（我觉得）用词不当。对未知领域应该是敬畏，已知是圈内，未知是圈外，你已知的越多，证明你的圈就越大，圈外就是未知。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什么是知？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一个贵人，你知道“已知”和“未知”的边界在哪里。人家问你圈里面的事儿你说“我知道”，问你圈外的事说“我不知道”，你就是贵人。所以说，信仰是对未知领域的敬畏精神。
人家问孔子里如何看鬼神？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说得非常棒，因为鬼神是代表“未知的领域”，这个领域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时候，我们只能存疑。但是我们要过日子，我们干嘛跑去研究未知领域？未知领域是科学家研究的，科学家研究生命的起源、基因的密码、黑洞的奥秘、时间的历史，这些都是科学家干的事。
时间的历史你能琢磨吗？霍金写了一本《时间简史》，发行了2000多万册。我也买了一本，因为霍金是一个眼皮能够动、两个手指能动的高位残疾人，是剑桥大学的终身教授，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前几年还来了北京。
有人问时间的历史翻译都不通，因为我们国家历史就有时间的意思。后来我也买了一本，学生问我周老师你为什么买啊？我说看啊。别人又问看明白了吗？我说告诉你，到今天我还没有看明白过。别人问看不明白你干嘛还要买？我说是满足虚荣心。这样学生一到我家就会说周老师家还有一本《时间简史》呢。现在我已经不为满足虚荣心了，现在我要想睡觉就看它，一看它就犯困。人家说（因为）你是正常人，你要去研究时间的历史、黑洞的奥秘，你也快成人家霍金了。所以霍金这样有特殊才能的人（想的问题）咱们能想吗，绝大多数人还是要过日子。所以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说得非常棒。离这个比较远，那离什么比较近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珠海建成一个生态城市，这就是咱们大伙儿的任务。至于时间的历史、黑洞的奥秘谁爱研究谁研究，反正我没这脑子，我相信绝大多数也没有这脑子。
问康德（他敬畏什么），他就说：我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就是说，信仰是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未知你还不敬畏，你也太狂妄了吧。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不敬畏？
第三句话“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社会公正吗？人生出来平等吗？除了尊严人生出来没有平等的地儿。人生出来不平等，你还要追求平等；社会不公正，你还要努力追求公正。你维护不了也追求不到，但你还是要维护、要追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他引用了《诗经》的一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所以，信仰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明知不行而为之”。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这不是信仰，白吃也得吃是信仰。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不是信仰，白说也得说是信仰。
有人老把信仰变成功利，完全错误。“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这是胡锦涛十七大报告里的一句话“精神家园”。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精神家园，中国现在是功利。“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钱虽然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是功利、浮躁、喧嚣。
所以现在中国解决社会问题，最关键（最需要解决的）是中国人没有心灵家园，心灵的家园绝对不可以是钱。资本可以进工业、农业、教育、文化，但资本绝不能够进灵魂。资本进了灵魂，这样这个民族、社会就不能持续发展。
我最后对于丹批评几句，听说她也来过文化大讲堂。于丹是一个中年人，她没有经历过多少人类的苦难，她说《论语》是教人们怎么快乐生活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快乐和痛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没有上就没有下。有人说我快乐、快乐，叫真是乐死人，你就乐死吧，所以西方把“极乐世界”叫死。
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一个幸福的人生应该怎样渡过呢？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无惧”。（“智者不惑”）就是不断地求取知识，以至于不对世界上的事物产生困惑，实际上求知欲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跟需求；真诚地待人如己，以至于不再为个人得失而忧愁，就是说不要老患得患失，这就是“仁者无忧”；勇敢地实践前行，以至于不再畏惧任何困难，实际上孔子在教学生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些与胡锦涛十七大报告如出一辙。
于丹怎么说？首先她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她把智者的“智”与知识的“知”就混淆了。这个虽然写的是“智”，但因为那个时候“智”跟“知”是通用的，实际上就是“求知”的意思。她说“有智慧的人就不迷惑”。不废话吗？聪明的人就不傻，傻就不聪明，吃饱了就不饿，饿就没有吃饱。
人家给她指出来了（错误），她说是吗？（人家给你指出来了你回去看看去啊）。最近《北京晚报》说于丹老师再讲《论语》，学者批评她的硬伤一分钟一次，不是说她的伤有多硬，只是感慨于丹老师这次没有好好备课，爱岗敬业程度不够。完了（人家批评）说古人的一白话这样的工作怎么就做不及格呢。人家说了，既亵渎了经典和先贤，也辱没了观众、粉丝，更气疯了正经学者。这罪过特别大，说（于丹老师）“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请问）于丹老师何解？险哪，实际上就是变相批评她的（她在那边巧言令色，大事一概不谈）。实际上这还不算事，还是硬伤，还有价值错误。
元旦晚上我打开电视，看到CCTV—10于丹正在说《庄子》，说羚羊跟小乌龟赛跑的故事。羚羊跑着跑着，半路上就问乌龟你在哪儿？在它前面的草丛里面乌龟说我在这儿呢，接着再跑又再问在哪儿？同样在前面的草丛里面有乌龟回答说我在这儿呢。最后跑到终点了，羚羊问你在哪里呢？在它前边的草丛里小乌龟说我在这儿呢，羚羊输了。于丹说，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因为头天晚上，小乌龟紧急动员了乌龟家族的成员连夜排了一路。只要羚羊一停，（在它的）前面就有小乌龟，它问的时候后面的乌龟就不说话，前面的小乌龟说我在这儿呢。
这个故事不是她编的，但她的解释是这样，说于丹教授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智力比速度更重要，判断力比技巧更高明。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这明明是一个有组织的“诈骗行为”，她居然敢说这是智力。明明是欺负人家羚羊不是乌龟的专家，也分不清乌龟们的个体差异。我就说，你于丹能分出来吗？给你很多小乌龟你分，你不是专家也分不出来，叫声和长的样你分不出来。
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看黑人是一个模样，现在看多了黑人是一个模样吗？那时候黑人看我们也是一个模样。因为你看得少，不是专家。再说了，智力跟速度跟比吗？小学三年级老师说单位不一样就不能加减也不能比大小。你说三斤加五尺等于八，老师说胡扯。于丹说“智力比速度更重要”，那玩意儿能比吗？我开一个玩笑，刘翔找谁去啊？刘翔不得气疯吗？我就是速度快啊。那踢假球、吹黑哨在中国还少吗？
中国的诚信到了什么程度？一个教授在电视上公然说“智力比速度更重要”、判断力比技巧更高明”。你们可以看《南方周末》，这个是最有良心的报纸，我们也认为水平最高。最近《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是《孔子哭了》，人家孔子哭了好几十回了。于丹拿《论语》胡说八道一回，人家孔子哭了一次。
人家孔子讲得多好，人家说“邦有道”。如果是一个法治社会、民主国家贫穷就是耻辱的事，“邦无道”。如果还没有建成一个法治社会，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富有同样是耻辱的事。人家孔子“堂堂正义”，499条语录最起码有1/3非常有活力，这都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子路问朕，对国家最重要的三件事是兵、粮、信。人家朕说去（掉）一个，孔子回答说去兵，多棒。完全符合和平发展两大主题。
现在是“以人为本”。死十个人“重大事故”，死三十个人“特别重大事故”。学人家孔子说“去兵”多好啊。说去一个是“去兵”，人家说再去一个，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因为“自古人皆有死，但民无信则不立”。信就是诚信、信用、信念、信心、信仰。一个国家没有信用这个国家就立不起来，也立不住（就是不可持续发展）。
孔子说得多棒。而我们国家信念、信心、诚信、信仰都出大问题了。所以现在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仰、自然人信用都出了大问题。所以现在中央讲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于丹作为一个教授到电视台去干什么了。人家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你不好好了解孔子的本意，还在这边说胡说八道。人家批评了你改不就是了，你还不改，还继续说。把人给气坏了，所以我借此机会批评批评她，不一定对，她也可以批评我。
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对未知领域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美好追求、对美好人身的情感寄托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精神的家园、是心灵的家园。
主持人：听了周教授的讲座，我觉得有几点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有没有发现周教授的记忆力特别好。
周孝正：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是人民教师，老讲课就记住了。
主持人：有那么多强大的数字体系，信息量非常大，如果大家反应慢一点儿的话就听着有点儿吃力。还得反应很快。我们留给大家一个互动的时间。因为时间有限而且举手的人特别多所以请大家相互谦让。
提问：谢谢周老师，也谢谢主持人给我的这样的机会。听了周老师的演讲我非常地激动和受启示。想请教一个问题，你说于丹老师的错误，她在讲孔子的人生志向的时候她说有二十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于丹在解释“少者怀之”的时候说孔子老的时候希望少年朋友都怀念他。我在看课外书的时候就发现有解释是说是“少年朋友都有他这样的远大理想”
周孝正：绝对不对，她这么解释绝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孔子的境界怎么可能这么低，是她的境界低，绝对不对，孔子能这么狭隘吗？人家为什么老是批评她，不是她有什么致命伤，只是她的立足点就不对，是机会主义。孔子教你如何看待生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觉得你说的第二种解释基本正确，“少年朋友怀有他这样远大的理想”，孔子说过15治于学，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岁从心所欲，70岁自由王国，心想事成，不成的事根本不想，70岁以上的人才不想事，但年轻人异想天开。死了还希望有人挂念着，绝对不是这样。
提问：有两点，第一个想和您就高考的问题切磋一下，我刚刚听了一下您演讲，你更多地认可应试教育否定素质教育，其实恐怕和我们这么多年教育的主流意愿不相称。现在教育界和社会更多的是倡导改良，对它不太好的地方改良，对此教育部已经委托厦门大学做了这样的课题。同样你推崇的科举制度其实后来出现更多问题也出现的很多的责难，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看待。第二个，请问周教授我们当前处于高风险期主要矛盾有哪些？怎样解决？
周孝正：高考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办法，高考有选拔功能，四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接受高等教育，你怎么办？你能否用素质教育解决稀缺资源问题。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公正”，最公正的还就是高考了。我特别反对高校自主招生，如果这样的话高校校长就迅速腐化了，我们主张一张卷子。原来有赤裸裸的地区歧视，三个青岛的女孩状告教育部，青岛的学生考上北京大学要比北京的学生高70分，其实应该有一个过渡期，比如说5年以后就一律平等了。教育部不但不改还非常狡诈，他说不要统一出题了，你北京出题然后出容易一点儿，分就高了，他不解决就掩盖问题。我反对高校自主招生因为腐败。一张卷子全国统一考试是有问题，但是比自主招生腐败强要强得多，工作公正是最关键的，不是说我否定素质教育，这个是糊涂的概念，没有解决选拔问题。你怎么选拔？这么多人都想上大学无可非议，四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够上怎么办？科举就是这意思，你是一个穷孩子你没有权力、声望，你有权参加科举可以参加垂直的流动。现在农民有没有流动的渠道？
提问：我们从小被迫接受无神论教育，现在我们如何树立我们自己的宗教或是心灵信仰？
周孝正：二战后现在新兴民主国家本质特征是政教分离，我们是一个淡于宗教的国家，这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的名言，我们汉族是一个非宗教民族，我们的心灵、精神家园怎么办，用美誉代替宗教。我们的信仰不是造神，为什么有人说儒家不是典型宗教，儒家不造神，不编故事。而典型的宗教要造神编故事，孔子说要做一个君子，要懂得礼仪廉耻，但是没有为什么？有些宗教说你倒霉因为上辈子缺德了，这辈子只能作牛作马。还有人说你一生下来就是原罪，你要跟上帝赎罪，我们儒家比他们的宗教强。
主持人：周教授有一个名号是响当当的“京城铁嘴”
周孝正：也不是什么“铁嘴”，我们在两会的时候在腾讯网、凤凰卫视，曹景行、我还有一个人我们搞了“两会三人行”，关于重大问题比如退税，现在澳门一个人给5000块钱，中国去年也多收了一万多亿的税，所以现在有人提议，一个人退一千。这个在腾讯里面都有，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主持人：拥有这个称号非常的不容易，这个人有非凡的口才，满腹的经纶，博学多才同时要要求这个称号的人心系苍生百姓，有一颗赤字情怀，切中要害，用口才和心怀感召我们，周教授就是这样的人。
周孝正：可别这样说，我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老师，简称“人民教师”。你们可以跟我发电子邮件，我们可以讨论，我们还有很多的材料，我的电子邮件是zhouxiaozheng@vip.sohu.net，有的敏感的东西我不能讲可以发给你。我的邮箱可以公布。我就祝愿大部分人都生两个孩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单位和谐，国家和谐。
主持人：谢谢周教授。今天演讲到此结束。
本文根据现场演讲速记整理而成，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