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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孙移居台湾始末
鲁迅之孙周令飞
1982年，鲁迅之孙周令飞冲破大陆有关方面的禁令，为了与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台湾小姐张纯华结秦晋之好而移居台湾，由此在当地掀起了一股出乎意料的鲁迅热。
“公派自费”赴日留学
周令飞，生于1953年，性格颇有点像爷爷鲁迅。据其父周海婴说：他“性格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不经大人同意，自己跑去报考一个解放军少年艺术学校；16岁上中学时，年龄还不到参军标准，却硬是向军代表软缠硬磨地当了兵；几年后，转业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
恢复高考时，他虽然复习了几个月，但终因参军过早，影响了学习，以致基础太差没敢报考。到1979年前后，国家允许自费出国留学了，周令飞又动了继续学习的念头，通过朋友联络，向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报了名，打算先通过语言关，再进修别的专业。为此，他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因为他是鲁迅的后代，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据周海婴讲，当时有关方面认为，“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但按规定，周令飞又不合“公派”的资格，最后弄出个“公派自费”的办法让他去留学了。
但这决定来得有点迟，等周令飞赶到日本，学校已经开学一个月了。
与台湾同学产生爱情
周令飞在日本读书期间，结识了班上一位台湾来的女同学张纯华。二人一来二去产生了爱情。
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首先是张纯华被父母召回台湾。原来台湾有关方面知道这件事后，劝告张的父母，说是你家女儿竟然在日本与大陆男子谈情说爱，而这男子又不是寻常之人，他是“党国”一向最讨厌的鲁迅之孙！她父亲本是个生意人，一向不问政治，听了这话便急忙召回了女儿。直到半年后，在张纯华口头保证下，才允许她重返日本学习。
而大陆方面也早就开始注意周令飞与张纯华的关系了，关注的重点当然是张纯华的政治面貌和接近周令飞的真正动机。因此，组织上考虑要周令飞终止在日本的学习，立即回国。周令飞的想法是，自己与那个女孩已经生死不可分离，既然大陆不能容忍他的爱，那么，就只有一条路——走！乘飞机从日本直飞台湾，在临上飞机前，他向媒体发表了声明：此举纯粹是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此事与我父母无关。
携妻赴台，艰苦创业
周令飞有着他祖父一般执拗的性格。在他携妻赴台时，他对追来采访的记者们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恋爱结婚的自由，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他想告诉大家，这是他的“个人事件”，不是“政治事件”。
但周令飞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周海婴夫妇带来了很多麻烦。当时周海婴的顶头上司——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后来，他在单位阅读文件的资格被取消，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的资格也被取消，他夫人的工作权利亦遭到剥夺，直到1986年才恢复。
这件事的冲击波还影响到了令飞在日本读书的妹妹，差点使她的学业半途而废。
而身在台湾的周令飞生活也并不平顺，一度还因为来自大陆且是鲁迅后人的身份而找不到工作。周令飞一开始在岳父开的百货公司做协理，但后来因为经济变化，生意每况愈下，百货公司最终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周令飞与张纯华自行就业，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鲁迅的孙子竟然落到了卖爆米花的地步，这当然是一大新闻！周海婴写道：“这事给那些无聊记者获悉，写文章拿我儿子当笑话，说什么想不到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但我儿子不以为意，心想我本分做生意，靠劳动吃饭，这给祖父丢什么脸？他照样干他的。”
周令飞和张纯华最终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虽不算富裕却也舒适安逸的家”。后来廖承志对周海婴说，周令飞在台湾表现得很好，北京方面从未把他当什么叛逃者。这对周令飞而言，可谓莫大的安慰。
周令飞的夫人和子女目前仍在台湾。但周令飞现已打算长期留在祖国大陆。
周令飞长期在上海生活，从1岁至16岁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2005年11月，周令飞代表父亲周海婴，特地来看看祖母许广平在广州的故居。年过半百的周令飞深情地说：“我虽然多次来过广州，却是第一次来到祖母家，看到祖母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看到许氏家族的亲人，感到很高兴。”
周令飞的女儿周璟馨
女儿参加综艺节目
周令飞的女儿周璟馨曾在台湾热门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镜，那次是评选“名门千金”，时年22岁的她透露“我的曾祖父是鲁迅”。节目片段、相片在网上热传，短短一个月，她的网络相册已有过百万网民浏览，在学校甚至有同学向她拿签名。
周璟馨身高1.61米，就读于淡江大学资讯传播学，眉宇间透着曾祖父鲁迅的英气。周璟馨坦言，对曾祖父鲁迅认识不多，只是零散地听到家人的相关谈论，不过，她还是对曾祖父感到十分骄傲。
身为名人之后，不少网民对周璟馨的生活很有兴趣。周璟馨表示她在台北长大，父母工作很忙，从小都由菲佣带大。她自言生活不是十分富裕，并表示和其他同学一样，在课余时要到餐厅打工挣零用钱。
周令飞表示，女儿参加综艺节目一事，他们尊重和支持。
鲁迅作品热台湾
在台湾，尽管也有人撰文说周令飞的行动是什么“投奔光明”，但学术界及广大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周令飞的特殊身份，因而许多人把周令飞与鲁迅联系在一起，鲁迅及其作品顷刻间成了热门话题。众多报刊报道周令飞来台时，均以“《阿Q正传》作者之孙”称之，无形中宣传了鲁迅的《阿Q正传》。过去台湾读者耳熟能详的是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这次，鲁迅的声名大有掩盖胡适之势。
因为周令飞来台，出版商掀起了一股盗印鲁迅著作的热潮。有个别书商竟不顾当局不许进口大陆书的禁令，利用水运或航运引进人民文学出版社16卷本《鲁迅全集》，由原价人民币56元暴涨至新台币2万元，在台湾地区创造了单个作家作品集要价最高的纪录。
随着《鲁迅全集》全方位登陆台湾，鲁迅及其胞弟周作人见报率逐日增高，评价也出乎预料的好。《联合文学》作为台湾最具权威性的纯文学月刊，于1988年12月推出了《现代人看“丑陋的中国人”阿Q》专辑，肯定《阿Q正传》“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是鲁迅最优秀的代表作”。
鲁迅之子周海婴全家福照片
1949年之前的鲁迅更为信实
鲁迅（1881.9.25～1936.10.19）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跟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
鲁迅后代全家合影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周令飞到学校演讲，这句话一出口，台下马上响起会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过一个统计，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计约20篇，但孩子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说什么，一些老师甚至怕教鲁迅，不知道在当下该如何阐释鲁迅，“上海有家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民办学校，校长号召孩子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攻克学习的堡垒’。”
他想改变鲁迅形象传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识形态化”，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访谈中，常常要将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们看到的鲁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鲁迅有多高，我父亲是1米78，我是1米80，我两个弟弟一个1米83，一个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实际上鲁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讲时他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萧红笔下，“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我祖母也说过，说我爷爷的笑声，三间屋子外都可以听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他不喜欢那个刻意被塑造为斗士、革命导师的鲁迅，他乐意同大家谈论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电视台《悦读会》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委婉闪烁地问及鲁迅先生与萧红的关系，他直言快语地接过话茬，“你直接说，他俩是不是好过？是这意思不？”
他的定义是“知己”，“这很正常吧！优秀的男女之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赏，很美好啊！”他给大家讲鲁迅跟猪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声传到三间屋子之外。
1926年鲁迅到厦门教书，思念在广州的祖母，他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爱人，一头猪不识相，跑过来，啃地上的相思树叶，我祖父很恼火，撸起袖子就跟猪搏斗，一个老师跑过来，问他你怎么跟猪打架，他说老兄我不能告诉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她，多浪漫多可爱的一个人！
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今年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当时已60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给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琐谈”，直言她为程式化的鲁迅回忆文章所苦，“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呢？”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她的真实一如从前，说自己记不得鲁迅大段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猛料”，因为家庭生活中“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在周扬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导之下，许广平“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这个极具时代话语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动。周海婴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十几年，从学生到终生伴侣，她说她死后她的文稿可以一个字不修改发表。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能不受约束的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豁免权。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过的地方，研究中国近50年历史的学者，可以比对两个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种规定话语模式的挤压，如何变形的。”
《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许广平原题为“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被改为“党的一名小兵”。
毛泽东将鲁迅神圣化
“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的毛泽东。
1934年初，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毛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毛泽东对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并不生气，反而开怀大笑。
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便养成常读鲁迅的习惯。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一直伴随着他，从陕北带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逝世后，报纸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为他及其他视力减弱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
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力，毛泽东看得很准。1934年与冯雪峰热议鲁迅时，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和打击，被排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听说中央局有意请鲁迅主持中央苏区教育工作时，他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夫妇和儿子海婴
鲁迅的作品1923年便开始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民国时期选入教材的多是小说、散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南京当局虽未采纳为鲁迅“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的要求，但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10个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紧迫的时局淡化了鲁迅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战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扬起来。郭沫若以他惯有的充沛激情疾呼，“鲁迅并没有死！目前在前线上作战的武装同志，可以说个个都是鲁迅，目前在后方献身于救亡活动的人，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鲁迅。鲁迅化为复数了。”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
《鲁迅批判》的作者李长之被批斗，一工宣队队员指着他的鼻子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两年后，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做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许广平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则令人瞠目，“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许广平讲那样的话也是迫不得已，人们应该原谅。”张梦阳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学者朱健国反思那个时代，“愈号召学习鲁迅，结果愈没有一个鲁迅。鲁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鲁迅会在伟大者的表彰、宣传之中真正永远消逝。”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本盖有“鲁博革命纵队”红章的《鲁迅语录》，他曾经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鲁迅语录》做过专题研究。
“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黄乔生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4角。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上推出了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仆、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鲁迅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其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人朱正在《鲁迅的一世纪》一书中分上下两章展现了诸多历史细节。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政治观”一章中称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
胡适眼中的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揣度鲁迅与共产党之间的关联，“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真正改变鲁迅对革命者认识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鲁迅将瞿秋白引为“知己”，曾抄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英年早逝，共产党又把冯雪峰派到了鲁迅身边。
除了以笔为匕首投枪外，他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帮助成仿吾找到党组织；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方志敏入狱后，他成为方和党中央特科的交通桥梁，在他的建议下，方志敏利用敌人软化他的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流传后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某天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这个美好的愿景并非鲁迅对新中国的惟一假想。左联后期，他同周扬等人分歧日剧，难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联成员，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信中，他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给曹靖华（留苏学生，参加过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代鲁迅搜集苏联版画和革命书刊，往来密切）的信中，他将周扬等左联领导比作“手执皮鞭，乱打苦工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扬等人唱高调，发号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于是写信给胡风，“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我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去找鲁迅，请他签一个文件，他不肯签，很生气地问她，“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当冯雪峰长征后，到上海再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港版）作序时如是写道。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轰隆运转的宣传机器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得陷入内耗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冯雪峰为了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仍要打扰鲁迅的内心安宁。鲁迅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的。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个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周令飞不喜外界把鲁迅的晚年描述得过于孤独和凄苦，“我理解的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是不应该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尽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
《死》是鲁迅最后时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对亲属的嘱托，常被视为先生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他像是预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嚣聒噪，特此嘱托。只是一个遗体上空前庄重地覆盖了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的人，如何能轻易得到安息？
鲁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纪念，一直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俗称“西鲁”，院内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195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日，故居头一次开放，接待各界群众参观、瞻仰。
1979年5月，周扬牵头成立了社科院鲁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东长安街，被称为“东鲁”。
“西鲁”、“东鲁”，以及专司鲁迅著作出版发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都在争夺对鲁迅的话语权。1979年5月26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周扬任会长。“西鲁”馆长李何林为人耿介，直言当年处处违逆鲁迅的“四条汉子”之首如何能当此任？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社科院鲁研室受命为周扬写一篇大会发言稿，由鲁研室的刘再复和哲学所的张琢联手操刀，张梦阳那时30出头，“给他俩打打下手”。
“当时两种思潮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发言稿是刘再复负责执笔的，他的主旨是要坚持鲁迅精神，主张思想解放。写完之后，打印出来，送到周扬那里，当时周扬在北京医院住院，已经73岁了。他看了是满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坚决否定。”
刘再复后来告诉张梦阳，林默涵和王任重一边一个坐在周扬的病床旁，指责那个讲话稿立场有问题。周扬迫于压力，答应让中宣部重新组织人另起炉灶，“刘再复、张琢就退出了，我这个跑腿儿的反倒继续留在封闭写作的宾馆，等着同新来的人衔接。”
最终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新来的人对鲁迅研究不够，9月25日的人民大会堂上，周扬还是宣读了刘再复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为了排除干扰，鲁迅编辑室设在社外，在宣武区虎坊桥《诗刊》杂志社找了个空房子，时任编辑部成员陈早春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一个冬天下来，“大衣扣子全都被挤掉了”。他们的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1986年，黄乔生自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直到80年代，鲁迅学都是一门显学。”他的毕业论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学羡慕他分到鲁博研究室，极少有人预见到鲁迅的官方研究兴盛期已近尾声。
“我刚来就赶上鲁迅逝世60周年，当时在社科院搞了一个纪念大会，钱钟书致开幕辞，他说鲁迅是个伟人，要从多方面研究……那时刘再复还在国内，是社科院鲁研室主任，那个会他也参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节，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鲁迅与五四名人与中国传统”的讨论会，黄乔生记得会上许多人慷慨激昂，将鲁迅视为反传统、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不过很快，那些都不让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业大潮汹涌来袭，鲁迅研究逐渐退潮，“鲁迅学成为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思想史的一个标本，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2006年，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发表了一篇长文《鲁迅是谁》，这个话题引来学界内外许多争论。
“东鲁”社科院鲁研室自张梦阳退休后就取消了编制，“西鲁”鲁迅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性事业单位，参观者只要出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陈列馆和鲁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馆内游客也很少。
副馆长黄乔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鲁迅在大众心中的“最后一点影响”抓紧宣传鲁迅。“对于下一代来说，鲁迅是非常陌生的，在这个陌生化到来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作为博物馆的运营者，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普及鲁迅。”
鲁博馆长孙郁曾经邀请莫言、陈丹青来办讲座，莫言说，“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孙郁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把鲁迅和胡适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胡适的思想和智慧在30岁就已经停止前进了，而鲁迅在50岁的时候依然在不断发展。因为鲁迅要翻译、要输血、要新鲜的东西，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
黄乔生感叹，“鲁迅还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资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鲁迅都有思考，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来读他了。”
学者钱理群指出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是钱先生鲁迅讲座中经常要讲的内容，“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鲁博安静的展厅里，一帧帧照片、一件件实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览的最后一个主题是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鲁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温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续写的遗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再到辞世前一天，病体难支，写给好友内山完造，拜托他请医生的珍贵遗墨；之后是那张令人不忍正视，取掉了全副假牙，脸颊塌陷的遗容照片；最后，是那面曾经覆盖在鲁迅遗体上，绣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色大旗。
观众留言簿上，《有声的中国》和《野草题辞》中的两段话常被引用：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恋爱中的鲁迅
在中国，研究鲁迅的人多是把鲁迅供在高处，把他的眉毛描粗一些，表情涂上愤怒与绝望，让他数十年不变形不走样地定格着“横眉冷对千夫指”、“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斗士形象……那么恋爱中的鲁迅，会以怎样的形象“直面”情人呢？
这张照片许广平与何春才一起站在后排，照论资排辈说法是并不恰当的。据悉，当时四人在西关图明馆合影时，鲁迅无论如何不同意与许广平并排坐下，要何春才和许广平站在后排。因当时许家老辈反对许广平与鲁迅结婚，许广平一心追随鲁迅但又得不到家庭认可，所以两人在广州的关系并未公开，最后许广平以大无畏的叛逆精神反对封建家庭的意旨，宁可与家庭断绝关系，坚决追随敬爱的导师到上海去了。
半个鲁迅在淘气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具体的定情时间，据鲁迅研究学者倪墨炎考证为：1925年8月8日至14日这一周里。原因是这一星期许广平因为学潮而遭遇开除学籍、并要被学校遣送回乡的处罚，不得不躲进了鲁迅所住的西三条胡同的南屋里避风头。
其实，若细读后来的《两地书》原信，便可知，早在鲁迅醉酒的那个端午节后，已经和许广平确立了恋情。证据如下：“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七点二十五分八秒半”致许广平的书信一枚。
这枚精确到下午某某点某某分八秒半的书信，被许广平称之为“一封滑稽文”。这篇“滑稽文”其实是一个淘气的剧本，除在形式上以剧本的方式行文以外，在内容上还用孩子式的调皮回击了许广平的孩子气。
鲁迅老师还在此信里淘气地做了下面的事情：
其一：不承认自己是嫩弟弟，因为他头发没有短至二寸以下，也没在脸上涂雪花膏，更没有穿莫名其妙的材料做成的绣花衣服。
其二：不承认自己的日期写错了，其实明明是写错了，这一点纯属孩子式的无赖。
其三：欲“定做”一根教鞭，对付笑言“师古”的许广平——学习我的哥哥，和先生围着桌子乱转，若是先生要伸长手将鞭子打下来时，我就蹲下。
其四：鲁迅在这里露出孩子般的牙齿，笑着说“就算大仇已报。现在居然姑看作正经，我的气也消了。”呵呵，这是如何的淘气啊，被别人用一篇剪报给骗过以后，必须也要以同样的方式骗回来不可。
爱发誓的孩子气
在厦门大学，听讲鲁迅课的学生很多，也常常有热爱文学的女生像许广平一样，坐在第一排，热情地发言。可是，这一次鲁迅先生不再执著地盯着她们看了。
鲁迅的信一写到女人或者女生便会犯恋爱综合征：发誓、排他、孩子气。他的原信是这样：“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和HM相见。”（鲁迅称许广平为HM，即“害马”）。
这封孩子气的信，直到半个月以后才被许广平收到。收到后，许广平不禁被鲁迅的誓言逗笑了：“这封信特别孩子气十足，幸而我收到。斜视有什么要紧，习惯倒不是斜视，我想，许是蓦不提防的一瞪吧！这样，欢迎那一瞪，赏识那一瞪的，必定也能瞪的人，如其有，又何妨？”
广平兄的鼓励，鲁迅却不敢去执行，在接下来的一封信里，依旧目不斜视着：“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
“无赖”只让许兄知
1926年10月28日下午，大约正是上课的时间，校园里很是安静。
鲁迅从外面回来，在楼后面的一小片花圃前，突然有了恶作剧的兴致。看到眼前花圃四周缠绕着带刺的铁丝，高度刚刚高过膝盖，他不自知是否还能跳过去。看看四周又没有人，鲁迅在心里数了一下数字，加油了几步，一用力，就跳了过去。
时年四十五岁的鲁迅先生，英雄地跳进了花圃里，然而，毕竟力气不足，那铁丝刺破了鲁迅的小腿和膝盖。上楼梯时，粗厚的布料磨擦到伤口，仍隐隐地作痛。晚饭后的例行散步也取消了，虽然在信里鲁迅反复地说晚上就没有事了，“一点没有什么”，但是，那天晚上，他便不便到楼下的草坪上去尿尿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尿在一个瓷唾壶里。
尿在一个盆子里，白天倒尿盆自然不大方便，鲁迅的做法是这样的：“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信写到这里，鲁迅已经自称“无赖”了。
（注：本节引自：《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赵瑜著武汉出版社2009年9月版）
鲁迅新婚之夜发生了什么？
朱安晚年在北京西三条院内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寻味。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等，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并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鲁迅的旧式太太——朱安
陌路婚姻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得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鲁迅（后排右一）与绍兴籍留日学生合影，1904年摄于日本东京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
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
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像王鹤照这样一个佣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鹤照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只是缺少旁证。有人指出，当时是大夏天，在绍兴根本用不着盖被子。对新婚夜的情景，周光义也曾有追述，似乎没有这么戏剧性。据他说，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总爱看书，迟迟才睡。二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的床边的一张床里。
王鹤照说因为鲁迅第二天早晨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鲁迅即便没有拜老台门，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还是有许多繁琐的仪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晓，新娘盥洗完毕，吹手站在门外唱吉词，老嫚把一对木制的红衣绿裤的小人儿端进来，摆放在新娘床上，说:“官官来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讨赏封。
一起吃饭，自然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之后要“上庙”，新夫妇坐着轿，老嫂、吹手跟在轿后，先到当坊“土谷祠”参拜，照例还要再到宗祠去参拜祖先。
当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厅里供两桌十碗头的羹饭，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见礼”，依次按辈分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最后接受小辈的拜礼。
新婚夫妇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门”，亦叫“转郎”，新夫妇往女家回门，在老嫂、吹手的簇拥下，坐轿来到女家，至大厅拜女家祖先，参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后，还要请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听她致照例的“八句头”，八句头说完后新夫妇才辞别上轿。
鲁迅“回门”一事，朱家房客陈文焕曾回忆道:“我10岁光景，听一个名叫刘和尚的泥水作讲起，说:‘朱家姑爷来回门，没有辫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赶去看热闹。’”刘和尚讲的“朱家姑爷”就是鲁迅，在当时剪掉辫子简直是特大号新闻，因此引来不少围观者看热闹。
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做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的。”很明显，鲁迅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出售鲁迅藏书事件
自母亲去世后，当时已经附逆的周作人担负着长嫂的部分费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涨到150元、200元。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朱安内心并不情愿，而且这笔钱也很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她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同时，许广平委托律师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申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听闻朱安打算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事，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信，但可能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朱安请人代笔的回信里体会到内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说:“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从信中可体会这位毫无谋生能力的老妇人凄凉的晚景。
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这事的经过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关于周作人》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0月1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到北平后，将书信一一投送，一面请赵万里把旧书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访问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条见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去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弢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当她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她看看。于是气氛一转，藏书出售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注：本文参考书目：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回忆录》、曹聚仁《鲁迅评传》、刘再复《鲁迅传》、朱正《鲁迅的一世纪》、黄乔生《鲁迅与胡风》、《鲁迅语录阅读小札》、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薄景昕《试论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康凌《学者鲁迅--一个建构史的回顾（1936-1966）》、乔丽华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等）
鲁迅之子周海婴逝世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1个儿子，出生于1929年9月，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
4月7日凌晨5时36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北京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周海婴：一生都在逃离鲁迅的影子
鲁迅，中国的文化巨人，但在儿子周海婴的心目中，他永远只是世上最慈祥的父亲。周海婴的一生可以说是鲁迅生命的延续，但也可以说是鲁迅人生的背离。世人都说他是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但他坚持要摆脱父亲影子。他度过了备受压抑的少年，颠沛于大江南北，历经八十载春秋。他，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生。
老来得子，他成了鲁迅的意外收获
在他将出世时，母亲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征求鲁迅意见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也许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孩子的坚强，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海婴这个名字，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
七岁父亲病逝，特殊家庭造就谨慎性格
鲁迅逝世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不做空头文学家，拒绝在鲁迅光环下生活
周海婴表示，不愿在鲁迅的光环下生活，也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是谁的后代；他反对靠父母的余荫生活，虚度人生；强调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1952年他考进北大物理系，从此走上严谨的科研道路，开始了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生涯。
“我喜欢朴素的摄影” 镜匣折射坎坷一生
周海婴自儿时始，潜意识里对照相就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亲切感，这或许是他10岁就拿起相机记录人生的机缘吧。周海婴早期拍的照片都用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页面上有很多许广平亲笔题字。70年来,他一共拍摄照片两万余张，其中不乏重要历史时刻的珍贵瞬间。
周海婴先生的生平简介
周海婴，男，1929年9月生于上海。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中国鲁迅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