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央编译局 章丽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思想的载体，他们的理论精髓就是通过他们的一篇篇文章和长年记录下来的千言万语表达出来的。翻译他们的总字数达3200万字的全部著作，实质上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代圣立言”的神圣工作，既光荣又十分艰巨。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在论证我国改革开放时说过，“老祖宗不能丢”。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再次重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使我们这些翻译老祖宗著作的人倍受鼓舞，同时也再一次感到责任的重大。
下面先介绍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情况。
《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共五十卷，已于1985年出齐。1986年，经中央批准，编译局开始实施《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计划。第二版预计出书七十卷左右，编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著作卷，共二十九卷(第1—29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共十七卷(第30—46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共十四卷(第47—60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共约十卷(第61—70卷)。
《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计划于1986年启动，到1995年开始出书，至今已出版11卷，另有6卷已发排，不久将面世。从已经出版的各卷次来看，每卷译文质量都有很大提高，纠正了一些错译，修改了一些不太通顺的句子，译名译语更加科学、准确和一致。从收文来看，在已出版的各卷中新收入的新文献有十九篇，同时删除了经考证并非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几篇文章。从编辑上看，体例更加合理，每卷都有中文版编者撰写的导读性前言，书后所附资料部分内容更加充实、齐备。
《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从译文质量来看存在一些缺陷。这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带有某种必然性。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其中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德文写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是用英文写的，百分之五左右是用法文写的，百分之五左右是使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写的。《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是从1954年开始翻译的，当时编译局翻译人员大都只懂俄文，通晓德、英、法文者极少，更不用说其他语种了。再说，当时俄文第二版是世界上最好的版本，惟一可能的选择也只能是依据俄文第二版从俄文转译。由于转译，不准确之处无形中就增加了许多。
《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为了切实保证译文质量，规定除极个别语种(如希腊、拉丁文等)
不得不依据他种语言转译外，所有著作一律依据原文译校。从工序上说，大多数著作至少要经过初译校，定稿，审稿三道工序，有些重要著作工序还要多，至于辅助性工作的工序就更多。在译校中每道工序都要逐字逐句对照原文推敲修改。较重要疑难问题，须提交学术委员会，经集体讨论确定修改方案。特别重大的问题，要向社会上有关专家征求意见。此外，译校过程中，要随时向外藉专家请教。从主观愿望上说，我们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但翻译毕竟是困难的事，不尽人意之处恐难以避免。这里用得着德国大文豪歌德的那句名言：“说到底，不管人们怎样抱怨翻译中未尽人意之处，但是这项工作始终都是整个人间事业中一项最重要最值得尊敬的事业!”(歌德1827年7月20日给托马斯·卡莱尔的信)我引述这句名言，不是想借以博得人们的尊敬，而是想请求人们原谅我们因智慧不够而留下来的“未尽人意之处”!
我们都是翻译工作者，深知翻译并不像有些外行所说的那样“照搬过来”就万事大吉。通过流畅通顺的汉语，准确无误地、恰到好处地表达出原文的全部思想内容和精神，决非易事!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曾从事大量翻译活动，并对翻译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想借此机会简单介绍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事翻译的情况，以及他们对翻译工作的评论，这对我们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
两位导师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奋笔疾书写下大量作品，同时又频繁参加工人运动实际活动之余，也翻译了不少东西。他们曾将自己的十多篇篇幅较长的著作，如《法兰西内战》等，译成一种或几种外语；他们协助第三者翻译的著作大约有四十多种；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翻译成德语的外语引文，以及在信中直接翻译和摘引的外文资料，更是数不胜数，比如他们将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发表的就达一百篇以上。
马克思恩格斯对翻译的质量非常重视，对不理想的译文常常提出十分严肃而又中肯的批评。例如，恩格斯对威廉·皮佩尔翻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英译文，就不客气地提出意见：“显然，皮佩尔更习惯于直接用英文写，而不习惯于翻译。”他“总是造成同义词的极度紊乱”。“他在语法上有很多错误。”恩格斯抱怨皮佩尔“有时最漂亮的说法也被弄得比较差劲了，而且往往叫英国人完全看不懂。”“如果遇到难句，宁可空着以后再处理，也不要硬凑合上一堆东西。”(《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137—138页)
恩格斯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中，对翻译提出了更带原则性的看法。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就把它译成外文而言，是公共财产”，因此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译本，应允许多种译本的存在，欢迎后来者居上。恩格斯认为布罗德豪斯试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远远没有忠实地表达原文，这是因为布罗德豪斯先生完全没有具备一个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者应该具备的才能”。他还说：“翻译这样的著作，只是通晓标准德语是不够的。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种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他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他指出，“在这里，对翻译者还有更多的要求。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必需使用最好的词汇，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恩格斯批评“布罗德豪斯先生一碰到这些问题，就不仅缺乏词汇，而且缺乏勇气”(同上，第21卷第266—267页)。
从马克思恩格斯参与翻译工作和对翻译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受到极大的启迪。我们感到和认识到，翻译难，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更难。就拿《共产党宣言》这部撼世之作来说，其翻译难度是非比寻常的。连恩格斯自己也说：“说实在的，《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它使我想起在一切文献中最不好翻译的这部文献上所白白耗去的艰苦时刻。”(同上，第36卷第361页)请看，连恩格斯这位语言大师要翻译自己亲自参加过写作的《共产党宣言》，都知难而退，那么对于一个多世纪后的我们来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了。就拿《宣言》的第一句来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从来人们对这句话的译法，就众说纷纭，意见不一。“Ein Gespenst”，“一个幽灵”，曾有过多种翻译方案：“鬼”，“鬼怪”，“妖怪”，“幽灵”，“怪影”，“幻影”等等。而“umgehen”，译法也不少：“游荡”，“徘徊”，“出没”，“闹鬼”，“转游”等等。现译方案“幽灵游荡”，同各种方案比较，我们认为是较好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
下面我再结合《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校订中的个别例子，谈一点肤浅体会。
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资本论》第1卷)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他(指约翰·淮亚特)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中I，23/409)
德文：Schon vor ihm(John Wyatt)wurden, wenn auch sehr unvorkommene, Maschinen zum Vorspinnen angewandt, wahrscheinlich zuerst in Italien. Eine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 würde überhaupt nachweisen, wie wenig irgend eine Erfindung des 18. Jahrhunderts einem einzelnen Individuum gehöhrt.(II/10，334)
这里“批判的”的原文是“kritisch”，这个形容词在各类字典中的主要解释是：“评论性的，批判的，批评的，紧要的，危急的”等等。这个词在已经出版的中文第二版中出现多次，比如“批判的共产主义”，“批判的奠基者”，“社会主义批判史”等。在这些地方均译“批判的”，译法是统一的。但在上述场合这样译是否确切呢?是否只能这样译呢?经过查找各种资料，向外国专家质疑等等，弄清楚这里的“kritisch”应是“考证的”意思，所以在第二版中改成：“……如果有一部考证的工艺史，就会证明，……”
例二：同上著作中还有一句话：“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显露出来。(中I，23/410)
德文：“Die Mängel des abstrakt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Materialismus， der den geschichtlichen Proceß ausschließt, ersieht man schon aus den abstrakten und ideologischen Vorstellungen seiner Wortführer, sobald sie sich über ihre Specialität hinauswagen.”(II/10，334)
这里“唯心主义”的德文是“ideologisch”，含义为“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的”。在《全集》中文第一版中曾译做“意识形态的”“思想的”，“思辨的”，在个别场合译做“唯心主义的”。在这次再版译校中，经过讨论，认为译做“意识形态的”更确切些。因为按照原译理解那段话的意思，似乎有些矛盾，如改译“意识形态的”就顺当了。这里是指，在这些代表人物的抽象的哲学、政治、宗教等观念中(它们属于意识形态)，种种缺点就暴露无遗了。出于这种考虑，在第二版中改为：“……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例三是一个地理事实考证的例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4章中论述自然条件对人类劳动的影响时有这样一句话，在解放前的旧译本中为：“我们试以亚细亚爱琴海东部诸岛的居民为例来考察吧，那里西米树野生于森林中。”在这句话中，译为“亚细亚爱琴海东部诸岛”的原文是“östliche Inseln des asiatischen Archipelagus”。初一看这句话好像问题不大，但仔细一想不对了：爱琴海在希腊旁边，应属欧洲，并非亚洲。查地图，爱琴海中确有北、南两个斯波拉提群岛，其中南斯波拉提群岛在爱琴海东部，临近土耳其，这个群岛是否属于亚洲呢?可是，欧亚两洲的分界线难道会划在爱琴海中吗?这是个问题，但查找毫无结果。于是换一种思路，再查看爱琴海中各群岛都有什么物产。但任何一部百科辞典都没有关于那里盛产西米树和西米的记载。第三步，我们直接从各种百科辞典中查找西米(Sago)这一词条，结果发现，介绍西米的资料虽然有简有繁，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说西米树是棕榈科植物，生长在东印度群岛，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地方。这就出现矛盾了，这时再回头来查Archipelagus 这个群岛名，才在较完备的外文辞典中查清，原来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含义是爱琴海中的群岛，第二含义是从第一含义转义而来，成为普通名词：“多岛海”或“群岛之海”。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马克思指的就是东印度群岛，与爱琴海无关。经过这样的考证，我们才把译文定为：“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589页)。这一句不引人注意的译文的译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群岛从爱琴海移回到了太平洋了。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对保证译文质量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需的。
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个艰巨的工程，现在已出版的和发排的卷次还很少，离最终完成任务还相去甚远。中央要求我们在2020年左右完成，但是单靠我们马恩室现有人力恐怕难以如愿。我们希望得到包括理论界、翻译界等有关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凡有志于我们这项工作的，我们非常欢迎。请大家给我们推荐人才，帮助我们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