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序列中，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4个第26军。
一、浙军陆军第3师组成的第26军
该军前身是浙江陆军第3师。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浙江境内后，北洋军阀孙传芳所属“五省联军”中的浙江陆军第3师投靠北伐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军，周凤歧任军长，伍文渊任参谋长。原辖第5旅改编为第1师，伍崇仁任师长；原辖第6旅改编为第2师，斯烈任师长。该军组建后隶属北伐军东路军参加北伐。1927年3月，浙江炮兵旅改编为第3师（张国威任师长），隶属该军编制序列。10月8日，周凤歧辞去军长、胡大猷辞去参谋长后，陈焯升任代理军长，方策升任参谋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该部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不久，该军进行整编，第3师番号被裁减，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1、第2师。另以原第18军第17师转隶该军，编为新的第3师。此次整编后，该军参加了第3期北伐。1928年2月，该军所属3个师的番号进行更改，原第1师改为第62师，赵观涛任师长；原第2师改为第63师，邢震南任师长；原第3师改为第30师（师长姓名不详）。同年8月，根据国民革命军“军事整理案”的要求，该军撤消军的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师，陈焯任师长，方策任副师长。原第62师缩编为第16旅，郭忏任旅长；原第63师缩编为第17旅，赵观涛任旅长；原第30师缩编为第18旅，邢震南任旅长。
第六师前身为浙军周凤岐部陈焯二十六军。１９２８年８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师。陈焯为师长，副军长方策为副师长，参谋长郭忏任十六旅旅长，另以文鸿恩任参谋长。辖三个旅。驻南京。
１９２９年１月属第一集团军，代师长方策，两个旅。４月６日方策任师长。８月国民革命军再次整编，第六师属第一编遣区。９月２４日师长方策与四十五师师长鲍刚对调职务。鲍刚任第六师师长。１０月蒋冯战争爆发，第六师属第二军，师长赵观涛。１２月５日唐生智反蒋，蒋介石以武汉行营部队反击。第六师属第二军。讨伐唐生智时，任周喦为第六师少将参谋长兼十七旅旅长。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沪战爆发时，周喦第六师开淞沪战场。因第六师在蕰藻浜作战有功，师长周喦升任七十五军军长。七十五军仅辖一个第六师，周喦兼师长。
主要指挥官介绍：
周凤岐（1879—1938），浙江长兴人，原名清源，字恭先。保定军校肄业。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浙江警备司令部总参议、浙军第一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上海戒严司令部副司令。四一二不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因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活动，长期闲居。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勾结日伪被刺死。
斯烈（1882～1953），字夔磬，诸暨斯宅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清宣统二年（1910），任广西陆军小学提调，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等皆为其学生。翌年，武昌起义，组成学生军，响应革命。军至长沙，闻和议已成，乃撤回广西。旋任浙江都督府副官长。后在宁波举义，反对袁世凯称帝。遭通缉，避往日本，袁死后返国。后再赴日，回国后，协助俞丹屏筹建武林纸厂，开办长兴煤矿，致力于实业。民国14年（1925），投奔广东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第七团团长。次年升旅长。16年春，任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参加北伐，由闽入浙。17年2月，参加镇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进军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五三”惨案，因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愤而辞职南归，在杭州闭户读书达7年之久。25年6月，应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7月，去职，任福建省政府委 员兼财政厅长。26年8月，去职回乡，任诸暨抗敌后援会副主任。29年12月，任浙江省政府粮食管理处副处长。37年，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兼管粮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任杭州市救济事业委员会副会长。
斯励（1900-1931），号啸平，浙江诸暨斯宅村人。曾就读于斯民小学，1928年入党，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办公室主任。曾任北伐军独立师长兼党代表，与郭沫若交谊甚笃，曾获赠“啸平兄，男儿为国轻身死，愿将马革裹残尸”条幅一轴。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斯励曾营救过周恩来。1931年海棠村灭门案中，被赵容周杀害。
斯励和斯烈是兄弟。
1927年8月14日，蒋介石正式发表辞职通电，本打算以退为进，在浙江老家休养生息。蒋介石所乘坐的专列到达杭州车站后，离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省军事厅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朱世明、驻杭编训的补充团团长王世和、浙江盐务缉私统领孙常钧等人便热情地前往迎接。他们与蒋介石见面后，即陪蒋到西湖边上的澄庐休息。第二天，蒋介石将卫士队编入王世和的补充团，嘱蒋伯诚将宓熙、宋希濂、葛武綮、潘佑强、周天健、竺鸣涛、彭孟缉等22人派往日本去学军事，培养深造。这22人中不少以后成为高级将领。可见蒋介石当时仍有其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蒋介石在杭州澄庐住了几天，由张静江、蒋伯诚和杭州市长周象贤等陪同，游览西湖名胜，足迹遍及六桥三竺。当时他的异母胞兄蒋介卿在杭州任浙江海关监督，也来陪同游湖。但是蒋介石在杭期间，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新任浙江省主席、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派秘书送来5万元钱，颇为嚣张地要蒋介石离开浙江。
蒋介石对于这个缺乏眼力的周凤歧自然十分愤怒，命蒋伯诚组织300名黄埔军，扼守钱塘江，从8月15日起，截留浙东税收充军饷。蒋伯诚听后吓出一身冷汗，300名学生军怎是周凤歧一个军的对手？他急忙赶到南京，找何应钦对付周凤歧。何应钦说：“周凤歧是白崇禧安排在浙江的，此事应请白崇禧来解决。”
白崇禧了解此事后，一是需要和何应钦合作，给何面子；二是不愿逼蒋过甚，就撤了周凤歧的浙江省政府主席职，由何应钦兼任，又免了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军长职，任蒋介石的奉化同乡陈焯为副军长代理军长。但蒋介石对此仍是耿耿于怀。抗日战争爆发后，便借口周凤歧参与汉奸活动，1938年3月7日下令军统特务将其暗杀。
二、苏皖军、直鲁军各一部组成的第26军
该军前身是苏皖军、直鲁军中的各一部。1930年春，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前夕，为加强军事力量，将原属孙传芳“五省联军”中苏皖军提部分和张宗昌直鲁联军一部合编组建第26军，范熙绩任军长。下辖第6师，由孙传芳“五省联军”一部改编组成，范熙绩任师长，师下辖第136、第137、第138旅；第55师，由张宗昌之直鲁联军一部改编组成，阮肇昌任师长，师下辖第163、第164、第165旅。该军组成后隶属第1军团，参加了中原大战。1932年12月7日军长范熙绩被免职，该军番号同时被取消。
范熙绩(1888年—1942年)：亦名绍陔，黄陂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期毕业，加入同盟会。1913年任大总统府咨议官。1923年12月任广东大元帅府高级参谋。1928年任国军三十七军教导师师长，同年又任三十七军副军长。1929年任第四十六师师长，二十六军军长。1932年4月任驻鄂特派公署参谋长。1933年任湖北省保安处处长。后退役改做文职，曾任湖北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江汉工程局长。
三、直军、国民军各一部组成的第26军
该军前身是直系军阀第15混成旅和原国民军方振武第5军一部。1933年4月，国民政府为加强长城和冀东地区对日军作战军事力量，将原属直系军阀所属第15混成旅和原国民军方振武第5军一部合编组成第26军，隶属第16路军。萧之楚任军长，下辖第44师，萧之楚兼师长；第97师，孔令恂任师长；独立第4旅，王金镛任旅长。该军组成后，萧之楚率第44师奉命参加了长城抗战。长城抗战结束后，该军从1933年底至1934年底奉命在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地多次参加了“围剿”红军的作战。1935年至1936年，该军在西北地区参加了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山城堡战役等作战。在此期间，第97师改隶为胡宗南部第1军，驻防兰州，与该军脱离隶属关系。
1935年辖杨鑫,于兆龙2个旅。1936年3月杨鑫被免去旅长职张池任旅长。
独立第四旅旅长仍为王金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九月日寇大举兴兵，直扣长江，进攻淞沪。萧之楚奉令率二十六军参战，以其主力四十四师（师长陈永）全数投入战场，此役四十四师奋勇杀敌，建功至伟，军长萧之楚、师长陈永各记战功一次，受记功状。
1938年调第五战区，参加武汉会战，萧之楚又立一级战功。并受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勖章。1938年冬季参与鄂东战役。
1939年一月，萧之楚更受命以二十六军军长兼任第十军军长。（注；原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因於鄂东武汉战役中违抗军令，解除军职后被暂时扣押，萧因过去长期以来屡兼徐氏之副，第十军将校亦多为其旧属故）。此举实为首开国民党军历史上前此未见之先河。萧氏以军长兼军长，双料正职身分长达十月之久。深究其因，其来有自。原来徐源泉于解职之初，蒋介石急召萧氏面颁口谕，初以发表萧氏接任徐遗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辖笫十、二十六两军所属。未料事后蒋氏面嘱何应钦部长发布萧氏任职令时，何氏竞以军令部正有决定报请蒋氏待批——即以当前各集团军番号繁杂，急需递减，萧氏应在罗卓英不久发表赴缅远征军之新职后，再接任罗现有之职位为宜（罗卓英时任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萧氏职兼其副）。如此一来，才致有以上看似出乎常情之任命。 萧之楚以军长兼军长身份延自1939年初，最后第十军两万余众奉命缩编为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原师长黄百韬此前已离职，由萧氏荐请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并入二十六军，才自化解了前此萧氏之尴尬局面。此刻之二十六军，除本身原有之一师三旅，更辖有丁治磐之四十一师, 以及前此淞沪战役后自请归顺之原西北军将领王修身之第三十二师。全军人数不下六万余众，且士卒久历沙场，战斗力极为强盛。自是为当局所器重,因置以驻守江防之重镇宜昌, 为战时首都重庆看守大门
1939年随枣战役、其后之鄂中战役、1940年之宜昌保卫战，萧氏均身当其任，无役不从。 二十六军兼战南北,损失惨重,全军伤亡近半,萧氏屡立战功,被授以”华胄荣誉勋章”，五月再授颁“忠勤勋章”，以酬其对党国之辛劳。1941年三月稍事休养补充之二十六军,再次参加宜昌西岸战役,以及随后之长沙第二次会战。萧氏偕同七十二，七十四两军，自浏阳向敌侧攻击，半歼敌第四、十三、三十三各师团之主力, 又敌第十四旅团之一部，全战区共歼敌四万三千余众, 另掳获各式轻重武器, 马匹战车无数，即战史上之第二次长沙大捷。1942年一月四日, 二十六军奉命自浏阳西进，与敌第三、第六师团遭遇，展开激战，遂与各友军将敌十一军及各师团七万之众围困于捞刀河和汩罗江狭小地区，几予全歼。是役共歼敌六万五千余众，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是为第三次长沙大捷。参与是役之各将领论功行赏，萧之楚以一级战功荣获颁发“宝鼎勋章”。
1942年秋，萧面谒蒋介石于重庆黄山。以肝疾不任辛劳，请辞获允本兼各职，并保举其部将丁治磐氏接任二十六军军长。
在1944年秋冬的桂柳会战中，丁治磐因指挥所部第26军作战不力，丢失柳州，丁被撤职留任。1945年5月复职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李玉堂）兼第26军军长。8月间，时驻越南的日军向广西桂林方向撤退，第26军奉命协助盟军截击，双方激战至8月14日，击毁日军战车30余辆，后因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斗才全面结束。丁因此获美国银橡叶自由勋章。抗战胜利时在湖南省衡阳受降。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28日，第26军军长丁治磐调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黄埔三期）副司令官，遗缺由马励武任，此时，第26军驻湖南长沙、岳阳一带，副军长为焦其凤，参谋长为刘伯耕，下辖第41师（师长董继陶）、第44师（师长蒋志仁、黄埔四期）、第196师（师长曹玉珩、黄埔四期）。7月，第26军改为整编第26师，隶属于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程潜）第7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据马励武在《“国军精锐”覆灭始末》一文中说，“1946年7月前，我所指挥的26军三个师原驻在湖南省长沙市和岳阳县等地整训，归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黄埔一期）指挥。7月奉命整编后，改为整编第26师，我任师长。原三个师共九个团，缩编为三个旅六个团（即整编44旅、41旅、196旅）。”此时，第7绥靖区副司令官为廖震、肖之楚，参谋长为李传禧。“改编完毕后，7月底奉命北上，到武昌集中待运......在那里集训一周后，部队乘车到达浦镇，不久即奉命接替第5军邱清泉（黄埔二期）部的防务。整编26师，在8月初接替第5军邱清泉部，担任六合、盱眙、天长、来安四个县区的防务。这个区域内原为人民解放军控制的，但没有主力部队，只有地方武装，因而在此时期的任务只是'清剿’......这个任务从8月初到9月中一个多月的时期内，对留置在这个区域内的地方武装力量以及各级民主政权，给了很大破坏......9月末，我奉命把六合一带'清剿’任务交给友军（番号忘记）接替，并把集训队造具名册一并移交。我们的部队就于10月初运到徐州北的韩庄集中待命，我参加的鲁南地区峄枣战役就此开始了。”10月上旬，马励武率整编第26师和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第1快速纵队（司令蒋纬国）战车营，自山东韩庄向峄县以西的中共部队发起攻击，并占领枣庄；与此同时，徐州绥靖公署第7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整编第77师（师长何基沣）占领峄县。上述攻势，被当时的报纸称为“鲁南大捷”。11月初，马励武命令国防部第1快速纵队战车营侧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以援助被围困的整编第77师，使叶飞部损失严重，整编第26师也乘胜进逼临沂。同月，何基沣升任第7绥靖区副司令官，所遗整编第77师师长由王长海接任。12月下旬，马励武发现山东野战军主力正向临沂一带集结，急电请求后撤，但未获批准。
1947年1月2日，山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固守峄县的整编第26师发动进攻，马励武率部顽强抵抗。但一连三天大雨，飞机无法空中支援，国防部第1快速纵队战车营的坦克也失去作用，该师损失一大半。5日，马励武再次请求突围，但又未获准，只得与徐州绥靖公署直辖整编51师（师长周毓英）、整编第52师（师长蒋当翊、黄埔三期）分别固守峄县、枣庄、临沂三座孤城。据沈醉（时任国防部保密局总务处处长）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一文中说，“1947年1月间，他（马励武）统率的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都是装备最优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他与新四军在峄县作战时，自峙有最新装备，根本不把只有老式步枪的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吃了不少亏。后来，他把坦克车开到峄县城墙上去，等到要反攻时，坦克开不下来，最后一败涂地。”又据《马励武致友人信》一文中说，“本师除41旅外，于12月13日奉命由峄县向东推进，扫荡外围奸匪，连续攻克向城、卞庄等要点。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本（元）月2日，奸匪挟号称10万之兵力，以压倒优势将我重重包围，各小据点亦均各个围困，遭受猛烈袭击，交通、通讯均被切断。经两昼夜血战，因众寡悬殊，我官兵伤亡殆尽。旅长蒋志仁、（整编第169旅旅长）谢清华（黄埔三期）等2员、团长4员迄今无一生还；已证实阵亡者，有旅长2员、团长2员，其余团长2员，复以弹粮俱绝，孤立无援，可能为阵亡或被俘。4日拂晓奉命突围，又值天降大雨，我空军无法出动作战，战车及炮车亦均深陷泥泞，无力自拔，惨苦之情，难以言状。官兵在饥寒交迫中奋力苦战，遂得冲出一部。此役殉国官兵之众之惨，赞成空前壮烈，打破抗敌任何战役之纪录，可谓惨矣！武器及各种器材，损失殆尽，现仍在峄县编队整理，继续作战，固守待援。”10日，华东野战军攻克峄县，马励武混入俘虏中企图待机而逃，后被认出当了俘虏。据马励武在《“国军精锐”复灭纪实》一文中说，10日拂晓，他仍“无法脱逃，即随新4军某部押运俘虏大队（约5、6百人），一块往峄县东北约10余里新4军某部驻地。此时已有我的部属很多，他们看到了我不免有所表示，新4军干部侦知我确系26师师长马励武后，把我和我的副参谋长牛犇（黄埔十期）提出去，问明身价，随即把我们押往新4军前方某地的政治部去了......后来，我还和新4军军长陈毅将军见了面，他款待了我，安慰了我，私心铭感，我就暂时安心呆下去作俘虏了。以后不久，约在1月20日前后，我与守枣庄的整51师师长周毓英在新4军前方某地见了面，才知道他在1月20日也被新4军解放了。”据宋瑞珂（时任整编第66师师长）在《陈诚及其军事集团军的兴起和没落》一文中说，“1947年1月，鲁南战役，整编26师、51师和第1快速纵队被歼，马励武和周毓英两个师长被俘。”此后，马励武一直被作为战犯关押。开始时，马励武对于被打败根本不服气，并对改造心怀不满。
民国陆军装甲部队的战术在世界上也算是独出心裁、别无分号。且说国军精锐主力第一快速纵队配属陆军整编第26师在山东剿共，结果在1947年新年之际被陈毅利用雨雪天气抓了个正着。26师师长马励武将军此时正在峄县过年，军务扔给了副师长曹玉珩。曹副师长便把手里的坦克、重炮摆在第一线给步兵壮胆儿，结果解放军一发起冲击就和这些大铁疙瘩搅到一起，铁家伙的既跑不得又打不得，就直接当了俘虏。收拾了主力以后解放军乘胜转攻峄县，马师长的指挥艺术更不让曹副师长专美于前，手里剩下的七辆坦克被他派上了城墙巡逻，成了华野攻城的观众。
历任军长：萧之楚、丁治磐、马励武
四、93师等部组成的第26军 该军前身是93师等部。1947年9月年，国民党军为加强云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云南警备司令部所辖第93旅(93师)等部为基础组成重建整编第26师，隶属重庆绥靖公署。47n钟彬短暂出任整编26师师长,48年余程万任师长，下辖：整编第93旅，彭左熙任旅长；整编第193旅，石补天任旅长。该整编师组成后，主要担任云南后方守备任务。同年9月底，该整编师扩编为第26军，余程万任军长。原辖整编第93、整编第193旅，依次改称为第93、第193师。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简称民革），主席李济深派杨杰到昆明主持民革云南省工作。杨与万保邦（原国军60军代军长，后退役）会晤，要万组建滇黔人民自卫军反蒋。5月，李济深又指派吴信达专程来云南与万联系，并发给委任万为“滇黔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委任状。万受委任后，即通过其长子万巨麟在蒙自、屏边等地秘密串联发动，于次年2月初在蒙自芷村庄寨聚集武装4000余人，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简称“民卫军”），万任司令员，杨德元为副司令员。吴信达为政治委员，下编9个支队。14日，在芷村召开支队以上负责人会议，决定28日分三路攻打蒙自县城：一路由何成武率一纵队从东村方向攻击城西北门；一路由谭志超率五支队夺取碧色寨，破坏大庄等地交通线路，堵截开远援敌；一路由赵汝懋率二纵队抢占新安所后，攻击城东南门。不料，行动计划被芷村镇长刘东福密报蒙自县长，且牛凤春、蒋相国于24日提前攻占丫口、浑水塘等村。蒙自县长急电省政府、国防部，调兵加强蒙自防守。28日“民卫军”发起攻击，五支队抢占碧色寨后，未破坏大庄交通线，国民党二十六军九十三师急调一个营身着便衣直插县城，当一纵队攻击城西北门时。遭保安二团阻击，一纵队腹背受敌，在沙沟一线被打死60余人。“民卫军”攻城失利后，转移至阿母黑等地，准备在屏边、马关、文山交界结合部地区开展游击战，与国民党军周旋。“民卫军”撤离蒙自，云南绥靖公署悬赏大洋一万元捉拿万，命二十六军九十三师进驻蒙自，派出4个团兵力“追剿”“民卫军”。同时，省参议会组织“安抚团”到蒙自诱降万。后来，“民卫军”在白竹箐活动，被九十三师二七七团察觉，跟踪“追剿”，万率部向越南方向转移，行至马鞍底村时，遭二七七团伏击。“民卫军”被击溃，副司令员杨德元阵亡，余部即向屏边与文山交界的麻塘箐等村隐蔽。二十六军又调二七七团、五七九团逐村“清剿”，在“清剿”中，“民卫军”第四支队叛变，配合国民党军围剿“民卫军”，万麟城、万知麟、段济民、万如英等先后被俘，万与其外甥逃至蒙自与文山交界的花园箐、卡西等苗族村隐藏。万面对青山，吟李清照词：“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949年上半年，该军隶属第6编练司令部时，新扩编第161师。此时，该军下辖第93、第161、第193师。12月9日，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通电起义，将第8军军长李弥和该军军长余程万扣押。在取得李弥、余程万停止对昆明进攻和参加起义的承诺后，卢汉将李、余二人先后送回其部队。余程万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该军停止了对起义军的进攻。但在参加起义问题上受到第93师师长彭左熙等人的坚决反对。彭左熙将部队撤往蒙自后，准备空运台湾。正当该军准备登机时，人民解放军突袭蒙自机场，打破了其空运台湾的计划。该军在西逃中大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第161师师长梁天荣和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率残部经红河口逃入越南。部分进入缅甸，成为金三角势力一部。
彭佐熙，字文雍，广东罗定人，生于1900年。彭佐熙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辎重科，他和12军最后一任军长舒荣都属于“学非所用”的人物。因为步科毕业的舒荣混进了辎重兵队伍，而彭佐熙正好相反，辎科毕业的他却混进了步兵队伍发展。彭佐熙的履历十分完整，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怎么说呢？他从排长干起，随后连、营、团、旅、师、军长一个没少，此外他还当过参谋、参谋主任、参谋长，就连政治部主任他也当过，堪称“队职经历”的完人。
按说彭佐熙的队职经历这么完整，那一定经历过不少阵战吧？其实不然，彭佐熙的运气出奇地好。比如国民党军队开始北伐，他就从排长的岗位上调到留守部队里当参谋。军阀混战开始了，他又从连长的岗位上调到兵站当副官。围剿红军开始了，他又从营长的岗位上被送到高教班去进修，毕业之后升团长了，总算是跟着部队追了长征的红军几天。您说奇不奇？
抗战开始后，彭佐熙算是真正地上了一回前线，而这回前线没白上，因为他所在的93师参加了闻名全国的台儿庄战役。虽然93师属助攻部队，但彭佐熙毕竟是沾了大捷的光。一年后，彭佐熙又在桂南会战期间投入“打扫战场”的战斗中，他的部队扫清了日军残部，还缴获了大量的辎重武器。这下好了，不仅队职经历完整，而且还有了重大战功。这不知道的人但凡看过彭佐熙的兵籍表，第一个反应就是，太完美了。
此后彭佐熙升了93师副师长，这个师被军委会布置在中泰边界，作为拱卫边陲的国防力量。期间93师和依附日本的泰国伪军时有接触，但都是小打小闹，也就轮不到彭佐熙出场了。于是，彭佐熙稳当地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并在胜利前夕正式接任了93师师长一职。值得一提的是，93师是唯一一支开赴泰国境内受降的中国军队。这对彭佐熙来说，等于又中了一回“六合彩”。
内战时期的93师一直被布置在云南，归余程万的26军指挥。和他的同僚193师师长石补天比起来，彭佐熙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和云南游击队的作战，大部分由193师来承担，而据点的留守任务，则由93师来担负。这就使彭佐熙大部分时间都在师部喝茶聊天，而好“邻居”石补天倒被逼得想改名叫“石补路”了。您说这彭佐熙的日子过得“悠闲”不？
不过这“喝茶聊天”的日子总有到头的一天。很快就到了1949年，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年。彭佐熙自然没办法悠闲了，他在内战中第一次受领的正式作战任务，就是反攻昆明，以解救那位无所作为的上司——余程万。彭佐熙不负使命，在和8军170师的互相配合下，打得卢汉的起义部队焦头烂额，终于迫使卢汉释放了余程万和李弥等人，彭佐熙也由此当上了26军的中将军长。
命运注定了彭佐熙的军长当不了几天，这还没到一个月呢，26军就被解放军击溃了。彭佐熙收拢了残部，决定和副军长叶植楠分两路突围到越南去。可好不容易到了越南，又被法国军队缴械拘押。总算是在台湾“政府”的交涉下，彭佐熙获得了自由，并且在法国人规定的富国岛上协助起黄杰整顿残军，并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艰苦岁月。
1954年3月，彭佐熙奉命调回台湾任职，终于拜拜了这个“不毛之地”，踏上了中国的领土。10年后，彭佐熙正式退役，此后他以读书、写字、栽花、种菜自娱，安逸地度过了余生。1986年1月12日，86岁高龄的彭佐熙在台北病逝。[1]
而93师余部流落金三角，最后演绎出一段辉煌与落魄。
历任军长：余程万、彭佐熙
萧之楚与抗日名军国民革命军第26军
萧之楚（1897～1958） 字景湘，国民党北伐、抗日名将。中央政府1935年4月首次颁发陆海空三军厘定官制时,任命为陆军中将。山东省菏泽市贾坊乡（现牡丹区吕陵镇）人，在山东省第六中学（现菏泽一中）学习时，未毕业即投笔从戌。后来随军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战役、和进攻红军诸役。抗日战争期间功勋卓著，先后参加了凇沪战役、武汉会战、浙赣会战、随枣战役、鄂东战役、宜沙会战、宜昌西岸战役、长沙会战、衡阳会战、桂柳会战等大小二十余次战役。并曾参与早期抗日典范，著名的长城抗战。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讲武堂毕业。曾任陆军大学将官讲习班班长和庐山军官训练团营长。
1930～1948年历任： 国民党第四十四师师长兼第十军副军长，鄂东剿共总司令兼湘鄂川剿匪清乡第七区司令官，鄂讨逆第十六纵队司令官，西北"剿总"第一总预备队司令官，第二十六军军长、兼第十军军长（注后），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江北兵团副总司令，第十九、三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长江上游江防副总司令、兼宜昌警备司令、长江上游经济封锁团主任，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官、司令官，国民大会军事席代表等职。解放后退居台湾，1958年去世于台北。[1]
萧将军聪明能干，军纪严明，乐于助人。如今其后人散布于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地，其中最著名的是次子，美籍华裔武侠小说作家萧逸。[2]值得一提的是，萧将军于1936年在菏泽老家创建的私人宅院，萧家大院，是目前菏泽城区具有代表性、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建筑。菏泽市在2008年拨付专款对萧家大院进行修缮维护，成功地保护了历史遗存。 [3]
萧之楚出生于菏泽市贾坊乡（现牡丹区吕陵镇）萧老家村。其父萧于澧为当地一殷实自耕农户，祖父萧金峰国学丰硕，自设私塾教育乡梓。萧之楚自幼承教，好学敏思，1915年于山东省第六中学就读时，感于国难频繁、民不聊生，未及完业即中途辍学，投笔从戎。初入陕南镇守使署差遣，继入陆军十五混成旅任文书上士，继之加入作战部队任排、连长。1920年于连长任内请准上级，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讲武堂深造，一年后结业回原单位仍任连长。后入国民联军第二军第八混成旅任营、团长，第十六师第三十一旅旅长。随师入陕，转任河南陆军第六师第一旅旅长。1924年任王鸿恩第三十五军五十三师师长。七月转任冯玉祥所属之第二集团军任暂编第一师师长。因平剿全歼守界悍匪乱军五千余众，因功受勖，加任沈、项一带剿匪司令。1925年脱离冯部加入蒋介石第一集团军方振武所属之第四军团任参谋长，次年调任九十三师师长，参加北伐战役，与张宗昌之直鲁联军激战于中原豫东一带，重创其主力褚玉璞部使之败走京津。1928年冬军队编遣后，方振武所部缩编为四十四、四十五两师。萧氏改任缩编后之第四十四师旅长。1929年方振武因反蒋被免安徽省主席职，软禁于南京。其部哗变,四散逃离，独萧氏一旅，处变不惊，因以奉命安定军心, 力挽狂澜，卒使方氏散失各方之部卒短期内重返旧制。涣散之军心亦趋於安定——此举为日后方部重新效命中央，拼搏疆场，至为关键。萧之楚亦因此为蒋氏所器重赏识。部队在一番休整安顿后，军威大盛，在第三军团总司令何成浚受命安抚下, 方氏所部数万之众平安归顺中央, 萧之楚因功受奖, 于1930年初 被任为陆军第四十四师中将师长，并兼任陆军第十军副军长(军长徐源泉)。
萧氏所统率之四十四师人数众多，辖下四旅、十一团计有久惯沙场之精锐士卒两万六千余众。装备更新，枪械充实后，战力大为提高，被视为当时中央军，蒋氏麾下最强锐之劲旅之一。
四月，在蒋介石及第三军团何成濬指挥下，遂即开赴前线立即投入讨伐阎, 冯之中原大战，于平汉铁路线广大战场上与西北军冯玉祥所部全力展开厮杀。此后数月, 连战皆捷,大败西北军之刘汝明，张自忠等部，使之溃不成军。
九月与西北军悍将樊钟秀激战，并生俘其部第二军军长王振于许昌(王振出身绿林，初为悍匪巨盗，杀人越货，无恶不为，此前曾有火焚商雒七十余村庄之劣行，致使数百里内无人烟。前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刘镇华等累剿无功，只得任其日益壮大)。王氏被扣押萧部，10月13日萧氏按当地绅民控告，转奉蒋介石命令将其处决于鄢陵城监。大战结束，萧部驻防鄂东，兼任鄂东剿匪司令官，在中央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指挥下此后两年一直对豫鄂皖红军作战。七月又兼任湘鄂川三省剿匪清乡第七区司令，此后二年先后被任第九，第二纵队司令官，参加对红军之历次围剿。1933年3月26日萧氏积功卓升，被任为中央军委会蒋介石直属之二十六军军长。[1]
随即日寇侵华，爆发了震惊中外之长城抗日战役。萧氏临危受命率一师二旅立即开赴古北口战场，与晋军商震之三十二军、中央徐廷瑶之十七军及其所属之黄杰、关麟徵等师并肩作战，与日寇第八等师团展开了壮烈惨厉廝杀，双方死伤惨重。是役中日双方各投兵十数万众，为日寇侵华以来与国军首次正式大规模战役，自是青史留标，至今犹为后人所垂念永志不忘。
1934年萧率本军又开赴鄂陕边区与红军激战，七月受命赴庐山军官训练团，接受陆海空三军上校、团长以上军官之短期军事训练。此番庐山受训，被蒋氏委以重任，任命为训练团三期第三营营长，同期受训之薛岳、郝梦龄，分任一、二营营长。蒋介石、陈诚分任正副团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九月日寇大举兴兵，直扣长江，进攻淞沪。萧氏奉令率二十六军参战，以其主力四十四师（师长陈永）全数投入战场，此役四十四师奋勇杀敌，建功至伟，军长萧之楚、师长陈永各记战功一次，受记功状。
1938年调第五战区，参加武汉会战，又立一级战功。并受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勖章。1938年冬季参与鄂东战役后，受军委“最为勇敢”记功状，1939年一月十六日，受命兼任宜昌警备司令。此前数日，更受命以二十六军军长兼任第十军军长。（注；原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因於鄂东武汉战役中违抗军令，解除军职后被暂时扣押，萧因过去长期以来屡兼徐氏之副，第十军将校亦多为其旧属故）。此举实为首开国民党军历史上前此未见之先河。萧氏以军长兼军长，双料正职身分长达十月之久。深究其因，其来有自。原来徐源泉于解职之初，蒋介石急召萧氏面颁口谕，初以发表萧氏接任徐遗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辖笫十、二十六两军所属。未料事后蒋氏面嘱何应钦部长发布萧氏任职令时，何氏竞以军令部正有决定报请蒋氏待批——即以当前各集团军番号繁杂，急需递减，萧氏应在罗卓英不久发表赴缅远征军之新职后，再接任罗现有之职位为宜（罗卓英时任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萧氏职兼其副）。如此一来，才致有以上看似出乎常情之任命。
萧之楚以军长兼军长身份延自1939年初，最后第十军两万余众奉命缩编为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原师长黄百韬此前已离职，由萧氏荐请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并入二十六军，才自化解了前此萧氏之尴尬局面。此刻之二十六军，除本身原有之一师三旅，更辖有丁治磐之四十一师, 以及前此淞沪战役后自请归顺之原西北军将领王修身之第三十二师。全军人数不下六万余众，且士卒久历沙场，战斗力极为强盛。自是为当局所器重,因置以驻守江防之重镇宜昌, 为战时首都重庆看守大门。萧之楚除兼任宜昌警备司令外，八月中央为加强此一区域之防务，成立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由陈诚统一指挥，萧氏又奉令兼任江防部副总司令。战时首都之重庆,因长时期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市面上百物萧条,致水路私货猖狂，毒品鸦片亦为之泛滥、猖獗。江防部与当局财经部门合作奉令成立”长江经济封锁团”，专司军法缉私破获工作，萧氏于是受命又兼任该封锁团主任。为减少日空军对重庆之狂轰滥炸，萧再兼“宜昌防空指挥官”。 如此众多兼职集于一人之身，萧之楚之能者多劳，及其干练为当局所倚重，可见一斑。[4]
1939年随枣战役、其后之鄂中战役、1940年之宜昌保卫战，萧氏均身当其任，无役不从。 二十六军兼战南北,损失惨重,全军伤亡近半,萧氏屡立战功,被授以”华胄荣誉勋章”，五月再授颁“忠勤勋章”，以酬其对党国之辛劳。
1941年三月稍事休养补充之二十六军,再次参加宜昌西岸战役,以及随后之长沙第二次会战。萧氏偕同七十二，七十四两军，自浏阳向敌侧攻击，半歼敌第四、十三、三十三各师团之主力, 又敌第十四旅团之一部，全战区共歼敌四万三千余众, 另掳获各式轻重武器, 马匹战车无数，即战史上之第二次长沙大捷。1942年一月四日, 二十六军奉命自浏阳西进，与敌第三、第六师团遭遇，展开激战，遂与各友军将敌十一军及各师团七万之众围困于捞刀河和汩罗江狭小地区，几予全歼。是役共歼敌六万五千余众，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是为第三次长沙大捷。参与是役之各将领论功行赏，萧之楚以一级战功荣获颁发“宝鼎勋章”。蒋氏在每月例行之“总理纪念周”上，更与以亲口褒扬，赏赐更兼及萧之父母子女，於萧之楚将军言亦是毕生难有之殊荣焉。 [4]
1942年秋，萧面谒蒋介石于重庆黄山。以肝疾不任辛劳，请辞获允本兼各职，并保举其部将丁治磐氏接任二十六军军长。蒙蒋氏口允，及准假一年。蒋氏复安慰萧目前可专心养病，日后另有任用。1945年胜利前，萧在蒋氏再三催促下，带病再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深造。毕业时又获蒋接见，允以胜利后当以着手待将成立之山东省军区总司令相属。[4]不久抗战胜利还都，国府行宪成立国民大会，并选举正副总统。萧氏以总裁特别圈允之“军事席“国大代表身份参加与会。
接下来之四年内战，先者萧氏于养病期间曾长时间卦名，虚领江西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官职，不意1948年四月以原司令官王陵基氏调川出缺，萧氏奉令扶正，以第七绥靖区司令官身份勉强赴任，临危受命。不数月各病复发，不得不再次向蒋氏递辞，该一辞呈延至年底始获批准。萧氏全家随即由南京迁往福州。次年六月于大陆解放前夕，迁往台湾。1958年病逝于台北。
萧逸,萧之楚之子,生于北京,后迁往重庆,再后随其父退居台湾,其实笔者应尊称其萧老,^_^,小时候就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才思敏捷,长大后成为台湾新派武侠大家,在新派武侠内部,素有南金北萧说法(笔者一般认为这个说法特指70年代,80年代,两人那个时期创作比较旺盛),就祖籍来说,金庸祖籍浙江海宁,萧逸祖籍山东菏泽,一南一北,以其创作时所处地点,一般认为金庸位于香港,萧逸位于台湾,也是一南一北,萧逸的主要职业就是作家,而不像金庸等人经营其他产业,除了武侠小说,也创作过很多散文,随想等
丁治磐
1912年3月考入江苏陆军讲武堂步兵科一期，11月毕业授少尉，分在陆军第十六师赵念伯（赵声的弟弟）旅任排长。次年秋，“二次革命”失败，散归故里。1914年欧战爆发，中国准备参战，他被召回入伍，在江苏陆军军官教导团正班一期进修。1916年11月毕业后供职陆军七十六混成旅步兵一五一团（旅长张仁奎，兼通州镇守使），驻防南通、海门一带。由于他文武兼资，晋升极快，从上尉连长、少校营长至1925年春任中校主任参谋。不久又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徐源泉部）上校参谋长。1928年冬，徐源泉的第六军团缩编为第48师，丁随师调往河南、湖北地区。1929年12月，唐生智举兵反蒋，徐源泉接任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丁也升任军参谋长。中原大战期间，他参加临颍、许昌、漯河、陈州、扶沟、洛阳诸役，积功获三等宝鼎勋章。并于1931年2月在漯河加入中国国民党。1931年5月，他调任第10军41师121旅旅长，先后率部参与“围剿”洪湖和鄂豫皖苏区。6月，他与徐向前部激战于鄂东洗马畋，达五昼夜才解除威胁，由此又获二等宝鼎勋章。1933年10月，进入陆军大学第十二期深造；1936年11月毕业后回任第10军参谋长。抗战初期，任第41师师长，参加南京保卫战，负责防守南京以东栖霞山阵地。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7月率部在武汉外围王家牌楼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击破其一旅团，使其全盘战略运作受挫，因功获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晋升为陆军中将。1941年8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丁率部侧击由岳阳南渡新墙河－汨罗河向长沙进犯的日军第13师团，斩获甚众。12月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率部攻击在北部东犯长沙之日军第六师团，突破其攻击线，使长沙转危为安。1942年初擢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长。在1944年秋冬的桂柳会战中，因指挥所部第26军作战不力，丢失柳州，丁被撤职留任。1945年5月复职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李玉堂）兼第26军军长。8月间，时驻越南的日军向广西桂林方向撤退，第26军奉命协助盟军截击，双方激战至8月14日，击毁日军战车30余辆，后因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斗才全面结束。丁因此获美国银橡叶自由勋章。抗战胜利后，因丁有过与美军亲密合作的经历，即调任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司令官王耀武）兼青岛警备司令和行政长官，担任青岛一带防务。1947年秋，他配合鲁东国民党军第一兵团范汉杰部，向胶东许世友部进行报复性围攻，先后占领龙口、烟台、威海卫等战略要地。12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胶东地区的党政军首领，成为国民党政府与美第七舰队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备受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和白吉尔中将的推崇。1948年秋，行政院长翁文灏核定江苏省政府改组名单时，调任丁接替王懋功为省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后来又委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司令汤恩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京解放。丁竟成了民国末任江苏省主席。丁收集地方残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败走舟山群岛，并于1950年5月率部撤往台湾。1988年因病在台湾逝世，享年94岁。著有《补闲斋集》等
长沙会战打响后，王修身奉命率32师从湖北第五战区进入湖南第九战区参战。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是屏障中国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战略要点。1939年9月14日，日军集中10万兵力，向南进犯，在中方反击下伤亡万余人，以失败告终。王修身到达时，第一次会战已经结束，他只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战。二次会战中，32师在长沙东北春华山之梅索桥战役，歼敌400余人，并缴获大量战利品。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32师顽强作战，伤亡很大，但日军最终惨败，总共伤亡五万六千余人。
长沙会战后，王修身于1942年4月27日调升陆军第26军副军长，带职赴重庆中央陆军大学将官班特八期学习。民国34年（1945年）毕业，任中央军事训练团主任。不久，又被调充中央第2军官总队任总队长。
1946年2月中旬，杜聿明因病住院治疗。3月16日，郑洞国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28日，第26军军长丁治磐调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黄埔三期）副司令官，遗缺由马励武接任，马励武所遗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忠义救国军司令由王化棠接任。据张干樵、冯石如、黄铁民说，“秘密地下军，由伪军流氓特务编成，不在战斗序列之内。其首脑为中将总司令王化棠，这支部队分散在北宁路、中长路沿线，接近解放区边沿，专对解放区进行破坏捣乱活动，兵力约8个团1万1多人。这批匪徒既穿军装又穿便衣，长官部只对它发半饷，余由自筹。”此时，第26军驻湖南长沙、岳阳一带，副军长为焦其凤，参谋长为刘伯耕，下辖第41师（师长董继陶）、第44师（师长蒋志仁、黄埔四期）、第196师（师长曹玉珩、黄埔四期）。7月，第26军改为整编第26师，隶属于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程潜）第7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据马励武在《“国军精锐”覆灭始末》一文中说，“1946年7月前，我所指挥的26军三个师原驻在湖南省长沙市和岳阳县等地整训，归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黄埔一期）指挥。7月奉命整编后，改为整编第26师，我任师长。原三个师共九个团，缩编为三个旅六个团（即整编44旅、41旅、196旅）。”此时，第7绥靖区副司令官为廖震、肖之楚，参谋长为李传禧。“改编完毕后，7月底奉命北上，到武昌集中待运......在那里集训一周后，部队乘车到达浦镇，不久即奉命接替第5军邱清泉（黄埔二期）部的防务。整编26师，在8月初接替第5军邱清泉部，担任六合、盱眙、天长、来安四个县区的防务。这个区域内原为人民解放军控制的，但没有主力部队，只有地方武装，因而在此时期的任务只是'清剿’......这个任务从8月初到9月中一个多月的时期内，对留置在这个区域内的地方武装力量以及各级民主政权，给了很大破坏......9月末，我奉命把六合一带'清剿’任务交给友军（番号忘记）接替，并把集训队造具名册一并移交。我们的部队就于10月初运到徐州北的韩庄集中待命，我参加的鲁南地区峄枣战役就此开始了。”10月上旬，马励武率整编第26师和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第1快速纵队（司令蒋纬国）战车营，自山东韩庄向峄县以西的中共部队发起攻击，并占领枣庄；与此同时，徐州绥靖公署第7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整编第77师（师长何基沣）占领峄县。上述攻势，被当时的报纸称为“鲁南大捷”。11月初，马励武命令国防部第1快速纵队战车营侧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以援助被围困的整编第77师，使叶飞部损失严重，整编第26师也乘胜进逼临沂。同月，何基沣升任第7绥靖区副司令官，所遗整编第77师师长由王长海接任。12月下旬，马励武发现山东野战军主力正向临沂一带集结，急电请求后撤，但未获批准。
1947年1月2日，山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固守峄县的整编第26师发动进攻，马励武率部顽强抵抗。但一连三天大雨，飞机无法空中支援，国防部第1快速纵队战车营的坦克也失去作用，该师损失一大半。5日，马励武再次请求突围，但又未获准，只得与徐州绥靖公署直辖整编51师（师长周毓英）、整编第52师（师长蒋当翊、黄埔三期）分别固守峄县、枣庄、临沂三座孤城。据沈醉（时任国防部保密局总务处处长）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一文中说，“1947年1月间，他（马励武）统率的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都是装备最优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他与新四军在峄县作战时，自峙有最新装备，根本不把只有老式步枪的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吃了不少亏。后来，他把坦克车开到峄县城墙上去，等到要反攻时，坦克开不下来，最后一败涂地。”又据《马励武致友人信》一文中说，“本师除41旅外，于12月13日奉命由峄县向东推进，扫荡外围奸匪，连续攻克向城、卞庄等要点。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本（元）月2日，奸匪挟号称10万之兵力，以压倒优势将我重重包围，各小据点亦均各个围困，遭受猛烈袭击，交通、通讯均被切断。经两昼夜血战，因众寡悬殊，我官兵伤亡殆尽。旅长蒋志仁、（整编第169旅旅长）谢清华（黄埔三期）等2员、团长4员迄今无一生还；已证实阵亡者，有旅长2员、团长2员，其余团长2员，复以弹粮俱绝，孤立无援，可能为阵亡或被俘。4日拂晓奉命突围，又值天降大雨，我空军无法出动作战，战车及炮车亦均深陷泥泞，无力自拔，惨苦之情，难以言状。官兵在饥寒交迫中奋力苦战，遂得冲出一部。此役殉国官兵之众之惨，赞成空前壮烈，打破抗敌任何战役之纪录，可谓惨矣！武器及各种器材，损失殆尽，现仍在峄县编队整理，继续作战，固守待援。”10日，华东野战军攻克峄县，马励武混入俘虏中企图待机而逃，后被认出当了俘虏。据马励武在《“国军精锐”复灭纪实》一文中说，10日拂晓，他仍“无法脱逃，即随新4军某部押运俘虏大队（约5、6百人），一块往峄县东北约10余里新4军某部驻地。此时已有我的部属很多，他们看到了我不免有所表示，新4军干部侦知我确系26师师长马励武后，把我和我的副参谋长牛犇（黄埔十期）提出去，问明身价，随即把我们押往新4军前方某地的政治部去了......后来，我还和新4军军长陈毅将军见了面，他款待了我，安慰了我，私心铭感，我就暂时安心呆下去作俘虏了。以后不久，约在1月20日前后，我与守枣庄的整51师师长周毓英在新4军前方某地见了面，才知道他在1月20日也被新4军解放了。”据宋瑞珂（时任整编第66师师长）在《陈诚及其军事集团军的兴起和没落》一文中说，“1947年1月，鲁南战役，整编26师、51师和第1快速纵队被歼，马励武和周毓英两个师长被俘。”此后，马励武一直被作为战犯关押。开始时，马励武对于被打败根本不服气，并对改造心怀不满。 据沈醉说，到50年代中期，“马励武有态度也慢慢有些转变。我从重庆到北京战犯管理所过第一个春节时，他还高高兴兴地在晚会上唱了秦腔《柜中缘》和《火焰驹》等家乡戏。
60年代初，马励武获释，后定居山东枣庄。
1963年逝世于狱中。
马将军在峄县被俘后，被胖帅送到一个山沟里，和其他的被俘的国军将领一起，组成了一个解放军官团，看管起来。
在各地的解放军中，对待被俘国军将领最好的是三野。每天能吃到肉，还特地花大价钱买了浴缸运到山里去，天天下棋，打球。其他的解放军对国军被俘将领就没有这么好。一野条件所限，国军将领被俘后，基本上也就是和石帅一起吃清水粗面，最高的待遇也就是和王胡子王首道三人睡一张床。三野疲于奔命，自顾不暇，四野对被俘国军将领最不好，据说是去哈尔滨扫厕所---但只是据说，没有那么惨。
和大家所想像的不同，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美国记者在双方的阵营里采访报道这场战争。有一个美国记者前去山沟里采访解放军官团，其他的国军将领被胖帅的糖衣炮弹所软化，说了不少共党的好话。只有马将军颇不服气，不参加政治学习，拒绝洗脑，还扬言放我出去，如何如何。
看到此处，我不禁心生敬佩，国军高级将领丧失气节，忘却礼义廉耻，总是成群结队地被俘，而且被俘后对共军感恩戴德，唯独马将军义不投共，心如磁石，一心向南，忠诚党国，效忠领袖，可谓万绿丛中一点红！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孟良崮战役后，74师成建制地被俘，胖帅大喜过望，马上把士兵补充进三野充当炮灰，所有军官请来作客，酒醉饭饱后，派了一帮知识分子给军官做助手，十天内写出了一本10万多字的74师简介。内容是74师沿革，战役案例，如何进攻，如何防守等等。那些军官还带领士兵现场演习，以供共军观摩！呜呼，74师百战之师，历经大小战役，所获得的经验没有为国军所用，竟然为虎作伥，被共军学习，74师的军官，真是百死莫赎！
邱行湘所带青年军守洛阳，一旦被俘，马上就说：我打内战，对不起国家人民。然后对胖帅说：你在我家住过呢!在去俘虏营的路上，给家人写信说：旧的邱行湘已死，我新生了！
王耀武被俘后，转头就向胖帅摇尾乞怜，说：我在家放了拖拉机，准备抗战后就去种田，我不想打内战的。难怪这家伙第一批被宽大。
康泽在江西剿匪时，成立了别动队，还曾把被俘红军战士挖心下酒。襄阳一役，被俘后就嚅嚅地问：你们会不会杀我？
令人寒心的种种，不一一列举，纵观种种被俘国军将领的丑态，我不得不赞叹马励武将军义薄云天，赤胆忠心，日月可鉴。
我知道本版的五毛要翻出马将军指挥上的过失，比如大战前看戏，不敢冲破封锁线，把坦克开上城墙。但是我认为，业务不精，是方法问题，态度不行，是立场问题。
国民党93师
国民党93师隶属于原国民党云南地区的第八军，经历了吕国铨、李国辉、李弥、段希文四位统帅，在1949年战败后由于没有退路不得已在中将团长李国辉带领下进入现在的金三角地区与滞留在当地的原国民党抗日远征军残部合并为93师。
国军93师(7张)
93师隶属于原国民党云南地区的第八军，在49年战败后由于没有退路不得已在中将团长李国辉带领下进入现在的金三角地区与滞留在当地的原国民党抗日远征军残部合并为93师。49年后，他们作为国民党残部由于无法退回台湾岛，被蒋介石训令畏缩于金三角地区，等待所谓的“光复大陆”的时机东山再起。
半个世纪过去了，“原国民党九十三师”的番号已经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符号而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被淡忘。但是，这支原国民党部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从中国大西南败退后流落泰北、繁衍生息，已经使他们寄居的美斯乐名闻遐迩。
由于当时台湾地区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先后两次被泰国政府上诉联合国，理由是“非法在他国领土驻军”。台湾对于这个客观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也无法否认，先后派出两任原第八军高官要求他们一路撤回台湾。
由于种种原因，只有极小部分的人员经历千辛万险抵达了台湾，绝大部分人不得不武力反抗当地军政力量的武装围剿。由于国民党残部的背景，据说我国政府早期也曾应泰国政府请求派兵剿灭。
让泰国与缅甸政府第一次正视这孤势力的是几次围剿的失败。在解放军手下屡战屡败的国民党残部93师对于几倍于自己的当地军队却是小试牛刀，虽然每次伴随着胜利而来的就是战士的伤亡。终于，泰国政府明白他们不是93师的对手，于是主动谋和了。泰政府愿意提供一片地区供93师定居，但不得离开圈地。唯一的条件是要求93师作为雇佣军围剿让泰政府军也同样感到棘手的泰共游击队。93师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已答应在别国的领土上为别国政府去出生入死。唯一值得他们庆幸的是，最终泰国政府还是履约了。那块土地就是今天著名的金三角地区。
统帅经历
这支部队经历了吕国铨、李国辉、李弥、段希文四位统帅。
战争时期
二战时期，国民党第93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师长吕国铨。由于英国方面的阻挠，直到1942年2月中旬，中国远征军只有第6军的49、93师进入缅甸景东地区，其余各部仍在滇缅公路集结待命。3月开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内战失利，流亡海外
第8军在湖南战败之后，李弥退往台湾，将手下的将士丢下不管，一个人跑了。其中，93师一路败退南下，从广西，逐渐退到了缅甸和泰国、老挝的交界处，才安顿下来。
在败退途中，曾经有一个士兵因为实在是饥饿难忍，跑到旁边的庄稼地里，偷摘了农民的红薯，被连长当场枪毙——谁说国民党军队都是没有军纪的？正规军一样也是很严格的!整整半年的时间里，第8军93师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在50年的除夕之夜，终于逃出了解放军的追杀，进入了缅甸的领土。在逃跑中，93师和另外一个团、一个师的残部，将不愿意投降解放军的7千名士兵和家属带到了异国的土地上。
为生存而战
但是，缅甸政府不想接纳他们，于是战争开始了。虽然国军将士在内战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对付缅甸政府军，还是绰绰有余的。三下五除二，将缅甸军打的落花流水。终于在金三角站稳了脚跟。缅甸政府于是向联合国投诉，这是后话了。李弥一看自己的残兵居然在金三角站住了脚跟，并且打赢了缅甸政府军，马上跑出来说，我的军队在中国边界取得了胜利，这里是反攻大陆的基础，然后四处找外援。可是，93师的弟兄们早已经不想再打了，长年的征战，使得国军官兵只想早点回到台湾，但是李弥坚决不答应。李弥想在蒋介石那里要资本，留驻云南的第8军残部正好证明自己的作用。休整了一年之后，李弥要求93师**团团长反攻大陆。开始，国军攻势迅猛，连夺4个县城。但后来在3个解放军师的包围下，终于落败，再次退回缅甸。此时的缅甸军已经和印度达成了协议，决定由印度出兵协助缅甸军赶走国民党残兵。这是一场恶战，国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也是惨胜。国民党残兵以不足万余之力，硬是打败了印缅联军。彻底在中缅边界站住了，后来联合国决议，国民党余部撤往台湾，李弥要求将老弱病残撤走，主力留下。但也再没有力量可以反攻大陆了，他们想回大陆，但政府不答应。就这样，在金三角有了一支没有祖国的军队……后来，为了生存，开始种植鸦片。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滇缅边区的第一次反攻大陆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影响力是很大的！李弥在台北更是兴奋不已，说以自己残兵不足3000余众，在一周内连克4县，说明了“云南反共复国军”的战力是强大的，云云。话也有道理，国军打了解放军一个措手不及，后来紧急调派3个师数万人，才摆平。此后在昆明成立军区和建设军校，也和当初的缴匪有很大关系。
50年代末，解放军和缅甸政府达成协议，暗地出兵滇缅边区，剿灭蒋匪，但是，此次出兵不是很顺利。1、国军已经在滇缅边区经营多年，又熟悉地形地况；2、解放军出国作战，气候地理不明，补给不足因此，此次进剿成了追击作战，共军一撤，人家又回来了后来，李弥将老弱病残的约3300名将士撤回台湾，但还是留下了约2500名将士作为反攻大陆的主力基础。基本是以两个团的编制，师部人员撤离了[1]。
60年代后
60年代以后共产党已经彻底在中国大陆站稳了脚跟，但随着1965年国民党又一次的返攻大陆的狂潮的临近，李弥再次要求滇缅边区的国军将士积极准备二次反攻大陆，但是留守滇缅边区的国军将士很清楚自己的实力，能老老实实呆着就不错了，谁非要出去找死？于是，将士抗命，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60年代，中国开始向周边地区进行共产主义输出，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先后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缅共和政府军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插说一段——现在缅甸的名人——昂山素姬的父亲就是坚决反共的。这时候，93师的国军将士为了获得缅甸政府的居留承认，又不得不再次和缅共进行战争。后来，缅共无法取得胜利，国军将士也伤亡惨重，最可怕的是，根本没有补给（自从李弥按照联合国撤兵之后，93师经泰国的补给线也被冻结了。）所以，剩下的兵员越来越少了，在滇、泰、缅边区，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武装，缅甸政府是彻底的没有办法了，就想通过收编国军老兵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战力，但是93师的将士不愿放弃自己的祖国，拒绝加入缅甸籍。
后来，连年的战乱，没有补给，国军和缅共还有支缅分队的共军将士开始集体在金三角地区种植鸦片，形成了现在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加工基地！进入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蜜月时期，留守滇缅边区的93师的老兵大多已经成为花甲之年了。他们向祖国提出，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毕竟50年前的那场战争，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大陆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只有再次转而请求留居缅甸，但缅甸以上次你们拒绝为由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无国军队
终于，留守滇缅边区近40年的93师官兵，成了一只没有祖国的军队……
他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他们每年还在过着春节、端午、中秋，唱着中国的民歌，讲着中国的语言……
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不得不和缅甸政府军开战、和印缅联军开展、为了某人的私利反攻大陆、他们和黑帮开战、他们和缅共开战……
40年来，他们为了生存，进行着不懈的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和坚忍……
公元1992年，占据金三角的前国民党残军余部，终于向泰国政府交出了全部作战武器。这一条新闻，占据了当天世界各大传媒的显著位置。至此，这个由李国辉兵败大陆溃逃到金三角地区、由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将司令李弥指挥的、曾“反攻云南”、并占领四个边境县城、创造了金三角神话的汉人军队，终于正式解体
曹森副军长，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毕业。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参谋、连长、副营长、营长，河南省保安第二团中校团附，河南省军管区司令部招募委员，第—一六师副官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