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曰，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二)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置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劳俭朴，聪第三，勤明好学，善于经营。
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论”的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三)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回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那时靠打土豪、分地田，也就是杀人劫财来抵作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军饷）。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不敢公开或难言之隐。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
“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就跟今天一样，把农民手里的口粮土强征过来，公开高价出卖，抵作政府财政开销。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公所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天的杀人名单。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曰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公所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村民兵连长，也可以随意区定要杀的人，而借机走火误杀，或借口现行破坏，先杀后把，更不计其数，那时地主富农的生命，比现的小狗小猫不值多了。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只的数量。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地主家户户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枪毙地主时，还有陪绑的，在枪毙地主的边上，一字儿坐一排未枪毙的地主和富农。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那些个陪绑者，早就不存任何幻想，任由你共产分妻，再也不吱声了。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为毛提高自己国际地位，以后能当社会主义阵营大哥大充马前炮。
（五）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说实话，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曰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曰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六）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6〕。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7〕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七）“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8〕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9〕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10〕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可悲的是我们的“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我们的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错误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近三十年。我在1978年前也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于是，我才对那种宣传彻底失望。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就知道穷人中的坏人比例绝不比富人中坏人比例低，“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我们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注释：
〔1〕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4〕《周扒皮的1947》，转引自《文摘周报》，2008年8月8日5版。
〔5〕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2009年9月《南方都市报》专栏文章。
〔6〕《“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见《山西文学》2005年十期。
〔8〕（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14页。
〔9〕（英）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