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完谢泳《储安平与观察》。谢泳把储安平和《观察》撰稿人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应的名词还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p71，这些词究竟是何所指，似乎没有弄得清楚。在一个不清楚的前提下，谢泳就把这批人与胡适傅斯年这一代人联系起来，笼统地称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其中的问题很多。储安平自己提出一个“自由思想分子”名词p68。我也可以再加一个名字“独立知识分子”。所有这些类似的名字，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正因为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才要有不同的名词。
如果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被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且同时称胡适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就表示了一定的意义。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都主张言论自由、坚守道义责任。这一界定未尝不可，但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这个词就无法区分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之间的政治主张不同，也无法区分他们几位和胡适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那么既然他们被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又用什么名词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巨大的不同呢？难道把储安平称为空想自由主义？梁漱溟称为“儒家自由主义”？如果这些名词并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再考虑其他的名词？
我倾向于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基础上的一整套理论、方法、观点和态度的集合体，而不仅仅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主张和道义责任的担当。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么就会看到，把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等人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恰当的。
在储安平的语言里，到处都是“国家”、“牺牲”、“代表”，“理想”、“公平”这些词语。“这个刊物（《观察》）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p68“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p69“我们这一代，大概也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p71“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p113《观察》复刊后，一篇无疑出自储安平手笔的文章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自以为站在独立的立场”。另一篇《编者简复》虽不出自储安平，但想来也能代笔他的想法，“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即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
储安平的“国家”、“牺牲”、“代表”，“理想”、“公平”一套话语，很难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话语。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与储安平的话语对比强烈，这是两套不同的话语。对英美的政治制度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就是“自由主义”，对言论自由的认同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至于道德责任的坚守，虽令人起敬，但其本身也与“自由主义”是两码事。
我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基础上的一整套理论、方法、观点和态度的集合体。这样的“自由主义”是表现为一组价值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一种观点，赞成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那么就不再以“自由主义”称呼它。
构成“自由主义”的一组价值包括：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财产自由；政治自由；道德自由。这一组价值之背后，又有一个核心的哲学观念做基础，这一基础，以肯定的陈述即渐进改良的态度，以否定的陈述即非理想国的态度。
梁漱溟根本否定欧美宪政在中国的可行性，主张中国新制度的建立，还是要依靠中国固有文化，p86而如欲实行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则必寻找能够实施的政治操作者，p87正因为这一点，梁漱溟仍在儒家的政治哲学里徘徊，故被称为“新儒家”，其去“自由主义”远矣。
再看张东荪。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p104这显然不能算作“自由主义”的观点了。固然，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财产自由”与“放任”有其修正，但是其基本原则仍为一致，所以名之为“新”自由主义。张东荪认同苏联式计划经济，再说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就完全不合适了。
困难在于，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如何定位储安平。储安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么？从一般的观点来看，储安平似乎应该是的，从行为上来讲，储安平在国共武争的时候并没有偏袒一方，保持独立的姿态。从思想上来讲，储安平推崇胡适等“第一代”自由主义学人，留学英国，认同英美政治制度。可是细读储安平在《观察》的文字，其态度语气与胡适等人颇不同。储安平动辄谈自我牺牲，动辄谈国家大于个人，这与自由主义观念是相抵触的。虽然储安平认同与鼓吹英美的制度，但是在道德自由这一点上，他所持的是非自由主义的观念，而自由主义的观念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一点足以否定对他的“自由主义”者的定位。储安平鼓吹英美制度，这一点与自由主义无异，可是追本溯源，我们发现其出发点是“国家”。排除了个人之上的原则，英美政治制度，只能成为实现某种国家目标的“工具”。自由主义并不反对个人选择牺牲，但是自由主义反对以牺牲自任，反对以道德推人，反对鼓吹国家之上。
有一种笼统的说法，称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为“自由主义”道路，并以《观察》撰稿者这一群体为例。也是一个糊涂不明的意见。“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这个词语，是“两党武争”的产物，与“两党武争”对照着看才有意义，而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两党武争”不存在，则中间道路亦不存在。这与“自由主义”道路不同，“自由主义道路”这个词，有其本身的意义，无需依靠“两党武争”的背景即可独立存在。
再一层，为什么当时有一般用“中间道路”而不用“自由主义道路”来称呼这一群体和潮流呢？实因当时这一群体与思潮的主流并非“自由主义”，而仅仅是无数独立意见的大杂烩。
自由主义者可以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这是由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决定的：自由主义不主张个人的牺牲，相信秩序和渐进的改良。在没有其他现实的道路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作为现实的自由主义者只能在可选择的现实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会坚持某种“理想”走向一个虚幻的目标。在国共武争的大背景下，自由主义者会考虑：哪一方自由更少？哪一方专制更多？而不会考虑：哪一方腐败更少？哪一方清廉更多？
围绕着《观察》的一批人，显然都不是在政治和历史方面无知的人。国民政府的历史渊源、合法性基础、宪法规定、战时临时措施，他们不可能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渊源、组织原则、辖区状况、宣传策略，他们不可能不清楚，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清楚，那么是什么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国民政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12年《临时约法》，其合法性基础倾向于英美政制，1947年《宪法》更进一步确立了自由民主原则，而《临时勘乱条例》只不过是战时措施。战时之言论管制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都是合理与必要的。（美国海外战争因为不触动国家根本，故无言论管制）从这几点看，民国政府无论有多糟糕，都不应给予“毁灭性的批评”，所谓“毁灭性的批评”是指在战时进行颠覆性的鼓动，或者发表不利于战场形势的言论。反观共产党，其渊源于俄国革命，其组织原则为绝对集中，其合法性基础为阶级斗争，其辖区状况为消灭一切质疑声音，其宣传策略为充分利用民国言论自由之空间。在这样一个对比下，围绕着《观察》的一批人，站在“独立”的立场上，走第三条道路，不能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这条路没有任何可以自我支撑的基础，只要两党最后只剩一党（国民政府允许独立政党存在），他们就会立刻消散。国民政府胜，则他们还可以继续发言或不发言，共产党胜，则他们欲不发言而不可得。
一般来讲，围绕着《观察》的一批人，还有和他们的立场相近者，既然无法左右政局，所以也不能要求他们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负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自身的理想主义情绪和非自由主义的立场，从而成为局势向有利于共产主义方向变化的参与者。如李闻血案后，大批知识分子由义愤驱使同情共产党；如政协会议上站在超然立场，这一行为在两种政制原则上超然而立，其实在客观上给共产党以巨大支持。这显然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立场。
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的1945年到1949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分裂这一说法，在事实上恐怕是不存在的。很多人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分裂。那么以什么名字来统称围绕着《观察》的这一批人呢？我觉得不必一定给予某种主义式的统称，他们本来不在某种主义下集合，他们只是一些勇于担当责任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