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长梅贻琦 清华校长梅贻名言

他24岁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但他连教授都不敢做,跑去找自己的老师张伯苓求救。张伯苓教导说,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回到清华,老老实实地做起他的教授。没想到的是,13年后,老老实实的他当上了清华的校长。
他似乎无所作为,却充分发挥了教授在学校建设中的作用。他把清华当作家,但这个家很民主。他说,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不是因为它有大楼,而是因为它有大师。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却为这所大学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
1930年初夏,北平一派的平和景象。西直门外的清华园里,教授上课,学生读书,也是一副象牙塔风光。然而,这景象的背后,却潜伏着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空前的危机。任期不到两年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虽然也有不少建树,但因其独断专行,坚持推行“党化教育”,终于激发了和师生们的矛盾,僵持不下。罗家伦以辞职要挟,可学生们的反应颇有点揶揄的味道。他们说,无论国府批准与否,本校无人表示挽留。
罗家伦走了,政府随即派乔万选接任校长一职。乔万选是清华校友,对接管清华踌躇满志。可当他带着武装卫兵刚进学校,立即被学生们拦下。学生们把乔万选一人请进了小礼堂,等到乔万选出来时,清华学生已经拿到他签署的“永不任清华校长”的承诺。
“驱逐校长几乎是师生一致的。清华的传统是民主自由,容不得一点专制独裁。”(清华教授)
“清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1925年以后,清华改办大学。有一批清华留美学生,学成回国,回到母校任教,成为一些年轻的教授。那么这些年轻的教授,他们接触到国外教育的先进情况,看到了国外学校的民主,受到民主的影响。所以对清华学校行政人员那种专断作风表示很不满。”(同上)
尽管国民政府中,觊觎校长职位的有30多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连走进小礼堂的机会都没有。乔万选离开后,这所大学竟连续十一个月无人管理。大学是不能没有校长的,清华师生以期盼而又戒备的矛盾心情,等待着下一个校长的到来。
“‘三赶校长’之后,关于清华校长的人选,学生会就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到清华当校长,要不受外界政治干预;第二的话,知识要渊博;第三,威望要高;第四呢,他能够对清华的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同上)
十一月下午的一天,清华大学师生接到开会通知,他要与大家对话。这新来的校长,就是本校教授,叫梅贻琦。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驱逐的对象呢?
梅贻琦,是清华学校首批庚款留美生。1915年9月,他学成归来,回母校任教,以后还被任命为物理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以及清华学校的校务长。发生校长风波的时候,梅贻琦正在美国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管理全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1928年11月,39岁的梅贻琦接到调令,他又重回清华园。
“梅贻琦在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在就职演说当中,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讲话中他说,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它有没有好的教授。”(同上)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一个学校师资的力量,要把它提到绝对的高度。”(梅贻琦儿媳,原清华学生)
“他说大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而这两者的实现,全依赖于师资和教授。所以他提出‘大师论’是很明确的。”(清华教授)
梅贻琦的“大师说”,使清华师生对梅贻琦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其实“大师说”不是梅贻琦一夜之间想出来的。早年清华国学院成立,邀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这四大导师,使清华成为中国国学研究的重镇,这其中就有梅贻琦的主张。当时他是清华的校务长。
就在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中,被他尊崇的大师门也在静静聆听。清华自建校起,就有尊崇大师的传统。梅贻琦的“大师说”,是将这个传统表现的更明确,更自觉了。他并不是把教授用来提高大学的声望,他是希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上,对学生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而清华的教授在学问和人格上,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但如何教育学生,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一直是清华大学争论不休的问题。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当时教育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在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教育要培养的是哪一种人才呢?这个问题,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大学教育应该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而梅贻琦一直旗帜鲜明地主张,教育学生首要的任务,是成就学生完全的人格。
“大学教育当中,最主要的是要进行一种全人格的教育。像一个人要教育成这样一种人,你做研究也好,做服务也好,做公务员也好,他能贪污吗?能背叛祖国吗?首先他人格完整啊!”(同上)
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思想。他希望清华能培养博及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而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清华师生就是这样看到了新校长的亮相,知道了他的想法。就在梅贻琦演讲的礼堂外,有一座清华毕业生捐赠的日晷,基座上刻着这样的字句:行胜于言。清华一向崇尚实干,师生们对这位新校长的态度同样如此,说是说,做是做,清华学子拭目以待。
好像是故意要让人失望,梅贻琦在发表颇有新意的演讲之后,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似乎是整天躲在公文的后面,他似乎表现得非常缺乏主见,他有一句口头语流传最广,叫做“我从众”。梅贻琦完全不同于那些被驱逐的校长,他没有独断、专横。可是,堂堂清华校长,也不能这样无为而治,随大流吧。是懦弱?是畏缩?是有所顾忌?人们猜疑着,也从各种渠道打听着。果然,人们探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梅贻琦在与夫人韩咏华结婚之前,有人告诉韩咏华,梅贻琦是个极不爱说话的人。韩咏华信口答道,“豁出去了,说多少算多少吧。”谁知结婚以后,梅贻琦果然如此。
“梅先生在家里头啊,态度总是笑眯眯的,老是很温和,可是不多说话。看到年轻人在一起玩的高兴了,他总是来看看,点点头就走开了。”(梅贻琦儿媳)
慢慢地人们发现,沉默寡言的确是这位校长的性格,并不是什么畏缩的思想作怪。人们逐渐理解和接受了这位沉默的校长。但不久后,梅贻琦的作为却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梅贻琦开始从行政上消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力。
“开会的话,他都是在旁边听,无论是教授会还是评议会,他很少首先自己发表意见。他都是听别人讲,一旦大家做出了决定,他执行的非常坚决。”(清华教授)
二十世纪初,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执行首长共同组成“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在具体问题上,梅贻琦可以从众。他左边的人可以批评他,他右边的人也可以批评他,他都接受。
“吴有训先生就常常不同意梅先生的好多做法,虽然梅先生没有坚持许多做法。吴有训先生就提出批评,你这样做不对,他也接受。”(梅贻琦儿媳)
但是在大的问题上,他又是不遗余力地倡导鼓吹。比如在清华,他尊奉蔡元培先生的主张,把“学术自由”作为办学的原则。
“他把学术自由作为一生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办学的原则,对清华影响比较大。梅贻琦是一个爱国的教育家,他希望求得中国教育的独立,而很重要的,就是要求得学术独立,所以他竭力主张学术自由。”(清华教授)
学术自由,是梅贻琦办学的灵魂。在上世纪20年代白色恐怖正浓时,他批准冯友兰考察苏联,回来公开宣讲苏联的种种优越制度。到了30年代,他容许吴晗、闻一多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他曾写道,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的使命。
“他的办学就是一个‘通才教育’,另外一个就是‘学术自由’。从不干涉你,所以在西南联大,在清华都是百家争鸣。可以矛盾,比如闻一多先生,同很多人的思想都是相左的。所以都可以融进来,这一点梅先生是学习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思想。”(梅贻琦儿媳)
老教授们都清楚,梅贻琦是为学术自由,极大地尊崇着“教授治校”的传统。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可是没能奏效。清华虽是国立大学,但办学资金来自于美国庚子赔款,并不依赖政府,所以能坚持教授治校的传统。那些要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就只好离开。
梅贻琦上任后,一改前几任校长的做派,他不仅尊重这个制度,并且把他的效用发挥到极致。教授们关于校政的决议,他都认真执行。对学术蛮横干预的事情没有了,教授的作用发挥了,梅贻琦也坐稳了他的校长。而他寡言的性格,也被清华师生理解和接受。
1935年,当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觊觎华北的危急关头,是清华师生首先呼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鼓舞着当时的青年,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军警到学校来抓人了,学生们与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场的教授们没有对策。人们把目光投向梅校长,怎么办?然而,平时很少讲话的梅贻琦,仍然没有话。
“后来国民党来要黑名单,说你把学生的名单给我一个,好按那个抓人啊。”(清华教授)
结果,梅贻琦竟提供了一份名单。学生们不解,他们不相信梅校长会出卖学生。军警开始按照名单抓人了,后来的事实是,一个学生也没有被他们带走。
“为什么呢?后来弄清楚了,梅校长只是把前年的学生住宿的名单给了他们一个,结果他到那一抓,都不对头了。梅先生你别看他不说话,他的脑袋里有主意。所以他的外号叫‘寡言君子’。”(同上)
清华校长梅贻琦 清华校长梅贻名言
不知不觉间,梅贻琦做清华校长已经六年了,没有人提出要更换校长。有人问其中的奥妙,梅贻琦幽默地回答:因为我姓梅,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
时间走到了1937年,夏天,清华大学放暑假了。然而,仍旧有两百多师生留在学校。7月7日,留校师生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梅贻琦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开始流亡。
“在‘一二.九’运动以后,清华是对战局有比较清醒认识的学校之一。梅贻琦和教授开会讨论,如何应付这个。当时果断地停建了好几个大建设,把剩下的建设款,有41万,转向投入到湖南,买了一些地。所以后来战争爆发以后,长沙临时大学才有了一个落脚之地。”(同上)
在长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三校师生齐心协力,艰难地度过了一个学期。但是,时局又发生了变化。这时,南京沦陷,武昌告急。1938年2月,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临时大学奉命迁于云南省会之昆明,四月底全部到达。本校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自西南联大成立以来,虽然最高领导仍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但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两人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所以,西南联大校务工作实际落在了梅贻琦一人的肩上。
战时的非常状态,使梅贻琦不得不改变沉默寡言的性格,他常常要牵头去做许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清华有庚款做后盾,经济实力远胜于其他两校。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种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所以人们说,联大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似乎没有清华,只有联大。
梅贻琦生活简朴,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环境中,他要靠典当衣物度日。他的夫人也常常和教授夫人们一起,亲手做糕点叫卖,贴补家用。还把糕点叫做“定胜糕”,意谓“抗战一定会胜利”。
西南联大校舍分散,梅贻琦常常步行一二十里,奔波于各院系之间。即使在日机轰炸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梅校长依然淡定从容。
“每一次警报来的时候,他总是穿一身长衫,拿一根拐杖,慢慢的走。有的人一听警报就乱了,他不是,安步当车地,还疏导学生,不要急,这个路窄。”(同上)
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大师。西南边陲,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守望者,而孕育着希望。西南联大,使中国在战乱频仍、半壁沦陷的情况下,保存了教育的元气和一份精神的力量。可以想见,这里蕴含着梅贻琦的多少心力和贡献。
1940年9月,清华学生在昆明,举行了“梅校长服务母校25周年公祝会”。会上,师生和校友们用美好的词句,赞扬他数十年如一日服务母校的功绩。
“梅校长要答词了。不能把清华的成就算在一个人身上。比如说我,我举一个比方给大家,像京剧戏台上那个王帽,就是唱皇帝的那个人。”(同上)
“他说你别看他仪仗森严,他只是一个配角。而唱戏的是那些大将将军,是那些文官武将。他说,要是清华有什么成绩的话,应该感谢的是,我刚刚搭了一个很好的班子,他就像一个唱王帽的人坐在那摆样子的,就觉得主要的作用取决于那些大师。”(梅贻琦儿媳)
时间迈过1946年的门槛,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军队终于被赶出中国的土地。清华师生踏着满目疮痍的国土,返回清华园。然而,学生们的课程刚刚安稳下来,国内形势骤变。1948年,国共双方大决战,人们心里都清楚,胜利的一方将会是谁。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走和留的问题。但梅贻琦,是决定要走的人。
“清华大学学生会啊,拉着队到梅贻琦校长的宿舍里头,喊着口号,说梅校长不能走。吴晗那时候已经到解放区去了,他就在那通电给梅校长,说梅校长请你留下。”(清华教授)
很多人不能理解,梅贻琦为什么要离开大陆,而他却又自己的考虑。他要保护好清华基金。清华大学的基金来自于庚子赔款,想要动用这笔校款,必须要有两个人的签字才能生效。一个是教育部长,另一位就是清华的校长。
“他说,我走啊,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出去保护清华大学的校款。我要不出去啊,国民党随便派一个校长,再配合他那个教育部长,两个人一签字,这款不就没有了吗?”(同上)
梅贻琦离开大陆后,先是在美国呆了几年,后来又去了台湾。他利用清华基金,在台湾创建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别人几次建议,说咱改名吧,不要叫研究所了,直接叫清华大学得了,他不同意。主要我活着,这就是个研究所,真正的清华大学在北平,或者在北京。”(同上)
他始终不愿将研究所改为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学生们心中的梅贻琦是“永远的校长”。他肯做事,忠于所做的事。在近50年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清华。弥留之际的梅贻琦,仍然不忘身边的那只手提包。他去世后,人们发现里面装的竟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人们记得他的告诫,他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去追求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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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作品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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