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请缨抗战，预立遗嘱
将军讳铭章，字之钟，生于一八九三年，四川新都县泰兴场人。其先世于清季由江西九江迁川，定居新都。父王文焕，母邱氏。家境清贫，经营小商业为生。双亲早年相继病逝，遗将军兄妹三人，生活艰窘，将军由叔祖父王心田资助，就学于新都县高等小学第一班，一九○九年毕业，随即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第五期。辛亥秋，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各地组织保路同志军，将军激于义愤，参加了保路同志军的反清战斗。一九一二年，四川政府改组陆军小学为“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将军与陆小第四、五两期冈学百余人反对改组，（当时北洋军政府执政，规定地方不准设立军官学校，只有保定军校是中央创办的合法军校，所以由陆小改组的“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是不合法的。一编者注），愤然离校赴南京，吁请江苏都督程德全转请陆军部准入保定军官学校肄业。正待批复之际，值革命军兴，遂与留宁冈学赴沪参加上海的革命军，在陈英士总司令指挥下，奋勇进攻上海制造局。沪战失败，回南京参加当地革命军。宁战又失败，乃返回四川入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一九一四年毕业，分发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任排长。一九一六年护国讨袁军兴，第二师响应护国，参加讨袁，刘部与袁世凯派来四川的军队大战于川南泸（州）纳（溪）一带，在泸州棉花坡作战时，将军奋勇作战负伤，因功升任连长。是年回新都，与乡人周玉华女士结婚。不久，参加刘部与滇军罗佩金部在成都的巷战，追击滇军至仁寿土地坎，又负重伤，几濒于危。后，复转战资、内、渝、泸等地，积功升营长。一九二○年川军整编时，升任第七师十三旅二十五团团长。一九二二年，川军三、七、二十一等师与熊克武系的一军（但懋辛）、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作战，将军当时隶属于第七师陈国栋部，由渝率部西上，转战于梓潼、德阳、成都等地，以英勇善战闻名。一九二四年，升任川军第三师二十五旅旅长。一九二五年，驻防德阳，师长段荣琮病殁，将军晋升师长，隶属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田颂尧。一九二六年，川西北屯殖军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副军长孙震，将军改任该军第四师师长。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以田颂尧“剿共”不力，撤职查办，并将二十九军改编为四十一军，由副军长孙震升充军长，将军改任该军一二二师师长。
将军自从军以来，虽多次被卷入四川军阀混战，但当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深入国境，全国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他的思想却有了根本转变，坚决拥护抗战救国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的革命主张。“七．七”事变以后，他率先请缨出川，要求到最前线杀敌报国。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他在德阳驻地慷慨誓师，表示一定要用热血报国的具体行动，来赎回他二十年来参与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接着，他返回新都，辞别家乡父老，并对家属预立遗嘱。足见将军后来在滕县与敌血战，英勇殉国的壮举，绝非出于临时义愤，实为高度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所驱使。
二、转战晋省，收复平遥
将军率部出川参加抗日战争时，他所在的四十一军连同四十五军编为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为邓锡侯，副总司令为孙震，孙仍兼四十一军军长。一九三七年九月，该集团军奉令开赴西安集中，转赴郑州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指挥。由于当时该两个军为“乙种军”编制，每师只有步兵两旅，每旅步兵两团，装备十分落后，仅有土造七九步枪和少量土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手榴弹，部分部队还配有大刀。更无任何特种兵（如山炮、野炮、高射炮、战防炮、辎重兵、通信兵等）的编制。因之该军在奉令出发前，曾申请先行换发武器，充实装备，以利作战。蒋介石复电则云：“时机迫切，可先出发，途经西安，准予换发”。该集团军遂于九月五日徒步出川。十月上旬行抵西安后，该集团军奉令改隶第二战区阎锡山的战斗序列，归阎指挥，由于蒋介石、阎锡山、蒋鼎文（西安行营主任）互相推诿，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武器装备的补充。彼时，正值雁门关失守，晋北吃紧，蒋介石又复改令该集团军不待换发武器，兼程驰援晋北。该部当即转赴风陵渡过黄河，向晋北挺进。军次太原，忽闻娘子关告急，又奉令转往晋东驰援娘子关，将军即率全师两旅向晋东急进。十月二十四日，在娘子关西南侧的东回村、西回村间，即与从测鱼口、马山村西犯之敌第十四师团发生遭遇战，以装备窳劣之川军，对装备精良之日寇，虽火力十分悬殊，但该师官兵，在将军指挥与优势之敌展开战斗，争夺制高点冲锋肉搏，奋勇异常，战况空前惨烈，敌我伤亡均重。川军不仅装备落后、编制不足，还缺乏野战医疗、救护、运输等后勤组织以致伤亡遍野，无法抢救和掩埋。全师官兵，激于爱国义愤，均能忍受一切痛苦，发扬了与强敌拼搏到底的高度爱国精神。嗣又奉令掩护娘子关友军侧背，将军率四十一军的一二二、一二四两师，改道向柏井驿急近。娘子关友军因日寇窜至马山村威胁其侧背，乃乘一二二师与敌酣战之际放弃娘子关，向阳泉、寿阳方面撤退。将军奉令率领由柏井驿、平定、上下龙泉等地节节阻击敌寇，始终在正太铁路南侧掩护友军战斗。直到十一月二日，友军放弃寿阳以后，该师又奉令北上增援太原。当先头部队甫抵太原南面之南盘村时，闻太原已经失守，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已向晋西撤退，将军乃率部转赴晋西整顿。
迄至十二月上旬，该集团军在山西作战与敌周旋已达四十余天，损失惨重，伤亡过半，两个军已没有一个完整的师、团、营，残破不堪。为了继续作战，乃利用间隙时机，在石、赵城一带进行编并，每旅两个团并为一个团。至此，每个军实际只有一个师、两个旅，整个集团军此时实际兵力不过两万来人。十二月十二日该集团军行抵晋南洪洞附近，奉令就洪洞、沁阳之韩侯岭布防，并向同蒲路两侧搜索前进，驱逐敌之少数骑兵部队，收复了平遥县城。
三、徐州危急，驰援晋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华东之敌攻陷我南京后，乘胜由浦口、无湖、杨州分三路渡长江，沿津浦线北上，华北之敌打通沧石公路以后，在沧州沿津浦线南下，企图从津浦线南北两面进攻会师徐州，迅速打通津浦路，贯通南北战场。十二月上旬，日酋矶谷廉介率领其第十师团，以主力由青城、济阳间渡河，以一部袭取胶济线之周村后，分兵北攻潍阳，南攻博山。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渠为保全个人实力，以腹背受敌为借口，遂不战而撤离济南，退守泰安。敌乘虚于二十五日渡过黄河，顺利地占领济南。其攻占博山之敌，再自莱芜抄袭泰安，韩复渠仍然不战而放弃这个重要城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韩再放弃大汶口。一月五日敌军进占济宁。韩军节节后退，一直退到鲁豫接壤之曹县、城武、单县等地。于是鲁南山地，大部均陷敌手，使津浦北段门户洞开，徐州形势，十分危急。
敌乘韩复渠一再撤退之机，以旅次行军速度，顺利渡河南下，连陷名城，一时舆论沸腾，朝野震惊。蒋介石身为最高统帅，责无旁贷，不得不亲赴开封前线，召集一、三两战区团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目前我军在战略上，东面要确保津浦铁路，北面要确保道清铁路（在黄河北岸沿岸）来巩固武汉核心基础。津浦、道清两铁路，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占领。我军要巩固这两条铁路，不能呆守，必须保持主动地位，以攻代守，攻守自如，藉津浦、道清两铁路以屏障武汉，则武汉核心才不致动摇。”等语。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蒋又在归德召集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会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韩复渠的第三集团军一再抗命，擅自撤退，连失要地，致陷徐州于危境，请蒋从严惩处。蒋与韩本有矛盾，闻李宗仁的报告，勃然大怒，立即电令韩氏前来归德参加会议，本意要韩在会上自己认错，让他戴罪立功。不料韩不知悔罪，反而出言不逊，蒋于是下令将韩扣押，解送武汉，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改任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为副总司令。后经军事法庭判决，韩复渠以作战不力、放弃职守之罪，在武汉执行枪决。此时，日寇之板垣征四郎率第五师团由青岛崂山湾登陆，沿胶济路西进，到潍县后，南渡黄河，从台潍公路经莒县、费县直趋临沂，以策应津浦线南下敌军矶谷师团作战，因此，鲁南吃紧，徐州危急。蒋介石急调山西前线之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候部驰赴邹县，阻击南下之敌，支援第三集团军作战，力挽鲁南之颓势。
一月上旬，二十二集团军由陇海线经徐州转津浦线北调，抵达临城，始知邹县已为敌占领，乃在邹县以南布防，阻敌南犯。二十二集团军遂以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部队，四十一军为第二线部队，总司令部位置于临城（今称薛城）。四十五军以滕县为据点，以界河东西之线为第一线阵地，与邹县至两下店之敌福荣少佐指挥的日寇相对峙。四十一军第一二七师三七二旅（旅长曾？元），只有一个团（团长刘公台）则驻滕县；第一二四师之三七○旅（旅长吕康）亦只有一个团（团长王麟），驻滕县西北之深井，该师部驻利国驿；第一二二师为集团军之总预备队，该师之三六四旅（旅长刘志远），也只有一个团（团长张宣武），位置于台儿庄亘顿庄闸之线；该师另一旅为三六六旅（旅长童澄），也只有一个团（团长王文振），配置于顿庄闸亘韩庄之线。一二二师师部位于台儿庄与韩庄之间的万年闸。该集团军到达这一地带不久，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请主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即在汉口病逝，邓锡候奉调回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所遗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一职，由副总司令孙震升任。
三月上旬以来，敌寇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敌以小部队及飞机向四十五军阵地进行反复察侦，势将大举进犯。三月十日，孙震为调整部署，加强守备，将总预备队一二二师师部及三六四旅旅部调进滕县城内，第一二四师师部也在该城，统一由王铭章将军指挥。
三月十四日拂晓，敌步、骑兵约万余，大炮二十多门，坦克二十多辆，飞机二、三十架，向一二五、一二七两师第一线展开攻击，我警戒阵地被敌攻占，但界河东西之线的正面主阵地屹然未动。驻在临城的孙震总司令闻战斗开始，立即乘火车先到滕县视察，并指示王铭章将军及各级部队长，要共抱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搏到底！
十五日，敌犯界河正面阵地，未能得手，除以其主力继续进攻外，其一部约三千人迂迥于我左后方龙山、濮阳山一带，企图包围我军。同日，敌军另一股约三千人由济宁东南的石墙出动，向我深井的一二四师三七○旅进攻，该旅勉力支撑，死伤惨重。在滕县城的王铭章将军为了巩固四十五军第一线正面阵地，防止敌人由深井向我左后方迂迥包围，乃急调城内之一二四师三七二旅，全部驰赴深井以南之池头集，支援三七○旅。经激烈战斗，三七○旅阵地始得以稳定。
十五日中午，为防止敌军钻隙渗入滕县左侧，王将军乃令白沙河之第七二七团抽出一营
兵力，到滕县西北七、八里的洪町、高庙布防，阻击敌人。同日下午，敌兵力增加更多，我界河正面阵地仍未被突破，敌乃以万余兵力延翼向滕县方向右旋迂回。下午五时许，其先头部队已分别到达滕县城东北十多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敌之企图十分明显，是撇开我集团军正面阵地而直攻我侧背战略要点的滕县城，目的在迫使我主力放弃正面。
此时滕县城内有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七师三个师部和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只有一个特务连（即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等直属连队。此外，别无其它国军战列部队。滕县县长周同率领的警察和保安队四、五百人，参加在王将军的守城序列中。守城兵力如此薄弱，当然难以抵御万余敌军的进攻。
当时孙震集团军的四十一、四十五两个军的大部主力均胶着于第一线，只有在平邑前线的一二二师三六六旅（旅长童澄）之王文振团尚未与敌接触。将军乃以十万火急的电令，调该旅迅速回援滕县。但该旅在百里之外，缓不济急。再则中途难免不为敌人所阻，乃一面电话向临城总司令部求援。据复：蒋委员长已令汤恩伯军团（三个军，约十万人）北援，其先头之王仲廉军（第八十一军）已于当日到达临城，但该军必俟其汤军团司令部到达后始可北上，因而不能解滕城燃眉之急。只有孙震总部尚余一个特务营可调。孙震乃令该营营长刘止戎率其步兵三连，驰援滕城，仅将该营之手枪连留守临城总部。
王将军此时以电话向三六四旅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下达要旨命令如下：
“（一）、本师决心固守滕县城。（二）、该七二七团除以一个营守备洪町、高庙一带原地不动，另以一个营归一二七师指挥，留防北沙河外，速率余部跑步回援滕县城，担任守备！”
张宣武团长遵将军之令，即率从北沙河阵地抽出的一个营，跑步前往滕县城，在接近黄昏时赶抵县城。此时，王铭章将军已十分焦急地在城外守候，立即命张宣武团长担任城防司令，以当时仅有的十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为基干，组织守城部队。他判断：敌军欲夺滕县城，势必先攻东关。于是积极加强东关土寨至东关城墙的防御工事。以刚由平邑调来增援之七三一团第一营（营长严翊）的三个连担任东关守备；总部调来之特务营（营长刘止戎）的三个连担任南北两面城防，以一个连为团之预备队。守城部队乃彻夜构筑防御工事，团预备队则乘夜搬运由列车卸下之粮秣弹药。其中以手榴弹较充足，战斗兵每人身边储备一箱（每箱手榴弹五十枚）。将军命令他的一二二师师部迁驻滕县西关的电灯厂内，便于指挥守城战斗。
四、坚守滕县，血战殉国
三月十六日黎明，万余敌兵向界河一带之四十五军主阵地全线进攻，并有一个联队向我滕县东关警戒部队进犯。八时，敌之山炮十余门在城东高地向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一带猛轰。同时有敌机十余架飞临滕县上空投弹、扫射，旋又集中火力猛攻东关土寨东南角，该地被轰塌约十二米宽。接着又集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向塌口疯狂射击，掩护其步兵攻击前进，我守兵伏伺塌口两侧，严阵以待。当敌火停顿，敌兵约五、六十人纷纷跳下塌口外的城壕，我守兵立即集中五，六十人，待连长一声令下，将两三百枚手榴弹投入敌群，敌兵应声倒毙，生还者寥寥无几。接着，敌军继续以猛烈炮火向我塌口疯狂轰击，我守军迅速隐伏塌口两侧。敌炮击之后，又组织五、六十人经外壕向我塌口冲锋，我守兵窥伺敌人爬上塌口的瞬间，仍以几百枚手榴弹投向敌群，敌又遗尸数十具而逃。敌军以同样方式多次冲锋，均以伤亡重大而溃逃，不得不暂时中止进攻。我守备东关之严营亦伤亡逾百，张宣武团长遂将团预备队一个连调归严营长指挥。在沉寂的两个半小时内，我军乘间调度战斗部署，修补工事，搬运弹药，护送伤员。
下午二时，敌又向我东关土寨东北角发起进攻，
先以炮大猛烈轰击，轰塌一段寨墙之后，继以密集机枪火力，掩护其步兵前进。我守兵在严翊营长的亲自指挥下，伺敌将由寨壕爬上塌口时，一齐抛掷大量手榴弹。如是者三次，敌遗尸遍地，攻击又停顿下来。我军的伤亡亦复不少，营、团的预备队都增加到第一线。为了补充伤亡，张团长迫不得已，将城外守备部队和进城领取弹药的一个连（一二四师七四三团的某连）也留作严营的预备队，总共约二千五百人，加上滕县县长周同所属武装警察和保安队，约计三千人，但战斗兵则不足二千人。
下午五时，敌军发起三次猛攻，各种火炮增加在三十余门，其中有不少野炮，还有每批十架以上的敌机轮番到前线助战；其攻击目标转到以东关正中的东关门为重点；其攻击方式亦有改变，即炮兵火力不仅指向东关门，还延伸向我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等处，意在发挥其最大的火力优势，使我到处受到炮击，以阻止我军支援第一线。炮击之后，敌军向我东关发起冲锋多次，均被守城部队顿挫，但终于突入东关四十余人。因时已入暮，敌以不惯夜战，双方相距数十米对峙。张宣武团长决心消灭该敌，乃抽调守城之吴营的张进如连驰赴东关，作最后拼搏。当张连长一声令下，向敌猛掷手榴弹之后，赓即举起大刀，冲入敌阵，猛劈猛砍，顷刻之间，即将敌全部消灭，收复东关。但张连亦死伤官兵七十余人，严翊营长大腿受重伤。迄至晚八时后，枪炮声已趋沉寂，只有敌方的照明弹、照明伞不时划破夜空，使滕县城内外照耀如同白昼。当天敌机每批十余架不断狂炸或扫射，我四十五军在界河一带的战况愈烈，纵深防御阵地逐次被敌突破。
十六日入暮后，王铭章将军决心放弃滕县外围阵地，把四十一军所属部队撤回城内，集中守护兵力，共计只余两个多团。在重新调整部署之际，将军口头奖慰张宣武、严翊的奋战英勇，指挥得宜，能以寡少兵力支撑一整天时间。并命令全军深沟高垒，多掘防空洞，准备登城出击。城垣上除留置少数？望哨监视敌人外，其余都在城墙脚下防空洞隐蔽，待敌登城时始予以迎头痛击。全体官兵均遵令执行。
当夜，敌军第十师团另增配各兵种部队和重炮兵部队共约三万人包围了滕县城东、南、北三面。十七日上午六时，敌以五、六十门山、野炮和重炮向城内猛轰，敌机二十余架低空扫射、投弹，城内外房倒屋塌，烟雾迷漫，全城顿成一片焦土。两小时后，敌开始向我东关进攻，从东寨墙轰塌的突破口以坦克十余辆掩护其步兵冲锋。防守东关之一二四师七四○团（欠一营）冒强烈炮火，誓死抵抗，在近距离内与敌反复肉搏，伤亡惨重，双方遗尸累累。敌更以一部兵力，从轰塌城垣之东南角一段，用坦克七、八辆掩护步兵百余人冲锋。我守兵七二七团之第三连，以集束手榴弹击毁敌坦克二辆。由于敌我火力悬殊，加以死伤殆尽而无法补充，敌终于冲上城角达四、五十人。营长王承裕立命营预备队第一连向突入之敌反攻，该连在仅有两挺机枪掩护下，向敌猛扑，一阵手榴弹投掷之后，举起大刀，跃入敌群猛砍，将突入之敌全部消灭，而该连原有一百五十余人，仅余十四人生还。连长张荃馨、副连长贺吉仓以下全部为国英勇捐躯，使滕县城东南角失而复得。
同日下午二时，敌突以十五榴重炮十二门猛攻我南城墙之广正面，此时敌机二、三十架集中轰炸南关的七四三团的两个连，该两连因系昨夜赶到，匆忙布防，只构筑一些临时掩体，以致死伤甚多，被迫移至西关外火车站附近，而南城墙被敌重炮轰击达二小时，几被夷为平地。我守军七四○团之蔡钲营在受敌重炮轰击下，血肉与砖石齐飞，牺牲惨重。敌炮停止射击后，其步兵约五、六百，在十余辆坦克掩护下，猛扑南城，守兵死伤殆尽。下午三时半，敌军占领了南墙。在场督战的一二四师旅长吕康头部、副旅长汪朝廉胸部均受重伤。与此同时，敌对我东关再次发起炮击，寨墙多处倒塌，工事全被摧毁，而手榴弹又已用尽，敌兵五、六百人在十余辆坦克掩护下，从广正面突入，我军死伤惨重，一二四师七四○团团长王麟、团政训员胡清溪均在战斗中阵亡。
当敌人突入东关之后，王铭章将军雄立滕县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同时，西城南半部守兵死伤殆尽，占领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将军准备移至西关火车站一二四师之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搏斗。至下午五时，西城南半部终陷敌手。占领西关城楼之敌，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之王铭章将军及赵渭滨参谋长，以密集火力射击。使王铭章将军身中数弹，立即倒地牺牲。随同殉难者有参谋长赵渭滨及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副官长傅哲民、中校参谋罗毅咸和谢世文、少校参谋张重和谢大薰、滕县县长周同等。诸位民族英雄的忠勇抗敌，为国捐躯，千秋万载，均将受到中华儿女的崇敬！在滕县战役中，受伤的高、中级军官，除四十五军师长陈离、四十一军旅长吕康和副旅长汪朝廉外，还有一二二师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副团长孔宪骥、少校营长严翊等。全体官兵伤亡总数达万余人（包括四十五军残部在内）之多！
从三月十四日开始的守城战，迄至十八日过午止，共计四天半，计一○八小时。王铭章将军于十七日傍晚殉国，但直至十八日晨尚有守城残余部队与敌逐衔逐巷的零星战斗，坚持到当日中午过后，直到最后守城全员战死为止。
王铭章将军率部坚守滕县四昼夜，大大阻滞了敌寇南犯徐州的诡计，使我鲁南的于学忠集团军、庞炳勋军团、张自忠之五十九军、二十二集团军残部、新增之孙连仲集团军、汤恩伯军团等（包含关麟徵、王仲廉两军），赢得了鲁南会战充分准备的时间，对围歼台儿庄敌板垣、矶谷两个加强师团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保卫徐州、巩固武汉抗战核心基础，立下了不朽功勋。
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先生曾经指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见《李宗仁回忆录》728页）。
日本随军记者佳滕芳子当时曾报道：“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濑谷混成支队，以步兵两联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顽强抵抗三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各方舆论的评价，都足以说明王铭章将军及守城将士当年忠勇卫国的精神，实足以大振士气而寒敌胆，象征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不为强敌征服的崇高气质。
五、寻找将军遗体，追赠陆军上将，勋绩宣付史馆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黄昏后，王铭章将军在滕县城东南角指挥巷战。当行至西门口时，随侍在侧的只有侍从副官李少坤、特务连中士班长孙仲才和赵参谋长的卫士陈宏恩（已受伤）三人。因将军已身中数弹，贯穿腹部，血流如注。李以白药灌之，已不能下咽，旋即气绝。李乃将其随身证件、手表等取下收藏，移忠骸于沟中，用木板掩盖。至深夜，乃潜返徐州向孙震总司令报告，孙当即命李率八人潜赴滕县搬运将军遗体。无奈敌寇陷城后守备甚严，无法入境。李又将实情汇报孙总司令，孙再命令李等设法进入沧陷后之滕县城，一定要将将军遗体找到运回。李等四人化装成老百姓前往，在沛县遇一由滕县逃出的王姓泥工，从其谈话中得知王系滕县西门外人，住家距将军殉难处不远。李等即利用青帮关系，于三月二十六日混入滕县城，并结识了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刘昭福，托其查找将军遗体。刘利用掩埋尸体机会，终于在西门外发现一具尸体的金质袖扣是成都天成亨金号铸造的，还有将军常用的水晶私章一枚，遂确定为将军遗体，即行拾出，裹以高粱杆，佯作柴禾运走。二十八日到达沛县，经长官部派刘星垣查验，王将军面目虽已不可辨认，但他身著灰布面的皮大衣、棉马裤、毛袜、布鞋仍如生前所穿，当属确实，即行装殓。初，王夫人闻将军遗体寻获，亦疑其非真，迄灵枢抵蓉，王夫人检视血衣，见将军所穿破毛袜是她亲手所补缀的，口内镶填的金牙也和生前一样，乃确信而不疑。（寻尸经过，系王将军的侍从副官李少坤提供）。
将军在滕县血战中致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之最后三通电文
①“立到，临城，军长孙○密，黎明敌即以大炮向城猛攻，东南角城墙被冲破数处，王麟团长负伤，现正督师死力堵塞中。职王铭章印。”
②“立到，临城，军长孙○密，敌以炮火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门附近又被冲毁数段，敌步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职王铭章印。”
③“立到，临城，将军孙○密，独坐山（滕县东南十余里，汤军团预定到达点）友军本日仍无枪声，想系为敌所阻，目前敌用重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多处，敌步兵屡次登城，屡被击退。职意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面谕嘉慰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职王铭章印。”
将军殉国后，李宗仁呈报蒋介石之原电
“（前略）……普阳山、龙山两处各约一团之守兵全部殉国，阵地始陷。时北沙河守兵被压迫退入滕县，加入防御，苦战撑持，迄至十七日下午五时，城垣遭敌摧毁，被敌突入，巷战结果，我军少数突围外，余皆洒尽最后一滴血以殉城。从十四日至十七日该部抗战之概略情况：计是役官兵不下万人，阵亡师长王铭章，负伤师长陈离，旅长吕康、王志运，副旅长汪朝廉等；其余团营长以下伤亡人数，尚在清查中。该集团军以劣势装备，与兵力占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奋勇抗战，官兵浴血苦斗达三天半以上，挫败凶锋，阻敌锐进。使我援军得以适时赶到战役中，徐州得以转危为安，此其为国牺牲之精神，不可泯也。……伏乞示遵！职李宗仁叩马。”
蒋介石三月三十日复李宗仁原电
“李司令长官勋鉴：王故师长铭章，力战殉国，达成任务，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准给特恤一万二千元，转请国府特予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由军委会依上将例给恤，并将生平事绩宣付史馆，以资矜惜，而慰忠勇！
中正。三十日”
前国民政府对将军的褒扬令
“陆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赋性刚毅，志行忠贞，此次于滕县之役，苦守要区逾三昼夜，以率部奋力巷战，竟尔殉职，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忠烈，以资矜式，此令。”
新都铭章中学的创建
将军之夫人周玉华（已故）、叶亚华（现和其子王道纲在台湾）遵照将军生前关怀桑梓教育事业之遗愿，于一九四一年将其丧礼期间所收之赙金及其遗产献出，在新都西门外创建“铭章中学”一所。全校师生发扬忠烈之正气，建树淳厚之学风，学生质量，蜚声省内，历届毕业生率往往名列前茅，建校以来为祖国作育了不少优秀人材，例如现在美国讲学的川师教授黄新渠就是新都“铭章中学”的毕业生之一。
六、举国痛悼，备极哀荣
一九三八年五月，将军灵枢将要运到武汉，武汉各界组织了“王铭章上将治丧委员会”。将军之弟王少容赴汉口市商会参加治丧（因将军之子女当时均幼小，道鸿十三岁、道义十一岁、道纲九岁、道智七岁、道忠不满一岁，不能到汉口），由少容代表将军家属主持公祭典礼的答谢仪式。当五月九日，将军之灵枢运抵武汉大智门车站时，武汉人民群众，万人空巷，前往迎灵，由当时湖北省主席及前国府中央各部院代表在车站举行隆重肃穆的迎灵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迎灵公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联名撰赠挽联一副，文曰“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会场上，还悬挂了许多名人挽联，如：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贺龙，刘伯承、罗炳辉等同志都撰赠了挽联。新四军将领叶挺、项英挽以“民族之光”。全国各战区、各军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均致送了？联和挽词等。郭沫若同志（当时任前国民政府军委员第三厅厅长）还专门发表了长篇追悼王将军的广播演词（见《新华日报》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九日）。《新华日报》派了代表吴克坚参加公祭并致悼词，悼词题目是：《向为国牺牲的模范军人致敬》，悼词略谓：
“……王将军为国捐躯，和受到国人隆重而热烈之公祭，这是抗战中最大的哀荣……。”悼词中还追述了王将军生前训勉部属的一段爱国家、爱民族的遗言：“以川军薄弱之兵力，和窳劣之武器，担当保卫徐州第一线之重任，力量之不足，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身为军人，卫国保民而牺牲，原为天职，只有决心牺牲一切，才能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愆。”悼词历述了“王将军在滕县西门督战饮弹倒地时，犹挣扎着不断地高呼：‘杀！’并对部属说：‘你们快同敌人拼去吧！不要管我，我死在这里很痛快！’最后他还高呼‘中华民族万岁’等。”悼词中还说：“读了这一字一血的悲壮语句，我们不禁为王师长为国家民族英勇牺牲的精神，而致以无限的崇敬！王师长等殉国烈士的鲜血，不仅洗涤了他们在川军二十年的罪愆，而且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他们是对得起四川的父老、对得起国家的。”悼词最后说：“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摘自1938年5月9日《新华日报》）
王将军灵柩运回四川在沿途自发的群众路祭络绎不绝，英、法在长江的船舶，都鸣礼炮、下半旗崇敬志哀。抵达成都后，省会各界人士再度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以后，将军的忠骸即运返原籍新都县，奉安于国葬墓园，并建立了专祠。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了“壮节殊勋”四个大字墓园之门额，两旁竖了楹联一副，文曰：
“执干戈以卫邦家，拚取忠诚垂宇宙；
闻鼓鼙而思将帅，忍标遗像肃清高。”
成都的学者林山腴、方鹤斋两老先生联名挽将军一联曰：
“早书遗命别家人，真所谓慷慨捐躯、从容就义；
更有贤声光国史，更难得子遵葬礼、妻却赙金。”
事后，除新都县各界人士为将军建立了专祠专祀之外，成都各界在少城公园铸竖了将军的骑姿铜像一座，成都青羊宫附近（今蜀锦厂邻近）葬有将军及同时殉国的一二二师少将参谋长赵渭滨将军的衣冠墓各一座。从此，忠烈事迹，长留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