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本皇军对中国实施全面入侵，北平及天津不到一个月落入日军手中，整个华北平原暴露在日军面前，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南京有陷落的危险，国民政府于是宣布迁都重庆市，在上海、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及民营部门、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质大举西迁至西南重庆，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加上武汉原有的工业、经济、文化基础，到1937年底，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实质首都。因此在1938年，武汉周边集结了国民政府的大量资源，包括自苏联所得到的军事及技术援助（苏联航空志愿队）。
日本方面，由于1937年开始的诸次军事行动让日本感到兵源匮乏开始逐步增兵，增兵加上前线开销使得日本平时经济体系无法负荷；军费的开销迫使近卫文磨于1938年改组内阁，并于同年5月5日发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自此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战时经济体制的推行虽然减缓了日本财政破产的速度，但是长久下去并非办法，加上对苏联军事实力的顾虑， 日方急欲在短期内迅速逼垮国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资源以便进行北进以及南进政策。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中所说，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因此日本对于武汉会战也是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所述，“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武汉的重要性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1]该市被长江及汉水分成三部分： 武昌、汉口及汉阳，武昌是政治中心，汉口是商业的集中地及汉阳是工业重镇，在粤汉铁路建成后，它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
当日本在12月13日攻占南京后，国民政府将其总部转移至武汉，因此武汉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中心和战时首都，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保卫武汉，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2]
序幕
主条目：兰封会战
武汉会战的战火在1938年2月28日于日军的空袭中展开，[3][4]这场空战被称为二二八空战，中国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3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授权政府可无限投入经费支持战争，作为总动员令的一部分，国民征用令亦容许日本政府征兵。
4月29日，日本帝国陆军航空队对武汉实施大规模轰炸以庆祝裕仁天皇的生日，[5]中国方面由于事前已知道其目的加强准备，该场战役被称为四二九空战，是中日战争中其中一场最大规模的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21架而只损失了12架飞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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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5月徐州陷落后，日本政府计划大规模入侵汉口及攻占武汉，以消灭国民革命军之主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亦在准备武汉周边的部队整训以及防线规划，因而在武汉附近集结了超过一百万的军队、大约200架飞机及30艘军舰防守武汉。[7]并在河南地区设置了防线滞迟徐州当地日军的进攻，但将领的无能使得河南防线迅速崩溃；为了争取到更多时间以加固武汉之防卫，中国在6月11日于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坝，这场洪水现在被称为花园口决堤事件阻延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但是亦导致500,000至900,000名平民死亡，这亦导致1939年华北很多城市出现泛滥。[8]
（为了延缓敌军进军的时间 为保卫大武汉争取准备时间 南京的工厂设备要大规模运往武汉 决堤是不得已而为之）
主要战场
另见：武汉会战战斗序列
长江以南
6月13日，日军在海军支援下登陆攻占安庆市，这被视为武汉会战的开端，在长江南岸，中国第9战区在鄱阳湖以西部署了一个团，另一个团被部署在江西省九江市一带，日本第11军的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日军波田支队于7月23日在九江市以东登陆，中国军队虽然尝试阻止，但未能阻止日军第106师团登陆及在7月26日攻占九江，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及在8月10日于瑞昌市东北登陆及进攻该城，防守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在得到第32集团军的增援下实施阻击，但是当日军第9师团加入进攻后，中国军队无力再战及瑞昌终于在8月24日被占领，第9师团及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前进，而第27师团则同时进攻若曦，中国军队第30及第18军团沿瑞昌-箬溪公路及附近地区抵抗，战况强持了一个多月，直至10月5日第27师团攻占箬溪后，日军转向东北前进在10月18日攻占了在湖北省的辛潭铺及向达之前进。
与此同时，日军及江上支援舰队继续沿江西进及在瑞昌西面遇到中国第31军及第32集团军的反抗，当马当镇及富金山 (在阳新县)被攻占后，中国第2集团军部署了第6、第56、第75及第98军连同第30集团军加强江西地区的防御，战役直至10月22日因中国丧失了在阳新县、达之及在湖北省的其它城镇才结束，日军第9师团及波田支队接近武昌。
万家岭
主条目：万家岭战役
向武汉推进的日军当日军进攻瑞昌时，日军第106师团在南面沿南浔铁路(南昌市 - 九江市)前进，防守的中国第1与第29集团军及第4和第8军团倚仗庐山及南浔铁路北面抵抗，结果日军被击退，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从湖口县渡过鄱阳湖增援第106师团，他们突破中国第25军的防线及攻占新芝，又与第106师团协同尝试攻占德安县及南昌市，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翼，中国第1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利用第66、第74、第4及第29军会同第25军与日军在马当要塞及德安县以北爆发激战，战况陷入僵持状态。
接近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的第123、第145、第147、第101及第149团进至德安县以西的万家岭地区，薛岳命令第4、第66及第77军侧击日军，日军第27师团试图增援，但被在万家岭以西百岁街的中国第32军击退，10月7日中国军队实施最后进攻以包围日军，激战持续了三天，日军的反攻全被中国军队击退，由于遭到孤立及缺乏补给，日军四个团在10月10日被歼灭，中国方面史称万家岭大捷。
武汉会战总结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宣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３．５５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２５．６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国力损耗过巨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1)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2)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3)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4)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 ，真是天方夜谈。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 二战历史证明即使象日军这样顽强的部队损失不到1/3也将丧失进攻能力）。日本军史上 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不过3.5万人。
长沙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国民党树起的又一个“抗战神话”，宣布歼灭日 军5万。实际上此次会战日军出动3个师团，10万人，伤亡不过6000人，其中死亡1600人 。
翻遍八年抗战史，确实找不到全歼日军一个步兵联队的例子。有网友会问，凭什么 只相信日本人提供的数字？那是因为，日本人虽然有夸大战果的毛病，但对自己人的死 亡还是精确统计的，日本军史承认二战中日军战死185万，包括太平洋上大批的整师团、 整军的覆没，如记载在菲律宾战死52万，在冲绳战死10，又有什么必要掩饰在中国战 场损失几个师团、几万人？
武汉会战：抗日战争中最伟大的转折点！
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见证了中国军人铁血抗战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在对日作战战略上的缺失。一城一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让中国众多名 城惨遭战争蹂躏，也几乎耗尽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然而，中国政府和军队终于在战争中成长。当日本试图“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 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同时 部分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
武汉会战乃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并很快占领安庆，宣告武汉会战开始，到1938年10月下旬 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宣告武汉会战正式结束，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40万人的伤亡，造成日军近10万人的死伤（另一种说法是20万），不但 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时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 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 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 中国军队用牺牲和胜利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态势图
近卫文麿的致命失策和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南京，日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却因蒋介石的拒绝而遭破灭。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一气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 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 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战后的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愚蠢的战略失误。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 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 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 当然绝对无效。”
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 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 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 “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日军规 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 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这样记载。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 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作者：huangjine被盗 回复日期：2010-09-10 23:50:03
太假了，国军装备水平和战术素养都远不如日军，14万国军换40万日军？140w换4w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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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淞沪会战，国军的素养是否真如某些写史所说的那样差，还真未必，不是打点游击，就可以救国的，没有正规军肯定不行。
我想，很多人到现在，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那场战争是谁先发动的，也不一定知道。
作者：挥着肉棒的男人1 回复日期：2010-09-10 23:50:19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 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 直接指挥。然而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2月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 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 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淞沪和南京的教训:“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937年底，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 束后，日军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国核心城市，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最为重要的华北、华东要地，之后又占领山东半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 实上的战时首都。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作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有关防守武汉的决策问题。在淞沪、南京和徐州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对日会战中，国民政府的作战方式都 是依托坚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于日本人为了让中国军事失去德国的支援，声称“此次事变名为中日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打仗”。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政 府在武汉周边开始修建作战工事，然而淞沪和南京会战中中国军队单纯通过阵地进行防守遭致的惨痛教训，让一些历经战火的中国军人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国民政府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就表示，在武汉背水列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如果再依照淞沪和南京的作战模式，聚集重兵于背水，“一旦环形 防线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被歼灭的危险”。在由陆军上将陈诚主持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作战会议上，郭汝瑰认为“武汉会战应置 主力于外围，首先利用幕阜山脉和大笔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 脉险阻与敌人周旋。
这一作战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此时的蒋介石在吸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 教训，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终于改变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战略。由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指出:“武汉近郊尤以 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将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再按照南京的 作战模式，则武汉“仅一片焦土而已……”
惨绝人寰的“焦土抗战”
就在武汉会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原大地已 经变成一片泽国。
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曾计划，以一个军自郑州沿平汉线南下，以一个军自南京沿长江西进，从北面和东 面分两路夹攻武汉。后来考虑到两军战场过远，不便于统一指挥，决定以主力第2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麓，占领信阳后转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当1938年初 徐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本来仍在顽强抵抗。然而当国民党名将薛岳以13个师共15万部队将日军土肥原师团两万人合围时，却因为蒋介石嫡系桂永清放弃兰封而功 亏一篑。以至于蒋介石自己在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信中称，兰封战役“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作者：挥着肉棒的男人1 回复日期：2010-09-10 23:52:17
兰封战役之后的6月6日，日 军攻克开封。此时如果日军大举西进，不但将切断平汉铁路，南面威胁武汉，还极有可能西攻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当年的蒙古军队正是先行攻掠四川， 从西南大迂回再向东南沿海进攻，从而灭了南宋王朝。面对这一巨大危险，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却已经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攻击。
6月 11日，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的建议，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勋甫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根据“焦土抗 战”的理论制定过“以水当兵”的计划。在迫不得已之时，通过黄河水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使之在短期内无法加速前进，同时也能避免将中原古城郑州变为战场。
花园口决堤之时恰逢黄河上游的雨季。这一“焦土抗战”的行为，以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80万人死亡、上千万 人流离失所、在中原地带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的惨重代价，使河南皖北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沦为一片沼泽，阻止机械化日军的行动，迫使日军无法利用淮河西 进、利用平汉线南下。日军由此不得不放弃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了防线，以第一、第 三、第五战区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战区的全部兵力，计130多个师，约120万人，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 里的巨大防线。
红黑色的血：中国军民的决绝抵抗
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 的作战已经开始。当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 天险，对日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 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 仅推进了2公里半。而且，即使占领了西孤岭，前方仍然耸立着全轮峰、硝爪船等高大的群山。这些山峰上的敌人炮兵，每天都居高临下地实施准确地射击，连在火 线后方进行饭后杂谈的记者们也遭到迫击炮的轰击。炸裂的弹片击伤了三位记者，他们的衣服上浸满了红黑色的血。”
另一个日军士兵 则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础。我师团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 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很小。”在中国军队的誓死抵抗下，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被中国军队全歼，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中炮 负伤。
顽强抵抗日军的不仅仅是中国军人。日军面对的还包括已经觉醒并坚决执行坚壁清野作战计划的中国民众。日军某部队长田部圣大 佐，在其《武汉攻略参战记》中写道:“我从南京溯江西进时，未曾料到日后生活的不便，仅随身携带了几本日本书籍和盥洗用品。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 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指日本）向战地输送粮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是 被破坏了的房屋的一部分。”
冈村宁次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的 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军阵地而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父母的 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
万家岭大捷：薛岳全歼冈村宁次第106师团
中国军队 顽强有效的抵抗，让日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面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 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孤军深入后方，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
然而日军的动向仅一天即被中国军队第4军发现。这支在北伐中汀泗 桥战役一战成名的“铁军”迅速缠住日军。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日军第27师团。当发现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迅速放弃日军第27师 团，转而攻击更加孤立的第106师团。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时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再次未经蒋介石批准，动用蒋介石部署在 庐山做敌后游击之用的第66军断绝日军后路。当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日军第106师团已经陷入10万中国大军的合围之 中。
此时的日军第106师团突围遇到重重困难。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所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军事地图还是冈村宁次在1926年从军阀孙 传芳处窃取而来，难以与万家岭当地的地形参照。而日军在崇山密林中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却因当地有磁铁矿而导致指南针失灵。“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听 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顶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乱撞。离开九江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时，一匹马 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中队就躲在水沟、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原 106师团的幸存者辎重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描述了日军当时的绝望！“战友们大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死在水沟 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 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
在蒋介石对薛岳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日军106师团， 作为给“双十节”献礼的命令下，第106师团的防御阵地在10月9日彻底崩溃。薛岳第1兵团主力第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命令第305团团长 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血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制高点，彻底断绝了日军退路。为拯救死伤惨重的日军第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 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斗力。此举动在整个抗战中绝无仅有，显示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大杀伤。
万家岭大捷的惟一遗憾是未能俘获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中健。战后一名日俘供认，中国军队“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 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尽管如此，日军此次惨败，从时任第1兵团第32军141 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在一年后路过万家岭战场时所作的描述也可见一斑:
“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 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 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围绕着雷鸣谷刘村（今磨溪乡南田一队刘鞔鼓村）都是敌人的坟 墓，人骨、马骨……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无处无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省、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 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薛岳、王耀武、张灵甫三人之所以能名列“国民党抗战十大名将 ”，万家岭大捷一役绝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王耀武和张灵甫，我们不应只知道济南城和孟良崮，我们至少应知道他们所带的74军曾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功郧 （见《抗日战场上屡创强敌的国军五大王牌军（上）》，张灵甫曾被公认为“20世纪之克伦威尔”，在1946年美国《时代》所评选的中国抗日民族英雄中曾排 名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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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岭激战前，江北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最后一个重要阵地田 家镇，于9月29日失陷。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也正在这一天召开。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手为武汉撤退作好宣传和舆论 上的准备: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 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 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
尽管叶挺将军评价万家岭战役“挽洪都于垂危， 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但此役未能让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保住武汉，却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 目的。
10月24日，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丁、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南海大亚湾登 陆，并在10月24日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 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方面，国共双方所见略汀。10月24日，蒋 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
鉴于上海的教训，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3月就开始拆 迁汉阳铁厂。九江失陷后的7月30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连续载文，要求政府紧急抢救人力，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呼吁，提 出了响亮的口号:“保全一分工业就是获得了一分胜利的保证。”
10月17日，第五战区长官部部署最后撤退阶段的作战任务。与淞 沪会战和南京会战后期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大无畏的勇气和作战胆识，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 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兵力，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哪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
而在此之后，虽然直 到抗战胜利前夕，日军仍有实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此前明显地一边倒的态势不再出现，日军每占领一片土地和一座城池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军队还在随枣 会战、枣宜会战、百度桂南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鄂西会战、雪峰山会战中取得胜利。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更是率先吹响了对日反攻的号角，而中 国远征军也于次年春开始滇西大反攻，最终于1945年1月10将日军全部赶出滇西，并于3月将日军全部赶出缅甸，而此后广西战场的形势也相当不错，广西全 境在日军宣布投降前就已全部收复。
武汉会战，堪称抗日战争中最伟大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