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方的纳努克》和《带摄影机的人》均是上世纪20年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录片，弗拉哈迪和维尔托夫所开创的纪录形式成为纪录片创作的两个端点。同样是对真实存在的东西的记录，他们带给了观众完全不同的视觉体验。同样是对影视本体美的极度阐释，他们给后人指明了创作的两个方向。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
审美取向中的诉求点
这两部纪录片体现了原始与现代两个审美取向的端点。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弗拉哈迪就是要展现给观众偏离在工业社会外的原始生活画面，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是弱者。人类面对自然人类要抗争，只是为了生存。弗拉哈迪甚至被称为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足够的“原始生态”，他甚至让渔猎者用他们父辈的方法捕猎，即使他们已经有了更先进的方法。如果说弗拉哈迪在工业社会中刻意追求“原始”，那么维尔托夫就是紧跟着工业社会中的现代化元素和节奏。他贴切、真实地展现了刚刚开始的大都市时代的风貌，工业化普及的年代，机械战胜了自然，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主人崛起了，人们开始重视自我表现。以至于维尔托夫开创性的运用了“自我暴露”拍摄手法，让摄影师多次出现在纪录片中，强调了手持摄影机的“人”的地位，摄影机这个机器延伸了人的眼睛，使其无所不到，无所不在。
这两个审美取向至今仍是影视创作难以脱离的两大主题，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反思与感悟。
表现与“炫耀”
客观的事实经过摄影师的拍摄、剪辑，呈现在观众面前时已经带有摄影师的主观情感。在纪录片中如何表现摄影师的主观情感，摄影师应该持怎样的态度来驾驭拍摄素材一直是值得摄影师们探讨的问题。然而无论是如何尝试，都没有跨出弗拉哈迪和维尔托夫所设立的两个态度端点。
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是用来表现的。弗拉哈迪在拍摄过程中注意掩饰摄影师的存在，他客观冷静地叙述着他要讲的故事，他要展示给观众的是事物本身，他要让观众自然地沉浸在他创作的世界中。他和缓地表现他要传达给观众的思想感情。在纳努克他们一家早上起床的片段中，其实弗拉哈迪由于冰屋内光线无法拍摄，而将冰物削去一半，在露天的情况下拍摄。但是观众观看这一段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观众们都沉浸在纳努克一家正常起床的片段中。
然而，维尔托夫的《带摄影机的人》是用来“炫耀”的，而且他也的确有这个资本。这部经过精心剪辑的纪录片是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直观表现，它没有布景，没有字幕，也没有演员道具。但是它却抓住了观众的眼球，维尔托夫让观众看什么，想什么似乎由他决定，他通过摄像机告诉观众电影眼睛超越了人的眼睛，他以这种狂妄的姿态打断了原有的叙事，让一切服从于影片的形式美和节奏美。片中关于运动员的运动一段，使用慢镜头放映，使得观众能仔细清晰地看到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细节。慢镜头里的运动员身姿洒脱优美，有一种抒情的节奏感。
长镜头与蒙太奇
长镜头和蒙太奇是构成电影美学独特的两块基石。可以说，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弗拉哈迪是玩长镜头的，而《带摄影机的人》中维尔托夫却把蒙太奇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北方的纳努克》中猎杀海豹的那一段，弗拉哈迪完美地把握了时间关联与空间关联，这一个经典的长镜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一开始很长时间人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渐渐地远方出现黑点，帮忙的人来了，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才知道一直在拽的是一头海豹。这个长镜头把悬念和冲突这两个戏剧元素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维尔托夫则强调观察和对画面的组织，注重剪辑。他认为蒙太奇手法是阐释和表达观点的最佳手法。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摄影机对着花朵，忽而清晰忽而模糊的对焦动作，然后是一个滑稽的并置镜头，一个女人边用毛巾擦脸边眨眼，软百叶窗一张一闭，两者交叉在同一个镜头中，最后是一个摄影机镜头的光圈在一开一闭。这一段其实运用剪辑把摄像机拟人化了，维尔托夫不是为了叙事而是为了表达。
《北方的纳努克》和《带摄影机的人》不论是在表现形式还是在审美追求上都存在着差异，但是它们的差异却创造了纪录片制作的两个端点，后人从中可以借鉴吸收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