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演进
周蜀秦
本文发表于《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六期
摘 要：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演进是随着西方城市化历史进程而不断转向的。西方城市社会学发端于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随后在美国形成以人类生态学为核心范式的“芝加哥学派”。在对“芝加哥学派”批判后,以空间正义与社会阶层运动思考为主题的“新城市社会学”兴起。而福特城市形态的出现以及生产外部化带来的服务经济的成长与全球化进程,则催生着城市社会学研究从“地方”到“全球”的历史转向,并产生了以全球化城市空间与世界城市作为研究主题的“洛杉矶学派”。通过对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梳理,可以得出,西方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特质将决定和影响着城市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新城市社会学;洛杉矶学派;范式演进
“理论范式”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理论领域的研究始于库恩使用的“范式”(Paradigm)概念。所谓“范式”,“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1]。在此基础上,瑞泽尔提出可以在三个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 (1)用来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干脆用来区分不同学科; (2)某一学科领域中不同的发展阶段;(3)同一时期、同一领域内的亚科学家共同体。基于瑞泽尔范式概念后两个意义,本文回溯了西方城市社会学发展阶段与研究内容、方式的转变,以期厘清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演进过程。
一、城市社会学肇始于芝加哥学派兴起
城市社会学是一个经验研究传统浓厚的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随着城市空间与社会的转型而不断发生变动。西方城市社会学肇始于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运动。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研究内容、方式也随之转变。历史地来看,首先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作出回应的是古典社会学。
1.古典社会学对城市化进程的回应
古典社会学首先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作出回应。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城市以它巨大的集聚效应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飞速城市化的开始。“现代工业发明使人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又进而促进了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并使得工业集中在城市成为可能”[2]16。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伦敦因人口聚集产生的巨大效益,他说“这种大规模的集中, 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区,使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3]303。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崛起。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在最根本上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都市人口和都市化的扩展性重组,而欧洲社会都市人口和都市化的扩展性重组又推动着西方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带来了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都市空间的蔓延、宗教的变迁,以及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经典社会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自17世纪起出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在欧洲随后在世界各地使得人性和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变化,并认为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已经到来。而与这场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研究,诸如滕尼斯对社区(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的分析、斯宾塞对“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划分、迪尔凯姆对“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Solidarity)的研究、雷德菲尔德对“乡民(Folk)社会”与“市民(Urban)社会”的创用、韦伯对“宗法传统经济”和“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索罗金对“亲密关系”和“契约关系”的结构关系研究等,都深刻地揭示了城市与乡村社会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古典社会学研究有着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作出回应的情节,则是尊重社会学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因为这些研究普遍带有着一种“城市社会学化”的烙印。在古典社会学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持续关注的影响下,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随之勃兴。
2.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的勃兴
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的勃兴是由于世界城市化中心的转移而发生的。19世纪的下半叶,新兴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领跑者,而跟现代性共生的社会学传统也从欧洲大陆向更为实用主义的北美大陆转移。19世纪后半叶,在美国都市工业快速西进运动的促动下,各国大量移民的涌进与人口异质性的迅速增强,使得芝加哥成为一个更为纯粹的用来研究工业资本主义城市形成及其空间效应的“都市实验室”。在这样的背景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始关注到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对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的深刻影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对城市化和城市社会问题及其影响作了理论与实证深相结构的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第一个理论派别———古典城市人文生态学。
古典城市人文生态学深受G. Simmel关于TheMetropolis andMentalLife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想象力影响,涌现出一批以R. Park、L. Wirth、W.Burgess为代表的社会学学者,社会学史称为“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该学派特色鲜明,将芝加哥的大街作为城市的“活动实验室”,将自然生态学原理(竞争、淘汰、演替、优势等)引入城市与社区研究,从人口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城市发展。因而该学派在世界社会学史上独树一帜,开创了城市实证研究、系统调查和各种来源材料的科学利用之先河。后来的新正统城市生态学、社会文化生态学等都是该理论的延伸。“芝加哥学派”以R. Park、L. W irth、W.Bur-gess为主要代表。1915年, R.Park发表了著名的《城市》一文,认为城市“是一个实验室或诊所,在其中,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可以被有利地进行研究”,自此“作为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他们从工业资本主义的地理性历史(和批判)中有益地抽象出城市空间,把它重新概念化为一个拟生物有机体,并自由地把它的形态作为自然连同社会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说的‘有机体’演化过程一部分来普泛化”[4]107,强调城市的区位布局、空间组织是通过竞争谋求适应和生存的结果。1925年,W. Burgess发表论文The Growth of theC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Project。在文中,Burgess分析了社会空间发展与城市物质空间发展的关系,认为即使没有正规的规划,城市形态也具有它自身的生长逻辑,并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模式,这被普遍认为是城市“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开始。在Burgess提出同心圆模式以后,同心圆模型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如H.Hoyt的扇形模式(1939)以及C.Harris与E.Urman的多核心模式(1945)。这两种模型与同心圆模式并称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三大经典模型。而正式奠定了城市社会学在城市规划理论中里程碑地位的,是L. Wirth在1938年发表的Urbanismas aWayofLife一文。该文对由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不同而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未来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些特征,强调“都市生活意义”。而“都市生活意义”成为城市规划理论的最高意义和逻辑基础。芝加哥学派人类生态学在近半个世纪基本上占统治地位,这一状况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被“新城市社会学”(NewUrban Sociology)所替代。
二、新城市社会学:大都市危机与空间正义的讨论
“新城市社会学”是1981年由美国社会学家J.沃顿提出来的,该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缘自60年代欧美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危机。
1.郊区化与大都市危机的社会景象
郊区化最早在美国和英国发生。1950年代,为了弥补二战的创伤与重建家园的强烈需求,福利资本主义成为国家主导的政策。福利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使得产业飞速发展。这带动了工业移民。在美国,大量的黑人与有色人种从南部种植园移民到工业城市,移民冲击着传统的白人社区并形成了大量的城市工业贫民。这种被称为“必须的贫民窟”(necessaryslum)的城市中心贫民聚居区一方面为产业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原来的城市中心由中上层占据的局面,逃离城市中心区成为白人中产阶级的唯一选择。随着大城市中心区日益衰落,现代都市秩序开始在洛杉矶、纽约、墨西哥城和几乎每一个主要现代大都市街道上瓦解,出现了商业萎缩、失业严重、贫困加剧、治安混乱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并且城市持续爆发社区居民抗议运动和城市骚乱。这样,城市郊区化迅速兴起。1960年代以后,郊区化波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陆。这样,引导战后经济繁荣的现代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凯恩斯式的大都市、大规模的生产积聚、生活消费、社会福利和政府权力直接面临着都市秩序的解体与重构。面对大规模郊区化,基于汽车消费文化的兴起、大都市的政治分裂、内城的持续衰退、强迫集中居住的种族隔离、变化中的劳资关系,为取得更大社会公平的城市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大都市危机的社会景象中,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得以兴起。
2.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城市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再一次深刻而有力地为城市生活刻画上阶级的印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派,而是由四个主题所建构起来的[5],即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space)、对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集体消费(collectiveconsumption)和都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movements)。
前两个主题由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Lefe-bvre)引入。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理论,将人们的关注点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他主张通过三种主要维度检验社会的空间特征:“空间实践”、特定社会的“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5]。斐伏尔创立的分析广义空间和狭义城市的对应框架,为许多重视空间概念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其中包括大卫·哈维(Da-vidHarvey)和马克·科特丁尔(MarkGottdiener)。科特丁尔深入拓展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强调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对空间永不休止的追逐和统治的本质造成了大都市区在城市内部区域空间分布的不平衡,以及大都市外围地区的不断产生和蔓延,这些新型的住宅和商业社区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空间生产”[6],而产出的成果最终将人们的生活架构在空间上受到束缚的模式里。大卫·哈维(DavidHarvey)在1973年出版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中,从地理学主流的自由主义形式(第一部分)转到了一个公然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第二部分)。哈维把他的地理学和社会学想象力同时应用到对20世纪60年代都市危机后果产生的现代大都市空间动力的分析中,把资本主义城市看作是一个在其本性上产生不平等的机器,即“都市系统的‘正常运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活动的每日惯例和特性,其本身都倾向于生产和再生产一种实际收入的带有退化性质的再分配,这种分配一直以牺牲穷人的方式来使富人获利”[4]135。哈维试图将自由主义话语和普遍的社会正义原则推向极致,在从地理学向哲学转型中,将关注点放到“资本主义都市化进程”上,把先前关于社会正义、都市活动和空间的社会生产的讨论结合起来,探讨资本主义城市具体地理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后两个批判性的主题由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担纲。20世纪60年代,卡斯特尔深受列斐伏尔、阿兰·杜兰和路易·阿尔都塞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学术价值在1970年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向人文主义的巨大转向。他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冲突论和社会运动论来解释城市过程,卡斯特尔创造性地把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思想、杜兰的社会运动社会学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综合起来,并成为对芝加哥学派批判最强烈的学者。在随后出版的The City and theGrassroots一书中,卡斯特尔围绕着“集体消费”问题产生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认为集体消费过程更适合于成为城市过程的主导力量,提供这种服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动员,它会引发旨在对集体消费的现存模式进行抗议来改善都市条件的都市社会运动、抗议团体等,成为人民与国家的主要关系。集体消费概念也成为他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重建城市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城市被重新界定为在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家控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围绕着这些问题,他先后讨论了西班牙、美国旧金山的社区运动,环绕着集体消费,环绕着文化认同,以行动者的角度分析都市社会运动(Urbansocialmovement)———关注社区生活的控制和集体消费的需求———作为一种面对社会冲突和政治权力的新行动者(new actors)而出现。
3.新韦伯学派城市社会学:城市经理学说与住房阶级
在承认社会批判范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贡献的同时,大多数社会学家也没有否认创立社会释义范式的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释义范式将个人及其社会行动视为基本的单位,认为个人才是有意义的行动的最高限度和唯一载体,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将诸如“国家”、“城市”和“社团”等概念一律简化为“可理解的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雷克斯(Rex)、帕尔(Pahl)与摩尔(Moore)继承了韦伯解释社会学关注个人社会行为的传统,开始了对住房关系(House Tenure)及住房阶级(House Class)的研究,并将韦伯对官僚体系(Bureaucracy)的经典研究引申到“城市经理”(UrbanManagers)在分配资源方面扮演的角色等有关讨论中。正因为对韦伯解释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的应用与拓展,他们的城市社会研究与后来加入讨论的彼得·桑德斯(PeterSaunders),被统称为“新韦伯学派”(Neo-Weberian)城市社会学。
在住房阶级与社会分层的讨论上,雷克斯与摩尔试图用人类生态学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去分析该地区各个社会群体争夺住房资源的过程。他们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在争取城市有限的住房资源时会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群体会因为不同的背景而争取到不同的资源。雷克斯与摩尔认为,这个城市资源的竞争过程,就像社会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样,住房关系则会建构出不同的住房阶级,住房阶级成为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分层的状况,他们根据不同人群的住房处境划分了6种住房阶级[7]170。桑德斯(Saunders)将住房阶级的讨论又向前推进一步,他认为,现代社会分层不是简单地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是像韦伯所说的基于人的市场状况、是否拥有住房、土地等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在现代社会中,住房阶级越来越重要,甚至比基于职业划分更能准确地划出现代社会的分层状况。
在雷克斯理论的基础上,帕尔则以“城市经理”(Urbanmanager)的理论,进一步指出城市资源的分配不平等是造成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他借用韦伯理论指出,城市资源的分配并非完全取决于自由市场,部分资源是通过政府的科层制架构分配。在分配的过程中,有很多城市关员(Ur-banGatekeeper)或城市经理———例如住房事务经理、城市设计师、地产从业人员、社区工作者等作为影响资源分配的因素。在经验研究的过程中,他始终围绕着两个重要的问题: (1)现代政府的科层制度对住房和城市资源分配有什么影响?(2)负责推行这些服务的官僚或“经理人”对城市资源分配有什么影响?正如韦伯指出的个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结构,帕尔认为这些科层制度内的经理人,也不像机器中的一颗零件完全听命于规章制度。这些经理人有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他们各自争取推出自己的计划,或常常试图达到自己的目标,并对城市资源分配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强化或减弱现存的社会不平等。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从福特城市向后福特城市转型,因而“新城市社会学”风潮之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开始从传统“单体城市”的空间范围向更广泛的后福特城市形态扩展,并随着后福特生产的全球化进程与跨国分工体系的形成而逐步跨越“国家”边界。
三、后工业社会与后福特城市:社会与空间的转型
随着20世纪60年代大都市危机的深入,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走到了一个徘徊的十字路口,并随着70年代初的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而全面转型。来自日本和新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严重打击了北美和西欧核心城市的大规模生产地区,核心地区资本大量外移,制造业地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形态成长迅速。服务业的基本组成要素(适宜的办公和白领劳动者的大量供给)在地理上更加分散,这使得原本郊区化的都市人口进程更加倒转,大批新生产活动的弹性空间形式开始出现。
1.后工业社会的浮现与弹性生产的后福特城市
丹尼尔·贝尔发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被广泛认为是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宣言书。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预示着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完整装配线与它的巨大公司在当时已经达到了规模经济的极限,而世界石油危机造成的战后繁荣的结束,也直接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重构。M.皮奥里和C.萨贝尔则认为,正是“福特方式的危机为新经济的光芒腾出了空间,新经济建立在灵活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解除了僵化的劳动—管理关系并且改造了生产方法和技术,产生了成群的小型和中等规模的公司,不再限制于旧的福特方式都市聚集,在‘新工业空间’里带领经济改革和产生新的‘繁荣可能性’”[4]220。
后福特模式的生产也被称为“弹性生产”或“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简言之,就是传统的生产过程可以拆散为不同的步骤,在不同的地区进行,以分散的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人们更关注生产过程的垂直分解和风险的外化,即通过转包、外部转包(out-sourcing)、对劳工管理关系实行更有效控制以及许多弹性专业化方式来降低风险。传统制造业急剧衰退的同时,而服务经济在迅速的膨胀。但是这种“转变的主要过程不是由商品向服务转变,而是信息处理学说的出现。……信息处理是决定所有生产、分配、消费、管理效用和效率的根本而重要的活动。”[8]18正如丹尼尔·贝尔所强调的,“后工业部门从事加工处理,其中电讯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其重要。”[9]9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让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弹性和流动,城市的集中与分散之间出现了新型的辩证关系。
这种经济的转型与生产空间的重组,产生了空间发展的新型式,推动城市空间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的重建,对“郊区化”的都市秩序产生了新的调整: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80年代,人口迁移的方向发生更大的倒转,大城市和大都市区经历着人口的净迁出,人口数量进一步减少,人口不仅由市中心迁向郊区,而且由市中心区和郊区迁向更远的小城镇和乡村,而小城市和城镇以及部分乡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P. O.穆勒1976年写的一篇题为《外部城市:郊区都市化的地理结果》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指出,美国郊区已经发生了许多极度非郊区化的情况。而面对这种变化中的都市地理状况,当时流行的用以描述该变化的概念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B. J.L.贝里创造的“逆城市化”。后福特方式的产业化重组产生的新产业集聚体离开传统的“大烟囱”城市一定距离而布局,形成了新产业空间和后福特城市,如硅谷、橙县、128公路、“第三意大利”等。后福特方式的产业化重组浪潮如今已经席卷到全球,使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
2.跨界分工的全球化扩展与世界体系
随着生产外部化的跨国界扩展,对于后福特方式再工业化过程的讨论焦点,关注的是通往更大的弹性之路,即新信息技术、公司组织改革、“范围”的交易经济学、企业和企业家的地方和区域网络……空间性经济性实践的弹性,尤其是从国际化视角在弹性化与专业化主题下探讨全球性变化———一个“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的全球形势变化,有些学者提出了世界体系分析(World System Analy-sis)理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沃勒斯坦(Waller-stein),他认为国际间的城市互相连结,全球正成为一个紧密的、互相依存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提出了一套较为细致的划分方法,认为有些国家(城市)在这个体系中占据核心(Core)位置,有些国家(城市)则处在边缘(Peripheral)地位,还有一些处于中间位置的半边缘(Semi-peripheral)。随着通信设施现代化,交通运输的更加便捷,生产可以精细分工,部分非技术性的工序可以在边缘或半边缘的国家(城市)进行。跨国公司的总部、研发机构可以留在核心地区,半技术的生产可以转移到半边缘地区,而非技术性的生产则设到边缘地区。
在这种新国际分工条件下,全球范围的城市与地区都面临经济转型、空间重组。跨国公司成为这种跨界弹性生产的主要实现力量,通过广泛地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设立工厂,以吸取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同时通过与该地区的政府官员、地方精英合作,利用当地的低税率、廉价土地、环保法律的缺失、劳工保障制度的缺乏等得以转移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加利润。生产的跨界与大规模制造业的转移,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独立之后的快速城市化阶段。从城市增长的平均率和居民增加的绝对数字两方面来看,第三世界的都市化已经很轻易地超过了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的增长。然而,第三世界的都市化都与发达国家大不相同(无论是都市化的结构形式方面,还是社会后果或城市增长的轨迹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增长的不平等与持续的经济停滞,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城市之中。然而,这场全球化浪潮对城市和区域的社会和空间产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全面冲击。
四、洛杉矶学派:全球化的城市空间
全球化对城市和区域的社会和空间产生有史以来最全面冲击的主要原因来源于“世界的压缩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强化”。信息技术与弹性生产使得生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尔所言,“从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和竞争中产生的全球经济是以它的独立性、不对称性、区域化、各个地区不断发展的多样化、选择性的综合、排他性的分割,以及作为所有这些特征结果的用于揭示历史的经济的地理学的可变几何学为特征的”。他甚至指出,在面对信息时代新的都市背景时,“新城市社会学”已经显得过时,就像芝加哥学派在面对成熟工业社会时遭到扬弃一般。生产的全球性与全球性的生产已经要求我们必须跨越地区界限,以一种全新的全球化术语来研究全球性城市社会空间。这催生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洛杉矶学派”。
1986年代表着全球化时代城市理论新传统尚处于萌芽阶段,当时的“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J.Friedman)就发表了《世界城市的假设》。“世界城市假设”不同于韦伯式“理想类型”,更带有方法与政策规划的意涵,有效明确了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对全球化进行讨论和研究的路径,突破了传统以个别国家都市体系为参考架构的思维与观点。弗里德曼依据各个世界城市的一级与二级地位,以及它们在核心国家与半边陲国家的位置,建构世界城市的层级与网络关系。然而,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城市体系不仅具有等级化(hierarchy)而且表现出区域化(regionalism)的趋向,即以国际大都市为核心的城镇密集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被称为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1999年出版的由斯各特(A.J. Scott)主编的《全球城市区域:趋势、理论、政策》(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Policy)一书,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体等方面探讨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未来趋势及其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斯各特与萨吉(EdwardW.Soja),以及之前的弗里德曼、沙朗·祖金、迈克尔·迪尔等学者大部分就职或就读过UCLA,他们自觉地将洛杉矶描绘成未来的城市形态,因而后现代全球大都市的核心主题使他们共同汇合成全球化时代城市理论的新典范:洛杉矶学派。
在萨吉看来,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世界城市研究逐渐偏离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转向了世界范围内城市间联结的研究,讨论的是如何更好地辨别“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城市”和描述世界城市的等级体系。而跨越这一研究方法重新把握都市全球性的则是另一种研究路线,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丝奇雅·萨森(Saskia Sas-sen)所倡导的全球城市研究,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全球的“社会秩序”和“支配功能”,而非世界城市,尤其集中在世界城市体系的三个顶点:纽约、伦敦和东京。当然,萨森的研究路线事实上也源自于弗里德曼的研究谱系①。她一开始就把视点落在都市全球化的一个特性上,即“核心”城市的“边缘化”,使用的术语都带有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影响。1991年,萨森发表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成为创建全球城市理论的代表人物。她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切入,探讨城市中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集中度与强度,通过分析来诠释城市。萨森指出全球城市是一种新的都市经济,以工商服务为核心,以金融活动集中化、全球化为特色,同时全球化也造成了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与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因而,全球化并没有促成中产阶级扩张,全球城市内部的两极化趋势和新的空间秩序正在形成。
五、小结
从古典时代到当代、从“地方”到“全球”的全球城市网络,西方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与此相适应的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也发生了相应的历史转向。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社会时空中,区域的地方性将被逐渐打散,城市、郊区、农业区将不存在绝对差别,我们已无法用传统的工业—农业模式去审视可居住地表的社会空间差异。每个地方的全球化与本地化过程都同时进行着,并重新形成自己的文化属性,比如硅谷与橙县所形成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带不仅仅是经济的产物,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空间文化特质。因此,通过对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西方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特质将进一步决定和影响着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5JZD00038)
作者简介:周蜀秦,博士,南京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10018
参考文献:
[1]Kuhn, T. S. The 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econdEdition)[M].Chicago: ChicagoUniversityPress, 1970.
[2]L.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宋峻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EdwardW. 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钧,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卡斯特. 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J].刘益诚,译.国际城市规划,2006(5).
[6]Gottdiener, M.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UrbanSpace (Sec-ond Edition)[M].Austin: University ofTexasPress,1994.
[7]顾朝林,编著.城市社会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8]曼纽尔·卡斯特尔.信息化城市[M].崔保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9]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