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建国前，毛泽东答老友柳亚子诗，有曰“牢骚太盛防肠断”。围绕“牢骚”一词的内涵，历来颇有争议。此文据新发现的柳亚子原诗的初稿手迹，给以剖析。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８日，柳亚子先生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到达北京仅仅１０天，到机场迎迓毛仅仅３天，即作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七律。一月之后（４月２９日）毛作了《七律·答柳亚子先生》，其中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一联。
对于毛诗“牢骚”一词，历来众说纷纭。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问世以后，一直遭到程度不同的曲解。特别是“文革”时期，一些毛泽东诗词“注释”“鉴赏”之类的出版物，把柳亚子的《感事》诗附在毛《和柳亚子先生》之后，对柳进行了无端的指责和非难，说柳是患得患失的知识分子典型，竟然向毛要车要权甚至要颐和园等等等等。
“文革”期间的不少青年学子，他们认识柳亚子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的。
在此，我们想提供一份鲜为人知的材料，即柳亚子《感事》诗的手稿。这手稿上有多处修改，有的修改固然是律诗的需要，而多数的修改则出于柳表情达意的目的。从初稿或许可以看出柳亚子“感事”的某些原始的思想，假如与发表稿相对照相比较，那么对柳亚子的牢骚”的了解，肯定大有裨益。
先看发表稿：
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三月二十八日夜作）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因以得名。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倭寇所毁。先德旧畴，思之凄绝！）
再看初稿：
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开天辟地君大健，俯仰依违我大难。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后的一段自注与发表稿同，略）
对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和谈不满柳诗初稿和发表稿，第一句有一字之差，而第二句则大有不同。
重要的是第二句，分歧最大。对“说项”句，历来多数注家拘泥于“说项斯”与“王粲依刘”两个典故，具体解释虽然有所不同，但大体上都从“说好话”“寄人篱下”来理解。
如果对照“俯仰依违我大难”，那么“说项依刘我大难”应该解释成：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这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说，要说服蒋介石交出政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柳亚子看来是天大的难题。这是柳亚子在诗中明确表示对中共中央争取南京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的困惑和不满。要说“牢骚”，这就是最大的牢骚。
柳亚子是国民党的左派，早在１９２６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案”时，就坚决主张倒蒋，甚至建议采用暗杀手段。１９４１年，“皖南事件”发生，柳亚子即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名发表宣言强烈谴责蒋介石。接着，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召开，邀柳参加，柳拒绝出席，快邮代电作复蒋家小朝廷，结果遭到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处置。
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８日，柳亚子刚刚踏进北京，就赋赠前来迎迓的叶剑英市长，“授餐适馆何由报？饮马长江待细论。”用诗句急切地向共产党提出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建议。在北京，看到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横扫蒋家王朝，心中的欣喜常常溢于言表。不过也听到有关国共再次和谈的传闻，但他深信毛泽东不会中此缓兵之计。柳亚子在３月２５日到机场迎迓从石家庄前来北京的毛，欢迎晚宴后柳写了四首七律，力主立即渡江作战：“百万大军渡江好，夫差授首甬东天。”观点鲜明，直陈己见。
然而就在次日，即３月２６日的电台中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以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将于４月１日与张治中、章士钊、黄绍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这大大出乎柳的意料。仅仅过了一天，即３月２８日，柳写了这首感事诗，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初稿上，也即“俯仰”句，柳认为在对蒋介石和与战的大问题上，要自己俯仰其间随宜应付发表些模棱两可无关痛痒的言论那真是太难太难的了。但柳觉得不妥，改成了“说项”句，认为要说服项羽归附刘邦这是天大的难题。对蒋介石没有和谈的可能与必要。
柳亚子对蒋介石的认识是深刻的，而毛泽东对蒋的认识同样是深刻的，且棋高一筹，他要利用和谈争取更多的中间人士。４月２０日，当蒋拒绝在和谈方案上签字之后，毛泽东与朱德发布渡江命令，不仅军事上势如破竹，在舆论上也广收仁德。
毛接到柳诗，没有立即作答，直到４月２９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才回赠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柳二十多年知交，有什么不可以说呢，然而出于对国家大局的考虑，当时无法作答。毛是理解老朋友的，理解老朋友的“牢骚”，希望老朋友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共产党不会中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现在不是打过长江了吗？
柳诗的第三句，初稿与发表稿完全不同，提到的也是“醉尉夜行呵李广”和“夺席谈经非五鹿”实有所指，不满于被闲置不同的两件事。
先看初稿的“醉尉夜行呵李广”，此典出于《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一度赋闲家居，一次带着随从外出，喝酒喝得很晚才回家。路过霸陵亭时，喝得醉醺醺的霸陵尉大声吆喝，命令停步。随从告诉霸陵尉，他的主人就是原先很有名的李将军，结果霸陵尉说，即使现任将军也不得夜行，别说是原先的将军了，粗暴地命令李广在霸陵亭下过夜。这个典故常指有名人物在失势或特定场合遭人欺凌羞辱。
在诗词创作方面，柳亚子曾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期许，曾有“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的快语。早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在信中就高度评价柳诗：“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可是，柳亚子刚刚到北京，就有某同志对他的诗文妄加诋訾，且产生了不良影响，对此柳非常愠怒，大有被醉尉呵斥的感觉。柳曾为此事写信给毛，关于柳这方面的信一时难以找到，不过毛在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１日的复信可作佐证。毛在信中劝慰过柳亚子：“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
再看发表稿“夺席谈经非五鹿”，这里有“夺席谈经”和“非五鹿”两个典故。夺席谈经，典出《后汉书·戴凭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喜欢谈“经”，在正月初一令能够谈经的群臣百官互相诘难，凡在经义上辩驳失败者，就将座位让给辩胜者。侍中戴凭连续取胜，一连坐了五十余个席位。因此经师都有“解经不穷戴侍中”的赞誉。五鹿典出《汉书·朱云传》：少府五鹿充宗学《易》，特善《梁丘易》，汉元帝也喜欢梁丘易学说，命五鹿与诸易家辩论，五鹿将诸易家一一驳倒。后来，有人推荐了朱云，元帝召朱云入宫与五鹿同考异同，结果朱云连连将五鹿充宗驳倒。所以诸儒有云“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
关于这两个典故，相当部分的注释说成柳亚子非常自负，把自己比喻作极有能力极有学问的人，也就是像朱云像戴凭。其实，正好相反，柳亚子引用“夺席谈经”之典，不是说自己是戴凭，相反自己是被戴凭夺了席的人；“非五鹿”，柳亚子说自己是被非难被驳斥的五鹿充宗。
新中国成立在即，柳亚子作为著名的爱国诗人、文学艺术颇有造诣的活动家，极望发挥特长，有所贡献。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０日晚，李维汉和周扬召集并主持了学术工作者会议，讨论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筹委会问题。柳亚子应邀出席，可是发言时意见不同，“颇不痛快”，这在３月２４日的日记中有所记述。后又应邀在中国妇女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日记中写道：尚未垮台为幸”；对没有列名“文协筹委会”写道：“从此可以卸肩了”。这几句话显然是有情绪的。柳亚子一生无意仕进未脱书生本色，不过他一生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思想信念不衰，始终想着为黎民百姓贡献才力。可是，至此柳亚子有一种被闲置起来的感觉。
“夺席”句和“醉尉”句都有被人冷落闲置甚或非难呵斥的意思。初稿“醉尉夜行呵李广”，着眼于妄评大作，尽管柳亚子很生气，但毕竟是小事一桩；发表稿“夺席谈经非五鹿”，着眼于被“夺席”，不让参加所擅长的工作，着实受不了。对自己老病而无车固有不满，但不过是顺手一笔，并非耿耿于怀。
诗中写到“无车”一事，也常常被人非难。“无车”句，典出《战国策·齐策四》，说的是孟尝君门客冯谖弹铗而歌“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而一一得到满足。此典又见于《史记·孟尝君列传》，冯谖作冯。后人常常用这个典故表达才华超群之士暂时处于困境而有求于人。柳运用这个典故显然也是取用这个意义，在诗中向毛陈说了无车的困难，委婉地向毛提出要一辆小车作为交通工具。
关于“无车”，柳亚子在《恭谒孙先生灵堂有感》中写道：
“余税驾北平之日，馆舍粗定，即思往香山碧云寺恭谒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之灵堂及衣冠冢。乃招待处诸同志恒以道为言。嗣迁颐和园，相距益近，相思益切，因乘毛主席枉驾之便，面陈衷曲，一诺无辞。……”又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日记》，“夜，餐时与任老夫妇及寰老之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柳是高度近视，又加那时体弱多病，出门无车无陪同是方向莫辨寸步难行。一个行动不便但社会活动十分频繁的老人，感到无车的苦恼而提出要车的要求，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
对无车一事，柳亚子是有意见的，但并非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柳私心发作的表现。记得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５日迁居颐和园前夕，柳写了一诗赠给负责六国饭店接待工作的邓子平同志，题目就是《赠邓子平》：
嘘寒问暖费经营，豪气能消邓子平。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自是人间美男子，翻疑母性太多情。
其中“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意思是说自己是在吴粤等地流亡出了名的人，根本不会为生活上的某些不足而闹意见。写此诗时，柳还没有接到毛主席的答诗，可见对出无车一事，柳亚子在诗中仅是顺手一笔，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耿耿于怀。再则，这一句与“夺席”句是律诗的颔联，诗人对对仗的工稳、平仄的妥贴或多或少会作一些考虑。
五六两句不是牢骚话，而是自责之辞柳诗的颔联，历来多被解释成牢骚话，这也是一种误解。柳亚子是易冲动的诗人性格，他没有城府，崇尚率真。柳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确不会周旋，在进退揖让方面从来不善掩饰自己的思想及喜怒哀乐，所以他说自己“周旋早悔平生拙”。这里的“周旋”，根据上文来分析，包括两种内容。一是“俯仰依违我大难”（初稿）、“说项依刘我大难”（发表稿）的周旋，一是“醉尉夜行呵李广”（初稿）、“夺席谈经非五鹿”（发表稿）、“无车弹铗怨冯 ”（初稿和发表稿同）的周旋。前者属敌我，后者属内部。共产党马上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重开和谈，作为长期与蒋斗争且为蒋开除出国民党的柳亚子，别说是和谈成功，就是和谈期间，他都是拙于周旋的，当时，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与云集北京的民主党派在一起，柳自认也是拙于周旋的，以致在“文协筹委会”上被“夺席”，诗作被人妄加评论，同住六国饭店的人中有的出入有车，而柳亚子从资望、地位、年龄、视力来看都应安排车子却没有安排。尽管这样，柳亚子有所不满或者说有所“牢骚”，但从下句“生死宁忘一寸丹”来看，柳亚子并没有怨气冲天，他认定与毛主席属生死之交，对共产党一片忠心。
发表稿“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前句总是被解释成以愤激的反语发泄牢骚。如果联系初稿“周旋早悔平生拙”来看，那么应当承认“头颅”句并无骄傲负气的成份，而是发自肺腑的自谴自剖之言。 柳亚子常常因没能与战友同殉沙场而自惭内疚，这种自我谴责在他的诗文中成了一个创作主题。如：“终怜友党传衣钵，一恸昭陵泪满江。（哭本党之无人，而余示偷生苟活，不能继总理之衣钵也）”（《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有感》）“十年以来，我不满于国民党，但不能不用国民党的钱来养活自己一家人，抗战起来，我又一点不能尽责任。我，真是应该惭愧死呢。”（《柳亚子文集》１８０页）像这类说自己“草间偷活”“自惭形秽”的诗文随处可见。所以，说“头颅”句牢骚云云，也属无稽之谈。这里，柳亚子以老朋友的身份向毛表白：与死去的同志好友相比，自己的头颅确实是低贱的，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自己始终肝胆相照一片赤诚。 综述柳亚子的“牢骚”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这在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一诗中初稿和改稿完全相同。
“安得”句，柳亚子坚决反对和谈，用诗的语言表述自己打过长江解放南中国的观点，这里没有多大分歧。而“分湖便是子陵滩”句，一向解释成柳亚子要学严光隐居起来，甚至说柳亚子以退隐相要挟，向毛主席要官要车要颐和园等等。
在此，我要说的是，柳亚子的退隐与一般人头脑中的退隐并不是可以划上等号的概念。早在１９１２年元月，柳亚子在南京总统府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骈文秘书，他对总统府与袁世凯议和的气氛不满，就托病辞职，临走时写了《感事》诗，最后两句也是说到归隐，“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与“分湖便是子陵滩”简直同一模式。可当时柳亚子其实并未垂钓，他来到上海，进入《天铎报》社，每两天写一篇社论，反对议和，指责主和派，痛骂袁世凯。１９１５年，袁世凯称帝，柳亚子隐居家乡黎里，组织南社支社酒社，收罗乡邦文献，后来又办《新黎里》报，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柳亚子的隐居就是这样的隐居。
再说“分湖”句还隐含着向毛主席的探询：到大军解放南中国之后，是让我留在北京呢还是让我回家乡去干点工作？这个问题在以后柳毛二人赠答的诗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总览各家各派对《感事呈毛主席》的注释，柳亚子的所谓“牢骚”不外乎如下三方面：无车、夺席和说项依刘。对于“无车”这个因素，柳亚子只是顺手一笔，小事一桩并未耿耿于怀。对于第二方面的因素，被指责被夺席，柳亚子是有意见的。从初稿看着重写自己的诗作被人妄评，发表稿落笔在被人夺席，当以发表稿为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用世之心极强的柳亚子急于参加工作发挥特长，可是他却被人闲置起来了，他能不急吗？而最为重头的当是第三个因素，柳亚子认为与蒋介石和谈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只能给蒋喘息的机会，应当乘胜追击。毛主席接到柳诗后，鉴于当时的形势不便即刻作答，等到一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已经过了长江，毛主席才给柳亚子写了答诗，并委婉地写下了“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二句。最后，针对柳诗的“分湖便是子陵滩”一句，写下了“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诚恳地请柳亚子留在北京参加工作。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柳亚子同毛泽东的赠答诗，其中的内容是对那时那地的战略的思考，柳诗重在质疑，毛诗重在阐释。柳亚子的牢骚，并非为了一己之私，应当从历史的大背景上去把握，他的《感事呈毛主席》实在是“离骚屈子幽兰怨”的表露。●
（原载1998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