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3年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之墓，是岭南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唯一汉代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一万余件，其中“文帝行玺”金印、玉角杯、错金铭文虎节、印花铜板模、平板玻璃铜牌饰等文物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集中反映了两千年前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南越王墓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大考古发现之一，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的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建筑面积17400多平方米，主要展示南越王墓原址及其出土文物。博物馆以古墓为中心，依山而建，将综合陈列大楼、古墓保护区、主体陈列大楼几个不同序列的空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突出了遗址博物馆的群体气派，是岭南现代建筑的一个辉煌代表，曾获得六项国内外建筑大奖。
中华博物馆探宝第八集，让我们步入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首先来欣赏国宝荟萃的“南越藏珍”陈列。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主体楼
博物馆紧贴路边依山而建，占地14000平方米。整体布局以古墓为中心，上盖覆斗形钢架玻璃防护棚，象征汉代帝王陵墓覆斗型封土。墓的东边为三层的综合陈列楼，北边为两层的主体陈列楼，用环绕的回廊上下沟通将三座建筑物连成整体。博物馆在外型、装饰及用材方面也独具匠心，因陵墓的石室所用石材主要是红色砂岩，所以展馆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外墙，也选用红砂岩作衬面。现在，全馆共有10个展厅，4800多平方米。
1988年开馆以来，共接待观众175万人。现在，南越王墓博物馆已被选进世界80个著名博物馆之中。该馆是广州越秀山一象岗文化史迹游览线的主要景点，建筑以轴线对称布局，按参观路线依山建馆，拾级而上，把展馆、墓室及扩建之展室连成有机整体。该馆是人们了解广州历史的一个重要教育与参观场所。
临街是两座三层高楼建在三层的高台上，两边均有石级。红砂岩垒墙，有古城墙的味道。正面不设一窗，拼出两幅巨大浮雕；条线粗犷，图案简古，活像两块巨大的秦汉画像石，气势磅礴。两楼间嵌蓝玻璃墙，圆拱顶，下面是博物馆的大门。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千年古国 魂兮归来(一)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以民族的形式征服了世界，它在国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在国内的名气。
如果说南越王墓是广州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那么，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就可以算得上是广州最具文化意味的建筑之一。博物馆的主体设计从中国传统的红墙绿瓦大屋顶的格局中脱身而出，既与历史文化取得沟通，又充分显示出现代岭南建筑的特色与气派，成功地打造出广州一流的历史文化品牌，而南越王博物馆也被列为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
用民族特色征服世界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如岭南文化一样低调内敛，初识时不大惊艳，越了解，越觉出其大方之美来。
显然，博物馆的建筑，应该与博物馆的整体文化氛围相适应，不单单是对考古成果的简单展示，更重要的是，优秀的建筑群能以无声的语言，表达出古人的最高敬意——墓是帝王的墓，但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藏在象岗山腹心深处的南越王古墓，其所有奢华精致，都取自民间的劳动与创意，古墓的出土，不仅在广州城市历史考古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使当时民间的种种智慧、工艺展现于现代人眼前。以传统的地域划分标准，岭南曾被认为是蛮荒之地，而广州的这一考古成果，在岭南文化史的书写上具有重大意义，偏见理应退却。
要建造一座与这一重大考古成果相匹配的博物馆，不仅要求其形式新颖、拒绝庸俗，同时又应该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不仅要在内部结构设计上与2000多年的历史联结起来，而且要因地制宜，与咫尺之遥的外界的喧闹隔离开来……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南越王博物馆都做到了，是形式、内容、外观、使用的和谐统一。如果要简单一点理解，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确是座让人赏心悦目的建筑。
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城市也有趋同的倾向，直观的标志之一，就是城市建筑的大同小异。客观地说，每一个城市都在极力抗拒这股趋同化的潮流——当然，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这也给了建筑设计师们一个挑战和机遇，而与地域文化特色结合，是设计师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方向。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成功，让人想起那句已经俗到家的真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地下玄宫 打开问号
1983年6月，广州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国乃至世界，在地底埋藏了2100多年的南越王赵目末之墓被发现，为研究岭南开发史、广州城建史、文化交往史等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被列为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
南越王墓发掘后，广州市政府对墓原址做原状保护，并决定建立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以保护和展示陵墓和出土的一千多件(套)文物，并最终选中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教授莫伯治、何镜堂的设计方案。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先后获得过“全国优秀建筑金奖”等诸多荣誉称号，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范例。
风格解读 复古还是现代？
博物馆就定在南越王墓原址上兴建，此时问题就出来了：此处为高楼林立的繁华之地，可供设计师施展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且，是设计一个有复古主义味道的建筑，还是一个现代气息的陈列博物馆？
主要设计者之一的莫伯治生前曾表示，碰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才是建筑师。另一名设计者何镜堂则告诉记者，广东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在此交会融合，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体系的基础，兼容性是岭南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以，博物馆的设计应该吸收岭南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借用现代建筑文化的手段。
莫伯治、何镜堂在构思时，在造型和装饰上参照了传统的重台叠阶、古埃及的阙门和汉代石阙的设计，然后巧妙地利用象岗山的斜坡地形，自下而上布置参观路线，上架玻璃天窗采光。而门前的石狮也放弃了雄视前方的传统姿态，改为侧身对望。
此外，古墓离公路只有十几米，旁边有那么多的楼房，不可能全部都拆了来建博物馆，要建这么一个严肃的、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必须突破环境的限制。在不影响到墓本身的前提下，把墓的周围空出来，然后沿着山坡来建博物馆，这个建筑最终呈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中轴性对称的布局，巧妙解决了空间狭小的难题。
1988年2月，一座形式新颖、气势宏伟的建筑出现在世界参观者眼前。莫伯治认为这是自己的“得意之作”，而何镜堂自己则评价为“是一座地域性很强的现代建筑”。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千年古国 魂兮归来(二)
空间解读 突出墓还是突出馆？
墓有墓的传奇，馆有馆的精彩。
进入南越王博物馆，需要一步步拾级而上。正门所对的台阶，直接通往上方的古墓区，阳光穿过上方的玻璃罩，指引着一条陡峭之路，隐隐有着一种神秘气息。博物馆正面两堵石墙有如两座石阙耸立于两层的高台基之上，当中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游人也许会诧异通道之细长狭窄，但殊不知它正好暗示了墓道的狭长隐秘，也显示出了主人身份的尊贵。
从南越王博物馆的整体布局来看，古墓自然是中心。通过综合陈列馆的三层长长的台阶，参观者似乎突然有种豁然的感觉：在大片的草坪中间，是上方覆盖了斗形钢架玻璃防护棚的古墓原址，象征汉代帝王陵墓戽斗形封土。然而，游客要进入古墓原址参观，还需要绕一圈特地设计的回廊才能进入——在参观之前，已经有了一份景仰之心。
南越王博物馆的薛燕告诉记者，环绕的回廊是中国传统建筑常用的方式，在这里，设计得更为精巧，起到了上下沟通综合陈列馆、古墓保护区和陈列厅的作用，三座建筑物浑然一体，自下而上布置了参观路线。古墓仍保留了挖掘时的原貌，但在上方，是以现代材料钢、铁、玻璃所构建的天然采光罩，古今分明，色调厚重高贵。而在文物陈列厅，也完全是古墓设计，每个厅都不设窗户，上方的天井也是采用钢架玻璃防护棚自然取光，外观有圭形、圆拱形、金字塔形、戽斗形，参观者均先由地上到地下，最后再从地下回到地上，越到地的深处，光线就越显幽暗。这种墓馆合一的设计，总在有意无意地提醒前来参观者：你正在进入2100多年前的时光隧道。
功能解读 品位还是实用？
设计之初，南越王博物馆就严格遵循“地方凡传统的环境还存在，我们就必须保护”的要求——即1964年制定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章程》(简称《威尼斯宪章》)的基本精神，避免以今损古，以假乱真，保护其历史的可读性与纯洁性。参观完整个南越王博物馆之后，大概每一位参观者都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及取得的效果。有人将南越王博物馆视为是新的地域主义的建筑，而主要设计者之一的何镜堂院士就颇为自豪地说，南越王博物馆充分体现出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红褐色是南越王博物馆建筑群的主基调，这种色彩的选用源于古墓原有的建筑材料。建墓时用了750块红砂岩，石料均采自广州附近的莲花山，而设计者们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红砂岩，不同的是采自东莞。如今博物馆的建筑外墙全用红砂岩石作衬面，庄重而不沉闷，极具文化品位。
显然，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是广州乃至岭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设计中的岭南风格也是设计者们想极力凸显出来的。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是陈列厅的外部设计。参观完古墓原址之后，游人上到岭南院落式的陈列厅，一定会深深感触到岭南风情，而被精心保护起来的大榕树，仿佛是一座千年古墓与现代博物馆之间的无声见证者。
正是在实用与外观上的独特设计，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在1988年初落成之后，立即好评如潮，被认为是20世纪的建筑精品，位列世界80个著名博物馆之中，也成为广州一张亮丽的名片。
所获奖项
1、国家优秀设计金奖；
2、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3、国际建协（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被评为“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
4、1991年国家教委、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
5、1991年国家教委、建设部国家金质奖；
6、中国当代环境艺术优秀作品奖（1988—1992）
等六项国内、国际大奖。
古墓的入口，上方加了戽斗形的玻璃罩
南越王博物馆设计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访谈
这是我一生中的得意之作
记者：在开始设计南越王博物馆的时候，主要有些什么设想？
何镜堂：从构思上来说，我们的设想是，既然是古墓博物馆，那么主题就应该突出古墓，而不是建筑，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另外，这个古墓博物馆的建设是岭南文化的一件大事，我们应该突出它的岭南文化特色。
记者：博物馆的正门并不是很大，但让人感觉到气势非常不凡，设计中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何镜堂：古墓离闹市区这么近，如何让人们迅速和2000多年前的历史文化沟通，让心情平静下来？我们设计的时候很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博物馆建筑总共只有40多米宽、十几米高，如果开门开窗的话，很容易就掩盖住了这种庄重的气氛，我们就选择用厚重的墙，材料用红砂岩，有质感，有文化品位，也有地方色彩；墙面则用浮雕来处理，潘鹤先生的雕塑主题就很突出。而且，墙能起到一个隔音的作用，进入到博物馆，心情一下子就静下来了。
记者：博物馆对古墓的保护也让我们感觉到了设计中的独具匠心。
何镜堂：墓的方位是南北向的，但博物馆的正门是东西向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用了中国传统的围廊方式，给参观者留了一个过渡的空间。现在上到古墓区，参观者看到的是大片的草坪，沿着围廊再下到墓道，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还考虑到要加强对古墓的保护，在上方加了戽斗形的玻璃罩，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做到古今分明，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后人加上去保护的。
记者：参观者对陈列馆的设计感觉也很特别，能否说一下这方面的设计情况？
何镜堂：陈列馆的外部我们采用的是岭南建筑院落的手法，这也是我们突出岭南特色的一个亮点，包括当时的古榕树也都保存了下来。在馆内的设计我们希望把建筑压低，让人感觉到能与古墓沟通。另外，陈列馆中没有窗户，是与古墓的形式相协调，主要通过几个光棚来采光，外形则吸收了西方建筑的元素，用了类似卢浮宫外玻璃罩的样式。
记者：莫伯治先生生前曾说南越王博物馆是他的得意之作，你呢？
何镜堂：我也是很得意的。我觉得整个博物馆的设计应该说是非常有文化品位，一是将2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内涵，用现代建筑的形式表达出来，非常简洁；另一点是吸收了岭南建筑布局、材料，是一座地域性很强的现代建筑。
随想录
2000年后，后人考我们什么古？
为了寻找一个最佳的拍摄角度，我们在博物馆四周观察了许久，最终费尽心机，得以爬上相邻不远的一处居民楼，以期能找到一个最佳的俯瞰拍摄位。对面是影楼，旁边是清一色的火柴盒式的居民楼，不远处有豪华的中国大酒店，解放北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夹杂在其中，仍然是那么显眼、与众不同。现代的城市气息，博物馆的宏伟静穆，二者并未有什么特别的不协调之处。不过，看到这些建筑架构，看看城市中的种种拥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州长期被文化界误读误解：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城市气质里，的确是有许多东西被人们忽略了。
我听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在国外的声名，恐怕还要大过国内。事实恐怕也的确如此，那么好的一个博物馆，那么好的一座建筑物，了解的人却不是那么多，外地到广州来的人，有多少会第一个就想着到南越王博物馆去？
现代城市每天都在上演极速扩张，城市是越来越现代化，建筑是越来越西化，如果世界真的到了千人一面的地步，那是多么乏味的一件事。还好，只要去看过南越王博物馆的人，都会对这座博物馆的建筑有深刻印象，对这里展出的两千多年前的文物珍品叹为观止：“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墓主组玉佩、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叹古人的考究细致精巧，叹今人的快餐粗糙，忍不住生出一个疑问：两千年后，今天的我们成为后人们考古对象的时候，他们会从哪里着手呢？
给后人们留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大概也是建筑设计师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吧。
沿着梯子向下走，就开始进入墓穴。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一)
迷失在象岗中的黑洞
1983年6月9日，一个平常的日子。
广州市北郊一座称为象岗的小山上，几十名民工伴着推土机的轰鸣正在凿石刨土。海拔高度为49.7l米的小山包，已被凿掉了17米。正干得起劲，民工们突然发现那风化得有些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块又一块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
“哎!这是咋回事，怎么有这么好的大石板埋在这里?”有人用镐头敲打着石板不解地向包工头问道。
包工头用镐头在石板上敲了敲，并不感到异常，抬头随便应了句：“管它什么石块石板，反正都是石头，又不是金子，尽管挖就是了。”于是，民工们又甩开膀子“叮叮当当”地劈凿起来。
这样的情形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最早觉得有些异常的民工感到眼下的石板有些不太对劲，便找了把长尖的铁镐悄无声息地插入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缝隙里撬动起来。随着石板不断地移动，那缝隙越来越大，不时有碎石泥土“稀里哗啦”地掉在缝隙之内。
“奇怪哩!”撬动石板的民工自言自语地说着，弯腰俯身想看个究竟，无奈缝隙太小，地下黑乎乎的，像个洞穴，但什么也看不清。撬石的民工怀揣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将身边的几个同伴喊过来，让他们找来几把铁锹插入缝隙中同时撬动。在低沉有力的号子声中，石板的缝隙迅速扩大，一道阳光穿过飘荡不定的云层照射下来，石板下面竟是一个硕大的洞穴。这个意外发现，民工们好奇心大增，众人围绕一块石板，或用锹或动镐，兴致勃勃地凿撬起来。眼看石板的缝隙进一步扩大，洞穴中的一切即将暴露于世。正在这时，广东省政府基建处基建科长邓钦友来到了工地。
象岗靠近广州郊外的岳秀公园，与岳秀山属于一脉，山势为南北长、东西窄，形如一头卧伏的巨象，故得名象岗。1980年底，邓钦友受上级指派，组织一干人马来到象岗凿石平土，准备为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建造高层公寓楼。两年多的劳作，总算在半山腰上劈出了一块平地，起房盖楼指日可待。当邓钦友来到象岗工地察看工程进度时，发现了这个异常情况。此时裂缝的最宽处已被撬开达0.3米，洞穴内的形制基本可以辨清。因常年负责野外施工而有些文物知识的邓钦有，根据自己的初步推断，这个洞穴很可能是一座古墓，既然是古墓，就应当受到保护并迅速通知考古部门前来鉴别。想到此处，他对民工们说：“下面很可能是一座古墓，你们不要再傻折腾了，我去打个电话把情况报告一下，请文管会的人来看看再作打算。”说罢，邓钦友让大家守护好现场，径自向山下走去。
延墓道走下墓穴，之后往回看。
墓道位于墓室的南边，现存墓道长10．46米，发掘时发现有分层填塞的泥土和大石，用以防盗。这里出土有鼎、钵、罐、匏壶、铜镜、带钩和牌饰等器物16件。从出土器物的性质及安放位置来看，这里应埋有一个殉人。
墓门前是一个长4.12米，宽约2米的竖坑，坑中筑有长方形木椁室，叫外藏椁。椁木已经朽烂，只留下极灰的痕迹。随葬品分两层摆放，上层有一个木箱，里面装有一组仪仗饰；下层有17个大陶瓮和一架木车模型。椁内发现一位殉人，他和墓道上的殉人都是守墓的卫士。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二)
地宫探宝
广州市文管会考古队得到消息，很快派考古人员黄淼章、陈伟汉、冼锦祥等赶到现场。经勘查，认为是一座石室古墓。该墓构筑在象岗腹心约20米深处，墓顶全部用大石板覆盖，石板上部再用一层层灰土将墓坑夯实。由于施工，夯实的灰土被挖走，上面履盖的石板有几块被推土机履带辗断，出现了裂缝，被民工发现并撬开。
考古人员感到事关重大，迅速向文管会作了汇报。约20分钟，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来到了象岗山，他从腰里掏出装有五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打开，从缝隙中向下窥视。随着手电筒光柱不断移动，麦英豪先是看到用石块砌垒的墓壁，然后看到硕大的石制墓门，接下来看到了散落在墓室中一堆凌乱不堪的器物。在这堆零乱的器物中，有一个大号铜鼎和几件陶器格外显眼。麦英豪将手电的光柱在这几件器物的上下左右反复晃动，并从形制、特色等多方面观察判断，这应是二千多年前汉代的一座石室墓葬。
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当天晚上十点钟，麦英豪率领几人悄悄来到象岗工地，并令考古队员黄淼章拽着一根绳索从裂隙进入墓穴探个究竟。借助手电的光亮，黄淼章穿过一条过道，跨入厅堂的一个耳室，眼前的景物惊得他目瞪口呆。只见硕大的铜壶、铜缸、铜提桶、铜钫和无数的玉饰等等，凸现在一层辨不清质地的零碎器物之上。这些器物光芒四射，灿烂夺目。十几分钟后，黄淼章根据麦英豪的指示，怀抱一件大玉璧、一个铜编钟、一个陶罐，来到了墓室的裂缝之下，先让上面的考古人员把文物小心翼翼地用一个布包提了上去，然后自己借助绳索钻出墓穴。
事实已清楚地向考古人员表明，如此巨大的墓葬和奇特珍贵的文物，是广州考古队成立30多年来首次发现。墓中成套的编钟说明墓主的身份非王即侯，而碧绿的大玉璧，又分明是瑞玉之首，绝非普通人家所有。那么，这座墓中的神秘人物是谁，会不会就是让考古人员多年来苦苦探寻而不得的魂牵梦萦的南越王赵佗呢？
前室内景
前室是墓主居处的厅堂，与墓道有一石门相隔，门后设有顶门器。由于墓道土石的压力，石门已被挤开，门轴断裂。前室顶部用一块大石覆盖，四壁及顶部绘有红、黑两色相间的云纹图案作装饰，寓意魂气升天。室内有一殉人棺木，从出土的“景巷令印”铜印来看，殉葬人身份应该是南越国处理王室家事的宦官。室内出土有铁刮刀、环首刀、玉璧、组玉佩、铜镜等器物。引人注目的是，前室出土两套石砚，砚上留有墨迹，经鉴定，其墨色与前室壁画相同，很可能是描绘壁画后留下的。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三)
1983年8月2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三方组成的考古队来到象岗，开始对古墓实施抢救性发掘。
当起重机将墓道中坍塌的巨石一块块吊走后，经测量，这是一条长度为10.46米、宽2.50米、距地表深度为3.22米的长方形斜坡墓道。在距墓室门口4.12米的地方，斜坡开始转为平底的竖坑。就在这个竖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棺椁及两个殉葬人的灰痕，这种于墓室之外就藏棺椁殉人的汉墓，在广州乃至岭南属首次发现。尤其引起发掘人员注意的是，墓道中还发现了铜器、陶器等殉葬品，并发现了刻有“长乐宫器”的四字戳印。长乐宫原是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著名的宫殿建筑，它位于汉长安城内东南部，与西边的未央宫东西并列，故又称东宫。自汉高祖刘邦驾崩、汉惠帝移住未央宫后，长乐宫便成为太后之宫，其遗址至今尚有部分保存下来。象岗古墓“长乐宫器”戳印的出土，无疑向发掘人员昭示，墓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度僭号“南越武帝”的赵佗，或其家族中的某一位王。但究竟属于哪一代王，一时还无法做出结论。
为了发掘方便，墓室的顶盖被揭开，清理工作按既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件件器物被清理出来。发掘人员在墓室的东侧发现了一处殉人的棺具遗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旁边排列着一组玉佩饰。就在这组玉佩饰的一个大玉璧旁，发现了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长宽均为2.4厘米，重27.97克。考古人员据此推断，这方印就是殉葬者本人生前所佩戴的实物。据后来研究，印章上的“景”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断，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墓主死后以“景(永)巷令”与漆木车模型同殉了。
东耳室内景
东耳室是放置宴乐用器的藏所。随葬品数量很多，室内整齐地陈放有三套青铜乐器：十四件一套的钮钟，五件一套的甬钟，八件一套的翟。钮钟旁边发现有两套石编馨，一套八件，另一套十件。还有提筒、钫、壶、瓿等大型酒器及六博棋、铜镜、带钩、铜戈，此外还有漆木器和铁器等。在石编磬旁边发现有一具殉葬人的残骨，他可能是一位年轻的乐师。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四)
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
当东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时，西耳室的发掘也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门道处，在一堆陶器上方散落着3个大号铜鼎，其中一个滚落到地面上，考古人员从这3个铜鼎入手分层向前推进，并很快发现了一组9个小号的铜鼎。这组铜鼎原用丝绢包裹，与一组铜勺共置于一个竹笥内，只是竹笥早已腐烂，小铜鼎四散开来，同3个大号铜鼎几乎混于一起而难辨层次和秩序。此次西耳室共出土铜鼎17件，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出土了19件，二者加在一起为36件。一个古墓有36件铜鼎随葬，可见墓主人身份之高，以及墓主对鼎所代表的权力是何等崇拜。
继铜鼎、铜勺发现后，考古人员又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发现了一件铜虎节。这件虎节的出土，是整个岭南地区唯一一次发现，堪称国之重宝。
两个耳室清理完毕，考古人员打开了墓内第二道石门进入后室。此室是由一个较大的厅堂和三个小型的内室组成。经测量、勘察，厅堂内长4.84米、宽1.84米、高2.3米。从室内结构和散乱的随葬品看，这里应是墓主人棺椁存放的地方。考古人员把厅堂定为主棺室，其他3个小型内室定为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墓主的棺椁位于主室正中，四周分别摆放着质地不同的随葬器物。棺椁早已腐朽不存，根据所遗留的一部分板灰痕遗迹及原钉嵌在椁板上的6个大铜铺首的出土位置，以及棺椁内随葬器物的排列情形，可以大体推知棺椁入葬时的状况。
这个大墓深入地下20米，用750多块砂岩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的四面及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朝堂。斜坡墓道残长10.46米，宽2.36～2.59米。墓内的前、后两部分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西耳室内景
西耳室是储放各种用器、药品与珍玩的库房，随葬品多层叠放，原来可能设有木架，因木架朽坏，架上的器物也随之倾倒，所以出土器物的位置有相互错叠和杂乱无章的现象。出土器物包括青铜礼器、金银饰件、玉石珍玩、甲胄弓箭、车马饰件、五色药石、印章封泥、丝织衣物、陶器石器、漆木竹器、铜铁工具等等，它们大多用麻布、草袋、丝绢等包裹。室内出土有“帝印”和“眜”字封泥，由此可见，有些器物是南越王生前亲自缄封后放入墓中的。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五)
当考古人员接近棺椁并将棺椁的朽灰泥土用小毛刷一点点细细清掉后，一堆期待已久的白色带孔的小玉片凸现在众人面前。
“玉衣，这里葬着玉衣!”考古人员急切地叫喊起来，在场者观之，无不为之激动兴奋。眼前的事实向考古人员证实，这座墓的主人确是身穿玉衣躺在这冥宫之中的。根据以往考古发掘经验，凡用玉衣殓葬者，非王即侯。既然象岗古墓的主人以玉衣殓葬，其尊贵的身份不言自明，除了南越王，谁会有这样的气派?1968年，考古人员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的墓中清理出土了两件金缕玉衣，曾轰动世界。而今天，象岗古墓发现的玉衣也必将令世人再度为之瞩目。根据专程前来指导的考古大师夏鼐的意见，考古人员将玉衣碎片编号，依照程序全部提取出来。
1984年春，提取的玉衣碎片运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由著名文物修复专家白荣金与冼锦祥、李卫华、王影伊等考古专家进行修复。复原后的玉衣，由头套、上衣、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鞋共10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片，属于一套丝缕玉衣。从玉衣出土时的整体尺度推算，墓主人的身高应在170厘米左右，从两袖下段筒口分析，墓主人体型可能较瘦。这套丝缕玉衣，是考古文献记载中已知金缕、银缕、铜缕玉衣以外又一个新的品种。如果象岗古墓墓主确属赵胡，那么，丝缕玉衣入葬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或稍后，其制作时间要早于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近10年以上。
在清理玉衣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玉衣内仍保留有部分遗体残骸，绝大部分残骸已腐朽成粉末状的骨渣，只在玉衣的头罩部分尚有少许残颅骨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最小的为直径5毫米左右，最大的直径也仅有45毫米～50毫米。由头罩中捡出的残颅片，大多数已难辨其所属部位，少数较大的骨片经拼对黏合后尚可判断其所属部位，而且这几块拼接起来的残颅骨片，也就成为判别墓主性别年龄的唯一资料，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鉴定专家以及北京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善荣等采取多种方法鉴定，象岗古墓墓主属一例男性个体，从牙齿的磨耗程度、主要颅骨缝的愈合情况以及牙槽骨出现萎缩和牙齿的结构等多方面考察、检测，墓主的死亡年龄约为40到45岁。
主棺室和后藏室内景
主棺室是安放墓主棺椁的寝宫，中间放置一格一椁。漆木棺椁两头设有头箱和足箱，已朽掉。墓主头北脚南，身穿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玉衣的上下和里面共铺垫29块玉璧，沿用了战国用玉璧上铺下垫的传统。头枕丝囊珠珍枕，面盖缀有8块金饰片的丝绢面罩。头部及双肩放有3件透雕工饰，墓主腰间两侧各放五把长铁剑。
棺椁内外放置了墓主人的大量心爱之物。在墓主的身上共发现有“文帝行玺”金印和“赵眜”玉印等9枚印章。由此可知，埋葬在象岗山腹心深处的这座西汉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史书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僭称“文帝”的赵眜之墓。此外，在主棺室的东侧，有一件精致的漆木屏风。这些精美的出土文物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出土的印章，为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墓葬的年代以及对墓中随葬器物的研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后藏室是储放炊具、容器的库房，原有一道术门将它与主棺室分开，木门朽烂，现只留下两个铜门环。室内共重叠堆放有铜器、陶器130多件，并有禽畜残骨和海产品贝壳等。还发现有多枚“泰官”印文的封泥，说明后藏室的器物是由泰官缄封入敛的。这批珍贵的饮食器充分反映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饮食文化特色。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六)
就在队员们提取玉衣时，墓室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散乱的玉衣片中，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了一枚玉制印章，此印为方形，螭虎钮，螭虎周围刻有云气纹衬托。印文篆体，阴刻“帝印”两字。这枚“帝印”的书体与早些时候出土于西耳室的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过两枚“帝印”。
这枚“帝印”发现不久，考古人员又在玉衣片的中间部位接连发现了两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为阴刻篆文，其中金印为龟钮，外有边栏，中有竖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印文作“泰子”两字的印章，在传世玺印中未曾见过，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若按此前发现的“帝印”来看，墓主当是一位僭号称帝的南越王。据《汉书》记载，南越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曾僭号称帝，这说明，墓主人不是赵佗便是赵胡。那么墓主究竟是谁?正在考古人员为此争论不休时，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出现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工时，考古人员黄展岳在玉衣片中间部位稍左的一块大玉璧上，突然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物件。黄展岳眼睛一亮，细心剔除周围的泥土，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一条造型别致的金色小蟠龙立即凸现于四方台上。黄展岳瞪大眼睛望着这个小蟠龙惊愣了片刻，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不得了了，这里有一枚龙钮金印!”
这一声叫喊，犹如一阵风雷卷过幽暗潮湿的墓穴，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十几双充满血丝、疲惫的眼睛对准了那枚龙钮金印。只见一个方形的金块之上，盘踞着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盘曲成S形，首尾及两足分别置于金块的四个边角之上，龙首微昂，做欲腾跃疾走之状，整个游龙透出一股威严神圣、腾达飘逸的灵性。在众人焦灼而激动的目光下，发掘负责人麦英豪面呈神圣之色，用一支细杆毛笔拂去金印上的灰尘，极度小心谨慎地伸出两个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龙钮提起放入手心，然后屏息静气地慢慢翻转。当整枚金印的正面显露出来时，只见上面赫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一件绝世二千余年的镇墓之宝横空出世。
东侧室内景
东侧室是南越王4位妃妾的葬所。他们各有印玺随葬，身份清楚。这些印章分别是“右夫人玺”、“泰夫人印”、“左夫人印”、“部夫人印”等印章。4位夫人的木棺已全部朽烂，这里陈列的是左夫人部分残骨。四位夫人的随葬品有组玉佩、铜熏炉等，此外还有一批陶器和漆木器。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七)
“文帝行玺”的出土，无疑向大家宣告，象岗古墓的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两书所记载的曾僭称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胡。
据文献记载，汉代官印边长是汉尺的一寸，即现在的2.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以示区别，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无从比较。此前，有一农民曾在咸阳野外发现过一枚宽度为2.8、通高2厘米的“皇后之玺”玉印，若把这枚皇后印与“文帝行玺”相比，二者还是比较接近的。
现场发掘的考古人员发现，“文帝行玺”金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而磨过的部位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地方，由此可推断，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之物。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之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规制传给下一代呢?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历史文献还说，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从形制上推断，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自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玉螭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考古界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质地有铜、玉、水晶等。但金印却十分稀少，仅有12枚，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也曾发现一枚刻有“汉倭奴国王”的东汉时代金印，标明该岛的国王属东汉朝廷所封。通过比较，可知象岗古墓出土的“文帝”金印质料与汉朝诸侯王、列侯、外藩首领印相同，但钮式又却不相同。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帝仿效汉朝但又要僭越称帝的身份。这位“文帝”不是历史记载中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又会是谁呢？
左夫人部分残骨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八)
当象岗古墓主棺室清理工作进入尾声时，考古队决定对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分头进行清理。清理人员在东侧室南部一堆骸骨处陆续发现了龟钮、龟头，阴刻“左夫人印“”、“泰夫人印”与“左夫人印”等三颗铜印。在东侧室中部，发现了“右夫人玺”四个阴刻篆书的龟钮金印，外加一枚“赵蓝”字样的覆斗钮象牙印。根据推测，这应是墓主四位姬妾不同规格的印章，尤以龟钮金印为尊。这位称作“赵蓝”的人，是否是墓主的正室夫人，一时不能确认，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后藏室内，还出土了盖刻“蕃禺少内”的几件铜器。考古人员认为，铜器上的“蕃禺”应专指南越国时期的称谓，汉武帝灭南越后，便通用“番禺”两字了。一个汉字在时间上的前后差别，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兴亡存废，这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达1000多件（套），内涵非常丰富，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西侧室内景
西侧室是仆役之所。有7人殉葬，没有发现棺木，其中有两个殉人在北部，他们的残骨与猪、牛羊的骨头混在一起，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十分低下。室内出土有铜、铁、陶、金、银、玉、石、漆器和封泥等随葬品共 125件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九)
赵胡与南越国的衰败
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持续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形成了。至此，北至长城，南到长江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尽入秦帝国的版图。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帝派遣任嚣与河北正定人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展开对百越的进攻。由于此时灵渠已开凿成功并交付使用，任嚣、赵佗率领的秦军凭着畅通的灵渠运输条件、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征伐。秦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瓯地区，今越南中、北部的雒越地区，战争最终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始皇帝把岭南地区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并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为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秦王朝将占据岭南的秦军留下来，与越人杂处，并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任命任嚣为南海尉，掌管三郡军政事务，赵佗出任龙川县令。
秦亡，楚汉相争，赵佗赵机在南越称王。关于赵佗何年称王，《史记?南越列传》未载，只是说：“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南越王赵佗不疾而终，享年101岁。
赵佗去世后，因其长子早亡，由年轻的王太孙赵胡继王位。初继位的赵胡按祖父赵佗遗嘱，与丞相吕嘉将其葬于都城番禺城外的群山之中。据史料记载，安葬赵佗遗体时，多置疑冢，发葬的灵车从番禺都城四个城门同时而出，四具棺柩一模一样，下葬时又棺棚无定处。除丞相吕嘉和赵胡等少数几人，其他人全然不知南越王赵佗棺柩的下葬之处，赵佗的真正葬所遂成为千古之谜。
送别赵佗亡灵之后，吕嘉向着赵佗长眠的城外山岗悄然跪下，抚胸顿足大呼道：“天邪!圣王一去，从此南越国将不复存在矣!”吕嘉不幸而言中，赵佗归天，确实给这个号称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带来了厄运。表面上臣服南越王室的闽越国，趁赵佗亡故，新君刚立，竟悍然发兵侵略越、闽相倚边界的蒲葵关，并向南越国境内逼进。
闽越王国位于南越国的东方，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秦汉之际，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东及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西则直达赣东北等地，以今福建省境内为最多。面对闽越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新继位的赵胡身穿孝服临朝，同臣僚们紧急磋商御敌方案，颇具文韬武略的吕嘉果断表示：“发兵击之!”此计得到了文武百官的拥护，赵胡则不听此计，坚持认为应禀报汉中央朝廷，并请其派兵击之，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众臣僚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位新主给汉王朝发出了求援书。汉武帝得书，将计就计，立即传诏，发兵征讨闽越。闽越国统治者闻讯，大骇，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而降，“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汉军停止进攻，上报汉廷，汉武帝下诏立余善为闽越王。
在这场战争中，南越国既未损己之兵，又使敌军退却，似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却不知已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闽越臣服汉廷并从蒲葵关退兵后，汉武帝令汉廷命官严助赴南越国都城番禺传谕。严助到达番禺，赵胡听后顿首，认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表示了对汉的感激之情。当严助接着传谕让赵胡入汉廷亲自向皇帝谢恩时，赵胡这才回过味来，大惊失色。面对诏令并慑于汉朝廷的威势，赵胡不敢拒绝，同时又怕一旦进入长安，有去无回。情急之中，只好和几个近臣商量，称自己本愿同严助一同入朝晋见天子，以示谢恩，无奈自己继位时间不长，身体多病，不能去往长安，待病稍痊即去云云。为表示自己的诚意，赵胡特命太子赵婴齐跟严助一同赴长安为皇帝“宿卫”。严助不便强求，只好带上太子赵婴齐返回长安。
严助走后，面对臣僚的进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入朝晋见，心中怨恨，便利用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不幸应验了。
后来，丞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入朝后，萎靡不振，元气大伤，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王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一点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谥为文王。其子婴齐继位，未久病死，太子赵兴即王位。随着朝野矛盾不断加深，南越国丞相吕嘉起兵杀死赵兴与太后，另立婴齐与越妻所生的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此时的汉帝国已进入了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面对南越国的衰弱与内乱，汉武帝决心借此机会以武力扫平荡尽。
元鼎五年秋，汉武帝刘彻下令调遣部分粤人及江淮以南地区楼船将士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在汉军的凌励攻势下，南越国军队纷纷溃败。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南越国全部平定。此时，汉武帝正出行至左邑桐乡，欣闻南越国已破，传诏天下，以左邑桐乡改名为闻喜县。至此，在历史上存在了5世93年的南越国宣告覆亡。
离开墓穴，从墓道走上来在上方俯瞰南越王墓的整体布置结构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十)
南越王墓主人揭秘
经过一个多月发掘清理，象岗古墓地下宫殿的秘密终于揭开。从出土的各种实物分析判断，此为南越国王墓无疑。而据史书记载，南越第三代王婴齐墓，在汉末已被孙权大军盗掘，在婴齐之后继位的第四、第五代王，正逢刀光剑影的动荡乱世，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规模宏大的墓穴，只有第二代王赵胡或与他同时代的高级贵族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罕世之举。而从“文帝行玺”与“右夫人玺”金印等陪葬物推断，象岗古墓的墓主，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
继续向北走，然后转身回望，这样南越王墓展室的入口以及墓穴的位置更一目了然了。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十一)
南越王赵胡墓葬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国汉代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家族墓葬，并称汉代考古三大发现。随着赵胡墓穴揭开与随葬品的清理研究，改变了过去人们把岭南当作蛮荒之地，并把岭南人当作“蛮夷”的认识，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和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在赵胡墓葬内，除发现大量金器、铜器外，还于西耳室发现了造型独特的铁铠甲与铁制兵器，尤其是鱼鳞状铁铠甲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盛事。据考古学者推断，此铠甲为墓主人生前所穿，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当是南越国自己制造的产物，在汉代铁铠甲制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离开古墓保护区，直接面对的就是主体陈列大楼，建筑风格与博物馆入口的综合陈列大楼一脉相承。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十二)
与铁铠甲几乎同时出土的，还有整批散乱堆放于西耳室内西侧的丝织物，范围约2.8平方米，碳化堆积厚度达20—30厘米，据此估计原丝织物不少于100匹。如此众多的丝织品放置于一座墓葬中，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汉代考古史上是少见的。经丝绸专家王研究认为，汉代常见的织物，如绢、纱、绮、锦、纹罗，以及称为“组”的编织物，在象岗古墓中均有出土，连工艺颇为复杂的绒圈锦也有发现。这些织物的制作，除一般织机外，还需要有提花装置。从这些织物的工艺来看，与中原所出织物十分相似，但史籍中没有汉廷向南越国赐丝帛的记载，仅《汉书?南粤传》有汉文帝赐衣“百褚”一句，而赵胡墓中出土织物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巨大。由此推测，当时南越国至少已经有了官营的织物制作作坊。特别引起考古人员注意的是，在墓葬西耳室还发现了两件青铜印花凸版，其纹样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金银色印花纱相似。这套印版的发现，说明南越国宫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艺，墓中的印花纱应是当地印染的。墓中出土的部分织物，如超细绢、黑油绢、云母砑光绢、绣纱等，尚未见于其他地区，故此也不能排除这些织物是在当地制作的可能。《汉书?地理志》曾说，岭南南端海南居民亦“桑蚕织绩”，而且是苎麻的产地之一。由此看来，汉代南越国完全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织造作坊。
在西耳室出土的铜器之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纤维质的衬垫物，表面有丝绢及竹笥残片，色泽微黄，质地细密，极薄。经技术专家潘吉星研究鉴别，认为这种衬垫物实乃早期的植物纤维纸，种类与早些年发现的灞桥西汉纸有不少相同之处，属于同一个技术等级。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造纸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由中常侍蔡伦发明，这个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学界所公认。1957年，考古学家在西安灞桥附近一座古墓里发现了西汉古纸，制造时间比蔡伦造纸说提前了100多年，这说明纸的出现应在东汉之前就已存在。据专家考证，中国南方虽然至少在晋代已经能造纸，但与中国南方毗邻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腊等地，直至宋、元、明时代尚不会制纸。而东南亚的孛泥、爪哇、满刺加到郑和时代尚不用纸。由此可见，中国纸是沿陆路而非海路传到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去的。
灞桥纸出土于西北，象岗纸发掘于岭南，两者类似，同属汉武帝时期，它们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明的，也可能是通过技术传递，一方受另一方的影响而完成的。但无论如何，赵胡墓纤维纸的发现，说明南越国的经济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领域完全可与中原比肩。
这个金字塔形的天井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为何不采用更中国化的设计元素来表达？
考古发现：南越王墓发掘记(十三)
1993年11月10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如下消息：
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和长沙马王堆汉侯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墓中出土19枚印章，是全国汉墓中罕见的。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文曰：“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另有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戳印文字，也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随着新华社消息播发，象岗——这个把南越王墓吞入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考古学圣地。由于南越王墓历二千多年沧桑而未曾被盗，保存完整，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绝品，在中国汉代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广州市政府在原址筹建了现代化的南越王墓博物馆，有效地保护了出土文物，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为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特别贡献。
让我们进入幽深的博物馆内部，开始精彩的探宝之旅......
(南越王博物馆在2011年曾经为了亚运会闭馆半年，重新大幅度调整陈列，所以目前的陈列布置与之前有了很大变化，与目前博物馆官方网站上面介绍的五个单元："文帝金印、主室瑰宝、墓中殉人、御库藏珍、钟鸣鼎食"有所不同)
南越国简图
看其版图，大致包括了现今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区域。
延伸阅读:
南越国维基百科资料
"帝印"螭虎钮玉印
南越王墓出土的玺印多达23颗。这是迄今国内汉墓中出土最多的，而且这些玺印应是南越国自己铸刻的。它对研究南越国的历史和礼仪制度以及我国汉代玺印制度，增添了一批珍贵实物资料。
这枚玉印是在墓主腰腹位置出土的九枚印章中的一枚。这九枚印变原来是三个一组用小漆木盒盛放着，后来盒子朽烂掉了。
玉印的印文是阴刻篆书的“帝印”两个字，因墓室进水及年代久远，玉印被侵蚀成黄白色。印钮雕成螭虎形状，装饰有云纹。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第二代王都曾僭越称帝，在国内使用皇帝的称号和礼仪。“帝印”玉印及“帝印”封泥的出土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据。
“帝印”封泥
封泥是中国古代封缄竹木简、文书和杂物并加盖印章的泥块，如同今天的火漆封。封泥出现于春秋末期，盛行于秦汉至魏晋时期，唐代以后由于纸的普及而消失。
“赵眜”覆斗钮玉印
“赵眜”玉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和腿部之间。覆斗式印钮，上边有一个小孔可以穿印缓。印文是阴刻篆书的“赵眜”两个字，这枚玉印是墓主人的名章，它和“眜”字封泥相互印证，使我们知道墓主人姓赵名眜。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二代王叫赵胡，这与出土的“赵眜”玉印有出入。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专家认为：可以是由于名和字的歧异。也可能出自一人二名，一越名，一汉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墓主人是历史上南越国第二代王的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延伸阅读:
象岗南越王墓主新考
“赵眜”玉印封泥
“泰子”龟钮金印和“秦子”覆斗钮玉印
“泰子”金印和“泰子”玉印同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原来是放在一个小漆木盒子中的。
金印的印文是篆书的“泰子”两个字，有边栏和竖界，书写风格和著名的秦代石刻很像，凿刻精致。以龟作钮，腹部中空用以穿印绶。
这两枚泰子印章上的“泰”字与太阳的“太”字是古音通假，“泰子”就是王太子的意思。它们应该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子（也就是赵眜之父）的遗物。因为赵眜父亲未能接位便去世了，“泰子”印便由他来掌管，赵眜去世后，印章就和他一起火葬了。“泰子”玉印的印文、书体等与“泰子”金印有完全不同的风格。
无字覆斗钮玉印(左上)，无字覆斗钮玛瑙印(右上)
无字覆斗钮水晶印(左下)，无字覆斗钮绿松石印(右下)
诺大的展厅中间，以如此高规格独立陈列一枚小小的印章，这，到底是什么东东？
“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刚健有力。相传秦汉天子有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信玺、皇帝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天子之玺。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
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
“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所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文帝行玺”金印主要特点以龙为钮，黄金铸成，僭（音“见”）称帝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音“吃”）虎为印钮的规制。汉朝皇帝帝玺的印面尺寸为“方寸二”，约相当于今天的2.7-2.8厘米。“文帝行玺”金印的印面边长达3.1厘米，这就逾越了汉礼。
史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第二代王生前僭称自封“武帝”、“文帝”，在位时私自铸玺，今见其为专用玺，因此死后藏于陵寝。而汉朝皇帝的“文帝”、“景帝”之称是死后追加的谥号，帝玺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等是传给子孙的传国玺。“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与先前发现的“皇后玉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此外，它还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文帝行玺”金印
南越王墓出土了23枚印玺，这在我国汉代考古中是十分罕见的。印玺有金、玉、铜、水晶、玛瑙、象牙等不同质地。印钮有游龙、螭虎、龟、鱼、覆斗等形式。其中可称为宝中之宝的就是这枚龙钮“文帝行玺”金印。
印纽为一条游龙，卷曲成“S”形。龙首伸向一角，头部呈方形，伸向印身之外，龙嘴成一条横线形，上有两个鼻孔。头部还铸有大鼻梁和圆突双眼及一对大耳。额和耳錾有圆锥点花纹，龙体至尾部都凿有“V”字形图案，象征龙鳞。有四条龙足，三爪，其中两足各据印章的一角，龙尾向内卷曲。龙身中部隆起使其和印身间有一穿孔，可系印绶。整条龙传神生动，躯体强劲有力，作疾走腾飞状。
在中国已发现的汉代十二枚金印中，南越王墓占了1/4。“文帝行玺”金印在汉朝方面来说，是伪印。而在南越国内，却是最具权威的官印。行玺，按汉制，居六玺之首，是分封诸侯的用玺。这枚行玺和汉制略有不同，印文自号“文帝”而不是仿汉天子的“皇帝”。赵佗及其继承者赵眜生前就自尊为“武帝”、“文帝”，并非按汉朝传统。“文帝”、“景帝”等名号，是新继位的皇帝给先皇帝追谥的庙号。因此，汉朝皇帝死后，陪葬印玺是“明器”，而南越王的却是实用印玺。
[墓主人棺椁模型
墓主人葬具是漆木的一棺一椁，外面的叫椁，里面的叫棺，因为墓室曾经受水浸，棺椁都朽烂无存，只留下些漆片，您现在看到的是根据遗迹制作的棺椁模型。在墙上的棺椁示意图上可以看到：棺与椁两侧紧贴，根据棺椁遗迹和棺内随葬品推断，外椁长约3．3米，内棺长约2．2米，宽0．75米。棺和椁的多余空间形成头箱和足箱，用以放置随葬品。
外椁盖上放有兵器等随葬物，椁面四角各放有一大块玉璧。外椁壁板钉有6个鎏金饕餮纹的铜铺首，两侧各两个，首尾各1个，铺首本是钉在门上用以衔环的底盘，饕餮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
严格的棺椁制度在周代已形成，是中国礼制的重要内容。周礼规定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土两重。这种制度在秦汉时期被部分地沿用了。
鎏金饕餮纹铜铺首
2100多年前，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铜铺首“饕餮”,其角为牛角纹，其嘴上方之胡子（须）为羊角纹，是羊图腾元素融入龙中的又一造物。南越王墓的饕餮，是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是岭南历史文化宝库的保护神，是触摸岭南文化基因的立足点。了解广州、广东乃至岭南的历史与文化，必需从此“饕餮”着手。南越王墓大门和棺椁上的拉环以“饕餮”为形，图案清晰可见以羊角为胡子，承载了南越国求羊、崇羊（阳）的信息，是“食在广州”的历史文化形象。“饕”是美食文化的符号，现代餐饮文化中，“饕”被引申为“会吃”；粤语“为食”有喜吃、好吃之义，“为食猫”与“饕民”可谓异曲同工。南越王墓大门的 “饕餮”，是“食在广州”的文化形象“为食猫”，是广州城市“羊图腾”的又一标记。
它，已经静静沉睡了2100多年.....
丝缕玉衣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敛服。以玉衣作敛装的习俗在历史上曾经风行了三百余年。汉人迷信玉，以为玉衣可使尸体不腐。目前中国考古出土的完整玉衣有十几套，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
南越王的丝缕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玉片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还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等。头套、手套和鞋子是用红色丝线穿缀边角钻孔、打磨光滑的玉片做成，里面以丝绢衬贴加固。玉衣躯干部分大多利用废旧玉器或边角玉料切成小玉片，贴在麻布衬里上，再用红色丝带在表面对角粘帖，十分规整鲜艳。
出土时，因南越王尸体和编缀玉衣的丝线已经腐朽，玉片散落在地，专家花了三年多时间修整复原，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制作玉衣更是如何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在玉衣的下面摆放有5块玉璧。璧的表面还留有丝带绕过璧孔的痕迹，说明5块璧原是用丝带系在一起的。玉衣的手套一端，是一对造型各异的龙形玉握。在考古学上，所谓握，就是以物放在死者手中，使之握。
中国历史上以玉衣作敛装的制度，可上溯到东周时代的“缀玉面罩”和缀玉片片的衣服。根据已知的考古材料，形制完备的玉衣出现在西汉文帝、景帝之际，皇帝和王侯等以玉衣作为敛服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盛行的。至东汉时期，玉衣已经明确分为金缕、银缕、铜缕3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曹魏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曹丕）为防盗墓，废除玉衣制度，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玉衣。
南越王赵昩的丝缕玉衣，当在入葬的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制作，要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近10年左右。这件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发现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品种。其上衣采用对襟形式也是一大特色。丝缕玉衣部分玉片的外观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玉器类似，其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
、、 不朽的玉衣，却不能让它的主人不朽
南越王博物馆的丝缕玉衣陈列很有特色，不仅还原了墓葬时墓主人手足部的玉器排布，而且底部的镜子也将墓主人身下的玉璧映像出来。
离开展室前，最后再看一眼
玉衣上组玉璧
古人迷信玉可以保存尸体不腐，认为玉是“天地之精”，又是呈祥瑞，避邪恶的神物，南越王身穿玉衣，在玉衣的里里外外发现大大小小的几十块玉璧随葬，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这是在玉衣外面的十块玉璧。出土时玉璧上有丝带串连的痕迹。
玉璧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器，主要用于祭天，也是等级身份的重要象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玉璧，汉墓中出土的玉璧很多。您看到的这些玉璧的功能是丧葬用玉，生前，这些玉璧可能被用在祭祀等重要场合。
玉璧特写
玉衣内组玉璧
玉衣上组玉壁
馆内三壁三璜
椁上玉壁
谷纹夔龙纹玉壁
我国古代制作、使用玉璧历史悠久，先秦人认为玉璧是通天、祭天、礼天神器，将之列为“六器”“六瑞”之首。也有学者说璧像肉饼，是供神或先祖享用的，汉代丧葬用玉之风甚盛，一些大中型墓葬中，玉璧几乎是必备的随葬品。
分区纹饰璧是汉代丧葬用壁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它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此类璧的纹饰内涵，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出汉代社会的神仙信仰与崇拜心理，体现出人们以玉璧导引灵魂升天、企盼生命无限延长与再生的强烈宗教情感。深入考察此类璧，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汉代社会丧葬习俗。
汉代丧葬分区纹饰璧的基本类型与特征
汉代丧葬分区纹饰璧最常见的一类是两区夔龙纹玉璧，此类璧两面纹饰相同，每面纹饰分为两区，内区多饰浅浮雕谷纹、蒲纹、涡纹，外区置几组双身合首夔龙纹，中间以绳索纹隔开。广州象冈南越王墓、河北满城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扬州高邮神居山汉墓、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墓、湖南长沙五一路汉墓、湖北荆州高台汉墓及河南洛阳汉墓均有此类璧出土。上述玉璧构图基本一致，只是细微处有些差别，如夔龙纹图案中，有的龙首五官刻划精致，阴刻线舒卷流畅、纤细柔美，有的则五官模糊而只求神似，还有的龙首中部眉间及额上部饰有塔状物或半圆形、椭圆形网格纹。夔龙体均作缠绕式，而有的龙体中部腿爪作一变形凤鸟纹或“S”纹。扬州双桥汉墓出土的同类器构图较特殊，夔龙双身向外作“s”形上卷，与凤鸟尾部紧紧交合在一起。两组夔龙间饰昂首对卧两凤鸟，整个外区纹带由三组夔龙纹与三对凤鸟纹缠绕构成，龙凤身躯中间均饰以短细斜线纹，构图繁缛华美、生动流畅。此类璧两纹饰区边阑也不尽一致，有的是弦纹窄缘，有的为一周凸棱缘，还有的外缘为弦纹边阑，内缘为绳索边阑。
第二类丧葬璧可称为两区凤鸟纹玉璧。此类璧两面纹饰相同，每面纹饰分为两区，内区多为蒲纹、涡纹，外区由几组凤鸟纹组成，间隔以绳索纹，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墓、安徽巢湖放王岗汉墓、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均有出土。济北王墓出土的凤纹璧，内区为蒲纹，外区为三组凤鸟，凤鸟圆眼、细颈、尖喙，屈体卷尾，作回首飞翔状，构图简洁精致，阴刻线圆润流畅，为同类器中的精品。
还有一类构图较为复杂的玉璧，风格类似于第一类丧葬璧，唯纹饰分作三区，体形硕大，一般直径大于28厘米。此类璧内外两区刻琢单首双身夔龙纹，内区多为3组，外区多为5组。中区饰涡纹，以两组绳索纹将三区纹饰界隔。也有内区置3组凤纹、外区置5组夔龙纹者。南越王墓出土最大的一件三区纹饰璧，直径达33．4厘米，外区与内区分别刻7组和3组双身合首夔龙纹，内区夔龙环带纹与外区有差别，两组夔龙纹间衬以交合的一对“s”形纹。两区夔龙纹的首、身纹间隙，多加饰细若游丝的短阴刻线，构图华贵繁缛又精细入微，是同类器中的经典之作。。
上述三类玉璧，除极少量制作精细的传世器外，绝大多数是为丧葬之礼临时赶制的。因用料不精，时间要求紧，此类璧往往制作、琢磨不细或未来得及打磨。前文例举的仅是同类器中的精品，多数丧葬壁则属粗糙、不规整之作。扬州广陵王家族、近臣墓出土的此类璧，不少仅按放出的样线刻出轮廓，琢痕未经打磨、抛光，棱角清晰可辨。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出土的几件璧，有的按样线雕刻后未作任何处理，雕刻工具留下的擦痕尚清晰保存，有的因加工不细，璧身圆度不规整，边缘薄厚不均匀。由于雕琢成型后未经精细打磨抛光，多数表面光洁度较差。由此可知汉代制此类器在尺寸规格、雕琢、打磨及抛光程度方面，似乎未有严格要求，而注重的仅是用料选色、纹饰构图方面的规范性。
谷纹夔龙纹玉壁
这是三分区的，可以与上帖的两分区玉壁对比。
汉丧葬分区纹饰璧的神话内涵
分区纹饰璧用于丧葬殓尸的习俗战国即已出现，此类璧为什么在汉代、尤其西汉广为流行呢?
1．汉人有狂热的神仙信仰与崇拜思想，对逝者灵魂升仙永生之说深信不疑。
西汉早、中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社会繁荣富足，人们没有了对生存危机的忧虑，而是充满激情与活力地创造美好生活，享受现实生活的安逸与快乐，并强烈渴望在舒适与快乐中让生命得以无限延长与永生。但世俗生命的终结毕竟是人类无法抗拒和回避的自然规律。对此汉人并未消极、宿命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而是以各种方式与手段去寻找生命的“再生”与“永生”之途，先秦已有的神仙不死思想迎合了汉人渴望永生的心理，因而各种升仙术便风靡一时。史载汉武帝敬鬼神之祀，屡派方士到海外寻访仙人与不死之药；淮南王刘安笃信仙学，终日沉迷于求仙活动。《汉书·郊祀志》：“汉兴，新坦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祀、事鬼、使物，人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借助某种“载体”、通过某种“方式”的导引完成羽化升仙过程进入“仙境”，则是汉人所强烈关注并渴望实现的。尽管一些方士将成仙者的羽化升仙过程描述得言之凿凿、绘声绘色，但一个健康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飞升仙界毕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汉人无法接受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使他们只有将羽化升仙的“起始点”选择在生命“终结点”上，才能自圆其说地“合理”完成升仙过程。这样，世俗生命的终结与升仙再生无比美妙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消除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与痛苦，解除了生命消逝对人精神上的压迫。
2．远古以来就承负礼天、通天职能的玉璧，到了神仙说炽盛的汉代，为众生铺筑了一条羽化升仙、走向生命彼岸的便捷通途，成为汉人精神家园里解除死亡忧虑与恐惧的圣物。
玉璧自新石器时代诞生始，就承负祭天、礼天的职能，先秦周礼“六器”之制，更是将其列为六器之首，《周礼·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以象天。”以璧殓尸是周礼中的一条重要理论，《周礼·春官·宗伯·典瑞》：“驵圭璋璧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郑注：“……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疏壁琮”之“疏”就是疏通天地之意。
汉代，玉璧广泛使用于丧葬殓尸中。汉人希望羽化升仙，那么如何能让逝者在入葬时借助某种“载体”、通过某种仪式进入生命彼岸的另一世界呢?他们自然会想到具有传统“通天”职能的玉璧。由此看来，汉人以璧殓尸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尸体不腐，导引逝者灵魂升天才是其主要目的。
汉代丧葬用璧究竟怎样导引死者灵魂升天成仙呢?四川巫山汉墓木棺上钉有鎏金铜璧，璧孔上部铭“天门”两字。可见璧孔即是汉人认为的天门，为墓主灵魂出入的通道。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墓主也是由双龙引驮入璧孔而又出，从画面清楚地看到，璧孔两侧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据此，一股研究者认为，玉璧能够导引逝者灵魂升天，璧孔应是灵魂进入仙界的通道。灵魂从璧孔通过，就标志着升仙过程已经完成关键性的一步。
3．龙、凤本为传说中能自由出入天地间，承载凡人升天成仙的神物，汉丧葬用璧上饰夔龙、凤鸟纹显然也有导引逝者灵魂升仙的神学内涵。不过，龙、凤导引灵魂进入仙界较玉璧静态抽象的通天功能而言，更具有直观、主动、快捷的特点，这与汉人狂热渴求早入仙界的急迫心态是极为合拍的。
先秦时期，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上天入地、承载凡人升天成仙或神人出游的动物。《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载有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项“乘龙而至四海”；《山海经·大荒西经》记夏后启在大乐之野“乘两龙”。从已发现的汉代帛画、画像石材料中，随处都能找到龙通天地、化阴阳的例证，汉代大量的文学作品中也屡见龙频繁活动于人、神间。因而，龙纹出现于丧葬用璧构图中并成为主体纹饰，是汉人渴望逝者灵魂到达仙境以求永生的形象映证。
凤鸟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汉人认为鸟是阳物，大量的汉代神画中，太阳内均绘有三足乌，两者是合体同构的。基于太阳能孕育生命化生万物而成为生命之源，天界神鸟也应能够成为生命创造者。凤鸟既然具有上述创造生命、化生万物的神异本领，当然是汉人所顶礼膜拜的，这样在人的世俗生命终结之际，灵魂就可以在凤鸟承载下飞升天国，进入另一个生命永生的神秘世界。汉墓丧葬凤纹璧的神话内涵与龙纹璧相类，其作用主要是作为“载体”导引逝者灵魂升天。
分区纹饰构图展示两个不同的世界，蒲纹、谷纹、涡纹构成的纹饰带代表现实世界。(传统意义上的蒲纹、谷纹、涡纹分别是植物、粮食与水的象征，是人间生活必需的基本条件，是大地万物的构成要素)；夔龙、凤鸟纹饰带象征天上仙境，龙凤均是天上神物，喻指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神秘天界。天上人间本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世俗生命的有限与终结同汉人渴望实现的生命无限延长与永生本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但因龙、凤璧具有了沟通天地神人、化生阴阳万物的神话属性，使天地、人神间存在的障碍得以克服。这样分区纹饰玉璧在墓葬中大量存在，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头箱内玉壁
礼器是礼制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玉礼器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在其它礼仪活动中也要使用。按照《周礼》的说法，玉礼器有六种：“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另外，在礼仪活动中，主要参加人手中还要执玉。《周礼》把六种不同身份的人所执的玉礼器称为六瑞：“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从《周礼》记载可以看出，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为“六器”，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为“六瑞”。
《周礼·大宗伯》中还记载了各种玉礼器的名称及用途：“……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在玉礼器的使用中，有三种制度最重要，第一种是以璧等所谓六器礼天地四方，第二种是搢圭之制。第三种是燔燎玉器。
六器礼天地四方，最早见于《周礼》的记载，而璧、琮、圭、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几千过去了，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看来，玉璧已成为固定的天命神物了。
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看，在商、周时期，六器就可能已经成为礼天地四方的玉器。从汉代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又可以看出，汉以后的众多封建王朝，都把六器所组成的玉体系，作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中祭祀天地四方的玉礼器。
在汉代所有的随葬玉器中，玉璧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它的用量最多，含义也最复杂，在礼仪上的意义甚至远超玉衣。玉衣最注目的方面在于所谓的防腐不朽。而玉璧在古代礼仪之中的悠久历史和深刻的宗教内涵都是玉衣所难以企及的。
在所有的王墓之中，即使没有玉衣，但玉璧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神物。从表象看，玉璧在汉墓中的作用一是作丧葬之用，二是作装饰器用。
这两种用途同时并存，普通墓葬多是如此，作为诸侯王墓就更明确了。
最典型的广州象岗南越王墓，该墓出土玉器总数约200件（套），玉璧就达70多件，约占总数的30%多。其中围绕主棺的数量达47件之巨。具体的放置方法：在棺顶安放玉璧4件；在主棺之内，南越王本人身着丝缕玉衣，在玉衣之下铺垫玉璧5件；在玉衣之上铺盖玉璧10件；在玉衣里面贴着身体放置玉璧14件；还在玉衣头罩处连缀玉璧1件；在玉衣的鞋子下面还放置玉璧1件；在主棺之内左侧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上又各安放玉璧1件；主棺前面的头厢内放置玉璧7件；后面的足厢内放置玉璧2件。上面所说的都是被认为作丧葬用的玉璧。
汉墓为何对玉璧情有独钟呢？其政治文化背景又如何呢？
玉璧的殓尸作用是从通天功能延伸而来，而且这一习俗从玉璧诞生时起就一直存在了。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玉璧最突出的用途首先表现在殓尸。在汉诸侯王墓中，在主棺之内、尸身上下放置玉璧少则数件，多则数十件。这种作法和良渚文化的做法竟是惊人的一致。要知道，良渚和汉代在时空的跨度高达3000年，在政治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上早已大相径庭，是什么因素使其在丧葬礼用璧惊人的相似呢？在六器与六瑞的理论已经起衰微的汉代，为什么对玉璧仍如此倚重呢？汉代是独尊儒术的时代，故而，今天我们还得从儒家的理论中去寻览答案。
翻阅《周礼·春宫宗伯·典瑞》曰：“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这是《周礼》中的一则重要葬玉理论。郑玄注曰：“……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贾公彦疏云：“玄谓以殓尸者，于大殓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与王为饰，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殓后也……璧礼天，琮礼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类者，以背为阳，腹为阴，随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于天地者。天地为阴阳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总结郑、贾注疏，理论上弄清三点：一是古代用璧殓尸，是在大殓后，即着装后置玉璧；二是璧放置在背下、琮放置在腹上，是取阴阳法则；三是这疏璧琮之疏乃疏通天地之意也，这条“通天地论”是置玉璧的主要“求生思想”，以达到永恒存在的具体反映。
由此，弄清一个结论：殓尸之殓在古时并非单纯收殓装裹之意，它还是导引通天的仪式，是飞升成仙的手段，难怪许多汉墓的棺顶都要放置玉璧，以达到永续飞天成仙之意。
最后，我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玉璧这样一个集“神权、王权、天命”于一体的通天之物，通过搭载圣洁吉祥神鸟的凤，升天后其灵魂在象征财富“谷纹”的永恒陪伴下，受祥云托衬弥漫，永生宇宙！
谷纹夔龙纹玉壁
所谓“玄璧”，是指一种专用于丧葬的玉璧，由于这种玉璧的制作多采用颜色较深的青色或墨绿色玉料，故称“玄璧”。玄璧璧面的纹饰一般分为两周或三周纹饰带。作两周纹饰带者，外周纹饰为夔龙纹或凤鸟纹，内周纹饰为蒲纹或涡纹；作三周纹饰带者，外周纹饰为夔龙纹，中周纹饰为蒲纹上加刻涡纹，内周纹饰为夔龙纹或凤鸟纹。夔龙为一龙首双身形象，纹饰带之间以绹纹或弦纹间隔。另外，还有少数玄璧璧面全为雕刻的涡纹和蒲纹。
广州南越王墓共出土玉璧71件，其中玄璧43件，是目前所见出土玄璧最多的汉代诸侯王墓。按考古发掘报告的分类，玄璧可分为三型：
Ⅰ型：5件。璧面为三周纹饰带，直径大于28厘米。一般外周和内周纹饰带各刻5组和3组双身夔龙纹，中周为涡纹。D190（器物编号，下同）的内周纹饰为3组凤鸟。D49为该墓出土最大的一件，直径33.4厘米，外周和内周纹饰带各刻7组和3组双身夔龙纹。
Ⅱ型：18件。璧面为两周纹饰带，直径在25－32.9厘米之间。外周纹饰带为3－5组双身夔龙纹或凤鸟纹，内周为蒲纹或涡纹。
Ⅲ型：20件。璧面纹饰不分区，全为涡纹或蒲纹，直径在9.3－25.7厘米之间。
这些玄璧全部出自主棺室中，具体摆放位置为：玉衣内外、内棺右侧、棺椁“头箱”中盛珍珠的漆盒上、“足箱”下面及椁盖顶的四角。若按各型玄璧分布来看，Ⅰ型璧置于椁盖上和“头箱”中；Ⅱ型璧大多数置于玉衣内外，其它放置于椁盖上、“头箱”和“足箱”中；Ⅲ型璧除两件（D27、D191）置于内棺右侧外，均放置于玉衣内外。可见，大多数玄璧是放置于内棺中的玉衣内外，与玉衣的用途一样，具有殓尸的意义。
玉衣内外共铺垫玄璧29件，其中10件铺放在玉衣的胸腹上，14件在玉衣里面，5件垫在底下。玉衣上的10件璧集中在腹部至下肢的范围，作有规律的排列。正中是6件直径25.5－26.9厘米的大玄璧，分成3对，用丝带连系成一个呈“十”字形的组玉璧。另外，还用4件小玄璧分别压在这串玄璧的四角之上。在玉衣里面贴身排列14件玄璧，其中放在头罩处有2件，分别夹在两耳间；另4件纵列于胸腹位置，其余8件，直径约14厘米，纵列两侧，每边各4件。玉衣之下铺垫5件大玄璧，位置自头部至腿间纵向排列。上述铺垫在玉衣里外的三层玄璧，璧的两面多数残留有丝带的痕迹，说明在入葬时这些璧可能是分组用丝带联系起来的。
南越王墓出土的玄璧，摆放位置和组合关系都非常明确，清楚地反映了汉代连结玄璧作葬玉殓尸随葬的制度。这种连璧制度在汉代十分流行，从稍晚于南越王墓的满城汉墓和巨野红土山汉墓中亦可见到。
地府即原始先民观念中的幽冥世界（幽都）。《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 王逸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 《楚辞·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言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有学者认为此“西北无日之国”应是冥界幽都。《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山有玄鸟、玄蛇、玄豺、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汉代时，以地下为阴界的观念已广为流行，死人归阴，生人归阳。民间丧葬中盛行随葬告地下官吏的冥间文书，如湖北江陵凤凰山M168出土的简文曰：“（文帝）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夫遂少言与大良奴等……敢告主。”综上所述，古人想像的幽冥世界有两个特点：1、暗淡无光，万物皆为玄色（黑色）；2、有龙衔烛照明，引导灵魂进入阴间。而玄璧的特征也正与幽冥世界的特点相符合。玄璧的图案主要为一龙双身造型，亦可理解为烛龙形象；玄璧的质料均选用青色和墨绿色，象征着黑暗的阴间地府。
需要提及的是，玄璧应是专为皇室和王族制作秘器的少府属官东园匠生产的，很多诸侯王墓出土玉衣片的背面，还遗留有玄璧特有的双周纹饰带痕迹，说明是用玄璧改制的。满城一号和二号汉墓墓主手中的玉握，也是用玄璧改制的。这些现象表明，玄璧与其它葬玉一样，都是在同一功能制玉作坊中制作的，由于玉器原料的稀缺，它的废弃品被用来制作形体更小的玉握和玉衣 片。
大玉璧
主棺室头箱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达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大玉璧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足箱里就装着 2 块玉璧，139 块陶壁
墓主的头骨和齿骨
羊头纹杏形金饰片
古时候死者入殓时，面部要覆盖一块丝织物或布。墓中出土了八块杏形金薄片，原来是缀在南越王玉衣面罩上的一块丝巾上。丝巾已朽，金片尚存。金片的图案是两个尖角羊头纹，羊头两两相背，这些金片，含有草原文化的因子。类似的金片，在河北满城汉墓中也曾发现过。
珠襦饰物
在丝缕玉衣的上半身，覆盖着一件短上衣，叫珠襦。所谓珠襦，就是用小珠缀串装饰的短上衣。南越王珠襦下部装饰三条纹带，由金花泡、金素泡、银贝、玻璃贝等组合成菱形图案，缝缀在衬里的丝绢织物上。出土时，珠襦已经朽烂，留下这些小饰件，它们的底部还残留着丝绢的痕迹。
金花泡的设计和加工十分精细，球面形泡体上的金丝和金珠都是焊接固定的。在20倍的放大镜下，您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花泡的焊接点，这样微细的工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它的工艺技术，可能来自于古代的西亚地区，是中西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证之一。
[珍珠
南越王随葬的枕头以珍珠填充枕芯，收集起来的小珍珠重约470克。珍珠因为产量少，得之不易，在历史上长期为帝王、贵族所垄断使用。我国珍珠的主产地在广西北部湾的合浦，古人把靠近合浦和雷州的海域叫“珠池”，西汉初年，这里正是南越国的管辖地。珍珠枕里的珍珠可能也来自广西合浦。
"景巷令印”鱼钮铜印(左)，殉人无字印(右)
这枚“景巷令印”鱼钮铜印出土于前室东侧殉葬人的身上，在景巷令棺木周围，还发现了一套组玉佩，由3块玉璧、2件玉璜、2件玉环和1个鎏金铜环组成，还有一件铁括刀等。前室西边出土有一架漆木马车的铜构件。
“景巷令”是殉葬人的官职名。“景”与永远的“永”字是古音通假，“景巷令”就是“永巷令”，永巷令通常由宦官担任。这位殉葬人应是是南越国职掌王室家事的宦者。在南越王出行时，他要调备车马，陪侍—旁。
殉人无字印出自西侧室殉人身旁。
夫人无字印
出土于东侧室，为夫人的随葬印章。
“右夫人玺”龟钮金印(左)
“右夫人玺”金印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三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多、品质精、印章以黄金为质，且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右夫人应该是诸妃之首。
南越国曾接受汉朝册封，在礼制、官制上摹仿汉朝，南越王又僭越称帝，另搞一套，这种矛盾也反映在后宫制度上，就是右夫人印章黄金为质，且称玺。这四位夫人生前可能备受宠幸，但最终却难逃殉葬的命运。
赵蓝象牙印(右)
这个印章也属于右夫人，与“右夫人玺”金印一起出土。“赵蓝”象牙印是右夫人的名章，说明右夫人姓赵名蓝，其它三枚同时出土的印没有印文，赵蓝和南越王同姓，也许是越人从夫姓的缘故。在南越国时期统治阶层中汉越通婚比较普遍，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娶越女为妻，生下赵建德，即后来的第五代南越王。南越国连相三王的丞相吕嘉也是越族人，史书记载他的后代中男的都娶南越王的女儿，女的嫁给赵氏宗室。南越国能在岭南越族地区统治93年时间，跟提倡汉越通婚的民族政策以保持社会安定，是有一定关系的。
“左夫人印”龟钮鎏金铜印(左),“素夫人印”龟钮铜印(中),“部夫人印”龟钮鎏金铜印(右)
“左夫人印”龟钮鎏金铜印印文是篆书的”左夫人印”四个字。秦汉时期对印章的钮式有规定，龟钮为诸侯王一级使用。左夫人其地位次于右夫人。广西贺县汉墓也出土了一件“左人人印”龟钮玉印，其身份应是诸侯之妻，与南越王“左夫人”的身份是不同的。
“素夫人印”龟钮铜印印文是篆书的“泰夫人印”四个字。泰夫人在四位夫人中地位次于左夫人。“泰”通“太阳”的“太”，是大的意思。
“部夫人印”龟钮鎏金铜印印文的第一个字曾经被墓室顶部的石头砸过，再加上锈蚀，模糊不清。经辨认，可能是部字。那么这位夫人就是部夫人，“部”可引伸为少或小，那么部夫人就是少夫人或小夫人了，她在四位夫人中身份最低。
下面进入南越王博物馆陈列最重要的华彩乐章：美玉大观
承盘高足玉杯
通高：17厘米铜承盘高5厘米，径23.6厘米，杯身高7.8厘米，口径4.2厘米，
承盘高足杯放在南越王棺椁的头端，由高足青玉杯、游龙衔花瓣形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高足玉杯由杯身和座足两节组成，接合面两边各钻出小孔，塞入竹钉，把身与座贯连，杯为青玉，湖绿色，莹润有光泽，呈长圆筒形。杯身下部有一玉质杯托，为花瓣花萼形，中为有突棱的圆孔，高足杯即套入孔中。杯托由一个三条金头银身的龙形托架举起，平置在铜承盘上。造型呈三龙拱怀之势，它共由金、银、玉、铜、木五种材料做战，工艺精巧、造型奇特。
秦汉时期统治者迷信神仙，认为饮甘露、服丹药玉屑可以长生不死。在南越王墓中出土有五色药石，所以这件承盘高足杯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用来承聚甘露的器具。史书记载，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在长安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仙人承露盘，矗立于高台之上，也许跟南越王的这件承盘高足杯是一脉相承的。
承盘高足玉杯
承盘高足玉杯
在中国玉雕史上，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黄金时代，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这件玉杯，雕琢技艺精湛，是西汉偏居岭南的南越国玉雕大师的杰作。堪称中国玉雕的稀世珍品。
鎏金铜框玉盖杯
通高16厘米，口径7.2厘
铜框玉盖杯体现了汉代的镶嵌工艺水平，杯体呈八棱筒形，座足呈喇叭形，怀身是一个鎏金铜框架，有上下两截，上截嵌入8块竹片状的玉片，下半截嵌入5块心形的玉片。玉盖怀的盖子外滑也是一个鎏金铜框，盖项嵌入一块青玉。出土的时候，铜框玉盖杯用多层丝织物包裹。它应是用来喝酒的酒杯。
鎏金铜框玉卮
通高14厘米，口径86厘米
呈九棱圆筒形，下装三个兽头形足。其口沿、底沿及九条壁框均系铜铸而成，其上鎏金，并有兽纹和几何纹。在这个铜框架上镶嵌着9块玉片，构成了玉卮周壁，玉片质硬色青，上雕勾连谷纹。卮腹上部嵌装“ 9”字形玉扳。卮底是一整块圆玉片。卮上有漆木圆盖，黑漆红彩花纹。盖面中央原来有玉雕钮饰，周边镶嵌三个弯月形玉饰。
当年出土的时候，铜框玉卮上裹了很多层丝绸，可见在当时它就是一件珍罕之物。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公元前198年，长安的未央宫竣工，汉高祖刘邦置酒未央官，大宴群臣，捧玉卮向他的父亲刘太公敬酒。可见玉卮在古代是珍罕之物，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玉卮很少，这件玉卮出土于西耳室，是奴仆的殉葬之所，似乎说明这位殉人有较高的身份。
玉盒
玉盒与铜框玉盖杯和玉角杯都出土自南越王棺椁的头箱。这三件都是玉雕器皿。全国汉墓中目前出土的玉制容器不过十余件，南越王墓就出土了五件，可见这批玉器的价值。
玉盒由青玉雕成，盖子与盆身有子母口相扣合。盖面的纹饰分为三区，上面桥形的小钮里所套的玉环可以活动。盒身象个圆碗，也装饰有三圈纹饰。玉盒的玉质温润，内外打磨光洁，雕镂精细。
玉角杯
高18.4厘米，口径5.9-6.7厘米，口缘厚0.2厘米，重372.7克。
这件角形玉杯，出土自墓主棺头箱。用一整块青玉雕而成，青白色，玉质上佳，温润致密，呈半透明状，口缘微损。
玉杯应是酒器，呈犀牛角造型，口椭圆，腹中空。器表上面线刻一尖嘴兽，回环往复，生动逼真。
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玉虽不能解毒，南越国的玉匠却借题发挥，就着石头的形状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如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层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二千年后玉角杯仍放射出温和恬润的光泽。它表明这一时期玉雕在章法布局、材料运用、技巧发挥上走向成熟。这件玉器，既是一件美轮美奂的工艺品，又是一件融传说于现实，引人遐思的实用品，堪称是中国汉玉中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
玉角杯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一级文物名录。
玉角杯
玉角杯
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
整体由一条青玉雕刻的玉龙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合而成，形成一幅龙虎争斗的生动图景。玉龙长身体弯曲成S形，回首张口，衔住背鳍，尾巴回卷，下半端折断，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金带钩是铸成的，器表打磨光洁，钩尾和钩首都作虎头形。钩尾的虎头双眉上扬，额顶铸出一个汉字的“王”字，非常形象。虎口形成的套銎，刚好套住玉龙的折断处。把龙、虎两神灵动物巧妙地用不同材料做成一件器物，反映了工匠富有创意的构思。
龙形玉带钩
八节铁芯龙虎玉带钩
这件八节铁芯龙虎合体玉带钩，带长19.5厘米、钩头宽1.6厘米、钩尾宽4厘米，厚1.2厘米，清白玉，由8块玉组成。背部弯拱，龙虎合体，通体圆雕，首尾两节镂出圆銎，中间6节有圆孔贯通，用一根铁条串连。钩尾为虎头，由一块玉雕成，宽扁的虎头雕出凸眼、直鼻、獠牙和胡须，浓眉上卷，刻纽索纹，前端还刻出鼻孔和排列整齐的牙齿。头部套一多节的圆箍，后脚的爪子伸到龙钩近颈处。钩首为龙头，也用一块玉雕出，瘦长形，颈两侧刻勾连云纹。两后爪伸到虎体上，其中一爪达虎头的颈箍处。整个钩身用5块玉组合，镂刻龙与虎相混合的躯体，背上有鳍和鳞，另饰云气纹缭绕全身。钩腹有短柱连扁圆钮，钮面阴刻涡纹。
带钩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用具之一，其用途主要是钩系束腰的革带，还有作为衣襟上的扣钩或器物的挂件等。其质料选用金、银、铜、铁、玉、琉璃、骨等，几乎囊括了古代所有的贵重材料，因此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龙虎并体玉带钩
长11.8厘米，宽6.2厘米，厚0.6厘米，环径2.5厘米
致密润泽，钩体扁形，龙虎并体，颈以下有一条窄缝相分，钩部浮雕虎头形，尾周作龙首，龙仰身昂首，张口咬一环。虎亦伸爪攫环，构成龙虎争环的造型。龙虎躯体及圆环都以勾连云纹为饰，周缘有突棱。背面平素。中有扁圆形纽。 亦甚为别致，中原罕见。
此件玉带钩跟前一件玉佩，据猜想，恐怕不仅仅是工艺上的风格独特，也许还有政治上的寓意。南越国是秦朝末年，趁秦失其鹿，中原混战之时，南海郡尉赵佗割据边塞，自立为王的，直到汉初，刘氏王朝还没有实力一举收服南越国，赵家也未必没有染指中原的野心（赵眜号文帝，有僭称皇帝的心思，墓中出土有“文帝行玺”的龙钮金印），所以虎噬龙佩、龙虎争环或者也是表达南越国政治野心的全豹一斑。
兽首衔壁玉佩
通长16.7厘米，横宽13.8厘米
玉璧是中国玉器中出现最早并一直延续不断的品种，是很重要的瑞玉，战国至两汉是玉璧的鼎盛时期，用玉选料极精，制作工艺极细，花纹形式多变，饰纹种类极为丰富，使用范围大增，数量也属历代之冠。
此饰品为镂空浮雕，通体扁平，上部镂雕对称式兽面纹饰，形像威严肃穆，气势轩昂，左侧连一螭虎，形制与兽面纹样配合默契，有很强的虚实、线面变化。
兽面鼻部镂制一方形环，与璧口相套。玉璧扁圆，边沿起旋纹，两面均琢饰谷纹，布局规整、条理，并与兽面部分形成动与静、圆与方、点与线的对比。
璧饰由一整块青玉琢制，工艺精湛可见玉师的匠心独运，是不可多得的佳品，也是南方古玉的代表作。
透雕游龙涡纹玉壁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头罩上，青玉，湖绿色，玉质极佳，莹润透亮。璧的中心圆孔内双面透雕一游龙，两面饰浅浮雕涡纹。龙昂首挺胸，曲身卷尾，四爪着地有力，好像正要努力挣脱圆孔的束缚一样，造型生动传神。
凤纹牌形玉佩
双面透雕，构图充满动感，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对称手法。长方框的下端原已折断，特制两个H形的小金桥连接。
龙凤纹重环玉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其中，玉器就有两百多件，是中国汉玉的一次空前发现，其造型工艺都极为精美。
装饰用玉在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之中所占比例最大，品类也多，其造型设计和雕镂纹样都极为精美。11套组玉佩和58件玉剑饰在装饰用玉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极为突出。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是一件装饰玉器，堪称国宝。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土沁呈黄白色。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和尾羽上下延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后爪为了不破坏与卷云纹“呼应”的效果，不表现其尖锐的爪子，因此形成了整体的和谐感。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喃喃细语，妙韵天成。龙凤相对，寓意吉祥。
这块玉佩玉质圆润，工艺制作精美甚至完美，龙凤造型简约又符合美学标准，运用的卷云纹是当时的“流行”纹饰，龙居中、凤居侧的安排又表现出汉代开始以龙为主的观念。
这件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是汉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足以代表西汉玉器工艺的巅峰水平。
龙凤纹重环玉佩的器形图案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
韘形佩饰
青玉，垩白色，局部剥蚀。中部隆起较厚，四面斜收；背面上部平整，下部深凹。两面皆刻流云纹。两侧均有镂空附饰。出玉衣右腿外侧。
这类韘形佩应属佩饰，虽然在战国墓中与韘（射玦）同出，但两者装饰和功用各异。从出土位置观察，看不出这五件佩饰与墓主的组玉佩之间存在组合关系，它们应是单独佩戴的。
韘是射箭时戴在拇指上的弦钩用器。韘形玉佩饰从实用的玉韘演变而来，是汉代非常流行的佩玉，也称为“心形佩”，男女均可配用。
部夫人组玉佩由5件玉雕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涡纹璧、玉舞人、玉璜、玉觽等。
延伸阅读:
南越王墓玉器分布情况及其内涵研究
泰夫人组玉佩
泰夫人的组玉佩由4件玉雕组成，自上至下依次为方形玉佩。透雕龙凤纹璧、谷纹璧、涡纹璜。
左夫人组玉佩
由7件玉饰组成，自上往下依次是蒲纹玉璧、玉玦、玉璜、花蕾形玉佩、玉璜、韦枼形珮、玉璜。
左夫人组玉佩(局部特写)
右夫人组玉佩A
组王佩是一种较复杂的佩饰。右夫人有两套组玉佩，这是A组，一共由3种不同材料的20个器件组成，组合复杂。自上而下依次是：连体双龙佩、两件玉环、三凤涡效璧、玻璃珠、十颗金珠、五件玉璜。
连体对龙佩的构图是二龙探爪张口攫物的形状，极富动感，正中间是一个花蒂形的物件。三风涡效璧的构图是三只凤鸟偎依在璧上，凤鸟大小不一，姿态各异。五件玉璜分为三种，玻璃珠下面的那件透雕四条龙，中间两件磺的两端都雕成龙头状，最末端的两件磺只在器身雕刻涡纹。
南越王墓中出土组玉佩11套，以南越王和右夫人的这一套最为精美。
右夫人组玉佩A(局部特写)
右夫人组玉佩A(局部特写)
右夫人组玉佩A(局部特写)
右夫人组玉佩（B组）
这套组玉佩由七件玉雕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两件透雕玉环、玉舞人、两件玉横、玉管。
小玉环双面透雕龙纹，大玉环双面透雕两龙两兽，互相缠绕，最下面的为二龙合作玉璜。玉佩中间为一个圆雕玉舞人，工匠将舞女长袖飘飘、扭腰摆臂的瞬间定格，极为传神。墓中共出土玉舞人5件，通过这些玉舞人我们可以知道，南越宫廷舞蹈中流行的还有汉式舞蹈。最下面的玉珍雕成二龙合作状。
右夫人组玉佩B组(局部特写)
景巷令组玉佩
组玉佩由3块玉璧、2件玉璜、2件玉环和1个鎏金铜环组成。
东耳室殉人组玉佩
组玉佩的巅峰之作，无疑是墓主人的组玉佩，令人叹为观止。
墓主组玉佩
长：60厘米
组玉佩又叫玉佩组饰，是贵重的装饰品。南越王墓出土组玉佩11套。南越王的这一套最为华丽，出土于玉衣胸腹间，覆盖于组玉璧之上。因穿系组佩的丝线（或丝带）已朽，器件散开，并有移位。这串组玉佩由三十二件玉、金、煤精和玻璃等不同质料的饰件组成。出土时，自领头的第一块璧起，至最下的一件玉套环止，长约60厘米。复原就是依这个长度，并按各饰件的出土位置为根据的。
墓主组玉佩以双凤涡纹璧、透雕龙凤涡纹璧、犀形璜、双龙浦纹璜4件玉饰自上而下为主件。中间配以4个玉人、5粒玉珠、4粒玻璃珠、2粒煤精珠、10粒金珠，玉套环居于最末端，形成一套大小有别、轻重有序、色彩斑斓的华贵配饰。
墓主组玉佩(局部特写)
墓主组玉佩(局部特写)
墓主组玉佩(局部特写)
墓主组玉佩(局部特写)
墓主组玉佩(局部特写)
墓主组玉佩(局部特写，另一面拍摄)
墓主组玉佩构件示意图
玉剑饰
玉剑饰即是精美的玉器装饰在兵器铁剑上的一种饰物，这种装饰有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璏（wei）、玉剑珌(bi)的宝剑，古人名为玉具剑。
从现有的考古出土资料来看，玉、剑结合物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战国晚期，四样俱全的玉剑饰逐渐形成，到了西汉这种玉剑饰就成了王公贵族佩剑上的重要装饰品，也成为当时社会一种身份的象征。玉剑饰的材料主要是以玉为主，包括玉剑首、玉剑格、剑鞘上带扣和鞘末玉饰四种。汉代的玉剑饰在战国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造型比战国时期的略高，边角抹圆也更加明显，有的甚至出现了镂空的工艺，这在玉剑饰的历史上还是前所未见的。汉代玉剑格的纹饰多以兽面纹为主，同时还流行一种高浮雕的蟠螭形象。
延伸阅读:
汉代玉剑饰鉴赏
玉剑饰
在西耳室的一个漆盒内放有用朱绢包裹的剑饰43件，按剑首、剑格、敛珌、剑璲四件一套可分为8套。主棺室出有5把玉具剑，所附剑饰共15件，两者合计达58件。它们均用青玉雕琢而成，运用透雕、线雕、浮雕等技法，雕刻出螭虎、瑞兽、鹦鹉等，这些剑饰将质地、造型、寓意完美结合起来。在同一墓中出土款式如此众多、构图奇巧、工艺高超的玉剑饰，堪称为汉代剑饰艺术之冠。
精美绝伦的玉器告一段落，下面来看南越墓出土的兵器和车马器
铁铠甲(下)及复原件
在古代甲是指士兵穿的护身衣，胄指的是头盔。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铁甲和秦始皇兵马俑中的一种骑兵俑的戎装几乎完全一样，有甲无胄，无袖，无领，肩无搜膊装束，手无护甲的遮掩。说明南越国时期军队中仍保留了秦朝骑兵服的式样。
这件铁甲锈蚀严重，经测定，它重9．7公斤，其用甲片709片。这种轻型铁甲既能护身，又有利于保持灵活性，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铁铠甲大致一样，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穿用的。
铁铠甲
铁铠甲的复原件
延伸阅读: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铁铠甲的复原
铁剑
这是在南越王身体两侧发现的10把铁剑，每侧5把，每件都有一米多长，最长的一把长一米四六，是目前所见西汉时期最长的一把铁剑。铁剑有5把镶嵌着玉剑具，是玉具剑。出土的时候，这批铁剑都有丝绢裹着，锈蚀严重，剑身与剑鞘不能分离。
南越国有较强军事实力，南越国军队的装备以铜兵器居多，铁兵器主要为将官使用，南越王墓出了大量的铜铁兵器，南越王赵眜就身佩十把铁剑，正是南越国尚武精神的体现。
铁剑(局部特写)
在主棺室中，身穿玉衣的墓主人身体两侧各佩有5把装饰华丽的剑，除此以外还有5把剑放在墙边，每一把都用丝绢裹缠。
经过清理，10把宝剑渐渐露出了它们的庐山真面目。这些剑，有的镶金，有的嵌玉，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一柄特长的铁剑，竟有146厘米长，这是迄今见到的汉代古剑中最长的。
据史料记载，汉朝出于防备心理，一直限制铁器贸易。而且，吕后还下令绝对禁止任何铁器流入南越国。可如今，在南越国君的大墓竟出土了如此多的宝剑，这就给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看来，距今2100多年的南越国，已经有了成熟的铸铁技术，在历史的记载背后，还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
根据推算，专家得知墓主人赵眜身高约170厘米。但是，这柄南越王铁剑足足有146厘米。如果用于杀敌或者防身，不要说挥洒自如，就连拔剑出鞘也很困难。
公元前137年，年近百岁的南越王赵佗去世。他的次孙赵眜即位。不久，邻近的闽越国趁赵眜立足未稳，发兵攻打南越国边邑。
汉朝有制度规定，各诸侯、藩国之间不得相互攻击。因此，赵眜没有私自应战，而是火速上书朝廷求救。
汉武帝立即派兵从会稽、豫章南北两路夹击闽越国。闽越王的弟弟见事不妙，没等汉军入境就反戈一击，杀了自己的哥哥，收回了攻打南越国的军队，亲自向汉朝请罪，汉军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
就这样，十分得意的汉武帝又生一计，他下令出征的将军唐蒙、严助分别出使，要南越国国君赵眜来长安，当面向汉武帝谢恩。
其实，赵眜心里十分清楚，他一入安必定有去无回，个人安危倒在其次，可南越国的千千万万百姓恐怕性命不保。但是如果不去，必定也会招来汉朝大军。
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赵眜只得忍痛，送太子婴齐入汉朝，自己则称病，留在了南越国。太子婴齐一去就是十几年，每日为汉武帝站岗放哨，一直被扣留在长安宫中。
婴齐走后，赵眜十分难过。面对父子分隔，儿子受苦的消息，他只能依靠铸剑，来寄托着南越国的威武强大；凭着铸挥舞利剑泄忿，找寻进军汉朝快感。
传说，一日赵眜下令，要工匠铸造一柄齐肩头的长剑，来警示自己。其实，赵眜亲信的大臣知道，太子去汉朝时，身高刚刚到父亲的肩头，看来，赵眜已经把对儿子的思念，全都寄托在了日夜铸造的南越王铁剑上了。
铁剑(局部特写)
铁剑(局部特写)
铁剑玉饰
精彩视频
国宝档案:南越王长剑
铜剑
出自西耳室、是战国楚式剑，全长49.3cm，有木剑匣，出土时已朽，为墓中推一的一把青铜剑。
磨剑石
4件砾石与铜剑同出，或为磨剑所用。
南越王铁剑与其它汉代出土长剑的长度比较
铜矛和铁矛
南越王墓出土了7件铁矛、1件铜矛，所附铜墩多为鎏金或错金银。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铁戟
铜戈
戈、矛和戟是古代十分常见的兵器。戈用于钩杀，矛用于冲刺，而戟将戈与予的功能结合起来是一种既可刺杀又可钩杀的双重性能兵器。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三种兵器基本保留着战国兵器的特点。东耳室出土了一件有铭文的戈，上面有“张仪”等刻字，说明了这件戈是秦惠王四年由秦国的相国张仪督造的，由于秦统一百越而到达岭南地区，随后成为南越国的王室文物，成为礼仪场所的仪仗之器。是一件秦平岭南地区的重要历史物.
兵器构造图
铜弩机
弩是秦汉时代一种具有远程杀伤力的先进武器，它始创于战国，有板机和瞄准器。扣动扳机，就可以将箭发射出去，有的弩还可以连发。当时弩的最远射程约260米。南越王墓出土的弩多达15件，弩机在这一时期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
铜弩机
箭镞
南越王墓共出土箭镞883件，放置在竹筐里，有的带有倒刺，有的铸有血槽，有的还淬过毒。
铅弹丸。
南越王墓共出土铅弹丸541颗，分为大小两种，铅弹丸比石弹丸重，更有杀伤力。可能是用弹弓之类的武器发射的子弹。如此种类繁多的武器出土说明了南越国的尚武精神。
弩机与箭簇结构示意图
下面介绍一组车马仪仗文物
错金银伞柄箍。
墓中出土了8件伞柄箍，有的镶金错银，花纹图案精致流畅。
盖弓帽
盖弓帽是车顶伞盖的配件。南越王墓共出土铜盖弓帽192件，其中银的6件。
鎏金铜冒
鎏金铜冒或称舆冒饰，墓中出土2对，器表鎏金，用来固定在车厢主体上。
鎏金铜帽
鎏金铜环
车饰位置图
圆箍形铁锏(左)，鎏金铜车軎(右)
鎏金圆筒形衡木饰
兽纹鎏金铜当卢
当卢是一种放置在马的额头中央偏上部，也就是马鼻革与额革部位交接处的饰品，呈叶状。
带刺铜衔
古代驾驭马匹的用具，流行于商代至汉代。铜制的马衔流行于商代晚期到战国初期。马衔用以横勒马口，叉称勒，俗称马嚼子，形状为两节套接的铜条。铜条都是中间细，两端粗，两端有穿孔。一孔用于两节铜链套接，另一孔在马面颊的两侧镶用于连接两侧的镳。
铁衔镳
衔镳为车马器，衔为两环相套，镳内侧平直，与衔相交处有两个半圆形穿，外侧略呈半圆形状，一头呈环状，另一头饰兽面纹。
熊形铜节约
节约是车马器，十字形，管状中空，中穿绳以控制马架车。节约，本身就有节制约束之意。
我国古代马车的发展历史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周礼·春官·巾车》中有对各种类型的车和乘车之礼的记录;《考工记》中有“轮人”、“舆人”、“辀人”、“车人”的记载。作为马器的“节约”,同衔、镳、当卢、铜泡等一样,商代晚期已有铸造。考古发掘中从车马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马器,包括节约,这有裨于学者们对马器的研究。现在对马器的研究多从其形制演变、功能作用、名称来源等角度进行,或进而探讨古代车的发展历程,或昭示其中体现的文化涵义。在马器的研究中,较多涉及的有衔、镳、当卢,而对于节约的探讨很少。
泡钉
马饰位置图
鎏金铜络管饰
铜带扣
蟠龙纹仪仗鎏金铜饰
虎节
节，是古代用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信物，是我国古代使者所持的凭证。目前我国已出土的节有：管形节、龙节、虎节等。这些节多出土于湖南、湖北、安徽等楚文化区域。
这件虎节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
它用青铜铸成扁平板的老虎的形状，虎成蹲踞之势，虎口大张，尾部弯曲成“8”字形。虎身上的斑纹铸有弯叶形浅凹槽，内贴金箔片，双面共用60片。虎眼、虎耳均由细金片勾勒出。
在虎节的正面有错金的铭文“王命命车途”，从铭文可知，它是一件调动车马的信符。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虎节，从文字、纹饰等方面看，与楚文化有渊源关系。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错金虎节。
虎节(背面)
虎节(侧面)
下面开始介绍南越王墓出土的各类生产工具
铁锸(左)和铁铲(右)
铁锄(左)和铁镰刀(右)
禾花雀残骸
在南越王墓出土德一个容器里，专家还发现了200多只禾花雀的残骸。禾花雀不仅肉味鲜美细嫩，可以用来红烧、烧烤和煲汤，还有着很好的药用价值，能够强精健体，是中国古人喜爱的野味之一。
专家在南越王墓发现的这些禾花雀，都已经洗净脱毛，并且被剁去了头脚，随时可以用来或煮或炸或烤，烹饪出不同口味的佳肴。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些食材，数量众多，品类丰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所不包。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地处南方的岭南地区，有着更加丰富的食物资源，其饮食方式也不同于中国北方，显得更加另类多样。正如中国南宋人曾经惊叹的那样，中国古代岭南人有着“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的饮食风俗。
这些品类丰富的岭南食材，既可以用来蒸、煮、煎、炸各种美食，又可以用青铜烤炉，实现烤、炙、炮等烹饪方式，为南越王赵眜制作出各种令人惊叹的美味珍馐。
铁鱼钩
陶网坠
渔网上的陶网坠使用方式
贝壳(铁耳状耳螺、沟纹笋光螺、青蚶、河蚬)
在南越王墓主棺室的后面，有一个4平方米的后藏室。专家发现，这里的地面上有很多散落的碎木炭和几只暗淡无光的耳螺壳。经过仔细寻找，专家在很多陶罐里，发现了大量动物的残骸。经古生物学家分析，这些陶罐里装的灰白色的动物残骸，多数为海鲜，主要有贝类，如耳螺壳；鱼类，如大黄鱼；龟鳖类、虾类等14种海产品。除了这些，还有大量牛、羊、猪、鸡、等禽畜类动物。
从地上散落的耳螺壳来分析，专家认为，这些动物随同南越王入葬时，很多都是鲜活的，地面上这些耳螺，显然是从陶罐里爬出来以后慢慢死去的。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黄鱼、鲂鱼、鲤鱼骨骼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花龟残骸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中华鳖残骸
船纹提筒
提简是古代越族储酒的器物。墓中出土大小不一的提筒共9件，随葬时大小相套。这是最精美的的一件。简身有四组船纹，反映的是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船体明显绘出甲板，船内分舱，隔成5舱或6舱，满载战利品，其中的一舱内满是铜鼓，铜鼓是古代越族部落权力的家征。图上还绘有海龟、海鱼和海鸟，并有“羽人”战士手提敌人首级或执宰俘虏等情形，这是目前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上有人认为它展示的是祭河神的场景。
船纹提筒(局部特写)
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本件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
船纹提筒(局部特写)
铜壶
铜印花凸板
在西耳室出土的两件印花铜板模，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套丝织物印花工具。它由大小两件凸板组成，背面均有穿孔的小钮用以穿绳，便于执握。大的为主纹板，形如火焰；小的为定位板，象一个“人”字。出土时，它的周围有大量的碳化丝织物，纹样与板模一致。值得说明的是，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两件印花纱，和南越王墓这套工具纹样相似，说明了越、楚两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传世及出土的实物看，印花板的使用多见于公元7世纪以后，而这套印花板的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所以它在中国纺织印染业以及世界科技史上有重要的价值。
丝织物残块
南越王墓出土了成批丝织物和印花凸板，说明南越国应该有丝织品的生产，并且还有十分先进的彩色套印印花技术。这些丝织品，更多已碳化，但织物的组织结构在20倍放大镜下清晰可见，套印的花纹、色泽也大致可辨。丝织物品类大致有绢、罗、纱、织带等六大类二十多种，品类繁多，数量巨大，墓中的许多器物也用丝绢包裹，耗费惊人，显示南越国当时已有了官办的织物作坊且有相当产量。
下面开始介绍南越王墓出土的生活器具
骨雕天鹅
出土于包裹绘画铜镜的绢物残渣中，是器物上的装饰物。
绘画铜镜
南越王墓出土的绘画铜镜共有四面，仅这一面作了去锈处理。这面铜镜直径达41厘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铜镜。
铜镜绘画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绘卷云纹图案，外区绘人物，使用的颜料有白色、青绿等。绘画内容是两人跨步弓腰击剑，两侧数人袖手旁观的图案。其绘画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画相似。
带托铜镜(镜背)
带托铜镜是一种复合镜，由镜面和镜托两部分组成，镜面和镜背分别铸造，再用粘合剂将它们粘合在一起。镜背用鎏金、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手法装饰，制作精细。经化验，这面铜镜镜面的含锡量高，使铜镜的反光度强，但易碎裂。镜背的含锡量很低，含铅量高，质软，在没有柔性金属铸造的时候，这种刚柔相合的办法，实在是一种创举。山东临淄也出上有一件类似的铜镜。
[带托铜镜(镜面)
赵胡与南越国的衰败
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持续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形成了。至此，北至长城，南到长江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尽入秦帝国的版图。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帝派遣任嚣与河北正定人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展开对百越的进攻。由于此时灵渠已开凿成功并交付使用，任嚣、赵佗率领的秦军凭着畅通的灵渠运输条件、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征伐。秦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瓯地区，今越南中、北部的雒越地区，战争最终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始皇帝把岭南地区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并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为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秦王朝将占据岭南的秦军留下来，与越人杂处，并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任命任嚣为南海尉，掌管三郡军政事务，赵佗出任龙川县令。
秦亡，楚汉相争，赵佗赵机在南越称王。关于赵佗何年称王，《史记·南越列传》未载，只是说：“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南越王赵佗不疾而终，享年101岁。
赵佗去世后，因其长子早亡，由年轻的王太孙赵胡继王位。初继位的赵胡按祖父赵佗遗嘱，与丞相吕嘉将其葬于都城番禺城外的群山之中。据史料记载，安葬赵佗遗体时，多置疑冢，发葬的灵车从番禺都城四个城门同时而出，四具棺柩一模一样，下葬时又棺棚无定处。除丞相吕嘉和赵胡等少数几人，其他人全然不知南越王赵佗棺柩的下葬之处，赵佗的真正葬所遂成为千古之谜。
送别赵佗亡灵之后，吕嘉向着赵佗长眠的城外山岗悄然跪下，抚胸顿足大呼道：“天邪!圣王一去，从此南越国将不复存在矣!”吕嘉不幸而言中，赵佗归天，确实给这个号称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带来了厄运。表面上臣服南越王室的闽越国，趁赵佗亡故，新君刚立，竟悍然发兵侵略越、闽相倚边界的蒲葵关，并向南越国境内逼进。
闽越王国位于南越国的东方，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秦汉之际，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东及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西则直达赣东北等地，以今福建省境内为最多。面对闽越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新继位的赵胡身穿孝服临朝，同臣僚们紧急磋商御敌方案，颇具文韬武略的吕嘉果断表示：“发兵击之!”此计得到了文武百官的拥护，赵胡则不听此计，坚持认为应禀报汉中央朝廷，并请其派兵击之，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众臣僚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位新主给汉王朝发出了求援书。汉武帝得书，将计就计，立即传诏，发兵征讨闽越。闽越国统治者闻讯，大骇，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而降，“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汉军停止进攻，上报汉廷，汉武帝下诏立余善为闽越王。
在这场战争中，南越国既未损己之兵，又使敌军退却，似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却不知已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闽越臣服汉廷并从蒲葵关退兵后，汉武帝令汉廷命官严助赴南越国都城番禺传谕。严助到达番禺，赵胡听后顿首，认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表示了对汉的感激之情。当严助接着传谕让赵胡入汉廷亲自向皇帝谢恩时，赵胡这才回过味来，大惊失色。面对诏令并慑于汉朝廷的威势，赵胡不敢拒绝，同时又怕一旦进入长安，有去无回。情急之中，只好和几个近臣商量，称自己本愿同严助一同入朝晋见天子，以示谢恩，无奈自己继位时间不长，身体多病，不能去往长安，待病稍痊即去云云。为表示自己的诚意，赵胡特命太子赵婴齐跟严助一同赴长安为皇帝“宿卫”。严助不便强求，只好带上太子赵婴齐返回长安。
严助走后，面对臣僚的进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入朝晋见，心中怨恨，便利用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不幸应验了。
后来，丞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入朝后，萎靡不振，元气大伤，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王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一点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谥为文王。其子婴齐继位，未久病死，太子赵兴即王位。随着朝野矛盾不断加深，南越国丞相吕嘉起兵杀死赵兴与太后，另立婴齐与越妻所生的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此时的汉帝国已进入了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面对南越国的衰弱与内乱，汉武帝决心借此机会以武力扫平荡尽。
元鼎五年秋，汉武帝刘彻下令调遣部分粤人及江淮以南地区楼船将士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在汉军的凌励攻势下，南越国军队纷纷溃败。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南越国全部平定。此时，汉武帝正出行至左邑桐乡，欣闻南越国已破，传诏天下，以左邑桐乡改名为闻喜县。至此，在历史上存在了5世93年的南越国宣告覆亡。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偏安一隅的下场，想当初如果赵佗服从秦廷的诏令，以南越军团与长城军团南北夹击渐成气候的西楚霸王，随之加入涿鹿天下的行列，谁知道天下又是谁的，何况那时候刘季还只是街边阴沟里的老鼠，历史没有假如。。。。
复合铜镜说明
“十”字形龙凤纹铜镜
方连四龙纹铜镜
方连龙凤纹铜镜
连弧纹铜镜
[缠绕式龙纹铜镜
[四山纹铜镜
[缠绕式龙纹铜镜
六山纹铜镜
直径：21厘米 这面铜镜出土于西耳室，三弦钮。以六个“山”字为主体纹饰，以浪花形的羽状纹为地纹。“山”字是战国时楚国文字的写法，和今天的汉字类似。用山代表高山，可能寓有长寿之意，“山”字镜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多种，以六山镜最为少见。“山”字纹镜是典型的楚式镜，说明南越和楚地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菱花纹铜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