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阿拉萧哉尧当，
何当琼里迷中，
理塘宫里来游……”
藏族歌手容中尔甲的天籁之音，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青藏高原，这首名为《仓央嘉措情歌》的曲子，歌词据说来源于遥远的古代，其大意为：
“天上洁白的仙鹤，
请把翅膀借我，
不会远走高飞，
到了理塘就回……”
似曾相似？您猜的没错，上面就是前面提过的那首“求汝云间鹤，借翼一高翔。飞行不在远，一度到理塘”的另一种翻译，其作者自然也是同一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其实，仓央嘉措并非他的本名，而是其上师五世班禅为他授戒后起的法名。这个后来被称为仓央嘉措的孩子，据考证于公元1683年生在今天已被印度占据的藏南的门隅，如同历史上许多具有神奇故事的人物一样，传说他诞生时出现了许多祥瑞的征兆，小时候也异常聪明，从三岁起就能写字诵读，并自制献给神佛的供品，给派人寻找五世达赖灵童的西藏摄政桑结嘉措，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据说，当时围绕这个被认为是转世灵童的孩子的归属问题，西藏和不丹方面曾争夺得十分激烈，最后迫于桑结嘉措所施加的军事压力，不丹法王不得不放弃了绑架灵童的企图。
被桑结嘉措迎入拉萨后，在家乡自由自在惯了的仓央嘉措，很快便难以忍受木偶般的傀儡生活和无休止的清规戒律，遂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游历以及诗歌创作中。做为一名宗教领袖，其作品竟然以情诗为主，自然在西藏僧俗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
传说，这位年青的神王兼诗人秉性多情，常常偷偷溜出布达拉宫，跑到民间与情人幽会，而民间对他也颇为欢迎，那里不仅有他仰慕的姑娘，而且还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佳作频出。
当年，几名欧洲传教士曾来到拉萨传教，从而留下了西方关于仓央嘉措最早的记录。但是，对于这些禁欲到自虐的狂热神父们而言，放浪形骇纵意花丛的仓央嘉措简直就是欲望的化身，一个无可拯救的堕落之人。
在写给教廷的信中，他们以非难的口吻形容这位年轻的异教徒领袖如何酗酒、赌博、举止粗俗，而且似乎还是个男女通吃的双性恋：“少女，已婚妇女或者任何不分性别的容貌姣美之人，都难逃脱他肆无忌惮的淫荡。”
但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如此，他还是深受西藏人民的爱戴。他们认为他违反教规是受到神灵的启示，来检验他们的忠诚。”
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仓央嘉措写的那些看上去相当暧昧的诗歌，许多藏族百姓甚至包括不少高级僧侣，都坚持相信它们并非炽热的情歌而是隐晦的道歌，里面深藏着妙不可言的佛学哲理，自己的宗教领袖并非如凡夫俗子般沉浸情欲，更不会破戒，他不过是在花丛中体验“色即是空”的境界而已。
根据一些民俗学者的研究，在传统上，旧时的西藏世俗家庭对女儿与大活佛发生亲密关系其实并不排斥，反而颇为自豪，也许认为这样就可以沾染上活佛的一些神性吧，他们甚至会把自家房子的外墙整个刷成黄颜色以示炫耀——在繁华热闹的拉萨八廓街上，至今还保留着这么一座黄房子，里面是一家藏式餐馆，当看到它的店名“玛吉阿米”，您也许会再次感到似曾相似吧：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的月亮，
玛吉阿米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中……”
关于仓央嘉措的生死之谜，同样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已经在青海湖畔被政敌杀死，上面那首便是他的绝命诗，有的却说他成功逃脱，最后归隐于五台山或内蒙阿拉善。
姑且按照传统说法，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这位在西藏政治斗争中被剥夺了统治权的上师，年仅23岁的生命终结在青海湖流放途中，客死异乡。在仓央嘉措的最后时刻，派来执行这死亡任务的刽子手问他是否有什么遗言要留下，他于是吟诵了一首生命的绝唱：“求汝云间鹤，借翼一高翔。飞行不在远，一度到理塘。”
后来，藏地僧侣们正是根据他这首绝命诗中的指示，终于在理塘境内找到了其转世灵童，他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噶桑嘉措。
噶桑嘉措，这位达赖喇嘛一生坎坷，其经历甚至可以说波澜壮阔。与许多历史上的大人物一样，据说噶桑嘉措在公元1708年出生时，身边也出现了许多稀有相状和多种神奇景象，比如右臂上长有形如法轮的胎记。因此正在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黄教僧俗信徒坚持认为，他就是仓央嘉措的真正化身，并不承认拉藏汗废黜仓央嘉措后自立的达赖喇嘛。
为防止拉藏汗的迫害，噶桑嘉措从幼年起就随父亲索南达结离开家乡理塘——现在属于四川的理塘当时还在西藏地方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开始到处东躲西藏，父子两人此后主要在四川青海交界的德格等地生活，并得到了当地强大的德格土司的保护。
后来，当噶桑嘉措执掌了西藏政教权力之后，他厚报了当年帮助过他们父子的人，西藏当局对德格土司大力嘉奖，并颁发给他在藏区内长享特权的凭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德格土司并非黄教格鲁派信徒，而是信仰萨迦派即俗称的花教，但这种宗教差别对于土司老爷那个灵活的头脑来说，显然并不构成障碍。
据说，做为一个头脑精明野心勃勃的男人，噶桑嘉措的父亲索南达结在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尽力渲染少年噶桑嘉措的神奇事迹，向世人宣布他的儿子就是仓央嘉措无可争议的转世灵童。事实证明，这场宣传战搞的相当成功，人们渐渐都相信了他的话。
到达青海后，噶桑嘉措父子立即被敌视拉藏汗的和硕特蒙古王公们奉为上宾。以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为首的一干青海首领，甚至特意于公元1715年晋京为噶桑嘉措请封，并斥责拉藏汗立的达赖是假货，他们上奏康熙说：“理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其从前班禅呼土克图及拉藏汗题请安置禅榻之胡必尔汗是假。”
“胡必尔汗”在汉文史书中又写做“呼毕勒罕”或“呼必勒罕”，这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大意是“转世”或“化身”，清朝史料称“（大活佛）将死则自定托生处，其弟子往奉以归，谓之呼必勒罕，如汉语称转世化生人”。在这里，蒙古王公们所说的“胡必尔汗”，无疑指的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噶桑嘉措。
拉藏汗得知后，立即向青海派出了刺客，而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人则针锋相对，把噶桑嘉措严密保护起来，同时暗中调兵遣将，打算以护送真正达赖喇嘛复位的名义，发动直指拉藏汗的圣战。最后在清军的武力干涉下，这场预谋中的和硕特内战不得不偃旗息鼓不了了之，此事在前面已经讲过。
尽管为了表示对拉藏汗的坚定支持，康熙皇帝已经册封了其新立的所谓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但这位一代英主心里其实一清二楚，事后他并没有为难噶桑嘉措父子，反而命人将他们迎到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加以供养保护并赏赐颇丰，事后证明，皇帝未雨绸缪之举真的是非常必要。
噶桑嘉措八岁时，位于准噶尔汗国突然偷袭了拉萨，他们打着复兴黄教的旗号，宣布要为不幸的仓央嘉措复仇，并谎称得到了真正的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支持，很快杀死了不得人心的拉藏汗并废除了他所立的那位六世达赖，但由于清军事先的周密保护，事先潜入青海的准噶尔小股部队根本无法接近噶桑嘉措，劫持真正的达赖喇嘛的阴谋破产了。
康德不是说过吗：“为了道德的缘故，我们有必要假定上帝的存在。”尽管不可能知道在自己死后才出生的康德是何方神圣，但康熙的行为却证明，他显然有智慧和能力来深刻理解这句名言。皇帝决心将藏族人心目中的上帝——达赖喇嘛所能发挥的价值最大化，为此，他精心制订了一系列措施来尽可能彰显这位年幼神王的号召力，而这些措施事后证明都相当行之有效。
一到达青海，大将军王便代表皇帝向蒙古王公们宣布：“唐古特卫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法教，原系乃祖顾始汗所设。今准噶汗弑拉藏汗，离散番众，尔等前称里塘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愿置禅榻，广施教法，今唐古特人民及阿木岛喇嘛如尔言，皇上为安藏汗，遣大兵送往唐古特，尔等宜率所属兵或万，或五六千人从往。”
这里，“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即噶桑嘉措的异译；“瑚毕勒罕”则是“呼毕勒罕”的异写，前面说过，该词说的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是指噶桑嘉措。“唐古特”在这里指的是安多地区，也就是青海甘南藏区，大将军王这段话的意思，一是呼吁青海和硕特蒙古人为自己的亲戚拉藏汗复仇，二是宣布朝廷已经承认噶桑嘉措的转世灵童身份，三是号召蒙古王公们随清军一起护送达赖喇嘛返藏，而最后这点尤为重要，它直接将清帝国与准噶尔之间的世俗战争，转变为整个黄教社会都必须尽义务参加的喇嘛教圣战。
公元1719年春天，大将军王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专程来到青海塔尔寺，拜会了居住在这里的小达赖，胤祯事后在给父亲的奏章中写道：“臣亲率子弘曙、弘智、弘曦，前往古木布木庙。小呼毕勒罕于五里处支起凉棚，全庙喇嘛来迎，两旁列队，敲击金鼓，吹喇叭唢呐，举伞迎之。臣拜佛完竣，往呼毕勒罕坐之禅房，呼毕勒罕亲迎出大门，叩请皇上安，献哈达。继而大臣等相互问好，谦恭执手，进入其禅房。”
这是说，小达赖对代表皇帝而来的十四阿哥相当恭敬，招待的礼数相当周到，不过，也许是心里没谱，也许是自重身份，噶桑嘉措大概仍在待价而沽，他并没有向胤祯下跪，双方基本上执平礼相见。
“臣向小呼毕勒罕曰：我来之时，皇父命我拜会于尔。我不晓呼毕勒罕本身与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真伪，众既然皆称尔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呼毕勒罕升座，我即以礼会见。呼毕勒罕语：大将军王，乃文殊菩萨大皇帝之子，亦菩萨也。我乃一小儿，岂敢受礼。请王坐床等语后，臣云：尔呼毕勒罕为黄教，披裁袈裟履行佛礼，遵旨向尔致礼，我务以礼待尔。小呼毕勒罕语，大将军王乃主人，我本不应受礼。惟大圣主既有旨，我欲站立而言。”
这是说，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大将军王并没有立即肯定噶桑嘉措的达赖身份是天下独此一份儿，而是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你是正品行货，那我就先过来瞧瞧。小达赖则不仅放低身段，还让十四阿哥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菩萨。一番互捧之后，大家彼此又谦让了一番，既然双方都是神仙，那接下来就好谈多了。
“臣率子弘曙、弘智、弘曦礼拜，献哈达。小呼毕勒罕合掌躬腰受之。于呼毕勒罕坐床旁陪置一床让坐。小呼毕勒罕询曰：荷蒙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旨，大将军王沿途好行否？抵至西宁，水土适应否？臣云：仰皇父之福，沿途我本人以至兵丁均行走安好，抵至西宁，水土均适宜。呼毕勒罕尔至古木布木庙以来，水土适应否？呼毕勒罕曰，仰赖大圣皇帝之福、三宝佛之恩，身安无恙。”
这段都是客套话，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如此这般。
“臣又询问呼毕勒罕，皇父为弘扬黄教，俾众生安居乐业，命我为大将军遣之。我之来事，如何为之？呼毕勒罕云：我乃一小儿，并无教养，何以知晓？我思之，大将军王蒙大圣主重旨，既临边疆，黄教自此即可速定。众生自此永获安居乐业。”
终于接触主题了，大将军王试探噶桑嘉措的想法，确实有求于人的小达赖终于亮了底牌，他干脆承认，俺就一半大孩子，啥都不知道，一切全凭您安排，您打哪儿我指哪儿，您说往东我决不向西，这个表态显然让胤祯相当满意，他大概就此做了决定，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地位。
“言后，敬茶、果品等物。呼毕勒罕献礼表忠，再三告称：为增大圣皇帝万万岁之寿、大将军王成就大业之喜，献释迦牟尼利玛佛一尊、阿玉希利玛佛一尊，及舍利、额尔德尼利鲁、念珠、马一百匹，驼十峰，献三位阿哥释迦牟尼利玛佛各一尊、舍利、额尔德尼利鲁，马各十匹，以做为礼物等因，臣为增皇父万岁之寿，既已献礼，仅将佛受领之。出来之时，小呼毕勒罕陪同送出。翌日，臣以黄红蟒缎各一匹、绸七匹，著侍卫等赍送小呼毕勒罕。谨此奏闻。”
为了以后有了熟人好办事，临别前，噶桑嘉措搬出一系列干货，殷切盼望十四阿哥笑纳，但胤祯为避嫌疑，仅象征性地收取少许，第二天又回了份礼。这份奏章至此结束。
对儿子写的这封信，老皇帝很快做了批示：“知道了，自西方来叩请此呼毕勒罕之众甚多，勿忘勤奋打昕消息以奏闻。惟恐有欠询问。”显然，这个新灵童深孚众望，而康熙也极其重视他，让胤祯多加注意，生怕有什么闪失。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四月二十日，黄道大吉，大将军王为噶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小达赖的父亲索南达杰（这里写做‘索诺木达尔扎’）、罗布藏丹津为首的青海蒙古王公以及塔尔寺的喇嘛们汇聚一堂，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好不热闹。胤祯在两天后写给父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册宝金轿至社刚庙，新呼毕勒罕在大门跪迎，读敕封达赖喇嘛册文，新呼毕勒罕右向站立，青海王台吉等，索诺木达尔扎并大喇嘛向上跪听圣旨，宣读毕。齐册宝大臣亲自恭举，呼毕勒罕接受。”
如果这段记述可靠的话，达赖喇嘛显然对与皇帝圣旨等同的“册宝”也就是达赖委任证，是主动下了跪的。支持者认为，对于达赖这个姿势所代表的臣服含义，显然不用做过多解释；但反对者大概也能从这段文字中找出自己的理由，因为到了正式宣读委任证书内容的时候，达赖又重新站了起来。
“呼毕勒罕跪领寿所赏茶壶等物，将绸子亲枧赏交，达赖禀称：圣主满洲大皇帝推广黄教，以安众生，小人来至库木布木庙住学，我以下小喇嘛等，感受养育厚恩，小人不分昼夜，惟祈瞻仰圣主满洲大皇帝天颜，因我年幼生身，又无才学，未能仰瞻圣颜，实深愧对圣主满洲大皇帝推广黄教，以安众生，先册封大喇嘛印，颁赐金印，册封达赖喇嘛，送往西藏，喻以龙狮名号。圣主满洲大皇帝派遣阿哥王亲领大兵送往，此养育天地高厚恩施，小人实不敢当，惟有至吐伯特地方想喇嘛并平民传布圣主满洲大皇帝仁慈养育之恩，会同大小寺庙喇嘛等，叩祝圣主满洲大皇帝增寿万福，不分昼夜，在三宝佛前唪诵永勉经外，何以言报，呈请具奏唐古忒文一件。”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胤祯的说法，在接受赏赐的时候，新达赖又重新跪了下来。“库木布木庙”即现在的青海塔尔寺，“吐伯特”又写做“土伯特”，是清初对西藏的称呼，很可能来源于西藏的古称“吐蕃”。这段话很容易懂，是小达赖表达自己的感激涕零之情，他声称要带领所有喇嘛，不分昼夜为满洲大皇帝的健康诵经祈祷，否则就“何以言报”，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份藏文奏章。
随后，小达赖的父亲也表示“小人终身不能答报，惟祝大皇帝万万岁，在佛前无昼夜祈祷”，罗布藏丹津等地方实力派则表示：“我父王在扎什巴图尔时，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奏请大皇帝明鉴，我们同请具奏大皇帝悯恤固什汗子孙，接收爱慕之意，册封达赖喇嘛，厚恩实不敢当，我们不胜喜乐。此次出兵，惟有不惜身命，奋勉以答天恩，呈请具奏蒙文一件。”
就是说，和硕特首脑们已经认同了为达赖喇嘛进行圣战的观点，他们承诺将舍生忘死，并专门写了份蒙文奏章以表决心。
很快，正式获得朝廷认证的噶桑嘉措就向各地藏区颁布了自己的宗教谕令，在这份旨意中，新任达赖喇嘛谴责准噶尔人“背逆无道，混乱佛教”，为了配合神圣的文殊菩萨大皇帝“收复藏地，兴盛黄教”的宗旨，他要求“大军所到之处，凡土伯特人众，皆应一致顺从，妥为辅助，仍旧安居，断勿有所骚动”。
至此，不仅在军事方面，康熙皇帝在宗教方面的部署也终于严丝合缝，他成功地将天下所有黄教徒的剑锋，都引向了窃据西藏的准噶尔人，这就意味着向黄教世界宣布，咱们为达赖喇嘛进行的圣战，已经正式开始！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正月，抚远大将军胤祯率师移驻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统一协调各处人马钱粮，加紧完成对准噶尔开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此时，工布豪族的首领阿尔布巴早已经投奔清军大营，并很快成了大将军王的主要藏族顾问兼参谋，为清军积极出谋划策。他写道：“在大军未抵通天河之前的二十天里，我每天都在询问有关卫藏和准噶尔的形势。我因时制宜，对部队的行动作凤等等，如何做才好，全都毫不隐瞒地向大将军王直言察告。”
根据阿尔布巴的自述，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成了清军的谍报主管，不仅满足大将军王所率清军主力的情报需求，而且还为由四川进藏的噶尔弼一路清军提供服务：“为了西藏百姓的幸福和利乐，我在得到最大的信任之后，派遣一些能干的朋友，前往拉萨作侦探，并赴康区向噶尔弼将军送去南北两路大军的日程安排，他们干得都很出色。”
鉴于掌握的情报显示准噶尔人的战斗兵员此时已下降到只有两千五百名，而清军总数则在十万以上，阿尔布巴认为即使大策零再厉害，胜负也已经毫无悬念：“我对准噶尔里里外外的活动都作了仔细观察，他们的阴谋诡计、诡橘伎俩，对强悍威武的皇帝的将军们又算得了什么。汉蒙大军仅以十分之一兵力，就能战胜对方！”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阿尔布巴认为清军完全没必要去和居于绝对劣势的准噶尔人谈判，以免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现今是否有同对方签订条约之主张，不得而知，假如进行谈判，这是绝对不妥的。”
阿尔布巴这么写，其实是事出有因的。前面我们讲过，清廷曾向大策零派出外交使团，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尽管传教士和藏族人的记载都说这场何谈不欢而散，“就这样，满耳充斥着对其皇帝威胁恫吓之言，康熙的使者不得不狼狈告退”，但清廷自己的记录却有些不同。
公元1719年九月，这个清朝使团终于自西藏返回，他们带回消息说，策凌敦多布和西藏僧俗人等，都认为西宁灵童“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就是说大策零等人已经无法否认噶桑嘉措身在青海的事实。如果此言属实，此前一直扬言自己是护送灵童回藏的准噶尔人，显然已经丧失了道德高地。
使团还转达了大策零对皇帝的执意，说西藏到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贪恋之处？惟恳天朝圣主将法教速为广施。”西藏所谓的“瘴气”，古时候其实指的是高原病，来自伊犁河谷的准噶尔人无法适应高寒高海拔的西藏，应该也可以理解。大策零这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言语，似乎透露出准噶尔人水土不服战斗力严重下降，以及他们陷入孤立、萌生退意的低落情绪。
而大将军王差往西藏的使者则奏称，大策零声称对拉藏汗与青海蒙古认定的两名呼毕勒罕都不能接受，因此并不会择地与其会盟，但同时大策零也表示不敢与清军为敌。按照使者的观察，大策零的处境其实相当艰难，目前在西藏的准军，即使连病人计算在内也只剩下3422名了，由于清廷的经济封锁，他们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人每月仅给银九钱，炒面一盘”，这些人对使者声称“圣上为菩萨，若能振兴黄教，拯救众生，则我等已早回原处”，由此可见准噶尔人的军心早已涣散，只想早日回家。
阿尔布巴显然认为，应该抓住难得的机会，可别迷惑于和谈而放虎归山。同时，尽管清军兵强马壮，但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阿尔布巴仍警告他们，如果打仗就要尽快，否则不如先撤下来修整，不要当断不断熬到秋季才出兵，以免重蹈额伦特的覆辙：“由于夏天就要过去，达木、黑河地处高原，天气渐趋严寒，若是发生意外，汉军难以阻档，应尽速撤离，妥善安置。”
对于自己所提的这些建议，阿尔布巴自夸道：“因我衷心禀报而无取宠畏惧之言，以皇太子为首的将军们，都十分高兴，但究竟如何是好，还需权衡。”
天时地利人和，已经万事俱备，鉴于时机彻底成熟，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四月，对噶尔侵略军的总攻终于开始。随着征尘滚滚，南北两路清军齐头并进，以泰山压顶之势向着西藏杀去：北方的青海方面，由清军主帅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坐镇青海，统一协调各路人马，副帅平逆将军延信则率领数万主力，于农历四月二十二日（阳历5月28日），由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出发，向着西藏挺进，新册封的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也率领众多僧侣，随军前往。
南方的四川方面，定西将军噶尔弼于农历四月十六日（阳历5月22日）从成都出发，四川总督年羹尧则坐镇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为噶尔弼提供坚实的后援，云南丽江的木氏土司等川滇各地少数民族土司也派出地方武装，参与此次军事行动。
为了配合南北两路清军的行动，在直接面对准噶尔本土的新疆方面，清军也采取了必要的牵制措施，靖逆将军富宁安在天山东部的巴里坤驻扎重兵，时刻警惕着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对大策零可能的增援。振武将军傅尔丹则率领着八千名清军自布拉罕进抵格尔额尔格，直接威胁到准噶尔本土的安全，让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轻举妄动。
几路清军对外“扬称三十万大兵进剿”，其中自然以大将军王和延信统率的青海主力声势最为浩大，光是保护达赖喇嘛的官兵就达一万两千名之多。史载大将军王的战前准备十分周到，甚至包括“妙药十二斤八两，寻生救苦丹一千丸，保心石二万一千五百小丸，及装匣之六丸药、药方、药引子”。
学者们研究后认为，这些药品主要是为了防范高原反应及并发症，这无疑是科学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迷信也没有失败，它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除了这些药品之外，竟然还有“神符一万张”——这些道士制作的神符被认为不仅能防瘟疫，还能破除敌方的巫术。
关于大军出发时的情景，阿尔布巴写道：“皇太子大将军和大部分汉满部队驻扎通天河畔，以延信将军为首的约五万名汉蒙大军和各部队的官员们，浩浩荡荡地从通天河出发，七世达赖喇嘛和随从以及全部大军摆渡过江时，皇太子大将军亲临送行。”
阿尔布巴用饱含感情的笔触，描述了大将军王如何与自己依依惜别：“他（指大将军王）紧紧握住我的手，讲道：‘你关心大皇帝和达赖喇嘛，所有这些前前后后的行动，为达赖喇嘛和皇帝忠心耿耿，亦想到庄园百姓们会遭准噶尔的祸患，虽不一定发生好歹，但在关键时刻完成如此之大业，达赖喇嘛坐床是全体西藏众生，特别是实现了你自己的愿望，祝你高兴。我不会忘记你，你也不会忘记我。’”最后，大将军王“临别时赐予我整匹的绸缎等物品，在临上船之前，紧紧握住我的手送别。”
根据清朝官方档案记载，告别大将军王后，延信率领的清军主力在簿克河、齐嫩果尔、错冒拉等地，三次击败了试图截堵的准噶尔与西藏傀儡部队组成的联军，清军“法令森严，步伐整齐，守营肃密，雪夜不眠，轮番更替”，而准军和西藏伪军则兵无斗志，望风而逃，“逆贼丧胆夺魂，远窜遁奔”。
到了农历八月底，延信率大军胜利进抵黑河，与大策零率领的最后一批准噶尔军对峙。这里就是两年前额伦特部队全军覆灭的藏北草原喀喇乌苏河流域，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候交战双方的优劣势完全颠倒过来，即使对局势最悲观的藏人也能看出，大策零已经四面楚歌，当年额伦特的噩运似乎正在向这位盖世名将招手。
见此情景，跟随延信一起杀来的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们无不欢欣鼓舞，皇帝当初承诺的拉藏汗遗产已经在眼前晃来晃去，西藏的大片土地仿佛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令他们无比震惊的消息传来：定西将军噶尔弼部下的一支清军突击队，利用准军主力集中在青海方向的有利时机，大胆切入敌人软腹，一路狂飙突进，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阳历9月24日），率先攻入拉萨，一举解放了圣城！
这支清军部队的指挥官，名字叫做岳钟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