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走向普世价值？——《朱子家训》之个案研究
田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提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成员公布了一份明代后期从朱氏家谱中摘出并首次印行的《朱子家训》。世界朱氏联合会将此《朱子家训》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并不断计划将《朱子家训》作为一个自我修身和公共伦理的指导原则来推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现已荣退）朱杰人尤其致力于将《朱子家训》作为朱子文化的核心理念来进行推广。2010年他首先提出《朱子家训》是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并开始组织出版国外学者翻译的《朱子家训》。我的论文将显示世界朱氏联合会关于《朱子家训》的表述是如何演进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认为是家庭道德准则，到2002年被认为是来自封建社会，却依然对社会主义道德准则颇有补益的典型中国价值观；再到2010年被认为是中国对普世价值的重要贡献。不过，2012年底上任的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则一直不赞成与“普世价值”有关的提法。《朱子家训》这一案例将为如何提升儒家价值，使其作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提供怎样的借鉴呢？
谢谢会议的组织者及儒学全球化这一主题，我将以一个草根（民间）组织在近些年如何推广一个宋代儒学文本为例，来探讨普世价值之范式。这个组织就是世界朱氏联合会。它成立于1993年，所有会员都自称是朱熹（1130—1200）的后裔。大部分会员居住在中国，个别成员在西方国家，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分会比较活跃。无论是从狭义上的程朱学说来说，还是就广义上的理学而言，朱熹无疑都是所谓“新儒学”的中心。在融合儒家和其他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朱熹的儒家道学体系在1241年已被确立为宋代官方正统思想，并且在随后的元、明、清朝一直备受推崇。另外，在明、清二朝，因朱熹哲学在朝鲜半岛（韩国）、日本及越南有广泛的影响，至少在近代以前，通过在东亚的传播，朱熹的理念和价值观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可能对此次会议所讨论的价值和文本更感兴趣，因为它们是已被世界人民广泛接受的“普世价值”。我将回顾一下世界朱氏联合会如何确立一个明确目标并推广这一普世价值。同时，我将这个组织作为儒学复兴的一个案例进行研究。
这个中心文本就是世界朱氏联合会把它作为家族教规进行推广的《朱子家训》。（参看附录一：《朱子家训》原文及我的译文。）在1996年《朱熹集·外集》出版之前，这个只有短短318个字的文本甚至都没有收录进已被广泛收集的朱子文集中[1]。《朱子家训》一直保存在福建的朱氏家谱中。直到晚明时代，朱培将其出版并收录在《文公大全集补遗》。随后，朱玉在1724年至1730年间又将之重印（略有不同），并收录在《朱子文集大全类编》[2]。在17世纪早期和18世纪早期，尽管有这两个文集的出版，然而除了1692年在日本出版了双语版的《朱子家训》之外（这个在我后面的论文还会提到），《朱子家训》在朱氏家族之外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这两位学者都是朱熹的后代，因此他们都接触了朱氏家族的材料。《朱熹集》出版的同一年，世界朱氏联合会编辑出版了《朱子家训》。《世界朱氏联合会讯》第四期（1996年），除了出版了《朱子家训》外，还有一个专栏——5篇文章强调了《朱子家训》的重要性及其当代价值。例如，宾阳县中学教师朱炳甘，通过比较父亲和丈夫在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中的等级地位和继承关系，他认为朱熹的意见更适应现代社会对父亲的要求，更具有同情心，更关注在家庭事务中的和谐，因而比中国“封建”社会更加强调平等。[3]作为家庭通讯，这5篇文章结合个人的理解简要阐述了《家训》产生的背景和主要观点，但没有进一步深入有关学术、哲学和政治的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积极推广《朱子家训》之前，公众甚至朱氏家族成员更多关注的是《朱柏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有时也叫《朱子治家格言》，甚至叫《朱子家训》。因此人们常常误以为这个朱柏庐（朱用纯，1617-1688）的家训就是朱熹的。[4]（朱用纯，这位江苏学者主要注有《易经》和《四书》，并有个人选集传世。[5]）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治家格言》是与朱培同时代的年轻人所作。而朱培是第一个出版《朱子家训》的人。众所周知，政治、经济的衰败加上内部的混乱，以及随后的满族入侵，明代日渐衰弱。明代的中国家庭也处在危机当中。朱熹的《朱子家训》集中讨论的是家庭伦理，明末两位朱氏后裔同时想到援引朱子，这表明了他们决心重振心学泛滥后摇摇欲坠的家庭伦理。相较朱熹的《家训》而言，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更加注重实际。它比较少关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当然这在《朱子家训》中已充分展示，难以超越），而比较关注经济问题。例如，《治家格言》中提到的“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和“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参看附录二：《朱柏庐治家格言》及英译本。）尽管如此，1896年在新加坡出版的中文和马来语双语版的《朱柏庐治家格言》还是更加流行[6]。另外，2013年7月，我自己通过网络搜索“朱子家训”，发现更多的是朱柏庐的而不是朱熹的。
在2002年初，另外一组关于《朱子家训》的论文发表在学术杂志《朱子论坛》上。这一杂志的标题，由北京著名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先生题写。这一组论文来自2002年的“朱熹思想与以德治国”学术会议。这五篇文章专门探讨了《朱子家训》，均涉及或者部分讨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背景下的朱熹思想体系。尽管“封建”一词在中华帝国时代的用法不同于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封建)一词。卡尔·马克思历史阶段划分是基于欧洲历史的划分，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糅合了这两种含义并使之适应中国的需要，形成了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封建”性质和特点的论断。在2002年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的作者们虽然面临着挑战这一共同论断的压力，但他们依然对《朱子家训》持肯定意见。这些文章中涉及的政治敏感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政府官员们的紧张心态。例如，因世界朱氏联合会及其活动受到质疑而致使时任世界朱氏联合会秘书长的朱杰人曾两次被问讯。虽然有人在内部承认世界朱氏联合会，但在向北京政府汇报时，他们认为世界朱氏联合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组织，他们的活动也是可疑的。朱杰人强有力响应了所有问题。而他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也告诉官方，声称大学知道并支持朱教授的文化活动，因此官方虽然仍持怀疑态度，但也没有起诉朱杰人。政府没有同意朱杰人的提案——国家应当在2000年发朱子逝世800周年的纪念邮票。后来党和政府的官员也没有参加2000年世界朱氏联合会举办的任何纪念活动。
现在简要回顾一下2002年发表的这5篇论文。在这个专栏里第一篇是原广西广播电视厅副厅长莫珍英的论文。这位前省政府官员首先指出，朱熹在道德标准划分上“不完全符合实际，并且有封建等级观念”。虽然这个家训不完全符合今天所提倡的待人处世哲学，但它“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和哲学价值观念。而且，因为它提倡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它提供了自我修养的具体途径。这篇家训虽然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但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涵，“对今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还是具有借鉴作用的”。毕竟，相对于传统儒家天赋道德的信念，现代中国人理解的道德是历史的，在特定国家文化下形成。最后，这位退休的官员引用江泽民主席2001年提出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结束。[7]
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是广西省图书馆研究馆员麦群忠。他在篇首近70℅的篇幅赞扬了《朱子家训》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在这些溢美之词中透露出《朱子家训》的重点在于教育和指导人们做一个更好的人。他承认《朱子家训》的封建色彩和消极陈腐因素，但也认为对《朱子家训》内容进行诠释不仅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利于现代社会主义家庭和国家的道德建设。这是因为朱熹不仅代表，也进一步发展了孔孟之道。在评估《朱子家训》的现代价值时，他同样引用江泽民2001年讲话中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以及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因为《朱子家训》是中国家庭文化教育的典范，而“儒家传统道德无疑是当今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源头。”[8]
第三篇文章，来自甘肃的朱熹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朱延有。他在简要点明朱熹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对东亚文化的深远影响后，着重强调朱熹对“我们国家改革”的重要性。在突出强调家训的重要性后，这位朱氏联合会的成员转而讨论《朱子家训》的封建根源，并呼吁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指示，宣扬中国传统英雄人物的典范言行，从而来实现党的目标。[9]
第四篇文章最长，是海南省委党校副教授朱修松撰写的。尽管认识到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经济基础和主导思想有不同，他还是认为《朱子家训》具有积极意义，并认为朱熹的道德原则将有助于防止共产党干部腐化。总的来说，这位省委党校的教授主要强调朱熹的观点将对干部有益，例如《家训》中的警语“见不义之财勿取”[10]。
第五篇文章继续引用党的指示和上面已经提到的江泽民讲话，朱贵平强调从《朱子家训》到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其间具有连续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持久关心礼仪和礼义。虽然家训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糟粕，但由于其在家庭伦理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可不读。[11]
简言之，这些文章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公众视野中解读《朱子家训》，而且作者来自占话语优势的（至少五分之四）省级政府不同机构的官员（在职的和退休的）。他们也提及长久以来被视作封建的、与新中国发展不相适应的对朱熹和儒家思想的批评。他们大都援引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策的权威指示，用以推进《朱子家训》作为传统中国美德的典型个案。除了赞同《家训》中成为一个好人的格言外，这些作者们也强调这些格言代表了中国传统中优秀的道德质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发表在一个杂志的会议特刊，杂志上还有张岱年先生题词和照片。这是因为张先生是北京大学的资深哲学教授，因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享有盛名。事后看来，《朱子家训》作为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贡献，是这五篇论文没有讨论的。因此，这份2002年的出版物具有里程碑意义。世界朱氏联合会明确了差距，决心朝着普世价值的方向迅速跟进。
早在2006年，《朱子文化》就发表了两篇文章。在第一篇中，朱汪洋证实《朱子家训》具有恒久的价值，他已经将其作为处理三代之家事务的指南超过十年。[12]因此，这篇文章与十年前发表在家庭简报中的首篇有类似之处。第二篇是朱修松2002年会议论文的删节版。[13]
尽管早在2006年出版的这两篇文章在继续先前的主题，可2005年10月16日在洛阳召开的世界朱氏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却表达了不同的立场。作为创立的会长，已荣退为永远名誉会长的朱昌均(1921-2012)发表了主题演讲，强调将年轻人的教育作为朱氏联合会成员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他宣布：“《朱子家训》并不是只为朱家准备的，同时也是为全世界的人准备的”[14]。2006年8月，朱氏联合会的领导代表团访问苏门达腊巨港市的朱家。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负责日常事务的副会长朱茂男在一次会议中，特别介绍了《朱子家训》。他将印有《朱子家训》的便携卡送给了参会者，并希望印度尼西亚的朱氏后裔能以《朱子家训》教育其子女。十月，由朱氏联合会出资兴建的武夷山朱子讲学堂奉献，朱氏联合会的主要人员聆听了五百名学生吟诵《朱子家训》。因此，2005年10月朱昌均发表演讲后的一年，标志着朱氏联合会已开始显著关注《朱子家训》。
另一证据表明，至少在2008年或者2009年初，朱氏联合会在向社会大面积地推广《朱子家训》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促进《朱子家训》的普及，他们将其印在咖啡杯和其他家庭饰品上。时任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的朱茂男告诉我，他有一个新的习惯，就是在交换名片时，他给对方一张印有《朱子家训》的名片或者纪念品，这样一方面可以介绍、推广《朱子家训》，另一方面也可鼓励人们按照《朱子家训》生活。据我2009年的多次观察，在台湾朱氏联合会会议上，有时会员们在会议开始之前会集体朗读《朱子家训》。在集体诵读之后，他们会集体默哀片刻，向朱熹致敬。集体诵读《朱子家训》，这与宗教活动中朗诵信条有类似之处。而这一环节，是我在中国大陆参加的任何朱子会议中所没有的。
永远名誉会长朱昌均的演讲内涵表明：《朱子家训》不仅仅属于朱家，也属于全世界人民。这一观点在2009年世界朱氏联合会15周年纪念特刊中得到公开阐释。当表彰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时，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也承认其格言有迷信和落后的观念，以及对待女性的封建偏见，这些都不能与当今世界人们提倡的观念相提并论。[15]反之，他指出朱熹当代意义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朱熹有着超乎寻常的理性精神，他并没有受限于一家之说或某个学派，而是展示了伟大的创造力。第二，作为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教育家，朱熹探讨了深入地格物穷理直至豁然贯通的方法。第三，朱熹的道德修养注重严格的探究方法与实践。虽然许多人解释认为，朱熹对于天理和人欲有严格的界定用以抑制情感和欲望，但仍寻求养善去恶。因此，此文认为，现代人应该在现代世界继承朱熹的精神和方法，复兴传统智慧，使传统焕发活力。[16]
2010年世界朱氏联合会在马来西亚集会时，一个更清晰的特征开始出现。6月3日在吉隆坡郊外群山环绕的一个大型的中国墓地——孝恩园，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为刻有中英文《朱子家训》的大型大理石石碑揭幕。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长王琛发在致辞中解释，树立大型石碑的教育意义在于吸引公众对《朱子家训》的注意。孝恩集团特地到惠安邀请石匠师傅到马来西亚负责雕刻，而书法则由来自台湾的书法家田丰盛书写。[17]中文与英译《家训》并排雕刻。一两天候，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还举办了近500名学生参与的限时《朱子家训》默写比赛。我有幸目睹了学生们在比赛中的严肃认真，同时评阅了安排在不同年级组的答卷，并根据正确性、速度和书法等进行了排列。然后，给优秀的参与者颁奖。
在孝恩园仪式上，世界朱氏联合会前任秘书长、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赞扬了马来西亚朱氏后裔通过树立公共石碑来宣传《朱子家训》的创举。他认为，如果西方世界流传给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念是民主和自由，那么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则可以是来自《朱子家训》的教导。考虑到朱杰人教授的演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全文引用如下（除了开头的问候语及简短的结束语外）：
今天我有幸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典礼。我看到了一个设计精美、大气、典雅、庄重的《朱子家训》大型石刻。这是全世界第一座《朱子家训》的石刻，就是在朱子的故国，目前也还没有这样的碑刻。
作为朱子的裔孙、作为一个朱子学的学者，我为朱文公的话语能够在异国他乡被勒石传世而感到无比的感动和自豪。但是，现在的我，心中更多的则是对马来西亚朱子后裔们、对马来西亚文化学术界的朋友们、对马来西亚的企业家们、对马来西亚的政府官员们的钦佩和尊重。因为，是你们真正认识到了《朱子家训》的不朽的价值和伟大的意义。
《朱子家训》原本是我们朱氏家族内部的家族文献，它被收录在我们的族谱和家谱之中，作为朱氏族人的为人处世的圣经。按照传统，它一般是不对外族和外人展示的，更不能作为对外人的道德伦理要求。但是，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应该进步，我们发现了这部家训伟大的现世价值，我们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决不能朱门一家独享，它应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共享。所以我们把它公诸于世，并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予以介绍、讲解、弘扬。今天的典礼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不懈努力的一个美好的结果。
稍稍了解一点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但，这并不是《朱子家训》，它的正确的名称是：《朱伯庐治家格言》，这是一个明代人的作品，据说他也是朱子的后人，但它的“格言”讲的是人的行为规范，决不能和《朱子家训》同日而语。如果打一个比方，《朱子家训》是宪法，而《治家格言》只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条法，如刑法、如民事法。他们的高度和内涵是完全在两个无法比拟的层次上。
《朱子家训》短短317个字，但是他却给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这是一条非常清晰而可以执行的红线，越过了这条线，你就不配被称作“人”了。
不仅如此，《朱子家训》还告诫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文明的人。它教导我们的宽容、包容、内敛、内秀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彰显了中华文化无比宽广的胸襟和卓尔特立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不停地宣扬和推行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那就是“民主”、“自由”、“人权”。诚然，这是一种“普世价值”。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没有可以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呢？我以为，《朱子家训》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和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观。《朱子家训》被公诸于世，短短的二十余年，迅速的被社会大众所认同、所接受，并传播到世界各地，被称作中国人的人生法典，足以证明它的价值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今天我们见证的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这一幕已经为此做了最有力的左证。
所以，马来西亚朋友们的这一盛举，其意义非同一般，他必将被载入人类文明史的史册。[18]
考虑到在中国谈及西方坚持的人权、民主、自由是全世界适用的普世价值的敏感性，朱杰人认为它们的普适性很重要，而且他公开宣扬《朱子家训》同样能成为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因此，他将2005年朱氏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朱昌均的讲话推向了逻辑的结论。
尽管朱杰人盛赞了石碑，但在马来西亚会上他也对我和其他人谈及他认为英译不够准确、不够有文采，担心这很难被普遍认同。因此，朱杰人建议我重新翻译《朱子家训》，并与一些学者和朱氏联合会的成员讨论译稿。我的译稿主要采用通用的英文。例如，我将“父”译成“父母”，而不仅仅指“父亲”。将“子”译成“孩子”，而不仅仅是“儿子”。当然原义主要是指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同时，将“君”看作一般意义上的统治者，而不是历史情境中的君王。在2010年10月温州举办的下一次朱氏联合会大型集会中，他们正式采用了我的翻译，并发布在网页上，同时发表在《朱子文化》杂志上（请看文后附录一）。后来，朱杰人又组织将《朱子家训》译成了德文、韩文和日文。日文译稿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其中有一页《朱子家训私抄》的照片，此抄本是1692年在日本出现的，中文《朱子家训》旁有日文注释和插图。[19]尽管1692年的版本在排序和文字上与现行通用本有一些不同，但这是《朱子家训》在海外传播的最早证明。[20]努力将《朱子家训》译成外文，这为《家训》成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朱熹撰写《家训》的目的和世界朱氏联合会为何要推广它，存在两种相当不同的解释。一方面，一位有德国博士学位的台湾政治家朱高正告诉听众，《朱子家训》赞美了朱家以及中国人优秀的美德，这种美德使得他们独特而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朱杰人却赞同我对《朱子家训》的解读，认为《朱子家训》是朱熹为了克服他所察知的自身和家庭存在的局限，努力提高道德修养而撰写的一个文本。我留意到朱熹自知有容易发脾气的倾向，而且坚持每个人应该遵行他提倡的高尚道德原则。我在关于朱熹的著作中曾引用朱子和他一些亲密朋友的记录来说明这一点。[21]令我震惊且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文字都提到朱熹一些偏激的个性。例如，指导如何避免让愤怒成为一个不合理反应的借口。还有如何为人掩恶、宽容别人的小错误，等等。在他与别人的交往中，朱熹有时也会义愤填膺地指责别人的错误和性格缺陷。我也曾听到世界朱氏联合会中的成员和后裔提到他们或多或少继承了朱熹的这些性格。读朱熹给长子的信，我们可以知道朱熹热衷于警告后代应该避免性格和道德实践中的“过”与“不及”。既然朱熹经常批评与他交往的朋友，我也可以想象，他一定赞同他的后代向家庭以外的人们宣扬《家训》，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教育和修养水平。无论如何，朱杰人对他的先祖撰写《家训》的目的的认识，与其努力宣扬《朱子家训》具有普世价值，更相匹配。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书《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出版，朱杰人发表的书评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对普世价值的思考[22]。这本新书是2011年复旦大学会议上自称“当代儒家”的青年哲学家们的论文合集[23]。这些哲学家主要来自上海和北京的大学，他们曾留学海外，但严格批判“普世价值”，将其作为是西方支配和征服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同样的，这本新书反映了共产党最近增强的关于普世价值的积极讨论的敌意。这一政策由2012年11月上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提出。这本书的作者们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历史的，而且根源于特定的文化，因此，西方的普世价值有着内在的紧张与矛盾，这就导致输入中国时带来了种种问题。
这些当代儒家也猛烈地批评香港和台湾的新儒家，认为他们首先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并将其作为与西方讨论的基础，因而表现出被动和无望的防守状态，既不能批判性地思考西方的价值观，也不能阐述儒家价值观的完整性。因此，这些当代儒家认为，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中国已经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国在与西方对话之前，必须首先牢固树立儒家文本与观念、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对普世价值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什么是中国的普世价值有了清楚的把握后，中国才有可能与西方进行更富有意义的对话，才有可能实现文化与价值的融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本书中过于简单化的西方观以外，这些当代儒家抛弃了儒家价值和社会主义早先关于普遍有效性和特征的假设，而赞成儒家和社会主义为中国人所特有的价值。)并未提及有人大概可以看到的当代儒家主张中的种种混乱，朱杰人强烈支持他们的观点并在卷首明确表达出来，认为文化自信、胆量和清晰的推理均在其中。例如，他赞扬：“理直气壮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拿出来与西方的价值观等量齐观，并毫不讳言儒家价值观的优质性与历史合理性，好像，这是第一次。仅就此而言，它已经宣示了中国文化的觉醒与自信。”[24]
虽然在2010年马来西亚的演讲中，朱杰人简短提及西方普世价值观中的民主和自由时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他的书评却强调他同意新书中的观点，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因为过度的自由将导致无序，并给外国干预以可乘之机。特别是以我们见看他内容充实的书评之后，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倡导将《朱子家训》作为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应该被看作是将儒家文化至少等同于西方文化的尝试，而不是简单地继续像新儒家那样寻求与西方价值观等值。但是，朱杰人的书评应该不会被误读为他彻底放弃了将《朱子家训》视为普世价值的主张。他愤怒地指责那些傲慢的西方人，因为他们不愿承认别人的价值也是普世的。西方缺乏对《朱子家训》的认同，这让朱杰人颇为失望，这也大概是书评热情洋溢地拥护意识形态主题、批评西方普世价值观念虚伪性的一个原因。无论如何,他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自信已经鲜明地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崛起带来的文化要求。
[1]《朱熹集•外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第九册﹐卷二﹐页5751-5752。
[2] 参《朱子文化大典》﹐ 南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省环球标志
文化中心编﹐(福州市﹕海风出版社﹐2011)﹐ 页712。关于略有不同之处参﹐方征:“和刻本《朱子家训私抄》”,《朱子文化》第二期 (2012年3月), 页32。
[3] 朱炳甘﹕“朱子家训与现代家庭价值观” 《世界朱氏联合会讯》﹐第四期(1996年5月)﹐
页38-44﹐特别页39。
[4] 例如李绍茂: “《朱子家训》英译”, 来源：英文巴士﹔ 时间：2013年01月06日﹔360doc.com/content/09/0425/07/0_3259543.shtml;accessed July 13, 2013.
[5] “朱熹与朱柏卢的朱子家训”﹐收入《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2009年3月)﹐页11。
[6] 朱炳甘, 页39。
[7] 莫珍英: “朱文公家训解读” ,《朱子论坛》 (2002)﹐ 页55-57。
[8] 麦群忠: “朱子家训宣传核心试析”, 《朱子论坛》 (2002)﹐ 页57-58。
[9]朱延有: “朱子家训宣传核心之我见”,《朱子论坛》(2002年)﹐ 页59-60。
[10] 朱修松: “朱子家训的宣传核心何在”, 《朱子论坛》(2002年)﹐页61-63。
[11] 朱贵平: “朱子家训与道德教育”, 《朱子论坛》 (2002年)﹐ 页64-65,也收入《世界朱氏联合会讯》﹐第十四期 (2003年11月)﹐页39-41。
[12] 朱汪洋: “我对朱子家训的认识与实践”,《朱子文化》第一期(2006年3月)﹐页9。
[13]《朱子文化》第二期(2006年6月)﹐页12-14。
[14] 世界朱氏联合会秘书处(朱杰人等):“世界朱氏联合会史略”（2008年10月），2009年8月朱茂南会长补充、修改。
[15]“朱熹与朱柏卢的朱子家训”﹐收入《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特刊》(2009年3月)﹐ 页11。
[16] “朱熹与朱柏卢的朱子家训”, 页9-10。
[17] “马来西亚《朱子家训碑》揭幕,”《朱子文化》第五期 (2010年11月) 。
[18] 朱杰人, “《朱子家训》的普世价值——在马来西亚《朱子家训》碑刻揭幕礼上的讲话”,《朱子文化》第五期 (2010年11月) 。
[19] 藤井伦明译 吾其重二﹕ “《朱子家训》(日本语 䛏)”, 《朱子文化》第一期(2012年1月), 页37-39。也参苏费翔等译﹕“《朱子家训》德文译本”, 《朱子文化》弟五期 (2011),页40-41。徐大源﹕“《朱子家训》 (韩文一本)”,《朱子文化》第二期 (2012年3月), 页29-30。
[20] 方征: 和刻本“《朱子家训私抄》”,《朱子文化》第二期 (2012年3月),页31-32。
[21] Hoyt Tillman,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Hsi’s Ascendanc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e.g., pp. 130-132, 136-137;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台北﹕允晨文化﹐2008年)﹐页202-205, 212-21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33-135,141-143.
[22]朱杰人:《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读〈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中华读书报》，2013年03月06日 09 版
[23] 曾亦、郭晓东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24] 朱杰人:“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读《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登在《文汇报》2013年3月11日、《中华读书报》3月6日、《编辑学刊》2013年第3期）。Each venue publishedtheir shorter edited version, but Zhu Jieren sent me the originalcomplete version, which I quote. 后来引在《朱子文化》第二期 (2013年), 页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