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出家为僧之谜 福临为什么出家

徐 彻

民间传说顺治帝不愿意当皇帝,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顺治帝确实出家当了和尚吗?有确切的证据吗?

爱新觉罗·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一六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卒于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终年仅二十四岁。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皇帝。父皇为皇太极,母后为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在盛京沈阳暴崩。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一六四三年十月八日),六岁的福临在沈阳继位,翌年改元顺治。顺治元年九月,福临在辅政大臣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正式宣布清王朝对全国实行统治。

但是,顺治帝对当皇帝似乎不大感兴趣,他总是吵着要出家当和尚。那么,顺治帝真的如愿以偿地出家当了和尚吗?

一 順治出家的民間誤讀

顺治帝出家当和尚,清朝就有这个民间传说。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这个传说愈演愈烈,几成泛滥之势。《清朝野史大观》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印量颇丰,流传甚广。其中有两条言及顺治帝出家事:《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董妃董小宛说》。《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条目中,作者写道:

(董鄂氏)不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福临)之于董鄂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凈土。梅村清凉山赞佛四诗,即咏此事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八页)

这里十分肯定地说:“(顺治帝)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凈土。”并煞有介事地说:“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同时,还像了解内情似地说:“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这是说,顺治帝没有真死,而是出家了,并假说他病死了。

《董妃董小宛说》条目记道:

宾退随笔云,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盖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伤感甚,遁五台为僧。语甚明显,论者向无异词……

盖世祖幸五台不返,祝(削)发为僧,朝中以大丧告。所谓“房星竟未动”,言帝实未崩也。又“淡泊心无为,怡神在玉几。长以竞业心,了彼清凈理。”又“踪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皆言帝出家,未尝崩御也……

圣祖(康熙帝)四幸五台,前三次皆省觐世祖。每至必屏侍从,独造高峰叩谒。末次则世祖已殂,有霜露之感。故第四次幸清凉山诗云:“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防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所感固甚深矣。(《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九页)

这里的“清世祖伤感甚,遁五台为僧。语甚明显,论者向无异词”啦,“盖世祖幸五台不返,祝(削)发为僧,朝中以大丧告。所谓‘房星竟未动’,言帝实未崩”啦,“皆言帝出家,未尝崩御”啦,等等,都在反复强调顺治帝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所谓的“大丧”是掩人耳目而已。此外,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旁证,康熙帝到五台山是为了探视其父亲顺治帝。所谓“圣祖(康熙帝)四幸五台,前三次皆省觐世祖(顺治帝)。每至必屏侍从,独造高峰叩谒”,最后一次虽然顺治帝已死,但康熙帝的诗“所感固甚深矣”。总能找到说辞。

除野史外,演义也来凑热闹。李伯通的《清朝全史演义》,出版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其第四十回《永历主窜身缅甸国 顺治帝祝发五台山》,就虚构了顺治帝出家五台山的过程。顺治帝决心出家,对臣工的劝阻,自有一番解说,李伯通写道:

世间不止一佛,有过去的佛,有未来的佛。那过去的佛,尽可放他过去;那未来的佛,尽可迎他出来。怎么叫做过去的佛?比如我在位十八年,做过一番事业,今日决意修养,便算做过去佛;怎么又叫做未来佛?比如我个儿子玄烨,年才八岁,他个事业尽多,福分尽大,寿命尽长。卿等勉力辅助,已成一朝令主。这便算做未来佛。大凡一佛出世,必有一佛重生。卿等不必多言,我便从此去了。(一番说话,确是有致情有致理,非参透佛典,大彻大悟,不能为众生说法。)诸臣听皇上这番譬喻,知道去志已决,无可挽回。由杰书放下手来,只得随着口宣佛号,跪送圣驾。话休絮烦,那一众喇嘛,自然在前引导,从此顺治帝便卓锡五台山,安心坐禅,入了正果,成了正觉。(李伯通着《清朝全史演义》,第四十回,第一三九页。一九八八年版,中国书店)

历史演义将顺治帝赴五台山出家完全艺术化了,似乎成了真事。

王浩沅著《清宫十三朝》(又名《清宫秘史》)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其中写道顺治帝出家的有:第二十八回“水流花谢董鄂妃陨 红尘看破顺治出家”,第三十回“妻亡妾陨仰药伤生 儿念父情五台观雁”。其第二十八回写道:

顺治帝经此惨事(指董鄂妃病故),益发看破世情,遂于次年(顺治十八年)正月,改了平民装束,偷偷溜出大内,四处游玩,没一个晓得他是当今的顺治皇帝。后来走到五台山,遇见一个癞和尚,谈得投机,便削发到山里修行了。他临出宫时,留下一道上谕在御案上,太监们见皇帝没了,便将这上谕说是遗诏。(王浩沅著《清宫十三朝》,第二八回,第一六五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两部小说都承认并虚构了顺治帝出家说。

野史、演义等文字作品在顺治帝出家说的扩散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虚构了顺治帝出家的具体过程,给这个古代故事以某种生命力。

选自徐彻著《清宫二十大谜案破解》

二 顺治信佛的内在因素

顺治帝出家没有事实根据,但信奉佛教,倒是确有其事。顺治帝幼年丧父,儿童时期的早期教育缺失,造成其知识缺失,人格缺失,精神缺失,情感缺失。心理学理论及语言习得理论已经证明,最佳教育时机是儿童时期。儿童期是人一生当中语感、人格发展的高峰期,特别是0—3岁的儿童早期,对外界感性信息的本能吸收能力最强,3—6岁次之,6—13岁又次之。

顺治帝的早期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当然,也有大臣就此提出建议,可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順治初年,曾有三組大臣分上三个奏折,建议顺治帝及早典学。

第一个奏折。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十八日,都察院承政公满达海等上奏二位摄政王,建议为顺治帝“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论讲,以资启沃”。二摄政王答复:“上方幼冲,尚须迟一二年。”没有采纳,推迟办理。(《清世祖实录》,第三卷,第五页)

第二个奏折。顺治元年十月初二日,吏科给事中郝杰奏言,建议“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答复:“俟次第举行。”(《清世祖实录》,第九卷,第七页)沒有立即接受,又往后拖延了。

第三个奏折。顺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上奏,内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统,聪明天纵,前代未有,今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万几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清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五页)不知何故,这个级别很高的一品大臣的上奏,居然没有下文。

就顺治帝典学问题,大臣三次上奏,都没有得到有效反映。是多尔衮故意拖延,还是多尔衮战事太忙,无暇顾及于此?我想,对此认识不足应该是主要的。反正顺治帝的早期汉文教育是缺失的。以致当他十四歲亲政后,阅读汉文奏折都十分困难。据时人记载:“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木陈忞:《北游记》)

顺治帝天赋甚高,天资聪颖。同时,又极为勤奋,十分要强。他在亲政后,痛感自己汉文知识的不足。因此,痛下决心弥补汉文知识的缺失。他发愤读书,矢志不渝,自晨至昏,甚至通宵达旦,直至深刻领悟,甚或熟记背诵,才算罢休。他博览群书,不仅通读经典,而且阅读小说,以之增广见闻,了解儒家文化。《水浒》《西厢》都是他的所爱。他喜欢诗词歌赋,也爱好散文戏曲,同时钟情水墨丹青。其御笔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他人物临摹的功夫了得,所临摹的官員中书盛际斯像,“以示诸臣,咸叹天笔之工”。由此,他深刻地了解儒家文化,由衷地服膺儒家思想。他从儒家文化中吸取了统治中国的有效元素,纳入到他的统治思想中去。他对儒家文化的尊重,極大地影响了其后代子孙。

顺治帝用自己的努力,弥补了童年知识的缺失。但其精神缺失、人格缺失和情感缺失的弥补,却花费了极高的代价。这些缺失,是由三种人相继弥补的。

第一种人是精神教父汤若望。

《清史稿》列传五十九有《汤若望传》(《清史稿》,第三三冊,第一00一九頁)汤若望,生于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卒于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寿七十四岁。姓方白耳氏。德国人,耶稣会教士。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来华,一六二三年到达北京,时年三十一岁。他通晓天文历算,是有科学知识的神甫。顺治、康熙年间,执掌钦天监达二十年。是明清之际有较大影响的传教士之一,同利玛窦齐名,人称“利汤”。明朝时,汤若望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在北京传教。数年之间,皇宫之内信教者竟有贵妇五十人,太监五十余人,皇族一百四十人。

但是,汤若望在华的黄金期却是在清朝时期。此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了。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为了安置清军,多尔衮命令北京居民的一半,迁出北京。汤若望在其中。但他的居处藏有大量的图书、神像和仪器,搬迁困难。于是,见多识广的汤若望向多尔衮上一奏折,请求免于迁出。在奏折里,汤若望乘机介绍了自己具有“西洋”天文知识,能够制造“诸器”,推算日食,修正历法。多尔衮直觉感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破例批准允許他可以不必搬迁。并发布上谕一道,命其贴到门上,以免兵弁滋扰。此后,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决定采用汤若望运用新法所制定的历法,定名“时宪历”。顺治二年十一月,加汤若望太常寺少卿衔。自此,他从历法专家,转而成为朝廷命宫。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正月,十四歲的福临亲政后,五十九歲的汤若望受到格外恩宠。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三月,又特殊赐名“通玄教师”,称赞他“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顺治十二(一六五五年)年十月,授予他通政使司通政使。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正月,复封他为光禄大夫,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顺治帝对汤若望感情特殊,视其为精神教父。幼年丧父的皇帝福临,少年失怙,精神缺失。他有一个恋父情结,无形中将汤若望当作了自己想象中的父亲了。他喜欢称汤若望为“瑪法”,“瑪法”满语為爷爷。福临习惯用玛法称呼汤若望,而不直呼其姓名。有人说,这是因为汤若望曾经治愈过皇后的疾病,而皇太后让皇后认汤若望为义父的缘故。他曾对大臣说道:“玛法为人无比;他人不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也!”

顺治帝同汤若望的交往,迥异常人。汤若望甚至可以免于奏报,直入内庭。顺治帝亦常到汤若望寓所,视同回家,可随意浏览教堂、书房、花园,时间稍长,就留下便餐,“欢洽有如家人父子”。据载,仅顺治十三年至十四年间,顺治帝造访汤若望的馆舍就达二十四次之多。其十九岁的生日,居然是在汤若望府上度过的。福临在此真的找到了家的感觉。

汤若望对顺治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国家大事有关系安危者,必直言以诤之”。顺治帝临终遗嘱,听取了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顺治帝之三子玄烨出过天花,全力支持孝庄太后的主张,顺治帝乃立玄烨继位,是谓康熙帝。

顺治帝虽然对汤若望其人热爱有加,但对耶稣教却保持相当的距离。他虽然受到耶稣教义的影响,但最终没有加入耶稣教。揆其原因,大抵是因为顺治帝受儒家文化浸润过深,难以接受西洋教义的精髓。然而,由于佛教文化同儒家文化的有机结合,顺治帝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第二种人是知心伙伴众高僧。

顺治帝接触的高僧较多,但最早接触的高僧是谁呢?应该是别山法师。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秋冬,顺治帝到河北遵化行猎,结识了在景忠山石洞内修行的别山法师。从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顺治帝在景忠山之碧霞元君殿,拜见了住持海寿法师。在交谈中,得知该山知止洞内的别山禅师,已经修行九年了,极为敬佩。顺治帝亲自去探望,并与之探讨佛法。回宫后,顺治帝下令将西苑(中南海)之崇智殿改为大佛堂,赐名万善殿。并且挑选一些老成太监,让他们剃度为僧,终日在此焚香念佛,创造出一种佛门氛围。

顺治帝特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在此修行。别山法师应召,只是暂时入宫就回到了原石洞内,继续修行。别山法师的特立独行,给了顺治帝很大的触动。原来佛教当中拥有一批遗世独立的高人,这引起他窥探的强烈欲望。从此,西苑的万善殿,就成了顺治帝延请高僧的重要场所。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顺治帝将别山法师重新诏入万善殿,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让他长期在此居住下来。别山法师意志坚决,笃信佛法。但不擅言辞,不喜交往。顺治帝虽然善待他们,但同时又有耶穌會教士汤若望的阑入,就在佛教上没有走得太远。

对顺治帝影响甚大的高僧当属憨璞性聪。憨璞性聪(一六一0—一六六六年),乃清代临济宗高僧。临济宗是佛教禅宗南宗五大流派之一。顺治帝赐号“明觉”。福建延平顺昌人。俗姓连。十五岁出家于天王寺,三年后剃发,二十五岁起云游四方。从而得到高僧的点拨,而深得佛法。得法后,历住杭州锦山观音寺、浙江余杭法喜寺、浙江钱塘广福院、河北顺天海会寺及延寿寺、福建邵武安国寺等寺院任住持。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圆寂,世寿五十七。遗有《明觉聪禅师语录》十六卷。

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五月,他被位于北京城南的海会寺约请担任住持。十四年初,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同憨璞性聪偶遇,相谈甚恰。憨璞性聪机警的谈锋,给顺治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月初四日,顺治帝约请他入宫,住在西苑万善寺。顺治帝对佛法兴趣甚浓,与其互动对话。初学佛法的顺治帝提出了一些问题,请他回答。临济宗是提倡运用对谈的互动方式来学习佛法的佛教宗派。强调通过师生或宾主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接引学人的方法,单刀直入,针锋相对,机锋峻烈,立竿见影。对话时,智慧频现,警句迭出,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深刻的刺激。比如当今圣严法师的语录:“诱以名利权位不动心,陷于千军万马无所惧。”“天不错地不错是心错,他有理你有理我没理。”就给人以深刻启迪。这种对话方式,非常适用于思维活跃的青年人。

这是一位四十六岁的禅宗大师与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皇帝的对话。

顺治皇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几,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聪的回答虽然有讨巧的成分,事实上也是与临济宗教派的主张相吻合的。临济宗提倡心性本凈,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佛教徒可不读经,不礼佛,不著文,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皇上更是如此,“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青年皇帝听了禅宗大师的回答,茅塞顿开,大彻大悟。从此,顺治帝对这个能说会道的佛学大师另眼相看,奉为至尊。并赐以他“明觉禅师”的封号。

憨璞性聪随后推荐了高僧玉林通琇。玉林通琇(一六一四—一六七五年),清初临济宗高僧。江苏江阴人。俗姓杨。世称玉林通琇。十九岁投磬山寺,出家受具。二十三岁任浙江省武康报恩寺住持。佛法高深,佛根夙慧,声名远播。

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顺治帝特别召见他入京。玉林国师辞谢不应,以示佛根清净。经顺治帝屡次催请,直至十六年正月才勉强动身,于二月十五日入京拜见了顺治帝。玉林国师受到皇上的谦恭的礼遇,于万善殿弘扬大法。经多次对话,顺治帝对其十分仰慕。

据《玉林国师年谱》载,顺治帝请玉林国师为他起个法名,国师辞让,顺治帝坚持说:“要用丑些的字眼。”无法,玉林国师书写十余字呈进,顺治帝自己挑选了一个“痴”字。玉林国师给顺治帝起了个法名曰“行痴”,法号“痴道人”。“行”字乃是临济宗龙池祖法派中“通”字的下一辈。玉林国师之法名即为玉林通琇,其弟子皆为“行”字辈也。以后,凡是顺治帝请玉林国师说戒等亲笔御札,均自称弟子某某,即用玺章亦有“痴道人”之称者。但是,玉林国师称呼顺治帝时,十分谨慎,“未尝形之口吻楮墨”。凡是称呼顺治帝时,“俱以法兄、师兄为称”。四月八日,佛诞道场圆满,玉林国师即辞归故乡,埋葬亲人,顺治帝旨准。于是,顺治帝决定嘉奖他。四月十三日,派员至万善殿,赐以黄衣银印,并赐“大觉禅师”称号,并赐帑金归乡营葬。同时,特别派遣官员护送。

玉林国师同顺治帝对话频繁,但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说话极有分寸。据载:“然上如不问,则不敢强对。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启沃圣心。”

翌年加封为“大觉普济禅师”,赐紫衣。十七年秋,帝建立皇坛,挑选一千五百名僧侣受菩萨戒,特请玉林通琇为本师,并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其后,师回西天目山,重修殿宇,将山麓之双清庄改为丛林,因袭该山祖师高峰原妙所创师子正宗禅寺之名称,称为师子正宗派。康熙十四年七月,圆寂于江苏省淮安慈云庵,年六十二。留塔于西天目山。有《玉林琇国师语录》十二卷行世。

憨璞性聪推荐的另一位高僧是木陈忞。木陈忞,俗姓林,广东茶阳人。字木陈,号山翁,梦隐。出身书香,幼年修佛。曾奉顺治帝之召入大内,在万善寺说法,并蒙順治帝赐号“弘觉”,称弘觉禅师。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九月应召入京,翌年五月归乡,在京八月有余。他受到順治帝的很高的礼遇。从现在能看到的有关著作中,可知顺治帝同他的交往,较为放松,较为亲切。顺治帝称呼他为“老和尚”,自称弟子。顺治帝上谕称:“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旅庵就是木陈忞的弟子。木陈忞对青年皇帝的行为举动,敢于提出适当的劝谏。据载:

上(顺治帝)龙性难撄,不时鞭扑左右。偶因问答间,师(木陈忞)启曰:“参禅学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者,若此也。”上(顺治帝)点首道:“知道了。”后近侍国柱语师云:“如今万岁爷不但不打人,即骂亦稀逢矣。”又万岁爷极赞老和尚胸怀平坦,亦最慈和乐意。

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老和尚实际担当了皇上教师的角色。老和尚的教诲,顺治帝是服膺的。他说:“知道了。”而且,身教重于言教,老和尚的一举一动,在润物无声地滋润着顺治帝。

顺治帝也能同老和尚讲心里话。有一次他对老和尚说道:“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太后挂念,那我就要出家了。”

木陈忞同顺治帝经常对谈,这是木陈忞的长项。临济宗推崇对话式的传播佛法的方法。木陈忞知识渊博,话题广泛,谈锋甚健,对答如流。他称赞顺治帝“夙世为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记》《红拂记》等”,是和尚转世来的。皇上听着高兴。木陈忞对皇帝阅读经典以外的书籍,持赞赏的态度,真是难能可贵。

顺治帝对木陈忞的书法至为佩服,称赞其楷书“字画园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俗套”,誉其为“书中右军(王羲之)”。顺治帝对老和尚说了很多思想深处的话,如幻想出家,终宵失眠,身体瘦弱等。老和尚实际上成了顺治帝的倾诉对象。他们之间成了忘年的知心伙伴。青年皇帝缺的就是能够倾听心里话的伙伴。

木陈忞有遗著《北游集》传世。本书是木陈忞北游北京大内之说法集录。卷一收录大内万善殿之语录,卷二收录奏对机缘,卷三收奏对别记(上),卷四收奏对别记(下),卷五收偈、赞,卷六收杂著,卷末附录清顺治十七年的〈御札〉一篇。

清世宗雍正帝即位后,曾对《北游集》所载甚表不满。谓该书狂悖乖谬之语甚多,而下敕销毁。其实,主要是本书透露了顺治帝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里话。

伴帝最久的高僧要属岇溪森。岇溪森,广东博罗人,出身仕宦。他是玉林通琇的高徒,深得佛法三昧。岇溪森在西苑万善寺说法达一年半之久,伴帝时间最长。他知识广博,奏对得体,深得顺治帝的喜爱。顺治帝赐予他亲笔匾额“敕赐圆照禅寺”,命其悬挂在浙江和县龙溪庵。岇溪森在此庵担任住持。

这些高僧逐渐成为顺治帝的知心伙伴。他们互动谈话,交流情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顺治帝人格的缺失。这中间,顺治帝自然接受了佛教生死轮回的佛学观念,并产生皈依佛教的冲动。但是,顺治帝情感的缺失,却是董鄂妃弥补的。并由于董鄂妃的突然去世,使他决心皈依佛教。

第三种人是妙龄女郎董鄂妃。

顺治帝的感情生活并不幸福,其情感受伤很重。

顺治帝后妃成群。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拥有四位皇后、十四位皇妃,共十八人。但由于是包办婚姻,顺治帝并不满意,也不幸福。就从四位皇后说起。

第一位是废皇后。皇后而废,史书罕见。废皇后出身高贵,来头很大。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孝庄文皇后侄女。美丽而聪慧。媒人很硬,是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可谓门当户对,郎才女貌。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八月,册封为皇后。史书载:“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大抵皇后自以为出身高贵,后台强悍,就脾气倔犟,心想:“我是皇后,我怕谁?”她忘记了她面对的是当今皇上。

十年(一八五三年)八月,十六岁的顺治帝,命大学士冯铨等上奏前代废后故事,为废后造舆论。冯铨等疏谏,并询问废后的原因。顺治帝轻描淡写地答道:“皇后无能,所以当废!”并责备诸臣沽名钓誉。顺治帝命拟旨,当日奏报皇太后,降后为静妃,改居侧宫。将上谕发到礼部,不料遭到礼部尚书、侍郎的抵制,要求“慎重详审”。就有御史等十五位官员“具疏力争”。其中一位叫孔允樾的礼部员外郎言辞激烈:“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缄口而不为母请命?”事情闹大发了,顺治帝命诸王大臣会议集议。议决采取缓和做法:仍以皇后居中宫,但可以别立东西两宫。倔犟的顺治帝“不许,令再议”。诸王大臣无法,同意了顺治帝的上谕,“于是,废皇后”。性格不合,导致婚姻破裂。顺治帝主张了一次婚姻自由,却伤害了一位年轻姑娘。

对此,孝庄皇太后是有一票否决权的,但她并没有行使。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心疼儿子,任其所为;第二,此事不大,不想干预;第三,婚姻破裂,无法维系。总之,这件事皇太后让顺治帝自己做了一把主。

第二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五月,年十四岁,聘为妃。六月,册为后。此时,顺治帝正在宠幸贵妃董鄂氏,年轻的皇后又不会来事,顺治帝有了看法。十五年正月,皇太后病了,顺治帝责备皇后“礼节疏阙”,想要惩治她。这位皇后很是乖觉,又得到皇太后的庇护,才得以保住皇后的位子。康熙一朝,孝惠章皇后极得康熙帝尊崇。康熙五十六(一七一七年)年崩,享年七十七岁。顺治帝同这位皇后,感情一般。

第三位是孝康章皇后。是后来追封的皇后。庶妃。姓佟佳氏,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初入宫时为妃。是康熙皇帝之生母。顺治十一年三月,诞生玄烨。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病死,年二十四。死得太早了。

以上三位皇后或性格不合,或感情一般,或去世过早,都没有给年轻的顺治帝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式婚姻使顺治帝感情受伤,他就在其他宫女身上寻求刺激。顺治帝性情暴躁,感情脆弱,行事独断。其婚姻生活,对他的感情缺失,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弥补,反而愈演愈烈。直到出现了妙龄女郎董鄂氏,情况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第四位是孝献皇后。栋鄂氏,即董鄂氏。孝献皇后是追封的。内大臣鄂硕女。十八岁入侍,这很奇怪,年龄太大了。“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显然,顺治帝终于寻觅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封其为贤妃。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上谕礼部:“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壸仪,立为贤妃。尔部查照典礼,择吉具奏。”表明八月二十五日封为贤妃。(《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六页。第三册,第一二二二页)

封其为皇贵妃。过了一个多月,顺治帝就迫不及待地启动了进封董鄂氏为皇贵妃的程序。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顺治帝上谕礼部:“朕前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圣母皇太后谕,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尔部即查照典礼,于十二月初六日,吉期行册封礼。”(《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三十一页。第三册,第一二三0页)

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进皇贵妃,行册封礼,颁大赦诏。《清世祖实录》记载了行册封礼的全部过程,十分隆重,十分盛大,超出规制,超出想象。又颁大赦诏,诏曰:“帝王临御天下,庆赏刑威,虽当并用,然吉祥茂集之时,尤宜推恩肆赦,敬迓天庥。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日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赞礼得人,群情悦豫。逢兹庆典,恩赦特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五,六页。第三册,第一二四五页。)董鄂氏在取得贤妃称号后,只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就进封为皇贵妃,速度之快,着实惊人。这显然是因为她得到了顺治帝的宠爱。顺治帝在董鄂氏身上找到了失去的情感。他在专心地爱恋着一个妙龄女郎,并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这份炽热的恋情。

那么,这位年轻女郎是怎样走进后宫的呢?她到底是何许人?

《清史稿》等正史没有交代董鄂氏的来历,没有说明她是怎样入宫的。似乎有难言之隐。但却写明了她入宫的年龄:十八岁。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按本朝定例,从不拣择天下女子,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选,择其幽娴贞静者入后宫,及配近支宗室。”(昭槤:《啸亭杂录》,中华书局,一九八0年版,第三二四页。)而且,挑选的均为十三—十六岁的少女。这就是说,进入后宫,担当后妃等“内廷主位”,只有经过挑选秀女这一途径。董鄂氏显然超过了挑选秀女的年龄。

那么,董鄂氏是通过什么途径走进后宫的呢?

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留给了我们一条重要信息。汤若望同顺治帝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回忆录很有参考价值。他记道: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之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奇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传》)

这里提到的“满籍军人”是谁呢?据考证,应该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爱新觉罗宗谱》载有他的简历:

第十一子和硕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无嗣。崇德六年辛巳(一六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时生。生母懿靖大贵妃,阿鲁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额奇克诺颜之女。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二月封和硕襄亲王。顺治十三年丙申(一六五六年)七月初三日巳时薨,年十六岁。谥曰昭。嫡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和硕达尔汗巴图鲁亲王满珠锡礼之女。(《爱新觉罗宗谱》,宗室,甲册,第二二二九页。印刷者:中须贺武夫,一九三八年版。)

那么,这位“满籍军人之夫人”是谁呢?应该是董鄂氏了。

顺治帝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子。他们是同父异母兄弟,福临长博穆博果尔三岁。董鄂氏先前已经嫁给了博穆博果尔,不经意间福临偶然邂逅了弟媳董鄂氏。美丽娴静的董鄂氏,一下子征服了顺治帝福临。福临不能自持,终于突破了防线,踏入了危险的雷区。此事被弟弟发现,弟弟不能容忍,就申斥了董鄂氏。天子福临为此,气愤以极,给了弟弟一个耳掴。弟弟博穆博果尔受辱不过,忧愤而死。死时年仅十六岁。实际上,顺治帝强占了弟媳董鄂氏。对此,《清史稿》等正史作了曲笔处理,是为尊者讳而已。

有意思的是,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博穆博果尔去世。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八月二十五日,董鄂氏即封为贤妃。同一天,顺治帝又派遣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祭奠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福临在转告阴间的弟弟,对不起了?

其实,顺治帝和董鄂妃的婚姻并不幸福。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董鄂妃诞生一位小皇子。顺治帝兴奋异常,准备立其为太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小皇子生下仅三个月,还没来得及命名,“未命名”,就夭折了。这给年轻的父母以沉重的一击。此后,他们有了一段值得留恋的爱情生活。还不算完,所谓祸不单行。

只过了三年,于顺治十七年(一六六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突然薨逝。这对顺治帝是更大的致命一击。他悲痛欲绝,整天以泪洗面。《清世祖实录》记载:“是日,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以上,并公主、王妃等,俱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顺治帝大为悲伤,大动干戈。他个人悲痛,也让所有的人跟着悲痛。他个人祭奠,也让所有的人跟着祭奠。

接着,在八月二十一日,顺治帝上谕礼部,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并加谥号,称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赐之册宝、册文,并命大学士金之俊为董鄂妃作传。顺治帝亲自撰写数千言的《孝献皇后行状》,悼念董鄂妃。《行状》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董鄂妃的深情的怀念。细节真实,语气柔婉,情意缠绵,欲哭无泪。顺治帝为董鄂氏穿孝十二天。众官及命妇穿孝二十七日。就这样,顺治帝在清朝政府高层,为董鄂氏举行了超越她身份的最高规格的葬礼。

董鄂妃死后,顺治帝当时的表现,汤若望的回忆录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这位贵妃于一千六百六十年产一子(实为一六五七年),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实为三个月),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实为三年)。皇帝陡为哀痛所致,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没有的事),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需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服务,曾耗费极巨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招来的僧徒做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的珍贵陈设,俱都被烧毁(没有烧毁宫殿的事)。《汤若望传》

尽管汤若望不在宫廷内部,有些记载不大准确,但他所描述的基本气氛,还是与实际相吻合的。

董鄂氏的意外死亡,使脆弱的顺治帝产生了强烈的出家念头。“因悼亡而厌世,脱离尘网,迥向空门”。顺治帝万念俱灰,一心向佛。此时,他与高僧岇溪森交往频繁。他隔一两天,就要同岇溪森晤谈一次。据统计,在董鄂妃死后的两个月内,他三十八次访问岇溪森之馆舍。在这里,顺治帝暂时地得到了感情的慰藉,部分地修补了爱情的创伤。

为此,顺治帝要求岇溪森为其剃度,决心出家为僧。这就是说,顺治帝抛弃皇位,遁入空门,成为一介和尚。他想就在西苑的万善殿,念佛为僧。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岇溪森不敢动手为其落发,顺治帝以死要挟。万般无奈,岇溪森只好答应,并亲自为顺治帝剃度。顺治帝心满意足,终于成为了一个光头和尚。

此事惊动了孝庄皇太后。皇太后无法,只得派人到南方,请来了岇溪森的师傅玉林通琇。玉林通琇到京,得知顺治帝已经剃度,十分气恼。当即让众徒弟架起柴堆,点起大火,欲将不听话的岇溪森烧死。在此情况下,顺治帝表示屈服,答应蓄发,不再出家。这一段公案,在岇溪森临死前所作的偈语中能够得到印证,此偈语曰:“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这两句偈语,充分反映了作为一介和尚的岇溪森的自负与自豪。另一方面,却也证实了顺治帝曾一度剃发的真实性。当然,一度剃发还不能认为是正式出家。

民间传说顺治帝出家,是指顺治帝未死,而出走山西五台山,落发为僧。顺治帝真的未死吗?我们就来破解这个所谓的谜题。

三 顺治出家之谜的破解

有许多可靠的书面资料,能够证明顺治帝确实死亡,他并没有到五台山落发为僧。

其一,《清世祖实录》载明顺治帝死亡。《清世祖实录》记道:

顺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年)春正月辛亥朔(初一日),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初二日),上不豫。甲寅(初四日),信郡王多尼薨,年二十六,追封多罗宣和郡王。丙辰(初六日),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殿。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初七日),夜,子刻(二十三时—一时)。上崩于养心殿。遣诏颁示天下。诏曰:……上在位十有八年,寿二十四。是岁三月癸酉(二十四日),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康熙二年六月壬寅(初六日),葬孝陵。(《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一页。第三册,第一六九五页。)

《清世祖实录》详细记载了顺治帝从发病、死亡,到颁诏、尊谥、埋葬的整个过程,条理清晰,简洁明确。这里明确地记载:正月丁巳(初七日)“上崩于养心殿”。

其二,《清史稿》载明顺治帝死亡。《清史稿》记道:

十八年春正月壬子(初二日),上不豫。丙辰(初六日),大渐。赦死罪以下。丁巳(初七日),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遗诏曰:……三月癸酉,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葬孝陵。累上尊谥曰: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清史稿》,第二册,第一六一页。)

《清史稿》之记载,更加简洁明了:丁巳(初七日),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

其三,《玉林国师年谱》载明目击者的真实记录。高僧玉林通琇是顺治帝死亡之周边目击者之一。他当时就住在西苑的万善殿,耳闻目睹了顺治帝死亡前后的整个过程。他的弟子撰写之年谱,有很高的资料价值。《玉林国师年谱》记道: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绕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二十一时—二十三时),驾崩。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入宫,大行皇帝前说法。初九寅刻,新天子登位矣。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为世祖安位。(转引自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四四七页。)

这里记载,玉林通琇高僧,在顺治帝得病时,为他作法事,祈祷他平安无事;在顺治帝驾崩后,又进宫为大行皇帝说法。这都说明,顺治帝之死亡是真实可信的。

其四,《东华录》载明撰写遗诏过程。康熙朝《东华录》记道:

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初七日)夜子刻,世祖章皇帝宾天。先五日壬子,世祖不豫。丙辰,遂大渐。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降旨一一自责,定皇上御名(玄烨),命立为皇太子,并谕以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姓名,令草遗诏。麻勒吉、王熙遵旨于乾清门撰拟,付侍卫贾卜嘉进奏。(转引自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四四九页。)

《东华录》记载了顺治帝在病危时,命大臣草拟遗诏的过程,可以证明顺治帝遗诏的真实性。这也就间接地证明了顺治帝之死亡是真实的。

其五,《自撰年谱》载明顺治帝所患病为天花。王熙乃顺治帝身边亲近之汉大臣,是遗诏的草拟者之一。他是顺治帝死亡的直接目击者。《自撰年谱》又是他亲手写成,可信度极高。王熙《自撰年谱》记道:

辛丑(一六六一年)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座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恭聆天语,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泣血哀慟。初八日,同内阁拟上世祖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转引自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四四八页。)

王熙显然是顺治帝的大笔杆子。他撰写了顺治帝的遗诏,拟就了顺治帝的尊谥,拟出了康熙帝的年号,还撰成了辅政大臣的誓文。这段记载透露了顺治帝的病是“患痘”,得了天花。“圣驾宾天”,令他“泣血哀恸”。这一切,显然都是真实的。

其六,《人文杂志》之《杂记》载明顺治帝出殡过程。上海《人文杂志》于一九三三年刊登一篇《杂记》,即《青琱集?杂记》。作者是曾为董鄂妃撰写祭文的内阁官员张宸。他是顺治帝死亡前后目睹其事的当事人。《杂记》记道:

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张宸是亲临顺治帝出殡现场的当事人。其记载的出殡现场,具体细节十分真实,哀伤的气氛十分浓烈。顺治帝之死亡,真实可信。

以上六部可靠的书面资料,完全可以证明顺治帝确实是病逝了。他的棺椁,最初移停在景山,后来安葬在孝陵。他的死是无可置疑的。既然顺治帝在北京已经病逝,他也就不可能再到山西五台山去出家了。

至于民间传说康熙帝多次到五台山,是为了偷偷地拜谒他的父亲顺治帝,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又有民间传说,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是暗示顺治帝到五台山出家。并说这一传说的全部情节,此首诗中都有暗示。其中“王母携双成,玉盖云中来”二句,被指暗示董鄂妃。因为其中的“双成”,是特指董双成。董双成是传说中的西王母的蟠桃仙子。又“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则明确地点出了“董”字。说董鄂妃之死,使顺治帝大慟,因而到五台山出家去了。

这些都是猜测之词,不足为凭。

四、顺治帝与木陈道忞弹师

顺治帝信仰佛教当属憨璞性聪禅师之感化,然对佛教笃信驽行当归道忞的熏陶。道忞禅师(1596—1674),俗姓林,名莅,字木陈,号梦隐,广东潮州府潮阳人。他少习儒学,后往庐山开先寺出家,后嗣法浙江天童寺密云圆悟禅师。圆悟卒后,木陈道忞继承天童寺住持之位,因精通儒、释之学,且善长诗词、书法,故声名远播。后在憨璞性聪的推荐下于顺治十六(1659)年奉召人京。“开堂春,闰三月,遣右阐教僧法玺裔勃召忞入京,进万善殿,传谕免礼,赐坐慰劳,叙谭毕,即谕万善、愍忠、广济三处结冬,”‘九月十七日,道忞到天津,顺治就命令“备马迎师”,可见顺治帝对道忞的敬重。他还经常“搞学土王熙、冯溥、曹本荣,状元孙承恩、徐元文,至方丈问法。时茚溪森、玄水果、憨璞聪皆承,”道忞禅师的巧言善辩、施机说法给顺治帝留下很深的影响。据《弘觉忞禅师北游集》记载:

上携两学士至方丈,命学士王熙问:“如何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师云“一字两头乖。”上问:“三教归一,一归何处?”师云“大家在者里。”学士复问:“善知识既是佛祖儿孙,因甚却要杀佛杀祖?”师云:“有了你没了我,有了我没了你。”上以手指点云:“中庸道天命之谓性,作么生是性?”师云“不离皇上举手处、”’

上复问“老庄悟处,与佛祖为同为别?”师云“此中大有淆伪。佛祖明心见性,老庄所说,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为无因,滥同外道。”上云“孔孟之学又且如何?”师云:“中庸说心性,而归之天命,与老、庄所见大段皆同。然佛祖随机示现,或为外道,或为天人。远公有言,诸王君子,不知为谁。如陛下身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来,示现成佛亦是脱珍御服,着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

上问:“世出世间何者为尊?何者为贵?”答:“人中天子法中王。”“如何是人中天子?”答:“四海皆臣妾,万方拱紫宸。”“如何是法中王?”答:“常以法财施一切。”“人王法王相去多少?”答:“日月两轮交互照。”“人王尊耶法王尊耶?”答:“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人王见法王如何?”答:“帝青倒影浮春殿。”“法王见人王如何?”答:“太白流光入夜池。”“人王法王相见合谈合事?”答:“入到桃源旧游处,一层峰锁一层峰。”

问:“君王有道干戈息,四海人民贺太平,如何是君?”师云“当今皇帝万万岁!”“如何是臣?”师云:“鹧鹭班联拱玉宸。”“如何是君视臣?”师云:“盖之天容之地。”如何是臣向君?”师云:“归仰如日就如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师云:“元首明哉肱良哉。”进云:“五位君臣蒙师指,再求一句报君恩。”师云“国王长寿天下太平。”问:“理事无碍,体用全彰,体用全彰则不?”问:“如何是理法界?”师云:“九德陶熔空有象。”“如何是事法界?”师云“五色光先入紫宸。”“如何是理事无碍法界?”师云“佛殿走出三门外,僧堂撞入厨库里。”“如何是事事无碍法界?”师举起拂子复放下云:“与你熟商量。”。

木陈道忞的谈禅论道:机智、灵活、富有幽默感,让顺治帝十分钦佩,从此,顺治于朝政之余,常到方丈室与道忞论道谈心。十七(1660)年,顺治“敕封天童道忞宏觉禅师,赐金印。五月望,宏觉忞和尚?归山……,上躬送出北苑门,差臣刘之武送还山,御书敬佛二大字及御书水手蒲桃各一幅赠行;并送七宝庄严,关壮缪作天童山门护法忞。”同年冬,又亲书唐·岑参《春梦诗》一幅赐于道忞。”顺治十七(1660)年,道忞南返,在天童寺建奎焕阁,在平阳寺建御书楼、御碑亭等,以报答浩荡之皇恩。顺治曾经对道忞说“老和尚,苦欲还山,朕亦不敢强留,违老和尚意,俟三二年,万姓疮痰烧起,朕思江南一行,当亲入天童看老和尚。”虽未成行,顺治皇帝亦御书“无法向人说,将心与汝安”等赐与道忞。

顺治喜欢与禅师们谈佛论道,不但因其德量高邈,辩机若锋,更是在很大程度是对禅师们的外学思想的佩服与认可。据《北游集》中记载:

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师为展阅一过。上曰:“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盖凡入声字眼皆翻作平上去声耳。于是,上亲以喉、唇、齿、舌、鼻之音调为平上去入之韵与师听之,又言:“西厢亦有南北之不同,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南北西厢,忞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故非诸词所建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问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宋,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

他们从词赋的韵本还谈到了古今词赋的意境问题。

上一日与师广谭古今词赋,谓:“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皆所谓开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苏轼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者两篇,前后孰优?”师曰:“时人多谓《前赋》自其变者,观之下不和说道理,不如《后赋》命意尤觉浑然无迹,据道忞看来,苏轼自以才高忏世,不得于君谪迁散地远窜江湖,一切牢骚不平之气,付诸水月梦幻之观,前来江山难再风月无穷,即后来涉险归休,万缘一梦,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其间也。”上曰:“老和尚论得极当”。乃通诵前赋一篇,问题曰:念得不错么?师曰:不错。上复言晋朝无文字,唯陶潜《归去来辞》独佳,亦为师诵之。又诵《离骚》,至中间觉龃龉。乃曰:“久不经理,竞忘前失后矣!””接着他们又谈到写文章的问题。

上曰:“朕在南苑创有新寺,老和尚想未知道。……南苑有玄器官亦朕创建,左右碑文系阁臣金之梭与刘正宗所撰,今新寺碑要老和尚撰文,不命臣工也。”师曰:“道忞山林野逸,那里晓作朝廷文字。以皇上高深,使忞揆度得无井窥天蠡酌海哉。”上曰:“老和尚不要如此谦虚,请随喜了便可属笔。”……越三日上至,师曰:昨承皇上威光,得随喜新寺。……第奉旨撰文,愧不雅驯,尚祈圣裁鉴定,勿俾辱国。”乃出以进,上为展阅一过,命侍臣收入宫内。次日,上复携王学士至方丈,谓师曰:“朕昨回宫,细看老和尚者篇文字,极得大体,风雅典则,不待言矣。”师曰:“勉遵慈命,如虫负山,幸不罪责,乃蒙皇上褒嘉过甚也。”上曰:“朕固不通文字,曾与王熙看过,试问他何如?王学士曰:‘此千秋不朽之文也。’”师曰:忞实惭愧!”

他们还谈到了书法的问题。

上一日问师:“先老和尚与雪峤大师书法,二老孰优?”师曰:“先师学力既到而天分不如,雪大师资极高而学力稍欠。故雪师少结构而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也。记得先师当语忞曰:‘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甚好字,亏我胆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尚所以善书也,挥毫时若不胆大,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于圆活。”上复问:“老和尚楷书曾学甚么帖来?”师曰:“道忞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来又临《夫子庙堂碑》。一向由不能专心致志,故无成字在胸,往往下笔即点画走窜也。”上曰:“朕亦临此二帖,怎么到得老和尚田地。”师曰:“皇上天纵之圣,自然不学而能,第忞辈未获靓龙蛇势耳。”上曰:“老和尚处尚有大笔与纸么?”皇上敕忞书手卷底尚有十余张,但新制鬃豪恐不堪上用。上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书一敬字。复起立连书数幅,持一示师曰:此幅何如?师曰:此幅最佳,乞赐道忞。上连道不堪。师就上手撤得曰:恭谢天恩。上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祯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将来,约有八九十幅。上一一亲展示师时觉上容惨戚默,然不语师观毕,上乃涕淡曰:“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近修明史,朕敕群工不得妄议崇祯,又命阁臣金之俊撰碑文一通竖于隧道,使天下后世知明代亡国罪由臣工,而崇祯帝非失道之君也!”

顺治帝与道忞在谈禅论道之时,甚至涉及朝政及世俗之事。据《北游集》中记载:

上一日语师:“闻江南下户之家,生子则育,生女即淹杀,是何道理?”师曰:“为贫故,恐他日养成及笄,难办嫁资耳。”上曰“豹虎性极残忍,饥不食子,为人父母,奈何使其出世一番,不见天日而速赴黄泉哉?即贫无嫁资于问名纳采之日,不受其聘礼则嫁,时间无壮奁亦怪我不得,朕极痛恨此事。”已传敕“民间如有此等父母,议罪。”此后,溺婴就是犯法行为。顺治“帝王化民以德,齐民以礼,不得已而用刑。法者天下之平,非徇喜怒为轻重也”。的仁政思想不能不说是受到道忞禅师感化的结果。由于受到佛教慈悲精神的熏陶,此后的顺治非但不打人,骂人也很希少了,并且顺治帝把这种仁爱之心贯注于他治国理念之中。

他们谈论的内容除佛学、孔盂之道、老庄之学外,还涉及诗、词、赋、书法、政治等,所涉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可则顺治与道忞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从谈话的语言来看,根本看不出是—代皇帝与远离尘嚣的沙门之间的谈话,更像是二位情投意合的才子间的情趣交游。顺治皇帝如此的尊崇和欣赏道忞,这除了道忞娴熟的佛学及深厚的外学思想之外,更与道忞对顺治帝的阿谀奉承有关。现略举数条,以窥其概:

古人多有隔月之迷,唯皇上果位中人,虽现身为生民主,而念念不忘此事,诚过古人远矣。”

上云:“参禅悟道后,还入轮回么?”师云“唯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轮回。譬如皇上尊居黄阁,忞与群臣何由得望恩光?皇上唯屈尊就卑,故忞等乃得共天语闻法要。所以八地菩萨当证真之后,如梦斯觉。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即欲入般涅盘,十方诸佛同声劝请:善男子!尔虽证此法门,然而众生没在诸苦,我诸佛等,不以证此便为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门,觉如梦之众生,从此起大功行,较前所修日劫相倍焉。……皇上以佛心天子,征书四出,诏求四海知识,此风遍闻天下,亿兆苍生莫不知有参禅学道之事,皇上以为他下了般若种子,即不能当下行持,譬如丈夫钞少金刚要当穿皮而出,况般若正因乎?””

一日,……上云,今问老和尚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上云:对联者谁?师云:即日恭惟皇上圣躬万福。

今上皇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伏愚功超三后,道贯百王;舞干羽而格有八荒顺,垂衣裳而朝万国天下归仁。

另外,他还在《从周录冲为自己“甘作新王朝的僧人中的新贵的行径作辩解。”他在《从周录序》中说道:

《鲁论》日:“周监于二代,郁郁手文哉,吾从周。”孔子之先,本殷人也,于殷周之际,独无间言,何哉?盖践周之土,食周之毛,不敢以商之支庶,自外周之臣民,而有越志也。伯夷唯不甘从周,故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下。乃司马子长著《伯夷传》,不知何据,述其作歌写怨之词。夫牧野师陈,前徒戈倒,殷之土宇,已入周之版章矣,西山之薇,非周之薇手?采薇而食,苟延旦夕,与食周粟也奚辩?吾是以知此诗非伯夷之诗也。然武王伐纣,虽日勘乱,犹是殷之侯伯,乃一旦举燮伐大商之师,以芟夷其宗庙,此大苏所以有武王非圣人之论也。向使殷之丧师,同于明之亡国,武王之王,同于世祖之兴,则伯夷将弹冠入周,安事首阳清饿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国土,往往托首阳以自高,则已昧乎周、清从违之义矣。复有圆颅方服之辈,尤而效之,祁博誉名,不亦大惑也与!夫薙染为僧,当师佛说,善逝不云乎“三界若空华,四生如梦幻”,以三界四生,悉皆业力所现;如梦中有境,觉后全无,故曰“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为佛之徒,不达唯心法界,而逐梦里清明,则正眼已失,何以开凿人天。且佛制,比丘不得为君父寺艮仇,正以此念才兴,则怨害相寻,无有穷已,三聚净戒,岂不一时俱破。况承愿示生,奠安海宇,光显吾宗之佛心天子,奈何不怀德畏威,而贰尔心。此则非魔既魔所使,盖假我衣裳,阴以破坏我法者,吾滋惧矣。故反复论辩,直揭从周之义,即世流不敢问,将以晓吾徒,使泯其越志云尔。

不但将明比殷,将清比周,把顺治比武王,他更直接把顺治帝说成是“承愿示生,奠安海宇,光显吾宗之佛心天子”,陈垣先生就此说遍“昔钱谦益为瞿稼轩撰《浩气吟序》,全谢山讥其颜甲千重,然则术陈之为《从周录序》也,不且颜甲万重乎!……呜呼!以木陈之从周,而终膺宗门罪人之镒,知古昔之枉作小人者多也。” 他不但自己臣服满清王朝,而且更号召明之遗民以儒家之伦理道德归顺清廷。道忞在《北游集》里说:

今上好善忘势,居然古帝之风,而嗜道求贤,不间刍荛之贱。爰自己亥(顺治十六年),仲冬以来,征车四出,博访禅门耆宿,而余亦忝辱天书下逮,驰驿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当扣击玄关,未尝不虚己洁诚,劳谦选问。……凡为臣若子,于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然。……将广推爱敬之思,当有以仰体君父云尔。“

满清人关后反抗浪潮不断,更有儒家人士以夷夏之论评击夷族统治我中华,号召人民积极的反抗夷族之统治,而道忞则如此号召更是顺治帝赏识他之所在。可见道忞之恩遇与政治上的考虑是分不开的。虽然道忞被后世讥笑为宗门罪人,但他的从周之说对清代早期的社会稳定是很有贡献的。

五、顺治皇帝与茚溪行森

茚溪禅师(1614—1677广东惠州人,俗姓黎,名行森,字慈翁,茚溪是其号,所以世称茚溪行森禅师。其母梦白光人怀而妊,既诞,眉宇俊秀。年二十七,舍家从宗宝道独削染纳戒,初参雪峤圆信,次参玉林通琇,得嗣其法,随侍多年。

顺治十六年(1659),通琇辞京还山,荐茚溪行森人宫,朝见圣上,召对甚契。十七年(1660),蒙圣恩召入内廷说法,茚溪行森力辞封号,顺治遂赐“慈翁”一号。据称茚溪行森禅师“眉目俊秀,骨相清奇,性情天放,如鹤立鸡群”。深得顺治皇帝的恩宠,由于他“接机如鹏劈海,鹊摩霄活,啄生吞命,根机立断,丛林咸以茚铁棒称之”。十月南归,隐于浙江杭州龙溪庵,开法弘化,顺治帝下诏改龙溪为圆照寺,可见恩宠殊隆。据罗人琮蝴塔铭纪载“世祖于师始终恩遇,亘古以来仅见者”。“康熙十六年(1677)示寂于吴山华严寺,世寿六十四。雍正十一年(1733),追谥为“明道正觉禅师”。

说起茚溪行森禅师,最为特别的当是他为顺治皇帝净发,据中国古代帝王倾心向佛者不计其数,然决心出家的只有少数的几位皇帝,顺治便是其中的一位。在顺治皇帝出家的这—历史事件中茚溪行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顺治皇帝为何要出家呢?我们先来谈谈他的出家的缘由。
顺治皇帝出家为僧之谜 福临为什么出家

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二十四日,顺治帝最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刚满三个半月就不幸夭折了,这对顺治帝的打击很大,使他万念俱灰一度深深的陷入悲伤之中。在此情景之中,佛法的救世精神无疑是一良方医药,所以他延请名僧,广置佛教,以得到心灵上的慰籍。

常言道“祸不单行”,的确如此。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在悲伤中去世。董鄂妃是顺治唯一的红颜知己,据说在她的影响下,顺治改掉了放荡纵欲的恶习,励精图治。她的去世对心理素质本来就已很脆弱的顺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使顺治更加体悟到人生无常的真谛,这让此时的顺治皇帝萌生了出家的念头。据《北游录》载:

上一日语师(木陈道忞)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著; 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师曰: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上曰: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当到寺,见僧家明牌聪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言财产妻孥,最贪恋摆脱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觉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但道忞出于国之大事,力谏皇上不要出家。

(道忞)曰:“帝王之学,贵在正心诚意,明伦察物正,不必如经僧家区区咕哔为也。

师曰:剃发染衣乃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柁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现帝王身,则此番召请耆年,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上以为然。

此时的顺治才二十余岁,为何如此消沉呢?这与他的身体素质有关。据《北游录》记载:

上一日语师:“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玉琳国师)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师曰:“皇上当有千岁,覆盖生民,何出此言?”上弹颊曰:“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揣怀曰:“此骨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师曰:“皇上劳心太甚幸,拔置诸缘以早睡安神为妙。”上曰:“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机而眠,始得安枕耳。”师曰:“皇上心血不足,可服参附诸药饵么?”上曰:“早晚常服天王补心九。”师曰:“心丸有地黄当归,恐与皇上服气不对。”上曰:“少时喜吃水精蒲桃,致伤脾胃,年来读书耗气,复有呕血之病,坐此正难调摄耳。”

可见顺治的心境是多么的凄凉和悲伤。他自知来日不长,所以想出家为僧,以了生死。

顺治十六(1659)年六月十五日,玉林通琇辞京南还,“上曰:‘和尚录中付门人茚溪之偈最好,送和尚还山之舟,可载入京一面’。师因命茚公即随舟同天使入京。”“七月中旬,茚溪行森入京,与顺治帝对答甚契,茚溪行森亦借此机会力劝顺治帝出家修道。据《北游录》记载:

上随问:“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如何是不传底事?”师(道忞)良久,问上云“陛下会么?”上云“不会。”师云:“只者不会底是个甚么,是何境界,作何体段?皇上但恁么翻覆自看,看来看去,忽若桶子底脱,自然了办。”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语看。”师云“无毛铁鶢过新罗。”上又问:“如何做工夫始得与此事相应?”茚溪进云:“皇上当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师云:“此语在我禅和家即得,皇上日应万机,若一日稍不励精,则诸务丛脞矣。”

由于召对甚契,让帝有所省悟,这使得顺治帝决意出家为僧。后来虽有皇太后的再三规劝,但帝坚决不从,于是召茚溪森为他剃发。据《续指月录》记载:十七(1660)年七月,顺治帝再请玉林问道。十月十五,玉林通琇“到京听闻森首座为上发,即命众集薪烧森。上闻遽,许发乃至。”“由于顺治谕告玉林答应蓄发留须,才让茚溪行森免于被薪烧。另据《玉林语录》记载:

世祖就见西苑丈室,相视而笑,日穷玄奥。世祖见一矮戒子,指问师,师云:‘长者长法身,短者短法身。’世祖喜谢。“

可见此时顺治帝已经剃发,决意出家修道,所谓许发只不过是答应玉林不出家修道而已。陈垣亦言“所谓相视而笑,自然是尸个光头皇帝与一个光头和尚的缘故,因为顺治虽允蓄发,此时尚未长起,便觉可笑。”玉林通琇则很巧妙的为刚剃发的顺治帝辨称,甚得顺治皇帝的欢欣。虽有玉林劝阻,倒顷治帝还是想出家修行。他曾把自己的出家修行比拟为释迦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弃国位而为禅祖。据《玉林语录》记载:

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世祖谓师曰:“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师曰:“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上欣然听决。

由刊顷治欣然听决,玉林还写了几首偈颂来称赞皇上即深殿斋戒,又妙应万物之功德。另外据《茚溪森禅师语录》记载茚溪森临终还写了—偈来嘲笑他在内宫为皇上剃度之事。他说道

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场好笑。

这里所谓度天子就是为顺治帝剃度之意,可见顺治帝的确已经剃度。关于顺治帝的这次剃发在《汤若望传》中亦有记载:“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若以《汤若望传》中的记载来看,顺治帝是自己剃发的,这显然是有意回避禅僧为顺治帝剃发的事实。因为在顺治帝选择宗教信仰当中,汤若望与禅门高僧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为脚治帝剃发当为茚溪行森,这在《续指月录》中已有记载。其次,《汤若望传》中说顺治帝出家未遂是因为母后和汤若望的阻止。母后之阻止当为事实,顺治帝亦曾说“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可见顺治帝对母亲的牵挂,所以母后的阻止是很有份量的。至于汤若望在这次出家未遂事件中的角色是彳贿问题的,此时的顺治皇帝已归人佛门,与高僧谈禅论道,对天主教是大加批判,昔日之“玛法竞被视为讨厌不便的谏正者,而被推至一边”。“一个被推至—边、讨厌不便的谏正者能否面见圣上都很有问题,更何况当面阻止。

综合上述来看,顺治帝出家未遂,母后与玉林通踊的阻止才是事实。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当与顺治兴文教、崇儒学的治国之策有关。据《汤若望传》中记载,北京宣武门内南堂上有顺治帝御制的山块碑,碑文曰:

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常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阅览,焉能知其说哉!

以《汤若望传》、《续指月录》、《玉林语录》、《茚溪森禅师语录》的记载来看,顺治剃度之事,确为事实。陈垣亦言“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至于顺治决意出家的时间,总是在十七年八月董妃死后与玉林二次到京之前。”更准确的讲,应该是十月八日至十月十五日之间。”

顺治帝的剃度师为何不是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和木陈道忞呢?憨璞性聪于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憨璞性聪在海会寺任职期满,疏请南归,八月离京。憨璞性聪离京后数日,董鄂妃去世,顺治帝才于极度悲伤之中萌生出家之念。玉林通琇于顺治十六(1659)年六月十五日,辞京南还,十七年(1660)七月,顺治帝再召玉林通琇,十月十五,玉林通琇至京。董鄂妃去世之时他正在至京的路途中。木陈道忞则早在十七年(1660)五月十五日,已辞别南归。此时只有茚溪行森在顺治帝身边,他是于十六(1659)年七月中旬至京的。直到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离京南归,在皇宫里住了十五个月,与顺治帝之间建立非常深厚法谊。从时间上讲,只有茚溪行森才有为顺治帝剃度的因缘。

虽然顺治与茚溪行森都是玉林琇通琇的弟子,但顺治并不—定要跟玉林琇出家,可另外择师;再则,茚溪行森出家后,初参雪峤圆信,雪峤圆信与玉林通琇都是龙池派,论辈分,雪峤比玉林高一辈,这样说来,茚溪行森应该与玉林通琇同辈。雪峤信圆寂后,茚溪行森又去参拜玉林通琇,以玉林通琇为师。茆溪行森虽然是玉林通琇的弟子,但他们的年龄相同,茚溪行森初参玉林通琇时,玉林通琇立即礼请他为首座。玉林通琇童真人道,在禅定之践行上,茚溪行森逊于玉林通琇可是,在世间学问方面,玉林通琇逊于茚溪行森。所以顺治出家选择茚溪行森为之剃度,以之为师,这是很有道理的。

顺治十七(1660)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朝野的舆论压力之下,茚溪行森不得不辞行南归,以免招物议。十八(1661)年正月初二,顺治帝复差官迎茚溪森为新逝保母秉炬,但不久之后,帝染天花之疾,于顺治十八(1661)年正月初六,在养心殿驾崩,时年尚不足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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